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称一直正常管辖黄岩岛已对菲渔民捕鱼作妥善安排★★★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博士曾在2010年做过一份报告显示，对中国这么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的人才战略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而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所谓的吸引人才重要还停留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

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四千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是外籍华人，其中两千还是家属；而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一方面这些年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李光耀表示：”中国是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全球七十亿人口中选人才。” 这使得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时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高底立现。

有文章曾表示，未来世界20年中国在这些领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口数现在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经济体，中国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中国市场上只有5000个，差了十多倍。

据报道，美国则至少是中国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在很多尖端领域我们都很缺乏。中国现在是航空大国，拥有着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而在航空领域的院士却没有几个；同样，作为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非常少。

而在美国拥有着大多数的五百强企业，并且其人才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政府里面的人才储备，和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另外，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但是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来自于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学者在美国工作，而中国这方面则基本长期没有。

但BWCHINESE中文网（ID:bwchinesewx）观察到的情况更糟的是，一方面，中国仅仅在十四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十四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一是教育移民。

日本《外交学者》曾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学子对哈佛大学趋之若鹜，并非秘密。正如体坛精英加入顶尖俱乐部，中国的年轻才俊也被名牌大学所吸引。如今外国顶尖大学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引中国尖子生。

无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还是剑桥，一流学府都充满中国的年轻才俊。对个人这是好事，但其黑暗面就是国家的人才流失。

美国教育机构国际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早在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人数就已经高达127628 人，与2009年相比激增了30%。并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接收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

而目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各大院校在册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高达18.5%，也就是说，几乎每五名在校生中就有一名来自中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 49.74万人，约占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而在2013年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达到40万人，我们总数出国人数的大概260万人，但是，回来工作的人不到一百万，超过60%会移民到海外，这个是个相当大的比例，一般国际上常见的大概40%、5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并且60%多的人中，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博士毕业生，理工科的博士90%留在了海外。

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返回的27万人中，9万人做了留学认证登记，但其大部分是硕士生，其中很多还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其二是投资移民。

中国有不少富豪精英移民海外，而且每年的增速很快。据调查，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豪中，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想到欧洲的占11%。有专家认为，中国精英移民海外或将造成中国的人才流失。

投资移民不仅意味着我国的人才流失，还意味着我国的财富流失。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起，每年随中国内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财富达到 100亿元以上，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受益者还包括塞浦路斯、韩国等非传统的移民目的国。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流入美国的资金每年最少达到29亿元。据英国内政部数据，2010~2011财年，中国富豪一年向英国至少”送去”了5亿元。来自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移民一年”贡献”给澳大利亚的财富最少也达到32亿元。

中国通过投资移民海外的基本上以社会高中收入人群为主，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投资移民不仅带走了庞大的社会财富，更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流失。

人才资源的大量流失增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的风险，科技精英、文化精英、金融精英的流失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轨，也限制了文化实力与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因为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两亿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了繁荣，而未来30年却要走到瓶颈。

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3%，增幅创下近6年新低。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而现在则是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在下降。

有评论曾表示，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就是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中国过去的主要财富是依靠靠出口，而中国出口的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从原来的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进入500强企业，却没有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占领国际市场的。从这方面讲，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屈指可数，联想、华为以及前段时间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

之所以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

BWCHINESE中文网财经观察员认为，未来30年需要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需要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移民出去的人才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能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也强烈意识到这种人才赤字，尤其是位于学术金字塔上层的高层人才，中国正在发动一场人才争夺战。为吸引精英人才回国，北京实施”千人计划”，但收效有限。尽管企业家们正回到生机勃勃的新兴风投文化中，但中国并未成功地吸引其他人才回国。▲◆★●■☆

整个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换血已成定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11/01/5731479.html

多维 2016-11-01：10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总局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体育总局局长任免决定。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市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不再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职务。

苟仲文曾是北京市委三号人物

苟仲文此前的职务是北京市专职副书记，是专门协助郭金龙处理党务的副书记，在北京市委排名第三。继北京市委二号人物、市长王安顺被挪走后，三号人物也被闪电挪走。

从苟仲文的简历看，此人和习近平素无交集，离得很远。

苟仲文，1957年生，甘肃镇原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历任电子工业部副司长，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等职。2008起，人北京市副市长。2013年7月，晋升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201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专职副书记，接替落马的吕锡文。

