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雾里看花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孙慎
☆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悻率人者难矣。－－尉僚子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蔡锷
☆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华盛顿
☆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孙子
今 日 看 点：2015-08-17▲◆★●■☆
习近平3天两作指示 要求严查责任人★★★★
http://news.ifeng.com/a/20150817/44443842_0.shtml
敢跟巡视组拍桌子的市发改委主任胆子有多大★★
http://bbs.voc.com.cn/topic-6700158-1-1.html
中央机关绝非净土 有人搞团团伙伙★★
http://news.ifeng.com/a/20150817/44449639_0.shtml
中央没必要对天津事故官官相护★★★★
http://news.sohu.com/20150817/n419005142.shtml
美方要求中国人员停止在美秘密追查逃犯★★★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817/907421.shtml
迷失的3亿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http://news.ifeng.com/a/20150731/44319732_0.shtml
周恩来为何当不了接班人？毛泽东说出最大缺陷★★
http://history.sohu.com/20150817/n418805165.shtml
习近平3天两作指示 要求严查责任人★★★★
http://news.ifeng.com/a/20150817/44443842_0.shtml
2015年08月17日 人民日报 作者：陆侠
原标题：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人民时评）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
距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已经5天了。几天来，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牵挂着天津。肆虐的火焰吞噬了生命和财产，也灼烧着人们的心，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继13日刘延东、郭声琨等领导同志急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伤员之后，李克强总理16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只是，这起事故的处理难度，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无论是救援人员，还是采访记者、化工专家都承认，天津港“8·12”特大事故的燃爆现场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便5天过去，前方还不能够宣布现场险情已经完全排除，相关事故原因也未能拿出阶段性调查结果。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
越是复杂，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事故面前，及时发布事故处置信息，并不比洒向火场的灭火剂次要。公众对事故信息的需求，是与事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成正比的。越是严重复杂的事故，越应该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否则就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造成舆论上的被动，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应该坦承，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想在把情况搞清楚、把证据搞确凿后再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与公众特别是舆论对事故信息的急切需求有明显落差。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政府要充分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众特别是事故中受伤害人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随事故处置进程及时发布信息，让事故处理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坚决改变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谨慎和郑重其事也应给予理解，尤其应充分相信政府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难度大、需要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慢慢来。有些情况，如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等，是可以较快查明的，这就不能等。当然，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对舆情的回应，应当以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为第一要求，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言事。政府希望发布的、老百姓希望了解的，都应是负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政府部门希望尽量提供确凿的信息，公众和媒体希望及时了解更多情况，两种怀着同样目的但处于不同境遇的力量，如何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这是信息时代的新考题。当此之时，救援还在继续，确定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紧张进行。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人民日报》（ 2015年08月17日05版）▲◆★●■☆
敢跟巡视组拍桌子的市发改委主任胆子有多大★★
http://bbs.voc.com.cn/topic-6700158-1-1.html
作者：吴若愚
8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巡视工作条例>背后的故事（一）》”一文，其中提到，2014年9月4日至10月11日，湖北省委巡视组对武汉市蔡甸区进行巡视期间，发现前任区委书记、现任市发改委主任吴清涉嫌严重违纪。在巡视组与其约谈时，吴清藐视巡视、态度恶劣，竟然拍桌子说狠话，出口伤人、对抗组织。
该文称，北省委“五人小组”听取该组汇报后指出：“要提高巡视工作的威慑力度。这次一定要抓典型，凡是对巡视工作有抵触的，像武汉市发改委主任那样一种态度，就要处理。一个党员干部，对巡视谈话监督都这样，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一般监督？简直是胆大包天！这样的事情要抓典型，要震慑。”（澎湃新闻网）
一个市发改委主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敢跟省委巡视组拍桌子搞对抗？说白了，吴清就是平时跋扈惯了，在他的意识里，与他这个发改委主任相比，巡视组的人员既没有官阶，也没有职别，会有什么能耐，能把自己怎么样？
也许吴清认为，自己是某领导提拔的官员，他只能听从领导的。省委巡视组的成员又没有什么职务，于是便不把巡视组放在眼里了。其实，吴清想错了，今天的巡视组看似没有职位，实际上却代表着高层意志。中央巡视组行驶中纪委的权力，各省巡视组代表的是省纪委的意志。巡视组虽不能像古代的“钦差大臣”直接用尚方宝剑对贪官先斩后奏，但他们反馈到中纪委或省纪委的信息却能直接决定官员的命运。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巡视工作条例>背后的故事（一）》”一文中，人们了解到，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前任区委书记、现任市发改委主任吴清涉嫌严重违纪。”很显然，巡视组是发现了吴清涉嫌严重违纪后才对其约谈的，说明省纪委就如山间寻猎的猎人，早已锁定了目标，而猎物却始终蒙在鼓里。
吴清被省委巡视组约谈，说明在这之前巡视组已经从很多渠道掌握了吴清的问题，而吴清却还蒙在鼓里，于是在约谈时藐视巡视组。当然，假如吴清没有问题，或许其大发脾气也可以理解。但是吴清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面对组织调查时本应积极配合，弄清问题。可是吴清的态度却是发火、拍桌子，口出脏话，这样的态度本身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这无疑又给本来涉嫌严重违纪的自己增加了一条罪名。
可以断定，凡是被巡视组约谈的对象，没有一个没问题的，而吴清又公开与巡视组对抗，必然成了反面典型，等着他的必然是严肃处理。从吴清对巡视组的态度，人们分明看到了一个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的地头蛇的形象。就如中纪委文章所说，“一个党员干部，对巡视谈话监督都这样，如何对待群众？”吴清连巡视组都敢藐视，还有他不藐视的吗？吴清如此目空一切的态度，在其权力所辖范围内岂能不为所欲为？这样的干部，不拿下就对不起人民群众。▲◆★●■☆
中央机关绝非净土 有人搞团团伙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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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1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原标题：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支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这是党中央依据党章规定，从形势判断和目标任务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
