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的反方思考
三峡大坝之谜
　

南水北调的反方思考
南水北调是一项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旨在将南方富余的水输送至北方以解决北方缺水问题的浩大工程。据统计,此项工程约需静态投资5000亿元人民币.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此项工程的上马,已经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学者谢鉴泉在《经济学消息报》(成都04.1.23)以《南水北调的反方思考》为题撰文指出,南水北调工程会破坏沿途生态系统.特别是上游方案,在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一旦在这脆弱的生态环境上“开膛破肚”,植被遭到破坏，将不可能再恢复,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下游方案将穿过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占用大量肥沃耕地.上中下游方案的共同作用，将减少长江水注入东海的数量，使海水倒灌，造成咸潮冲击长江口，使土地盐碱化，并造成大批人口饮用水困难。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地区的饮水困难，却造成了上海周边地区更多人口的饮水困难。南水北调工程会占用大量耕地，所占耕地相当于一个山区小省的耕地。这些耕地，将造成大批农民失去生活基础。同时，引水到北方灌溉增产的粮食，还抵不上三条引水工程沿途占用耕地减产的粮食，真是得不偿失。南水北调会造成大量移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丹江口水库加高，就将产生３０万移民。三大方案付诸实施，包括沿途失去土地的农民，其数量将超过百万之众。（移民的花费是巨大的，对环境的破坏也是不可低估的。移民新建住房需要大量的木材、钢铁等物资，这对环境来又是一场浩劫。）这一大规模的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域横截７００多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自然界限，将改变四大河流域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甚至超过三峡工程。安全问题也很突出。北美的调水工程，终因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无论是在防漏、防裂还是在防震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南水北调工程的上马缺乏极其严格的科学论证，对工程可能造成的后果认识不足。由于大工程的上马给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例子俯拾即是，最典型的是埃及的阿斯旺大坝。
　　 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截断了尼罗河，阻挡了尼罗河夹带的大量泥沙，使两岸土地日渐贫瘠。现在当地农民不得不买进口化肥，这更加剧了土壤退化的恶性循环，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难过。４７种鱼类，１０年间灭绝了３０种。水量减少的河床，成了钉螺繁衍的温床。尼罗河下游的血吸虫病逐渐流行开来，当地农民得病率极高甚至失去生命。政府每年拨出巨款用于防治血吸虫病。
　　 阿斯旺大坝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事与愿违的水坝。加纳的阿克索木珀水坝，切断了沃特加河，使得邻国多哥和贝宁的海岸线以每年１５米的速度被侵蚀。为了保护这一海岸，一公里需要３５０万美元。
　　 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麦卡利说，科学家最近才知道现在才普遍出现的水库污染问题，使鱼体内水银的含量过高。以新水库底层的分解物质为食物的微生物，能将无机水银转变成甲基水银，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毒素。当甲基水银沿着食物链向上传递时，它就逐渐集中在食肉动物的体内。
　　 水库鱼体内水银含量不断提高的现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晚期以来，在美国、加拿大、芬兰和泰国不断有报道。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专家说：“从大坝建成前后收集的资料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水库中，鱼体内的水银含量都在增加。”
　　 在中国，类似的例子不断涌现。
　　 2003年渭河洪灾再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旧疮。该水库建成六年就已淤积３４亿立方米泥沙，达库容的４０％以上，水库末端的泥沙使河库升高４．５米，直接威胁渭河航运的安全。为减少泥沙淤积，修复生态环境，水库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其防洪、发电的建设初衷以几近放弃。
　　 大渡河上的龚嘴电站水库建成２０年，５０多米深的水库，预计只剩下２０米，库容从３．２亿立方米下降到０．８５亿立方米，累计淤积泥沙占库容２／３。从１０年前开始，该水库只能勉强进行径流发电，完全失去了调节功能。
　　 小浪底水库为了确保黄河不断流，以及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等多项功能需要，已多次弃电放水。
　　 于是，拆坝运动在许多国家正此起彼伏。1997年，在巴西库里提巴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反水坝大会。2001年10月，威斯康星州的巴拉博河上的一系列水坝被拆除，115公里长的河流，得以恢复本来面目。
　　 加拿大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生就有超过2000座的水坝其中大约有300座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或只有微小的利益，却造成很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当地政府于2000年２月28日宣布拆除建成于1956年的希尔多西亚水坝。在日本，2000年10月新上任的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下令冻结８处计划兴建中的水库，并于2001年２月发表“摆脱水库宣言”。2001年６月21日国土交通省发表了一份关于公共事业改革的文件，提出“冻结有关大型水库工程建设计划的新勘测项目”。
　　 泰国的反水坝运动不是立即拆除所有硬件，而是完全放开水闸，放弃水坝设计功能，恢复河流的自然环境。
　　 中外大坝建造史雄辩的证明，人类远未达到可以完全科学的安全的建设水利设施的程度。在科学利用江河问题上，人类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这也难怪了在谈论南水北调问题上，出现了那么多不同的声音。这也恰恰证明了对于南水北调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有把握说；“我可以保证南水北调万无一失。”
　　 如此大规模的改变自然环境的工程我们需慎之又慎。5000亿元不是小数目，对于子孙后代的影响，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没有权利去拿子孙后代的安全命运下赌注。
