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正式宣布在庆尚北道星州部署萨德★★★

7月12日，持续三年的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单方面应诉、且有美国背后主导的南海仲裁有了结果。尽管人们对仲裁结果必定会“打着公正的幌子，挑战中国的南海权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这次仲裁庭扯下国际法外衣，赤膊上阵将中国所有南海权益全部剥夺，还是让人感觉意外。其手段之拙劣揭示了美国官方或不方便诉之于口的野心。

出乎相当数量的中国民众以及外界之预料，从南海仲裁宣布结果到现在超过24小时，南海并未爆发任何军事冲突。一纸仲裁正如喧闹大戏，敲敲打打赚足了眼球而后观众哄散，沦为未来数十年内的谈笑之资。中国官方再次用战略定力，化解了美国以软实力出招的添堵策略。然而，南海问题自仲裁之后将更敏感，地区争端国际化似乎不可逆转。成立百余年来所做16起仲裁，有效执行率为0的仲裁庭并不棘手。棘手的是，中国如何应对愈加复杂的南海局势，又如何继续保持“一路一带”的海上起点秩序，如何维护既定和失去的岛屿主权和海洋安全。

从这个角度而言，南海仲裁后，地区安全风险没有下降反大幅度上升，中美军事摩擦乃至冲突将愈演愈烈。从国际政治手段来看，美国以国际法为代表的软实力出招，外交上“羞辱”中国，似乎得了分。但就国际格局而言，一个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主的敌对情绪升级，着实是二流政客的短视之举。

南海冲突风险上升武力成必要之选

长期以来，在东海、南海、朝核问题上，动武始终是最后且遥远的选项。外交与军事失衡，有德而无威，有理而无力等困扰中国对外决策。战与和似乎是个基于经验 “实然而非应然”的无需讨论之话题。不过，中国目前实际控制的南沙7岛礁无一不是1988年那场中越海战之后收复的。越菲等重新侵占南海岛礁也无一不是在中方自缚手脚的外交背景下实现的。中越南沙海战，中国赢得了一边倒的国际支持，但囿于实力原因错失第一次天时。2010年之前，美国长期漠视南海重要性，第二次良机再次擦肩而过。

美国亚太再平衡未来一段时期内不会消亡，其对盟友安全承诺亦不会削弱，瞻前顾后的失衡决策无助于中国南海破局。动武应该成为化解僵局，争取主导权并重塑地区和平秩序的选项。中国保留收回南海岛礁的一切权利不应只是外交家的口号而已。解放军止战慑战的能力无需置疑，但其意志和决心应该被某些国家清晰感知。美苏实现恐怖核平衡阴影下的40年“和平”，除了实力均衡这一基石外，使用核武器的意图和能够清晰相互感知是第二支柱。外交与军事系当今世界最直观有效的国家间互动组合，没有实力做后盾的外交软弱无力，抛弃外交倚重武力的单边主义将导致自我孤立。中国军队不应也不能成为永远不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需要利剑高悬，且能战敢战。

维权首战不可不慎中美战争不明智

如果战争成为必要选项之时，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以谁为目标，换言之，中国走上一条自16世纪起大国兴替史上谁也不曾走过的道路。和平崛起中的维权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自明，不可不慎。互联网与朋友圈上的民意充分证明了中国民众不会容忍一个域外国家操控的不具备管辖权的法庭损害中国海洋主权与核心利益。那么，是以背后搅局的美国为战争对象还是以仲裁的直接当事方为对象呢？

7月12日，在互联网充斥着南海对美开战的言论之时，美国反出奇低调。太平洋战区第五航母打击大队的斯坦尼斯号核航母在夏威夷忙着环太军演，另一艘里根号则“孤单”地游弋于菲律宾附近，随行护卫的只有一艘CG-62巡航舰外加一艘战斗支援舰。其在南海连常规航母战斗群都未凑齐，中美何以一战？中美军事关系“非敌非友”，但向来小心翼翼。尽管中国不惧周边对美作战，但其不可控的爆炸性后果将波及世界。但是，作为南海仲裁的直接当事国 ——菲律宾则不然，菲空军刚刚告别没有喷气式飞机的螺旋桨时代，海军还停留于火炮时代。其侵占的南沙8座岛礁从地理位置到防御力量再到政治后果，都是可以预期且能够掌握主导权的海空闪电战。中国选择对菲作战，短时间内迅速收复其所占岛礁形成既定事实，政治上让沉浸于软实力的西方一些势力清醒，当今世界还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大国主导体系。另外，中国对菲作战时间越短，美军介入可能就越低，军事影响也更可控。因此，南海若动武，中美开战是下下之选。

在解决了战与和，与谁战的设定后，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中国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南海仲裁有无必要影响中美间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此，笔者提醒的是，中美自1944年在延安开始，建立的长达七十余年的外交关系，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也稳固得多。如果解放军首战胜得干净利落，那么中美关系受到的波折就小，反之亦然。国际仲裁后，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必将成为继政治波动，对台军售和对华抵近侦察之后的第四大军事交往障碍。因此，对美亮明底线，扩大南海巡航，战机进驻南沙，甚至撤回环太军演中方舰队等均是可用选项。中美军事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也曾多次冰冻。美国通过国际仲裁给中国添堵，大秀其娴熟的“软实力”，令中国深刻体会到话语权构建的重要性。中国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仲裁结果，远期而言，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建立新的自我主导的东亚，东南亚政治军事新秩序。这将是瓦解美国亚太治理秩序的釜底抽薪之举。

南海问题虽复杂但并非无解，外交与实力亦不可偏废。孙子有云：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当主权安全遭遇重大损害，当有些国家逼迫中国不得不动用武力时，我们应当谨记：依靠诗人与评论家赢不了战争。▲◆★●■☆

韩美正式宣布在庆尚北道星州部署萨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13/5383344.html

文章来源: 凤凰资讯于 2016-07-13 00:19:44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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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地：庆尚北道星州。星州郡，是大韩民国庆尚北道西南部的一个郡，西界庆尚南道，东界大邱广域市。

据韩媒报道，韩美正式宣布在庆尚北道星州部署萨德。

此前韩联社曾援引韩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韩美对军事效用、居民安全及中方的反对等各种因素进行周密细致的评价，认为星州地区最适合部署萨德。

韩联社说，鉴于萨德的最大射程为200公里，在星州部署萨德可覆盖坐落京畿道平泽和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韩国陆海空三军总部所在地(忠清南道鸡龙台)以及北至江原道江陵附近的广大地区，可有效抗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报道还称，韩美两国计划快速推进萨德基地建设项目，争取明年年内将萨德投入实战部署。 ▲◆★●■☆

二十年来中国遭受的六次屈辱★★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607/56158/1110332.html