派驻监督是党的自我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党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派驻监督的探索，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纪律检查机关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规定，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这正是对党章规定派驻机构职责定位的遵循。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党内监督全覆盖。当前，派驻监督与落实党章规定、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作用也还没有发挥到位。首先是派驻范围有空白，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有140多家，十八大前只派驻了50多家，且主要是向政府部门派驻，党要管党，就应当给党的工作部门派；派驻形式和派驻机构名称不统一，一些派驻纪检组工作定位不准、职责不清，对参与驻在部门业务乐此不疲，监督责任却被放在一边，造成主业荒疏；还有一些派驻干部把纪检组当成养老的地方，不会监督、不愿监督，缺乏担当精神、怕得罪人，监督执纪问责成为一句空话。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地位重要、权力集中、影响力大，理应在加强党的建设、执行党的纪律上走在前列。从信访、巡视和审计等渠道，以及纪律审查中发现的情况看，中央机关绝非净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同样严峻复杂。有的党组织、党员干部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松弛，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力，党的建设抓而不实、责任虚化。有的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四风”依然禁而不绝，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有的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甚至团团伙伙，
存在违规选任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题。有的下属单位、社会中介组织疏于管理、弊端丛生，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有的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资产管理等环节以权谋私、设租寻租问题突出。出现这些问题，根子正是在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弱化，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督责任缺失。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如果看不住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中央机关不能在从严治党上做出榜样，就谈不上以上率下，反倒会上行下效、带坏风气。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纪检体制改革的实践总结，是贯彻四中全会要求、依规治党的制度成果。中央决定，中央纪委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设立派驻机构、实现全覆盖，对机构名称、责任权限、工作关系、管理保障、组织领导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对派驻工作强有力的指导，也是强有力的规范，昭示了党要管党的责任担当和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
中央精神就是定音鼓，形势任务就是动员令。各省区市党委、纪委也要按照中央精神，紧密联系实际，正视和解决派驻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本地区纪委派驻机构建设取得实效。▲◆★●■☆
中央没必要对天津事故官官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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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编者按】
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至今，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人民日报8月17日的“人民时评”栏目刊文指出，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文章表示，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以下为全文：
距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已经5天了。几天来，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牵挂着天津。肆虐的火焰吞噬了生命和财产，也灼烧着人们的心，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继13日刘延东、郭声琨等领导同志急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伤员之后，李克强总理16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
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只是，这起事故的处理难度，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无论是救援人员，还是采访记者、化工专家都承认，天津港“8·12”特大事故的燃爆现场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便5天过去，前方还不能够宣布现场险情已经完全排除，相关事故原因也未能拿出阶段性调查结果。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
越是复杂，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事故面前，及时发布事故处置信息，并不比洒向火场的灭火剂次要。公众对事故信息的需求，是与事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成正比的。越是严重复杂的事故，越应该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否则就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造成舆论上的被动，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应该坦承，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想在把情况搞清楚、把证据搞确凿后再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与公众特别是舆论对事故信息的急切需求有明显落差。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政府要充分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众特别是事故中受伤害人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随事故处置进程及时发布信息，让事故处理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坚决改变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谨慎和郑重其事也应给予理解，尤其应充分相信政府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难度大、需要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慢慢来。有些情况，如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等，是可以较快查明的，这就不能等。当然，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对舆情的回应，应当以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为第一要求，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言事。政府希望发布的、老百姓希望了解的，都应是负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政府部门希望尽量提供确凿的信息，公众和媒体希望及时了解更多情况，两种怀着同样目的但处于不同境遇的力量，如何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这是信息时代的新考题。当此之时，救援还在继续，确定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紧张进行。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原标题为《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美方要求中国人员停止在美秘密追查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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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杨宁昱
核心提示：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近几周对北京官员发出警告，要求停止这些行动。
参考消息网8月17日报道 台媒引述美国《纽约时报》16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对北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中国大陆“特务”勿在美国出任务，进行对大陆逃犯施压、逼迫他们返回大陆的“猎狐行动”。
据台湾“中央社”网站8月17日编译报道，《纽约时报》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北京的“猎狐行动”是针对因贪污等不法行为遭到全球通缉的逃犯，目的是让他们回国，追回不法所得。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近几周对北京官员发出警告，要求停止这些行动。
《纽约时报》称，这些“特务”最可能是持旅游或商务签证入境美国，他们行事像是间谍，但却是在官方掩护下行动。
《纽约时报》引述大陆公安部说，去年全球有超过930名嫌疑人遭“猎狐”遣返大陆。▲◆★●■☆
