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供 于 2007-2-3  文章作者: 唐振宇 孙自法  

　　北京时间2月3日零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北斗导航试验卫星送入太空。这是我国发射的第四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发射约二十四分钟后，星箭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航天二○○七年第一次卫星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九十五次飞行。

　　此前，中国先后于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成功发射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北斗导航试验系统运行至今工作稳定、状态良好，已在测绘、电信、水利、交通运输、渔业、勘探、森林防火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发射的卫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北斗导航试验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还将进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为英文名称，Beidou为中文音译名称)的有关试验。

　　该负责人表示，在北斗导航试验系统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实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二○○八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进行系统组网和试验，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防火、灾害预报、通信、公安以及其他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专家称，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卫星导航系统。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能力，而且在定位性能上有所创新。

　　本次发射的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和用于发射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背景：中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三日凌晨在西昌成功发射第四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并已在运行至今工作稳定、状态良好的北斗导航试验系统基础上，开始着手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为英文名称，Beidou为中文音译名称)。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五颗静止轨道卫星和三十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两种服务方式：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十米，授时精度为五十纳秒，测速精度零点二米每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专家称，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能力，而且在定位性能上有所创新。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正在运行的有美国的GPS系统和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中国参与的欧洲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08年满足中国及周边用户需求

　　有关部门负责人三日在此间披露，中国正在实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为英文名称，Beidou为中文音译名称)，计划二○○八年左右满足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对卫星导航系统的需求，并进行系统组网和试验，逐步扩展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第四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当天凌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此前，中国已先后成功发射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中国北斗导航试验系统运行至今工作稳定、状态良好，已在测绘、电信、水利、交通运输、渔业、勘探、森林防火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逐步发挥重要作用。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次发射的卫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北斗导航试验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还将进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有关试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主要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国的交通运输、气象、石油、海洋、森林防火、灾害预报、通信、公安以及其他特殊行业提供高效的导航定位服务。

　　专家称，卫星导航系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卫星导航系统。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能力，而且在定位性能上有所创新。来源: 中国新闻网 ▲

    文章提供 于 2007-2-2：有关1993年莫斯科“黑色十月事件”许多媒体进行过详细报道，但莫斯科市人民纠察队在这一事件的作用，却一直鲜为人知。这支纠察队在1993年“黑色十月事件”中成了叶利钦手中的王牌，成为叶利钦的近卫军。

　　日前，曾任人民纠察队城市司令部参谋长的崔卡诺克撰文回顾了人民纠察队当年保卫叶利钦的作为。

　　苏联解体后，1992年，根据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发布的“改组莫斯科市人民纠察队行动和机构”的命令，成立了莫斯科人民纠察队，共有1.6万人，其中包括2500名前苏军各兵种的军官。当时，纠察队在莫斯科周围和市内的每个区都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司令部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前苏联军队退役的中高级军官。

　　1993年10月，积怨已久的叶利钦与俄罗斯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终于爆发了公开冲突。叶利钦调动政府军，用坦克包围议会大厦，酿成了震惊世界的“黑色十月事件”。此时，人民纠察队立刻被调动起来。10月3日早上，当斯摩棱斯克广场出现伤亡后，人民纠察队很快集结了2000多人。当时纠察队的主要任务：一是迅速向莫斯科市政府通报市内发生的情况；二是组织可靠人员尽量阻止冲突；三是尽量不让闲散人员进入市中心。

　　由于市内局势越来越复杂，为了弄清具体情况，纠察队派出了由3～5人组成的若干侦察小组。这些侦察小组很快就把局势的严重性报告了市政府：到晚上8时，在白宫(叶利钦办公地点)门前集会的人已占莫斯科市民总人数的0.1～0.15%，而在市政府门前的人则占莫斯科市民的0.5～0.6%。 而且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也产生内讧，许多人主张倒戈——把叶利钦拉下马。

　　由于忠于议会的部队有进攻市政大楼的迹象，人民纠察队立
刻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置了25个街垒，以阻止议会部队进入市政大楼。

　　人民纠察队令哈斯布拉托夫非常头痛，他派最高苏维埃代表乌拉日采夫找崔卡诺克，对他说：“鲁茨克伊总统(哈斯布拉托夫任命的代总统)需要你的帮助。”崔卡诺克拒绝了他，表示：“我是叶利钦总统的支持者，我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由于局势混乱，10月3～4日纠察队开始派人保护各个重要目标，如《消息报》报社、莫斯科电台等。当时纠察队没有佩枪，他们只能组成人墙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这些目标。

