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2018-08-11（上午版）▲◆★●■☆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http://news.stnn.cc/19/2018/0810/568045.shtml

黄海军演常态化 震慑“台独”★★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8/0811/568072.shtml

坚决“产出”黑势力？广州官方扫黑标语笑掉大牙★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202.html

特朗普与普京闭门密谈内容被曝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105.html

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061.html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http://news.stnn.cc/19/2018/0810/568045.shtml

2018-08-10 星岛环球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它涉及我们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牵连到对生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哲学社会科学要关注现实问题、回归生活世界，就不能忽视对“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或者“人应该怎样生活”问题的思考。而对美好生活的考察，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笔者认为，从生活哲学的视域看，美好生活至少应具有全面性、超越性、人民性、社会性等基本特性。

美好生活具有全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当然也是美好生活的极致状态。人的全面性要靠生活的全面性实现，也体现为生活的全面性。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进言之，美好生活应当是全面、协调的生活。生活全面性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和全面，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比如，在很多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公平的诉求甚至比争取物质利益的愿望还要强烈和执着。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全面性需求。

在生活的全面性中，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要，那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是个老问题，古希腊哲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人应该过一种精神生活、哲学生活。但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生活的人应该是中产阶级，这就又把物质生活偷运进来了，这可以称为“亚里士多德难题”或“亚里士多德困境”。总的来看，古代哲学家的眼睛是向上的，他们抬头仰望星空，以至于看不到脚下的路。与之相反，近代以来，人的精神却显得贫乏，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流行。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目光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今天，一些中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与西方人同样的问题。人被物役，心灵被占有的欲望所占据。所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考如何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从而使我们的生活不仅满足吃喝住穿行等物质方面需求，而且能够满足文化、美、道德、民主、自由等精神方面需求，使人成为全面的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美好生活具有超越性

对动物而言，只有一个实然世界；而人却因为有了意识和语言，由实然世界突入可能性之域。所以，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物，是一种有理想、有信仰的存在物。理想和信仰不仅是人生存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人的精神家园，其解决的是人的心灵安放问题。我们努力实现的美好生活，应该是一种有理想的生活，有方向、有动力、有激情的生活，积极的、乐观的、主动的生活，有“在家”的感觉、心灵宁静的生活。

对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人总是试图追求确定性，试图找到某种可以把握的东西。当古代哲学家在生灭变化的世界之外设定一个永恒的、不变不动的本质世界时，他们是在追求确定性；当近代哲学家把世界简化为几个力学规则时，他们也是在追求确定性。一部哲学史就是不断改变阿基米德点的历史，这一历史在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原点的演化体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世界都从这个阿基米德点演化而来。对确定性的追求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普遍要求，一种笛卡尔式的焦虑，一种对混沌、不确定性的恐惧，因为人们担心，“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绝对基础之上，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抽象的、无休无止的怀疑”。但是，近代以来，西方伴随着上帝死去、理想王国破灭，人愈来愈感性化、平面化。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未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

当前，有一些人把“跟着感觉走”奉为时尚，唯美的东西、崇高的东西、神圣的东西、理想的东西弱化了，这导致人们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他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就是要使理想信念在中国大地上进一步树立起来，构筑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一维。

美好生活具有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显著标志。人民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的初心，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因此，我们所追求、要实现的美好生活不是个别人的生活，不是少数人的生活，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人民性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要求我们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

美好生活具有社会性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自由不是个人的私事，单个人无法达到自由，自由是一种社会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所以，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进行整体的社会改造，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同理，美好生活尽管要落实为个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但它不是单个人的状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是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不是单个人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通过整体的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在这里，每个人的美好生活都是其他人的美好生活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是社会存在物，离开社会就无法生存，所以首先要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超越“小我”、走向“大我”，把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之中，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自己的梦想。如此，我们才真正有幸福感、满足感，我们的生活才真正是美好生活。就像马克思在高中毕业作文中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作者：李文阁，系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主任）▲◆★●■☆

 

黄海军演常态化 震慑“台独”★★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8/0811/568072.shtml

2018-08-11 星岛环球网：国防部网站10日转发海事局网站消息称，解放军将於10日至13日在黄海进行重大军事活动。军事专家对大公报表示，这次军事活动为解放军进行的常态化、例行化演练，旨在全面提升解放军在複杂海战场环境下作战能力，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这位专家分析，防空反导有望成为这次演习训练科目，空军或加入成为一次军种大联合作战演习。专家表示，常态化的练兵备战也是解放军为加强军事斗争能力，可震慑“台独”等分裂势力。/大公报记者 马静北京报道