2016-07-11

1.第一次国耻：“银河号”事件。

1993年7月23日，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籍货轮“银河号”向伊朗运输制造化武原料，赤裸裸威胁要对中国制裁。美国同时向“银河号”所在的国际公海，派出了两艘军舰和五架直升飞机，将“银河号”强硬扣留长达三周之久。在美国强横的要求之下，中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登船检查，9月4日，“银河号”货轮上最后一个货箱被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然而，“银河号”前后已经被迫中止正常航运长达33天。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居然可以被别人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就登门入室随意翻查，这是何等的屈辱！当时中国政府代表、中方检查组负责人沙祖康连用了17个“窝囊”来发泄悲苦的心境！

可是，国际秩序，强权就是公理，霸权就是话语权。当时的国力对比如此，再窝囊憋屈，你也得无条件地忍受。没有理由，强大就是理由！

因为这次屈辱，中国开始注重发展远洋护航能力。后来的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派出的护航编队，也就结束了随意被人捏造借口而强行扣留船只的历史。

2.第二次国耻：台海危机。

1995年至1996年间，台湾前省长李灯灰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公开鼓吹要分裂中国，接着又直选省长，大陆先后两次进行导弹发射和军事演习，在高层相继发声要管制好忘祖背宗孽障的情况下，拿回湾湾似乎便在朝夕之间。然而，很快美国的独立号、尼米兹号两大航母战斗群迅速驶入中国的台湾海峡，美军又祭出干扰GPS的一手，军兔们无法跟踪美航母战斗群，加上深海刘连昆出卖了大陆演习底线的军事机密，演习最终只能停留在了演习的层面，举国高涨的统一热情再次被掐灭。

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人家的航母战斗群赤裸裸地威胁，而不得不取消预定的动武计划，无论找到的台阶是什么，这口屈辱气都令人难以下咽！

航母！又是航母！开到你家门口进行威胁的航母！因为你没有，所以就敢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

因为这次悲辱，中国更加坚定了刘华清老将军力推的发展航母计划。“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母。”后来大家都清楚了，几番试水，“瓦良格”号华丽的转身为中国的16号，2011年8月10日，16号首次海试。2012年9月25日，16号正式交付海军，中国终于有了自己家的航母。

3.第三次国耻：克林顿访华。

1998年，作为中美缓和关系、友好相处的一个象征，作为访美的一个回访，6月25日，克林顿带着老婆希拉里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可能不少网友难以理解，为什么我会把这次访华当成一次国耻！很少有人注意到，当热情伸出手去迎接克林顿时，克林顿昂起来脑袋欣赏起了旁边的陈设，根本无视伸了很久很久的手！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当时让我羞愤得几乎要关掉了电视！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还想搜一下这段视频，可是找不到这段画面了，但那个场景一直牢牢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国元首的外交肢体语言，代表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克林顿有意忽视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强大的美国对贫弱中国的心态！

克林顿后来到北京大学演讲，已经储足一腔怒气的北大学生向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这让准备利用访问北大之机传播一下民主、自由、人权的种子，顺便挑动一下学子和民众对GD不满情绪的克林顿大失所望。

这次元首外交的羞辱，某种程度上也筑牢了中国“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的战略支柱，人穷志就短，人穷言也轻，只有富有了、强大了，你才能让对手不敢有丝毫的轻慢，你才能赢得所有人的尊敬！

4.第四次国耻，驻南大使馆被炸。

“银河号”是美国人向中国人狠抽了一记耳光，虽然羞愧，到还没有人员伤亡，揉揉肚子也就忍了。可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则是美国的直接砍向了中国人脖子的一记屠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美国3枚激光制导导弹的精准袭击，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位同胞当即牺牲。鲜血染红了成为废墟的大使馆，鲜血也将中国人彻底激怒！

云环大姐、虎子、朱颖的遗像，被万千学子和愤怒的民众举上了街头，我的记忆当中，这是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第一次出现一致声讨美国的声音。可是，再大的愤怒，我们能做的，只是怒吼和哭泣！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抗议、游行、谴责、递交请愿书……

中国人不怕鬼、中国人不信邪，中国人民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不怕归不怕，不信归不信，不可欺、不可辱……但鬼邪就是来了，美国人就是对你欺了辱了，举国上下除了喊哑嗓子，你还有什么办法？

打！谁不想打？谁不想血债血偿？可是，就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军力水平，你用什么去打？当时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已经强大到令举世绝望的程度！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怀抱母亲遗像的邵云环大姐的儿子，面对镜头一直是异常的冷峻，远远超过了一个稚气未脱孩子的成熟。当记者问到他将来的选项时，他答了一句：报考国防大学！当年，报考军校，也是那届高考生最热门的选择。

如今，当我们的歼10、歼20、歼31、航天、中程导弹拦截、应用卫星、风洞技术……一大波尖端军事科技井喷涌出时，到底有多少是那一代高考的学子默默咬牙的苦拼？到底有多少是那一次屈辱逼出来的成果？我可以肯定，此后在军事、科研系统的科研人员个个都是憋足了劲！那三颗炸弹，也深深地炸醒了一代乃至好几代中国人，深深地炸醒了当时我这样一大批的铁杆、美分、精英！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清醒：美国人永远不希望中国强大，永远不希望任何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人的尊严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打拼！

5.第五次国耻：南海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王伟驾驶的中国歼8-II战斗机，拦截闯入中国海南岛附近进行侦查的美国海军EP-3型侦察机时，发生了相撞。在自己的家门口，自己的飞机被撞，飞行员牺牲，不仅如此，撞机的人还大摇大摆将肇事飞机降落到你的家里：这等羞辱又是什么人能够忍受？

也就是从那件事起，我才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全面了解毛泽东，也更加无比怀念我们的开国伟人！我相信，如果太祖在世，无论什么样的压力，无论什么样的恐吓，也挡不住他老人家的铁拳挥向美国人！

这次撞机之后，中国的军事航空技术进一步加速，中国深蓝海军的概念随后提出，打造强大海空军力量开始步入军队的大战略体系，中国的海疆固防开始了全面的布局。

6.第六次国耻：汶川救灾-军机撞山。

2008年5月12日，是全中国人心底的巨痛，那天，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就在这场巨大的天灾面前，临时被派出救援的成都军区一架米-171运输直升机撞山失事，机上18名勇士全部遇难。就***当年“误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那么凑巧，概率要远远低于一万亿分之一的三枚导弹，正好精准地“误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这次也是精准无比的凑巧，美国人凑巧“误关”了一扇GPS扫描区，中国当时这架使用GPS定位导航的军用直升机因为无法准确定位，而导致了撞山坠毁。

还要说美国人多么高大上不？还要说美国人的民主自由普世多高的含金量不？就在中国人承受如此创伤的情况下。美国人依然给你用上了最阴损的一手，就怕你救援速度过快而损失的不够！

这次军机撞山，也更加坚定了军队必须发展北斗导航的决心，必须要在一切核心领域用上自家装备的意志！直接促成了中国军队更新装备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了北斗导航卫星投放覆盖的节奏！促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可以安心地用上我们自家的北斗导航系统！

20多年的国耻国殇，给了我们国人无尽的羞辱，也激起了我们发奋图强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积攒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仲裁庭南海案裁决全文公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12/5381462.html

综合新闻 2016-07-12

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表示，常设仲裁法院认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他非常错愕与愤怒，绝不接受荒谬不公的国际仲裁，他呼吁政府立即提出具体措施，捍卫中华民国的太平岛。

