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 ：2006-9-15
(01):★ 最后的交代/周恩来临终时对邓小平的重托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964664&typeid=14
(02):★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正遭遇巨大的争议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03):★《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悖论挑战决策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04):★ 从 三 峡 工 程 到 南 水 北 调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05):★ 日 本 海 军 敢 不 敢 先 偷 袭 攻 击 中 国 ？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968521&typeid=14
(06):★ 中国独生子女成负担最重一代人 家庭有五大风险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25
(07):★ 美 国 让 中 国 夭 折 的 进 口 武 器 项 目 ★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60913/13622564.html
(08):★ 美特工被拉登洗脑成恐怖大师 潜伏美14年作内应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66
(09):★ 美 称 : 台 若 不 可 靠 将 改 变 台 海 政 策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9-14/114718.html
(10):★ 中国军事战略对美军太平洋部署态势的影响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9-14/11358.html
★ 最后的交代/周恩来临终时对邓小平的重托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964664&typeid=14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后，周恩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最后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了邓小平做自己在国务院的接班人。邓小平说：“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邓小平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恩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
性格内向的邓小平，极少用这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包括对他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周恩来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 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苦心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回到北京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等于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查。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艰难。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二十年！”
周恩来对外宾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被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 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洪文一听是毛泽东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
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 “最好的代理人”（《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到1974年5月，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亟需动手术。但是许多事情又等待着他去处理。邓小平对于周恩来的病情非常关心。他回国不久，周恩来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邓小平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从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的特别会议回国、又处理完手头上的几件重要事情后，周恩来才同意入院动手术。
周恩来积极支持由邓小平接替他在国务院的工作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
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本来“四人帮”是想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进而实现组阁。
一场斗争不可避免。
“四人帮”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江、王、张、姚4人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
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
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警告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0月20日，赶到长沙的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瑞典首相哈特林。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要王海蓉、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对于所谓“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的这一明确指示，制止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阴谋。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同去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明确地对王洪文说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还说江青有野心，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在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四届人大后让周恩来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以 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了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靠近手术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医生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内心极为悲痛，他此时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20日清晨7时，医院医护人员给邓小平打来电话请示，说周总理要找罗青长谈台湾问题。邓小平沉痛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了抢救。
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赶到305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前。直到凌晨2时10分，看见周恩来从死亡的边缘转回来，方才离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1月15日，邓小平忍着心中的悲恸，代表中共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深切缅怀老战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周伯伯病逝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当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遗像前，我们每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雨中岚山，邓小平深情缅怀周恩来正是周恩来竭力创造条件促成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才为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更辉煌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忘记这位兄长般的战友。1978年10月27日，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京都岚山。日本朋友用京都的名菜“怀石料理”招待邓小平一行。在岚亭楼阁上观看雨中满山红叶、雨雾迷蒙岚山，饮着甘美的绿茶，欣赏日本民间乐曲，宾主开怀畅叙，自然谈到中日友好的奠基者周恩来。
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为报考中国留日官费生，曾东渡日本，到过京都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周恩来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 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如今烟雨依旧，岚山依旧，而物换星移，故人已去。周恩来所留下的，是他亲自倡导却没来得及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所幸的是，他昔日留法时的忠实伙伴邓小平坚定地接过了这一事业。邓小平深有感触地对日本朋友说：“雨中岚山，别有风味，周总理写的诗就是写雨中岚山。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邓小平在亭谢间默默地眺望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对日本朋友说：“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日本朋友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为岚山能通过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诗篇而被中国人民所知晓深感荣耀。
