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透露2020年登陆火星计划:所有任务一次完成★★★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即使是一向对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萨特警告说，美中关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都会比奥巴马更为强硬，因此可以预见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紧张。不过，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贾庆国则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审慎的乐观。

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不仅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全球性后果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美国之音莉雅拍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美国之音莉雅拍摄)

美中之间的问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如果阅读新闻报道，人们会看到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钓鱼岛、网络安全、亚投行以及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等。但是他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美中之间正在更为广泛的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包括贸易与投资、核不扩散、朝鲜问题、反恐、气候变化等。他说，美国还对中国的反腐运动提供了合作，两国在核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美中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贾庆国还断言，美中之间不大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爆发军事冲突。

他说: “首先，厉害关系太大。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核武国家。核武国家之间是不应当交战的，因为它没有意义。还有，有比交战更好的推动各自利益的方式，像投资与贸易，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努力来对付区域与国际性的挑战。 ”

贾庆国：美中关系前景比较好

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著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谨慎乐观是因为，两国的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合作就共赢，不合作、对抗，双方就都输；而且中国的崛起其实可以为两国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他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国家，就像美国那样。所以，双方在合作共同处理国际问题和全球治理的问题，这方面有越来越大的空间。 ”

曾经在包括康奈尔大学在内的美国多所大学教过书的贾庆国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进一步落实中共18大提出的深化改革的计划，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法治与官员问责制，中美今后合作的潜力更大。

美国专家对美中关系日益感到忧虑

乔治华盛顿大学萨特教授（左一）在研讨会上(美国之音莉雅拍摄)乔治华盛顿大学萨特教授（左一）在研讨会上(美国之音莉雅拍摄)

不过，一些美国专家则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日益感到忧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特 (Robert Sutter) 认为，两国关系只会变得更紧张。

作为全美亚洲研究局与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美中关系研究项目资深顾问的萨特2015年3月在北京警告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网络盗窃、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政治压制、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倡议以及针对美国的军备扩张等等做法，使得6年来没有批评过中国的奥巴马总统开始对中国提出抱怨，并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说重话。

好消息与坏消息

不过他说，目前，美中之间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他说：“首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远没有达到1995到2008年期间双方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程度。当时的情况更糟糕，所以，冷静下来，我们不会开战等等。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严重的情况，趋势是朝向错误的方向。不过，好消息是，奥巴马总统没有让与中国的争端影响到与中国的进展。”

萨特提到的第二个好消息是，美国选民不怎么关注外交问题，很少基于外交事务来选举总统，而且中国议题还没有像俄罗斯的普京以及“伊斯兰国”那样成为他们最优先关注的问题。

不过，曾经在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萨特教授说，除了好消息外，也有坏消息。

他说：“坏消息是，奥巴马总统已经停止（向中国）抱怨，而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包括网络、南中国海等，把他们进行区分对待，很有分寸，很明确，不让这些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但是更为强硬。更让人忧虑的是，在竞选中谈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在中国问题上都比奥巴马更为强硬。”

奥巴马的审慎与不挂钩的做法被中国利用

这位美国学者说，尽管美中之间的确在不少领域进行合作，但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即使是美国的自由派人士都认为，奥巴马总统的审慎以及不把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被中国利用，因为他们知道奥巴马不会怎么样。

萨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挑战国际秩序

萨特教授还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继续扩张改变了亚洲的现状，也对整个国际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而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使得中国议题在美国国内成为像俄罗斯这样的最优先关注议题。▲◆★●■☆

习近平冠军事新头衔“军委联指总指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xi-jinping-commander-in-chief-20160420/3294561.html

新华社英文报道对这个头衔的称呼是联合指挥部的“commander in chief”，也就是“总司令”的意思。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对他管控军队的不安全感。她说，新的头衔是习近平深远军事改革的一部分，很清楚地意味着习要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然而“意味”到底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金德芳说，每天阅读《解放军报》就可以看出确实有军队官员在抵抗习近平，抵抗他的反腐运动。

她说：“他想要对军队拥有更稳固的控制。想必这样，他能进一步推动反腐运动，并确保军队重组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不过，金德芳依然对这个新头衔感到奇怪。她说，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已经拥有了所有权力，一个新头衔并不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可能。