马英九指出，这个法庭的存在，应该是为国际争端定纷息争、避免走上冲突甚至战争。但是，这样的仲裁结果，不但没有排难解纷，反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在背後操控的势力，看似赢了面子，其实却输了裡子。」

「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常设仲裁法院今天公布结果，称中国大陆在9段线范围内主张的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而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物，均为礁岩，包括太平岛在内。

马英九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包括他在内，150多名部会首长、国内外学者专家和国内外媒体，都访问太平岛，亲眼见证这个淡水充裕（南沙唯一）、农产丰富、生活机能完整的岛屿，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关于「岛屿」必须「维持人类生存与自身经济生活」的要件。

他说，至今年4月底为止，也有430篇国际媒体完整陈述「太平岛是岛」的事实。太平岛是「岛」不是「礁」，已是国内外多数人的共识。

马英九指出，70年来，太平岛是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之下，对地区提供医疗救难等服务，夙有口碑。仲裁法庭裁决之前，既未邀请中华民国咨询，又未派员亲赴现场调查，竟作出这样违背常理、匪夷所思的裁定。在程序上不公平，在实质上不合理。

他说，更可怕的是，这个把太平岛法律地位「降格」的裁定，立即升高了南海的紧张、扩大了原有的对立、侵害了中华民国的权益、破坏了南海的和平，更伤害了仲裁法庭的公正性。

马英九呼吁，政府立即提出具体措施，捍卫中华民国的太平岛，要穷尽一切途径，表达抗议。让国际社会知道，太平岛是岛不是礁，中华民国对这种荒谬不公的仲裁，绝不接受。

国际常设仲裁庭南中国海案裁决全文(英文截图)

(非正式翻译)

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共和国 v.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牙，2016年7月12日

仲裁庭发布裁决

今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庭就菲律宾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的仲裁案作出了一致裁决。

该仲裁案涉及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作用和海洋权利的渊源、某些岛礁的地位及其能够产生的海洋权利，以及菲律宾声称违反了《公约》的中国某些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考虑到《公约》对强制争端解决的限制性规定，仲裁庭强调，它既不对任何涉及陆地领土主权的问题进行裁决，也不划定当事双方之间的任何边界。

中国反复申明“其不接受、不参与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然而，《公约》附件七规定，“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附件七同时规定，在争端一方不参与程序的情况下，仲裁庭“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因此，在整个程序中，仲裁庭采取了一些步骤验证菲律宾诉求的正确性，包括要求菲律宾提交进一步的书面论证，在两次庭审之前及庭审过程中对菲律宾进行询问，指定独立的专家就技术性问题向仲裁庭报告，以及获取关于南海岛礁的历史性证据并提供给当事双方予以评论。

通过2014年12月发布的《立场文件》和其他官方声明，中国明确表示，仲裁庭对本案涉及的事项缺乏管辖权。《公约》第288条规定:“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据此，仲裁庭于2015年7月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进行了开庭审理，并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其中对一些管辖权问题进行裁决并推迟对其他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2015年11月24日至30日，仲裁庭接着对实体问题进行了开庭审理。

今日的裁决审议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未决的管辖权问题和仲裁庭有权管辖的菲律宾诉求的实体性问题。根据《公约》第296条和附件七第11条的规定，该裁决具有终局性和拘束力。

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仲裁庭认为，它对当事双方涉及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海洋权利渊源的争端具有管辖权。在实体问题上，仲裁庭认为，《公约》对海洋区域的权利作了全面的分配，考虑了对资源的既存权利的保护，但并未将其纳入条约。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经在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仲裁庭同时指出，尽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利用了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岛礁的地位：仲裁庭接下来审议了海洋区域的权利和岛礁的地位。仲裁庭首先评估了中国主张的某些礁石在高潮时是否高于水面。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能够产生至少12海里的领海，而高潮时没入水中的岛礁则不能。仲裁庭注意到，这些礁石已经被填海和建设活动所严重改变，重申《公约》基于岛礁的自然状态对其进行归类,并依据历史资料对这些岛礁进行评估。然后，仲裁庭考虑了中国主张的任一岛礁能否产生超过12海里的海洋区域。根据《公约》，岛屿能够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仲裁庭认为，这项规定取决于一个岛礁在自然状态下，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或者不依赖于外来资源或纯采掘业的经济活动的客观承载力。仲裁庭注意到，现在很多岛礁上驻扎的政府人员依赖于外来的支持，不能反映这些岛礁的承载力。仲裁庭认为历史证据更具有相关性，并注意到历史上小规模的渔民曾经利用南沙群岛，且有若干在其上建立日本渔业和肥料开采企业的尝试。仲裁庭认定，这种短暂的利用并不构成稳定的人类社群的定居，且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纯采掘性的。据此，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仲裁庭还认为南沙群岛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在认定中国主张的岛礁无一能够产生专属经济区之后，仲裁庭认为它可以在不划分边界的情况下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因为这些区域与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并不重叠。

中国行为的合法性：仲裁庭接下来审议了中国在南海行为的合法性。在认定特定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的基础上，仲裁庭裁定中国的以下行为违法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a）妨碍菲律宾的捕鱼和石油开采；（b）建设人工岛屿；（c）未阻止中国渔民在该区域的捕鱼活动。仲裁庭还认为，菲律宾渔民（如中国渔民一样）在黄岩岛有传统的渔业权利，而中国限制其进入该区域从而妨碍了这些权利的行使。仲裁庭进一步认为，中国执法船对菲律宾船只进行拦截的行为非法地造成了严重的碰撞危险。

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仲裁庭考虑了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查明中国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违反了其保全和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的生存环境的义务。仲裁庭还查明，中国官方对中国渔民在南海（使用对珊瑚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法）大量捕捞有灭绝危险的海龟，珊瑚及大硨磲的行为知情，却未履行其阻止此类活动的义务。

争端的加剧：最后，仲裁庭审议了中国自本仲裁启动之后的行为是否加剧了当事双方之间的争端。仲裁庭裁定，它对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军和执法船只在仁爱礁的对峙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管辖权进行审议，因为此项争端涉及军事活动，因此为强制争端解决所排除。但是，仲裁庭认为，中国近期大规模的填海和建设人工岛屿的活动不符合缔约国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因为中国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损害，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建设大规模的人工岛屿，并破坏了构成双方部分争端的南海岛礁自然状态的证据。

下文为仲裁庭裁决的扩展摘要。

本案仲裁庭于2013 年6 月21 日根据《公约》附件七规定的程序组成，以对菲律宾提交的争端进行裁决。本案仲裁庭由加纳籍法官Thomas A. Mensah，法国籍法官Jean-Pierre Cot，波兰籍法官Stanislaw Pawlak，荷兰籍教授Alfred H.A. Soons 和德国籍法官Rüdigerolfrum 组成。Thomas A. Mensah 法官担任首席仲裁员。常设仲裁法院担任本案的书记处。