中国海事局网站10日对外发布消息称，解放军将於8月10日下午6时至8月13日10时，在黄海青岛至日照以东5点连线海域内组织重大军事活动，为确保安全，任何船舶不得进入。随後，国防部网站全文转发此消息。

凤凰卫视评论员、知名军事专家宋忠平对大公报表示，“重大军事活动”为解放军将在黄海举行常态化、例行化军事演练。他认为，此次军事演练有三大看点，第一是解放军在东海、南海、黄海的军事演练是常态化的，符合解放军加强军事斗争準备，练兵备战的需要，也符合解放军强化複杂环境下军事斗争準备的实际需要，同时符合军事体制改革的实际需求。

宋忠平分析，第二个看点则主要体现在训练科目和方式上，他说，一般情况在黄海海域进行的演练，主要以海军各兵种联合演练为主，这次则有希望看到空军或参与演练，形成海空一体化作战模式。“真正意义上的大的联合作战，应该是海空两大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宋忠平表示，“可能会涉及更多核心科目，其中包括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等，全面提升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

黄海军演可兼顾朝鲜局势

有网友评论称，解放军是次军事活动或与蔡英文即将在12日出访有关，宋忠平则认为，并无太多直接关係。但是，这次演练的第三个看点就是，从政治角度而言可以对台湾“台独”势力形成一定震慑作用。他说，解放军目前军事斗争準备其中一个核心的方向就是东南沿海，“如果对台军事斗争，不仅是东海舰队的事，而是几大舰队共同的使命，因此在不同的海域进行军事演练，针对的都是‘台独’。”

记者注意到，2016年7月、2017年7月底和8月初，解放军在黄海都曾进行军演。宋忠平表示，足见黄海演练是常态化、例行化军事活动，但每年演练科目有所区别，今年会重视防空和反导，“这是既考虑台海局势变化，也兼顾朝鲜局势的变化。防空反导把解放军的反导能力向海上推进，延伸陆地反导能力，建立陆基和海基联合反导体系也是海军的重要使命之一。”来源：大公网▲◆★●■☆

 

坚决“产出”黑势力？广州官方扫黑标语笑掉大牙★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202.html

苹果日报 2018-08-10：中国广州地方政府最近一幅扫黑标语惹了一个大笑话。坚决剷除黑势力，竟写成坚决「产出」黑势力，让当地网友忍不住说：这是实话。

微博上最近有网友上传一张照片，其中可见梅州市一座天桥上挂着大大的红色标语写着：「坚决产出黑恶势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消息传出后，当地政府立刻要求全面彻查错误标语，但照片早已流传网路。

有网友痛批：「是不认真还是言为心声还是要对着干？这都不认真，那麽你们干什麽能认真？别什麽都推到广告公司身上，你们挂上之前，不校对吗？你们是猪家族成员吗？如果是，你们糟蹋猪的名声！」另有网友调侃：「写的是事实啊，当地的确『产出』太多黑恶势力」、「梅州人民很有文化，也敢说实话…」。 ▲◆★●■☆

 

特朗普与普京闭门密谈内容被曝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105.html

环球时报 2018-08-10：据外媒报道，媒体近日曝光的一份文件显示，在7月16日举行的赫尔辛基“普特会”上，普京就削减核武器和太空战等问题与特朗普展开了“博弈”，但双方并没有寻求到满意的“答案”。

关于普京和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面时具体“尬聊”了些什么话题一直为外界津津乐道。而最近，一家美国媒体获取的一份文件显示，在赫尔辛基会谈上，普京向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俄美双方关于控制核武器和禁止研发太空武器应展开新的谈判。

据美媒报道，这份文件之前并未公开，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预先拟定的“普特会”上双方会谈的主题。这份文件为7月16日长达两个小时的“普特闭门会晤”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一位美国政府的顾问提供了这份文件的英文译本，这位顾问称，普京与特朗普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围绕该文件的内容交换了意见。

美媒在拿到英译版文件之后还重新检查了这份文件的俄文译本，在俄文版的文件上，开头就用大字写着“军备控制问题对话”的标题。向美国媒体提供这份文件的人称，自己是从俄罗斯官员手中获取这份文件，俄方官员称，这份文件上记录着赫尔辛基会谈上，普京向特朗普所传达的信息。

而白宫方面不仅在周二否认了特朗普在赫尔辛基会谈上有收到任何纸质文件，还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到了周三，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莫斯科向普京的代表递交了一封来自特朗普的信，在信中特朗普呼吁美俄领导人应该“进一步接触”。

