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 ：2006-7-29
(01):★ 诱捕台湾两上校情报官内情:曾与大陆国安互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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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 国 — 在 围 堵 中 和 平 崛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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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新机缘/转美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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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胡 锦 涛 亲 自 批 示 / 大 学 政 治 课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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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俄“第聂伯”运载火箭坠毁 18颗卫星毁于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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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美 国 空 军 开 发 先 进 网 络 通 信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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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中 国 军 队 现 代 化 之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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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要求的——详情（一）★
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p/pub/staticFile/htmls/2006/7/1011/4625402_page0.html
(09):★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要求的——详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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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要求的——详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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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空 军 开 发 先 进 网 络 通 信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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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28日: 美国《每日防务》2006年7月26日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美国空军电子系统中心（ESC）签署了一份开发先进战术和机载网络通信能力的联合研发协议（CRADA）。洛•马公司宣布，洛•马公司将与美国空军独立认证联合战术网络机载网络结构。洛•马公司联合战术电台系统（JTRS）部副总裁科斯塔表示，机载网络联合开发协议为洛•马公司和三军提供了共同提升作战能力的机会。机载网络通信是任务成功的关键。该项研究与其他洛•马公司正在进行的研究一起将使军队以低成本和低风险获得新的能力。洛•马公司自行进行了军事项目风险和成本降低研究。目前，公司正在进行机载和海上/固定站联合战术电台系统(AMF JTRS)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采用新的软硬件系统替代老式的电台，使飞行员、船员和指挥官有效通信并作为网络节参加网络中心行动。★
来源：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 中 国 军 队 现 代 化 之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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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变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从而“打得赢”、“不变质”成为我军始终关注的两个历史性重大课题，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军队建设的中心内容，主要包括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编制体制的科学合理等方面的内容。关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对于军队现代化的意义大家关注的比较多，讨论的也比较充分。下面，我重点谈一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我军长期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革命军队的本色对于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靠“小米加步枪”起家的，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甚至在50年代能够打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大家想一想，在武器装备落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会取得上述如此辉煌的胜利？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精神：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种甘愿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它的现代化必须同军队革命化、军队正规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表述，也就是必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中现代化虽然居于中心位置，但正规化却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证，而革命化则是现代化、正规化的灵魂。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军队革命化，才能保持解放军的本色并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者有机的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军队革命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发展壮大的政治优势和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是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现代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化的新特点，及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和指挥系统的自动化发展，使信息化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显著。以控制、打击敌方心理，摧毁敌方意志，同时防护己方心理优势来夺取胜利的现代心理战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战争的胜利因素不仅是智能上的、装备上的，也是人的信念上的。在影响战斗力的诸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它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无论武器装备如何更新，掌握现代化知识的人才是关键、核心。“兵民乃胜利之本”所以说，只要人民解放军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我们将无往而不胜。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民心，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军队。 ▲