关于本案的更多信息，包括《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程序规则》和早先新闻稿以及庭审记录和照片，请www.pcacases.com/web/view/7。程序令、菲律宾的诉求、仲裁庭专家的报告和仲裁庭裁决的非官方中译文将在之后适时发布。

常设仲裁法院背景资料

常设仲裁法院是根据1899 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成立的政府间组织。常设仲裁法院共有121 个成员国，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常设仲裁法院为国家、国家实体、政府间组织、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服务。常设仲裁法院国际局目前为8 个国家间仲裁案件，73 个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以及34 个涉及国家或其他公共主体的合同仲裁案件提供书记处服务。常设仲裁法院共管理过12 个主权国家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提起的仲裁案。

2013 年7 月，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指定常设仲裁法院作为案件的书记处。仲裁庭的《程序规则》规定，常设仲裁法院应当“为仲裁程序提供档案管理，并根据仲裁庭指令提供适当的书记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协助查找和指定专家；发布关于仲裁案的信息和发布新闻稿；组织在海牙和平宫进行庭审；管理案件财务，包括管理案件费用保证金，例如支付仲裁员，专家，技术支持人员和庭审记录员的费用等。书记处也为当事方，仲裁庭和观察员国之间提供官方交流渠道。

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菲律宾诉求的实体问题的裁决摘要

仲裁案的背景

菲律宾和中国间的南海仲裁案涉及菲律宾对其与中国在南海关系的四个事项进行裁决的请求。第一，菲律宾请求仲裁庭对当事双方在南海的权利和义务渊源，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对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效力作出裁决。第二，菲律宾请求仲裁庭裁定某些被菲律宾和中国同时主张的岛礁能否被恰当地定义为《公约》下的岛屿，礁石，低潮高地或者水下地物。这些岛礁在《公约》下的地位决定它们所能产生的海洋区域。第三，菲律宾请求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海的某些活动是否违反了《公约》的规定，包括妨碍菲律宾行使《公约》下的主权权利和自由或者进行损害海洋环境的建设和渔业活动。最后，菲律宾请求仲裁庭裁定中国的某些行为，尤其是自本仲裁启动之后在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和建设人工岛屿的活动，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双方之间的争端。

中国政府在此前进行的一系列程序中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并在其外交照会、2014年12月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立场文件》”）、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至仲裁庭成员的信函以及多次的公开声明中重申了这一立场。中国政府同时明确表示，这些声明和文件“决不得被解释为中国以任何形式参与仲裁程序”。

《公约》的以下两个条款规定了争端一方反对法庭的管辖权但是拒绝参与程序的情况：

（a）《公约》第288条规定:“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

（b）《公约》附件七第9条规定:“如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他方可请示仲裁法庭继续进行程序并作出裁决。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应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

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仲裁庭采取了一些步骤以履行查明其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菲律宾的诉求是否“在事实上和法庭上均确有根据”的义务。关于管辖权，仲裁庭决定将中国的非正式函文视为等同于对管辖权的异议，并于2015年7月7日至13日进行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开庭审理。仲裁庭在庭审之前及庭审过程中就管辖权问题向菲律宾提问，其中包括中国非正式函文中没有提出的潜在问题，并于2015年10月29日发布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管辖权裁决》”），对一些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决并推迟将其他问题进一步与菲律宾诉求的实体问题一同审议。关于实体问题，为了验证菲律宾的诉求的正确性，仲裁庭要求菲律宾提交进一步书面陈述，于2015年11月24至30日对实体问题进行开庭审理，并在庭审之前和庭审过程中就菲律宾诉求向其提问。仲裁庭还指定独立的专家就技术性问题向仲裁庭报告，从英国水文办公室、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海外档案馆的档案中获取南海的历史记录和水文测量数据，并与其它公共领域的相关资料一起提供给当事双方进行评论。

双方立场

菲律宾在仲裁过程中共提出了15项诉求，请求仲裁庭裁定：

（1）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如菲律宾一样，不能超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文允许的范围；

（2）中国主张的对“九段线”范围内的南海海域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这些主张在超过《公约》明文允许的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体限制的范围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3）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4）美济礁、仁爱礁和渚碧礁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并且为不能够通过先占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岛礁；

（5）美济礁和仁爱礁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

（6）南薰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但是它们的低潮线可以作为分别测量鸿庥岛和景宏岛的领海宽度的基线；

（7）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8）中国非法地妨碍了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其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

（9）中国非法地未曾阻止其公民和船只开发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10）通过妨碍其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动，中国非法地阻止了菲律宾渔民寻求生计；

（11）中国在黄岩岛、仁爱礁、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和渚碧礁违反了《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

（12）中国对美济礁的占领和建造活动：

(a) 违反了《公约》关于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规定；

(b) 违反了中国在《公约》下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以及

（13）中国危险地操作其执法船只给在黄岩岛附近航行的菲律宾船只造成严重碰撞危险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14）自从2013年1月仲裁开始，中国非法地加剧并扩大了争端，包括：

(a) 妨碍菲律宾在仁爱礁海域及其附近海域的航行权利；

(b) 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驻扎人员的轮换和补给；

(d) 在美济礁、华阳礁、永暑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和渚碧礁从事挖沙填海和人工岛屿的建造和建设活动；以及

（15）中国应该尊重菲律宾在《公约》下的权利和自由，遵守其在《公约》下的义务，包括保护和保全南海海洋环境的义务；同时，在行使其在南海的权利和自由时，应该对菲律宾在《公约》下的权利和自由予以适当考虑。

关于管辖权，菲律宾请求仲裁庭宣布菲律宾的诉求“完全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并且具有完全的可受理性”。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但已经表明了其认为仲裁庭“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的立场。在其《立场文件》中，中国阐述了以下立场：

– 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

– 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是中菲两国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有关争端提交强制仲裁违反国际法；

– 即使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涉及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问题，也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尽管中国未对菲律宾主要诉求的实体问题作出同等的声明，但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仲裁庭力图通过中国同时期公开发表的声明和外交函件确定其立场。

仲裁庭关于管辖权范围的裁决

关于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的管辖权的范围，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阐述了可作为初步事项决定的管辖权问题，并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阐述了与菲律宾诉求中与实体问题相交织的管辖权问题。仲裁庭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包含并确认了《管辖权裁决》中关于管辖权的裁决。

为保证完整性，此摘要包括仲裁庭在两个裁决中关于管辖权的决定。

初步事项

在《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管辖权的初步事项。仲裁庭注意到菲律宾与中国均为《公约》缔约国，以及《公约》不允许缔约国一般性地将自身排除出《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仲裁庭认为中国的不参与并不剥夺仲裁庭的管辖权，仲裁庭依照《公约》附件七的规定（其中包括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组成仲裁庭的规定）正当组成。最后，仲裁庭认为仅仅单方面提起仲裁这一行为不能构成对《公约》的滥用，因此未同意中国《立场文件》中相关的该项反对意见。

涉及对《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的存在

在《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当事双方的争端是否涉及对《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因其是诉诸《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条件。

