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看 点 :2006-7-15
(01):★ 蒙古对日本亲近感日增/对中国却缺乏好感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9811
(02):★ 告 诉 你 一 个 真 实 的 空 降 15 军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3/193743.html
(03):★ 密谋30年终于得愿 日本购买加油机暗藏玄机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27651
(04):★ 文革档案:“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来龙去脉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27667
(05):★ 新华网:印度导弹卫星发射败与北京上海何干?★
http://mil.qianlong.com/4919/2006/07/12/135@3301025.htm
(06):★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一)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07):★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二)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08):★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三)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09):★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四)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10):★ 台 媒 : 大 陆 拒 与 台 军 事 对 谈 /偏 向 军 事 解 决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3/95340.html
★ 蒙古对日本亲近感日增/对中国却缺乏好感 ★
http://bbs.milchina.com/read.php?tid=29811
据日本媒体6月22日报道,日本首相小泉打算在卸任前的8月访问蒙古,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进行紧张协调。
日本从1991年起已经连续15年成为蒙古最大的外援国。凭借着庞大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顺利地推动着日蒙关系的发展,蒙古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也与日俱增。2004年11月,日本驻蒙古大使馆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蒙古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现象表明,历史上曾经同蒙古交战过的日本,如今正成为蒙古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而地理上真正作为蒙古一大邻国的中国,虽说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向之一,但在一些蒙古人心中的形象却并非尽如人尽。
▲日本的援助从经济主导转向文化渗透
日本成功地改变其在蒙古形象的主要做法是,除了经济援助以外,加大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日本人知道,只有文化渗透才能在蒙古民众心中产生深远影响。
从2002年起,日本政府在蒙实施“草根计划”,将援助重点从经济方面逐渐转向文化思想交流领域。2002年6月,由日本政府拨款援建的蒙日文化中心在蒙古国立大学落成。该中心定期免费为年轻人举办知识讲座、播放日本电影、开办日语学习班活动。目前文化中心已成为蒙古民众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日本的重要途径。从2003年开始,日本政府将教育投资工作从首都乌兰巴托向牧区转移,特别是贫困省县。当年,获得日本“草根计划”援助的乡村学校达70所。2004年在“草根计划”范围内又实施了25个项目,包括改扩建基层中小学校舍、幼儿园和整修医疗诊所,向残疾人提供资助,向学校赠送电脑、彩电,为基层提供发电机、变压器,更新输水管道、污水净化系统等。2005年,日本政府又向蒙古政府提供了5000万日元,用来更新改善蒙古音乐舞蹈学院的设备。
除政府援助以外,日本非政府组织也在蒙古积极开展文化教育援助活动。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在乌兰巴托市、戈壁阿尔泰省、木仁市建立了无线电短波中心。日本“蒙古伙伴”、“和平风”等非政府组织按协定向南戈壁省、中戈壁省的乡村学校提供了价值数万美元的教学设备等。
近年,日蒙两国在对方国家举办的文化日活动日益活跃,内容丰富。今年是日本的“蒙古年”,而2007年为纪念两国建交35周年,日本将在蒙古举办“日本年”活动。
除此之外,每年到蒙古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日本人最多,平均万人以上。而且,自1991年蒙日政府签订日本派遣志愿团到蒙古工作协定以来,已有几千名日本青年志愿者赴蒙古城乡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向蒙古传授日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便扩大自身影响。
日本对蒙古多年的经济援助和文化渗透已经逐渐见了成效,在蒙古,上从国家领导下至普通民众都对日本心存感激。作为回报,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问蒙古时,蒙方向日方提供了10100名二战后在蒙被俘的日本人(均已死亡)的情况资料。而且蒙古政府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居然在乌兰巴托市南部近郊修建了在蒙日军战俘纪念碑。在朝核六方会谈问题上,蒙古政府积极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蒙古各主流媒体经常把日本列为“对蒙古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而偏偏就不提中国。更有甚者,在一次蒙古国家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到哪些国家是邻国时,天真的儿童居然说,美国、日本、韩国、英国、俄罗斯等,在主持人的再三提醒下再回答时却说:还有“呼扎”(对中国人的诬称)。
