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欢乐是痛苦的铠甲。－－艾•狄金森
☆远虑者安，无虑者危。－－诸葛亮
☆容忍罪恶的人，本身就是罪人。－－泰戈尔
☆萌芽起微蘖，辨别乖先见；剪除初非难，长养遂成患。－－欧阳修
☆变起一朝，祸积有素。－－《清史稿》

今 日 看 点：2015-08-26▲◆★●■☆

纪检内奸向周永康党羽报信最恐怖之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7697722.html?touping
中国官民比例和一系列数据★★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509/66973/181427.html
中日和平的前提是中国比日强大★★★
http://ed-china.stnn.cc/military/2015/0924/244725.shtml
袁隆平等24人獲第十四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
http://www.CRNTT.com
陈道明人生感悟：男人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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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秘书回忆：他与第十世班禅无话不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5/4590497.html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访问非常成功过得很愉快★★★★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5/4590371.html

纪检内奸向周永康党羽报信最恐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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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5：据凤凰网财经频道的消息，对于“谁来监督中纪委”的问题，王岐山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花了20多分钟来谈他对此的思考。李春城是十八大以来被查办的第一位省部级官员，中纪委对他的调查长达一年多之久。让人震惊的是，在办李春城案的时候，中纪委办案室一名对口四川的干部，曾向其通风报信，出现“跑风漏气”的问题。该位干部在四川住了近一周，全程由李春城和其秘书接待。中纪委事后对该干部作出了严肃处理。截至目前，在中央纪委机关被查干部已多达14人，已公布名单的有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中央纪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等等，还尚未公布所有名单。

李春城是周永康党羽众所周知。纪检干部为什么会向被查人员通风报信？这些知法犯法者这么做的危害在哪里，会有多严重？

“三观”不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纪检干部拿举报信当做黑材料，将纪检工作当成了敲诈勒索的平台，将调查取证当做贪腐受贿的工具和价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的无非是满足私欲，让自己公饱私囊，甚至可能是为了大肆包养情妇、过奢侈堕落的生活。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之欢，不惜将所其他有人都向火坑推。这种违法纪检干部自己的生活是潇洒欢畅了，却容易将两类人往死里整。

第一类是举报人。中纪委网站开通举报时，曾发生因举报人访问数太多而一度瘫痪的现象。这说明什么？这充分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政府、对纪委工作的信任、认可和期待。而举报行动中，实名举报一般会得到优先的处理。

事实上，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畏前路凶险，敢于站出来，采取实名制形式，举报他们看到的违法犯罪行为。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中纪委动真格反腐是越来越有信心。但是14名被查纪检干部正在威胁中纪委的这一信誉。

因为这样问题就来了：假如某举报人的实名举报信，落入了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纪检干部手中，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容易被鱼肉的行为。被举报人被纪检干部敲诈、索贿自不用说，被举报人在被敲诈和被举报后的怒不可止，恨不得将举报人撕得粉碎的报复性冲动，肯定不少。举报人的遭遇和下场，真是不可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举报人容易成为通风报信纪检干部发财的牺牲品；这么做，真是惨绝人寰啊。

但是最糟糕最恐怖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违法纪检干部的守法办案同事，以及中纪委。纪检干部办案，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全部完成的，而是讲团队协作。

假如中纪委经在过严密部署要调查某腐败分子时，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权力级别高的、涉案范围甚广的大老虎，中途出现了办案干部向该腐败分子透风漏气的行为的话，由于大老虎不仅权力极其广大，其对中纪委的调查不排除急得狗急跳墙；这样原本需要极度保密的办案过程和人员构成，熟料却被个别腐败纪检干部赤裸裸地呈现在老虎们的眼皮底下，这不仅其他办案干部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出境极度凶险，中纪委的部署可能会一再泡汤，严重影响打虎的进展和反腐的成功；而最可怕的是，还可能会引起大老虎先发制人，反制反腐，将中央和中纪委的反腐置为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这种后果是极其恐怖的。▲◆★●■☆

 

中国官民比例和一系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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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4：中国官员到底有多少？这是高度国家机密。根据官方透露的数据，“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