她说：“显然，象征意义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质上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认为习近平混杂了“集中权力”与“集中职务”。他说，习近平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已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新增加的头衔只会造成体制混乱。

他说：“这些头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结果对习近平个人的声望、个人的责任、中国的军队，都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予非常负面的评价，网上评论大概也是这么回事，你的头衔还不够多吗？怎么会还需要这么一个头衔呢？”

这篇透露习近平新头衔的新华社文章现场配图看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进行了视察。

金德芳对此感到惊讶，她说通常如果中国领导人想要迎合军队，他们出席活动会身着那套深绿色的制服。

她说：“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诡异。可能其中传递的信息是给其他国家的。”

金德芳怀疑这是否向外国暗示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随心所欲，因为在她看来，迷彩是战时服装，是为了展示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新华社的报道称，联指中心是军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分为军委层面和战区层面两级，两级联指中心可通过视频直接对话。据澎湃新闻报道，习近平坐在总指挥席上，听取汇报并通过视频了解“五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报。

CCTV在播送这条新闻时，部分指挥中心里的镜头被打上马赛克。值班人员均着迷彩服处理信息，官兵佩戴的胸章保密，办公显示屏也是保密的。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色。

此前，习近平已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到新成立的指挥机关视察，官方媒体报道称呼其为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这是习近平的又一个新头衔。

身兼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星期三（4月20日）到位于北京某处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官方新华社与央视报道确认，习近平成为了“军委联指总指挥”。

从公开报道所见，到访军委联指是习近平继1月将解放军四总部改制15部门，2月份七大军区改制五大展区后，首次视察作战单位。习近平罕有地以一身迷彩作战服亮相。

央视官方微博转发的视频下有许多网民留言赞美习近平的装束，一些中国与香港媒体则注意到央视《新闻联播》播报该消息时在部分镜头上打上马赛克，并对此加以评论。

从央视片段所见，被马赛克屏蔽的主要是军委联指内的一些屏幕，以及中心内值班军人的工作号牌。

中国共产青年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主办的威信公众号“政知道”发文说，“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部分镜头是需要打马赛克的”，并对央视片段中所见的指挥中心布局加以解说。

其中，这篇题为〈联播头条打马赛克，这个机构有多神秘？〉的文章提到，“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机’。有红色的，还有更红的”，意指中国党政机关使用的保密电话专线。

“政知道”的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共直接控制的香港报章《文汇报》等转载。文章指出，军委联指“是一个军改之后健全的重要机构”。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四（21日）引述解放军退休少将徐光裕分析说：“习近平的迷彩服装束显示，他是解放军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最高指挥官，该机构是为满足现代战争需要而设立，能够指挥海陆空部队，以及如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等特殊部队。”

“这是一次作战指挥官的会议，其他中央军委委员和高级官员都全部穿着迷彩服。”

央视报道称，习近平在视察指挥中心期间发表讲话，要求“努力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一切以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标准”。

习近平还要求“要适应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抓紧理顺有关重大关系，健全完善联合作战指挥运行机制”，“要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现代作战指挥规律，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要适应改革要求，加紧形成科学配套的联合作战法规体系”。（撰稿：叶靖斯　责编：萧尔）▲◆★●■☆

应对国人海外“买买买” 国务院发文了★★

http://bbs.wenxuecity.com/financenews/5474.html

凤凰财经 2016-04-19：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在海外疯狂购物，坐拥“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却源源不断去国外挥金如土，这一现象刺痛了中国人的神经。今日，国务院发文，开展本国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若日后本土产品能满足消费者要求，将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象。

下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6年行动计划，要求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以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玩具、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厨具、家具等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消费品为重点，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动，组织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我们注意到，从质量提升行动重点商品来看，此前国人疯狂“席卷”日本抢购的智能马桶盖、电饭煲赫然在列。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随之提升，价廉早已不是选择商品的唯一评判标准，人们对于品质的追求愈发热衷。可如马桶盖这类如此习以为常的生活用品都要跑到国外去抢购，显然，质量仍是中国消费品的痛点，我国面临“制造大国，品牌效果”的尴尬。

