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晤。我们作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晤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态势良好，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1/6481000.html

VOA 2017-08-11：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

原国家队队医逃至德国！揭中国兴奋剂黑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0/6478634.html

法广 2017-08-10：资料照片：原中国国家队医务监督组组长薛荫娴

原中国国家队队医薛荫娴，因坚持不懈揭发中国体坛使用兴奋剂丑闻而长期遭到迫害。近日，薛荫娴及儿子一家已逃亡至德国，薛医生之前已设法带出68本记载使用兴奋剂黑幕的工作日志。

薛荫娴现年79岁，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首席运动医学专家兼中国国家队医务监督组组长。薛荫娴九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中国体育1978年起开始进入兴奋剂时代，八十年代，体育官员在内部会议上公开发出全面使用兴奋剂的指令。

薛荫娴指出，1978年10月11号，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在大会上说外国运动员都使用兴奋剂，中国运动员为什么不能使用？79年4至6月，官方派陈章豪大夫来法国学习如何使用兴奋剂。“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范围都在用。国家队当时有11各队，国家队训练局局长、党委书记李富荣说全体都吃，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党，吃兴奋剂利益集团的头子就是他。他们成立了兴奋剂研究小组，组长就是陈章豪，他就说吃兴奋剂叫吃特殊营养的”。

薛荫娴站出来反对服用兴奋剂，结果被撤销了她的国家队医务监督组组长，但是还让她留在体操队。“我想为了运动员的健康我得守住体操队，1988年我拒绝给李宁打兴奋剂。但我想得太天真了。80年代，90年代得牌的人都被李富荣和陈章豪用兴奋剂管住了。国格没了，人格没了。”

薛荫娴指出举重、游泳、田径、体操等金牌项目是兴奋剂重点领域。李玲蔚，昔日游泳队的五朵金花，排球运动员巫丹等曾被检测出兴奋剂。

中国体育官员一面强迫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一面研究规避药检方法。薛荫娴对自由亚洲表示，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选手李玲蔚爆出使用兴奋剂丑闻，国家体委为掩盖真相以误服感冒药为由搪塞，并将责任推至随队护士黄美玉身上，导致黄美玉差点自杀。

薛荫娴认为中国体坛服用兴奋剂的真相远未全部晒到阳光下。她以2016年奥运会个别中国游泳运动员反常表现为例，认为中国体育仍未彻底摈弃使用兴奋剂。

薛荫娴挺身而出，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黑幕，不但本人遭到持续的打击报复，连她的孩子也被株连。薛荫娴还表示，国保和警察多次到家中搜查，企图查抄她数十年保存的68本工作日志。在她和儿子杨伟东、儿媳杜兴逃亡前，他们已经这些日志和其他资料安全转移到德国。杨伟东表示，他会和母亲亲自到国际奥委会提交这些资料。他们也愿意出来作证。 ▲◆★●■☆

不丹外长今会见印度外长首就中印对峙表态★★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1/6479908.html

国际观察 2017-08-11：据《今日印度》报道，不丹外交部长今日（11日）在加德满都会见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称希望洞朗对峙能够“友善和平地解决”。

据报道，在中印边境对峙继续的情况下，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11日在加德满都出席BIMSTEC（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外长会晤时，与不丹外交部长多尔吉（Damcho Dorji）会面。双方就洞朗对峙进行了探讨。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不丹外交部长称，“我们希望洞朗局势能够和平友善地解决”。

报道称，这是“洞朗危机”爆发以来，印度和不丹两国外长首次会面。这也是自6月29日以来，不丹方面首次官方发声。

此前据《印度快报》10日报道，印度官方消息称，中印边境印军已经进入“不战不和”模式，印军并没有明显的调度军力和武器，若有任何行动也只是为了要“维持现状”。

《印度快报》还在4日报道中称，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我们将继续与中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以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并表示“与不丹的协调和磋商也在继续”。

据称，印方消息人士透露，印度政府正努力试图采取两种“外交方式”解决中印对峙危机，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让不丹军队在对峙地区代替印度军队，使中国和不丹军队双方撤兵，但又担心这会给不丹提供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动力，使其与中国建交；第二个选择是延长对峙时间直至11月，称“随着冬天的到来，该地区的气候恶化，使任何军事行动都变得困难”。