专职副书记是个什么设置？

这个来源于中共现行的地方党委的“一正两副”设置。一正两副”模式始于2006年，中共中央确定地方党委一般只设两名副书记。“一正两副”的任职模式下，一名副书记兼任政府首长，另一名副书记任“专职”副书记，但“专职副书记”到底该干什么，原中组部长贺国强在讲话中提到过“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中央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

北京市委书记是郭金龙，在此之前，两名副书记是王安顺和苟仲文。王安顺兼任市长，苟仲文协助郭金龙处理党务，就是所谓的专职副书记，在北京市委算第三号人物。

习近平部下全面掌控北京市

现在，郭金龙已经69岁，马上面临退休，消息说，即将被习近平旧部夏宝龙取代。而两名副书记则被提前更换，也就是说，整个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换血已成定局。现在，习近平福建浙江时期的铁杆老部下蔡奇，已经是代市长，福建旧部王小洪已经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习近平旧部将在数月后，全面控制首都市委市政府。

习近平使用本部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公安部门和首都党政的同时，其旧部或铁杆也已经在逐步接管上海、天津、重庆，以及其他重要省市。

令据消息，王安顺被调整到不重要部门，原因有两个。一是说他自周永康担任政法委书记起，就一直是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势力在北京市委的代表人物，所以习近平是决心要拿掉他。二是说王安顺素来喜好说大话，动不动“确保”，例如他说三年内一定要消除北京雾霾，消不掉就提脑袋见。现在四年过去了，北京雾霾依旧，而王安顺的脑袋也还依旧长在项上。据说习近平不喜欢这种讲空话的官员。▲◆★●■☆

習近平今次對台講話份量為何格外重？★★★

http://www.CRNTT.com

2016-11-02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握手（中評社　林艷攝）

中評社北京11月2日電（評論員鍾維平）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日下午在北京會見了洪秀柱主席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在會晤中，習近平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六點意見。第一，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第二，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第三，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第四，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第五，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今次對台講話的份量格外重，首先取決於其講話的內容。習近平在第一點，開宗明義就把中共的對台底線劃出來了，就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核心是一個中國原則，認同兩岸同屬一中。台灣政局變化改變不了“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和核心意涵。承認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關係認定兩岸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的根本問題。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的立場不可能有絲毫模糊和鬆動。

習近平的口氣是斬釘截鐵的，毋庸置疑的，完全摒除了“九二共識”之中的任何模糊空間，其嚴肅、嚴峻，充分展示。兩岸關係的跌宕起伏，習近平胸有成竹，操之在我。對此，不可不明白。

我們還認為，習近平今次的對台講話不僅僅是與國民黨對話，而是佔據了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實乃至未來的高度：一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整體高度來進行論述，不是局限在一黨或者一方的角度。二是站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命運密不可分的高度來論述。而這樣的高度，並非今天才體現出來，從習近平的歷次講話中，可以看到，這兩個方面是不變的，所變的，就是原則越來越堅持，內涵越來越豐富。

習近平說：“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維護台海穩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民意基礎。確保國家團結不被分裂，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體中華人民共同的意志。實現民族復興，開創中華盛世榮景，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必須指出，習近平之中所提出的“四個是”，高度濃縮了習近平對台思想的內涵：一，命運與民意是兩岸共同的。二，意志是全體中華人民的。三，復興也是民族的。由此可知，習近平不分兩岸彼此，以一個最大包容的思維來對待與處理兩岸關係。

習近平今次對台講話的份量格外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是一次經歷了兩岸關係丕變之後的講話，大陸對台方針政策變與不變、堅持與不堅持，盡在其中。很多內容是過去曾經提出來的，但是，現在作出重申，表明習近平及中共方面經過新一輪深思熟慮之後，認為必須堅持下去。內容不變，但是新的時期帶來新的意涵，需要重新認識，重新理解。

我們認為，習洪會中，習近平發表的對台講話與過往相比，格外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台灣各界需要明瞭的，乃是：習近平作為中共的核心領導，首次闡述對台政策方針。

