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人的管理能力独步全球？★★

我在网上写了很多关于印度的文章，文中结论都依据我在印度长达15年的亲身商业经历，和近三年长驻印度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而得出。仅从不可思议的“印度价格”和“印度时间”来看，印度几乎不可能与中国相竞争。对此，我个人也确实是越来越释怀。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却使我越来越忧虑，这就是更加不可思议的“印度管理”。如果说，在制造业和工作效率上，中国已经甩出印度十万八千里，那么在管理能力上，印度人则已经甩出中国人二十一万六千里。如果印度有机会超越中国，机会点就在管理能力上。之所以会如此，不仅因为此事本身重大，更因为中国人至今还完全意识不到会输在哪里。（关于“印度价格”和“印度时间”，参见作者的文章《摆平印度——印度究竟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刊于作者的微信公众号“纯科学”，2017年8月16日发布。——编注）

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任何现实的危机，而是根本就意识不到的挑战。

印裔国际CEO的数量已多到不可思议

谷歌公司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

微软公司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美国的500强企业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英国裔（籍）9位。另有来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士担任CEO。中国香港裔（籍）和中国台湾裔（籍）分别有1位，但中国大陆人却榜上无名。关键问题是：除了谷歌与微软，摩托罗拉、百事可乐、诺基亚、软银、Adobe、SanDisk、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这些在中国人心目中轰雷贯耳的国际巨头，其CEO级别的高管位置居然都被印度人拿下！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沃达丰集团前首席执行官阿伦·萨林(Arun Sarin)也是印度人。我曾拜访过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Comcast的首席采购官，他也是印度人。我在硅谷见过很多投资的标的公司，见面后发现印度人是创始人的比例多到让我快要发疯的程度。

如果仅仅某些知名公司的CEO是印度人，可能还不足以让人感受到不可思议和震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谷歌董事会的13位高层领导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早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来自印度，中高层管理者中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今天的比例更是比10年前高得多。

除了企业高管，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也开始担任欧美知名商学院的院长。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是一个只要子女能进去学习就算光宗耀祖的常青藤学校，2010年7月上任至今的该学院第10任院长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是印度裔，他也是哈佛大学102年历史上的首位外裔院长。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院长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印度人。前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出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院长的迪帕克·詹恩（Dipak C. Jain），也是印度人。

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中的能获得管理岗位的不仅凤毛麟角，而且还在全线溃退。能去美国的很多都是从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北大、中科大等等211、985名校）毕业的高才生，最终在美国却只能当纯打工角色的工程师、架构师。原来硅谷被称为IC的天下，I指Indian，C指Chinese。但现在，硅谷的别名已经叫“印度谷”了。

让我快要发疯的并不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在管理发展上如此巨大的差距，而是直到现在，整个华人群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华人社会对此问题作出的总结更是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同我们感觉印度人时间观念差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样。

印度人语言能力强——可印度人语言能力再强，能强得过美国白人吗？况且在美国，华裔二代连中文都没几个人会说了，语言的能力还会比印度人差吗？

印度人抱团，甚至排挤中国人——这纯粹在拿自己的心思去度量。

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你跑步跑不过对手，就是跑步的能力不如对手；打球打不过对手，就是打球的能力不如对手；踢足球踢不过对手，就是足球能力不如对手……扯那么多根本没直接关系的东西干嘛？做管理做不过印度人，原因就是中国人自己管理能力差，用得着绕那么多弯子去找借口吗？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是怎么来的？

我担任中兴印度公司CEO期间，招聘过大量印度本地员工。最初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本地员工的简历中，在教育经历方面，他们无论技术专业是什么，都同时还有一个MBA学历。

刚开始我以为，是人力资源部门初选完了以后，把双学位的优秀人才留了下来，所以不一样。但当我发现一个又一个简历全都有MBA学历时，感觉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我让人力资源部门把所有只要收到的简历全都拿给我看一下。前后检查了有上千份简历之后，我惊呆了：几乎找不到一份没有MBA学历的简历！

怎么会是这样？于是我问本地资深员工：为什么每个高校的印度学生全都学习MBA呢？他们只告诉我，所有印度学生都是这样。大多数人根本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已经完全习惯成自然了。如果哪个学生不学MBA，在印度才会让人感觉难以理解，如同在中国上学居然不学中文一样不可思议。 MBA已经是印度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只有一个比较老的本地员工告诉了我印度独立后如何发展管理学院，尤其是印度管理学院的历史。

印度1947年独立后，马上就把发展管理能力作为印度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印度是一个太多民族、宗教和语言混杂的国家，管理问题的难度也的确远远比其他国家大得多。1959年，印度计划委员会聘请加州大学教授乔治·罗宾斯（George Robbins），协助成立全印管理研究机构。根据罗宾斯教授的提议，1961年，印度政府先后建立了两所精英教育学院，分别位于加尔各答和艾哈迈德巴德，统一名称为印度管理学院（IIM），以不同地名作后缀来区别。此后在各个不同城市新设的印度管理学院分院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发展到20个分院。

