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如何炼成？★★★

环球网 2017-08-12：【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骜】在中印边境局势更加紧张之际，印度媒体曾爆出印度第33军大批部队向中印边境集结的消息，随后印度军方出来澄清说，无论是在洞朗对峙地区还是印前线阵地，印军都没有加强部署。然而事件再次出现反转。8月12日，又有多家印媒表示，印度已向中印边界增兵，提高警戒水平。《印度时报》写道：印度正在向整个东部边界增加兵力和武器部署。

新德里电视台称，消息人士向路透社和印度报业托拉斯透露，印度已加强战备，并提高了守卫1400公里锡金和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边界的军队警戒水平。军队官员表示不能泄露行动细节，因此拒绝就报道作出评论。

11日，来自新德里和锡金的两名军方匿名消息人士表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他们意料之外。军方提高警戒水平是为了提请注意。每年，印军边界驻军通常都会在九十月份进入戒备状态，今年东部地区的警戒时间提前了。

消息人士对新德里电视台解释称：(印度)军队进入了不战不和的状态。按照这一于一周前发布的警戒命令，印度东部边界的士兵需要在战争爆发时部署的位置就位。

此前，据印度《金融快报》网站10日报道，印度官员同样表示，目前印度军队确实处于不战不和状态。不过，对于印度第33军大批部队向中印边境集结传言，该印度官员称，印军在人员及武器调配方面没有特殊安排，传言中的部署都是出于常规军务保障。对于报道中所提及的印军第33军向洞朗地区增援，该官员称，无论是在洞朗对峙地区还是印前线阵地，印军都没有加强部署。

此外，《印度时报》还提到，中印利用外交和军事渠道试图解决对峙问题，即使是这样，印度还在增兵。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就在周五(11日)，中印在位于锡金的乃拉堆山口边境人员会议地点首次举行了少将级别的高层国旗会谈。

中印国旗会谈是中印两国商定的定期进行磋商的会议，旨在解决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产生的摩擦。8月8日，中印旅长级别会谈举行，试图打破边界对峙僵局，却以失败告终，而这次高级别国旗会谈也不理想。据《印度时报》报道，会谈仍然没有取得成果。中方坚定要求印方立即从位于不丹领土上的洞朗地区撤军。而印方坚称中国应首先移除修路设备。报道称，两国军方会谈显示，双方在进行沟通，交换看法，或尝试遏制对抗局势。▲◆★●■☆

中印爆发战争将重伤两国经济？或许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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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8月11日凤凰国际智库作者：吴顺绵凤凰国际智库印度观察员

编者按：1962年，中印之间曾有一段短暂的边界冲突。55年后，在洞朗边界区，中国同印度再次展开军事对峙。从6月开始的对峙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冲突一触即发。

尽管很多国际问题专家却坚信，中印不会爆发战争。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一旦爆发战争，对双方打击巨大。但凤凰国际智库印度观察员发现，中国对印度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这也是印度6月以来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之一。

中国对印度出口约41100亿卢比，而印度对中国出口仅6800亿卢比，相当于双边贸易总额的零头。印度媒体认为，“中国对印度长期经济上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双方一旦开战，经济上的损失印度足以承受。”

如今，印度当地人对中国的态度究竟如何？中印对峙以来，为何印度官方和媒体舆论却保持了“高度克制”？本期《与世界对话》栏目，凤凰国际智库印度观察员将结合自己在印度的观察和分析，对此进行解读。

中印边境对峙引发印度国内不满，印度民众焚烧中国国旗以示抗议。（法新社AFP）

中印对峙近2个月，双方敌意升高

印度签证怎么办？这是最近在印度的中国人朋友圈里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最近，上海某旅行社的业务员向凤凰国际智库观察员诉苦，他们代理的印度商务签证送签后大多数被退回，这两周没再接收新的签证代理业务。多家代理商也纷纷发通知，称“由于中印关系的问题暂时不送包签，具体情况需要等通知。最近使领馆卡得很紧，大多数申请者都被要求面试，还限制了代理送签的人数”。

印度政府的不自信使其对中国企业或中国公民的抵制情绪在签证办理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根据新规，印度放宽外国游客签证标准但签证费上涨。而实际上对中国人的签证并没有放宽。据广州一些旅行社透露，年前被拒签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此外，中国访客如果护照上有任何类型的巴基斯坦签证，申请印度签证将变得极为艰难。