解决消费品质量问题早被呼吁多时，两会上也被屡次提及。今年两会上，包括宗庆后在内的许多人大代表都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及其相关的议案建议。宗庆后表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的问题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出国抢购国外品牌商品的现象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建议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也建议，我国应该将建设质量强国纳入国家战略，坚持“质量为先”，建议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实现“十三五”时期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的目标。

据统计，近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年均增长25%以上，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国人海淘的商品已经从早前的“只买奢侈品”转为“更关注日常的生活用品”。品牌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我国产品市场的怪圈，即企业供给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形成了“品牌质量差-低质低价形象-中高端需求转移-供给质量提升动力不足-品牌质量差”的非良性循环。

分析人士认为，人们热衷海外购物，原因不外乎：现在国内供给端提供的商品，并没有完全满足需求。表面上看，中国制造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两点：一是工艺，二是材料。而深层次是源于三点：一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得不够，产品的功能创意水平有差距。二是产品制造标准滞后其他国家。三是制造诚意缺失，缺少至诚的“匠人精神”及产品精致完美的追求。

今年，我国加速进行供给侧改革，两会上更是立下“十三五”时期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的目标。分析人士认为，寄望成本优势已然不适合中国现今的消费市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对“供给过剩”的行业产业去库存，对“供给短缺”的行业产业扩大有效供给，满足人们多样、升级、提质的消费需求。▲◆★●■☆

无效资产和分配不均两大问题成为今天的顽症★★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20/5149721.html

商业见地网于 2016-04-20：朱镕基所警惕的无效资产和分配不均两大问题成为今天的顽症。现在的你，必须为可能到来的恶性通胀做好准备了。

按照往常经验，菜价和猪肉价的飞涨往往是通胀的先声。近期物价涨势凶猛，中国又会迎来又一个通胀时代吗？1993年，中国也遭遇了通胀，回顾当年“铁血宰相”朱镕基对通胀的强硬言论，可谓句句直指今日困境。这其实是个不幸的现象，它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些顽疾仍在继续肆虐。

以下内容是朱镕基1993年铁腕止通胀的实录。今天推荐这段历史，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快会面临一场通缩形势下的通胀。

通缩，是因为工业品需求触顶，出口下行，产能过剩；通胀，是因为货币仍在发，在对各类资产进行了一轮乱炒之后，大量无效资产会浮出水面。（房市也将因为短期回报达不到资本预期而现形。）

资本无处可去！接下来，民生品种将会面临严峻的通胀形势。猪价、菜价已经开始反季节上涨，资产的轮动炒作可能演变为各类生活物价的全面上涨！届时将面临保增长和控通胀两难的局面。

“定向放水”对全世界政府都是个高难度动作。到通胀风起时，怎么将泛滥的货币引导到有效资产上，将极大考验当局的智慧。

下文综合整理自《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2003年版，作者凌志军）和《朱镕基讲话实录》。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大干快上的气氛不容置疑。李鹏得以连任总理，政府的经济方针改弦更张了。不再让大家“过紧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但是经济过热的苗头很快显现，但在如何对待通胀问题上，则存在很大分歧。朱镕基曾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4月1日，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放下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里来，说是通报经济形势，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朱镕基在会议上说：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广东的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福建的说：“连广东都不热，我们更不热。”江苏的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言外之意，这速度和你中南海说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长摆出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广西说，“我们是刚刚开始”。江西说：“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这意思是说，他们是冰天雪地，何热之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甘肃、宁夏、新疆、陕西……都说自己正被甩得更远，追还追不上呢!

大家都说1993年一定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应该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这些人来自东西南北，统辖一方百姓，现在个个摩拳擦掌，根本不顾中南海说什么，只等会议结束，杀将回去，给已经燃烧的熊熊大火再浇上一盆油。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自从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世界银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发出的。只要说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无病呻吟。

有个姓李的湖南人，公开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其实是个胆大妄为、机变百出的骗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气大发，提出公款一百万元，又在银行透支一千万元，杀奔深圳，一举买下十五万股“苏三山”以及其他若干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正大置业公司”，接着回师湖南株洲，找了一个周末跑到县邮电局，向深圳和海南的报纸发出传真，说“正大置业”已将“苏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归自己账上，总计二百五十万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盖上。编辑看了印章，也不证实，就把消息发表了。