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央财政养的人。也就是中央机关的不在里面，军队不在里面。其实中国的官员体制延伸的，比如财政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员，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有众多官员，这些人不是财政养，但也都要靠老百姓来养。如果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中国的官员可能要过亿了，8000万只多不少。

有人会说，国外的公务员也不少。可是国外的公务员和中国的官员不是一回事。国外的公务员是教师、医生、公交车司机、垃圾清洁工，只有警察列在中国官员的行列。而中国财政中养了一些教师和医生，但教育和医疗市场化，财政只出部分钱，公交和垃圾工都市场化了。

当然交通部门公路收费员之类的数量巨大，但这些人基本上多是靠路吃路的官员和官员关系，中国的高速公路收费差不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中国官员数量可有以下比较：

一、与国外比较。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这是市级领导。按人口算，铁岭市级官员是纽约的41倍，按GDP算，铁岭官员是纽约的1000多倍。而中国的官员是很贵的，一个市长仅公务消费一年会有100多万，而美国的市长有的可能不领工资，更没有什么三公消费。

市长、议长是一定要有的。正处、副处、正科、副科，中国的一个市级机关会有几千人，而纽约、东京的这类官员也就是两三百人。

具体对比：西方国家是没有乡镇这个管理层级的。也就是说，乡镇没有政府机构。中国大陆有乡级单位44821个，一个乡以100个吃财政饭的官员计算，共计4482100人。有的人统计，中国的乡镇虼财政饭已经超过200人。那么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万人。

西方国家县级机构很小，是一个立法委员办公室，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没有其他部门。中国县级机构是五大班子，各个部门齐全，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县里就对应成立什么部门。副县级以上干部就超过20人，总人数会超过1500人。中国县级单位共2861个，每个县级单位的部门官员不会少于1500人，总计4290500人。这是编制人员。中国一个大县财政养的人会超过3万人，小县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万人计算，仅县级财政养的人就是5722万人。

西方国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长，也就是省长、州长、市长，是选出来的。市、州也只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数不会超过百人。而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差不多百十人。

一个市的官员差不多会有3000人。省会有部门，但人数都较少，一个一般办公楼，把联邦派驻机构和省的机构以及当地市的机构全部装下。以办公楼来比较，中国的省市机构都会超过上百倍。

有人说中国官员数量超过美国500倍，应该是差不多的。

二、官民比例对比。

不算进临时工等，就按6000万吃皇粮的计算，如果按中国13.5亿人口计算，有人推算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21。这种算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官员平均有三口之家，这三口之家，应该是1.8亿，都是人民养的，就是1：6。另一个算法，是13亿人有3分之1劳动力，就是4亿多劳动力,其中6000万是官员，还有3.6亿是劳动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个官员的花费肯定超过2个普通人，实际的比例可能就是1：3。

三、古今对比。

还有数据：清朝康熙时，5000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民国是4000人养一个。现在是29个人养一个。到解放前，中国乡镇是没有机构的，县的官员很少。有人对贵州一个县做过研究，解放前县衙只有12个人，其中有两个警察，还有一个伙夫。即使是建国后，有相当多的部队人员需要安置，即使是到了文革时期，一个公社也就是十几个官员，县级机关也不过百人。

四、官员消费占GDP比重的3分之1以上。

以2012年为例，中国GDP超过40万亿，税收突破10万亿，另外政府的各种收费超过3万亿，仅土地费就超过3万亿，其他如高速公路收费、计划生育罚款，都是政府的重要收费项目，即使是税费13万亿，也占到GDP的1/3。这些钱基本上都是被官员们消费了。有人会说，我们还搞了一些建设投资，也花了不少钱。要算进这些去，他们花的就更多。因为所谓投资基本上都是举债借钱，地方债少说已经40多万亿，有人估计已经接近百万亿。▲◆★●■☆

 

中日和平的前提是中国比日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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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4 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9月24日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这面镜子要经常照——

兼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的评论文章，作者：江永红，全文如下：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主席说：“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在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比抗日战争这面镜子更值得我们珍惜，更应该让我们经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是400年的侵华梦碎，对中国来说是击碎了其400年的美梦