日前，十八屆六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鄧茂生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時表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多次有過對中央領導人“核心”地位的提法，比如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提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十六大之後就沒有再用核心這個稱呼。十八屆六中全會順應了全黨和人民的共同願望，適應改革開放的要求，樹立了習近平同志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黨的歷史上和國家發展史上意義非常重大。

今次對台講話，是習近平是在十八屆六中全會之後的首次，我們認為：

第一，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要提法，習近平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充分表明，中共全黨高度團結，習近平的威望以及影響力毫無疑地達到了高峰，影響深遠。今次習近平的對台講話，是一言九鼎的、全黨必須遵照的對台方針的再次明確論述，將是中共未來一段時間必須堅持的原則立場，具有凝聚全黨意志的象徵意義，習近平對台講話份量不可謂不重！

第二，作為中共的核心，習近平今次的對台講話當然會更加慎重、更加周密、更加具有宏觀指導意識。台灣問題涉及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習近平必然在全方位考慮國家方略的時候，從發展大局來審視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中共的原則與立場不會有重大的改動，和平與發展是國家大計。所以，作為核心，習近平今次對台講話，其實代表一個黨的承諾與決心，份量不可謂不重！

對於國民黨而言，習近平今次的對台講話當然有助其重新獲得重大的發展機遇，是重要的利好。習近平今次的對台講話，對國共關係有三個方面的確認：一，確認國共合作的互信基礎依然存在。二，確認中共對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繼續發揮作用的信任與支持。三，確認國民黨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重要性與不可或缺性。習近平的講話是超越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歧的，是期待國民黨消弭紛爭，團結合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再作貢獻的。所以，國民黨袞袞諸公要有“三不”的理解態度：一，不要把習近平的對台講話放進國民黨內部矛盾中來看待。二，不要把習近平的對台講話看作是與國民黨重新振作無關的因素。三，不要誤解習近平對台講話中的基本原則，國共政治互信基礎是不容扭曲的。

我們認為，當前國民黨內部有認識誤區，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放棄兩岸統一的理念。所以，習近平的對台講話也提醒國民黨，在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方面，立場不可動搖。

在今次的洪秀柱訪問大陸的事件上，蔡政府保持冷靜克制，這樣的態度對兩岸關係平穩是具有好處的。但是，台灣當局與民進黨如何對應習近平的對台講話？我們判斷，不會像表現出來的那麼輕鬆、那麼不當作一回事。如果真的這樣，台灣當局的政治判斷就出現了重大的缺陷，必將導致台灣處於危險的狀態。我們建議，台灣當局面對習近平的對台講話，必須採取三要三不要的態度：一要重視，二要研究，三要理解。此外，一不要情緒化，二不要迴避，三不要不以為然。必須結合大陸發展趨勢、美國勢力轉弱的現狀，以及台灣主流民意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支持的內外環境，來思考合適的應對策略。

我們清楚，在蔡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民共關係不存在政治互信基礎，兩黨的敵意有增無減。但是，面對大陸的日益壯大的力量，對兩岸關係主導權的牢牢把握，形勢逼人，還是心平氣和地多了解一下為好。這樣做，對黨負責，對台灣負責，對人民負責。

總而言之，習近平今次的對台講話，應當是中共確立核心領導地位之後的重要講話，具有新時期的指導意義，十分重要！需要兩岸各界高度重視。▲◆★●■☆

胡国兴法官参选特首遐想“包青天”治港★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

黄楚琪香港自由撰稿人

年届七十岁的胡国兴法官突然爆出，要参选2017香港特区首长选举。

正当青年议员游、梁辱国宣誓牵引乱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权威乏力，港人对政局濒临绝望之际，年届七十岁的胡国兴法官突然爆出，要参选2017香港特区首长选举，其勇于担当，辞令了得，气势不凡，令港人想象“包青”来了。

香港法治彰显，法官一向是隐形的，不接受采访，不搞党派关系，以示中立。10月27日胡国兴宣告参选的一场记者会，尽显法官的风彩，是多么珍贵的镜头。我们平日只能到法庭聆听法官判案，至于法官的生活、其他观点，不得而知。那天胡官出场，势头迫人，论述有据，令人感到香港政局不要纠缠于「小学鸡」水平，终于有重量级人马导向理性的讨论。

