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条人生哲理（22-23）

22：热情待人是必要的，但在不适宜的场合不厌其详地介绍无关的细节是不适当的。在生活中如此，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23：母亲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都是伟大的。在你失意、忧伤甚至绝望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身边立着的母亲。不管你是怎样的卑微和落魄，母亲永远是你可以停泊栖息的港湾，她的关爱和呵护一样会把你渡上一条风雨无阻的人生之船。

今 日 看 点 : 2007-08-13 ▲◆★●■

陈云谈“文革”未能避免的原因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8/0809_336_183243_3.shtml

梁山一百单八将全是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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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时之顽疾：费比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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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重于财神—中国发展模式挑战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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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岛军演纯粹作秀 容易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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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金正日10月回访韩国 举行第三次朝韩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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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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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林彪的四野攻坚战威力排解放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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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蓝军揭秘：陪练中蜕变精锐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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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官解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亏损率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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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谈“文革”未能避免的原因
http://news.phoenixtv.com/history/2/200708/0809_336_183243_3.shtml

2007年08月10日 人民网：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了更具体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本文以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为开始，回顾了从长征到建国后直至“文革”发生，党内民主集中制逐步缺失，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的历程，进而总结指出：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约束，丧失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 陈云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革”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指出：

▲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

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 毛泽东刘少奇论党的性质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党“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说：“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 遵义会议———党内民主的典范

为使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在组织上得到保证，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的历届党章都赋予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

中共六大党章第十二章44条规定：“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中共七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增加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中共八大党章第一章第3条又补充：“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保障党员权利切实有效地行使，还规定“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可见，从中共六大到八大党章，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是不断完善的。这些规定，无疑是为保证党内民主得以实行，是党内从普通党员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应遵从而无可例外的。

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由于党员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受到排斥以后，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拥有发言权，因而在长征路上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于是才有发生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曾谈及此事。金冲及在《毛泽东传》1893—1949“长征”一节中写道：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战斗集体，是包括了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体。党不是领袖个人。

那么，什么是大局呢？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应该使每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