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近突然爆三个“猛料”对华政策转向？★★

2018-03-07 星岛环球网：外媒报道，印度这几天突然有些“不一样”？先是有印媒突然变调，给“印度GDP增速超过中国”的狂喜泼冷水称：中印差距巨大。接着传出印度高层向当地官员出席“藏独”分子活动下“禁令”。而就在印媒纷纷为官方态度表示震惊时，更劲爆的消息来了：印媒称，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上半年访华，意在缓和中印关系。部分媒体报道如下：

三天爆仨料，且看上去一个比一个对华“亲切友好”——

印度这大变调门的背后，唱的到底是哪门子戏？给“藏独”亮红牌、叫停“反华”会议“印度外交部写信要求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不出席‘藏独’分子的相关活动。”3月3日，有印媒爆出了以上猛料。TheQuint透露：外长顾凯杰的这封信是在他于上月访问北京前夕发出的，他指出，未来几个月是两国关系“非常敏感的时期”。

一向对“藏独”分子公开持“宽容”态度的印度，竟然一反常态下“禁令”，为此感到吃惊的除了吃瓜群众，还有众多在“藏独”问题上习惯了指手画脚的印度媒体。

而在表达失落与震惊的同时，印媒分析认为，印度此举意在“示好”中国。

《印度时报》把顾凯杰发出的这一禁令形容为“亮红牌”，并分析称，为了取悦中国，印度政府选择冷落“藏独分子”。“印度采取了令人震惊的姿态。”《德干纪事报》网站文章这样表示。

事实上，从去年的“洞朗对峙”危机后，即使是印媒口中的“对华示好”，也并不多见。而来自《印度时报》的另一则爆料，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反常”：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今年访问中国，希望在此之前与中国重塑关系。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则在报道中用了“急切希望”来形容莫迪政府计划年内促成中印两国高层交流的迫切心态。报道称，莫迪政府“急切希望”今年年内接待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而这将增强两国发展动力，弥合分歧，缓解双边紧张关系。

此外，小锐查阅相关信息后发现，不仅“藏独”活动在印度遭冷落，甚至一些高层次会议日程也有了调整。据《印度教徒报》5日报道称，印度国防部已推迟原定于3月6日至8日举行的国防战略分析研究所（IDSA）亚洲安全会议。按照原计划，该会议被认为将对中国的安全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看起来印度政府不希望其最重要的国防智库对中国发表强硬观点”。

印度《经济时报》则在报道中透露，作为两国高层互动的热身，中印将展开多次互动，报道称：“双方都有意缩小在中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

GDP增速反超中国？印媒“狂喜式”报道不再整齐划一，事实上，就在印媒大吹这股“中国风”之前，印度全国上下还笼罩在“2017财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为7.2%，超过中国”的狂喜之中。

而在外媒的敲锣打鼓下，一时间关于“印度反超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声音更成为印国内主流声音。不过，也有印媒保持了冷静。

《财富印度》3月3日发表题为《印度和中国：巨大的差距》的文章称，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但在全面分析中印经济后，可发现两国仍存在巨大差距。“这应该让印度高层感到心寒，”报道不无“冷酷”地写道。

与此同时，美国《福布斯》网站也给出相似结论：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看似超过了中国，但外界应“谨慎解读”这一增长率。报道中，《财富印度》分析认为：对于仍被种姓制度、腐败和社会不公困扰的印度而言，经济增长速度的反超“意义不大”。

而这篇文章也被认为代表了印度焦虑的主流情绪：中国快速发展压力下，印度国内有些人已经深具危机感。“不过是补救行为而已”那么，印度对华政策真的开始转向了吗？

《印度时报》在3日的报道中指出，对相关动作是在“讨好中国”的说法，印度政府予以了否认。

而对于外界纷纷解读的印度“对华示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赵干城也表示不能认同。

他告诉小锐，从中国的角度理解，“很难把印度的举动视为‘善意’”。赵干城分析说，这两天印度方面的“缓和”举动，正是对于此前一系列对华不利行为的“补救”。事实上，就在今天，印度还联合澳大利亚、越南、新加坡等15国，在靠近中国南海的印度洋海域展开了代号为“米兰”的联合军演。在印媒的报道中，这一军演被解读为意在牵制中国。