刺中香港乱象根源

“胡官”参选，令原有选举候选人预期名单(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特首梁振英、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 增添变量。有人说，胡官宣布参选，旨做炮手，抨击梁振英，为曾俊华开路做新一届特首；也有人说，胡官出现，抢走民主派推出候选人的票源，令梁振英可以顺利当选，更符合中央的意愿。

无论如何，以胡官的资历，属重量级人马，他的亮相，令不少港人对前景作美丽遐想，因着其独特的能力与魅力：

一、争议判决，素有经验。社会撕裂，是香港乱象根源。胡官刺中要害，指出政制是主要症结，其他诸如房屋等民生属次要问题。确是如此，现在香港无论在经济、房屋、劳动力不足、教育等即使有好的政策或解决方案，均因政治纷扰而遭夭折。胡国兴作为法官，处理诉讼审讯无数，又关心社会，公职众多，多年来担任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又为嘉利大厦大火、新机场开幕混乱、教育学院疑似政治干预… 进行独立调查，早被认定是中立之人。如今香港政治撕裂，胡官应是较具威望去解决。

二、勇于担当，凝聚人才。香港分化，动辄得咎，有理说不清，能者害怕无辜被标签，敬而远之。胡官被视为公正持平，料受理性人士所支持。这次“小学鸡事件”(10月12日游梁辱国宣誓) 出现后，胡官处理完所有审讯后，于10月18日辞退暂委法官一职，挺身而出，成为首位宣布参选特首之人。胡官自认单人匹马，尚未组班。事实上，香港应不缺能者之士，只是避之则吉，料想胡官正气，凝聚人才。

三、公信力强，民心所向。2014香港青年占领中环，大谈公义；胡官执行法治，力求社会公义，并非纸上谈兵。由法官任特首，公信力强，理应民心归顺，扭转现状。如今人心大失，政局堪乱，经济落后，前路茫茫，正在期待具威望的人，领导向前。相比梁振英被指为「大话精」上任，胡官应是众望所归。

四、解释力强，有利社会沟通。其实第一届香港特首选举，也有杨铁梁法官参选，杨官也是公正无私，可惜铁面一块，人缘不足。反观胡官，上周(10月27日)公开论说，幽默健谈，其亲和力强，受市民爱戴。再说，胡国兴流露法官述说风格，正直讲理。相对梁振英经常胡言乱语，激发民愤，有天渊之别。香港处于政局纷乱，须跟多方沟通，极须言出服众之人。胡官无论发问、判定、分析，有理有据，条理分明，具循循善诱的沟通能力，长远有助提升社会理性思考。

胡官突袭，宣布参与，一是未有政纲，二是未有组班，令人疑虑他的决定比较仓卒。再说，胡官身为法官，虽被评为正直，部分民主及建制派也表认同，但胡官参选之途，面对很多不确定性：

商界支持胡官？曾荫权被指“贪曾”收受商界利益，梁振英于占中期间也被爆出涉嫌“不道德交易”。市民当然期望胡官仿如“包青天”，向不正义声讨。胡官是法律家族，无论民事、刑事、商业、…….均可胜任。法律讲原则及条文，商界讲求利益，商界人士对胡官是爱戴？还是忌讳？难以预料。

北京支持胡官？内地法官忠诚于中共；与香港不一样，香港法官立场中立，不支持任何党派，公正有道。中共中纪委于10月14日发文，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认为，国务院港澳办存在“贯彻中央决策不力”等多项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长期超标；也有报导称中联办传出涉贪腐问题。香港以法治为绝对优势，可以想象，港澳办与中联办官员，对于有一位曾任法官的人担任香港特首，会感到很难驾驭的。胡官长期不涉政治，如何取得北京的信任？至为艰巨。

即使胡官获得中央习近平的支持，以他法官思维，惯以法律条文判断，然而，政治是讲摆平，他愿与北京妥协？胡官如何利用其中立地位协调不同利益，是极高难题，须结合规则与弹性，如何善用法律、规则又兼用政治手腕？港人拭目以待。

与其他候选人比较，胡官缺乏管治经验，有关其管治理念，班底如何？不得而知。尽管胡官说自己不是陪跑，但关键现实是：胡官尚未取得北京的祝福，中央对他的行事作风放心吗？况且，胡官谈及占中一事，指自己如果年轻，也会一玩。此说一出，令其大为失分。令人担心：胡官依法有道，兼有政治智慧吗？为人正直，也能圆润处事？

