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qianlong.com/2007-04-26 来源：北京青年报：今年“两会”期间，有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取消利息税。后来传出消息，两个月内会有答复。但是，最近突然出来两位“财税专家”，对此提案大泼冷水。其中有一位可谓态度鲜明：“可以肯定地说，对个人存款利息所得征税不会取消。”而另一位则是立场坚定：“对个人存款利息所得征税具有‘劫富济贫’的调节功能，利息税不应该取消。”
 
　　作为专家，既提出论点，必握有论据。这两位专家所说的理由，概括起来有四。理由一：利息税具有“劫富济贫”的调节功能；理由二：“利息税触及最多的还是中低收入者利益”这一判断有误；理由三：把钱存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应该视为一种投资，而投资历来是有赢有亏的；理由四：现在还不能说老百姓的利率是负利率。

　　虽然不具备“财税”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拜读了专家们的上述4点理由后，总觉得骨鲠在喉，不说不快。于是，按照一般常识，也来分析一下上述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到底是专家，随便举几个数字，就把“利息税触及最多的还是中低收入者利益”给否了，反而认为利息税是“劫富济贫”。专家仅仅以8亿农民存款不到20%和2000多万贫困人口来说事，态度非常草率。其实，即使是从人数上来看这个问题，富人是少数，中低收入者是多数，“触及最多”之说也应该成立。就说贫困人口，无论总数是多少，其中“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的可以说很少。因为现在“低保金”大多通过银行发放，有孩子的家庭大多会留一点，给孩子上学用，他们的孩子也许可以免交学杂费，但现在学校里这样那样的收费不少，你总得时刻准备着点。有病、残成员的家庭，也会留一点，以防不时之需，虽然有医疗救助，但能够补贴50%就算阿弥陀佛，要是手上没点钱，医院的门都进不去……然而，一项没有起征点，也不采用累进制，税率一刀切，统统按20%征收的税收，当然会笼罩所有的贫困人口，他们的存款再少也照样得交利息税。请问专家，这公平吗？

　　所以，利息税不光“劫富济贫”，同时也会“劫贫济贫”，后者的涉及面更大。可能专家会说，富人存钱多，扣缴的利息税也多；穷人存钱少，扣缴的利息税自然也少；穷人交的利息税，与富人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说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然。不知道这两位专家为什么忘记了“边际效益”这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同样的一元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在富人手里可能根本就不是钱，而在穷人手里却可能是一顿饭钱。所以，现在的利息税所表现出来的不公平是令人惊讶的。

　　专家举出“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7%，中国人民银行调息后仅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就为2.79%”，以此来否定“负利率”，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确实，2.79%减去2.7%还有0.09%，可还要减去20%的利息税，也就是还要减掉0.558%，其结果难道不是负利率吗？同时，以CPI来说事是有问题的，中低收入群体存钱是为了吃饭、住房、就医、子女教育，这些方面消费价格的涨幅不知专家又如何计算。

　　至于“把钱存在银行里赚取利息，应该视为一种投资”，那更是近乎强词夺理。将老百姓往银行里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愣说成是为“赚取利息”，不怕别人笑掉大牙。怎么没有看见银行门口贴上“专家提醒，银行存款有风险”之类的广而告之呢。

　　当然，我们也很清醒，既然专家放出风来，恐怕就意味着取消利息税难有希望。中国的财政支出中有太多“刚性支出”，所以，即使是不到500个亿的区区小数，现在也难以调整，这些钱够用来解决城乡低保外加新农合的了。但是，说利息税就是为此而征，证据不足，难以服人，中国的财政从来都是主张大一统的，根本没有专门征某种税以支持某项政策的先例。作为专家，这样妄下判断是否有搪塞老百姓之嫌呢？(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 

 

2007-04-26  “邓丽君是台湾间谍。”

　　这一惊人的消息是在邓丽君突然死亡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1995年6月中旬，由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首先报道的。

　　杂志社记者在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进行采访时，谷正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先生于1994年死于癌症）。而配合协同工作的则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根据谷正文的叙述，当时的情况如下： 转自club.china.com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她被邀请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当局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当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就是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