边境对峙的近两个月中，印度官方对中国人始终抱有戒备和抵制的情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不得不发出警示，提醒在印、即将来印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某国企向智库观察员透露，总部已经来电话让在印度员工全部撤回。

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金奈出差的小张似乎显得比较淡定，她介绍说：“由于最近好些朋友同事转文章给我，提醒我在印度注意安全早点回国，被关心的感觉很温暖，由衷感谢。目前来看印度国内的新闻报道的确把这件事上升到一个比较严肃的事件，好在大部分的印度民众情绪还比较稳定。当地的司机师傅甚至会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安慰我们：No worries, we are friends!”

目前在印度华人并未有因局势紧张而受到伤害的案件，但由于两边对峙仍在持续，还是令部分在印华人忧心忡忡。7月27日，两名台湾大学生在西姆拉申请进入许可证时，遭当地基层官员以护照上有“China”为由，拒绝发放进入许可证。两名大学生只好求助台驻印度代表处，耗费很长时间后当地官员方才同意核发进入许可证。

经常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出差的华人陈先生最近也有所担忧，“昨天去市场买东西时也被一些印度当地人问三问四，感觉很不自在。”前两天在港口城市维萨卡帕特南的一家酒店居住，被当地警察盘问，要求出示身份和工作证明，让陈先生产生了早点忙完回国的想法。▲◆★●■☆

印度对华长期贸易逆差，经济损失可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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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ABP新闻曾对中印两国目前的贸易状况进行分析：两国贸易总额48000亿卢比；印度出口到中国的总额约6800亿卢比；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总额约41100亿卢比。双方的贸易大头都是中国出口印度，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是双边贸易总额的零头。

印中贸易逆差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00年，印中贸易逆差额仅有2.1亿美元，到2015年已激增至448.7亿美元，年均增速达43%。目前，中国已位列印第一逆差来源国。《2016年中印双边贸易报告》显示，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有电子机械设备、矿物燃料、医疗外科仪器等高技术或大宗产品，而印度主要出口中国的产品则是天然珍珠、棉花纺织品、皮毛皮革等轻工业产品。

巨大的贸易逆差成为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重要诱因。6月26日，在印度商工部的印度反倾销和联合税收总局宣布对中国进口的聚酯高强力纱线进行反倾销调查。近日印媒称，印度反倾销和联合关税总局将再次开启一项调查，以确定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向印度倾销的太阳能电池板是否正对印度国内相关行业造成损害。

报道称，目前印度国产太阳能电池的装机容量约为1386兆瓦。就总体太阳能发电能力而言，超过75%依赖中国产电池，15%依赖美国产品，其余则依赖国内产品。所以一旦案件成立，将会对中国太阳能企业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有利于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除此之外，由于受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中资企业的工厂和广告牌遭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打砸，班加罗尔更是出现了拉开条幅公开呼吁抵制中国产品的游行队伍。据观察员了解，孟买市一个校长群体倡议学生们不要在学校使用中国产文具，他们希望学生明白其中意义，并激起他们的爱国情绪。

中美之间同样存在政治不信任，但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使两国很难真正“撕破脸”。相比中国对印度，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不大。因此ABP新闻认为，长期经济上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双方一旦开战，经济上的损失印度足以承受。▲◆★●■☆

印度官方和媒体舆论的“高度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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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在洞朗的边界对峙已经持续了7周，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两国对峙时间最长，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对峙事件。自16年下半年以来，中印关系开始下滑。2016年7月，新华社三名记者被印度驱逐，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以“中巴经济走廊”涉及领土关切为由拒绝参加。

然而，智库观察员发现，印度官方以及媒体此事对于这件事情的表现却是反常的低调和冷静。对峙事件发生在6月18日，但是不同于以往的大小版面头条滚动炒作，印度媒体对此竟一直没有报道，反而是中国媒体于6月26日首先报出这一事件，才引起公众的关注。随后中国媒体更是加强了对印的舆论攻势，人民日报、新华社分别发表社评批判印度并表示，中印双方没有谈判空间，唯一解决方法是印方撤军。