关于中印洞朗对峙的最新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8月9日在答复海外网时表示，据中方掌握，截至8月7日，印军仍有53人和1台推土机非法滞留在中国领土上。中方要强调的是，印方必须将全部越界人员和装备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无论印军还有多少人非法越界并滞留在中国境内，其性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 ▲◆★●■☆

边境对峙双方都难收场太过高调陷被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1/6481320.html

国际观察 2017-08-11：在中国与印度锡金邦交界的乃堆拉山口执勤的中国边防军人

中国与印度在洞朗地区（印度称都克兰Doklam）的对峙有升级的趋势。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解放军正在对峙周边区域加紧部署。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继续放狠话。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8月9日发表社论，称中印军队之间的冲突已进入倒计时。有美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洞朗对峙事件上太过高调，使自己陷入被动，落入了打与不打都对自己不利的两难境地。

《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8月10日报道说，洞朗对峙已持续了七个星期，中国解放军正在向对峙地区增兵。报道说，解放军在双方对峙地点1公里外地点搭起了约80余顶帐篷，人数应不超过800人，再加上在对峙地点的300人，总人数大概在1200人左右。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不少网友拍摄的视频，据称是解放军西部战区的军车向边界地区运送物资和重型武器装备。

中国与印度边界示意图，红线为两国有争议边界，黄色区域为有争议领土。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截至8月7日，印军仍有53人和一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但据多家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在洞朗对峙地点上的人数不少于350人。《印度时报》的报道称，印度在后方的甘托克、宾那古里和卡林朋各有一个山地师，每个山地师都有1万人的兵力。

北京难下台阶

在态度上，中国继续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姿态。《环球时报》8月10日援引不具名的所谓“中国军方内部人员”的话反驳路透社8月8日的报道，称中方谈判人员答应后撤100米是“假消息，无稽之谈”，并强调“印方必须无条件将军队撤回到边界的印方一侧，中方不会就印度撤军与印方谈条件。”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美国印度政策研究员莎拉·沃特森(Sarah Watson)认为，在对峙事件上，中国表现得过于高调，现在很难下台阶。

“双方都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她说，“印度稍好一些，主要是中国。现在中国很难既不丢面子、也不尴尬地收场，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把这个事搞得太大了。”

沃特森表示，就算是印度撤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恢复筑路，而这正是本次中印对峙的直接起因。如果中国搁置修路，就意味中国公开承认洞朗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而一旦恢复，印度人会不会马上回来，重新形成对峙局面。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美印联手制中？

在洞朗对峙持续之际，一些中国国内媒体和海外亲北京的媒体开始指责美国借机拉拢印度，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和战略合作。

继7月份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后，媒体透露美国和印度将于9月14日至27日在美国刘易斯-麦克科德联合基地举行代号（电视剧）为“准备战争”的联合演习。总部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报道说，“美国虽非此次中印对峙的直接相关方，但他的影子则时刻存在，且越来越显性。”

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纪德号抵达印度外海，准备参加2017年马拉巴尔军演。

新浪军事称，“中印对峙50天内，美国竟三次出手帮助印度遏制中国。”文章说，在中印对峙之际，美国虽表态不站队，表示对话是唯一出路，但“美印之间互动频繁，美国不断给印度‘大礼包’……达到了给印度壮胆的效果。”

新浪军事所说的三次出手分别指：今年6月19日，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印度塔塔集团宣布达成协议，在印度生产面向印度的F-16 Block 70型战斗机；7月10日至17日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举行的美印日联合军演；以及8月4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供应集团。

8月10日，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以内海域。《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对美舰在该海域的“自由航行”行动称为美印的紧密配合。

CSIS美国印度政策研究员沃特森表示，在中印对峙的问题上，美国的底线是对峙不至失控而引发全面战争，但美国也十分关注印度在这场与中国的较量中的处理手法。她说：“美国在密切注视印度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抗衡。在美国看来，这场对峙与南中国海争端有一定相似之处。”

沃特森认为，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中，中国也是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合理的，但却拒绝诉诸正当途径，而是胁迫小国就范。在洞朗对峙中，中国也是在不丹身上做文章，希望不丹能够支持自己的主张。

谁打谁的脸？

8月8日，印度多家媒体引述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王文丽的话说，“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后，不丹方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该事件发生地不属于不丹领土。不丹人也很奇怪印度边防部队为什么会进入中国领土。”

不丹政府星期四（8月10日）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否认了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王文丽的说法，称不丹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在洞朗筑路违反了中国与不丹的协议。