　　 让我们看一下南水北调提出的历史背景吧！从中我们也许能探寻出隐藏在背后的一些东西。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的设想。自此以后，各有关部门、省市和规划设计单位持续了50年的前期勘测规划设计工作，（通过50年这一数据，我们不难想象南水北调工程是极其复杂的。建设如此复杂的工程确保万无一失实在是太困难了，几乎是不大可能。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差错或未想到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工程的失败。一旦工程失败，造成生态灾难，就不仅仅是一个5000亿的问题了。）并在分析5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50种方案也可窥见出工程之复杂，意见之众多），形成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西线调水的总体布局和基本方案。
　　 在50年代，世界上的大坝建设方兴未艾，其负面影响也未充分显现，再加上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影响和号召力。综合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水利人员很难有一颗科学的、冷静的、平稳的心态去思考面对这件事。搞南水北调工程的专家、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作为正方，花费了大量心血，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希望自己的工作被社会承认，希望南水北调工程尽快上马，这些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人民政府，不仅要听取正方意见，更要听一听反方的意见，然后再做出慎重决定。
　　 和三峡工程一样，南水北调工程是源于50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这两个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计划都是在大跃进时代形成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理应对那个年代的决策和见解进行必要的反思。我们不希望后人评价21世纪最大的生态灾难时会是南水北调工程。
　　 由于笔者未找到南水北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资料，我们暂以三峡工程的通过为例，来看大型水利工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通过的。1992年４月３日下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44票弃权，未按键25票，赞成票占总票的67.1％获准通过。可以推测，这177张反对票应该是水利工程专家或是环保意识很强的人大代表投出的。笔者认为他们如若没有比较充分的理由是不会轻易的投反对票的。另外，由于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有高达644票弃权票和25位未按键者。笔者认为这一部分人大代表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也是负责任的。对于这1767票的赞成票，笔者认为这里面有相当多数的代表不是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因为水利工程界的专家代表人数不会很多），他们投的票，盲目性的成分较多，以为国家建设是好事，当然要支持，虽然这种想法未必科学。可以说，全体人大代表表决通过三峡议案，虽然体现了民主，但没有体现出科学，科学与这种民主是不能划等号的。也可以说，科学的民主是专家内部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越复杂的事情科学的民主越显得重要，相反，完全的民主越危险。这也难怪，原水利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最近回忆说：“三峡讨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时，掌声雷动。然而，力促工程上马的我却陷入沉思。”
　　 以上论述主要是想告诉读者，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工程可行性的论证还是过程通过的科学性方面，都难以令人信服，令人安心。对这种事关重大，而又没有绝对把握的问题上，我们宁愿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办法。从长远看，这样更为安全，更为有利。
　　 如果舍弃南水北调工程，（尽管工程已经上马，但停下来为时不晚）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既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又不会影响生态安全呢？办法有一个，就是节流。
　　 近代工业社会建立以来，面对人口爆炸，人们普遍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开源。大规模的向自然索取我们需要的水、食物、矿产等等。但是对自然界的开发应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自然界承受的能力，自然界就不会再温顺了，它会报复人类的。从长远看这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样南水北调也只能是一条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假若南水北调顺利完工，北方人民喝上了长江水，一方面可能会使人们放松对节水的重视，加剧浪费水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水的“增多”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涌向北方，再次造成北方人民用水紧张，逐渐形成恶性循环。
　　 南水北调的静态投资为5000亿元。如果将这批资金全部用于节水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自然环境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我简单的计算了一下：5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384.6元（以13亿人口计）。用这么一大笔钱做什么节水研究，节水设备的生产和购买不够呢？可以说，用节水方式来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不单仅指北方），不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知高出南水北调几倍，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既治标又治本的方案，且能非常安全的解决我国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绝对不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中国若采取节水方式解决水危机，可行性又体现自哪里呢？