8月2日，任国强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的“善意不是没有原则，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在中印对峙近两个月中，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曾多次强硬表态。相比之下，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直到对峙一个月后，才首次发声表示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支持，但在随后的例行记者会上，又对记者关于哪些国家支持印度的追问避而不答。

近日，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表示，从印度官员近日的表态中看到，印度政府希望双方开展对话为局势降温。印度官方与媒体的克制和低调与内部改革和矛盾有关。印度正处在经济改革发展关键期，看似混乱中有序的外表下也潜藏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地方分裂主义冒头的暗流涌动。如果真的激发印度盲目又热血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恐怕战争还没有打起来，印度已经无法从国内不断后院起火的泥潭里抽身了。

此次对峙事件虽然还没有上升到两国武力交恶的层面，但观察员在印度能够明显感受到两国原本就脆弱的民间友好的基础正在瓦解，误解和积怨逐渐加深。由于中印敏感特殊的政治外交关系，印度的专家学者则大多观点激进。尽管目前来看两国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负面的影响也很难再短时间内消除，尤其是经贸往来将变得举步维艰。▲◆★●■☆

特朗普或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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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8月13日新华社新华社快讯：美国政府12日透露，特朗普总统下周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展开对所谓“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此举引发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

301条款来了？美媒：特朗普下周一将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

【环球网报道记者郭鹏飞】据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8月11日报道，一名美国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准备于下周一对中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调查。

这位官员说，特朗普将在下周一(14日)要求对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的指控展开调查。尽管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在声明中会公布多少细节，但该官员预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将会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

报道还称，下令展开调查并非立即对中国实施制裁，但可能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俗称，该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外国影响美国商业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的进口加以限制和采用广泛报复措施的权力。

8月3日，中国商务部对美国可能启动的知识产权调查作出回应，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称：中国政府一贯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过去三个月中，中美双方积极推动“百日计划”，取得重要进展。他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莫迪对华强硬的底气何来？看完这组数据你就明白了★

http://news.ifeng.com/a/20170813/51620308_0.shtml

2017年08月13日环球网：原标题：莫迪对华强硬的底气何来？计算完这组数据你就明白了！

建议莫迪好好算算中国的数据！

6月中旬，中方在洞朗地区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印度外交部声称，中方近期的修路行动给印度“带来严重安全风险”。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正常的修路活动，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完全正当合法。

外交部发布的印军入侵图片

7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曼谷就中印对峙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印方应“老老实实地退出去”。该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印度对华强硬外交政策民意基础的关注。将2017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与2016年9月发布的民调报告《印度与莫迪：仍旧处在蜜月之中》结合分析，足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近两年印度民意对华态度的变化状况。

印度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在削弱

整体而言，近三年来，印度社会对华的好感度在不停地下降。皮尤的数据显示，2014年时印度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的占调查人数的35%。2016年9月的民意调查则显示，只有31%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36%的对中国没有好感，33%的对中国没有任何看法。2017年7月发布的调查则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华持正面积极认知，41%对中国持负面消极认知，足见近三年来印度民意对华好感度整体下滑的趋势。

与之可作对比的是，巴基斯坦仍旧是印度人最没有好感的国家。最新的调查显示，73%受访者对巴基斯坦没有好感。另一个趋向则是美国在印度似乎越来越受好评，56%的受访者对美国怀有好感，只有13%没有好感。这事实上反映出印度整个社会越来越西化的趋向。

受教育程度与对华认知存在很大的关联性。整体而言，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反华”，而普通民众对华则更普遍地选择“无所谓”。

7月底到北京参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曾主张“提高印度的导弹技术以瞄准中国的经济设施”

皮尤的调查显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41%对中国没有看法；大学文化及以上的印度人中，仅有8%没有看法。与此同时，问及中国相比于印度的竞争优势，在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有61%受访者非常担心中国的竞争优势；而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仅有38%担心中国的竞争优势。对于“中国是否构成对印度威胁”的问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只有2%没有作出回应，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却有28%不作回应。

就党派而言，具有印人党背景的人士与国大党背景的人士的相比，明显地更多地认为中国是威胁。印人党有54%的受访者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国大党为44%；印人党有50%受访者担心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国大党为37%；印人党有48%受访者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议，国大党为39%。印人党有46%受访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对印度的影响，国大党为37%。这就能够解释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亲美倾向以及对华强硬的外交姿态。

