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5日韩咏红（北京特派员）：中国运动员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牌，价值几何？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因生活窘迫，无奈使出卖奖牌的下策。她最近在网上出售自己过去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获得的16面奖牌，开价金牌1000元（人民币，下同，约200新元），铜牌100元。

　　在中国积极为2008北京奥运备战的此时，这起“世界冠军卖奖牌为生”事件，刺痛了不少曾经将体育成绩视为国家荣耀的中国民众心灵。消息上周经媒体曝光后，几天内即有数百人发电邮表示希望资助中国的前世界冠军，有人为她介绍工作，更有神秘人出价2万元代艾冬梅收藏她1999年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获得的金牌。

　　昨天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奥运之星保障基金给艾冬梅送去5000元前期帮助金，并表示接下来要帮助他们夫妇掌握一技之长。另外，中国田径明星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前天也对外透露，他们师徒有意联合中国国内知名运动员成立保障退役运动员权益的基金会。艾冬梅得到的暖意，似乎为事件写下合理的结局。

　　然而，熟悉中国体育现状的评论人纷纷指出，艾冬梅的故事不是孤立的现象，而很可能只是无数例子的其中一个。更有评论将质疑的矛头直指多年来为中国缔造无数世界金牌的“举国体制”。

　　26岁的艾冬梅目前和丈夫以及不满2岁的女儿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州。媒体连日的密集报道，让许多中国民众了解到他们家三口住在租来的两室一厅，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属于他们的电器。

　　她其实有一场官司正在追诉中，去年9月她和郭萍等三名前队友联名起诉前教练王德显，追讨16万工资。但法庭迟迟不开庭，这也是一家三口从东北老家来到北京的原因。

　　自从官司立案以来，艾冬梅每月的补贴从800多元降到了300多元。一个月前，她同为退役运动员丈夫的300元补贴也领不到。夫妇摆地摊谋生，每天收入仅数十元。没有一技之长，艾冬梅想经营童装生意，算算需要6000元本钱，她萌起卖奖牌的念头。

　中国媒体去年曾报道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沦为搓澡工的故事。艾冬梅的遭遇再次激起了舆论界义愤。中国《劲体育》杂志评论人王小峰撰文指出，艾冬梅及落魄运动员都是中国“举国体制”下的牺牲品。体育被当作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剂来用，但对运动员却是“用的着时候往死里用”，“用不着了就一推”，“为国争光，为省争光后一无所有”。

　　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在中国30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的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生存问题的困扰。　　

　　一些冷门项目的运动员不仅付出了牺牲青春和学习的命运，还要面对体制内强者凌弱，利益分配高度不合理的无情。评论人鲁宁去年底即在博客中写道，“举国体制”造成体育界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世界上最庞大的体育官员队伍，最庞大的体育事业机构和队伍。

　　尽管近年社会上对“举国体制”的批评日隆，但体育官员素来坚持，祖国至上，一致对外、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是中国取得进步的坚实基础，不可轻易放弃。

　　对此，本周有评论人说，只希望北京奥运快快开完，当中国人用奥运会完成中国人的一项历史使命之后，让体育回其健身和娱乐的本位上，脱离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关系。

    2007年04月15日人民日报:  1970年10月,“文革”中最动乱的时期刚过，金日成在时隔几年后不公开地访问北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18楼。毛主席知道后，要到住地去看望他。金日成得知，忙下楼等候。两入见面后，长久相互凝视并握手。这天毛主席与金日成就国际形势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并设晚宴款待他。次日，周总理与金日成举行长时间的会谈，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访问期间正值朝鲜劳动党成立25周年，周总理考虑十分周到，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金日成及其随行人员，以示庆祝。这以后，金日成又恢复“文革”前的老做法，像走亲戚一样每年都来北京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甚至一年来两次。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正式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委托邓小平副主席出面接待。金日成乘专列到达北京时，邓小平登车迎接。60年代中期两人曾在平壤见过面，10年后在北京重逢，两人分外高兴。邓小平陪金主席直接去中南海，与正在等候的毛主席见面，并与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邓小平主持盛大宴会欢迎金主席，并陪同金主席到南京参观，还乘船游览了长江。这是金日成最后一次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见面。