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发言人玛利亚·扎卡洛娃则在周三抱怨美方“制造”了这起赫尔辛基备忘录的“泄密”事件，扎卡洛娃称，“来自于美国方面的这种泄密事件定期发生，大约每月来一次”。

扎卡洛娃在她的脸书账号上写道，“如果美国人连俄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内容都没法保密，那么那些所谓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人又能做些什么？”

这份俄文版备忘录指出，普京在“普特会”上提出的优先事项真是“出人意料地正常”，备忘录中包括俄方愿意延长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俄美核条约并寻求美俄间新的武器限制条约，几十年来，这些问题一直是俄美对话中的“常规操作”。尽管近来由于叙利亚和乌克兰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华盛顿两党抱怨特朗普拒绝质疑普京否认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等议题，使得俄美间的这些问题有些黯然失色。

而于近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非正式的军控谈判上，一位与会者表示，这份文件提供的新细节表明，尽管俄美两国在其他方面依旧存在摩擦，但普京仍然有兴趣维持两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传统合作。 ▲◆★●■☆

 

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8/10/7518061.html

瞭望智库 2018-08-10：近日，辽宁省政府印发了《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全国多地更是陆续出台各种鼓励生二孩的奖励政策。不久前，全国人大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拟将 “子女教育支出”一项扣除。

政策利好的背后，是出生人口开始下降的现实。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比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又少了300万人。

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日起至今已经实行了两年多，各地也陆续修改了地方条例，延长了产假，但人们对此还是没有太多热情。

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原因除了养不起，大概就是没人照顾小孩了。无论是即将为人父母，还是已经带了两三年小孩，摆在年轻夫妻面前的难题就是：谁来带孩子。不是所有家庭都有钱支撑全职妈妈的梦，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时间有意愿带孙辈。

而当你愿意支付一定价钱，求助市面上专业的托儿机构，偌大一个城市里竟然难觅托儿所踪迹。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回到三四十年前，你会发现托儿所曾经在中国遍地开花。有人为此感慨，中国人也曾经普遍享受过托儿所这样的福利。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托儿所如今都消失了？幼儿抚养只是家庭的责任吗？托儿所可以交给市场来运作吗？

曾几何时，托儿所遍布中国各机关单位、街道小区。然而，这些托儿所在数量上取胜，在质量上却堪忧，能够覆盖到的人群也很有限。中国的确有过托儿所遍地的时代，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过优质的托儿服务。

当这些托儿所都慢慢消亡后，中国也迟迟没有形成一个正常的托儿市场。这其中既有市场和政策的因素，也受到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托儿所就没市场了。2016年卫计委的调查显示，即便家里有老人参与看护儿童，依旧有33.8%的家庭表示有托育需要。

放眼全球，无论是国际上幼儿托管公认最好的国家丹麦，还是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美国，政府对幼儿托管的财政支持和质量监管缺一不可。

更重要的是，幼儿抚养不只是家庭的责任，这可能是我们更该改变的意识。

　1、缺少法律规定的托儿所

幼儿园和托儿所都是对学龄前儿童的保育和教育，两者并没有清晰的“楚河汉界”。

幼儿园，属于学前教育，这是世界的共识。然而，幼儿托管，其保育和教育两项功能交织，其教育内容更多涉及人之本能——说话、走路、吃饭、玩耍皆教育，而非规范的经验知识。

在性质上，它们是否属于教育，在国际上有不同的认知。一般来说，幼儿托管分别由社会福利部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管理，或者，由多部门共同管理。

正是由于界限模糊，发达国家在制定法律时，一般将托儿所与幼儿园一并纳入，整体上，托儿所与幼儿园监管标准差异并不大。

我国的《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都提到了学前教育，但对托儿所性质没有作出规定。

1989年，中国教育部门制定的《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招收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对其进行保育和教育的幼儿园。显然，条例十分清晰地将为3岁以下服务的托儿所排除在外了。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单位）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中，使用了“幼儿教育”这个概念，但只是提到了“（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合作，共同开展0-6岁儿童家长的科学育儿指导”，没有涉及托儿所的监管。

2010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仍然延续了学前教育特指幼儿园的传统。

由上可知，在中国，幼儿园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法规，而托儿所恰恰相反，根本没有相关法律规定。

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托儿所应该是一个自由进出的行业。地方教育部门是否能够将托儿所定性为学前教育并纳入监管还存在很大的法律争议。

2、被资本冷落的托儿所

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全国在园幼童约4414万人，相比10年前，增长了差不多1倍（95%），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77.4%。