一般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成外敌从海上轰开“天朝”大门的起点，这没有错，但是第一个从海上侵略中国的不是英国，而是16世纪中叶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首领和骨干的武装海盗集团。明嘉靖晚期，倭寇疯狂入侵我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此时，中国涌现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继光，杀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枭雄悉绝”。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国之肇始。比较倭寇和日寇，虽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们发现，二者崇尚武力、残忍野蛮、毫无道义的特性简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实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兴化府(今莆田)，杀戮我万余同胞。因多得无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坛代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瓮葬数处，多者数千上万。这是后来日寇制造的众多“万人坑”之滥觞。倭寇将男人杀死，将妇女掳至海岛巢穴作为性奴，这与日寇强征慰安妇没有两样。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气战、细菌战。

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从16世纪中叶的倭寇开始代代相传，未曾中断。1583年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嚣：“今也，欲征大明，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给朝鲜国王的答书中，宣称要“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日本)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这难道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版吗？征兵30余万，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给其养子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规定了此战的目的：“宜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百县与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战争，因丰臣秀吉死去而休战。

丰臣秀吉死了，却成为日本英雄而被歌颂。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日之间虽和平相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学者，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日本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密策》中宣称：“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与佐藤同时的吉田松阴主张：“现应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

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构建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明治在“天皇谕告”中公开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其“布国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国的台湾。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明治维新首次对华用兵就不战而胜，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台大加赞赏，著文说：“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论》中说：“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他进而提出“脱亚入欧论”和“文明”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主张“文明”国家对“野蛮”“半开化”的国家“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是军国主义理论家吉田松阴的弟子，其确立的“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提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并派人潜入中国沿海侦察，制定了相当详细的侵华计划。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的对华“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等，毫无疑问是山县有朋之“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的实践。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狂热鼓吹“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并于会后写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就是这个《纲要》和《奏折》，导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

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再到田中义一，直到东条英机，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400多年，日本相当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传，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国这件事。这是多么可怕!反过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日本400年的侵华梦碎，这又多么值得骄傲!

人民的觉醒是抗日战争最重要的胜利果实，但这一成果蒋介石没法享受，只属于唤醒人民的共产党、毛泽东

如果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统治者对日本是盲目自大，丧失警惕的话，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则是一味屈膝，导致患上了软骨病。1874年日本入侵我台湾，遇到了瘴气，病死者数百，病倒者数千，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清朝派福建船政沈葆桢挂帅援台，本可将侵略者击败，可还没有交战，清廷就软了，被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讹去白银50万两。一看清朝这么好欺负，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甲午战争后，清廷更是在日本人面前一直跪到灭亡。从清朝到民国，皇帝没有了，但对日的软骨病遗传下来。1915年，袁世凯政府在日本人面前骨头软了，接受其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骨头软了，下令不抵抗，让日本兵不血刃占领了东北。他一再强调：在“共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从晚清传下来的软骨头“基因”被中国共产党消除了。正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剿灭的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表现出顶天立地的硬骨头精神。“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向日本宣战的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而蒋介石奉行的是对日“不宣战，不绝交”的方针，在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他一直不敢对日宣战，始终留有和谈的后路。而比蒋介石更悲观的人还有很多，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自不待言，就连大文豪胡适也曾是附和汪精卫观点的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之所以被日本吓破了胆，是因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在毛泽东看来，日本之所以敢侵略中国，除了中国武器落后外，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一盘散沙，只要将人民组织起来，日寇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要唤醒民众，必须要进行民主革命，让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利益与抗日利益是一致的，让中国人活得像个人样。抗战不止是军事的抗战，更是经济、政治的抗战。

全面抗战初期，据国民党中央农业研究所对20个省737个县的统计，欠债农户平均占62%，主要是欠地主的地租。全国一大半农户欠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要他跟你抗战，可能吗？怎么办？唯有在抗日的民族革命中补民主革命的课。“耕者有其田”是“国父”孙中山的遗训，国民政府1930年公布了《土地法》，1932年公布《保障佃农办法原则》，但根本就没有实行，抗战以后更是抛在脑后。国民党不愿做的事，共产党做了。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公开竞选制，一切抗日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会、商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均可以推荐自己的候选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