▲中国应具备软实力影响
同日本相比较,中国不能不承认对蒙古工作上的差距。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大国应具备的软实力影响、意识形态感召力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即吸引和说服别人的能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蒙古还没有设立文化中心这样的机构。
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蒙古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对蒙古的政治影响也逐年加大,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一些蒙古人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他们总担心中国早晚要吞并蒙古,并认为中国在蒙古投资是对其资源的掠夺。相当多的蒙古老百姓对中国依然怀有复杂的心态,他们对快速发展的南邻既羡慕又恐惧,既交往又防范。比如:蒙方虽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两国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当国家急需外资时蒙古上层有些人却曾经不愿接受(部分议员反对)中蒙建交以来中方为蒙古提供的最大一笔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这笔贷款是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蒙时双方商定、2005年11月蒙总统恩赫巴亚尔访华时双方签署的),担心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国而被控制。在蒙古中下层,老百姓虽然普遍离不开中国物美价廉的中低档生活用品,但很多人却反对中国人在蒙古长期开采大矿,甚至在蒙的中资企业经常遭到不明不白的袭击和骚扰。
笔者认为,中国在发展中蒙关系上,不能只满足于两国已建立的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等已取得的成绩。中国应该在文化层面上加大力度,从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和民众情感等方面加强工作,加大文化在中蒙两国政治关系及经贸联系中的催化作用,从而在蒙古老百姓心中树立起一个真正的友好邻邦的形象。
▲丰富双方交往
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边界线长达3193公里,占中蒙边界线长度(4710公里)的68%,而且边界两边是具有相同文化的跨界民族。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内蒙古自治区的区位优势和两地的人文基础,使其在中蒙交往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内蒙古自治区要规划和建立中蒙民间交往机制,开展包括青少年交流在内的形式多样的民间交流。如定期在对方举办商贸洽谈会、展销会,组织两国中小学生互访,举办双方共同爱好的文体活动——摔跤、赛马、射箭和文艺演出、电影周,开展边境旅游以及中方为蒙古公民在华就医求学提供方便等,以便双方人民更多地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在蒙古的文化影响,尤其是使蒙古民众更好地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及中国对蒙古长期的睦邻友好政策,以此推动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逐渐消除蒙古部分人对中国的疑虑和“敌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需要提高在蒙华人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有关部门还应该杜绝那些没有实力、没有能力甚至有损于国家形象的企业和个人在蒙从事商务或其他业务活动。▲
★ 告 诉 你 一 个 真 实 的 空 降 15 军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3/193743.html
WWW.MILCHINA.COM/2006-7-13:对于空降15军的建设,从军委一号首长胡、国务院一号首长温,到军委几个副职、国务院分管工交的曾培炎副总理都十分重视,并多次开会研究。大飞机项目的上马,及再次向俄罗斯大批量采购伊尔76运输机,都是为增加15军空投力量所用。因而说上层不重视空降部队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中国空降部队
俄罗斯已表示,有意向中国出售熊式战略轰炸机及战略运输机,如果中方有意购买,购进的战略运输机我想应该会划归受15军指挥的运13师,也就是15军到时将具有战略远投力量。根据前些时候网上的消息,15军正在做空投99式坦克的试验,那么如今看来用伊尔76空投主战坦克已成为可能。但要达到战斗配合空投中,就主战坦克和陆军常规自行火炮达到各空投一个团的目标思维支配,增购后的伊尔76仍有难度。大飞机项目虽然上马了,但猴年马月才奶产出飞机,目前还不得而知。即使生产出来了,依中国航空工业的力量,10年内也达不到伊尔76的水军。因而俄罗斯的战略运输机对我军来说十分重要,如果能一次买进十架战略运输机,按其200吨载重量计算,一架飞机一次就可以空投5辆99式坦克,10架就可以空投50输,再加上部份伊尔76和可能采购的天津空客,那么 在对日本的首个波次空投中,由99坦克团事自行火炮团组成的装甲混成旅可以在第一次波次投到广岛或九州,运八、其它伊尔76及新国产大飞机再把15军45师投到广岛、长畸、九州这个三角地带,43师44师投到东京、厚木机场和横须贺海空基地一带。对日本造成南北夹击之势。只要15军的特种部队利用冀伞、滑翔伞等方式迅速控制住横须贺海空基地,27军和第1军、26军及后备54军就可以开始大规模在日本沿岸登陆。
对于日本其它三只八八舰队,大家也不必放在心上,因为早就陆基对舰导弹喵上了,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在辽宁、山东、浙江各建了一个陆基导弹旅,目标直指日本在西南方向运动的三只八八舰队。