★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要求的——详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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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 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98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 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3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 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这也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是多么的低下。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还是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也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败退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维护着其在联合国的地位。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美国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的介入和中国的被迫出兵，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而日本政府内心将决定哪一方在此不言则明。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 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败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未完待续） ▲
★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要求的——详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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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从表面上看，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国民党政府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国民党政府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至此，蒋介石政府完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台湾当局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只得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使索要战争赔款已不再可能。这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 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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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
20年后，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转自81.china.com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 ，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 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实质上要到赔偿已不可能，只是送了个空头人情罢了）。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早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他们是果然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 （全文完）▲
★ 胡 锦 涛 亲 自 批 示 / 大 学 政 治 课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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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7月27日电／“上公共课难，上政治课更难。”这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一个普遍感受。
一位大学二年级本科生则说，他一上思政课就“头疼”，觉得枯燥乏味，而且有这种感受的不止他一人。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思政课往往采取大班教学，二三百人齐聚一堂，老师和同学很难双向互动，在课堂上“昏睡者有之，读金庸小说者有之，背英语单词者有之”。
有分析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心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对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的日益多样化，要取得良好成效越来越难。
“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课堂的组织形式等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说。
从今年9月，即从2006年入学的大一新生开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材使用和管理都将有新的变化。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的一次新的调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缩水”
此次调整提出了新的课程设置方案。
中国高校的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是“98方案”，即1998年经报请党中央同意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过去8年间高校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理科分别设7门或6门必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其中，文科335学时，理科285学时，另有“形势与政策”课。
此次调整之后，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变为四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简称“原理”)，其中还补充了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
课程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这门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瞭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此外，“形势与政策”课以必修课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课程设置调整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数的安排，由过去的学时规定改为学分规定，其中“原理”3学分、“概论”6学分、“纲要”2学分、“基础”3学分。在高校教学中，1学分通常可折算为15至18学时，如果按16学时计算，新方案规定的4门课程共224学时，约占目前高校本科总学时的9.3%，保持了“98方案”8%~10%的比例。“学时总数虽然少了，但占总课程的比例基本没变。”
此前一些媒体的报导将这次调整描述为“压缩”或“缩减”，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认为是误读。
“这是一次整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压缩。”他说，“课程数目虽然减少了，但覆盖内容更广了，大学生应具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素养都包含在其中。调整是希望提高教学的效果，明显改善教学状况，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不是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胡锦涛亲自批示
此次调整的背景要追溯到2004年3月。总书记胡锦涛在一份《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之前，有记者和专家在北京一些高校通过暗访的形式深入高校公共理论课堂，看学生听课状况，并采访了教师和学生，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总书记看了报告后，当即批示中宣部、教育部要深入研究高校公共理论课的教学问题，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工夫，力争在几年内使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明显改善。