鉴于边区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状况，基层普遍采取“背箱子”“投豆子”的投票办法。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时的讲话(收入《毛选》第三卷题为《组织起来》)总结了边区组织民众的经验。据统计，仅在陕甘宁边区，我党领导或指导的各类群众团体就达25个，各类组织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成员。旧社会妇女是最没有地位的，但在边区妇女翻身参政了。陕甘宁边区的县级参政会，女参议员的比例达20%，还有许多妇女被选为乡长、区长。

试想，一个连妇女都挺起了腰杆的地方，日寇还轻易敢来吗？在民主革命中得到实惠的人民积极入党，踊跃参军，从1937年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均从4万发展到120多万，还有民兵220多万，根据地人口从150万发展到近1亿。

国民党内也有人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没法动员民众，蒋经国在赣南通过设立土地银行的办法扶持了991户自耕农，但他要调离，便寿终正寝了。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后，于1941年公布《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可推行不开，他在回忆录中无可奈何地说：“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利益”“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

对这个问题，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抗日名将吕正操之女吕彤邻收集了5000余份来自美国的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发现这些西方观察者把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作为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根据这一标准，他们预言如果抗战结束后国共开战，赢家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威信如日中天，可仅仅3年多后就日落西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法享受人民觉醒这一最重要的胜利成果。有人指责共产党在敌后乘机做大，其实该埋怨的是国民党自己，前面陈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敦促日本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更要牢记我们被侵略的历史教训

明代戚继光平息倭患后不过30年时间，明朝君臣就把倭寇给忘了。在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公开叫嚣要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兵部尚书石星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何人”。明朝如此，清朝就更窝囊了。据说李鸿章被迫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后说：“如果我在日本，会比你干得好;如果你在中国，会干得不如我。”这话真假有待考证，但明治维新后两国政治、文化的差异的确是决定胜负的原因。明治天皇是穿着西式军装领导明治维新的，传递出以武力立国的强烈信号。可惜中国却麻木不仁。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买军舰缺钱，天皇捐出30万，政府官员也跟着捐款。中国呢？把建设海军的银子拿来给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1937年3月，蒋介石在设宴招待日本经济代表团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华军事行动。”日本的回答是：4月进行军事演习，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接下来的目标是华北，是整个中国，你给他讲孔夫子，可笑不？

不认真研究对手，用儒家教条办外交，以夫子之心度虎狼之腹，贻笑外邦，丧权辱国。这是中国自北宋以来的一条重要教训。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日本只服从强者而鄙视弱者。汉唐之际，中国雄视八荒，日本的遣唐使对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无不顶礼膜拜，高山仰止，哪敢有冒犯之心!明初，倭寇犯边，碰到了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朱棣，1419年望海埚一战，全歼倭贼千余名，海上平静了100多年。明嘉靖朝武备废弛，倭寇入侵，横行东南，戚继光认真研究后得出重要结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戚继光在浙江和福建连打了几个歼灭战后，倭寇从此老实了，称“戚老虎”，喊“戚爷爷”。

1937年底至1938年，日军在南京屠杀我30万人，但是持刻着“助广”二字的军刀杀我300余人的上尉田中军吉、以杀人比赛取乐各杀140人以上的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著名的刽子手，直到公审被枪决时，一个也没有忏悔和道歉。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指挥杀害杨靖宇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为解开断粮半个多月的对手是靠什么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下来的谜团，用军刀划开了杨靖宇的胃，见里面只有树皮和棉絮，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顿时“默然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最后毒死了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看到了吧!什么是日本人眼里的弱者和强者，束手就戮者，摇尾乞怜者，卖身投靠者，都是弱者，只能让其野心膨胀，唯有像杨靖宇这样的民族英雄才是强者，才能让其感到畏惧。在日本的侵华档案中，没有发现对国民党军队的赞许之词，却有对八路军的评价：“作战勇敢，有纪律，只是武器太差。”前两句是赞许，后一句颇有惋惜的味道。