　　随着局势日益紧张，叶利钦决定关闭苏共的所有报社，这个任务自然由人民纠察队负责。半夜时分，人民纠察队四下出动，将《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俄罗斯文学》等报社全部关闭。叶利钦还不放心，为了防止苏维埃基层组织的反扑，他下达了停止各级苏维埃活动的命令，在莫斯科，这一任务仍由人民纠察队负责执行。

　　10月4日傍晚，在经过了近10个小时的战斗后，议会大厦被政府军攻占，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叛乱集团全部被捕，“黑色十月事件”宣告结束。应当说，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件，据官方宣布，这场流血冲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伤，那么谁该为他们的死亡负责呢？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场风波中，莫斯科人民纠察队为保卫叶利钦起了重要的作用。事件平息后，纠察队中的一些人获得了国家勋章，但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与纠察队一起战斗的军官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

　　◆参考资料：莫斯科“黑色十月事件”始末◆

　　这次事件是俄罗斯最高执行权力机构和最高立法权力机构持续激烈斗争的结果。从1992年初叶利钦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以来，以叶利钦为首的一方和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另一方，在改革政策、国内经济形势评估、新宪法内容、俄罗斯政体以及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以致发展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93年9月，两派权力斗争进一步升级。9月1日，叶利钦宣布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9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宣告成立，准备取代最高苏维埃。9月21日，叶利钦发布命令，中止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权力，并宣布俄罗斯联邦新的立法权利机关——联邦大会的选举将在12月11～12日举行。

　　9月21日，俄议会主席团通过致俄罗斯公民书，废止叶利钦中止议会权力的命令，停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并宣布由鲁茨科伊任代总统。同日，鲁茨科伊宣布接任俄罗斯总统。

　　从9月24日开始，议会大厦被政府军警包围，与外界联系被切断。接着，政府停止了对议会大厦的供电、供水。

　　10月3～4日，局势进一步尖锐化。在谈判破裂、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叶利钦下令政府军进攻议会大厦，从而结束了在俄罗斯政坛上持续了一年多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

  文章提供 于 2007-2-2 文章作者: 梅叶 王洪飞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邓小平任党的总书记，主持党中央的第一线工作；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两人虽处不同岗位，但彼此十分支持对方的工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邓小平以其过人的胆识、卓越的领导水平和优秀品质，赢得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也赢得了叶剑英的尊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迅速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团诬蔑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剑英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始终坚持和服从党的组织原则，力图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并对邓小平给予一定的保护。但自己却因此惹祸上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叶剑英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要“火烧”、“炮轰”叶剑英。

　　叶剑英身处逆境，仍十分挂念邓小平。当时，王震的行动相对来说自由一些，便去看叶剑英。叶剑英一见王震的面，就询问邓小平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身体怎么样？”“他生活起居情况如何？”“是不是天天要去劳动？”“家里的子女都到身边了吗？”……得知邓小平生活很苦时，叶剑英忙说：“你赶快回去照顾他，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一方面重新起用了叶剑英，一方面开始寻找新的接班人。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说自己“受任于平叛之际，奉令于整军之时”，表示自己将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叶剑英认为，应当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还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因为，邓小平具有领导全局的才干和品格，并且曾经被确定为毛泽东的第二位接班人。他一方面表示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方面利用机会，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立即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当即前去看望，帮助解决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同时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

　　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病重住院后，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一年多以后，“四人帮”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和“黑后台”。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不实之词，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三番五次说华国锋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这一好消息透露给邓小平。不久，叶剑英亲自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25 号，以便更好地保护他，还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后来，叶剑英派小儿子开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的自己住地。他俩见面时，都很激动。邓小平叫声：“老兄！”两人的手长时间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叶剑英亲自向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一如既往地关心邓小平的健康，解决其阅读文件、改善处境等
问题。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赢得了党内外的高度评价。华国锋认为，叶剑英德高望重，建议由他出任党中央主席。叶剑英坚决不同意，他提议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同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叶剑英全力支持华国锋是必然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叶剑英非常清楚，要拨乱反正，振兴中华，这一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胜任。1976年10月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打招呼会。叶剑英当即向华国锋提出：“邓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叶剑英的这一请求，当时没有被接受。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和华国锋写了第一封信，表明了自己对粉碎”四人帮“的立场，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华国锋没有向政治局公开这封信。

　　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建议，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由于叶剑英德高望重，中央上层不得不考虑他的建议。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愤慨不已，反问道：“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表态，完全支持叶剑英的意见，要求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对此，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保持沉默，没有明确发表意见。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两个凡是”出来后，叶剑英很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不能改，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因为“四人帮”干的许多事，都是假借毛主席的指示干的，他们欺骗毛主席，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批准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也是毛主席批准的。这些决策，都有问题。