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出版。此时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但他在生前特意为这部书题了书名。 ▲（摘自《文史精华》）
★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正遭遇巨大的争议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开工已有4年之久了。很多人已经忘记，计划以隧洞贯穿巴颜喀拉山从而引长江上游之水入黄河的西线工程，并没有尘埃落定。
普通人习惯将南水北调的东、中、西三条线视作一个整体。按照思维的惯性，三条调水路线的规划、论证和决策通过，似应同时进行。事实却未尽如此。
编制南水北调规划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三条线打包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并上报国务院审批，但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的批复中说，“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
但直到2006年9月，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还没有完成。这一方面和西线的前期工作量巨大有关，另一方面，项目建议书编制的4年中，西线工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主要的调水区四川，争议尤其激烈。有人认为，争议延缓了项目建议书如期出台。
前不久，4位四川专家和学者编辑并资助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这本书的撰稿人，有水利、地质、工程方面的专家，亦有经济、社会、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学者，还包括数位当地官员。书中从西线调水的目的、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到地质风险、生态影响、补偿方案和决策程序等，至少提出了10个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和现有规划不同的看法。
▲地质风险之忧
尽管从投资总量到建设难度都远远超过三峡，西线工程并未引起三峡那样的巨大效应。2001年完成的规划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除了有关方面行事低调，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线建设将面临水利史上空前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上马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人中，就有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与矿产研究所研究员陈智梁。
由于地处3500米左右的高原，西线工程区气候寒冷、气压低、含氧量低，每年适合施工的时间不到半年。如果说，青藏铁路的成功可以打消工程学界的一些担忧，但工程区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可能出现的风险，还是让陈智梁等地质学专家无法释怀。陈智梁说，可初步认定，东西向的引水线路将与5条南北向的断裂带或垂直或大角度交叉而过，无法避让。资料表明，5条断裂带中的3条是重要的活动断裂。这些断裂带的存在使地震成为可能，这一点对水利工程来说，无疑是最坏的消息。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宝珺和成都地矿所研究员潘桂棠认为，调水工程区所在的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地区新构造活动活跃，地势仍在上升，山体断块纵横，未来的工程建设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总之，西线施工难度将与其史无前例的规模匹配。由于环境恶劣，缺乏持续工作的条件，对西线工程区“兴衰攸关”的地质研究并不深入。“只有1980年代做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更进一步的区域野外考察和专题研究没有做过”，陈智梁最担心的是，规模浩大的西线工程，要在一块人类所知不多的区域展开。
▲探究调水目的
南水北调规则的编制机关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不会同意陈智梁的担心。在黄委会看来，西线工程并非建基于一片空白，相反，黄委会已经为此研究了50多年。黄委会设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查勘牺牲了好几个人的生命。”
横断山江河水能富集，西电东送与南水北调工程皆着眼于此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引江济黄的设想。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后来被一再引用，并被认定为南水北调设想的第一次面世。
尽管1958年这样的年头里曾有人提过，要从南方引水4000亿到5000亿立方米，一举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但狂想于西线的进展毫无帮助。实际上，从长江上游的大渡河、雅砻江和通天河等地调水济黄的研究，直到1987年才开始启动。前期勘查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96年，西线调水开始进入规划，黄委会这才确立了西线调水的基本思路。其中包括调水地点、调水方案和调水量。
而调水的基本目标有三：一为缓解黄河流域生活和生产用水压力，二为遏制西北生态恶化的趋势，三为冲沙。
2005年，水利部长汪恕诚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西线更重要的意义是对黄河中下游的冲沙和保持生态水量作用，现在黄河一年产生的泥沙有13亿吨，其中将近有4亿吨要冲到海里去，如果按30方水冲一吨沙子计算，需要120亿方水。汪恕诚对西线调水解决黄淮地区生态危机寄望良深。但在部分四川学者看来，西线调水的三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兼得。尤其是生产、生活用水与冲沙用水，是一对矛盾。更何况，“120亿方水冲下来，也要携带泥沙，到头来还是冲不胜冲。”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说。
和水利部长的设想相比，黄委会的规划中更强调补充黄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其中提到，由于缺水，山西的煤炭基地、陕西的石油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势必要倚重的“重化工产业”难以发展。这一点遭到了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庆研究员的激烈批评。
“支持西线调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黄河中上游的煤炭基地和重型工业需要大量用水，但这个理由本身存在争议”，刘世庆多次著文，质疑在缺水的黄河流域集中建设重化工和能源基地的工业布局，她说，“很多专家认为，不应该在缺水地区大兴高水耗的产业。产业布局不调整，只强调供水，不要说170亿立方米，270亿也不可能解决黄河缺水。”
▲水量众说纷纭
而对刘世庆的同事鲁家果来说，连调水170亿立方米的目标，也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
据他计算，如果考虑到引水地年径流量的季节变化、年际变化、输水损耗以及引水枢纽的库容，一期工程的可调水量只有33.4亿立方米，而经过输水和入黄后的损耗，可用水量最大只有28亿立方米。这和一期工程调水40亿立方米的规划相去甚远。
鲁家果的计算并未从水利专家那里得到更多支持。但调水量显然是规划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部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领衔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在2001年的审查报告中，也要求黄委会进一步确认调水量。
更有意见认为，170亿立方米水量是四川“不能承受之多”，因为作为调水区的四川，同样面临着缺水的问题。2006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专题调研组赴四川听取汇报。81岁的林凌在四川省副省长王怀臣之后汇报，他提出，成都平原集中了3000万人口，GDP占四川全省五到六成，但由于受岷江和沱江缺水与污染困扰，四川正在酝酿从大渡河调水入岷江。“调大入岷”与“南水北调”势必冲突。早在2005年3月，水利部和黄委会先后在成都召开西线研讨会，四川学者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当年6月，水利部即发函给黄委会，要求应对“调大入岷”，将南水北调西线规划中的一二两期工程合并。黄委会随即进行调整，计划调水80亿立方米，较原来两期工程调水量之和少了10亿立方米水量。▲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新民周刊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悖论挑战决策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悖论挑战决策
鲁家果认为，“西线调水一期工程于2020年完工，但黄河生态环境建设迫在眉睫，等到20年或50年以后再动手为时已晚，所输之水远不足以弥补因环境恶化而损失的径流量。”
黄委会有人士认为，此说正说明西线应该加紧上马。“只要中央有决心，像搞三峡工程那样搞西线，西线建设时间完全可以缩短。”
这是否是一个悖论？西线规划中，悖论还有很多，比如陈智梁说过，“西线工程地质问题固然很多，但并非说技术上不可行——如果像青藏铁路那样不计成本，技术难题都可能克服”，但问题是，“在现有投资框架内，很难解决。”
鲁家果是最早批评西线工程的学者。他最初觉得“不对”，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级工程的造价计算方式很奇特”，鲁家果说，3040亿元的静态投资“只计算了两项造价：每公里隧洞要花多少钱，8个大坝，每立方造价多少钱。配套工程、移民安置和生态恢复，完全没有计入投资。
正如重新计算调水量一样，鲁家果也重新计算了静态投资。他认为，仅再加上配套工程投资一项，西线静态投资就将达到5800亿元(2000年一季度价)。2004年底，他将自己对西线的看法——包括两个新的计算结果——写成一封信，递交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据说这封信也引起了水利部和黄委会的重视。
即使按照规划数据，3040亿元西线投资如何筹措，也一直受到质疑。是否有能力像陈智梁所说那样“不计成本”地支持技术攻关，亦难断定。