奥巴马政府警告中国海外“猎狐”人员★★★
http://news.ifeng.com/a/20150817/44448296_0.shtml
2015年08月17日新华通讯社
原标题：美给中国海外猎狐发警告，搞什么飞机？
《纽约时报》16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海外猎狐行动的工作人员发出警告（点击查看新闻），还指责中国追贪人员在美国从事“秘密工作”。
这样的表态让人颇感惊异。为什么？因为美方不止一次地承诺加强同中方的反腐败合作。
在上月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达成的127条成果清单中，在反腐败合作一项上有详细内容。美方除了决定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反腐败合作外，还承诺“愿与中方一道，在2015年至2016年间，尤其是2016年中方担任G20主席国期间，为打击跨国腐败作出表率，包括实施G20相关反腐败准则。”
一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而另一面却发出警告，美国的作法实在令人费解。这不禁让中国民众产生这样的疑问：美国的屁股到底是坐在贪官那边还是在正义这边？
要说到两国反腐合作，美方应该不会比中方陌生。
实际上，根据1997年中美元首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在1998年设立了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2004年，正是通过这一机制，美方将侵吞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数亿美元资金的主犯余振东遣返中国，成为中美司法合作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更加重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反腐合作，赢得了广泛国际认同和尊重。中美间也逐步加强了反腐合作。
去年APEC北京会议发表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地区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美国是签署宣言的国家之一。
紧接着的G20峰会又核准《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要求采取行动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等等。
今年4月，中国公安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举行了两部第一次部级会晤。双方一致同意要建设性管控分歧，构建富有成效的中美新型执法合作关系。追逃追赃与遣返合作是双方确定的未来合作领域中的重要一项。
中美加强反腐败合作互利双赢，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具有重要的多边意义。反腐败合作可以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像近期的乔建军、赵世兰、杨秀珠等等案例，都成为中美合作反腐的新探索和新范式。美国联邦检察官在起诉乔建军和赵世兰之前，曾到中国调查取证，并得到中方大力协助。这是中国在履行2000年双方签署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承诺。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应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协助。
在当今时代，腐败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和单打独斗，各国相互协调合作才是最好的反腐工具。当然，在反腐败合作这件事上，我们并不会要求美方“报之以琼浆”，但也绝不答应任何人给反腐合作制造人为“路障”。（记者柳丝，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迷失的3亿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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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而我如果还声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具体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我很想知道大家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劳作的动力和愿景是什么，于是就做了《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访谈了近150名皮村的工友。其中大家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关注。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这引发了我进行后续的研究：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在城市（北京、重庆、东莞、苏州、深圳、武汉）深度访谈了54名工友，又回到部分工友的老家（重庆奉节、贵州遵义、四川邻水、河南武陟），走访了5个村子，36户农民，探望我在城市访谈的工友的父母和亲人。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并记录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人活着要吃饭，而且不能吃有毒害的食品），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万物，包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是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
3.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从2009年以来，我开始指导我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做社区调研，学员自身也是打工者，由于对打工生活的迷茫，所以也萌发了想了解其他工友状况的愿望，有两批学员都做了“为什么打工？”的小样本社区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打工者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的要求、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种势力和利益群体牵着鼻子走。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中国各地有很多工业园区，在那里工人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对待，不考虑工人的家庭、居住、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不考虑这个地区的社区发展问题。工业园区就是为了满足资本生产和赢利的需要，当这个目的无法满足的时候，资本就会撤离，而不会考虑这个地方的未来。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
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了探究新工人自身文化状态与未来的关系，从2013年到2014年，我进行了后续调研，在出版的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里记录了工友的故事和一些分析思考。书中讲了一个工友苏浩民的故事，苏浩民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了30多万，自己存款20万花光，又借了10多万）。书中讲了一个工友王海军的故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5月份，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
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我跟踪调研了重庆奉节一个高中班级的情况，高一的时候有69人，高二的时候剩下60人，高三的时候剩下48人，这期间辍学的同学都出去打工了。到了2013年高考的时候，4名上了本科大学，14名上了自费大专，2名复读，其余都步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也就是说，69个上了高中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和大专的有18人（26%）。那些自费的大专其实也是培训廉价劳动力的过渡站。更何况，即使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难免步入蚁族一族。流动儿童的情况更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这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在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工作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创办新工人的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农村，涉及的领域可以包括：社区服务、住房、育儿、教育、生态农业等等。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汪晖在新作《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论述：“‘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链接的进程。”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但是，如果中国继续资本逻辑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和世界可能一起走向深渊，这包括：越来越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暴虐情绪、越来越严重的农业危机和生态危机。中国的政治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
周恩来为何当不了接班人？毛泽东说出最大缺陷★★
http://history.sohu.com/20150817/n418805165.shtml
2015-08-17 人民网 作者：权延赤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