有意思的是，有关中国外交部官员王文丽说“不丹承认洞朗为中国领土”的说法最初并不是来自中国媒体，而是印度媒体，后来却被中国各大官媒广泛转载，称印度替小弟不丹出头，反被“小弟”打脸。

坐山观虎斗？

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警告说，美国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用在中印这两个有核大国身上是有风险的。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说：“我认为，在华盛顿现在的确有种趋势，似乎是在推动中印这两个大国彼此相争。”

戈德斯坦表示，如果只是在洞朗地区，中印的对峙不太容易引发大规模冲突，但如果失控，两国在近2000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上有可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这对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

“如果中印爆发全面战争，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说。

与官媒的喧嚣相比，中国学术界现在开始出现要求理智面对中印对峙的呼声，分析如果中印全面撕破脸皮，中国的得与失。首先的担心就是9月份中国厦门主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遭到印度抵制。最主要的担心则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可能就此折戟，特别是印度有能力在印度洋封锁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布局。此外，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一旦与印度开战并无必胜的把握，而且还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更加孤立。 ▲◆★●■☆

印度宣布对93种从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1/6480092.html

澎湃新闻 2017-08-11：据印度新闻网站“the Northlines”11日消息，近期，印度轮胎工业的主要成员会见了政府官员，并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卡车和子午线轮胎征收反倾销税。随后，印度政府9日对93种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报道称，这93种产品属于一组广泛的化工和石化、钢铁和其他金属制品、纤维和纱线、机械产品、橡胶或塑料制品、电力电子产品和消费品等。

此前，据商务部网站8月8日消息，8月1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充气子午线轮胎反倾销调查终裁，裁定自中国进口的充气子午线轮胎存在倾销并对印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建议对上述产品征收245.35美元/吨至452.33美元/吨的反倾销税。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7月6日曾透露，2017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共遭遇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37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印度共发起12起，成为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最多的国家。

7月21日，印度商工部还对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进口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随后回应称，希望印方着眼全局，对此案采取慎重态度，严格依规开展调查，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各国应当共同努力促进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而不是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扰乱正常的贸易秩序。”王贺军说。

当前，印度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已达510.9亿美元。印度媒体称，印度市场上存在大量中国廉价商品，这对印度国内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不过，印度一家在线调查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相比印度商品，印度消费者更青睐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在面临同类商品时，接受调查的8973名印度消费者中，83%的人青睐购买中国产品，而非印度商品。报告称，印度消费者表示，同类商品中，印度制造的产品价格高昂，中国产品的价格最有优势、质量也不错。 ▲◆★●■☆

高官乘机要与民众隔离南航服务姿势引围观★★★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11/6480458.html

RFA/新京报/解放日报 2017-08-11：高官坐飞机南航“特殊保障”献媚引公众侧目。被指系习近平嫡系的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左)、西安市长上官吉庆系(中)及西安政协主席岳华峰(右)三名高官卷入南航风波。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和政协主席等66名西安市官员，本周初乘坐航机时，竟提出与普通乘客隔离的要求，并自夸是为政府执行要务。事件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政府反腐5年，官员的特权思维依然存在。(黄小山 / 黄乐涛报道)

涉事的南方航空西安分公司党群工作部周三发文透露称，上月26日接到了西安官方人员的请求，称将于8月6日有66人从西安飞成都，要求集中就坐，并与其他乘客隔离。

南方航空方面随后承诺将他们与别的乘客隔离，并集中安排在前11排。南航工作人员还发现，乘客中有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市长上官吉庆和市政协主席岳华峰，又主动联系为其升公务舱。起飞当日，西安分公司负责人陈茂俊还专门放弃休息赶赴机场督查。

南航官方的通告称，为协调此事忙了两个周末，还牵动了大批保安人员。

此事立即引发了民间舆论反弹。指责西安官方公然耍特权，而南航则全力迎合这种特权，并以此自夸。

在引发了广泛的非议后，南方航空周四发文，称此前的文章为误发，要求所有的媒体删除报道。而在网络上，南航该报道已遭全面删帖。连批评此事的评论文章，也一并遭删除。

而查询西安官方团的行程后发现，被称为政府要务的，其实只是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长，带著66人的官员团队前往成都、重庆等地公费考察参观。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南航董事会秘书以及宣传部，但多个公开电话都无人接听。