15军作为身在空军的陆军功勋部队,在九十年代以前地位一直比较尴尬,即空军不重视,陆军当对手。在刘华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后,这一现状才得到改变,其指挥关系划到总参,由军委值班首长亲自掌握。所以15军将士应该感谢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首任军长秦基伟,创建了15军并在韩战打出了名声,另外一个就是刘华清,他让15军成为全解放军总值班部队。呵呵,这可比陆军总值部队38军和陆军总后备部队54军的地位高啊。
在历任军委一号首长中,对15军最为重视的莫过于如今的胡总,接任后第一年(2004)两度到15军视察,问其台海之战的准备情况,其殷殷之心可见。另外,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一年数度到15军考察调研,国防部长曹刚川则是15军对俄军购的主要推手,总参谋长梁光烈更是希望15军能对日本本土进行致命打击。
按常理, 15军军长在担任军长一些时间后都会被提拨为空军副司令,或其它大军区副司令,前任的李良辉马殿圣都如此,一个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一个担任空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现在的军长王维山任职已五年,相信今明两年应该有提拨消息。
对于15军的装备,常青藤所说的信息化没有错,但说机械化过时论就大错特错。任何的信息化都是建立在将机械电子类提高使用效率的基础上,二者是相结合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于机械化建设,15军只有加强,而不是削弱或取消。主战坦克、陆军大口径自行火炮、微型潜艇、强击机都会装备,直升飞机也会成倍增加数量。
常青藤另外一说法我也赞同,就是空13师在空投要练习防空炮火情况下的空降,而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情况下空降。战争是无情的,我们只有做好各种战场坏情况下的准备,才有可能成为日本占领军。
总之,15军的建设虽然还不尽如意,但发展速度已经是跨越式发展了。在刘华清执政后的短短10年,我们已经真正成为全世界第四强空降部队,排在前面的的美82师,俄76师,美101师,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5军了。
如果将海军力量排除在外,整个日本的陆军加空军加起来都不是15军的对手。对于日本空军,15军只需三个特遣营就可解决。而偷袭机场是15军第一绝活。所以胡温一旦下决心收拾日本,大家尽管在家里收看新闻联播就是了,到时刑质斌和罗京会告诉你五星红旗已在日本皇宫飘扬。▲
★ 密谋30年终于得愿/日本购买加油机暗藏玄机 ★
http://www.ddhw.com/vh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27651
文章提供于2006-7-13: 美国波音公司日前透露,该公司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生产的首架KC-767型空中加油机已经基本完工,本月内就将进行首次试飞,年底前即可交付给日本方面,明年2月就有望正式服役。届时,包括F-15J/DJ、F-2A/B及F-4EJ在内的日本主力战机的作战范围都将因此而倍增,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将因此而面临严峻挑战。
▲密谋30年,终获加油机
日本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加油机在现代空中作战中的重要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酝酿引进空中加油机的计划。但由于当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作战思想受国家整体“专守防卫”政策的制约,再加上在野党以及社会舆论强烈反对,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海上歼敌”和“洋上防空”思路的确立,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国家战略及军事战略大幅调整,采购加油机的计划才又重新提上了台面。
2001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从2006年起,以每年一架的速度采购4架波音公司的KC-767加油机。该型机是波音767-200ER客机的军用衍生型,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加油机之一。
▲空中力量靠前部署
根据防卫厅的官方解释,日本采购加油机的理由是为了“延长战斗机的训练和空中警戒待机时间;防止事故;解决航空自卫队基地周边的噪音问题;帮助自卫队战斗机和运输机迅速展开,以便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对于这样的说法,不仅周边国家抱有疑虑,就连日本国内的军事专家也觉得过于牵强。
实际上,引进加油机是日本政府为全面加强远程空战能力而“谱写”的“三重奏”中的重要一环,其真正目的是扩大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的作战范围,增强日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南方向有争议海区及台海事态的影响控制能力,“确保日本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的制空权”。
此前不久,日本开始有计划地筹建前进基地,将打击力量靠前部署。日本政府刚刚决定将其国内首个“爱国者-3”导弹部队部署在冲绳。此举被认为可以同时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和台海三个方向增强日本军力。另外,日本决定将部署在冲绳的F-4战机调整为战力更强的F-15J战机,并且筹划在琉球群岛最南端、距台湾约400公里、距钓鱼岛仅120公里的下地岛建设一个航空基地。
在4架KC-767加油机全部服役后,日本将有能力全天候24小时在钓鱼岛上空保持战机在空待命
▲大幅提升战机巡逻时间
日本多管齐下增强远程作战能力,是在日本防卫政策不断调整和改变的大背景下出笼的,无疑将对周边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加油机部队的成立,将使日本战机的作战范围和在战区的留空时间大幅增加,从而使日本对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达到空前的高度,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将因此而面临严峻挑战。