　　1977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就自己将在会议上要讲的讲话稿，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这一个机会，又一次向华国锋建议，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第二，要为邓小平同志平反，要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叶剑英的建议。

　　会议开始后，华国锋从“两个凡是”出发，坚持不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引起叶剑英、陈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的不满。陈云和王震先后讲话，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叶剑英抓住这一机会，主动找华国锋谈话，做华国锋的工作。

　　叶剑英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华国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国锋离不开叶剑英的支持和配合，而叶剑英也的确诚心诚意地帮助他。所以，华在重大问题上非常尊重叶剑英的建议，虽然没有立即接受，但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华国锋表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是，他仍然不同意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具备一定条件，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提出，邓小平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邓小平义正辞严地说：我可以不出来工作，但我不能承认自己所谓的错误，也不能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向党中央和华国锋、叶剑英写了第二封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邓小平之所以加上叶剑英，是吸取了第一封信的教训。华国锋收到这封信就不能再像上次那样置之不理，必须把自己的信转给叶剑英，并同叶剑英商量如何回复这封信。

　　华国锋同叶剑英商量如何处理邓小平的来信。叶剑英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说服华国锋，做华国锋的工作，再三提出，尽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建议由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来信。叶剑英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感动了华国锋。华国锋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华国锋以后多次表示：叶帅，我听你的。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和华国锋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向全党发出了邓小平即将出来工作的信号。1977年5月14 日，在叶剑英住地，邓小平、徐向前等人聚会，祝贺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称赞叶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叫他“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 来源: 党史纵览

  文章提供 于 2007-2-2: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类型也在发生着规律性的变化。《廉政周刊》在江苏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近年来贪污贿赂案件的比例中贪污案减少贿赂案增多。

　　◆1 贪贿案件比例呈现规律性变化

　　贪污案件比例下降，贿赂案件比例上升

　　在反腐败斗争中，检察机关担负着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职责。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为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三类案件，而贪污、贿赂案件是其中的重头案件。2006年底至2007年初，《检察日报•廉政周刊》派记者对江苏职务犯罪的发展变化规律展开调查。结果表明，在该省检察机关近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贪污贿赂案件的比例呈现规律性的变化：贪污案件比例下降，贿赂案件所占比例逐渐上升。

　　据统计，江苏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2000年立案查处的贪污案件占同期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36%，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降至25%；而贿赂案件所占比例则恰恰相反，由2000年的40%上升到了2006年的65%。

　　这种比例变化在基层检察院反映得更为突出。记者选择了该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较多的通州市、常熟市、常州市武进区3家基层检察院进行了调查采访。

　　通州市检察院2000年查办贪污案件占该院反贪部门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比例为35%，2001年为57.5%，近两年下降至25%左右；贿赂案件占的比例2000年为44%，2001年为35%左右，近几年上升，最高时达到74.5%。该院2006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分别占立案总数的28%和62%。

　　常熟市检察院从1997年开始，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比例也呈规律性变化。2000年，贪污案件占该院反贪部门立
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数的50%，以后逐年下降；2006年只有1件贪污案，只占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4.3%。而贿赂案件占贪贿案件的比例2000年为36%，从2002年开始，这一比例都在60%以上，最近两年这一比例上升至近90%。

　　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2000年和2006年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分别占该院反贪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比例为：20%和38%，18%和80%。其间，贪污案件所占比例有高有低，最高的年份2002年为27%，最低的年份2001年为7%，其余年份基本都在20%上下；贿赂案件占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在60%以上，最高是2002年，达92%。

　　◆2 查处的贪污案件为何少了

　　贪污罪主体减少、发案有滞后性、各项制度健全规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某一基层检察院某一年度查处的贪污案件占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比例会有所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为什么会出现贪污犯罪案件比例下降，贿赂犯罪案件比例上升的趋势呢？

　　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检察长金万新、常熟市检察院检察长林步东和刚刚卸任通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现任通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吴刚均认为，贪污罪主体的减少直接导致了贪污案件的减少。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法律修改。刑法修改后，贪污罪的主体范围变窄，原来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部分案件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原来可定贪污罪的，现在只能定职务侵占罪。二是企业改制。由于企业改制，国企减少，职务犯罪的主体随之减少，贪污罪的主体也相应减少，这样直接导致了贪污案件的减少。