投资方案之一试图说服黄河水力发电企业投资西线。规划估计，到2050年，南水入黄后涉及黄河流域40座梯级电站，可扩大装机容量1647万千瓦，代替火电装机容量1841万千瓦，总计黄河可增加发电收益221亿元，届时，黄河水电企业作为西线的投资者，同时也将是直接受益者。这个方案据说颇受欢迎。但中线和东线的投资模式出台前，也曾考虑吸收民间资本采取多种融资形式，但最后却回到“中央预算内资金＋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基金＋银行贷款”老路，因此，西线投资将采取何种形式，尚需拭目以待。
▲关于西线，悖论还有很多。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下称《备忘录》)被一部分人看作责任感的体现，被另一部分人看作是地方利益在作祟。
《备忘录》的两位主编，林凌81岁，刘宝珺75岁，两人都思路清晰，言谈敏捷。主编这本书，用林凌的话说，是“立此存照”：
“我们不反对南水北调。但是我们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规划内容到决策程序，都有质疑。”林凌说，“争议应该发出声音，并且保留下来。”
多名学者从各自课题经费中提出资金，资助了这本书的出版，其中包括主编林凌和刘宝珺以及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等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根据他的知识和积累，提这些问题，完全应该，也是他的责任。”林凌说，“这本书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体现。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也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下称黄委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
▲《备忘录》出版始末
2004年，有报纸刊出新闻称，西线工程计划将于2010年动工，并有意见认为，可将动工时间提前到2008年。林凌说，西线工程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突然变得十分迫近，但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十分陌生。
2004年6月，四川省老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老科协”)在成都都江堰召开会议，邀请多位省内学者与会，就西线工程进行座谈。
大多数《备忘录》的作者，在这次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的规划文本。而此时距离黄委会《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已经有3年之久了。
在林凌等人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不管是对青藏高原的地质问题，还是对藏区的了解，四川学者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令他们不满的是，黄委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四川学者参与甚至知晓其事。
鲁家果和《备忘录》的副主编马怀新、刘世庆都证实，总的说来，参与规划课题的四川学者与黄委会的合作不算愉快。那些涉及西线工程对四川水力发电的影响以及移民等敏感问题的课题，尤其如此。
“不知情”的感觉显然加重了初见规划时的意外。对陈智梁这样的地质专家，意外转化成担忧，对马怀新这样的电力专家，觉得黄委会的低调是刻意为之。
都江堰会议的与会者认为，规划中的西线工程风险过大。“会上最尖锐的说法有两种，一种叫‘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种叫‘不要在脑袋上抽血’”。林凌本人正是前一种说法的发明者。相比较而言，鲁家果对西线工程的批评，做了大量数据分析，虽然语气温和许多，但更加迫近实质。鲁家果于2003年底得到西线工程规划，会议召开前，他已将对规划的不同意见撰写成文。他在文章中提出，西线工程规划在调水量、地质风险、环境影响和经济可行性方面的评估，都难以成立。
他的观点在都江堰会议上显然影响了一批同行。最后，会上形成的主要观点被写成报告，由老科协出面，提交给了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政府。
主要由四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组成的四川省老科协，核心组织是其“高级专家顾问组”，其中既有退休的前政府智囊，各行业领域的退休负责人，也包括退休的前四川省高级官员。老科协的报告中说，四川应该注意西线规划包含的风险，并提出应组织力量投入研究。
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回复他们的报告。而鲁家果的文章此时呈送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此后引起了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的重视。
2005年3月，水利部和黄委会一前一后，在一周内先后赴四川，就西线工程及其规划，与四川省有关部门、专家和学者召开座谈。林凌和鲁家果都受邀赴会。
这两次旨在说明和沟通的会面，并没有消弭双方在西线工程认识上的鸿沟。相反，某种情绪在会前会后开始发酵。
“会上我们才知道，规划早在3年前就编制完成”，林凌说，“我们的意见更大了。”
有人认为，那些对西线施工地带有着多年研究经验的四川学者，因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被排除在了规划之外。或许正与此有关，2005年3月前后，林凌、刘宝珺等人开始向四川学者约稿，筹备出版《备忘录》。
▲“利益相关”之辩
2005年3月在水利部的座谈会上，鲁家果提出，黄河流域的缺水现状难以通过调水解决，相反，要从节水上想办法；黄委会一位专家愤而起立说，让黄河流域节水，无异于让饿肚子的人勒紧裤带，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讲法。
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林凌说。但是，尽管他们一再躲避“地方利益”以免损伤学术公信力，利益相关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
“我觉得从地方利益角度考虑我的意见是误读和误判。”陈智梁小心地避免了说出更刺激的词语。
黄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西线之所以在工程项目书编制的节骨眼上引起争议，一是和今年人们非常关注水利枢纽工程有关，另一方面，黄委会过去的表述口径中，对西线的影响太过于轻描淡写。
“比如环境影响，过去说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实际上，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影响很小呢？”
事实上，四川方面正是觉得，水利部门在试图尽量淡化工程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这激起了他们情绪上的反弹。四川社科院研究员张序说，水利行业的“庞大队伍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利益集团”，其他人群的声音和影响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2005年3月的两次会议上，很多细节都是饶有趣味的。林凌等人提出，南水北调对调水区的移民和生态要做后续投入。据林说，当西线调水投资高达3000多亿的消息传到规划中调水点四川甘孜和阿坝一带，地方官员一度十分高兴，对调水补偿抱有很高期望。但补偿方案只列出了淹没损失，距离当地政府的期望甚远。
“通过搞一个工程使当地老百姓富起来是不可思议的。”2005年3月22日，在水利部召开的会议上，林凌说，“要调水区和受水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就要后期扶持。”随水利部前来的研究人员反驳林凌说，硬要将当地的小康和南水北调挂钩，是不现实的，那样只能使工程搞不成。
但林凌坚持认为，如果后续扶持不到位，将对长江上游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工程施工完成后，要恢复和保持长江上游作为生态屏障的功能，需要花大量费用用于移民安置和环境治理。
“否则，就算救了黄河也要毁了长江，甚至毁了长江，也不一定能救得了黄河。”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黄河发电的增量正是调水流域发电的损失，南水北调与西电东送存在冲突。“长江上游已经规划和在建未来的水电基地，要水还是要电，不能两全”。当有人提出黄河水发电收益可对长江发电损失进行补偿时，林凌说，对四川和长江流域来说，损失多少电并不是问题，损失多少税收才是问题。
水权问题也被提出来讨论。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这一点显然没有被黄委会考虑在内。因为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事属“全局考虑”。双方就此僵持不下。2006年8月21日，水利部与黄委会二赴成都，专门与四川方面谈补偿问题。从反馈的信息看，双方并未在水权方面达成协议。
利益相关的指责天然是双向的。同样是在8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官员向全国人大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专题调研组做汇报时说，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新民周刊
★ 从 三 峡 工 程 到 南 水 北 调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34
三峡之后，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决策很难绕过三峡决策确立的程序原则。
规划显示，西线调水未来将对三峡发电将产生影响。但在此之前，三峡对西线的影响可能会更早、更大、更深远。对《备忘录》的作者群来说，三峡是一根标杆。有三峡的先例在，意味着知情权、公开讨论、利益博弈乃至全国人大投票，都是西线这样的超大水利工程必须经历的程序。而当现实不孚所望的时候，这根标杆就成了争议中最有力的武器。
“三峡工程上马是听取了全国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和模拟实验，特别是通过全国政协讨论，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多数代表表决通过后才开工的，”在《备忘录》的前言中，编者特意以此证明，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关于西线工程总体规划的批复》并不意味着西线决策程序已经完成。
有的时候，三峡还被当作一个量词使用。人们用它来确定工程规模、投资数量、建设周期、预期回报、工程风险大小和移民难度，乃至某个水利工程“维系中华民族的程度”。
在与三峡工程进行一番对比之后，《备忘录》作者认为，“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西线工程是否上马，应该更多听取全国各方面尤其是被调水地区的意见，并经过“全国高层次的民主决策程序”，才能决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宝珺和成都地矿所研究员潘桂棠说，西线规划“是全国人民参与建立公共规划论证体系的大事”，因此必须实现“全社会参与、科学决策、人民监督”。
然而，在“全社会参与”与“科学决策”之间，并非没有矛盾。水利界向来有声音认为，水利工程不仅涉及诸领域大多十分专业，而且背景资料浩繁，人大代表能否在短时间内判明利害，做出决定，值得怀疑。更何况，人大表决是否意味着没有人对工程的后果负责？