印度不仅专业的管理学院长期持续发展，而且将MBA课程普及到了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学生中去了。在印度所有高校毕业生中，学习MBA也成了一个默认的必须选项。

当听到萨蒂亚·纳德拉任微软CEO时，我马上认定他一定也是学过MBA的。到网上查他的经历，果不其然，他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获得电子和通信专业的工程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ilwaukee）攻读计算机硕士，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MBA毕业。只要你发现任何印度人担任了美国知名公司的CEO或CTO（首席技术官）等，你去查他的学历，基本上可以肯定100%是有MBA学历的。

几乎所有中国孩子在学校都打乒乓球，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世界乒乓球比赛最后的决赛基本就没其他国家什么事儿了。在国际赛事上拿了世界乒乓球冠军的中国选手，如果马上回国来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乒乓球大赛，被打到10名甚至20名以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中国也有MBA教育，但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成功人士”花几十万元才能参加的MBA或EMBA班。在这种MBA班里，真能学到什么知识技能不知道，但能知道的是可以认识到什么人，形成什么圈子，幸运的话还能泡个明星什么的。另一类是高考后直接进入工商管理类专业学习的本科学生。由此就该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在管理能力上被印度人打到这么惨痛的地步了。▲◆★●■☆

为什么印度人的管理能力独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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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MBA教育，为什么印度的MBA会这么厉害？重大的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管理或商科的专业学生从一进高校就学商科，更高学历也是商科。这会导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不太懂各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但是，印度的MBA是所有学科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使印度的MBA具有其他所有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优势：专业和管理全都懂。道理非常简单，当一个学生既懂专业又懂MBA时，即使做一个普通研发者，也有巨大的优势，做管理者更是如此。仅以沟通能力为例来说明一下。

印度人管理上强于他人的肯定不只是英语的语言能力，更是强大的沟通能力。切不可简单认为印度人只是“能说会道”，“沟通能力”与“语言能力”看似很接近，事实上却有巨大的区别。中国企业在进行管理培训时也会讲沟通。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从技巧上说，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善于倾听。那如何倾听呢？管理培训老师会给你写一个繁体字的“聽”。看看，我们老祖宗是多么聪明，左边一个耳下面一个王字。就是说要以听为王。右边十个目一个心，就是讲倾听时眼睛要看着对方，一心一意地听讲。而现在简体字的“听”怎么写得呢？左边是“口”，右边是“斤”，就是先让你开口说话，看看你有多少“斤两”，然后再想用什么办法收拾你。中国企业里的员工听完后都觉得：啊，讲得真好。

可是，道理很简单：在现代社会，如果你不懂技术和专业，再会听，就算二十个目一个心，你能听得懂吗？这类用繁体字去攻击简体字，是典型的来自台湾地区管理体系培训的变种。很可惜，现在内地大量流行的企业管理培训，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这种算命式的拆字、附会式的解说，怎么能让我们理解现代管理真正的奥义？本来只用一个人两只眼睛，一定要找来五个人十只眼才能沟通吗？这种沟通的成本和效率会最优吗？知道人家犹太人一个人过来，为什么中国企业需要五个人才能应对？因为别人一个人可以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而中国企业五个不同专业的人过来，也未必能把所有相关问题都覆盖。犹太人同样是专业和管理能力都超强的民族。因为缺乏真正科学专业的管理培训，大量以佛、道、中华传统文化甚至易经、算命、成功学为装点门面的所谓企业培训充斥于中国内地市场。

我第一次出国是去南美。在秘鲁首都利马与国际电信巨头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的人开会，讨论我当时负责的传输产品测试问题。我当时刚开始做国际业务不久，英语能力基本全还给老师了。交流中只能偶尔听懂几个单词，但有一个最关键的词我听懂了：“not official”，非正式的。结合与当地销售人员的交流，我明白了国际电信企业短名单招标制度与中国项目招标制度的巨大差异，由此写下十多万字的考察报告，成为奠定中兴国际市场走向正规的历史性文献。

当时我们搞不清楚，短名单制度只在一个新技术出现时才会进行，一旦短名单确定，以后就没有招标机会了，只是向进入短名单的企业发PO（订单确认文件），大门就算彻底关上了。在这种招标制度下，不是你靠模仿改进降低成本就能打进这样的市场的。即使你付出艰难努力，让对方把你的产品拿来测试一下，那也只是玩一下而已，是“非正式”的，没有任何实际的商业价值。