　　 杨东平在2000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中写道：“众所周知，与我国水资源状况匮乏的状况极不相称的是水资源的严重浪费。”他指出，以缺水著称的西北地区，人均年用水量850立方米，比全国人均用水量几乎高出一倍。宁夏灌溉用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而每立方米水产出的效益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半。华北最缺水的城市沧州市竟在建中国第三座化工城，高耗水的企业纷纷上马，使水资源供应雪上加霜。邢台市生活用水早已频频告急，却先后建起100多个高耗水企业。某县政府为了上一个年耗水量达2000万立方米的大项目，竟大方的向投资者减免了３年的水资源费。这个人均水资源比以色列还少的地区，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盖着极度缺水这一重要事实。河北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而节水的潜力之大同样出乎我们的意料。据专家测算，我国农业用水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4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东线、中线工程调水总和。这个数字已超过了正常年份农业灌区300亿立方米的缺水量，是正常年份城市缺水量60亿立方米的近７倍。
三峡大坝之谜
　三峡工程被历数七大弊端：一、防洪效益纸上谈兵，二、发电效益难以落实，三、航运效益功不抵过，四、生态效益“弊大于利”，五、泥沙淤积危害巨大，六、移民问题难以解决，七、难逃经济破产结局。所以三峡工程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工程，也将是中国最大的祸国工程。
　　对这一工程，国内外已多有负面评价，其中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者，当首推旅德学者王维洛先生的专著《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王维洛先生不仅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前期规划，还得到一批反对派专家的支援。因此，这本专著可视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代表作。　　三峡工程引来举世反对之声，何以当政者仍一意孤行，坚持上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三峡、葛洲坝的离奇计划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追溯三峡工程的直接起因。
　　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
　　１９６９年文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告。这次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装甲车。 ——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着重要的军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最后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催产素。
　　这是一个大圆圈：
　　——生产坦克、装甲车要用特殊钢板，于是从德国引进了１７００毫米轧板机，准备就近安装在武钢；
　　——武钢没有炼钢的生铁，于是为此规划建设了宝钢；
　　——１７００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于是必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
　　——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
　　——毛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再次驳回：“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
　　——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解决了毛怕敌方炸坝的顾虑；
　　——于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着箩筐就匆忙上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１７００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必须在开工后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装甲车和１７００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决了用电困难。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坝工程局这个拥有十万之众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联手，挟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于八十年代到葛洲坝采访，对这种情形颇有感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三峡必上”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巨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下并不需要的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愿以偿：１９９５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于奇妙地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坝。
　　三峡工程的真正秘密
　　什么是三峡工程“主上派”的真实动机呢？
　　下列动机是易于并已被世人所觉察到的：毛泽东想以“高峡出平湖”的超级工程来显示新政权的政绩；周恩来则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林一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毛周的知遇之恩；邓小平是维护共产党和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赵紫阳、胡耀邦是秉承邓的旨意；李鹏一方面代表水利工程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方面也为自己安排后路。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更加隐秘的动机吗？特别是在经过长期论争之后，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已日渐明朗，“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想已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马派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１９８９年，戴晴女士曾问三峡工程的终生反对派李锐。李锐回答：“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李锐先生不可谓不勇，御前廷辩针锋相对，毛邓两朝圣上之眼色皆视若无睹，但至今不敢言明硬上三峡之秘。这个能让李锐噤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只能是某种利益，某种共同的利益，泼天的利益。