评论人士许文丽指出，此事只是大陆特权阶级的常态。而这次引发广泛的关注，是因为民众的权利意识有所觉醒。

她说：哎呀，这就是人家中共特权制度的延续嘛。他们一直就这样过来的嘛，是特权的一种惯性。咱们中国的这个政府阶层、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工作方式里，他们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应该享受优先待遇的。然后这个最开始的报道还是作为正面报道，正面就是说这个机组啊，非常优秀去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其实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在以前那种社会环境下，大家都习惯了。然后现在呢，大家的权利意识有觉醒，所以才把问题提出来了。

许文丽还表示，类似的特权现象，在医疗领域也是一样。官员，特别是高官和他们的亲属占用了80%的财政医疗资源，而普通民众的医疗资源则极度匮乏。

而一位资深媒体人还指出，此事事件显示，持续了5年的当局强力反腐，因其本身的目的并非在遏制腐败，因此对大多数官员的震慑力有限。

她说：很多的官员是不敢向以前那样大搞排场，但其实，暗地里的东西还是在的。而且反腐谁都知道，那是借反腐搞权斗，肃清政敌，因此很多人心里都非常明白。所以说，他们其实是不怕的。只有普通老百姓会上当的，知道吗？

根据现有的报道显示，南航的做法只是中国航空领域的惯例。根据2011年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显示，中国所有航空公司，都有专门为高级别官员服务的要客部。

如果订票者的身份是省、部级(含副职)以上官员，军队在职正军职少将以上军官，公使、大使级别外交官，系统就会自动标注提醒。航空公司则立即有针对性地提供高级别的服务，甚至为等待他们登机而延时起飞。而整个飞机的别的乘客，则没有知情权。

媒体:南航的服务姿势是怎么炼成的？新京报：还是重新来谈谈“服务意识”吧。

图据南航官方网站文/西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商业化程度低，很多行业的服务意识很差，所以流行起一句矫枉过正的口号——客户就是上帝。可惜的是，大多数中国人不信神，不知道做上帝是什么感受。时间一长，这句口号终究流于空谈。

我认为“客户就是上帝”不适合中国国情，倒不如简单改一下，改成“客户就是领导”。这就一目了然，人人都可领会于心了。如果还有不解，那只好请你来观摩一下南航的生动演示了。

注意，这是实战，不是演习。

今年7月26日，南航西安分公司营运部客户接待处，接到一项不寻常的服务请求。对方一行66人，8月6日从西安到成都，希望全部安排在一趟航班上，并且要全部在前11排。值班的收益一组组长胡升华听说之后，一边警觉地询问客户出行目的，一边调舱。

一开始客户不愿过多透露，经再三保证不会透露客户行踪，客户回复为政府执行特殊要务，需保证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的隔离。

事实证明，南航的保密措施做的真好，没有透露客户行踪，只是在完成“护航”任务三天之后也就是8月9日，写了篇文章发在了民航资源网上。

这篇题为《“只要前11排座位的旅客”——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文章透露，获悉这个重大消息之后，本来在休息的收益二组组长杨某主动跑到单位加班。

在录入名单时，杨组长还发现政务团里有西安多名要员后，又及时联系客户推荐公务舱。结果自然令人满意，“以优质的服务保障承诺赢得了客户的心”。

图据南航官方网站

这还不够，8月6日，南航西安分公司陈总经理放弃休息日，专程赶赴机场，部署保障工作。

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心细如发？什么叫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

经此一飞，有关领导必定会对南航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南航这篇自我表扬稿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之后，领导对南航的印象一定更深了。

蹊跷的是，在此事引起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表示“南航服务太好了，必须搞个会员”之后，南航突然撤稿了。

南航西安分公司向媒体表示，该报道为“误发”。不过南航并未否定报道内容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可能该报道只适合“内部”，不适合对外发布。这又是为何呢？

能想到的答案就是，南航害怕竞争对手将这种服务姿势学走。

南航明白，报道可以撤，服务的姿势撤不回去了。

最后，我有两个疑问：

一，什么样的“特殊要务”需要保证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的隔离呢？经过安检上飞机的普通旅客，难道会对领导构成威胁？

二，所有的消费者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下次普通旅客提出“只要前11排座位”的座位，南航能否满足？鉴于提出这一要求的旅客可能足够多，建议南航的飞机今后只放11排座位。