做国际市场那么多年，为什么要等我亲自过去，才能理解相应问题，并得到清楚的解释呢？原来那些国际市场开拓人员语言能力都很好，但因专业能力不足，而严重缺乏沟通能力。

开拓国际市场初期，因为相关人员不懂英文，中兴从外语学院招聘了几千名纯粹学语言的学生。但几年之后，这些人基本都离开中兴了，只有极少数努力学习技术知识的人留下。最荒唐的案例之一是，中兴花费了很大代价联系到与一个国家通讯部长见面的机会，见面后部长问：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有什么合作的机会？但中兴这些纯粹学语言的人什么都答不上来。

我在中兴参加过一次国际市场人员的招聘。有一位国内著名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专业是英国文学，而且过了英文专业八级。他的英语能力流利到可以顺畅地讨论巴尔扎克文学作品的程度。但是，他不仅对通信专业一窍不通，而且没有任何工科知识背景，中学学过的物理化学也全还给老师了。精通英国文学这绝对不是坏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成为市场突破的利器。但很难相信，这样的人进来后，主要靠与客户讨论巴尔扎克作品，就能拿下卖出通信设备的合同吗？这名学生让人感觉非常鸡肋。

中国人在管理上输给印度人，是因为语言能力差吗？如果你听过中国外语学院毕业学生的语言交流就知道，这种说法纯属瞎扯。只要中国学生清楚该学什么，他们会把任何知识包括语言，都学到最极致的程度，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该学什么才能与印度的管理能力相抗衡。对“现代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呼吁，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早就存在了，但问题在于如何复合？直到今天，包括呼吁的专家自己也没真正明白。

印度人的管理能力并不是在长期历史中自然形成的，而就是印度独立后人为培养的结果。

对沟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倾听，而是倾听以后能“理解”。并且听和理解只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方面，更难的方面是表达。这更不是只要具备语言能力就足够的。中国人都懂中文，但有几个人善于用中文表达的？你都不理解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怎么能把产品的优点表达出来呢？要想表达清楚这些，不仅要理解具体的专业技术，而且要善于比较技术的概念原理，另外还要对市场、客户需求、行业发展等都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印度人管理能力的强大并没有在印度国内充分体现出来，因为太多需要管理的印度人仍是没有经过现代科学和管理培训的底层劳工。但是，当具备超凡脱俗才干的印度管理人才到了国外，这种能力有了其他国家高素质员工的支持，他们就会一飞冲天。美国人提出的概念“中美国”（Chimerica）并未被中国所接受，可是，通过印度人的管理在未来自然形成的“美印度”AI（America India），加上人工智能（AI），会使制造业彻底摆脱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却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格局。仅仅一个印度不会成为中国的威胁，但如果中国未来面对的是AI+AI（美印度+人工智能），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从中兴到华为，中国人管理的致命缺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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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业人才普遍缺乏管理能力方面的专业教育，不要认为有大量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中国人，他们就会自动学会如何管理。在缺乏现代管理教育的情况下，中国人会形成自己的特殊管理文化。如果没有科学发展的现代管理体系的知识，就一定会有别的东西来填充。

首先是官与权。一谈到管理，中国人心目中首先出现的就是权力与官位。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有官位，才好管人、修理人。

其次是政治。虽然前面我们谈到，中国的企业管理培训中也会传授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但一谈到管理，却总是无形中变成政治。说到办公室政治，制衡就会充塞进中国人的脑袋里，形成互相拆台的恶性局面。

第三是厚黑。其实，现代管理也有制衡，但是中国人的制衡方法更多以一种权术来不受控制地体现。问题还不在于政治，而在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公司内的办公室政治。即使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厚黑学》之类著作也成为一类比正式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更受欢迎的东西。无原则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互相攻讦被人们津津乐道。当这些东西风行，有人靠这些东西成功时，又会强化这些东西在中国人中间不受约束地以非正式方式流行并得到传授。人们分析社会和现实，也都是以这一类厚黑知识权谋体系作框架，从而被锁定到这种认知中而不能自拔。

人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只在于你如何去处理它们。所有企业，无论中外，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用不同的知识体系去处理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之前一些文章发表后，很多网友留言表示，很可惜中兴未能留住我。

其实，中兴已经算是中国企业里在管理上相当出色的一家。我个人认为，中兴的管理能力培养远超过华为。这充分体现在，从中兴出来的人创业成功者远远多于华为，仅中兴系上市公司就超过10家，更别提大量未上市的企业。而华为出来的人，成功最多的就只是给别的创业者培训华为的管理体系。像浙江宇视科技这样由从华为出来的人成功创办的企业非常罕见。我与宇视创始人张鹏国老总交谈过后才发现，他属于华为管理者中有些另类的，即既继承了华为的大量优点，又有很大的超脱之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自己创业成功。纯华为管理者在华为内部可以发挥，一旦离开华为的环境，基本就算废了。