世界平均水平为48.5%（2015年），OECD（经合组织，由发达国家组成）平均水平为83.8%（2011年）。但很多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5岁，并不完全具备可比性。

可以说，中国的幼儿园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就入园率而言，相当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民办幼儿园是近10年幼儿教育发展的主力，它服务的儿童占到了55.2%。近10年入园儿童增量的77.3%由民办幼儿园完成。

华南地区的广州，民办幼儿园高达到67%、深圳达96%。

相比之下，上海民办幼儿园约32%、北京为35%。

按照上海教育部门的统计，2016年，上海地区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只有区区21所，托管人数仅4342人（幼儿园为56万），相比10年前反而减少了63%（幼儿园增加86%，民办幼儿园更是巨增约298%）。

即便考虑到教育部门只是统计了获得许可的合法托儿所数据，这种反差也是发人深思的。

按照上海教育部门制定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在最受社会关注的场地标准方面，只是规定儿童活动室人均不少于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平方米，总使用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其它辅助用房并没有量化标准。

根据2005年版的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人均建筑面积最低也要达到14.13平方。

即便是按照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教育部新版《幼儿园建设标准》，最低标准可至9.26平方，幼儿园准入标准仍然高于托儿所。

很显然，幼儿园“门槛”更高，却受到了民间资本的青睐，而托儿所这个更低“门槛”的行业，却遭到了资本的冷落。

准入门槛可能限制了一部分、甚至相当多的投资者，但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简单来讲，幼儿园是一种“刚需”——几乎所有的适龄儿童都有幼儿园服务的需求，有更大的价格空间。从A股上市的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也可以看出，幼儿园的平均净利润率在35%以上。

而托儿所服务则存在很多“备选”，亲戚、朋友、保姆等，使得托儿所不可能有太大的价格空间。正因如此，托儿所才没有得到资本的青睐。

3、幼儿托管的“丹麦童话”

那么，幼儿托管究竟该由市场还是政府来主导？在国际上有两种典型模式：

*以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幼儿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主要由公共机构或非盈利机构提供服务，政府承担绝大部分成本，费用按照家长的支付能力确定。

*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主要由私人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向雇主（雇主为员工提供企业托管服务）和家长提供补贴，家长按市场价格支付。

从入托率、托管费用的家长负担、从业人员素质等指标来看，北欧模式显然更胜一筹。

特别是丹麦这个童话王国，为本国儿童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幼儿教育服务。

首先，从普遍性来看，丹麦3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达67%，其中1岁以下19.1%，1岁和2岁则分别高达89.3%和93.2%；3岁以上幼童入园率更是高达97%。

相比之下，美国入托率不足40%，OECD国家平均约25%。据报道，中国入托率可能低于4%。美国60%左右的入园率甚至略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

其次，从家长负担看，丹麦家长支付的托管费用最多不超过成本的25%，其余为地方政府支付。

平均而言，家长支付的入托费用只占家庭收入的9%，低于美国卫生部制定的家长支付能力标准（托管支出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比如，2岁以下的幼童日托年收费仅4400美元，低于中国很多城市。

而美国很多家庭则是不堪重负，平均而言，家庭收入的27%要用于幼儿托管服务，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约16%），全美有31个州的托儿收费超过大学收费，首都华盛顿托管年收费雄踞全美第一，高达2.3万美元，纽约州、加州也分别达1.4万美元、1.2万美元。即便是由雇主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收费也不菲，如著名科技公司Google员工托儿所年收费高达2.9万美元。

第三，在服务质量方面，丹麦3岁以下的托儿所的员童比（幼儿与托管中心的员工之比）低至3.3，而美国则是5以上。

第四，在影响服务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员工收入方面，丹麦保育员的平均时薪都有25美元，是美国员工的2倍以上（时薪仅10.2美元）。并且，丹麦的托儿所的员工全部享受社会保险等福利，而美国的85%同行只是零工，没有能够享受这些福利。

第五，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丹麦的花费同样是高居榜首——丹麦GDP的0.8%以上用在了托儿所服务上，而美国还不到0.1%。

4、不能把托儿所完全交给市场

父母需要托儿所服务，但托儿所服务的幼儿并不能向爸爸妈妈描述服务体验，即便是通过监控也难以解决。

在很大程度上，父母选择服务受空间约束（如家或者办公场所附近），这使得服务的竞争性大为削弱。

更重要的是，事后的处罚和赔偿，以及市场力量对差的托儿所的淘汰，都无法补偿幼童所受到的伤害。

可以说，托儿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市场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举个例子，2005年，荷兰对幼儿教育行业进行了放松管制改革，将行业标准交由市场主体协商确定，结果，综合服务水平得分从2005年的3.6降到3.0；2001年，被评价为“不满意”的幼托机构只有6%，到了2008年，上升到49%。2011年，荷兰政府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强制质量标准。