联系印度在“示好”同时的类似“小动作”，赵干城指出，这说明印度对华总体还是奉行“双轨政策”。赵干城对小锐强调：“此前被热炒的所谓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现在雏形已现，如果印度最后下定决心加入其中，那么中国必然要做出反应。”“中国对印度政策不会盲目乐观，但是印度愿意平息分歧，尽量把两国关系维持在正常轨道上的意愿，中国还是会欢迎的，”赵干城说。▲◆★●■☆

邓小平一句话把他推进中南海，中央高层震惊★★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0307/529211.shtml

2018-03-07 星岛环球网：“好干部就在眼前”有人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托人带话，做说服工作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有过这样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

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

鼓励朱镕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月后，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由此，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到1991年，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则刚刚发生了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1990年4月，中央决定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图为如今的浦东建设新貌。

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一语定军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这次谈话后一个月，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听取朱镕基汇报，再次谈到浦东的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不过，邓小平用他一贯的自信和乐观做了总结：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1991年2月6日，朱镕基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考察。前排左二为邓小平夫人卓琳，前排右二为邓小平女儿邓榕。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

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力排众议扶“黑马”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政坛的“黑马”，而“伯乐”正是邓小平。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当然，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但是，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他意味深长地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被称为“救火队长”的朱镕基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积极扶持。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首次的经济战役，这次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来源：人民网▲◆★●■☆

深信中央会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http://news.stnn.cc/hongkong/2018/0307/529340.shtml

2018-03-07 星岛环球网星岛环球网消息：大公文汇全媒体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7日)上午由北京返港，并在香港机场接受媒体访问。林郑表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个重点，一是指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二是深信香港会在中央支持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林郑说，港府会在相应工作上加倍努力。

林郑表示，她在北京期间会见了广东省李希书记和马兴瑞省长，待发展规划出台时，会再进行推介工作，让三地都认识到大湾区为经济民生带来的机遇。她又表示，去年七月三地政府已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央有关部门会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编制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按程序报批，审批通过后将正式公布。

林郑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视察香港时已强调过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十九大亦将这点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她认为媒体毋需过于敏感，逐字对比政府工作报告。

在京拜访香港公务员培训机构

林郑说，在京时亦藉机会去访问两个长期都有参与香港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机构，分别是国家行政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机构都非常乐意继续支持我们在公务员培训的工作，亦对于在香港建立公务员学院表示支持。林郑19日傍晚会再次到北京，出席20日的两会闭幕仪式。▲◆★●■☆

当年风靡全中国的《北京人在纽约》害了很多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3/06/7038429.html

假装在纽约 2018-03-06：最近我和朋友们谈了很多移民的话题。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虽然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移民热潮一直没有消退，但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差不多是2008年前后。当然这个分界点不是一个明确的界限，只是一段模糊的过渡时期。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出国热。那时的中国才刚打开国门没多久，中国人对世界的一切既感到无知又充满好奇，移民美国成为了许多人的终极人生梦想。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很多相关的文艺作品，连远在香港的张学友都来凑热闹，唱了一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更著名的是那部叫做《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一播出就风靡全中国。

每集片头都有的那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流传至今仍是用来形容纽约的经典模板。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去纽约的，那时已经是这一波持续了十多年的出国热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我之后，2008年以后，我在纽约再遇到国内来的留学生，竟然有了一种奇异的陌生感。