莫迪在接受民众的欢呼

不过，对于莫迪的对华政策，民意调查显示印度社会支持与反对的比例大致保持相当，且近两年内这一趋势一直得以保持。2016年9月的民调显示，38%的受访者支持莫迪当前的对华政策，32%不支持，而另外30%则没有看法，这一调查结果与2015年的民调大致相似。另一方面，对印度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印度民意越来越“自信”。2016年9月的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印度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有15%认为更不重要，13%没有答案，4%认为与过去一样。这也显示莫迪外交在印度的支持度仍旧较高。

印度对华认知中的“忧虑”

印度的公众知识分子对塑造印度社会对华认知具有很强的影响。在印度媒体和智库里，活跃的都是前政府官员（外交官、军官等）、著名学者，他们在报纸以及网络上开设专栏，对印度内政外交进行评论，涉及议题面广，传播力强，民意引导力强。尤其是几个重要的英文媒体，经常发表涉华外交战略的评论，拉贾·莫汉（Raja Mohan）、曼诺吉·乔什（Manoj Joshi）等是学者中的活跃人士，而前外秘萨仁山（Shyam Saran）、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则是退休高官里的理性派，相对客观的分析总能给“疑华”的大氛围提供一剂清醒剂。

过去，印度的公众知识分子们特别喜欢凡事与中国作比较，总有“一决高下”的意味。印度总不忘以“龟兔赛跑”的故事来增强信心，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印度则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变小，而是越来越大，这使得中印对比的叙述方式越来越“不受欢迎”。相反，带来的一个负面因素则是印度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焦虑：印度越来越担忧中国可能发展为亚太地区的“单极霸主”。

在2016年的调查里，在各种国际威胁中，印度把中国崛起排在第三。

在印度担忧中国的诸多问题中，领土边界的争议仍然是印度对华担忧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中巴关系，然后才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过，整体而言，印度对这四个问题的担忧程度都差不多。

大致的民调情况显示：第一，对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70%受访者认为构成了对印度发展的威胁，其中45%认为是印度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印度民意又很矛盾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42%受访者认为美国仍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而认为中国可能领导世界经济的只有11%。第二，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69%受访者都认为构成了对印度的威胁，其中46%认为是严重威胁。第三，对于与中国的领土争议，69%受访者认为是对印度的严重或者较为严重的威胁。第四，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69%受访者认为构成了印度的威胁，其中48%的受访者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另外21%则认为某种程度上算是种威胁。

当然，在忧虑不断增大的两国实力差距的同时，印度的对华认知中也出现越来越多主张“学习中国”的声音。特别是鉴于中印两国国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主张要借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治理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多，如经济开放的政策、环境治理的模式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印度民主的优越感也在降低，很多分析开始认识到印度的民主制度事实上阻碍了印度的快速发展，主张印度不应该一味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系，更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

同样由于中印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致使印度在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机制中，对华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支持中国在未来的新世界秩序中发出更大声音，因为中国的很多呼声代表着印度的需求。但是，由于中国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印度可能被迫不得不“追随”中国，因此印度也认为需要时刻对中国的主张保持警惕。

如何消解印度民意中的对华负面认知

印度对华的消极认知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期望短期内解决是不现实的。对中国“背信弃义”等认知上的偏见，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有在政治外交关系上取得大突破，才能根本上扭转这一整体大趋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出近三分之一的印度普通民众对中国并无好坏的直接观感，而负面事件在印度对华认知中存在着严重的影响。对中国而言，有必要在几个方面对对印工作作出改进。

首先，举办中印交流活动时需要更注重印度人的感受。以中印之间的年度青年百人团的访问为例，这是官方组织的重要的机制，为很多印度未来的精英们提供了初次认识中国的机会。在诸如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有必要更多地向他们展示更加全面的中国。过度地宣介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反而可能导致他们的心理落差。可以更多地给印度精英提供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城市管理等方面成绩的机会。