可以想像后来发生的事情：星期一，“苏三山”大涨百分之四十，有两千万股换了主人，这姓李的乘机抛出，大赚一笔。两周以后，东窗事发，李被捉进监狱里去。可是成千上万跟着买进的人全都倒了霉，他们不仅把一亿两千万元套在“苏三山”上，而且过了很多年还不知道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

这种事情即使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也是属于极端，毕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发财欲望和想像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苏三山”事件中，不过是个开头。

老实说，这局面让中央政府尴尬，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副总理朱镕基显示了高超的领导才能。朱镕基拥有十足个性，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这一切都是官员中间极为罕有的品格。

1993年他六十三岁，仍旧保持着超群的记忆——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中惟一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的人：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

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注意这位副总理，有个人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能越过这个跨度的仅此一人。”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把他看作时代的产物。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又有人对他大加赞誉，说他是“处理棘手经济问题的行家里手”，还说他是“铁腕”。

其实，任何一个熟悉中国领导体制的人都能想像，如果没有总书记jzm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像总理那样发号施令的。

应当说，jzm与朱镕基联手应对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朱镕基昼夜苦干，周末也没有停下来，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报告。而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

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jzm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

“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长不买副总理的账，还是所有银行都不买这位行长的账。

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长们通报经济局面的那一天，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为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

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的事实。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厉审判，就被枪毙了。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7月份，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们在四十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

“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

“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y员叫作“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作“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可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可是看到那些放债的和欠债的全都老实起来，这些人挺受鼓舞，于是把网撒得更大：把过去一年里拆借资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来了。网也收得更紧了：谁要是不还钱，就别想再做生意。

银行是“见钱就收”，只要你的货款一进账户，立即被银行划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继续狠刹通胀的发言：

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很紧，对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也不利。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jzm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

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和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统一认识。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基建规模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58％，今年现在说是增长百分之四十几，实际上不止。我为什么说它不止呢？利用外资这一部分按照统计的口径是不计入投资规模的，而这一部分今年增加得相当猛。

1992年、1993年，我们签了大量的利用外资的合同，现在钱都进来了，折合人民币2800亿元。今年总的贷款规模是5200亿元，再加上这 2800亿元，大家可以想象，社会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是多么厉害。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票子多了、货币供应量多了嘛。

当然，我们要充分看到利用外资的积极、正面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人民币出来以后，投向也不合理，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向高级房地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的资金跟不上，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紧张得不得了。

同时，一部分投资又变成了个人购买力，推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对外资投向还是要引导，不能去搞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搞到谁都不能发挥规模效益的时候，投资就都收不回来了。我认为，现在的投资规模大了，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市场承受不了，生产资料供给也承受不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分配不均。主要是两个不均：一个不均是盈利企业大发奖金，大大地高于平均数，亏损企业连职工的基本生活费还保不了。大多数的盈利企业从来不想以后的困难，能发奖金的时候就大发，甚至亏损企业也发。另外一个不均就是各阶层的人分配不均，相差悬殊。典型调查表明，很少数的储户占有多数的存款。这个情况要是搞久了的话，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有些项目要停下来，先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搞上去。中央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在于各个地区，少搞一点景点、度假村、购物中心，真正挤出一些钱搞点农田水利、“菜篮子工程”。不然的话，农业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减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么样解决这个供求矛盾？粮价怎么下得来？

结尾的话

历史和现实有时惊人地相似。“重复建设搞到没有效益的时候，投资就收不回来了。”通胀越往后越难治，因为货币是通过大量无效资产进入社会，资产在运转但没有实际产出，靠持续融资输血维系。没有增加社会有效商品和服务量，没有增加社会有效交易量却增加了货币。

朱镕基之所以屡提农业，因为事关吃饭问题。近些年的形势做个简单的算术题都可以预判未来。农产品的增量远低于货币增量，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提升远抵不过流通成本的增加。

过去十年，我们没有像朱相那样对待通胀。青萍之末演变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朱镕基所警惕的无效资产和分配不均两大问题成为今天的顽症。现在的你，必须为可能到来的恶性通胀做好准备了。▲◆★●■☆

朝鲜劳动党七大会议金正恩全面封城逐客★★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20/5149929.html

多维 2016-04-20：朝鲜将在5月初迎来劳动党七大会议，有关朝鲜将在5月进行核试验消息更是让舆论担忧。有韩媒披露，朝鲜官方已经发布命令全面封城逐客加强警备。