当年3月下旬，中宣部、教育部迅速成立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领导小组，组织了将近9个月的大规模调研。调研以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为重点，涉及全国各高校，针对课程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教材问题以及综合管理问题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这一主题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深度和广度的调研。”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调研组认为“98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认识到，面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高等教育教学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比如，高校本科总课时已从“98方案”制定时的3800学时减少到目前的2400学时，公共理论课的门数和课时比重显得偏多；在内容上各门课程之间有所交叉，与中学政治课也存在重复；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等。
多数专家和任课教师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需要调整，但是怎么调这又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央对此非常慎重。”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调研组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共收到100多种调整方案。调研组经过归纳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方案以书面形式再次征求高校教师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还就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课程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过程中，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16号文件)。结合16号档，当年12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送审稿。送审稿先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然后送中央审定。
200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则同意了《意见》送审稿。同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最终联合印发了这个《意见》。
“此次课程调整的新方案就是由《意见》确定的。”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央对这次教材建设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此次新教材编写被纳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工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编写纳入到工程中“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内容要求和编写工作程式要严格按照工程的标准来实施，特别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准专家和教师编写教材”。
2005年3月中旬，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教材编写工作按照“定向申报、择优遴选、集中编写”的方式进行。首先是在全国高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从几百位元专家申报的提纲中每门课程遴选出三份提纲，再从中评选出一份提纲；组建了4个教材编写组，确定首席专家，每个组约15位成员；编写组深入调研，综合其他提纲的优点，形成编写提纲初稿。
编写提纲经过层层审议，当年9月报送中央审阅，9月下旬编写提纲获准通过。
自2005年9月至今年3月初，四门课程教材初稿完成，并进入送审程式。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透露，“工程”谘询委员会已对初稿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有的教材还听取了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其中，“基础”、“原理”已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工程’的专家们绝对不是走过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顶级专家们都非常认真。”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送审稿一般提前20天给他们，讨论时每位专家发言都非常认真，有时就一本教材的修改从早晨讨论到晚上10点才结束。这种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
▲全国教材“一本通”
“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一纲多本，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都有省编教材，品质不均衡。这次调整，中央决定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全国通用。”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据介绍，新教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帮助大学生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此外，教材尽量做到科学观点和最新素材的结合，增加了说服力。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举例说，在教材的修订过程中，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新教材及时加入这一内容，并把它作为贯穿《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教材的主线。“这绝不是赶时髦，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因此与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内容正相契合。”
这本教材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主要就思想、道德等方面进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内容很丰富，涉及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人生价值、道德选择、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与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等问题。“大学生进入人生的新阶段，需要有人生目标。”
而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材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直写到了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专家之一、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曾对教材编写提纲提出过建议。他认为新教材有三贴近的显着特点——贴近现实，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当前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整体上比以前前进了一大步，用这样的教科书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公共课教材，效果肯定好。”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关键在教学
与教材编写同时，此次调整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全面开展教师培训计画、大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和学科建设等。
“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的理论功底和教学艺术，教师队伍如果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