如果做不到，那我们重新来谈谈“服务意识”，或者“平等意识”。

南航只要前11排座位的要客该用什么姿势护航？

解放日报

飞机上“隔离”两小时事小，如果心中也有那么一堵“隔离墙”，那后果就不是网上一顿奚落嘲讽那么简单了。

民航资源网发表的一篇来自南航的报道，昨天一不当心得到了广泛传播。这篇报道说的是南航在今年7月下旬接到来自西安市政府的一个电话，要求南航在一架从成都飞往西安的航班上，为西安市的一个“政务团”提供特殊的服务。南航方面在接获电话后，即紧急出动，南航西安分公司总经理放弃休息专程奔赴机场组织协调，其他各个岗位上的服务人员更是不敢懈怠，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为政府执行要务护航”的光荣任务。

但让南航方面尴尬的是，这篇报道得到传播、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后，非但未获得赞扬声，反而出现了一片嘘声，舆论普遍认为西安政府方面是在搞特殊化，而南航方面对公权力“有求必应”，则造成了对其他乘客的不公平。面对社会舆论的激烈批评，南航方面紧急撤稿，并表示发错了稿。但这显然无法平息舆论。

仔细回顾这起事件的前后经过，南航这次备受嘲讽和抨击的服务，其实也有正常合理的部分。这些年，应对高铁崛起带来挑战，各大航空公司对客户的服务都在升级。西安市政府方面向南航提出，希望将60多人的座位集中在前11排，这个要求严格来说也不算过分——普通乘客在领取登机牌时也可提出这种要求，只要座位尚未分配给其他乘客，民航方面一般都会满足。而据了解，此次西安方面这么多人到成都，是与成都方面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回西安后当天紧接着又要召开会议布置落实。如果他们是为了抓紧空中旅行的时间，安排相关人员坐在一起协调相关事宜，是可以理解的。

但南航不慎透露出的一个关键信息是，西安市政府方面向民航提出了与其他乘客“隔离”的要求。我们不知道在一个民航机舱里，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物理隔离，但它显示出的一种“拒群众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却是真正让人难以接受的。从多方查证的信息看，我们并不知道“政务团”究竟执行了怎样的“特殊要务”，需要“保证同普通旅客进行一定隔离”。这种同“普通旅客”之间人为强调的隔离，更多暴露出的是官员对群众的某种戒心。这种官民关系，显然并不正常。

更让人忧虑的是，对于这样一种并不正常的官民关系，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已习以为常。南航方面把一件为政府官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事件当作正面事件对外发布，民航业的专业网站也把这当作正面事件加以报道，在受到舆论批评后虽然撤了稿，但南航方面只是在强调今后发稿必须分清内外，表明其并未对此有足够的反省。新闻稿中特别强调的几个细节，譬如这场“特殊的团队保障工作跨越两个周末”、分公司总经理“放弃休息日，专程赶赴机场”、飞机“在保障服务人员的目送下准时起飞”，更折射出一种对待特权习以为常的观念——没错，这些服务保障工作非常细致、到位，但人们已经忘记反思：这样的“特别到位”，是否完全合理？

这起因一篇表扬稿而引起的风波，犹如太阳下的一滴水，映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灶——官民之间存在着看不见却又摸得着的隔阂，社会相关方面似乎也对此习以为常。其实说起来，这件事也不算特别大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误发”，可能根本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但陋习就像一种慢性病，恰恰是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一旦习以为常，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就滋生了党风、政风的大问题。这无疑是值得警醒和深思的。

还需多嘴一句的是，舆论时下的抨击，也不是要把“特别服务”一棍子打死。高级官员乘坐飞机的规格、礼遇、保障条件，其实都有明文规定。规定范围内的礼遇保障，自属正常之列。对不在规定之列的这类情况，也未必完全堵死“特别服务”的空间，但有好几个前提：第一，“特别服务”应当规范化，有明确的规范规则；第二，规范规则的制订应确保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合乎民意；第三，一旦有了规则，就不能有随意超乎规则的“弹性空间”，更不能有任何“暗箱操作”。

而无论是否身居要职，公职人员都需要从这件小事上反求诸己，看看还有没有超越客观需要和合理范畴的特权思想，还有没有与群众“隔离”的习惯性念头。飞机上“隔离”两小时事小，如果心中也有那么一堵“隔离墙”，那后果就不是网上一顿奚落嘲讽那么简单了。▲◆★●■☆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在调研江苏南通作辅导报告（五）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7/08/08/6472064.html

上接昨天：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他怎么还，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同时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第二，对于PPP的项目价格，一个城市要同一个标准，这里边政府要调控。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 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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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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