据韩联社4月20日报道，专门报道涉朝新闻的韩国网媒DailyNK援引朝鲜内部人士消息指出，“太阳节”（金日成生日）纪念活动刚结束，官方就禁止外地人进入平壤市，并下令现在首都的出差和探亲人员立即出城返回原籍，5月初劳动党七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这位平安南道消息人士称，在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犯事的人员将遭政治记过并受罚，官方连日渲染恐怖气氛，人民保安署（警察署）巡逻队与人民班班长（类似保长甲长）挨门逐户检查留宿人员，旅馆酒店也在其列。朝鲜还从地方调集大批人民保卫部警力，安插部署到平壤市区的领袖铜像区、事迹馆、地铁、公园等多地。

DailyNK强调，朝鲜以往也曾在重大活动前夕封锁平壤或加强警备，但在七大开幕半个月前就对外地人下逐客令实属罕见，体现了借大会立威巩固金正恩体制的意图。朝鲜此前密切严密考察民众的思想动向，显示出在七大前加强社会控制的迹象。

此前，据韩国对朝消息人士19日透露，虽然统战部长金英哲等朝鲜高官2月11-13日访问东南亚地区的友邦，但尚未出现邀请外国人士出席七大的迹象，这可能是因为国际社会采取强有力的对朝制裁措施后，朝鲜的外交影响力大幅下降。

截至目前，尚未出现朝鲜邀请外界人士出席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迹象。据观测，在国际社会加大对朝制裁力度的大背景下，七大很可能沦为没有重量级外宾捧场的独角戏。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朝鲜未与中方就邀请中方人士出席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任何交流。但朝鲜已与俄罗斯、老挝、古巴等国进行了磋商。距离5月初尚有时日，朝鲜邀请中方人士出席时间上还来得及，但从当前朝中关系来看，朝鲜有可能不向中方发出邀请。

据了解，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5月7日举行，这是朝鲜时隔36年再次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六大”于1980年举行，当时来自118国家的177个代表团访朝参加大会，包括时任中国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等多位重要外宾。▲◆★●■☆

杨澜：“辛苦”贯穿整全程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21/5151836.html

书摘 2016-04-21：

杨澜：“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文/杨澜，选自《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本文原标题”归去来兮“

▲ 18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那时候父母觉得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些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讯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式随时联络。

▲ 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 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当时周围的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

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

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 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

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

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储存的时候，突然的宕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开启，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萤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阶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希望回国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络的美国城市。

▲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CBS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当时，美国的CBS邀请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主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国观众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的情感联络。这种情感联络，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和专业就能够去打通的，它其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东西。我更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自己的平台有多大，最终立足的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内心归属。

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阶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期便是张瑞敏。直到今天，承袭《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期间，我采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括：卡特、老布希、克林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刚、徐峥等中国各个领域领袖人物的成长轨迹。为了准备采访，我的总阅读量超过8000万字，采访的时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建立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 2004年把阳光卫视转让之后，我们又开始进入跨媒体的投资和运营领域。今天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投资、运营集团。

▲ 对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我的事业发展都和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被开启有关。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领域，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人生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做慈善文化的交流。 2007年开始，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公益领导人的培训项目，前后培训了四百多人，这些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02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我也始终在呼吁尽快修订中国的慈善法，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和良性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发起建立了孤残儿童专项基金，先后为孩子们筹款近6000万元，在灾区建立了10个康复中心。 2010年，我们与盖茨基金会一起发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晚宴”。这是继汶川地震后，对中国慈善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在当时，中国的财富阶层对做公益有很多的犹疑，做慈善的法律环境、专业条件等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是由“巴比晚宴”引发的全民对公益和慈善的思考，使得在这之后迅速出现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会，这是一代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精神和价值追求。

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业的理念和经验去运作慈善项目”已逐渐成为了人们做慈善事业的共识。从2007年至今，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对缺少机会的青少年的发展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到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学校，参与项目的学生已将近4万人。我们同时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包括教室、课程、课外活动的少年艺术团和老师培训的综合管理体系，这是我经常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 最好的我与最好的时代