花钱买平安，是宋朝和晚清对付入侵者的基本套路。如果说用此法在宋代还可以苟且偷安于一时的话，那么在晚清以后就不可能了。尤其是日本，是一条喂不饱的狼，中日《马关条约》是清末一系列屈辱条约中最屈辱的条约，别的不说，仅说其中两条，一是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二是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相当于清朝两年半的收入，还要再支付战争费用50万两。这么多银子，这么多地，日本没被撑死，胃口反而越撑越大。1931年东北沦陷，蒋介石下令不抵抗，送了日本这么大的礼，同样没有换来平安。

反思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承认，对日作战曾经屡战屡败，不仅是败在武器装备上，更败在精神上。日本人瞅准儒家文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局限性而为我所用，如鱼得水。你说“攘外必先安内”，好，我就打着反共的旗号侵犯你;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就请你顺从我所欲吧;你想花钱买平安，好拿了你的钱接着打你;你讲“和为贵”，好，在暂时和平时期，趁你疏于警惕，我获取你各方面的情报。其侦察之细致往往让国人汗颜，比如抗战时日本的军用地图反比中国的详细。我们研究日本比日本研究我们差得远啊！

铭记历史，是为了和平。中日之间要保持长久和平，根据历史的经验，最可靠的前提是你必须比他更强大，不仅是物质上更在精神上。面对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我们要经常问自己：我有杨靖宇那样的血性吗？对日本，我研究了多少？对日本的挑衅，你准备好了吗？抗日神剧的喧嚣只会给人以误导，而为了一个马桶盖而蜂拥赴日有可能是花钱买轻视。▲◆★●■☆

 
袁隆平等24人獲第十四屆世界傑出華人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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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4：“第十四屆世界傑出華人獎”頒獎典禮。（中評社　高映竹攝）

中評社香港9月24日電（記者 高映竹）“第十四屆世界傑出華人獎”頒獎典禮昨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隆重舉行，今屆共表彰24位來自世界各地，在各行各業擁有優秀表現，於社會發揮顯著影響力的華人。

今年的獲獎嘉賓有“雜交水稻之父”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袁隆平院士、“嫦娥之父”中國探月工程領導小組高級顧問歐陽自遠院士、世界100位頂尖青年發明家青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楊培東教授等等傑出華人代表。

大會邀請到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王樹成先生、香港特區銀紫荊星章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先生、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先生、中國僑聯常委李金鬆博士、全國政協委員吳惠權博士、香港紫荊雜誌社社長劉偉忠社長、鏡報副社長徐世和博士、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博士、世界華人協會會長程萬琦博士光臨主禮。

“世界傑出華人獎”創立於2003年，旨在表彰全球華人對各地華人社會及對國家的貢獻和影響，團結和鼓勵更多華人熱愛祖（籍）國，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和諧發展與進步。此前曾獲得過“世界傑出華人獎”的人士包括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著名影視明星劉德華等。 ▲◆★●■☆

 

陈道明人生感悟：男人的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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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3：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和学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分寸。教养是带有某种天生的素质和一点一滴的积累。

一个人的涵养，不在心平气和时，而是心浮气躁时;一个人的理性，不在风平浪静时，而是众声喧哗时;一个人的慈悲，不在居高临下时，而是人微言轻时;情侣间的尊重，不在闲情逸致时，而是观点相左时;夫妻间的恩爱，不在花前月下时，而是大难临头时。

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

好男人的基本标准：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要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要言听计从，但一定要宠老婆。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管孩子，但一定要爱孩子。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

现在一般人问你看上他什么了，无非说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学识，这个人长得帅，就是这四项，我无一可举，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太太一点都不功利。只能说她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不是说你成功了，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释放是很容易的，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但是难的是节制。责任是男人的脊梁，是男人顶天立地的支柱。说到的事就要做到，揽下来的事就要扛住，做错的事就要承担后果。看一个男人是否成熟，不是看他的年龄有多大，而是要看他能担起多大的责任。越是优秀的男人，承担的责任越大，负责任的范围也越广。即使做不了伟大的男人，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陈道明一向以老辣、稳重的荧幕形象示人，而他在业界内一直被人称之为“神秘、低调”的男人。此次，老戏骨陈道明现身荧幕综艺首秀，在大型体育励志类节目《报告！教练》中接受篮球挑战，不但显示出高超的篮球技巧，还3连胜人气偶像李治廷 和蒋劲夫 。