中兴领导人侯为贵极其勤于学习，也把自己学到的管理学书籍在中兴管理人员中推荐，这些管理学著作几乎遍及了所有西方管理学派。令人奇怪的是，其中大多数，其实中兴并未去实际推广应用，学习只是为提升中兴管理者的素质。至今离开中兴很多年，我仍心存感激之情，视侯总为恩师。

中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学院，我参加了中兴从在珠海宾馆举办的第一期管理干部培训班开始的很多期培训班，公司三层以上领导，每个周六都通过会议电视系统全体集中学习。但是很遗憾，中国学生在高校中大都完全不去学习工商管理知识，而很多基础知识的欠缺是很难用后天的企业培训来弥补的。例如，最基础的财务知识从未在中兴管理者中间作为学习材料，对竞争战略方面也相对缺乏。这是中兴总体上竞争不过华为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军人出身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市场竞争战略上的积累远胜于中兴。如果我自己不是因为研究纯科学的学术问题，也不会早在进入中兴之前就对工商管理课程进行过全面系统的学习。也不会读遍任总读过的所有军事战略经典，并且自己写一本军事战略著作《超越战争论》。

尽管华为在市场上比中兴更为出色，但它内部的管理问题同样不是简单靠一家公司自己就能解决的。我最初之所以进中兴，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使人们认识到现代管理和全科型知识体系的巨大优势。如果我在华为，无论做多么好，人们都会认为这是因为华为强大，与个人无关。而如果在整体上不如华为的中兴，能够在市场上凡是与华为交战都几乎战而胜之，我就能体现出不同之处。

实际上，不论在视讯领域还是传输领域，不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专门在印度市场，我都做到了以近乎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杀得华为丢盔卸甲：要么是开始时市场总额与华为差不多，过一两年就拉大到华为的三五倍，要么是开始远远落后于华为，但一两年内就能将销售额增大几倍，从而迅速拉近与华为的差距。被人们高度神话了的华为，其内在的极度虚弱、一触即溃，我是用实际的较量充分证明过的。

但这种实际行动的证明获得了中兴内部的普遍认可了吗？很遗憾，一个普遍不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系统培训的群体，仅靠个人的行动是改变不了的。中兴管理层有很多人给我的评价与评价印度CEO类似：太能说会道的人不会真正干实事，以此为自己管理能力的极度欠缺找借口。人们只看到我在外面说什么，而看不到我在部门内部如何系统运用现代管理学的知识技能，如培训员工市场技能、激励员工、进行战略分析、分析项目决策链、破解对手策略、制定市场战略策略、引入项目管理、时间管理、目标管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基本和系统的管理知识技能与自己特定的产品技术和市场相结合，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很多中国新官上任总喜欢搞出一些新名堂、新概念。其实，如果你不具备早就已经在管理学界成熟和系统的管理知识，那些“新名堂”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是靠创业者的天赋和悟性，以及精通“中国式的管理”而获得成功的。但当他们不在时，那些成功的企业会陷入内斗而瞬间崩溃吗？所有人心中其实都有这样的疑虑。但对国外优秀企业，却很少人有这种担心，最多是担心他们的战略与效率。因此，无论中国企业成功到什么程度，人们心目中总是存有一丝阴影，一种因管理能力的普遍和极度欠缺而令这些企业最终可能毁于一旦的忧虑。

说到这里，网友们可能会问另一个问题：你说印度管理人才这么优秀，中国人的管理能力严重欠缺，那中国企业这么多年为什么会迅猛发展，并使中国的经济科技都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中国当然有自己的优点，弄清楚这些优点，才能更清楚全面地理解我们需要克服的弱点。中国人的优点就在于不可思议的“中国效率”或“中国速度”。请看后续文章：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

公元1969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9/24/6605037.html

综合新闻 2017-09-24：有了核武器就能保障国家安全，这是1945年以来战后国际关系给予许多人启示，中国的邻居朝鲜显然也这样认为。曾经的中国也这样认为，但当1960年代中国先后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核国家时，中国却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中，有史以来最危险时刻。

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日本广岛（图源：VCG）

美国核战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因，至今仍争议很大，大体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说和美国原子弹慑服日本说两种。然而，不管哪一个才是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都震惊了全世界，原子弹为代表的核武器被“封神”。似乎没有原子弹解决不了问题，一颗解决不了，那就再来一颗。

美国作为当时垄断核武器的国家，有些踌躇满志，也有些茫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和研究进度都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准。面对核武器的巨大威胁，作为美国对手的苏联只能奋起直追，作为美国盟友、曾经的世界强国英国、法国也并不甘心落后。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英国在美国按帮助下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0年法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中国也启动了自己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受苏联拥有核武器的刺激，美国加速核武器的研发和储备，美苏核武器竞赛开始。据相关资料披露，1949年苏联拥核当年，美国核武器即由上一年的110件增加到235件，到1959年即突破1万件达到15,468件，10年增长14倍，1960年又突破两万。苏联在1960年也达到1,060件，美国两国在1950年代还先后拥有了更具威力的氢弹。