　　金万新告诉记者，2002年至2005年，他在同属常州市的溧阳市检察院任检察长时，有时一年都没有一起贪污案件。

　　溧阳市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该院查办的贪污案件也呈减少趋势，2004年该院立案查办了11起职务犯罪案件，其中10起贿赂案件，1起挪用公款案件，没有贪污案件。据记者了解，2006年，该院反贪部门立案查办了10起职务犯罪案件，均为贿赂案件。

　　林步东认为，发案还有个滞后性的问题。常熟市检察院近年来查办的贪污犯罪案件中，有不少犯罪行为还是发生在前几年单位转制时隐匿并占有单位财产的。如该院2004年查办的陈某贪污35万元案，虽然在近年才发现，但陈某实际上已于1997年单位转制前，将该笔公款擅自挪用给某乡镇企业。1998年陈某因工作需要调离本单位，在工作移交时故意隐匿该笔款项，并把在该企业收取的大额利息占为己有。2001年，陈某要求该企业负责人将这35万元借款记入其亲戚名下予以侵吞，从而被认定构成贪污罪。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项制度的健全规范，滋生贪污犯罪的土壤减少了，实际发案也在减少。

　　金万新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贪污还比较容易：单位、部门领导用白条就可以入账报销，然后签字批准就可以了，这种“自己批准自己”式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而现在，很多县(市)成立了统一的行政结算中心，加强了监督制约，将白条和不正规的发票拒之门外。有些单位都只设财务结报员，不设财务会计，即使有会计，接触资金的机会也少了，更不可能有大额资金进出。这种“结报制”的方式从根本上减少了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发生贪污行为的可能性。还有审计制度：对单位的账目，既有自查自纠，又有上级单位的检查，还有审计局的审计。一些重要单位实行会计委派制度。原来容易发生贪污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乡镇站所的财权上收，村务公开、村账乡管，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得贪污犯罪的空间不断被压缩。

　　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周宁华补充说，现在贪污案件下降，行政结算中心没有发现贪污案件，但并不能排除其财务监管就不存在问题，因为行政结算中心成立时间不长，即使有问题，也还没有暴露出来，发案总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犯罪手法和案发概率上来看，贪污必须要做假账，用林步东的话来说，贪污是一项“技术活”，没有一定的财务水平不敢轻易作案，有时必须几人联手，一个人(领导或会计)“单打独斗”很容易暴露；且贪污者要从账上骗取、窃取、侵吞财物，手段再高明，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书面证据就是铁证，这就使得“胆小者”不敢伸手。因此，从犯罪成本看，贪污的实际成本要比受贿高。

　　◆3 查处的贿赂案件为何多了

　　商业贿赂已成为潜规则，检察机关侦查水平提

　　高贪污犯罪案件比例在下降的同时，贿赂犯罪案件比例却呈上升趋势。有关人士分析，其中既有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贿赂犯罪本身特殊性的原因，还有检察机关打击重点调整、侦查水平提高的原因。

　　吴刚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贪污案件减少、受贿案件增多的原因。他说，由于近年来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易发的重点部门及行业加大了预防力度，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有资产“敬而远之”，不敢触碰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转而把手伸向了同样是个人的行贿人的口袋，认为拿私人的钱更“心安理得”些。不少受贿者在案发后常常这样辩解：自己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只是拿了个人的钱财而已。

　　吴刚说，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有关制度还不完善，监督缺失，商业贿赂成为诸多行业和领域的潜规则。一些意志薄弱者眼红行贿者的暴富，心理很容易不平衡，加上现行司法制度对行贿打击不力，导致了受贿案件的高发，窝案串案频出。

　　林步东认为，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相对贪污犯罪来说要强，这也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敢于频频受贿的一个重要原因。受贿者出卖手中拥有的权力，无须经过他人，而且会设法通过合法形式掩盖其真实目的。受贿多为“一对一”，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再加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利益共同体，往往通过事先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来减轻甚至逃脱法律惩罚。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自认为受贿被发现几率小，所以作起案来毫无顾忌。

　　江苏省检察院反贪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江苏检察机关已经注意到了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比例的变化，并针对这一变化，积极调整工作思路，把打击重点转向贿赂犯罪；同时，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也是查处的贿赂犯罪案件比例上升的重要原因。

　　◆4 “对症下药”防治职务犯罪

　　提高侦查能力，上下联动，内外协作

　　防治职务犯罪必须“对症下药”。贿赂犯罪案件比例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相应对策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江苏省检察机关近年来采取多项举措应对这一变化，加大了打击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的力度。

　　该省检察机关建立了科学的贿赂案件线索评估经营和动态管理机制。健全和完善案件线索专人负责、分类管理、合理分流、跟踪反馈、督促检查等多项制度，加强对案件线索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