“三门峡也是人大表决通过的。”早先，工程院一位院士就西线是否需经人大表决的问题表态说。
鲁家果表示不能认同此说。“三门峡工程提交人大表决的时候，不仅鼓掌通过，而且还要欢呼，但到三峡表决的时候，不是有177张反对票、664张弃权票和25张没有投出的票吗？这说明时代在进步。”
“不能因为老百姓不懂，就不让他们知道，不让他们议论。不懂就要解释。”鲁家果认为，未来的大型水利决策中，要防止一种倾向：允许表达反对意见，但是最终拍板还是少数人说了算。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曾说过，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9月，西线规划设计单位黄委会勘查规划设计院回应争议时说，西线这么大的工程，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作为一个技术研究机构，我们的看法是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吸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没有必要卷入争论。”设计院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说。
但设计院“少说多做”的低调姿态，被鲁家果认为是想“省得麻烦”。
“这个麻烦是省不掉的。”鲁家果说，“反对意见不是因为允许表达才存在，而是存在就一定要表达出来。” ▲ 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新民周刊
★ 日 本 海 军 敢 不 敢 先 偷 袭 攻 击 中 国 ？ ★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968521&typeid=14
近日，一位网友发的贴子，说是中国要防止日本海军对中国来一次“珍珠港”式的打击，即像1941年日本海军在美国海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使美海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完全的被动形势，在太平洋上处于防御状态。日本海军真的敢偷袭中国海军吗？
到底敢不敢，以下五个方面制约着日本，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一、我国海军没有前沿的海军基地来让日本偷袭
诸位网友都知道，像美国海军是完全的进攻性的力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海上保障，美国庞大的海军舰队就寸步难行，试想如果美军的保障都从国内运来，那么战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美国需要在各地设立基地，供舰队和士兵停靠和休息，并进行海上补充和武器装备的存贮。所以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基地以便战时的需要。而我国海军是完全的防御性质的海上力量，这种近海防御性质决定了我国海军不可能出去的太远，不走出的太远就不需要中途的补给，那么也就不需要在中途设立中继站，诸位都知道，我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没有设立任何的海军基地，仅有的是几个有人驻守的小岛或岛礁，而且大部分都在南海。仅能驻守几个人，根本无法让大型军舰停靠，在东海我们更是没有像美国关岛那样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停泊大型军舰的海军基地，只有几个钻井平台，（正是这几个平台，引发了中日海上权益的交锋），日本海军要袭击，也就只能袭击这个而已。但是这根本不能对我国海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海上力量依然完整存在，并对日本进行打击。
众所周知，我国的海军基地都在我国的近岸地区，所有的基地都在我国防空导弹和岸基导弹的火力保护之下，除了脑袋充水否则日本不会笨到把军舰和飞机开到这些基地来让我军当耙子打，即使来了，很可能还没靠近，就让我们给消灭了。
▲二、日本海军现在没有这个胆量和实力
不能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实力是强大的，以目前著名的“八.八舰队”和“九•十舰队”的规模和舰载武器和日本军舰的反潜和防空的能力来看，日本海军在亚洲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海上力量，日本海军目前的三支海上舰队基本上都完成了“九•十舰队”的配置，每支舰队都有金刚级“宙斯盾”防空驱逐舰，甚至都比美国的伯克级先进，日本的反潜能力是举世公认的最强的。日本海军就是因为这个才敢向我国海军叫嚣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我国海洋权益的争端和海上战略的需要，我国加强了对海军三大舰队的建设，我国海军向俄罗斯购买的“现代级”四舰，现在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连美国都畏惧三分，更何况小日本呢，我国军工自主研制的“神盾级”驱逐舰170、171的服役更是加强了我海军的防空和打击能力，随着素有大洋黑洞的俄罗斯“基洛级”潜艇和我国自主研制的“宋改级”、新型“元”级潜艇的下水服役，更是提高了我国的水下打击能力，再加上我国的091、093核攻击潜艇、092、094核战略潜艇和最近风传的095、096的更是我国的“撒手锏”，海航的苏30战机和我军自研的飞豹战斗轰炸机以及新轰六M，也是我军空中打击的中心力量，这一大批先进武器的加盟使我国海军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我国海军已经多次成功的冲破了日美设立的第一岛链，并多次在日本的近海自由往来，而日本的反潜和跟踪确无任何办法（这一点许多网友可能都有耳闻）。可以说现在我军与日本海军的战斗力在伯仲之间。
这一切都使日本胆虚，面对与自己实力相若的对手，日本海军没有绝对的把握完全消灭中国海军，弄不好的话，自己还得搭进去。
▲三、美国会不会同意日本的进攻
在美日安保条约的限制下，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有保护的责任，但是不是会同意日本对中国的进攻，这又是另一方面的事了，日本的军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美国的帮助，日本会很快的失败，以美国现在的利益来看，美国并不希望中日间爆发冲突，美国现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中东，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陷入了泥潭，伊朗又有事没事的插上了一脚，朝鲜半岛还操着心，恐怖分子还得防，美国的兵力调动都入不敷出，每天有着忙不完的事，而且许多事还得要中国的帮助，所以美国现在并不希望日本日本再去惹事免的给自己再来添乱，而且现在美国也没有做好卷入中日冲突的准备，日本真要是对中国开战，美国不可避免的要帮忙，即使最小的帮忙，都会使美国卷入到中日冲突中来，也会给中国落下口实，弄不好把中国逼急了，连你一块打，常规战争打不了，咱打核战谁怕谁，这一切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在现在的情况下还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而损害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向来不打没把握的杖。没有好处，美国是不会动手的。免得引火烧身，提前与中国翻脸也不符合美国现在的亚洲战略。在这多方面的因素下，美国是不会同意日本贸然攻击中国的。
▲四、日本能不能承受战争的后果
中日一旦开战，不可不考虑的是战争的后果问题，战争结束后不可能是一边倒的胜利，即使胜利了也是个惨胜，以中日两国的国力的发展后劲来看，日本是不能承受战争后果的，将战争控制在局部还好说，真要是打大了，以日本一个纯粹的岛国来看，日本就完了也不会有第二次的飞跃了，面对中国海陆空加二炮的全方位的综合打击，日本绝对会成为废虚，不说别的就是中国二炮的东风21有多少瞄着日本谁又知道，还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节和中国人的复仇情节，“打到东京去，踏平小日本”又不止一两个人说过了，更不用说中国的核武器了，前两天日本的一位学者说过“不要让日本的上空第二次出现蘑菇云”，真要是打开了，谁又能保证呢？咱们中国可以轻易的攻击日本的本土，而日本却没有能力攻击我国本土，最多是我国沿海地区遭受到一点损失，而日本的所有城市都在我军的火力打击范围内。战后的恢复也是日本的难题，日本是一个岛国，本身的资源和储备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没有陆上相临的国家，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中国要是封锁日本的海上通道，他们就死定了，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即使没有外界的帮助，我们也能自力更生，更何况我们可以从陆上通道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资源，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恢复能力就比日本强多了，我们也有继续战争的资本了。几年几十年以后，我们又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日本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了。
▲五、国际舆论的影响
引发东海战争的因素，无非就两点：东海油汽田和钓鱼岛这两个地方了，钓鱼岛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中国历史（数百年前日本还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在近代我们无暇顾及才被日本捡了个便宜，硬说是他们的，而我们的东海油气田，日本更是无话可说，从海图上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咱们的油气田都在我国海域的这一侧，小日本糊搅蛮缠硬说咱们抽了他们的资源，这是典型的小鬼子心态，这两个方面就是打到国际法庭我们也是有依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所以在国际舆论上日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和影响力，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不会对我国做出出格的举动，即使是我国周边的国家也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静观中日战争的发展。
所以，综上所述，日本不敢对中国进行偷袭式的攻击，在现在的条件下他们不敢也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当然除了日本不想活了，那时就是我国海军走向强大的阶梯。▲
★ 中国独生子女成负担最重一代人 家庭有五大风险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25
文章提供于2006-9-13 文章作者: 程瑛
▲独生子女家庭的五大风险
—— 中国计生政策迈向人本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在母亲过了35岁之后骤然放大,而且随母亲生育能力的逐步丧失和依赖性需求的逐步出现而升高。
一个出现大面积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预留了隐忧.
