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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1207/597871.shtml
德媒刊文详解:南斯拉夫为何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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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遭美黑手 任正非内部讲话疯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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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1207/597871.shtml
2018-12-07 星岛环球网
核心提示: 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苏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 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 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3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20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 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而提供技术是免费的。1952年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
“大跃进”时未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中国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人民币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交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年至1964年这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左右,比例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对苏欠款
赫鲁晓夫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3年困难时期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来源:《炎黄春秋》▲◆★●■☆
德媒刊文详解:南斯拉夫为何分裂?★★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81208/2364051.shtml
2018-12-08 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王露露
核心提示:报道称,九十年代以来,针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及爆发战争的极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是:南斯拉夫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所谓“百年世仇”。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者格兰迪茨基强调,当时各族群之间几乎并不存在这种仇视情绪:“调查显示,直到1990年代初期,不同族群之间的敌意并不是很严重,除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外。直到1991年战争爆发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参考消息网12月8日报道 德媒称,1918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成立。11年后,这个国家改名为“南斯拉夫”。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曾经的多民族国家四分五裂。这一结局是否从南斯拉夫诞生之时便已注定?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2月2日报道,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南斯拉夫”也许已经成为一个相当陌生的字眼。不过,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这个词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那些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曾在南斯拉夫度假的德国人,或者那些曾前往南斯拉夫餐馆的食客们。上世纪60年代后,西德曾出现大量这样的餐馆。
不过大部分人提起南斯兰夫,首先想起的恐怕还是内战: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战争最终也导致南斯拉夫分解,而从中分裂的那些国家至今还能感受到其后果。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的成立也是一场战争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欧洲大部分地区需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于是实现一个古老梦想的时机到来了。
严重的先天缺陷
早在19世纪时,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克罗地亚学者,就在推动所谓的“伊利里亚运动”。这一运动的基础是南斯拉夫人都是古老伊利里亚民族的后裔,因此本就应该生活在同一国家之内。1917年,奥匈帝国内的南斯拉夫人族群代表在希腊科孚岛举行会晤,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此外还有1835年已经建国的塞尔维亚王国代表。他们一致决定,宣布成立一个统一国家。
不过,“科孚宣言”存在一个致命伤。慕尼黑历史学家卡利克解释道:“声明中写道,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基督教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姓名、标志和宗教将被一视同仁。但是从政治层面而言,如何将这一说法在宪法框架中加以实施,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答。”
报道称,这成为一个致命的先天缺陷。即便在当时,各个族群之间就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塞尔维亚人主张单一制建国方案,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坚持建立联邦制国家。
联邦,还是牢笼?
正因如此,二十世纪90年代后克罗地亚人一再宣称,南斯拉夫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压迫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牢笼”,正如当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南斯拉夫王国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里根斯堡大学的布鲁恩鲍尔说,“当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出于不同的动机,愿意建立一个共同国家,并对此坚信不疑。”
报道称,塞尔维亚人将自己视为一战的胜利者,通过浴血奋战换得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机会。他们希望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从奥匈帝国统治下解救出来,最终能够共同生活在一个彼此平等的国家里。“在1918年,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除了加入南斯拉夫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自己建国的主张并不太受欢迎。许多人都希望加入南斯拉夫。”