仲裁庭不支持中国《立场文件》中关于当事双方的争端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的争端因而不是涉及《公约》的事项的意见。仲裁庭接受当事双方存在关于南海岛屿主权的争端，但是认为菲律宾提交仲裁的事项并不涉及主权问题。仲裁庭认为，审议菲律宾的诉求并不需要隐含地判定主权问题，并且审议这些问题并不会促进任何一方在南海岛屿主权上的主张。

仲裁庭同样不支持中国《立场文件》中关于当事双方的争端实质上是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并因此被《公约》第298条和中国在2006年8月25日据此作出的声明排除出争端解决程序的意见。仲裁庭注意到，一项涉及一个国家对于某海洋区域是否可主张权利的争端与对重叠海洋区域进行划界是不同的问题。仲裁庭注意到，权利主张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在边界划分中常常被审议，但是他们也可能在其他一些情况中出现。仲裁庭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争端一旦涉及其中一项问题则必然地成为一个关于划界的争端。

最后，仲裁庭认为菲律宾的每一项主张均反映了一个涉及《公约》的争端。据此，仲裁庭强调(a)一个涉及《公约》和其他权利（包括任何中国的“历史性权利”）相互关系的争端为涉及《公约》的争端以及（b）在中国未明确陈述其立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家行为或者沉默来客观地推断争端的存在。

必要第三方的参加

在《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考虑了如果其他对南海岛屿提出主张的国家不参与本仲裁是否会构成对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障碍。仲裁庭提出其他国家的权利不会成为“裁决的主题事项”，这也是判定必要第三方的标准。仲裁庭进一步指出，在2014年12月，越南向仲裁庭提交了一份声明，声称其“不怀疑仲裁庭对这些程序的管辖权”。仲裁庭还指出，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以观察国的身份参加了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庭审，而在庭审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其自身的参与是必要的。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指出其在2016年6月12日收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函文，回顾了马来西亚在南海的主张。仲裁庭比较了马来西亚的权利主张和其针对菲律宾诉求的实体问题裁决，确认了其关于马来西亚不是必要第三方以及马来西亚在南海的权利不妨碍其审议菲律宾的诉求的结论。

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在《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考虑了《公约》第281和282条的适用性问题。根据这两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同意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争端，则其可能被禁止使用《公约》规定的机制。

仲裁庭未接受中国《立场文件》中关于2002中国-东盟《南海各方共同行为宣言》导致菲律宾不被允许提起仲裁的意见。仲裁庭认为该《宣言》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政治性协议，该协议并未提供有拘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并未排除其他争端解决方法，因此并不限制仲裁庭在第281和282条下的管辖权。仲裁庭同样审议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菲律宾和中国发表的一系列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联合声明，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一个构成禁止菲律宾将其诉求提起仲裁的协议。

仲裁庭进一步指出，在菲律宾提起仲裁之前，当事方已经根据公约第283条的要求就其争端的解决交换了意见。仲裁庭作出结论，认为菲律宾和中国的外交交流记录已经满足了这一要求，在这些记录中菲律宾表示了对包括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多边谈判的明确偏好，而中国坚持其只考虑进行双边谈判。

管辖权的例外和限制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考虑了菲律宾关于中国历史性权利以及“九段线”的诉求是否受到《公约》第298条关于涉及“历史性所有权”的争端作为管辖权的例外的规定的影响。仲裁庭审议了海洋法上“历史性所有权”的涵义，并认为其指示的是对海湾以及其他近岸水域主张的历史性主权。在审议了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和行为之后，仲裁庭得出了中国主张对“九段线”内资源的历史权利，而非对南海水域的历史性所有权的结论。因此，仲裁庭认为其对审议菲律宾涉及历史性权利的诉求及与中国之间涉及“九段线”的诉求具有管辖权。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还审议了菲律宾的诉求是否受到《公约》第298条关于涉及海洋划界的争端的例外的影响。在《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已经认定了菲律宾的诉求本身并不涉及边界划分，但是也指出了某些菲律宾的诉求取决于部分区域是否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仲裁庭认为其只能在中国绝无可能存在与菲律宾重叠的专属经济区主

张的情况下才能审议这些问题，并推迟了对这些管辖权问题作出最后结论。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关于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岛礁的证据，并得出这些岛礁均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主张的结论。因为中国并无在南沙群岛与菲律宾产生重叠专属经济区主张的可能，仲裁庭认为菲律宾的诉求并不取决于在先的划界。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还审议了菲律宾的诉求是否受到《公约》第298条关于涉及在专属经济区的法律执行活动的争端的例外的影响。仲裁庭指出第298条的例外只有在菲律宾的诉求涉及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法律执行活动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因为菲律宾的诉求只与菲律宾自身的专属经济区或者领海内的事件有关，仲裁庭的结论指出第298条不妨碍其行使管辖权。

最后，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菲律宾的诉求是否受到《公约》第298条关于涉及军事活动的争端的例外的影响。仲裁庭认为菲律宾海军和中国海军以及执法船在仁爱礁的对峙构成军事活动，并得出其对菲律宾第14(a)-(c)项的诉求不具有管辖权的结论。仲裁庭还审议了中国在七个南沙群岛的岛礁上进行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的活动是否构成军事活动的问题，但注意到中国坚持强调其行为的非军事性以及最高层表示中国将不会军事化其在南沙的存在。仲裁庭决定，在中国自身反复强调相反的立场的情况下，其将不把这些活动视为军事性质。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即第298条不妨碍其行使管辖权。

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的实体问题的裁决

“九段线”以及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中国“九段线”的影响以及中国是否在依照《公约》规定享有的海洋区域限制之外对南海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

仲裁庭审议了《公约》的历史及其关于海洋区域的规定，认定《公约》意在全面分配缔约国对海洋区域的权利。仲裁庭注意到在创设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对资源（特别是渔业资源）的既存权利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一些国家希望在新区域内保留历史性渔业权利。然而这一立场最后被拒绝，而《公约》的最终版本只为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保留了有限的获取渔业资源的权利（在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捕量的情况下），并且没有保留任何对石油或者矿业资源的权利。仲裁庭认为中国对资源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与《公约》对权利和海洋区域具体化的划分不相适应，并得出结论，即使中国在南海水域范围内对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在与《公约》的海洋区域系统不相符合的范围内，已经随着《公约》的生效而归于消灭。

为了确定中国是否在《公约》生效之前对南海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仲裁庭也审议了历史记录。尽管仲裁庭强调其无权决定岛屿的主权问题，仲裁庭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在历史上利用过南海的岛屿。然而，仲裁庭认为在《公约》之前，在领海之外的南海海域在法律上是公海的一部分，任何国家的船只均可自由航行和捕鱼。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在南海海域的航行和捕鱼反映的是对公海自由而非历史性权利的行使，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对南海海域行使排他性的控制或者阻止了其他国家对资源的开发。

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在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中国并无在《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主张对“九段线”之内海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基础。

南海岛礁的地位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南海岛礁的地位以及中国根据《公约》可以潜在地主张的海洋区域。