2005年6月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罕见的洪灾中,有105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其中独生子女占了56%。
据估计,目前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可能超过一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此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其风险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自2002年开始,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多次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独生子女家庭的五种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
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
▲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存风险。在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问题的困扰。一旦独生子女父母重病、死亡或离婚,对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将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如果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代人的关系、居住安排等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发生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弱小,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具有惟一性,缺乏起码的回旋余地。如果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养老支柱。
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会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
▲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前面的风险如果发生一定会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那么他们能否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就至关重要。
▲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
▲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
穆教授分析说,在所有的计划生育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导致孩子夭折或者严重的伤病残,“风险家庭”就转化为“残破家庭”和“困难家庭”,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就很难摆脱困境。它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道关怀问题。
以往,有关独生子女的负面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孩子素质发展方面,最著名的报告就是1986年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2004年,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 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华艺出版社,2004年6月),让人们将更多关注转向遭遇了子女夭折风险之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命运。
独生子女因其独生而成父母的“惟一寄托”,孩子所提供的精神效用是独一无二的,简单说,孩子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情感的寄托和希望的化身。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来的是“独子女老龄化”甚至“无子女老龄化”的挑战,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
独生子女这一群体远离了兄弟姐妹的血缘亲情,缺乏伙伴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远离了手足情深的感受、互相学习的机会、彼此帮助的可能。这是极其珍贵的亲缘文化的损失。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
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美 国 让 中 国 夭 折 的 进 口 武 器 项 目 ★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critical3/27/20060913/13622564.html
2006-09-13 作者/章大郧: 胡安•杨（亚洲国际周刊专栏评论员）：中共是一个极不甘心落后的政权。他在军事制造技术上，虽然，远远落后美国。但是，他依旧尽其所能来进行所谓的现代化国防建设。
“中国远程战略轰炸机计划”这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项目。中共军方在多次进行早期的试验，其首选样机就是TU16。此项目最早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采用这种TU16轰炸机的原型，在加以从新设计载弹量，战区外投射轰炸。动力系统。因当时，中越边境战争不断，中国急需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以实现他的所谓“周边和平”。
但是，这个项目在进行中（地面试车）阶段，被逃亡美国华盛顿州政治避难的安德列斯•亚明先生，提交给美国军方。美军方借此，紧急询问中国，当时，恰好在美中蜜月阶段。美国空军格鲁门，波音。都参与了很多中国战斗机计划。包括“和平典范”计划。
因此，此项项目，中共迫于无奈，只好下马。后期，俄国在获悉此事以后，在04－06年初期，积极相中共推广TU160，TU22等远程战略轰炸机。此协议中俄已经基本达成协议。
大型运输直升机即前苏联早期的MI-6中共当时打算开始，仿制mi6进行研制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的项目。项目代号为：ZA17即直－7。其最大载重为20吨。采用mi6类似的动力部分。但是，这个计划，由于在中共与日本合作民用农用直升机计划期间，遭到中国技术人员，无意泻落，随即，日本将此计划方案，提交给美国军方。华盛顿以“解除32项军事技术合作”为理由，胁迫中共放弃。
早期远洋轻型航母即：英国销售给中国的4套成套设备直升机轻型母舰的集装模块化安装设备。当时，中共在设想其研制新型航母。以”墨尔本“号的飞行甲板为准，在南海搭建了训练平台。而当时英国借中美蜜月时期，对华采取”一揽子“军火销售计划。首先，是M3”猎迷“反潜/预警巡逻机。其次就是4套该设备。而中国当时已经在上海船厂准备了4艘”24500吨级滚装货轮“。另外，还打算引进英国AV8B以及”飞马“发动机。
但是，仅仅设备到达。而其它的相应工作尚未开始，中共的 6 4 事件爆发。导致华盛顿立刻冻结了中共全部的合作的项目。而英国同时也冻结4架预警机以及模块后期设备。
后期，英国在美国克林顿时期，交付了全部的设备。但是，AV8B由于其合同签署谈判在64以后，因此，根本就没有签署。而中共打算开始制造4艘轻型航母，因此，1996年出现世界为中国提供轻型航母的”壮举“。而此时日本感到不满，日本认为他必须赶在中共前面制造航母。2000年在中国逃亡海外的”大法“人员的协助下。
华盛顿终于洞悉了中国轻型航母计划的全部，并且及早作出了妥善准备。因此，中共再一次无奈的放弃。▲ 转自中华网-军事频道 http://81.china.com
★ 美特工被拉登洗脑成恐怖大师 潜伏美14年作内应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30466