经过羽毛球、足球、游泳三个项目，本期《报告！教练》进入篮球项目的训练，身穿运动服霸气登场的陈道明一经出现，便引起众明星学员的一阵尖叫，眼睛和嘴巴都惊讶到合不拢，更是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纷纷上前恭敬的握手，简直就差用跪拜来表达自己的崇敬之心了。

平时稳重低调的陈道明却在篮球方面颇有造诣，更是梦舟明星篮球队的一员，常年锻炼的他虽已过耳顺，但身体素质一点都不输小青年，篮球技术更是堪称一流。李治廷、金大川、蒋劲夫等人跃跃欲试，要上前与前辈陈道明切磋球艺，陈道明谦虚接受挑战，定点投篮大赛就此开始。金大川投篮命中率颇高，不料陈道明更胜一筹，以压倒性优势领先完成“五点投篮”，长腿男模金大川败下阵来，甘愿被罚，之后，李治廷与蒋劲夫想用车轮战对阵陈道明，无奈对手太强大，居然一点破绽都没露，反而愈战愈顺，投篮一次比一次更准，李治廷只得心悦诚服的感叹道：“皇上太厉害啦！”▲◆★●■☆

 

习仲勋秘书回忆：他与第十世班禅无话不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5/4590497.html

凤凰网 2015-09-25：习仲勋与第十世班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识后就结下了忘年之交。 他们两人在近40年合作共事中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情谊深厚，堪称统一战线方面的典范。

1951年班禅返回西藏

习仲勋与班禅第一次会见是在1951年4月。当时，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协商，赴京途中，19日路过西安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习仲勋的迎接。在机场上，—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他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自转达给毛主席。当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班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班禅的爱国热诚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月15日，班禅自青海西宁返回西藏前夕，离开塔尔寺向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同志和青海人民辞行。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并转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班禅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辞。他说：班禅大师在西藏人民中的信仰是很高的，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在欢送大会上，班禅致了答谢辞。他衷心地感谢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青海省党政军领导等对他的关怀和热情欢送，并发自肺腑地说：我们流离内地快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袓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藏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受中央的委托，习仲勋同班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对班禅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他还根据中央的精神讲了两条意见：一条是西藏—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都对中央的方针表示坚决的拥护。当天，习仲勋又和西藏工委秘书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梁选贤，对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让他们转达西藏工委研究贯彻执行。

12月19日，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人员在牙含章和梁选贤等陪同下，离开西宁，启程返回西藏。1952年4月28日，班禅一行平安抵达拉萨。

1982年班禅西藏之行

1980年底，习仲勋从广东调到中央参加工作，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与班禅大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谊越来越深厚。两人之间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班禅视察、出国和进行重大活动时，习仲勋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班禅每次外出回来后，也总是找习仲勋谈谈心，无话不说。