1985年以后出生、在全新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仿佛突然转换了DNA，骨子里有着我和我之前几代人所没有的自信与张扬，无论是眼界和心气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在2008年以后，虽然出国留学和移民的人数都持续增长，但出国这件事，已经褪去了它本来就不该有的神秘色彩，还原成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只是无数种选择中的普通一种。去纽约和去北京上海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样稀松平常。

出国呆一段时间，不想呆了，随时可以潇洒地回去，就像逃离北上广一样。虽然这个过程不会轻松，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可能性。

而对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0年之前、1995年之前出国的人来说，出国往往是一条不归路，他们需要为此押注上自己全部的青春，所有的人生。也因此，这件事带上了一种出埃及记式的悲壮和未知的命运感。

电视剧里，姜文扮演的音乐家王启明，在纽约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最后成为了一名商人，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模板。

这个模板的反面，是很多原本在国内小有成就的职业人士，到了美国之后只能靠在中餐馆刷盘子、或者在百老汇大街帮游客画5美元一幅的肖像画谋生——现在再移民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了，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宁愿拍拍屁股回国。

而在这世俗意义的成功和失败的两极之间，是更多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原本押注了全部人生想要换回来的成功，最终没有出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荣筱箐写的，她是在2000年去的美国。她说，当年整整一代中国人跑到纽约，大概都是中了王启明的毒；于是真的到了纽约之后，就在平淡里感到了落差。

时间倒回2000年的8月，我拿到来美国留学签证的那天，我和当时的男友坐在他出租屋的沙发上，那间屋子光线昏暗，墨绿色平绒罩面的沙发在阴影里看上去像个深不见底的池塘，我们像沉入水底的鱼一样一言不发。

他沉默着把一张《北京人在纽约》的碟片放到录像机里，屏幕上打出那句著名的开场白：“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然后我们沉默地着看王启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挣扎，最终从地下室走进了大豪宅，获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知我们的关系到我出国的时候就算结束了，我很难猜测他心里希望纽约对我是地狱还是天堂，但我知道他在试图从剧情里揣测我在纽约跌宕起伏的生活，和这种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会怎样把我变成一个腰缠万贯却跟亲爹妈吃饭都要分账的怪物。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实在小看了纽约。这个变幻莫测的都市能容得下各种活法，安放得了所有情感，给生活准备了无限多的路径，这种丰富远远不是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概念就能包容，所以人们才说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能成为王启明。有耕耘就有收获从来都不是必然而是幸运，这一点在那儿都一样，任谁只要肯奋斗就能如愿以偿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

而移民呢，往往又都是带着不切实际的万丈豪情来到连生存都成了挑战的异国他乡逐梦，如果历尽艰辛最后功成名就的喜悦和卧薪尝胆最后一事无成的失望都可以斗量的话，我毫不怀疑在纽约这样外国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里，前者不过是涓涓细流，后者才是汪洋大海。

可惜能够斗量的只有王启明式的成功，因为只有“得”可以被物化，可以成为豪宅、跑车、创业论坛上高深莫测的PPT、衣锦还乡时珠光宝气的衣裳，这也让它被不成比例的夸大，显得好像无处不在。

而“失”是无形的，它是你心上那个永远都补不起来的洞，何况大部分人都对此讳莫如深，紧紧捂着那个缺口，不让别人看，也不让自己看，假装它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你只能像中医一样，在望闻问切中揣测一下那里的痛。

比方我采访过的一个乒乓球教练，他曾在中国带过省级专业队，来纽约开了个小俱乐部收徒教课，糊口不成问题，但美国人打球不过是玩玩，教练也没了以前国家体制里养兵千日的优沃和赛场上调兵遣将的威风。

我去采访他时，现场有几个华人在俱乐部里打球，他毫无必要的把我介绍给他们，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非常刻意对每个人说：“新华社记者来采访我。”

这令我有点吃惊，但我什么也没说，人艰不拆，他知道我不是在新华社供职，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我是。