　　但，究竟是什么利益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吴道平递给我一份在海外也未能发表的稿件：
　　“……从１８７５年起，满清政府计划拨款建海军，当时曾打算每年拨款白银４００万两。但是经费被大量挪用，相当一部分款项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间被拿去修建颐和园了。当时清政府连年战争，内外交困，为什么要花巨款做这种不紧要的事？一方面，是当政者慈禧贪图享乐，另一方面，是满清内务府的鼓动。内务府负责皇室生活供应事务，是当时最大的贪污场所。内务府贪污，一是从其常年经费中克扣，但常年经费有成数，靠从中刮一点，发不了大财。另一是从经手的工程款中贪污，这就可观了：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据估计，一笔工程款最后几乎有一半落入私囊。因此内务府最怕的是皇家不办工程。为了让慈禧‘修园子’，一边要骗当太后的说天下太平，该您享享福了，一边要威胁手上有经费的王公大臣掏荷包。当时管海军的是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他明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贵为亲王，既不敢得罪慈禧，也不敢得罪内务府。他懂得‘光棍不断财路’，若一味公事公办，会有不测之祸，只得拿出大笔军费交内务府‘修园子’。于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民不聊生，而内务府的官员却大发横财，乃至街头民谣说‘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
　　三峡工程数千亿投资，即便仅“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也是上亿！利益如此之大，当然要强行上马。至于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最终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后因为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满，他们并不关心。曾经有许多人建议以建设几个较小的水坝来代替三峡大坝发电。
　　对主建派来说，这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跑到什么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坝，有省长厅长当吗？搞小水电站，能出国考察，招标，订货吗？有美元上腰吗？
　　以上种种，以宦海沉浮四十年之历练，李锐先生岂有“难以理解”之理？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连权柄在手的醇亲王奕譞也不敢点破，又何况已告老还乡的“老右派”李锐。不?闫疲缚蒲Ъ际酰杏行┪⒖贡缰嗟兀坏闫屏耍苯裰泄舐缴缁幔涤小安徊狻币参纯芍?
　　到此，一些断片式的疑点也许可以连缀起来了：
　　为什么“长办”执法犯法，在国家法令不允许垦殖的分蓄洪区重新安置移民？
　　为什么“长办”违反规定，允许在分蓄洪区内建筑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前要“寻找、安排”耗电企业用地，以消耗过剩电力？
　　为什么水利部对国务院加固长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区的决定阳奉阴违？
　 为什么“长办”（“长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挠地想上三峡工程？
　　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实行“舆论导向”，压制不同意见？
　　为什么可行性报告的提出、审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哲学家罗素在研究政治权力时，对支配大型工程的“巨大组织”有以下论述：
　　“尼罗河从很早时候起就在助长着整个埃及的内聚力，因为只要控制住尼罗河的上游，就足以破坏下游埃及土地的肥力。这里没有使用先进技术，但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已提出的圣劳伦斯水路，则是河流的同一种内聚力效果的科学延伸。向各地输送电力的中心发电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在疆土辽阔时比在疆土狭小时要有利得多。……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都增加了那些支配巨大组织的人们对个人生活的控制……”
　　罗素所批评的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缩写ＴＶＡ，又译田纳西流域署），在美国社会学界已是公论。后期的ＴＶＡ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理睬经济发展趋势和舆论批评，为自身既得利益盲目扩张。
　　有旅美中国学者概括道：“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当初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了钜额公款，并留下种种后患。”
　　中国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组织”。
　　在他们利用大型工程猎取集团和个人私利之同时，政治家们强化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黎民百姓也获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满足。
　　也许，这才是三峡这个“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
　　重现云梦泽之巨灾
　　从宏观生态的角度来考查，三峡工程背后隐藏着一些怎样的秘密呢？
　　兴建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是解决长江水患。
　　前文已述，自古以来有河患而鲜有江患，盖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可调蓄洪水的低地与湖泊。
　　自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实行“舍南保北”政策以来，云梦泽基本消失，行蓄荆江洪水的功能南移至洞庭湖。
　　上世纪中叶，洞庭湖面积与湖容达至极盛，后因淤积与围垦由盛至衰，尤以中共建政之后为甚。
　　五十年代初，“长办”提出并开始实施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水患。向北分洪或向南分洪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前，湘鄂二省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湖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出了力却淹了自己的” 局面。