日本前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教官高井三郎曾撰文指出,由于钓鱼岛与日本本土相距远达1000公里,一旦钓鱼岛“有事”,来自本土的F-15J战斗机就算到了钓鱼岛上空,也无法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然而,随着F-15J前进部署至冲绳甚至是下地岛,以及加油机部队的成立,这将不是问题。
冲绳距离钓鱼岛约400公里,以F-15J战机的速度,往返飞行约需60分钟。按此计算,在经过一次空中加油后,自冲绳起飞的F-15J将可在钓鱼岛上空滞留近2个小时的时间。而如果从下地岛出发,其作战反应时间还可缩短一半以上,并可增加在战区上空的滞留时间至少30分钟。
根据波音公司披露的数据,1架KC-767一次飞行可为8架F-15J提供加油服务。这样算来,如果安排得当,在4架KC-767全部服役后,理论上,日本将有能力全天候24小时在钓鱼岛上空保持战机在空待命。配合E-767型预警机等远程侦察监视系统,这些战机将使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控制力发生质的飞跃。
▲背景资料:KC-767加油机
KC-767加油机是波音 767-200ER客机的军用衍生型,采用通用电气公司研制的CF6-80C2涡轮风扇发动机,装备有波音公司研发的新型空中加油吊臂。该型机也可用于空运,如果拆掉储油箱,货舱内可装载19个标准军用463-L货盘或200名乘员。除日本外,意大利也采购了该型机。▲
来源:www.TopChineseNews.com /世界新闻报
★ 文革档案:“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来龙去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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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供于2006-7-13 文章作者: 阎长贵: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曾席卷中国
1967年的“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错误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后,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0”事件本身我们暂且不谈,只就“七二0”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大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高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0”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
由于“揪党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纳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 “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X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又一次提到:“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0”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江青、康生、陈伯达推卸责任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 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个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 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关锋说:“毛主席批评‘八一’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来源: www.TopChineseNews.com/新闻午报
★ 新华网:印度导弹卫星发射败与北京上海何干?★
http://mil.qianlong.com/4919/2006/07/12/135@3301025.htm
http://www.qianlong.com/2006-07-12:印度“烈火-3”型弹道导弹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运载火箭”发射连续失败,虽然纯粹是由于技术性问题,但背后反映出的国际关系中种种深刻问题却十分值得观察。
在9日“烈火-3”刚刚发射之后,当地电视台等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介绍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导弹能力。一个国家开发导弹和空间技术本无可厚非,但公开地以既定的国家为目标就十分值得探讨。例如有报道称,“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联想到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印度一位高官曾扬言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其隐含的意思呼之欲出。
结合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值得人们深思了。美国宣称其政策目标是维持南亚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但同时又向这一地区国家出售大量先进武器,此其矛盾之一。美国先是宣布给予巴基斯坦“非北约盟国”地位,接着美国宣称要“扶植”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公然上下其手,两面挑拨,此其矛盾之二。美国一方面表示同印度开展民用核技术、空间和两用高技术的合作,但同时又对印度的事情指手画脚,暗中不允许印自主决定导弹试射,甚至在印度的外交政策上也处处设限,此其矛盾之三。