还有在时代广场给游人画肖像的画家，说他本想来到纽约这个艺术之都大展宏图，花了大半年到博物馆里看名家真迹，兴奋过后一蹶不振，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老老实实买小凳子和画架当起了只为稻粱谋的街头匠人。

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别把他的全名登在报纸上，说不想让还在国内的老婆看到。

“你老婆不知道你在纽约靠画画谋生吗？”我问。“知道，但她不知道是在哪儿画。”他盯着自己的脚尖说。

还有一个曾供职于华尔街大公司的程序猿，业务过硬却不善言辞，错过好几次升迁机会，逼着自己学会看棒球和下班后在酒吧喝酒，就为了能跟上司增加接触的机会和共同话题，以便下次有升职机会时不会再被忘记。

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司濒临倒闭，程序猿没等到升迁，等来了裁员。

他跟我说，拿到粉色裁员通知单，手里抱着装了自己家当的纸盒子被公司保安“护送”出门时，他其实心里并不难过还有点高兴，因为华尔街披星戴月的工作节奏，他已经快不记得孩子在不熟睡的时候是什么样了。我在纽约遇到的中国人里，只有一个用了“失败者”这个词指代他自己。

有一次我们随便聊着些鸡毛蒜皮却还算愉快的事，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说了句：“像我这样的失败者……”他说得若无其事，我却错愕了很久。他在一家小公司做业务代理，不算大富大贵却也不愁吃喝，有房有车，夫妻和睦孩子健康，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所有这些好像都跟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搭。

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一个人对自己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往往跟他拥有了什么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他离自己当初那个梦想有多远。

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初识纽约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大概都中了王启明的毒，很多人来到美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就是简薄的行囊和华丽的梦想。一旦生活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为他们另辟蹊径，飨以平平淡淡的喜乐安康，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不是在纽约应该有的活法，从此在对自己的苛责中一生迷失。说到这儿必须得讲讲敏姐的故事，她是来自东北的老三届知青，在中国嫁了部队里年长的高官，配警卫员的那种。

90年代末，她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原本想靠祖传镶牙的本事混口饭吃，来了才知道在纽约能拿到执照开业的牙医个个都读过牙科博士。

没办法，敏姐开始在皇后区的跳蚤市场做起了批发生意，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说，还怕被熟人认出来传到中国去没面子，出摊时总用围巾把头脸包的严严实实，觉得生活没盼头了就到公园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有一阵子还想过要跳楼一了百了。就这么摸爬滚打着也熬过了几年，老公跟她协议离婚，但敏姐终于把儿子接来了。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在叛逆期，不能适应新环境，旷课逃学，敏姐太忙连家长会也没时间去。

儿童局官员上门家访，想要确定家长是否忽视了孩子的利益、政府是否需要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交给寄养家庭。多亏好心的华人翻译，在问话开始前用中文悄悄对儿子说：“你妈妈在美国带着你不容易，等会回答问题时不要乱说。”

敏姐至今感谢那个叫戴安娜的翻译，相信是翻译嘱咐的那句话才让她留住了儿子，她也是从那时起明白了即使是在美国，做生意挣钱也远没有把儿子养大成人重要。

这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敏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辍学了，跟朋友开了个小酒吧，生意挺红火，还找到了心仪的女孩。敏姐现在也就退了休，帮儿子打理生意。

她说现在很多人见到她整天笑呵呵心满意足的样子都不相信她曾经有过那么艰难的挣扎，她说她心满意足只不过因为她想通了，中国有中国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她现在跟谁也不比了，只安心过自己的日子。如果非要用成功和失败来分类的话，我觉得像敏姐这样出走半生，最后跟自己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至少应该算是成功的一种。

时间切换回2017年的8月，我回国度假，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你得到当初去美国时想要的东西了吗？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是。

十七年来纽约并没有让我腰缠万贯或变成怪物，我在世界中心做着日薄西山的行业，挣着微不足道的工资，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但我当初来美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这个理想在2000年那个夏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