单就核武器数量而言，苏联直到1978年才超过美国，就质量而言苏联与美国也存在差距。但面对日趋庞大的核武器库所具备的恐怖威力，以及核武器的扩散，1950年代美国萌生了与苏联谈判禁止核试验的想法。一方面可以阻止新的有核国家产生，垄断核武器，另一方面对于核技术落后于美国的苏联也是一种限制。

当然，美国公开宣称的理由还有防止核试验对环境的破坏——大气层内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危害。1954年，美国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举行代号“堡垒”的氢弹试验时，就因对爆炸威力估算错误，造成附近上百艘渔船约两万多人发生严重的辐射中毒，引发世界舆论的反核浪潮。

当时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法国，尤其是中国首当其冲，成为被遏制的第一号目标。

美苏共识：遏制中国拥核

自195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政府内的学者和官员就密切关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并推断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拥有核武器。1961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唐纳德·费耳特（Harry D.Felt）上将在一份提交华盛顿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于1962年年底试爆原子弹，到1965年可能拥有少量的核武器。

这份报告令刚刚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心生寒意，早在1950年代美国就视红色中国为比苏联更加危险的敌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只会更加危险。据时任总统特别事务助理、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回忆，肯尼迪认为：“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核武器试爆。”

当然，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肯尼迪政府同样确定，一个即将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不但对于美国是一个威胁，苏联也会“心情沉重”。美国冷战“遏制”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断言，“德国和中国将继美国之后成为苏联长期的重大忧虑”，“对苏联来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这些与原子弹有关的国家，因而，有效地遏制中国共产党便是苏联政府的一个持续任务”。

而据曾担任苏联驻美大使长达25年的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回忆，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于美国在禁止核验、控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单纯的双边冲突等领域合作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承认苏联全球核大国地位，并且禁止核试验有助于拉近美苏核武器技术上的差距。

由此，遏制中国拥核遂成为美苏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并也将成为即将于1961年6月举行的美苏领导人维也纳会议——肯尼迪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第一次会谈的重要内容。

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与毛泽东设宴款待（图源：Getty）

两难的苏联

尽管苏联在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上与美国拥有共识，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政策层面苏联政府却处于两难的境地。

在二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大背景下，红色中国的出现分担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苏联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两大支柱。因而，在中共建政后，苏联与中共签署同盟条约，提供各种援助，并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提供了帮助。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攻击苏联为修正主义，以比苏联更左的方式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连与美国改善关系都很纠结，更何况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

由此，苏联的外交政策与他的现实政治需要严重脱节。当肯尼迪在维也纳谈及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意图苏联出手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时，赫鲁晓夫不但表示拒绝，还声称坚决支持中国收回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显然，赫鲁晓夫不愿为中国人指责他正与帝国主义调和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963年8月，经过讨价还价，美国、苏联、英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除地下核试验外的一切核试验。巧合的是，7月禁止核试验谈判正在进行时，时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与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长达15天的会谈。两个谈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指责美国是在“劝诱苏联，反对中国，并毒害中苏关系”。9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发表了“九评苏共”的系列文章，将中苏两党论战推向顶峰，也使中苏彻底决裂。

据美国政府一位前任高官披露，1963年7月的美苏会谈中，讨论过美苏联合突袭中国西部核设施的事宜。其中一个设想是，美苏各派遣一架轰炸机在罗布泊的核设施上空各投一枚炸弹，其中一枚是实弹。尽管中苏已经决裂，赫鲁晓夫仍不肯表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跻身有核国家行列。几乎同时，赫鲁晓夫下台。

谁是赢家

从效果来看，尽管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没能达到，但中苏的彻底决裂，并最终与美国联手制衡苏联，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苏联成为最大的输家。实际上，美国远东政策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中苏分裂，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也要服务于这一目标。

尽管自中共建政美国就将红色中国视为远东地区头号威胁，但早在1954年美国政府检讨远东政策时，朝鲜战争时期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就提出，保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以阻止苏联扩张行动的主张。同年，李奇微在一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又提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将中国共产党从苏联集团中分裂出去”。摧毁中共的武装力量与美国的长期利益相抵触，苏联将填补中共留下的权力真空。

李奇微的这一主张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吃一惊，当时仅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示有限的支持，但此后分裂中苏实际成为美国对中苏外交的目标之一。次年，中美通过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大使级会谈建立直接联系，并常态化。截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6次。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放弃单方面打击中国核设施，以免中苏重新和好。就在距离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不到1个月的1964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与顾问们讨论中国核武器问题时，仍将使用武力作为选项之一，但他情愿中国拥有核武器也坚决不单方面打击中国。