其次，印度英文主流媒体中直接负责编辑业务的多为印度上层精英。虽然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存在左中右之分, 但在涉华报道上基本上都趋于“中偏负面”, 从某种程度说媒体的报道偏好与总编辑的中国观有很大关系。印度媒体的私有性质，致使其在对华报道中“乌龙”事件频发，甚至故意去追随印度民意渲染中印之间的消极面。因此，可以有选择地做一些印度媒体方面的工作。

《今日印度》网站首页，其关于中国的新闻使用了相对贬抑的笔法。

再次，中国应更加重视印度对中巴关系、恐怖主义的忧虑。从民调就看得出来，在印度精英眼中, 巴基斯坦一直是对印度最具有危险性的国家。所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令印度内心十分焦虑。另外，印度社会的开放性、宗教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也使得它对于恐怖主义的抵御能力很弱。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印度有着非常强烈的诉求。因此，中国在对印政策中也有必要更加重视印度的这一内在安全诉求。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来源：《世界知识》2017年第16期▲◆★●■☆

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如何炼成？★★★

http://news.ifeng.com/a/20170812/51619231_0.shtml

2017年08月12日解放日报

原标题：一周反腐看点：黄兴国“边腐边升”23年，超长“潜伏期”是怎么炼成的

黄兴国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时隔数月之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黄兴国身着深色夹克衫，勃颈处露出白色衬衣的衣领，头发花白，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面带一丝微笑。他是本周唯一出镜的“大老虎”，虽是一只旧虎，却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从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到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这样的奋斗史，绝对励志。可从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开始，他就开始伸手捞钱，即便在天津任上仍未收手，直到被带走调查才划上休止符，贪腐的“潜伏期”居然长达23年。

“潜伏期”长只是“马甲”厉害？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一案。他被指控受贿超过4000万元，当庭认罪悔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黄兴国落马之前, 天津也爆出城建窝案,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尹海林, 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等多名官员落马。外界普遍认为, 黄兴国主政天津期间, 染指了当地建设项目。“身段柔软”的黄兴国其实早有贪腐风声传出。早在宁波任职时，就传出黄兴国参与宁波大剧院腐败窝案，但案发时他已调任天津，侥幸过关。不过此次检方起诉书中透露的信息仍令人惊讶，他的腐败“潜伏期”达到了惊人的23年！腐败的“潜伏期”是指“首次腐败行为的发生到腐败行为被发现之间的时间段。”

笔者印象中，“潜伏期”最长的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达25年，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的“潜伏期”很长。奚晓明案开庭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1996年至2015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这也说明，从书记员到副部级干部的33年里，后20年他一直在“潜伏”。有领导直斥，奚晓明“作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33年的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像这样的超长“潜伏者”不在少数。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年、二十年不被发现，就必须反思某方面的制度有缺失，网“开”一面。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

杜绝“带病提拔”需制度创新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高级官员腐败呈现出“潜伏期长、边腐边升”的趋势，严重腐败犯罪的平均潜伏期呈持续上升趋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83到1997年间，平均腐败潜伏期为2到3年。从1998年开始，平均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2008到2012年平均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0.1年。这是针对100多个严重腐败案件研究的结论。

另外一份针对54位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的分析报告中，省部级一把手的腐败“潜伏期”却越来越短。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 年，平均为7.78 年。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更令人警醒的是，在回头审视一些官员的贪腐历程时，常常有“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情况。统计发现，在所有犯案人员中，72.1%的人在第一次有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仍然有职位上的晋升，甚至得到迅速提升。例如，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 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的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 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四级。

据分析，贪官“潜伏期”提拔分为两种，一种是隐藏得较深，未被发现，从而仕途继续平步青云；另一种情况则是贪腐情况已经有所暴露，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无论是何种情况，问题的背后都是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存在的纰漏。虽然“潜伏期”提拔只占升职官员中的少数，但对执政党的伤害极大，影响极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针对此类问题专门撰文指出，

“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并要求组织部门，“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廉政专家表示，解决上述难题，一方面要防微杜渐，加强理想教育，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另一方面，则需要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改革干部考核、监督、选拔机制。其中的关键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对“一把手”的规范和监督问题，有效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作者：木石 ▲◆★●■☆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在调研江苏南通作辅导报告（六）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08/6472064.html

上接昨天：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未完待续）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个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后一片糊涂账，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等等。

第三个方面，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平台公司不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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