文章提供 于 2006-9-14 文章作者: 牛雨辰 许辉
这两天，整个美国重新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在“9•11事件”5周年之际，各种纪念活动又将这个令美国人痛苦异常的恐怖梦魇拉回到了人们眼前。在沉痛悼念受害者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又重新拾起了一个老话题——美国政府为何会让这样的恐怖袭击发生，美国情报机构当时在做什么？9月10日晚，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了一期揭秘节目《透视9•11：本•拉登的美国间谍》，详细介绍了潜伏美国长达14年之久的基地组织间谍阿里•穆罕默德的故事。
在从事情报和恐怖活动的14年中，阿里成功突破了美国情报网的漏洞。在美国看来，阿里是替美国军方、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做事的好特工，而实际上他却以这种特殊身份做掩护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提供情报、训练恐怖分子，策划恐怖活动。阿里目前仍被关押在一所美国联邦监狱，他的经历活像一部惊悚的间谍电影。而这期节目的播出也让很多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无能愤怒到了顶点。
▲思想激进被埃及军方开除，却被美中情局“慧眼”看中
阿里年轻时就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参加庆祝“十月战争”8周年的盛大阅兵式时遭叛变士兵枪杀身亡。此时，阿里•穆罕默德还是一名29岁的埃及陆军军官，正以埃及交换军事人员的身份在美国特种兵的大本营——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堡军事基地接受训练。在闻听萨达特遇刺后，阿里非常欣喜，在多种场合宣扬萨达特与伊斯兰的宿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实在是死有余辜。回到埃及后不久，阿里就因为思想和言论偏激被埃及军方开除。
但是命运好像特别眷顾阿里，在布莱格堡基地受训时，阿里就被美国情报部门相中。1984年底，赋闲在家的阿里接受了美国中情局给他的第一项工作。他被派往德国，渗透进入汉堡伊斯兰激进分子聚集的清真寺。在汉堡工作期间，阿里对待情报工作非常有分寸。一方面，他提供的线索不会少到让中情局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他的线索也不会多到让中情局怀疑他就是恐怖分子。在汉堡工作一年后，阿里如愿获准入境美国并取得永久居留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里做了几件大事：他娶了一位美国女子为妻，加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并回到了布莱格堡基地。期间，阿里在美国伊斯兰社区异常活跃，他受邀参加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发表一些激进的演讲。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对阿里的活动也特别放心，情报部门领导人认为阿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美国期间，阿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视，他也得以利用各种机会获取了许多关于美军特种部队训练和作战等方面的机密文件。
▲私自前往阿富汗抗苏，被本•拉登彻底洗脑
1988年，阿里在美国情报部门和军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请假前往阿富汗，协助游击队与入侵的苏军作战，阿富汗之行彻底改变了阿里的人生轨迹。在阿富汗，阿里结识了本•拉登、扎瓦希里以及一批伊斯兰抗苏骨干分子。阿里的许多激进思想与本•拉登一拍即合。在阿富汗接受了洗脑后，阿里答应拉登，回美国后要做基地组织在美国的内应。
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完全撤军，阿里也返回美国。奇怪的是，事后得知阿里去向的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处分阿里，相反阿里还获重用被派往新泽西州，负责调查美国境内激进的穆斯林活动。
▲成恐怖分子训练大师，竟然混进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新泽西州，阿里开始接受成立不久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希里的直接指令，阿里的任务是帮助基地组织招募和训练激进的穆斯林并在美国建立恐怖主义基层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都是打着反苏的旗号，美国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其真正目的并不知晓。阿里在纽约等地训练本•拉登的恐怖分子如何应付情报人员、如何制造炸弹、挟持客机、携带武器且避过安检。除此之外，他还协助基地组织在美国募款，及时提供信息，防止组织成员被美国情报机关抓捕。在一个叫萨义德•纳赛尔的受训者家里，阿里还翻译了美军训练手册，并据此撰写了180多页的《教战守则》，该书被广泛印刷，在基地组织成员中流传甚广。
两年后，阿里退役。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照下，阿里轻而易举地申请到了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的一份翻译闲差。联邦调查局的本意仍是要求他继续关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但就是靠着这个理由，阿里有时间到处联系恐怖分子。
▲亲自训练拉登恐怖技巧，参与多起恐怖袭击
1992年，阿里回到故地阿富汗，这次他是应本•拉登之邀，担任基地训练营的教官。本•拉登把阿里奉为上宾，与阿里同吃同住，自己以身作则参加阿里的训练班，但是这位恐怖专家在结业时只拿到了C等级。阿里所教授的课程除了针对美国外，还有针对法国、英国和以色列。1993年到1994年，阿里还负责训练本•拉登的贴身侍卫。阿里是拉登最信得过的顾问和首席间谍。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阿里协助拉登潜入苏丹首都喀土穆，甚至安排拉登与黎巴嫩真主党军事领袖进行了会面。
1993年年底，阿里赴肯亚首都内罗毕，对当地美国大使馆展开监视，协助基地组织日后的炸弹攻击。1995年，埃及驻伊斯兰堡大使馆发生爆炸，阿里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遭到炸弹攻击，伤亡惨重。次年五月，阿里因涉案被捕，但是此时，基地在美国的恐怖网已经建立。
2000年，阿里在纽约法院认罪，承认犯下五起对美国不利的间谍阴谋罪。一位检察官承认：阿里•穆罕默德是天生的情报员材料。按照西方标准，可能嫌他教育程度不高，但他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超强，无论吃饭还是睡觉，满脑子都是规划执行恐怖攻击。美国总统布什曾说过，现在的美国比“9•11事件”之前还要安全，然而此案让人了解到“9•11事件”前美国的安全工作实在一塌糊涂，布什这番话并不足以让人高枕无忧。▲ www.TopChineseNews.com 来源: 环球时报
★ 美 称 : 台 若 不 可 靠 将 改 变 台 海 政 策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9-14/114718.html
▲美方：台若不是可靠伙伴 就改变台海政策 对扁失去信心
据台湾媒体报道，“二００六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举行，主办单位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儒伯表示，对于军购案，他持审慎乐观，不过，美国的耐心不是没有限度的，如果美国认定台湾不是可靠的伙伴，就可能改变台海政策。
据报道，在这次第五届会议正式开会之前的记者会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儒伯口径一致的表示，认为美国的耐心是永无止境，而且美国会长远提供台湾安全保护伞，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韩儒伯说，事实上美台之间的关系已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韩儒伯说就美国在太平洋边缘地区的安全事务而言，如果美国总统布什认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台湾不是个可靠的伙伴，布什政府就会改变台海政策。而且到了二００八年，台湾和美国都将产生新“总统”，布什在二００一年的承诺或美台相关事务可能出现变量。