今天的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有理由相信离间中朝关系是美国的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中国正处于苏联的两难位置。而朝鲜之所以能够拥核成功，同样是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闪腾挪移

中国可能是当今世界受到核武器威胁、讹诈最多的国家之一。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以及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甚至将核武器部署到台湾、朝鲜半岛。也就在1950年代，刚刚拥有核武器的英国，也有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收回香港的计划，但最危险的莫过于1969年。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毛泽东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分歧公开化并决裂就始于这次访问（图源：Getty）

中苏对峙

1962年中苏决裂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苏虽没有断交，但除了允许苏联经中国向北越运输援助物资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攻击了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1968年，苏联向中国新疆附近边境地区增兵，从1961年的12个不满编师、200架飞机猛增到25个师、1,200架飞机。同年，苏联与蒙古达成协议，苏军进驻中蒙边境。

也就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之春”改革，开了武力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政的恶劣先例。苏共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扑灭捷共改革后，还提出了合法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政的“有限主权论”，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显然，如将这一理论推而广之，中国很难说不是苏联下一个目标。

为应对苏联的威胁，1964年毛泽东下令开始“三线建设”，将东部地区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迁往中西部“大三线”地区，东部各省内部又建设了“小三线”。1965年，中共军事防御重点由东南沿海向华北、东北、西北地区转移，以防御苏联进攻。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指示：“要准备苏联来打我们，打进满州，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蒙古国）打进北京。”1968年，中共组建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垦师戍边。每个兵团约10万人，储备有轻武器和军事物资，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到1969年，美国深陷越南泥潭，通过勃烈日列夫上台后的疯狂扩充军备，苏联在军事力量上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苏联的洲际、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覆盖中国全境，并都可携带核弹头；苏联空军的远程航空兵作战半径覆盖中国长江以北，同样可以携带核武器。驻蒙古苏军的“钢铁洪流”仅需数天时间就可以从中蒙边境突击到北京城下，苏军太平洋舰队可以对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中国周边环境更加险恶，中苏边境局势日趋紧张，直至擦枪走火。

擦枪走火

1969年3月，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由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陈锡联策划，中国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乌苏里江中与苏联存在争议的珍宝岛伏击苏联边防军，史称“珍宝岛事件”。

中国29人阵亡、1人失踪、62人受伤，苏军58人阵亡、94人受伤，一辆当时苏军最为先进的T-62坦克也落入中国手中，战后中国完全控制珍宝岛。从结果、伤亡来看，中国以有心算无心，取得了胜利。

珍宝岛的失利，使苏联丢尽脸面，试图寻找机会找回面子。在此后6月10日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发生的“塔斯提事件”，以及7月8日中国黑龙江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八岔岛发生的“八岔岛事件”中，苏军都没能占到便宜，损失略大。最终，苏军将找回面子的反击行动选择在了铁列克提。

珍宝岛作战中中国缴获的苏军T-62坦克（图源：VCG）

铁列克提位于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在冲突发生前，新疆军区就接到了苏军准备报复的情报，这一地区的边境巡逻一度暂停。但不知什么缘故，1969年8月13日这一天巡逻重启，从战后披露的有记者同行来看，很可能是要取证“揭露”苏联在边境地区的作为。为防止意外，在几十人的巡逻队背后，还有一直几十人组成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总兵力约1个连。

然而，当中国边防军巡逻到铁列克提时，遭遇的却是装备有装甲车、武装直升机以及大口径火炮的优势苏军的团营级进攻，而新疆军区最近的可与之匹敌的援军在几百公里外。激战5个多小时，主阵地被围的25名士兵、3名随军记者除1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支援部队也有6人阵亡，数人受伤。苏联终于挽回了颜面，事后表彰参战人员，共颁出列宁勋章1枚、红旗勋章5枚、红星勋章6枚、3等光荣勋章2枚、勇气勋章10枚、军事荣誉奖章11枚，可谓慷慨。

在边境冲突的同时，苏联还曾通过与克格勃有关的一位英国《伦敦晚报》记者与台湾国民党政权联系，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承诺，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当台湾在中国大陆登陆时，苏联将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出于对共产主义苏联的警惕，蒋介石拒绝了。

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中苏边境一系列的冲突，尤其是珍宝岛事件激怒了苏联。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力主使用在远东地区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其间的决策如何，不得而知，但据已经公开的资料，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向苏联通报了准备核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来看，到1969年8月核打击中国已经成为苏联的一个选项。