仲裁首先进行了对部分中国主张的珊瑚礁在高潮时是否高于水面的技术性评估。根据《公约》第13条和121条，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至少可以产生一个12海里的领海，而高潮时没入水中的岛礁不能产生任何海洋权利。仲裁庭注意到南海的许多礁石被最近的填海和建设活动严重改变，并指出《公约》以自然状态为基础对岛礁进行分类。仲裁庭指定了一位水文地理专家协助评估菲律宾的技术性证据，并在评估岛礁的过程中大量依赖了档案资料和历史水文地理调查。仲裁庭同意菲律宾关于在自然状态下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为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以及渚碧礁、东门礁、美济礁以及仁爱礁为高潮时没入水中的岛礁的观点。然而，仲裁庭不同意菲律宾对南薰礁（北）和西门礁地位的界定，并判定他们均为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

仲裁庭之后审议了中国所主张的任一岛礁是否可以产生超过12海里的海洋区域的问题。根据《公约》第121条，岛屿可以产生一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但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仲裁庭注意到，这项规定与创设专属经济区之后沿海国管辖权的扩张密切相关，其意图在于防止微不足道的岛礁产生大面积的海洋权利而侵犯有人定居的领土的权利或者侵犯公海以及作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保留的海床的区域。仲裁庭对第121条进行解释并得出结论，认为对一个岛礁的权利主张取决于（a）该岛礁的客观承载力；（b）在自然状态下，是否能够维持（c）一个稳定的人类社群或者（d）不依赖外来资源或纯采掘业的经济活动。

仲裁庭注意到南沙群岛的许多岛礁目前正被不同的沿海国控制，且这些沿海国在其上建立了设施并驻扎了人员。仲裁庭认为这些现代化存在依赖于外来资源和支持，并注意到，通过包括填海和建设基础设施如海水淡化工厂等方式，许多岛礁被加以改变以便加强其可居住性。仲裁庭认为，目前官方人员在许多岛礁上的驻扎并不能证明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维持稳定的人类社群的能力，并且认为关于人来居住或者经济生活的历史证据与这些岛礁的客观承载力更为相关。在审查了历史记录之后，仲裁庭指出南沙群岛在历史上被小规模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渔民所利用，并且在1920和30年代也有在其上建立日本渔业和肥料开采企业的尝试。仲裁庭认定渔民对这些岛礁的短暂的利用不能构成稳定的人类社群的定居，以及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纯采掘性的。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例如包括太平岛、中业岛、西月岛、南威岛、北子岛、南子岛）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岩礁”。

仲裁庭还认为，《公约》并未规定如南沙群岛的一系列岛屿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

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中国在南海一系列活动在《公约》下的合法性。

在认定美济礁、仁爱礁以及礼乐滩在高潮时没入水中，构成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部分且不与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主张相重叠之后，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公约》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海域内对主权权利的分配是明确的。作为事实问题，仲裁庭查明中国（a）干扰了菲律宾在礼乐滩的石油开采，（b）试图阻止菲律宾渔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捕鱼，（c）保护并不阻止中国渔民在美济礁和仁爱礁附近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捕鱼，以及（d）未经菲律宾许可在美济礁建设设施和人工岛屿。仲裁庭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侵犯了菲律宾对其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仲裁庭接下来审查了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动，并发现菲律宾的渔民，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渔民，长期以来保持在黄岩岛及其周围区域捕鱼的传统。因为黄岩岛在高潮时高于水面，它可以产生对领海的主张，其周边海域不构成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传统渔业权利也并未被《公约》所消灭。虽然仲裁庭强调其不会决定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但是仲裁庭认为中国在2012年5月之后限制菲律宾渔民接近黄岩岛的行为违反了尊重他们传统渔业权利的义务。然而，仲裁庭也指出，如果菲律宾阻止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捕鱼，其将针对中国渔民的传统渔业权利得出同样的结论。

仲裁庭也审议了中国的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仲裁庭指定了三位独立的珊瑚礁生物学专家来协助其评估现有的科学证据以及菲律宾的专家报告。仲裁庭认为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大规模的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活动导致了对珊瑚礁环境的严重破坏，违反了中国在《公约》第192和194条下关于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的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仲裁庭同时认为中国渔民在南海以对珊瑚礁环境产生严重破坏的方法大量捕捞有灭绝危险的海龟、珊瑚以及大硨磲。仲裁庭查明中国官方对这些活动知情，但却未能尽到《公约》下的勤勉义务予以阻止。

最后，仲裁庭审议了中国执法船于2012年4月和5月在黄岩岛附近两次试图阻止菲律宾船只接近或者进入黄岩岛的行为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仲裁庭指定了一位航行安全方面的独立专家协助其审查菲律宾船只上的官员提供的书面报告以及菲律宾提供的航行安全方面的专家报告。仲裁庭认为中国执法船多次高速接近菲律宾船只并试图近距离从前方通过，制造了严重的碰撞危险以及对菲律宾船只和人员的危险。仲裁庭结论认为中国违反了其在《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下以及《公约》第94条下关于海上安全的义务。

加剧当事方争端

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决中，仲裁庭审议了在仲裁开始之后，中国近期在南沙群岛七个岛礁上大规模的填海和人工岛屿建设活动是否加剧了当事方争端。仲裁庭重申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该争端的当事方有义务防止该争端的加剧和扩大。仲裁庭指出中国（a）在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低潮高地美济礁建设了大规模的人工岛屿；（b）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了永久的，不可恢复的破坏以及（c）永久性地消灭了关于相关岛礁自然状态的证据。仲裁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违反了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争端当事方防止争端的加剧和扩大的义务。

争端双方将来的行为

最后，仲裁庭审议了菲律宾关于作出中国未来应当尊重菲律宾的权利和自由并遵守其《公约》下的义务的声明的请求。对此，仲裁庭指出菲律宾和中国双方均反复强调接受根据《公约》以及一般诚意义务定义和规制其行为。仲裁庭认为本仲裁涉及争端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国或者菲律宾意图侵犯对方的合法权利，而在于双方对各自基于《公约》在南海的权利有根本性的理解分歧。仲裁庭指出，恶意之不可推定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指出附件七第11条规定“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仲裁庭因此认为无进一步声明之必要。▲◆★●■☆

许家屯公祭仪式万里之子万仲翔特意从大陆专程赴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12/5381920.html

星岛日报 2016-07-12：

在许家屯家祭中，不少亲朋好友都纷纷赶来与许家屯告别。这些好友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有生前的贴身保镖，亲属代表，过往工作中的老部下和慕名前来的社区代表，其中也不乏有神秘来宾。

据Rick Chen表示，他自己曾担任过许老先生的私人保镖，后来成为了忘年之交。虽然他和许家屯各自的背景不同，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之后，他对许家屯的钦佩来自于许是为人正直，信仰坚定的人。

慕名前来的社区代表 Frank认为，曾听过许老先生的生平事迹，对他很钦佩，不光是他的做人，也包括他生前曾为自己的工作所付出的贡献，有着自己的坚持。

前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的次子万仲翔也亲临了现场，他表示自己是特意从中国大陆赶过来的。来参加许家屯家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许先生是他曾经在香港的老领导。他称「我自己曾经一直在老社长下面工作，他的过世令我们感到很沉痛，作为他的晚辈、老部下，专程来向他告别。」