7月1日至9日，中宣部、教育部召开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征求意见座谈会。“座谈会既广泛征求了教师对教材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以会议的形式培训了教师。把教师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教材基本精神上来。”
此次培训各省区市共有150人参加，他们回去后要培训本地教师。
“凡是今年秋季上‘基础’课的老师必须经过中宣部、教育部的部级培训或省级教育部门的培训。”
“我们还要加强宏观管理，这是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保证。”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说。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常安排在下午五六点甚至是晚上，有的学校三四百人上大课，效果难以保证。
还有学科建设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学科支撑，课就很难上好。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学科点，有计划地培养适应新课程的硕士甚至博士，为教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成果和人才，这样才是良性回圈。”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其下属的五个二级学科也已正式确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看来，有了好教材，教学方法仍然至关重要。“政治课上好了是非常吸引人的，尤其是对高级人才来说，因为它跟人类发展规律，跟世界发展大势有关。”据瞭解，教育部已就教学方法改革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
他认为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教师在吸收中外相关最新理论方面比较欠缺，往往是简单地带有宣传性地讲课。“其实，政治课既有思想政治课的功能属性，同时也有学术性，要求从学术角度作独立性讲解。这两者如果处理不好容易产生偏差。现实需要解释，但如何科学解释，需要教师有很强的功底。”程恩富说。 ▲
★ 俄“第聂伯”运载火箭坠毁 18颗卫星毁于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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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18颗卫星的俄罗斯“第聂伯”运载火箭26日23时43分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点火升空后出现意外故障，目前火箭已经坠毁在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
▲升空一分多钟就坠毁
“第聂伯”运载火箭是一种三级运载火箭，高111英尺，由退役的R-36M弹道导弹（在西方被称为“SS-18撒旦”）改装而成。虽未创下搭载纪录，但一次发射那么多卫星，对火箭的性能要求显然很高。
当地时间26日23时43分，“第聂伯”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点火升空。
有消息称，火箭刚刚发射就出现了问题。升空仅仅86秒钟，“第聂伯”火箭的一级推进器发动装置熄火。而按照原计划，一级推进器应在发射升空后96秒时熄火。
火箭随后便坠落到地面，残骸散落在发射中心周围1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火箭坠毁没有对坠落地点附近的城镇造成影响，”俄罗斯宇航局副局长于里•诺什克说。
▲曾因事故推迟发射
目前，对事故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工作人员已前往坠毁地点搜寻火箭残骸。
专门负责将SS—18洲际弹道导弹改造成“第聂伯”运载火箭用于卫星发射的Kos鄄motras国际航天公司高级经理说，他们已经对事故的原因有了初步的掌握。“他们大概能猜到发生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目前只能说对这一事件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发射原定于上月进行，但由于在发射准备中发现了问题，官方决定花一个月的时间换上备用推进器，所以发射推迟到了这个月进行。
“第聂伯”火箭一级推进器使用的是RD-264引擎，这种引擎原先就装在R-36M弹道导弹上，没有经过改进。
从1999年“第聂伯”火箭用于商业发射以来，其6次发射均顺利完成。最近的一次是两周前为美国富翁发送“太空旅馆”试验舱。按照发射计划，“第聂伯”火箭将会于今年年底发射另一个“太空旅馆”试验舱。不过，在此次事故原因没有查明之前，“第聂伯”火箭的升空之路显然让人担忧重重。
▲18颗卫星毁于一旦
“第聂伯”搭载的18颗卫星包括来自一颗俄罗斯学生制造的卫星、一颗白俄罗斯的遥感卫星、两颗意大利大学研制的微型卫星，还有14颗手掌大小的CubeSat卫星。
由世界各国大学生研制的CubeSat卫星只有4平方英尺大小，重约2磅，每个花费4万美元左右。
▲白俄罗斯损失首颗同步卫星
火箭坠毁后，损失最大的是白俄罗斯———该国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白尔卡”原本计划用于绘制地图、气象观测及地理变化跟踪，耗资2.3亿卢布（约合9百万美元），如今却成了一堆废铁。
此前曾有报道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特意前往发射火箭的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发射场，希望目睹火箭升空的盛况。目前，卢卡申科尚未对火箭坠毁发表看法。 ▲
★ 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新机缘/转美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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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的” 世界日报” 在发行的” 世界周刊” 上，有一篇题为” 关注外蒙古” 的文章，作者：岩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华研究所主任）。
文章指出，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华沙条约国集团相继解体後，一直被前苏联牢牢控制、一贯亦步亦趋前苏联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大规模的苏联援助终止了，苏联红军也早在九二年就全部撤出了外蒙古。外蒙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处内陆的不良地理条件，加上长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缺乏人才、地广人稀，近年来经济一直持续恶化，人民生活贫困。该文说：” 孤苦伶仃的蒙古又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九十年代初，杨尚昆率团访问外蒙古，开始提供大量物质援助，日益贫困的外蒙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一九九九年，江泽民更破天荒地访问外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蒙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给外蒙古很大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关系和经贸合作。今天，蒙古在经济上逐渐依赖大陆，外蒙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也靠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
该文还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外电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导：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蒙古国会）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以及蒙古和中国建立联邦国家。”
”（外蒙古）戈壁省的委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议上首先提出上述计划。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专门就建立蒙中联盟及蒙古并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戈壁省的委员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建成类似香港和澳门一样的中国特别行政区，使蒙古最终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议员提议蒙古加入中国，但是，由於受到阻力，提案一直未能得到讨论。近年来，蒙古政府由於经济困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的蒙古族富裕的生活对（外蒙古的）牧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外蒙人经商、探亲访友来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总是惊呼中国城市怎麽建设得这样漂亮，人们那么有钱。他们一步步向内地，发现呼和浩特、北京、上海、香港，一个更比一个壮观时，从心底发出赞叹。”