无论如何，我们寄望北京珍惜香港，让能者当之，而不是亲中、听话者得。胡官具公信力强及亲和力，志在解决香港撕裂这巨大难题，似乎是较能合情、合理、合法，作及时解决的人物。如果北京能接受胡官领导香港，其实北京也能得益，因彰显其宽容气量，信任港人治港，中国在国际地位自然提升，港独猖獗的声势也将大减。▲◆★●■☆

中国称一直正常管辖黄岩岛已对菲渔民捕鱼作妥善安排★★★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1101/1389992.shtml

2016-11-01 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菲律宾安全部门的官员表示，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归来后，中国已经减少了在黄岩岛水域的海上存在。

参考消息网11月1日报道外媒称，中国10月31日表示，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一带的局势“没有也不会发生变化”。此前菲律宾方面称，封锁黄岩岛水域已达四年的中国船只不再骚扰菲律宾渔民。

据路透社10月31日报道，菲律宾安全部门的官员10月30日表示，自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访华归来后，中国已经减少了在黄岩岛水域的海上存在。杜特尔特访华旨在修复中菲两国关系和争取中国投资。

报道称，这一有争议区域不仅对捕鱼来说非常重要，对南中国海更广泛的力量均衡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明显软化立场背后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当记者问到有报道称中方允许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附近捕鱼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黄岩岛一直行使“正常管辖”。

华春莹在10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情况没有也不会发生变化。”

她还表示，以杜特尔特总统访华为标志，中菲关系得到全面改善。

华春莹说：“在这样的形势下，针对杜特尔特总统关心的问题，中方基于中菲友好情谊作出妥善安排。”

自2012年夺取黄岩岛以来，中方一直禁止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附近捕鱼。

周末菲律宾渔船从黄岩岛水域满载而归，说中国船只不再干扰他们捕鱼。

另据美联社10月31日报道，中国外交部10月31日证实，在菲律宾总统访问北京后，中方决定允许菲律宾渔民靠近一个有争议浅滩。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针对杜特尔特总统关心的问题，中方作出了“妥善安排”。她指的是允许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附近捕鱼一事。

报道称，在2012年双方发生僵持后，中国占据了这处浅滩，阻止菲律宾渔民在该地区作业。中国海警船只有时用高压水枪驱赶菲律宾渔民，同时保护中国船只。

然而，渔民们上周末说，在杜特尔特最近访华后，中国海警允许他们再次在该地区捕鱼。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以杜特尔特总统访华为标志，“中菲关系得到全面改善。在这样的形势下，针对杜特尔特总统关心的问题，中方基于中菲友好情谊作出妥善安排”。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10月30日说，渔民重返黄岩岛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态发展”。

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宣布已达成保证将继续让菲律宾渔民在此地捕鱼的书面协议。华春莹表示，中方将继续对该地区行使正常管辖。▲◆★●■☆

中马峰会或再次削弱美国对亚洲影响力★★

http://bbs.wenxuecity.com/wsj/7214.html

华尔街日报 2016-11-01：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本周访华，中国政府又有了削弱美国对亚洲影响力的机会。

据马来西亚官方媒体，预计中马两国将签署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一条投资130亿美元、由中国提供融资、连接吉隆坡与马来西亚东北海岸的铁路线建设协议，以及马来西亚可能再购买多艘中国造近海巡逻舰等。

周二纳吉布与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本周晚些时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马两国国防部长周一会面，表达了扩大合作的共同愿望。

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访问了中国。杜特尔特上月首次访华，他宣布将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不再始终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专家表示，尽管纳吉布不太可能走得像杜特尔特那样远，但在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任期行将结束之际，纳吉布正在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人口雪崩！中国生育水平已是全球最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11/01/5732134.html

凤凰财经 2016-11-01：文/梁建章携程CEO兼董事会主席

黄文政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换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虽然辽宁经济的低迷有起点较高、体制观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低生育率是辽宁经济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励生育，而是严禁三胎，并想靠进一步大规模投资来振兴辽宁无异于异想天开。从人口形势来看，辽宁只是比全国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的水平，辽宁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国称一直正常管辖黄岩岛已对菲渔民捕鱼作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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