在众多来宾中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非常引人瞩目，他是一与许家屯有着80岁年龄差的忘年之交。他叫张力，他表示，自己也是军人部队背景，祖辈和许家屯都有往来。虽然自己与许家屯在年龄上相差巨大，但是这并没有造成自己和许在沟通上的障碍，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许从来不忘关注自己祖国的发展动向。他自己曾见到许家屯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看见了有关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好消息时，会情不自禁的拍手鼓掌，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

许家屯公祭赵紫阳后人到场最高层“许”可回国安葬★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12/5380834.html

世界日报 2016-07-12：赵紫阳、梁伯琪全体后人敬送花圈悼念许家屯。

前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公祭、出殡仪式，11日在柯汶纳（Covina）福乐纪念公园（Forest Lawn）举行，亲友及社区人士逾百人到场，一些与许家屯为故交的前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后人，虽未出席但也致送花圈以表哀思。

公祭在中午12时举行，礼堂四周摆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圈。许家屯老部下、前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周鼎致送的花圈也在其中，以「许家屯老社长千古」挽联表达哀思。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与夫人梁伯琪的后人，以及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次子万仲翔，也送上花圈以示悼念。

许家屯小儿子许建以及长孙胡阳代表亲属致悼词。许建表示，父亲早年投笔从戎，从那一刻起就以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他常以「疾草」自诩，不与大树争高低，不与鲜花比香艳，只是默默地尽本分。晚年或许有些寂寞，但他把这种寂寞当成休憩、积蓄、沉醉和享受。感谢亲朋好友们的安慰和精神力量，使他享受到难能可贵的情谊。

许家屯忘年交好友段昭南、何频以及张力等先后致辞，介绍许家屯生平及回忆许家屯生活点滴。公祭完许家屯子孙随后放飞和平鸽，寓意许家屯的精神不朽、信念传递。由许家屯生前好友组成的扶棺队伍，与亲属一起将许家屯灵柩移至火化场。

最高指示「许」可回国安葬

许家屯11日出殡公祭，留下旅美26年最终无法落叶归根的遗憾。许家屯的忘年交何频11日透露，许家屯多年来一直尝试回到祖国，最有可能的契机则是在今年5月，然而很遗憾最终还是擦肩而过。

何频表示，过去十多年中，许家屯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诸多好友，通过许多管道一次又一次讨论许家屯回国定居事宜，至少是回国看一次的可能性。有很多次回应是正面的，因为他没有谣言中的经济腐败问题，也没有参与或支持政治组织反对中共。然而最终努力都没有结果。

何频说，最有可能的契机出现在今年5月。当时，从中共高层执行部门专程派遣了一个五人小组看望许家屯，并询问他有什么意愿，甚至了解了很多细节，包括是否能上飞机，是否安排专机。然而最终却又是因为「六四」将至，上层有政治因素上的顾忌，还是与回国机会失之交臂，最终得到的最高指示是，「向许家屯表达善意，可以回国安葬」。▲◆★●■☆

张学良身边地下党间谍之子忆文革★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7/12/5382038.html

纽约时报 2016-07-12：

1966年6月，北京，士兵在黑板上写下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话。

受访人简介：史平，男，1952年出生於北京，满族，文革初期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中学。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辽宁人，1936年以前担任张学良的情报副官，“西安事变”以后，返回延安，1949年以后受到排挤，先后担任解放军某炮兵学校校长、北京军区炮兵副参谋长等职，文革期间在三支两军办公室任职，然后被派往到山西太原的军工单位。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史平的父亲一生都喜欢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史平的父亲特别喜欢一种叫”兰草”的花。后来，他才知道，父亲之所以如此钟爱兰草，和他在1937年以前的工作性质有关系——那时史平的父亲担任张学良的情报特官，实际上是是共产党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工。这种“兰草”是当时他与其他特工接头联络的一个暗号，在家中的阳台上摆放一盆兰草，说明是安全的，如果某一天这盆兰草没有被摆放在阳台上，说明这个联络点出现了意外。

文革期间有一次，北京炮兵的“造反派”闯进了史平家，把家中的花花草草都给毁掉了，当时，史平的父亲还只是嘟嘟嚷嚷，嘴上表达不满，但当“造反派”想铲除他父亲养的那盆兰草时，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质问这些“造反派”，说：“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花有草吗？一个没有花花草草的‘新社会’是社会主义吗？反过来讲，一片荒芜的‘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吗？”一席话下来，当场就把那些“造反派”给问住了。

后来，史平才意识到，父亲之所以义正词言，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生活上的条件反射，兰草在，人就在，一旦兰草不在了，人也就危险了，至少是不吉利的征兆。史平说：“父亲直到去世都一直小心地照料着这盆兰草，他的生命已经和兰草融为一体了。”

连家里养个花养个草养个宠物都被禁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那个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有理，哪怕你是胡搅蛮缠。现在看上去当年那些‘造反派’的行为非常荒唐，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史平说。

香山中学的文革经历

史平家实际上姓林，但他说，因为父亲原来的工作依然属于国家机密，所以就不愿意透露他或家里人的全名。

1966年“5.16通知”以后，“所有的学校就逐渐停课了，其实最先起来造反的，主要是初中学生，以老初二、老初三，以及高一学生为主，而不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史平回忆。“领头的基本上是党、政、军的高干子弟，第一，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优越感，‘根正苗红’；第二，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的政治信息比较灵通；第三，他们的精神压力也比较轻，不像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女生活压力那么重。”

在文革初期，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有一部分在持观望的态度，有些学生则跟在那些干部子弟的屁股后面跑，但很少有挑头领军的。“因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也不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根’。”史平说。

在史平就读的香山中学，平民子弟比较多，干部子弟少，因为当时香山属于偏僻的农村地区，除了有部队驻扎，周围都是农民居住区，而史平就是部队的干部子弟。“当时，我就看不惯红卫兵的打、砸、抢的现象。”史平说。

香山中学旁边就是炮兵的机关单位，机关的大礼堂门口有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学校的红卫兵们就把这对石狮子给砸了，“我当场就公开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是文物，不应该破坏。”史平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阻止同学们的行动。

除了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歧视，就是针对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校长的批斗。

学校有一位文体老师，他非常有才华，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但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我记得他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城市小业主的成份出身。”史平回忆，有一回，学生们把他拉到学校的操场，将他团团围住，竞相批判、谩骂他是“狗崽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这位老师戴着围脖，架着眼镜，低着头，“那一次批判，他还很幽默，在应对那些红卫兵的责难时，说了很多俏皮话，还逗得很多凑热闹的同学哈哈大笑，把整个批判会变成了一场闹剧。”

1967年上半年，史平和四、五位高年级的学生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当时正值“大串连”运动。那时，只要有一份盖上了造反组织公章的介绍信，到火车站就能要到“革命师生临时乘坐火车证”，就可以作为火车票乘火车去外地“串联”。