精英争斗
报道称,也许也是因为这一原因,这一新建国家最终分裂也并非出于内部因素。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和意大利占领,国家解体。1943年,反抗斗争过程中,南斯拉夫得以重建。不过,第二个南斯拉夫也与之前的国家一样,面对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开国元勋、终身总统铁托1980年去世之后。
历史学家卡利克认为,除了北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和科索沃)之间严重的社会经济差异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精英阶层都不愿意将各自的特殊利益置于联邦总体利益之下:“1917年至1918年,精英们所达成的共识,也就是建立共同国家,在198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
报道称,90年代以来,针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及爆发战争的极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是:南斯拉夫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所谓“百年世仇”。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者格兰迪茨基强调,当时各族群之间几乎并不存在这种仇视情绪:“调查显示,直到90年代初期,不同族群之间的敌意并不是很严重,除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外。直到1991年战争爆发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南斯拉夫”已死
报道称,直到1991年和1992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战火蔓延之后,南斯拉夫各族群之间的隔阂才达到如今的程度。从最北端的斯洛文尼亚到最南端的马其顿,南斯拉夫早已不是一个话题。“南斯拉夫的理念已经死了,”历史学教授布鲁恩鲍尔表示,“其实,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会是多好的事情。因为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而言,后南斯拉夫时代的各国之间密切合作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依然非常密切,即便民族主义者对此百般否认。”
报道称,因为彼此之间缺乏互信的现实,至今仍没有以地区整合为目标的切实计划。目前唯一连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共同点,是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愿望。
而历史学家们正是在此看到了一线希望。格兰迪茨基表示:“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盟可以让这些国家面对的许多困扰迎刃而解。并非全部都能解决,但确实很多。”▲◆★●■☆
华为遭美黑手 任正非内部讲话疯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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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8-12-06:正当习特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为贸易战按下暂停键,中国政府推出知识产权保护新规以为中美谈判营造良好氛围之际,特朗普政府又被曝出惊人举动。应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方面拘捕了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未来掌舵者孟晚舟。这一消息瞬间占据国际主流媒体新闻头条,这似乎预示着中美经贸谈判再度发生惊人逆转。
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日报导,中国电信巨擘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她因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正面临被引渡赴美的命运。孟晚舟为华为总裁任正非长女,预计未来将接班任正非。
消息传来,瞬间就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与愤怒。对于美国政府依据其国内法要求加拿大政府拘捕和引渡中国公民,中国网民惊呼“凭什么”。且有中国网民指出,特朗普不顾美国政府的信义以及欧洲盟友的公然反对,单反面撕毁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又转过身来用美国国内法指责中国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其霸权主义已经到了“无耻”地步。
年事已高的华为总裁任正非酝酿退休之际,美国政府正设法抓捕任正非的接班人女儿
在汹汹民意肆意表达之际,此前华为总裁任正非“亡国奴”内部讲话被中国网民翻出,并瞬间在中国互联网热传。
8月16日,中国经济界名人曹山石在其个人推特(Twitter)披露,针对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及其应对,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华为管理层中发了一份内部文件。
“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投降没有出路,从来亡国奴就是任人蹂躏,我们不会愿意甘做亡国奴。因此,每条战线要收缩一些边缘性投资,同时在关键领域加大投资,避免生命线被卡住。……”
有分析指,中国网民热传任正非上述内部讲话,意在表达对美国蓄意打压华为的愤怒,同时也意在提醒中国民众和政府在接下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要警惕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背信弃义。
而就在此轮习特会前夕,在10月份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任正非针对中美贸易战下华为面临的形势曾表示乐观称,“首先,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把当前形势看得过于悲观,形势总体还是好的”。
“我看《远方的家》电视栏目,记者采访过一位打太极拳的道士,他的太极八卦轻轻柔柔舞动,沙土就陷下去2公分至3公分的浅坑,表面上看似没有力量,内表是很有力量的。太极拳的含义是什么?内功。华为公司不是要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吗,我们主张打‘太极拳’,首先苦练内功,内功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不要表现得像少林功夫那样咄咄逼人。”
众所周知,中国太极精研阴阳二力的相生相克原理,并蕴含着一种相机待时、以柔克刚的生命哲学。任正非主张在严酷贸易战环境下打“太极拳”,并告诫华为“不要表现得像少林功夫那样咄咄逼人”,这被分析人士指为应对和美国人的竞争,任正非主张华为要内敛和展现善意。
但此番孟晚舟遭难,有分析人士指,不管华为怎样遵守经商与贸易方面的国际通行规则,怎样韬光养晦,只要威胁到美国在电信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都将遭遇美国黑手。此前,美国方面一直大力游说欧洲、澳洲以及日韩盟友,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发起对华为的抵制。
目前,中国政府针对孟晚舟事件已经向加拿大、美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加拿大、美国政府尚未就该事件作出官方回应。外界更为关注的是,该事件会给中美谈判以及中美贸易战带来何种广泛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