南亚地区局势近来出现缓和迹象,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印度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印关系近年来也大为改善,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近日又开通了中断40多年的边贸通道。但在印度,偏偏有些人要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些不和谐音的出现,其结果对地区形势没有好处,对印度自身也毫无益处。小心陷入别人设下的圈套!▲
★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一)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真实战例:国家安全局如何对付台湾和西方间谍
WWW.MILCHINA.COM/2006-7-12 提交者:无忧生 加贴在 陆军论坛
“间谍”这个词对于今天的许多大陆人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然而,实际上台湾间谍特务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活动,我们与间谍特务斗争也没有停止过。尽管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5月初访问大陆,与共产党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国民党毕竟是在野党,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仍然以我为敌,对大陆的特务派遣有增无减,活动仍很嚣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反间谍任务日益艰巨。
进入新世纪,台湾当局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进行间谍活动,是因为它一直把大陆作为“威胁台湾安全的主要敌对势力”。它一方面派特务到大陆从事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又疑神疑鬼地认为,大陆在台湾“布下了大量间谍”,并捕风捉影地搞了几次“清查”活动,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神秘的台湾“军情局”
据台湾媒体报道,从2004年元月起,为配合实施“精进案”,台湾将对其军队情报系统进行大规模改组,台湾军方历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的情报单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也在改组之列。由于地位特殊,保密性强,台湾“军情局”一直披着 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真实内幕鲜为人知。
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军尘帧薄?946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又改名“国防部第二厅”。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室”才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所搜集的情报主要供台“国防部”及“参谋部”用作决策参考。
“军情局”下设7个处、一个“情报研究中心”和一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暗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战等活动。除此之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
近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增多,台湾“军情局”亦不失时机地制定计划,选派人员赴大陆,以参观、旅游、探亲以及投资开工厂等名义,搜集大陆情报、物色工作物件,发展间谍网络。
由于台湾“军情局”的间谍绝大多数是台军现役军官,因此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无法取得正式的“名份”,换言之,如果这些间谍在别国境内从事间谍特务活动而被曝光,那么得由台当局出面才能避免引发国际事件,因此最隐蔽的间谍当属台湾“军情局”的间谍。
台“军情局”情报人员的选拔与培训中,除了通过“情报专科班”对外招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对台军各军兵种现役军官实施选训,选训之前一般要经过本人的同意。
台军职系统的特务选训过程尤其重视“品德考核”与安全检查两大项,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就不会列入选训名单。“军情局”间谍培训班通常每年开班一次,平均每期120人左右,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爆破、射击、摄影、无线电通信、密写、密码破译等。在接受情报训练的过程中,除了“情报专科班”必须先接受9周的基本入伍训练之外,现役军官都是直接到情报学校接受第一期13周的情报训练。
专项培训的主要科目是间谍情报行业特有的情报搜集、情报办证、档案制作、化妆与变身、技术情报等特殊技术。尤其是档案制作和化妆与变身两种技术,更是在情报圈以外学不到的技巧。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是列为高度机密,台湾情报界也不例外,绝对能算得上是“见不得人的技术”。其中,档案制作主要是以特殊的墨水、代号、代码、书写格式、信函等各种方法,让自己所寄出的信完全没有任何情报证据。
继续接受专项培训的学员,除了进行间谍专业的专项培训外,还要进行各种特种作战能力训练。通常情况是要到陆军谷关特种作战基地接受基本求生训练,还要到屏东伞兵训练基地完成至少3次以上的跳伞训练。然后再到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基地接受严格的水下特种作战训练。同时还要前往陆战队的特勤队练习各种轻兵器的射击。 当然,所有经过情报训练的学员都要经过结业考核,成绩合格后才可以正式接触间谍情报业务。而且结业考核的科目每年都不一样,如果今年是要求有来无回的“军情局”特工学员,以跟踪的方式进行特定人士的调查,明年可能就是进行范围较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或是做情报资料的整理与研判读的工作。