在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曾经的美国不愿意单方面打击中国核设施，而是要拉上苏联一起干，以免将中国重新推向苏联。苏联也不傻，同样不愿意单方面核打击中国，以免中国倒向美国，这才有了多勃雷宁征求美国意见。

尽管美国也曾想核打击中国，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而且，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届时，核污染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更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经过磋商，美国决定反对苏联核打击中国计划。一方面，通过一家名为《华盛顿明星报》的小报将苏联核打击中国的消息披露出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请一时间世界舆论哗然，中国开始进行战争准备。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部分国家领导也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如朱德就被疏散到了广州从化。

另一方面，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向多勃雷宁明确表示，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开始。

无奈的勃烈日涅夫在愤怒地高喊“美国人出卖了我们”后，取消了核打击中国计划，中国面临的最为凶险的核危机随之结束。

尽管苏联取消了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并在1969年10月恢复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苏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却永远失去了中国。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开始联手对付苏联。▲◆★●■☆

朝核危机谁获利？原来是这个国家俄罗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9/24/6604885.html

金融时报 2017-09-24：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最讨厌的人之一，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斯坦宣称“运动是一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苏联时代的学校里，我们不得不学习列宁对这种观点的激烈批判，他将之视为修正主义。

列宁的观点与伯恩斯坦相反：要尽可能快地达成目的，不惜代价。俄罗斯早就抛弃了列宁主义，并采取了伯恩斯坦的方式——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俄罗斯对朝鲜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路线。讽刺的是，朝鲜官方仍然遵循列宁的教导：目的证明手段正确。

朝鲜导弹危机并无容易的解决方案，但管理这场危机是可能而且必要的。而如果俄罗斯能够巧妙地做到这一点，那将会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并标志着进一步弱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莫斯科方面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解释了该国官员一些有争议的表态。

俄罗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加大对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之后朝鲜又发射一枚导弹，飞越日本），但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Vasily Nebenzya)警告说：“进一步的新制裁 ……无助于防止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继续加大”。

俄罗斯外交部防扩散和军备控制部主任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Mikhail Ulyanov)“明确地”反对平壤方面的行为，但强调说：“在其国家安全没有真正可靠的国际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朝鲜依赖核导弹武器，将其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工具。”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本月早些时候谴责朝鲜导弹试射是“挑衅性的”，但也称制裁“对朝鲜不起作用”。他说，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他们的（核武）计划，除非他们感到安全”。

俄罗斯了解朝鲜人的心理，因为历史上俄罗斯的领导人也曾有受到围困的感觉。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不是讨价还价，而是生死攸关——金正恩(Kim Jong Un)知道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下场，他将核导弹视为自己的生命保障。

多年来，朝鲜问题并不是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但是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莫斯科方面希望利用在政治上转向亚洲的契机（乌克兰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给其人口不足且欠发达的远东地区带来一股社会经济驱动力。俄罗斯促进发展的传统做法不是刺激投资环境，而是创造地缘政治活力，让自己成为重要的战略参与者——就像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后，该国发生的情况。

兰德公司(Rand)最近研究了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后得出结论：“俄罗斯战略中最明显的要素——多方位的外交关系或近期的干涉主义倾向——可能会被更长期的经济、能源和军备合作所取代。这些合作有可能巩固俄罗斯的参与，带来真正的回报，并塑造俄罗斯与地区参与者两方面的关系。”

俄罗斯在东亚地位独特。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与所有相关国家都可以合作。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相当密切，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仍有历史回音，与日本的联系也在加强。

朝鲜问题的解决将为俄罗斯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因为目前一些前景光明的能源和运输项目（如通往韩国的输气管道，以及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被朝鲜的孤立和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挡路”。

持续多年的“六方会谈”未能阻止平壤方面的核野心，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比起俄罗斯和中国7月在联合国提出的“双暂停”——朝鲜冻结导弹试验，美国和韩国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俄中或许可以提出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俄罗斯和中国发起联合倡议（不代表美国），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并纳入重大区域经济项目，以换取朝鲜停止挑衅，并接受可验证的核武及导弹计划冻结。

那将给俄罗斯和中国带来重任，包括有义务对朝鲜不遵守协议作出惩罚。

这可能也会为朝鲜挽回颜面，因为这将被包装为友邦之间的友好协议，而不是向敌人屈服。但美国将视此为奖励无法接受的行为，并予以抵制。

在俄罗斯和中国，人们普遍相信，朝鲜的挑衅将正中美国下怀，因为这些挑衅让美国有借口在东亚加强军事力量（美国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并与韩国和日本等区域伙伴达成巨额军售协议。

由于俄罗斯在地区的利益不太可能很快得到增进，维持现状对莫斯科方面也不错。对美国盟友构成的风险意味着，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仍是不堪设想的，有鉴于此，俄罗斯相对于主要参与者的谈判地位得到加强。

