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安4月11日电：(记者孙彦新)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科技人员经过60天鏖战，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成功排除北斗导航试验卫星星上故障。目前，卫星运行姿态良好，星上仪器工作正常。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07年2月3日，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因太阳帆板展开时发生故障，造成卫星不能正常运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认真分析卫星故障，科学制订抢救方案，成功排除了故障。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目前已经转入在轨长期管理。

　　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的主流媒体和港台媒体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次中国成功进行卫星发射的消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形成美、俄、欧、中在卫星导航系统上的“四强争霸”格局。

　　据报道，这次中国发射的是第４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前３颗北斗导航卫星分别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２月２１日和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发射升空。北斗导航试验系统运行至今工作稳定、状态良好，已在测绘、电信、水利、交通运输、勘探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中国正实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计划２００８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等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美国国防部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实施的ＧＰＳ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垄断了全球军用和民用卫星导航市场。

　　GPS原来是专门用于为洲际导弹导航的秘密军事系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首次得到实战应用。随后，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显身手。从克林顿时代起，该系统开始应用在了民用方面。

　　现运行的GPS系统由24颗工作卫星和4颗备用卫星组成。美国利用ＧＰ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多年来在出售信号接收设备方面赚取了巨额利润。以1986年为例，当时一台一般精度的GPS定位仪价格5万美元，高精度的则达到10万美元。现在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可推算出20年来GPS“收获颇丰”。以GPS为代表的卫星导航定位应用产业，已成为八大无线产业之一。据美国国家公共管理研究院进行的调查评估表明，GPS的全球销售额将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2005年全球GPS市场已达到310亿美元。

　　长期以来，美国对本国军方提供的是精确定位信号，对其他用户提供的则是加了干扰的低精度信号——也就是说，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的准确位置，只有美国人掌握，其他国家只知道个“大概”。在海湾战争时，美国还曾置欧盟各国利益不顾，一度关闭对欧GPS服务。

　　为打破美国的垄断，俄罗斯耗资３０多亿美元建起了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格洛纳斯）。２００２年，欧盟启动了“伽利略计划”，将在２００８年投入运营。２００３年，中国与欧盟签署了有关伽利略计划的合作协定，目前双方合作项目已有１４个。此外，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从目前的竞争格局看，ＧＰＳ无疑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它的优势正逐步被其他３大系统所取代。从技术和应用前景上看，四大系统各有优劣，如果说GPS胜在成熟，伽利略胜在精准，那么格洛纳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抗干扰能力强，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优势则在于互动性和开放性。

　　与ＧＰＳ相比，伽利略系统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其卫星数量多达30颗，其卫星轨道位置比GPS高。伽利略可为地面用户提供3种类型的信号供选择，其中包括免费信号、加密且需交费才能使用的信号、加密且可以符合更高要求的信号。

　　此外，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信号的最高精度比GPS高10倍，确定物体的误差范围在1米之内。正如有关专家所说：“如今的GPS只能找到街道，而伽利略却能找到车库的门。”而俄国的格洛纳斯由24颗卫星组成，也是由军方负责研制和控制的军民两用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尽管其定位精度比GPS、伽利略略低，但其抗干扰能力却是最强的。

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能力，而且在定位性能上有所创新。北斗系统与其他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能使用户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还可以告诉别人自己的位置，特别适用于需要导航与移动数据通信场所。此外，中国还致力于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性，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

    ● 郑永年: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

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

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
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

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

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

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

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
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作者:  郑永年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2007-04-10 知识博览报  作者：刘铁林 来源：知识博览报
   
    近来，美国不断增兵波斯湾，一时间美伊剑拔弩张，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许多国家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在美伊战与不战之间积极斡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希望美伊大打出手，谁又最不希望看到美国对伊朗动武呢？
   
    ◆ 俄罗斯心有余而力不足
   
    据美国媒体报道，经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俄罗斯外交部3月2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长达70页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研究》，敦促美伊关系正常化。
   
    该研究报告被看作是俄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报告中，对于伊朗问题，俄罗斯对德黑兰帮助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稳定给予了肯定，批评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企图把国际社会拖入大规模的危机当中。莫斯科敦促美国避免伊朗核问题升级，因为这将导致一场“文明冲突”，并产生灾难性后果。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伊朗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自核危机以来，俄罗斯坚定地支持伊朗与美国对抗，而且也是伊朗需要特别倚重的对象。但令人意外的是，近来俄方立场正与伊朗渐行渐远。今年3月底，在给伊朗下达立即停止浓缩铀活动的最后通牒之后，俄罗斯再出狠手，以伊朗不提供资金为借口，突然从布什尔核电站撤走了2000名核专家、工程师和工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俄国已经放弃了对伊朗的实质性支持。
   
    对于伊朗为什么听不进俄罗斯警告而一意发展核武器，《汉和防务评论》主编平可夫分析指出：“俄罗斯原本想利用美国对伊朗的打压，在保住伊朗的基础上控制住伊朗。但伊朗认为，拥有核能力，既可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也可利用宗教号召力让伊拉克什叶派成为反美力量，使美国的对伊战争变成中东的越战，进而对以色列保持压力。这时候，莫斯科在伊朗的政治、外交和宗教天平上所占的分量，自然没有俄罗斯人想像的那么重，而且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对石油丰富的伊朗来说毫无制约能力。”可见，伊朗核危机并没有给俄罗斯提供在国际舞台扮演主角的机会，反倒显示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
   