1982年3月11日，班禅给习仲勋和胡耀邦写信，提出在适当的时候，能到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的某些藏区进行视察访问。习仲勋看了这封信后当即转呈胡耀邦阅示。次日，耀邦同志作了如下批示：“每年出去视察参观一二次，这个办法好。其他党外朋友凡身体好的，都可以鼓励和赞助他们这么办。班禅今年外出视察，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我的考虑是：这两年以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为主。我们的国家很大，到处走走，很能增长见识。见识多了，对考虑国家大事就会更成熟。 这也是我们对培养和扶助党外朋友的一个好办法。当然，到完全生疏的地方去，发言权就小一点，而要多观察，多调査，多学习，但也不是不可以发表意见。看准了，想清楚了就说就提。这也是一种锻炼，如果班禅觉得不去一下藏族地区不好，那么，去一两个这样的地方，我也不反对。” 4月下旬，班禅到医院看望李维汉，又谈到去西藏的要求。李维汉对班禅说：政治上，你是爱国派，并且拥护社会主义，随时都可以去西藏走走。我相信你如去西藏，会对落实政策有帮助，但如果引起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妨碍生产，劳民伤财，扰乱社会秩序，甚至牺牲了人命，这就同国家的宗教政策相矛盾，同社会主义不相称，同你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相称。希望你多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想问题。社会在进步，宗教活动要适应社会的进步。班禅听了之后，对李维汉说：感谢你说了心里的话，使我知道问题所在，我是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同班禅的矛盾。具体办法大家可以商量。这年夏天，班禅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西藏进行了视察访问。7月10 日，他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30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离开西藏前，班禅同西藏自治区党委交换了意见，对干部和宗教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作了报道，习仲勋阅后批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班禅问题，也就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在今天又是对达赖、班禅这两个精神领袖的基本认识问题。对这两个人的态度确定了，依此才可作出对西藏地区的政策和方针。否则，我们就会思想混乱，方针不明确，因而引起政策矛盾，在工作中发生失误。”

1989年12月28日凌晨，班禅大师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噩耗传来，习仲勋十分震惊，万分悲痛。 2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

 

习近平在华盛顿州访问非常成功过得很愉快★★★★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9/25/4590371.html

中评社 2015-09-25：刚送走到访的习近平，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评社说，习近平对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的访问非常成功，过得很愉快。尤其是参观波音工厂，习近平非常享受，对新的波音787梦想飞机很着迷。

作为前华盛顿州长、前美国商务部长、前驻华大使，骆家辉理所当然地出任此次华盛顿州欢迎习近平来访委员会的共同主席。24日在接受中评社记者电话专访时，骆家辉表示，这个委员会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此前曾一直等待官方正式确认习会来西雅图，但又不能等到最后一刻才准备，因为美国有许多团体和机构都想接待习。定下访问西雅图后，他们又与各个参与方就如何保证访问成功有趣有许多讨论，但又要做好保密工作。这是一段令他感到有趣难忘的经历。

骆家辉说，非常荣幸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能作为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的首站，这显示了华盛顿州与中国之间深厚长远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止是经贸，也有文化、人文、科技与学术的交往。他与许多人谈过，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最成功的访问。他说，习近平在华盛顿州过得很愉快，非常享受参观波音工厂，比原定时间长很多，对波音787新飞机很着迷。习近平也很享受与塔科马学生的见面。他与美国商界首席执行官们和美国各界人士也进行了很好的、坦率的会见。

习近平2012年访美时，骆家辉曾在美国境内陪同习近平参观访问，从艾奥瓦到洛杉矶的飞机上有过交谈。此次访问期间，骆家辉与习近平也有几次交谈机会。他说：“我们主要谈了一些中国公司来美投资的事情，美国人是如何欢迎，我现在作为咨询师所起的作用，帮助和邀请中国公司来美投资并发展壮大。”

骆家辉表示，习近平与美国各界民众互动时的轻松自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与美国官员交谈，习近平不照本宣科，很自信，很沉着，很放松。他经常谈起自己小时的成长经历，对于塑造他成为国家主席后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这在他与华盛顿州长会见、在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都谈到。

说起自己的经历，骆家辉首先表示，非常珍惜自己作为第一个美国华裔大使出使中国的经历。他说，自己的父亲在他成为大使之前几个月去世了，若在天有灵，父亲一定会为儿子作为第一位华裔美国代表回到他自己的土地而感到非常自豪。中国人民对他一家也非常热情友好，孩子们也有机会探索和学习他们祖先生长的国家。

骆家辉表示，从北京回到故乡西雅图后，他创立了咨询公司，专门帮助中国公司来美投资兴业。他是希拉里的积极支持者，虽然没有直接加入选战，但目前在本地，以后要在全美做筹款等助选的事情，同时继续在私人领域从事咨询业。至于如果希拉里胜选，他是否有意重新出山加入政府团队，骆家辉说：“我非常享受我从事公共服务的那些年头，但现在我专注于我个人的咨询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