    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后，金日成非常悲痛，多次热泪盈眶。他亲自到中国驻朝鲜使馆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还决定在朝鲜建立周恩来铜像，地点选在1958年周总理冒雪访问过的咸兴化肥厂。铜像落成后，金日成邀请邓颖超副委员长访朝，亲自陪同她去咸兴参加铜像揭幕仪式。在朝鲜，除了这座周恩来的铜像，再没有第二座为外国人建立的铜像。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邓小平副主席率党政代表团前往祝贺。邓小平8日中午抵达平壤，朴成哲副主席到机场迎接，之后直接去主席府。金主席在主席府门口迎接，同邓小平握手拥抱，亲切交谈，共进午餐。这年参加朝鲜国庆活动的外宾很多，其中还有几位国家元首，但金日成对邓小平来访十分重视，每次活动都把他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并不时用中文与他交谈。金日成还特别抽出一天时间，分上下午两次与邓小平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邓小平去咸兴访问，受到10万人夹道欢迎，并在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回国前，金日成专门到宾馆与邓小平话别，为他送行。临行前，邓小平邀请金日成下次访问中国时到他的家乡四川去看一看。1982年9月金日成访华时，邓小平果然陪他乘专列去成都参观访问，实现了4年前的约定。

    1990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金曰成主席的邀请正式访问朝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1991年10月金日成再次访华，当时邓小平年事已高，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还是破例会见了金日成，与他进行近一个小时的长谈。访问期间，江泽民主持欢迎宴会，与金主席进行会谈，还陪同他访问了扬州。金日成当时虽已年届八十，但仍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南京、济南，游览了泰山、曲阜，赞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说以后有时间再来中国。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访问竟成为他对中国的
告别之旅。

    金日成主席生前酷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团访朝，只要他能抽出时间，一定前去观看。记得陕西省艺术团《丝路花雨》剧组访朝演出时，金主席边看边赞赏它的思想性艺术性，还接见了主要演员。金主席来北京，只要时间允许，中方都要为他安排专场演出，无论是京剧还是歌舞，他都看得津津有味。来源：人民日报

    网友：郭根群 2007年04月15日: 3月14日，《京华时报》报道了一篇由记者郭爱娣采访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的文章——《反腐败研究专家：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该文把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斗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目前刚进入第三阶段。该文说：“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如果按照这个预测，从现在算起到本世纪中期还得43年，也就是说，腐败分子还能猖狂40多年。不知道研究者是怎么研究和预测出来的，这个预测的误差是否太大了？颇耸人听闻。反正我不相信。这个研究预测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 一是，低估了我党的执政能力。

对于反腐败的问题，我党的态度和方针从来就是很明确的，早已把它上升到了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同时强调，既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又要立足当前，标本兼治。特别是近几年来，党中央下发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特别是严惩了腐败高官。腐败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党绝对不会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 二是，低估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廉洁高效是老百姓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政府竭力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廉洁高效和其它配套的改革措施，反腐倡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必将进一步有效地强化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可能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 三是，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在这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至少要召开8个届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制定出台和修改一系列反腐败的有关法律法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法”和其它一些配套法规也在紧锣密鼓地调研和起草之中。我就不信，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能容忍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当然，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预测成果，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毕竟是超前思维，不可能很准确。但是，也不能离谱太远，漫无边际。否则就会误导公众，产生歧异和消极影响，给我们的反腐败工作造成被动。对于反腐败斗争，我党的态度和方针历来都是很明确的。看不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采取“速战速决”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的。但是，对这场斗争采取打“持久战”的马拉松战术，同样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主张会削弱我们的斗志，涣散我们的人心，影响我们反腐败斗争的战斗力。特别是，这种腐败行为正在不断地侵害着我党的健康肌体，如果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采取果断措施把腐败问题解决了，那么历史的教训就会重演！所以，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会让腐败分子再猖狂40多年。 来源：人民网

    文章提供 于 2007-4-1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 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