外蒙古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广袤的土地（面积相当於近百个台湾的面积），人口仅仅二百万（仅相当於中国国内一个小地区的人口，也仅相当於中国国内某些中小城市的人口），有非常广阔的发展余地。外蒙人与中国的内蒙人更是近亲。自从外蒙古於” 辛亥革命” 後宣布” 独立” 後，历届中国政府， 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依然还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共产党政府都力图收回外蒙古，但最终都功亏一篑。二十世纪中国有报负的政治家，不论他是” 左、中、右” 那个派别的政治家，都对原本” 秋海棠” 形的中国地图被狠狠地挖去了一大块（国土中的一部分）外蒙古而抱撼终生。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对中国非常重要，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令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痛心。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据说前苏联部署在中蒙边境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最快十多个小时即可兵临北京城下，那麽惨苦的战争将立即危急首都北京，危机全中国的国家命运。外蒙古的战略意义、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大於目前的台湾，正因为如此，所以外蒙古的重要战略位置才一直为大国所重视。正如岩华先生的文章所指出的：” 最近，俄国总统普京访问蒙古，签署” 俄蒙战略合作夥伴条约” ，要与蒙古全面加强政治、经贸、军事关系。接着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也来了，在外蒙古首都郊区天空就可以看到美军的空降兵在滑降。在某些方面，美国和俄国正在争当”蒙古保护国”.” 这当然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岩华先生在该文一开头就指出：” 最近，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当局正在酝酿一项议案，准备承认外蒙古独立。” 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蒙古问题上有所作为（收复外蒙古），使外蒙古与中国联盟，或回归中国，或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组成中华联邦 ，那麽将不仅对疆独、藏独、台独势力是当头一棒，是对他们一个非常有力的打击，令他们从此灰心丧气，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敢再倡狂再反抗了，同时还能给目前反对中国的敌国一个极大的打击和极大的震慑感。中国国内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政府的美好愿望将会空前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与外交事务中的国际威信与国际地位将会空前大提高，中国的国家安全自然而然将获得飞跃性的大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因领土和资源的大大扩张和丰富而获益非浅，开发外蒙既解决了大量汉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中国国家的蓝图将更加宏伟辽阔广大，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名字也将名垂青史。千百年后，当历史学家评论共产党政府对中国的是非功过而不可避免地扯上” 反右” 、” 大跃进” 、” 文革” 时，他们也会公正地提到共产党政府统一和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发展、文字简化和度量衡改革、改革开放、经济飞跃，乃至收回外蒙的不凡政绩等。如果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出足够的努力的话。那么使外蒙古与中国联盟，或回归中国，或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组成中华联邦的希望是很大的。这一宏伟业绩是完全可以经过努力后实现的。▲
★ 诱捕台湾两上校情报官内情:曾与大陆国安互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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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LCHINA.COM/2006-7-27: 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两名高阶军官五月三十日遭中国国安部设局诱捕。熟知内情人士透露，两名情报官被逮捕时，曾与八、九名中国国安人员激烈扭打，军情局当天曾收到两人从中国所发出的最后一通求救电讯，军情局即以「陆区失事」作业程序处理，但两人却从此下落不明。
▲情治系统惨烈一役
军情局在痛失两名上校情报官后，曾透过越南和中国国安部接触，但中国否认逮捕台方谍报人员。这起事件是台湾情报系统造有史以来，所遭遇到最惨烈的打击。
熟知内情人士指出，军情局曾针对这起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相关人士指出，军情局四处（东南亚处）先前曾吸收一名中国国安单位人员当线民，作为军情局的「聘干」（约聘干部）。不料，这名聘干被台湾吸收没多久，就遭中国国安部破获。中国国安部从此得知台湾军情局的业务承办人是军情局四处组长许昌国，于是喂情报给这名聘干传回台湾建功，这名聘干在中国国安部要求下，展开「钓鱼」行动，向台湾军情局要求与更高阶情报官晤面。
熟知内情人士指出，军情局原本评估只指派许昌国由越南进入中国和对方碰面，但对方在钓出许昌国后，胃口变大，透过管道表示，「许昌国层级不够高」，要求台湾再指派更高阶的专案负责人赴中国。
▲激烈扭打强押上车
熟知内情人士透露，军情局从前任局长薛石民时代，早就已不再指派情报人员进中国搜集情报，派出上校级 情报官更是前所未见，但相关官员为了在军情局新局长沈世籍上任后抢功，由副局长郭荣长出面力保，军情局四处副处长以「自行签派、专情派遣」的方式，由越南进入中国。
据军情局高层人士表示，两名台湾高阶情报官一进入中国即遭锁定，五月三十日当天，中国国安单位在逮捕军情局两名高阶军官时，双方曾发生激烈扭打，台湾情报官一度想抢车子逃跑，此时被八、九名中国国安人员压制，两名情报官被带上车押走。许昌国在混乱中发出最后一通求救电讯，但从此两人毫无音讯。
至此，两名被捕的军情局上校分别是：军情局负责东南亚情报业务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军情局四处组长许昌国上校。▲
★ 中 国 — 在 围 堵 中 和 平 崛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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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始终处在一个不对称的地位，有世界第三的广袤大地，但却始终处于第三世界的底层。但中国在不断的强大，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民主自由为幌子，对中国进行了持久不断的颠覆渗透。但拥有深厚儒家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加上小平同志的大胆探索、英明决策，避免了前苏联的悲惨厄运。
美国强加于人的所谓民主自由及其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使得中国不得不被排斥在美国集团之外。中国忍辱负重，振兴经济，少说多做，经过二十几年的奋斗，终于经济大振。而在中国振兴的过程中，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就没有什么起色，有的甚至于萧条。
1997年后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更让负重的中国人扬眉吐气。
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阵营突然感到可怕的压力，于是，新的围堵中国策略开始冒头。
不过，中国应该感谢美国，正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所以美国强加给中国朝鲜战争，使得中国在基本上没有空军情况下，迅速的拥有了自己的空军，而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的空军！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高层认识到中国军队和美军的差距，从而奋起追，中国的空军装备水平迅速提升，苏27系列飞机引入消化到自己生产。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第三代战斗机！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也在悄然崛起中！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作战群。中国海军维护自己领海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正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围堵，中国军队才扬鞭奋蹄，大力进行军事变革，吸收世界军事先进理念的同时，在军事上昂首崛起！中国确实应该“感谢”美国的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