李宗盛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是真的。走得越远越可能见到稀罕的景致，这也是真的。跟纽约所能提供的绚丽景致比起来，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其实都是次要的。文 / 荣筱箐 ▲◆★●■☆

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辞职白宫处于混乱状态？★★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3/06/7039016.html

人民网 2018-03-06；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视觉中国资料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6日突然宣布辞职。

据悉，科恩是因不满特朗普决定推行对进口钢材和铝材的关税措施而决定离开白宫的。目前还不清楚科恩的举措是否足以令特朗普改变主意。

特朗普6日当天在社交网站发文，他否认政府处于混乱状态，但称可能会有更多人员变动。“人总是会来会走的，我想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进行彻底的对话。”

特朗普在推文中称：“我仍然想做一些人事调整(永远追求完美)。没有混乱，只有巨大的能量！”▲◆★●■☆

曾令贪官胆战心寒的王岐山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3/06/7039537.html

东方日报 2018-03-06；新一届国家副主席热门人选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连日公开露面，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联播节目，可见王岐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同排而坐，座次排序也紧跟七常委之后，曾令贪官胆战心寒的王岐山再成各界关注焦点。

从官媒的直播画面可见，镜头拍下七名政治局常委后，再近距离拍摄王岐山。第一次露面，王岐山一旁是常委排名第七的韩正，第二次则坐在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左边，且新闻画面依序播出与会六名政治局常委镜头后，紧接着播出的就是王岐山的镜头，排位层级分明，证实王岐山在中共高层名次已列第八位。

以退休常委之身位居正式常委之列，王岐山显然是将出任新职，被提名国家副主席一职已无疑义，今后或将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外界因此戏称其为第八常委。其实，从中央对王岐山信任的程度来看，王岐山的角色或远不止于所谓第八常委。

救火队长铁腕反腐

国家副主席是国家副元首，职能是协助国家主席工作，代行国家主席职权，并协助分管国防、外事以及港澳事务。在中共人事编制内，国家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相同级别，同属正国级。虽然国家副主席目前仅是虚职，但由王岐山出任，却可能享有很大实权。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事务日益繁杂，需要一位具国际视野及前瞻性的强人进行统筹，以王岐山的资历、能力和经验，都足以胜任这一角色。特别是他曾多次与美国政府交手，未来由他协助运作的大国外交，或会有新亮点。而在全面管治港澳事务上，亦需要强势决策者，由王岐山担纲或是不二人选。

此外，内地官场曾传有宁见阎王，不见老王的说法，足见官员对王岐山的惧怕。因此，有反腐沙皇之称的王岐山出任副元首，不但可协助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更可对官员形成强而有力的震慑。

作为民望极高、能力极强的政治人物，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岐山具有多个领域才能，经济金融是其专长，拥有宽广国际视野和外事经验，屡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尤其是过去五年铁腕反腐，可谓功高卓着。

实际上，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党内外慰留王岐山留任政治局常委、继续主持反腐斗争的呼声就一直高涨，但王岐山为遵守中共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维护党内团结，决意求去。如今归来，既是对其反腐工作的肯定，也是呼应了民意的要求。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六十九岁的王岐山今次虽然低调登场，但以其行事风格和政治影响力，相信将连任两届国家副主席，驰骋政坛多十年。▲◆★●■☆

美朝对话有望特朗普不忘感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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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7；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取得巨大进展，使美朝开启对话更有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克制表态的同时，不忘感谢中国。