即便是相对市场化的美国，各个州也都设定了质量标准，如员童比、场地、员工资质。并且，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城市政府都有相应财政支持政策。

以纽约市为例，联邦政府最高可以退税2100美元，州政府最高可以退税2310美元，市政府最高可以退税17 33美元。

联邦政府还有各种项目，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对于雇主为员工提供托管服务的，有的州规定雇主托管服务支出的50%可以申请抵税。

　5、重视财政投入及雇主责任

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16年学前教育总投入2802亿元，占全部教育投入的7.2%，相对于10年前，已经增长了20倍以上，但财政投入仍然低于GDP的0.2%，不到美国的一半，更远低于丹麦（1.3%）。

更重要的是，这些投入几乎全部投向了幼儿园，托儿所得到的比例微乎其微。

除了财政投入外，很多国家都相当重视雇主责任：

荷兰要求雇主负责儿童托管和学前教育费用的1/3（如夫妻双方分属不同的公司，则各自负责1/6）；

英国雇主以各种方式负担了约27%的成本，而政府对雇主承担的成本一般都给予税收优惠或抵扣。

在财政投入不足的当下，政府更应该鼓励雇主为员工提供幼儿托管服务。很多研究表明，雇主提供幼儿托管服务有利于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和忠诚度。

由于雇主提供的服务靠近家长，且一般都不以赢利为目的，应对其降低办托门槛。

以场地标准为例，特大城市由于土地资源紧张，不应该按照传统的独立幼儿园的建设标准来要求雇主。

在我国香港地区的托儿所，生均使用面积为3.3平方（包括辅助功能室在内的室内活动场所，活动室为2.8平方），没有室外场地的，则要求在室内活动室标准基础上再增加50%，也就是说生均使用总面积仅为4.7平方。

日本东京标准更低，1岁以下幼童使用的室内活动室面积标准为1.98平方，1-2岁为1.65平方。室外活动场所不作强制要求，只有推荐标准。

OECD国家室内活动室的平均标准也只有3.6平方。

6、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管

幼儿教育服务质量标准不能降低，从业人员的监管必须更加严格。

降低场所成本后，更应该提高人的成本，吸引更多更适合的人进入这个行业，让从业人员更加珍惜岗位。毕竟，要求幼教人员提供充满爱的服务只能是自我内心的力量，任何外部的监管都只能是防止明显作恶，并不能减少冷漠。

教育部《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幼儿园园长、教师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程度，或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保育员应当具有初中毕业程度，并受过幼儿保育职业培训。

从实践来看，不论是幼儿园还是托儿所，中国的从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差距并不算大，主要问题是有关从业资格的要求没有实际落实，很多从业人员几乎没有获得过规范的培训认证。

上海对托儿所从业人员资质规定：早期教养指导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的学历，有育婴师以上的职业资格或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资格，对2岁以下儿童实施早期教养指导人员必须经过育婴师职业资格培训。

可以比较的是，纽约规定，托儿所负责1岁以下幼儿的老师必须具有幼教专业的大专学历，或者取得纽约儿童教育认证（CDA），或者高中学历。负责2-6岁的老师，必须获得纽约州的教师资格或者已注册获得有关认证，并接受过早期教育培训。

此外，所有从业人员需要注册上岗（如香港），并建立全国从业人员从业及培训记录数据库，才能真正落实从业人员资质要求，防止经营者为降低成本，在获得许可后招用低素质不符合条件人员。这也可以使得从业人员不敢违法，一地违法，就会全国禁入。

幼童缺乏基本的识别能力（不能识别虐待行为）、对抗能力（不能拒绝或反抗）和表达能力（不能讲出遭到的虐待），是虐童事件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除了学历资质，加强从业人员任职前的犯罪和虐童背景调查、把坏人挡在门外，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此外，如果把内部监控变成网络监控（如家长可以凭密码随时查看，监管部门可以随时抽查），把从业人员的“私人空间”变成“公共空间”，效果应该会更好。

总而言之，幼儿教育，不光是家庭的抚育责任，还关系到社会劳动力利用效率（专业幼儿教育更有效率），也关系到人口繁衍，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社会有责任承担相应的成本，国家必须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这个行业，必须鼓励更多的雇主为员工提供服务，必须吸引更多的合适的人进入这个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