我有机会参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奥工作，是何其的幸运。第一次是作为主持人于1993年赴蒙特卡罗，见证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一刻。在那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我说道：“700年前，人们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那个东方美丽的国度，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请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中国吧！”当时我心中就有种强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国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希望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和公正的认识。

2015年，我再次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保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起展望冬季体育发展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将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

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时阐述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让你们创造新的历史。”

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之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也许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时代吧！▲◆★●■☆

希拉里认错：支持伊拉克战争是最大遗憾★★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21/5151442.html

凤凰网 2016-04-21：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莉·柯林顿21日说，当年作为国会参议员投票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她最大的政治遗憾。

希拉莉当天在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举办的一个活动上说，乔治·W·布什（小布什）政府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结果，与她根据小布什总统当时所说的话而得出的设想并不相同。希拉莉表示，她后悔自己投票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将美国拖入耗时数年的战争泥潭，造成大量伊拉克平民死亡。 2011年12月，美国正式宣布驻伊美军任务结束。时至今日，伊拉克仍因教派纷争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而深陷动荡。

在2008年竞选总统时，希拉莉多次为自己2002年投票支持授权小布什政府在必要时对伊拉克动用武力进行辩护，称这只是为了给予小布什总统充足的权力来处理伊拉克问题。

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的多个场合，希拉莉表示当年投票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

中国透露2020年登陆火星计划:所有任务一次完成★★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4/21/5151861.html

每日邮报 2016-04-21：英媒称，据中国空间机构的一位最高官员透露，中国决心登陆火星，并准备在2020年前开始登陆这一红色星球的行动。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0日报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秘密分支机构的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合作日益增强的太空竞赛中被认为是一只孤狼。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和火星计划总设计师吴伟仁罕见地接受了采访，并在采访中公开了该机构进行星球探索的计划以及未来的合作。

吴伟仁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该机构的短期目标是进入月球轨道并登陆月球，以及带回月球标本。不过，该机构的长期目标是探索月球并在月球表面停留，并准备执行停留更长时间的载人任务，甚至还打算建立一个研究基地。

报道称，近年来，这一秘密机构改变了方向，向全世界公布了更多的数据和图像，并公开了它取得的成功。

今年初，该机构公开了一系列来自该机构登月飞行器和月球车——“嫦娥3号”和“玉兔”——的图像，提供了一些月球表面非常细节的图像。

除了月球基地外，吴伟仁透露，中国想登陆探索较少的地球背面。不过，不知道这一探索是否与采矿活动有关，为了利用月球上铀、钛和矿石的矿脉。

以前，该机构曾阐述过月球氦-3对于其未来太空计划的重要性，这一放射性同位素在月球背面的含量可能非常丰富。

吴伟仁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在那里登陆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是，根据研究，由于缺少光照，那里可能有水或者冰。”

但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该机构对登陆火星计划的坦诚。该计划的总工程师吴伟仁称，国家航天局准备为2020年登陆火星制定一个计划。

不过，他承认，该机构原本可以更早开始火星探索行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落后于美国、欧洲和印度的航天机构。他说，“好在，国家终于批准了”，暗示了中国国家决策的严格性。

吴伟仁自信地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我们将进入火星轨道、登陆火星并部署一辆火星车——所有这些都在一次任务中完成。”

报道称，目前和未来的任务计划表明，太空探索的合作行动显然会带来好处。

然而，尽管中国可能会寻求合作，但美国航天局（NASA）不会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合作，因为其军队身份。

欧洲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进行了有限的合作，2001年实施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

中国还与俄罗斯联邦航天署合作对火星的卫星进行了探测，但探测器最终未被送入火星轨道，而是由于某些原因滞留在地球轨道上，因此合作以失败而告终。

吴伟仁对今天面临的障碍发表评论说：“我们将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在太空和月球探索方面。我们对此非常欢迎。”

他还说：“我们已多次敦促美国消除限制，这样两国的科学家便可以在未来的探索中进行合作。”

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美国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都已成功地向火星发送了探测器和登陆车。

中国空间科学家、政治顾问叶培建对媒体说：“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不过，我认为，鉴于我们全力付出、我们从过去太空任务中获得的技术以及大家的支持，我们很可能会成功地向火星发送探测器。”预计，中国本周会透露更多关于其火星登陆计划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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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国透露2020年登陆火星计划:所有任务一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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