朝核危机曾经让美朝剑拔弩张，如今呈现缓和态势英国《经济学人》网站3月6日刊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希望朝鲜是“真诚的”，并表示与朝鲜愿意就“强硬、尖锐的”国际制裁对话。特朗普还特别感谢中国，表示中国在对朝制裁上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文章还称，特朗普对朝韩对话的进展表态十分克制。在与瑞典首相举行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间隙，特朗普表示：“他们似乎取得了积极进展。”特朗普补充称，结束朝鲜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计划的协议将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文章追溯了朝韩对话的历史，表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朝鲜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残忍的政权，所以当它想要谈话时，美国总是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强调，朝鲜寻求建立核武库只是它威胁世界和平的方式之一。蒂勒森坚持相信美国可以单独解决朝鲜流氓政权的问题，他呼吁全世界孤立并敦促朝鲜停止“非法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核扩散活动，包括向非洲出口武器”。

韩国《中央日报》3月7日报道，韩国特使团在访朝期间与朝鲜方面达成6项协议，并协商4月底将在板门店举行朝韩首脑会谈，这让朝韩破冰氛围更加浓郁。相关阅读朝鲜：若保证体制安全则无理由拥核金正恩神速接见韩特使团韩媒：打破朝鲜惯例美智库曝朝鲜再启核反应堆建新军营特别是一直以来坚持“核不是可以商定的对象”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显露出协商“无核化”的意志。除此之外，朝鲜愿意与美国对话“无核化”议题及并积极改善美朝关系。对于朝鲜前后180度的大转变，各方看法不一。

有声音称，朝鲜如此积极展开“对话攻势”是今年全年战略的延伸。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把韩国当成是跳板，想通过韩国摆脱国际孤立的状态。韩国东国大学朝鲜学院教授高维焕（音译）称，“朝鲜想在美朝对话前先通过朝韩首脑会晤发表‘无核化’相关协定”，“并通过美国找寻接近美国的新出路”。但也有舆论称，很难相信金正恩是带着真正的诚意来协商“无核化”的。韩国自由民主研究院院长张济源（音译）认为，“直到金正恩接见完韩国特使团的第二天，朝鲜《劳动新闻》上依然在宣扬朝鲜‘拥核’的意志”，“虽然朝鲜提及有关‘无核化’提议，但是否属实需要进一步考察”。▲◆★●■☆

中国论文数量超过美国清华教授施一公：垃圾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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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 2018-03-07；上观新闻3月7日报道，“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

说起这项数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并未透露出骄傲，反倒是一脸担忧，语调沉重。这是为什么？

“有些评论因此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我很担心。”5分钟左右的发言，施一公说了3次“很担心”，让他感到担心的，是科研评价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施一公在参与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过去5年里，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加了两倍，技术交易额翻了一番。“如果较真一点，假设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从100增加到300，技术交易额从100变成了200，那么单个专利交易额其实是不增反降了，是5年前的66%。”施一公算了一笔账。

这一数据折射出来的，是科技评价体系的问题。施一公称，在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专利、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而且这一风气愈演愈烈。

“但这几个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文章数量、论文引用率、杂志的影响因子——都可以人为地提高。我想大家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

他表示，各个学校、单位都办了杂志，想要提高影响因子，互相引用就可以，引用多了，‘影响因子’自然也就高了。“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把这3个指标做上去，我认为是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科技实力却依然领先。“因此，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

不过他也承认，数字指标在各个单位都很重要，影响到评奖、评优、评先：“这是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如何反映科研的质量，但有了这些标准，大家拼命‘做’这个数字怎么办？”

“ 有些文章，通俗点叫‘垃圾文章’，就是纯粹为了发文而发文，这种情况太多了。”谈到业内和社会各界出现的“论文无用”论，施一公表示“坚决反对”。“没有论文，怎么能有科学技术？但在追求论文的导向如此之强的时候，评价立场如此鲜明的时候，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非常大。”

如何改变现状？“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如果要提建议，就是应该进一步改进科学评价体系，这需要全社会达成一种共识。”施一公介绍，国际通用的方法是参考国际最顶尖专家的观点：“这是一种‘唯专家论’的方式，我不评价这种做法的利弊，但至少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如果是将本领域所有专家聚在一起，通过抽签确定评价委员会，在科学上，这样的民主是不能带领科学健康向前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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