随着联合国逐渐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和中国可以一方面加大对平壤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不把朝鲜逼入绝境，为对话保留余地。而且当前局面僵持越久，美国未能解决危机的失败就会越明显。

金正恩用发射导弹不断挑衅着各方，与列宁那种“零妥协”纠结一脉相承。在俄罗斯，整整100年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被列宁的狂热推翻。这给国家带来的冲击波是致命的，但列宁的目的实现了。如今，解决问题的钥匙在金正恩手上。▲◆★●■☆

朝鲜核试验乌龙：金正恩绝非“虚晃一枪”★★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9/24/6605702.html

多维 2017-09-24：朝鲜外务相李勇浩刚刚在联合国释放出朝鲜很可能将在太平洋进行一次空前的氢弹试爆的消息，9月23日，中国地震台网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朝鲜位于北纬41.36度、东经129.06度处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并以括号说明“疑爆”。从位置来看，此次震源基本与朝鲜前六次核试验位置一致，基本可以确定为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吉州郡丰溪里附近的核试验基地。

朝鲜顶着世界压力开发核武

不过，中国地震台网很快在微博上澄清称，中国地震局立即组织有关省地震局、台网中心和研究所进行性质研判。判定此次事件不是核爆，具有天然地震的性质。有意思的是，中国地震台网并未删除微博上“疑爆”的消息。同样迅速行动的还有韩国，但韩国气象厅称此次地震中并未观测到声波。而日本气象厅则称日方的地震观测点并未测到相关震动，应属自然地震。全面禁止核子试爆监测机构（CTBTO）表示不太可能是人为。CTBTO还透露，在此次地震前4小时左右，朝鲜还发生过一次震级很小的地震。

朝鲜此次地震究竟是人工还是自然，各方已经做出了判定：是自然引起，言下之意就是地震并非是朝鲜核试验引起。中国科学院也推测称这是一次滞后的塌陷地震事件。CTBTO的负责人泽博（Lassina Zerbo）同样判定23日的地震和后来的小幅震荡，与朝鲜3日核试验导致的地质压力有关。的确，朝鲜3日的核试验发生了两次地震，第二次的震动就是核装置所在的坑道发生塌陷所致。

尽管各方判定朝鲜并未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但从中国、韩国等国的迅速反应，尤其是中国立即组织官员进行判别，就说明了各方都关注朝鲜的一举一动。而这还是要归结到中美韩国对朝鲜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联合国上威胁称将“摧毁朝鲜”，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则罕见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暗示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举动。而在朝鲜此次地震前，中国商务部刚刚宣布立即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和液化天然气。如此看来，中国等“第一反应”会认为朝鲜又一次核试验也在情理之中。

朝鲜此次地震让各方虚惊一场，这并不意味着朝鲜会停止核试的步伐。在六次核试验后，朝鲜基本拥有了将核武器弹头小型化的能力以及氢弹二次引爆的技术，接下来，朝鲜或许迎来在核政策发展史上更为关键的一步——将弹道导弹与核武合二为一。国际社会的制裁措施已经被证实无法阻拦朝鲜，而各方在相互扯皮中又错过了与朝鲜对话解决问题的时机。今天朝鲜的一次地震一度引发了有关各方的恐慌应对，接下来朝鲜会不会来一个“终极挑战”亦非不可能，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九大后关键时刻，中共或武力统一台湾★★★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9/24/6605026.html

多维 2017-09-24：分析认为，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将全力解决台湾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

综合媒体9月23日报道，最近在台湾大学举行的“习近平政经策略下的两岸前景”讲座，由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进行深度对谈。两人一致认为，中共十九大后，台湾问题或将摆上议事日程，北京方面很可能从过去最低纲领的“防独”提升到最高纲领的“促统”，台湾须有所警惕。

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面对武统变局，十九大后关键时刻”。

报道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成为核心，预料任期起码延长五年，武力统一台湾成为议事日程，估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前，要实“祖国统一”的“中国梦”。

报道认为，台湾内部一直存有乐观或悲观两种论点。乐观派认为台湾不当“麻烦制造者”，既不挑衅，也不宣布独立，不挑战对岸一中底线，也就是台湾现任领导人蔡英文经常挂在嘴上的“维持现状”，大陆没有借口动武。

但悲观派认为台湾不能当鸵鸟，而应看清楚国际形势与大陆的最新变化，指出大陆的综合国力与军力上升到历史的最高峰，而十九大之后，习近平要面对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截稿时间”，要争取在这之前解决台湾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中评社台南9月23日报道称，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22日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该党订23日召开第7届第一次全代会并将发表大会宣言，明确主张大陆政策为“肯定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支持一国两制会带给两岸和平，反对台湾独立，也反对用武力来决定台湾的前途。▲◆★●■☆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为什么印度人的管理能力独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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