韩儒伯这番话正符合美国官员近年来一直施压的用意，就是希望军购案不要再拖了，而韩儒伯也明白的指出，台湾当局不管是蓝、是绿，必须跳出政治的框框，对军购做出决定。
▲美方对扁失去信心：应退一步 让苏与蓝营沟通
据台湾媒体报道，倒扁之际，在军购案上，美方人士出现对陈水扁失去信心的谈话，而且还明白说“扁应该退一步”，好让“行政院长”苏贞昌好好的与蓝营沟通，以便让在扁任期最后阶段里能了结延宕已久的军购案，实现美国总统布什对台湾的军售承诺。
据报道，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会前记者会上谈到众所关切的军购案时表示，台湾“第一家庭”的许多“司法”案件，应交给台湾的“司法”机关决定，无论最后陈水扁的状况为何，都不致冲击军购案。
他直接了当的说，扁太具争议性，容易造成两极化，无法化解军购预算的僵局。韩儒伯说，扁应该退一步，让蓝营的人和苏接触。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立法院长”王金平可以把苏和扁区隔开来，直接和苏打交道，这让人感到乐观。▲
★ 中国军事战略对美军太平洋部署态势的影响 ★
http://news.milchina.com/2006/9-14/11358.html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军队的战术导弹以及空军的新型战机对台海乃至西太平洋的军事平衡造成了影响
编者按：本文译自兰德公司于2005年9月15日向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编号CT一247)。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威胁到了美国在台湾海峡乃至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美国应当有所应对。本刊刊不赞同其观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目前，中国军方正集中精力探索在中美之间一旦爆发冲突的情况下击败美军的各种方式，而最有可能导致美中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是台湾问题。在考虑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态势时，不仅要探讨中国目前正在发展的作战能力，还必须研究它运用这些作战能力与美国进行对抗的方式。进行这种分析将有助于强化某些特定因素，由此增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态势，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进攻，或在这种攻击行动发生后将其击败。
▲中国军事战略对美军太平洋部署态势的影响
本文作者目前在兰德公司中主导的一个研究项目正处于评估阶段。在此项研究中，作者的同事马克-伯勒斯(Ma rkBuries)、迈克尔-切斯(Michael Chase)和凯文•波尔彼特(Kevin Pollpeter)分析了中国出版的探讨如何击败优势之敌(如美国)的作战原则的文章，并从这些文章中归纳出至少八项针对美军太平洋部署态势的相关战略性作战原则。在这些战略原则中，首先强调的是在冲突发生之初夺取作战先机。例如，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强调，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由于未能把握作战先机，使得美军能够逐步在战区集聚作战力量直至对伊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如果中国要想在与优势之敌的对抗中取胜，就必须在冲突最初阶段采取攻势行动。在美中之间爆发冲突的前提下，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军队可能会在美军增援部队抵达太平洋战区之前就发起进攻，因此美军最初在该战区的部署态势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项作战原则与第一项原则存在关联性，即强调突然袭击的重要性。突袭的作战价值不仅体现于它所带来的具有立竿见影成效的战术价值，还在于它本身是在冲突中夺取作战先机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果能针对作战对手达成攻击行动的突然性，将使作战对手面对解放军的攻击行动时陷于被动反应的不利境地，从而有助于解放军能更加容易的保持作战先机。在美中之间爆发冲突的作战想定中，这种情况意味着太平洋战区美军规避上述突然袭击并在袭击中保持生存等各项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与前述两项战略原则相关的第三条原则是强调先发制人的作战价值。如果中国坐等优势之敌首先实施行动，将很难夺取作战先机并可能使敌方利用这种优势。与之相反，如果中国先敌发起攻击，就能够夺取作战先机并有可能在该地区的作战力量平衡中占据上风。此外，先发制人还能够大幅度提高成功实施突袭的机率。中国军事原则相关表述对先发制人作战价值的推崇意味着，当美国不可避免地对台湾事务进行干涉并由此引发中美冲突时，中国可能在进攻台湾之前，首先对该地区的美军实施攻击。
在前述第二和第三项原则的前提下，第四条原则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即提高冲突代价的相关构想。至少有一些中国军事分析人士确信，美国对人员伤亡和经济代价非常敏感，当(中国军队)突然摧毁相当大部分的美军作战力量后，将会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并使其失去继续实施冲突的意志。此项原则与第二和第三条原则加以综合后表明，中国确信对太平洋战区美军部队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将会使美国避免与中国实施后续对抗。在此，没有必要详细展开论述的问题是，对上一次在该地区实施这种战略的国家而言，结局并不令人满意，然而从本项目研究的中国军事原则相关论述来看，它并未注意到这种不利的历史先例。
与提高冲突代价原则相关的第五项战略原则是：有限的战略目标。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国家虽然无法对优势之敌形成总体上的胜利，但如果前者的战略目标较为有限，就能够形成下述形势，即军事力量较强一方试图扭转因实力较弱一方实施先发制人攻击所形成的不利战局时，前者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过因实施这种作战行动带来的好处，从而选择被迫接受较弱一方实施先发制人进攻后形成的局面。在美中冲突的背景下，该原则意味着，如果中国领导层确信能够迅速完成军事目标，并迫使美国在接受既成事实(如中国大陆进攻和占领台湾)的同时觉得其真正的重要利益并未受到威胁，那么即使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最终将占据优势，仍然会考虑发起冲突。
第六和第七项战略原则分别是避免直接冲突和实施“重点打击”。前者源自下述构想，即中国无法在与优势之敌(如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中获胜。与之相对应的重点打击原则提供了一种替代方式，即假定所有军事力量都依赖于特定因素才能发挥作战成效，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如遭受破坏，都将使敌方无法实施有效的军事行动。目前已明确了五种类型的重点打击目标：指挥系统；信息系统；武器系统；后勤系统；上述系统之间的相互联接。据认为，破坏上述任何一种系统都将是破坏敌方某种战斗能力的方式之一。在可能爆发的美中冲突中，该战略原则意味着美国必须不仅要防御那些针对其作战力量的攻击行动，而且要准备为其指挥系统、信息系统、后勤系统及将这些系统加以联接的通信和运输系统提供防护。
与重点打击原则相联系的是第八项战略原则，即集中攻击原则。该原则对美军太平洋战区的部署态势具有重要影响，它意味着中国战略人士并不主张在宽阔前沿击败敌方，而是在少数区域内集中打击火力。该原则与重点打击战略原则相对应，它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将不会直接与美军部队对抗，而是有可能集中作战力量，对中国军事计划人员确定的少数关键指挥、信息、后勤、通信和运输设施进行拥有绝对优势的攻击。