一开始，参与“大串连”的学生主要是乘坐火车，但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铁路运输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平时的铁路运输主要是物质，到了此时，变成了以运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为主，而且，红卫兵到哪里都是由各地政府机关负责接待，免费吃住，时间一长，地方政府就负担不起了，所以后来就有了“徒步串连”这一做法，所谓的“徒步串连”，也叫“徒步长征”，背着背包，扛着红旗，步行“串连”，但这其中不少是那些到北京来见‘毛主席’的外地青年学生。

在“大串连”期间，史平先后去过哈尔滨、沈阳、长春和武汉，“我们一共外出了大概两个月时间，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乱,” 史平说。“像我们这些北京外出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去各地的大城市，但很少有人去农村，因为农村没什么东西可看的。”

“我们这四、五个人，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去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厂、地方政府都在制作毛泽东的像章，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表忠心，而且，各地制作的毛泽东像章都不一样，“部队制作的毛泽东像章是最好的，每个地方都会给各地涌来的红卫兵们免费发放像章，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收集毛泽东像章。那时，收集毛泽东像章就像集邮一样，是一种时尚、时髦，同时也是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史平说。“同学们外出的目的其实是很复杂的，有的同学借这个机会去外地跑关系，还有一些同学，是去弄各地的土特产，北京的学生最远的到过新疆，有人还从新疆拉回来一麻袋葡萄干。”

文革前的教育

文革之所以能够在年轻的学生们中间获得普遍的共鸣，和1949年以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学校的教育，那个时候，学校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史平说。“到了文革期间，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最后又是‘早请示、晚汇报’，人为地造出一尊神。”

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父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对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但对我们这些小孩的道德教育却非常严格，他总是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比如，不能贪小便宜，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不能馋嘴，不能撒谎，要注意个人的言谈举止，以及讲个人卫生的习惯，不抽烟、不喝酒，等等。”史平回忆自己的父亲，“但是，父亲从来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吐露对党、对社会的不同看法，因为他是党员，有党的纪律。”出于对党的事业保密的需要，他的任务都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上司就是李克农。“即使在父亲老了以后，也只是偶尔地向我们吐露一些他当年的经历，但这些都是皮毛的琐事，保密的事情直到去世都没有向我们这些子女谈及过。”史平说。“因为这份工作本身的特殊性质，父亲养成了守口如瓶的生活习惯，从不在家里吐露他的真实想法。”

史平的父亲和彭德怀曾经有过工作上的交集。那是在1951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史平的父亲以炮兵军官的身份介入到战争之中，并且参加过彭德怀主持的作战会议，因此，他对彭德怀个人有一些了解。“如果说彭德怀是个左倾份子，有可能我相信，但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我根本不相信，”史平说。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被打倒之后，史平的父亲正是在1960年，因为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而受到牵连了。1959年，史平的父亲调任解放军某炮兵学校任校长，在上任前夕，他回辽宁凤城老家探望。在此期间，他看到当地的农民都在炼钢铁，而粮食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他心里就暗自琢磨，粮食不收，来年吃什么。还有，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农民们都吃大灶，搞大集体食堂，他当时就想，这种生活方式让农民太不方便了。

探亲回到北京以后，史平的父亲就任某炮校的校长，和炮校的政委谈及了他在返乡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结果，正好赶上庐山会议的会议精神传达，他的言论被政委揭发、告密，因此抓了个现形，被定性为“右倾份子”，很快就在炮校校长的职务上降级使用。1963年，他被安排到北京军区担任炮兵副参谋长，被边缘化。

私下骂林彪、江青的后果

在文革期间，史平的父亲继续受到排斥。“其实父亲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他的成份是下中农，排斥他的理由是历史问题。”史平说，因为他的父亲在1936年以前在国民党张学良的部队里任职张学良的情报副官，是“旧军人”、“旧军阀”。随后，史平的父亲从北京军区贬斥到地方“支左”。

史平的母亲同样受到了批判，“她的情况和父亲差不多，家庭出身同样没问题，母亲家庭成份是佃农出身。”史平说。史平的母亲在文革前给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韩光当秘书，韩光在文革期间被整肃，她也同样受到牵连。随后，史平的母亲被流放到河南信阳，国家科委在那里有专门的五七干校，她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史平的父亲和母亲直到70年代初期才重新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调离工作后离休。

史平的大哥在文革前在解放军军乐团工作，担任军号手。有一次，史平的大哥无意中和朋友谈及对林彪的看法，他认为林彪的长相和作派太阴，而且林彪的身体虚弱，作接班人不合适。当时，正是林彪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时候，这番言论马上就被朋友告密、揭发了，结果，史平的大哥因为“反党言论”被开除团籍、党籍（“双开”），在军乐团内部受到了批判，并且被开除了工作，成为一个游民。相对来讲，这还算是幸运的，之所以他的大哥没有被判刑，一是因为举报人举报是私下议论，范围小，证据不足；二是当时他的大哥还属于未成年人，不够判刑的条件，否则，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惩罚肯定会更重。直到文革结束，史平的大哥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

史平的二哥在文革初期曾经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的成员。有一次，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无意中抄出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和资料。当时，史平的二哥凭直觉怀疑江青不像宣传的那样崇高，“但我二哥那时还谈不上反对江青，”史平说。后来，史平的二哥在私下里和别人谈到自己对江青的个人看法，同样被人告密、揭发。他所在学校的革委会还专门写了一封举报信，说史平的二哥有反对江青的反党言论，直接告到了北京军区的政治保卫部。

史平的父亲为他的二哥作了深刻的政治检讨。在遭到批斗以后，史平的二哥被流放到天津的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次，史平正式离开了学校，陪同二哥一块去了天津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母亲担心二哥在天津出现意外，因此，让我陪他一块去，”史平说。不过这个农场并不是普通的劳改农场，而是炮兵部队的一个农场，叫山岭子农场，下放到这个农场的都是部队的人，因此待遇并不像那些普通的劳改犯人，在政治上并不受到特别的歧视。史平说：“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和我二哥去天津时都是穿着军装去的，就好像新兵去新单位报到一样，没有被戴帽。”

一年以后，史平离开了天津的农场，去当了兵。两年以后，史平的二哥离开农场，同样去当了兵，当时，当兵是这些学生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最重要的渠道。

“在毛泽东主政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愚弄’，”史平说。“所谓的‘大愚弄’，就是推行愚民政策，这个‘民’，不仅仅是指那些无职无权的老百姓，而是指向所有人，还有就是善良人、对人的良知、对人性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逼着大家说假话，逼着大家作贼。”。

“另外，毛泽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积重难返，毛泽东曾经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际的结果是，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难治的结果，”史平说。

他认为，文革对人性、对人的道德的扭曲和摧残，实际上到今天都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过来，“像现在，每家每户都要安装防盗锁、防盗门、防盗窗，城市的街道、马路都在安装摄像头，这说明了什么了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程度，说明人们道德水平的败落，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相互欺骗。”史平说，“这并不是毛泽东死后才产生的，而是从毛泽东晚年那里直接承继下来的，因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被割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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