　　七十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时，两湖又爆发激烈争吵。因文革期间洞庭湖被大面积围垦，湖北要湖南尽量退田还湖。湖南当然不愿放弃已开发出来的鱼米之乡，更记着荆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们湖北人先围的田，“沧海桑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时代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峡工程被再次提出，实际上是把最早由云梦泽，继而由洞庭湖所承担的分蓄洪功能转移到三峡去。为了这一防洪目标，“长办”提出的三个方案都是高坝，分别是坝顶高程１９０米、１９５米和２００米。这一次，矛盾的双方成了四川和湖北。三峡工程将给湖北省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四川省却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加剧水患，威胁重庆，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川认为为解荆江之险，不惜四川之灾，实属“与邻为壑”，明朝“舍南保北”，现在不能再是“舍上（游）保下（游）”。
　　为了缓解四川的反对，水利部又提出了一个少淹四川的１５０米方案，防洪功能基本上没有了，一心想的就是上工程，捞利益。１９８２年，邓小平权衡折冲，同意了这个低坝方案，以为既可解决荆江之险，又可向家乡父老交代。邓小平哪里明白其中之奥妙：所谓１５０米，系指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而实际坝顶高程则是１６５米或１７５－１８５米（第二期建成）。
　　于是，一个把古云梦泽从洞庭湖移到三峡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
　　以三峡来取代洞庭湖的计划将孕育着怎样的灾难呢？
　　“当云梦泽被割断与长江的联结而干枯后，正是长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洞庭湖建立了姻缘，用其特有的方式扩大了湖区，使其成为吞蓄洪水的地方。当洞庭湖走向死亡时，大自然已在孕育着一个新的云梦泽，沧海桑田，桑田沧海”（王维洛）
　　一个新的云梦泽会怎样出现并将出现在哪里呢？
　　最温和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即防洪功能接近于零（或退一步：待淤掉大部防洪库容之后）的三峡大坝任由洪水在荆江河段去与人争地，闯荡出一个新的云梦大泽。
　　最暴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即在漫长且极为脆弱的施工期间，大坝被一个特大洪峰所摧毁，刹那间荆江大堤全面崩溃，漫天洪水，在富饶的田园上杀出一条血路，再建云梦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荆江北岸溃决，将在古云梦泽之旧址上再现云梦泽；如果荆江南岸溃决，而萎缩了的洞庭湖难以容纳，则洪水必然向北摧垮北岸堤防；又因为“舍南保北”造成南岸不断溃堤分洪，地面越淤越高，现南岸已比北岸地面高出７～１０米（今日武汉低于长江水面３０米的固定资产已达４００个亿）；如此形势，洪水必然北蓄，于旧址上重造云梦泽；如果南北两岸同时溃决，情形亦无二致，同样是洞庭灌云梦，在江汉平原上重现云梦泽。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本是大自然之铁律，不足为奇。只是苦了亿万生灵。
　　隐蔽于生态灾难后面的制度因素
　　从生态平衡角度观察，这是一个与水争地的轮回报应。
　　其根本症结在于生态破坏而导致的国土承载力超载。
　　简而言之，这主要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而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剔除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因素，荆江水患和三峡工程之弊，说到底，是犯了一个企图用工程手段来解决生态困境的错误。前总理周恩来曾就数十年间水电工程的“急躁情绪”下过一个颇为沉痛的断语，叫做“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其实，“急躁情绪”恐言之过轻。错误之一是：在治水的工程问题上，违反了先民自大禹以来以疏导为主的科学思想，层层堤坝，四方围堵。错误之二是：试图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其结果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主要不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问题。
　　农民懂得，水旱灾害归根结底缘于森林植被之破坏。农谚曰：“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头一场空。”去问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县长、县委书记，他们都会给你宣讲“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
　　封疆大吏和官员们也懂得“治水必先治山”。江西省先欲治湖，劳而无功，发现治湖先要治江，继而发现治江要治山，最后总结出“治山为主，林草为先”的“山—江—湖”经验。19 81 年四川大水后，省委的结论是：一定要下决心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扭转林业落后的状况，把植树种草，保持水土搞上去，否则我们就将犯历史性错误，受到自然界更严厉的惩罚，愧对子孙，遗害无穷。
　　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投资，）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而投资仅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８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森林覆盖率下降１０个百分点所损失的蓄水能力，相当于现有水库总库容的２。２７倍，也就是说需要再造１８万座水库。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
　　林业部官员指出：砍了几十年，林子基本砍完，不能说一棵树都没有了才算砍完。而林业上投入的造林资金一年只有２亿，水利部门上百亿，９１年华东大水之后，国家一下子能拿出６０亿。造林投入太少，国家损失太大。
　　治水先治山，古今中外皆然。清人赵仁基《论江水》一文说：“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日本、欧洲、北美根治水患的共同经验都是治山。日人更称：治水在于治山，治国在于治山，“能治山者才能治国”。
　　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分散的数额有限的林业投资“油水”太小。
　　这个明白的道理违背了一个强大的水工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这个利益集团指鹿为马，上下勾连，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
　　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他们如鱼得水。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