除上述战略原则外，本文作者的同事对中国军事原则相关论述的分析表明，一旦美中之间爆发冲突，中国军方实施的一系列特定战术将会影响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和维持作战力量的能力。这些战术包括攻击(美军)空军基地；航母；指挥、通信、信息、监视和侦察系统及设施后勤、运输和支援设施等。
▲应对中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建议
在此项研究中，本文作者针对中国军事原则相关论述中所列举的攻击方式，分析了美军特定设施和系统的薄弱环节。由于这是一次公开的听证会，因此本文作者并未描述上述分析得出的结果，而是直接提出了应对此类攻击行动(它们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和台湾军队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并减弱其不利效应的建议。
▲首先，美军应加强对空军基地和航空油料存储设施的防护。中国迅速扩充其短程弹道导弹力量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大量此类导弹的射程只能覆盖台湾或中国周边国家境内的目标，但中国目前正在研制能攻击美军西太平洋基地的射程更远的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攻击的目标包括机场跑道及停放在基地内的飞机和航油储存设施等。美军采取加固跑道并提高跑道快速抢修能力等措施，将能够削弱中国弹道导弹破坏这些空军基地飞行活动的能力；经过加固的飞机掩蔽库也能减弱中国弹道导弹将美军飞机摧毁于地面的能力(飞机露天停放于地面时最易遭受攻击)。建设地下油罐也将同样能降低油料供应遭受袭击的可能性。
▲其次，是在重要设施(如空军基地)附近部署陆基和海基防空系统。具有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能够削弱中国弹道导弹攻击的成效。此外，弹道导弹自身只能破坏机场跑道以及未掩蔽的飞机和地上油罐等“软目标”。然而，除弹道导弹外，中国目前正在研制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并采购能投射精确制导弹药的飞机，这些武器能够摧毁掩蔽库内的飞机和埋藏式油罐等“硬目标”。美军战斗机在对抗巡航导弹和载人飞机方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然而如果其陆基飞行活动受到弹道导弹攻击的干扰，美军空军基地及其他重要设施就会在缺乏防空系统掩护的情况下，直接面对敌方巡航导弹和载人战机的攻击。
目前，美军在韩国部署了数个“爱国者”导弹连，但在日本未部署该武器系统。日本自卫队在一些驻日美军基地附近部署了爱国者导弹，但这些PAC一2型爱国者仅具备有限的反弹道导弹能力，作战能力不如性能更为先进的PAC一3型。一旦美中之间发生冲突，考虑到中国军事原则所强调的先发制人和突然袭击，因此冲突将在预警征兆极少的情况下发生，美军要将更多陆基防空系统部署于西太平洋重要设施附近则为时已晚。本文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应将PAC-3型爱国者部署于西太平洋地区所有空军基地及其他重要设施附近，从而为可能发生的美中冲突做好充分准备。(美国海军装备宙斯盾防空系统的战舰也属于具有极强防空能力的平台。美国在日本已部署了宙斯盾舰，在美中爆发冲突的情况下，美军指挥官可以考虑将一些此类战舰用于防护重要空军基地，但这些“宙斯盾”舰是作战需求极强的武器系统，很可能需用于其他方面的作战行动)。此外，美军应在部署射程较远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基础上，增加部署射程较近的火炮或导弹“点防御”系统，从而能够提供作为“最后手段”的防御能力，摧毁那些突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和其他弹药。
与爱国者导弹系统相比，“终端高空防空系统”(THAAD)具有更强的反弹道导弹能力，因此美军应在该系统具备部署可行性的情况下，在西太平洋重要设施附近部署THAAD。中距增程防空系统(MEADS)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和飞机具有更强的拦截能力，因此也应当在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部署于美军西太平洋重要设施附近。
▲除使用导弹和飞机之外，中国军事原则相关论述还强调运用特种部队和秘密行动攻击(美军)空军基地及其他重要设施。由于这些作战能力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软件”而不是硬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衡量中国在该领域取得的进展，但目前已掌握的情况是，此类攻击行动的目标包括飞机；指挥和控制设施；通信联络；油料存储、配送和分发设施；修理和维护设施等。由于此类攻击通常从位于美军基地之外的地区发动，因此基地所在地区安全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美军基地安全部队与当地安全部队的有效协作机制等因素，将对防御此类攻击行动的成效产生重要影响。针对朝鲜特种部队的威胁，美军长期以来一直在驻韩国军事设施加强防御能力并建立了安全协作机制，而本文作者的第三项建议是在日本和关岛也强化上述努力。此外，美军基地自身也应采取措施减弱敌秘密行动攻击可能造成的破坏，如设置反狙击手系统、强化基地周边安全及在基地外部重要区域采取电子摄像头监视等。
▲第四项建议是，除加强美军西太平洋地区现有基地的防御能力之外，美军还应对该地区的陆基飞机实施分散化部署。这并不是意味着要建立新基地，而是在美中一旦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利用现有基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飞行活动(并确保更多纳入该范围的空军基地能够保障美军飞机的行动)。这种方法通过增加中国必须加以摧毁的设施数量(旨在成功实施“重点打击”战略)并减少解放军攻击美军每个目标时所能使用的作战力量，降低中国通过一或两次攻击行动大幅度破坏美军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机率。
▲与第四项建议相关的第五项建议是，美国还应增加相应武器平台的数量，以使美军能在美中冲突的初期在该地区使用舰载机。目前，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全时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然而，在美国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背景下，尤其是考虑到前述对美军陆基飞机的多种威胁的情况下，在该地区部署多艘航母将极具作战价值。目前，除了那些可能经过该战区的美军航母之外，距该地区最近的美军其他航母也部署于美国西海岸。由于与中国的冲突可能在极为缺乏预警的情况下发生，意味着美军其他航母可能需要两周时间才能抵达作战区域，美国国防部已建议将另一个航母战斗群前沿部署于太平洋地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该航母战斗群的精确部署地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部署于夏威夷的航母战斗群仍需至少一周时间才能抵达台湾附近海域。与之相反，部署于关岛、新加坡或太平洋西部其他地区的美军航母将在3天内抵达战区。
▲结 论
上述建议并非涵盖了美军加强太平洋部署态势的所有方面内容，本文作者确信还有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相关建议。此外，本研究小组尚未对上述情况从经济上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因此本文作者无法确信，上述建议的军事成效从财力角度而言会高于实施成本。但可以确信的是，根据已掌握的中国当前和未来军事能力及作战原则的有关情况，解放军对美军西太平洋设施的威胁程度正在逐步增大，美军应采取一系列实质性行动来减弱这些威胁。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第525期 ▲
本文译自兰德公司于2005年9月15日向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编号CT一247)。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威胁到了美国在台湾海峡乃至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美国应当有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