    其实，伊朗与俄罗斯本来就存在深刻矛盾，现在只不过是出于抵御美国的共同利益才走到了一起。早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时期，伊朗就饱受俄国人的战火蹂躏。两国关系直至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之后也未得到改变。当时伊朗的霍梅尼政权提出了“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苏联称之为小撒旦。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面临各种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苏联，而苏联也不希望伊朗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再度回到美国的怀抱，双边关系才有所改观。

两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莫斯科如果再继续向伊朗提供核燃料，那么它在国际上将很难解释其立场。在欧洲与美国向莫斯科许以优厚的回报之后，莫斯科开始向西方靠拢。有分析人士认为，从战略上来讲，俄并不希望在其南部边境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 欧盟需要借伊朗扮演重要角色
   
    早在2003年11月，欧盟就介入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核博弈。迄今为止，美国和欧盟在阻止伊朗成为核国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欧盟不同意美国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它反对美国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反对美国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
   
    欧洲国家在经贸上与伊朗保持着密切联系。德国、法国、意大利分别是伊朗第二、第三、第四大贸易伙伴。欧洲的几大石油公司都在伊朗有大宗业务。如果伊朗受到制裁，欧盟利益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
   
    有分析人士通过对伊朗和欧盟双边关系、地区以及国际关系的合作领域进行研究后指出：“伊欧双方都需要对方，欧洲如果不与伊朗协调关系，将不可能在地区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更不可能在本地区担任重要角色。”
   
    今年3月12日，当美国总统布什对伊朗发出严厉警告、威胁说“不排除动用武力解决核问题的可能”时，德国总理施罗德则针锋相对地发出“不要动武”的警告。战争还是和平，对欧盟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反战是民意和政坛的主流。
   
    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伊朗和欧盟应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拉里贾尼说：“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因此有机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毕竟，伊朗的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可以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谈到欧盟、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中国中东问题专家林伯涛指出：“欧盟在伊朗有巨大经济利益，它不可能同意美国轻举妄动；欧盟希望其中东外交有所建树，利用它的外交资源和谈判传统，在这一地区发
挥影响力，它不可能听任伊朗核问题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危局。而美国由于还不能从伊拉克脱身，难以两面出击，因此利用同欧盟和解的契机，在伊朗核问题上开始考虑倚重欧盟，在谈判上自己甘愿退居二线。”
   
    ◆ 阿拉伯国家会因伊朗与以牵手？
   
    在派出第二个航母战斗群至波斯湾的同时，2007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一周内接连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试图解决巴以之间的长期症结问题，并表示将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爱国者”反导弹系统。
   
    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研究员温博姆坦言说，美国这样做目的是“拉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最终将美国、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绑在一起，形成对抗伊朗的‘铁三角’。”
    伊朗和阿拉伯国家虽然同是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教派分歧和民族的认同，一个是阿拉伯一个是波斯，所以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并不认同和同情，隔阂很重，这从两伊战争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阿拉伯国家大都支持萨达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代理院长斯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除了以色列外，还有传统上受到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这些阿拉伯国家出于他们对伊朗/什叶派支配一切的恐惧，可能至少是暂时压抑住其对以色列的敌意，甚至与之合作。”
   
    2006年底，沙特、阿联酋等国家都曾经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在战争期间封锁波斯湾，影响了这些国家的财路，他们将向伊朗宣战。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甚至曾警告称，“沙特将使用一切手段来挫败伊朗控制伊拉克和地区国家的企图。”
   
    面对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打压，内贾德总统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他自己的“外交之旅”。让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是，在内贾德今年3月份出访的目的地中，不仅包括苏丹，还有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亲密盟友——沙特阿拉伯。
   
    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在阿联酋迪拜对阿拉伯领导人说，华盛顿与他们的利益并不一致，一旦他们不再有用，就会被美国抛弃。因此，中东所有穆斯林政府应该联合起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非依赖美军的保护伞。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阿提亚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合会成员国视伊朗为“兄弟般的邻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月29日表示不会允许美国使用阿联酋的领土、领空和领海进攻伊朗。此前卡塔尔也作出了类似表态。
   
    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研究员卡拉布瑞斯认为美国的一番用心和算计恐怕不会修成正果。“我认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确想看到伊朗受到遏制，但并不希望看到它被摧毁。” 卡拉布瑞斯表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有相同的利益，那就是对伊朗势力扩充的担忧，但这并不表示两者间的新仇旧恨就能从此一笔勾销。”
   
    ◆ 中国最有可能被殃及池鱼
   
    有分析家指出，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世界原油价格将突破100美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因战争被封锁，油价有可能突破150美元。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已警告“全球化时代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到来对中国经济冲击更大”。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进口部分的60%来自海湾地区。目前伊朗和沙特是我国最大的两个石油来源国，一旦开战，我国石油进口将大幅减少。
   
    据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如果中国减少60％的石油进口，GDP将猛降5.4%-8%。更为严重的是，油价猛涨可能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波及我国的整个价格体系。同时，还将降低就业水平、缩小贸易顺差、引发股票市场的暴跌，降低我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由此可见，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朗，中国极有可能遭受严重的“池鱼之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能源工业体系比较健全，具有相当供应能力。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并不是那么弱不禁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有没有防范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有准备，就能‘猝然临之而不惊’，就可能将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降到最低限度。▲

    2007年04月10日新闻午报:  “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文革”中，康生一伙为阴谋打倒刘少奇，一手策划了“六十一个叛徒”特大冤案。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实事求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最终促使“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

     ◆ 刘少奇安排六十一人以特殊方式出狱

    “六十一人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寇势力侵入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入了抗日斗争。

    当时，这些同志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进北平反省院的。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其时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缺少得力的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和北平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