结业考核中最复杂、最特殊的一种形式被称为“境外综合考查”,就是通过岛外旅游方式来考核学员的综合情报获取能力。由于这种测验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而台军情报部门通常在经过上层机关的批准后,才可以实施。但从实际的考核效果看,很多“军情局”的学员均难以顺利地在境外进行调查和获取情报。这也说明台军情报人员的培训绝非“成效显著”。
另外,依据台“军情局”的规定,接受情报训练的学员不可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一切都是在完全保密的环境中进行,学员的思想压力极大。而且即使是脱离了情报系统之后,依照规定,3年内不准出岛旅游、探亲,使得台军的情报事业真正成了“见不得人的事业”。
据境外媒体报道,多年来,台湾“军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六大计划”,秘密搜集大陆相关情报。这“六大计划”的代号分别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一些方案已经由以“军情局”为主的情报单位秘密执行多年,而另一些则是近年来新出台的。
“夏阳”计划指的是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种重要战略目标中,积极发展情报组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列出20个优先发展情报力量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南京、广州、芜湖、遂溪、湛江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城市要么是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要么部署有解放军先进的战斗机、导弹或者新型军用舰艇,军事意义十分重要。
“黎明”计划主要是针对在两岸发生冲突时,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提供目标情报服务。该计划选择了大陆东南沿海,包括舟山、汕头、厦门等9处地点作为台特种突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搜集这些地区的陆地和水文资料,以备台军登陆作战之需。
“先基”计划是指加强在大陆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场站、指挥中心、通信枢纽、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搜集“预警性军事情报”的绝密计划。
“晨曦”计划重点策划一旦两岸战事爆发,如何迅速将台在大陆潜伏的情报组织启动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敌后武工队”,以便在大陆重点地区进行爆炸、投毒以及暗杀等破坏和颠覆性活动。
“春风”计划企图策反大陆要害部门中的立场不坚定者,解放军、宗教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人士都是该计划的重点目标。
“复华”计划特指台湾情报机构物色,训练以及派遣情报人员到大陆进行谍报活动的专案计划。
尽管台湾“军情局”拥有众多特权,但其吸引力却在日益丧失,“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不仅前途渺茫,而且往往处境艰难,常有性命之忧。
台湾情报系统历经多次改革后,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划上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因为在台军情报系统内,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可以升到上校及以上军衔;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当局对外国的情报依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培养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军情局”的情报人员士气日益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未来的前途。
台湾“军情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情报人员常常性命难保。据台媒体披露,自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已有3000余名台湾军情局间谍“以身殉职”。从早年的“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乃至近年来的“威远”及“定远”等情报搜集计划,可以说都是由一群“甘心”为台湾当局卖命的情报特工所写下的血泪史。
据台湾一位资深情报官员透露,在台湾近年来的各项情报搜集计划中,“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老实说,光是2002年就有至少20人‘移民’了,其中已证实5人被‘移民局’处分”。这就是说,台湾情报员去年一年内,就有20人失去联络,其中5人证实被当地逮捕。这位情报官员还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工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
事实上,台湾“军情局”并不完全信任其情报员,每一季度、每一年,“军情局”都要规划安排对局长以下所有“军情局”人员进行仪器测谎工作,同时运用科学器材严格管制出入人员是否带有重要文件。对于最近出境的情报人员、即将执行任务或调动升迁的情报人员,无论其官职大小,都必须接受仪器测谎,这也使得“军情局”的情报人员人人自危,不胜其烦。(未完待续)▲
★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二)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2001年7月14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少民间谍案。李少民何许人也?原来,这名现年45岁、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还是个拿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一直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然而,李少民放着安稳舒适的教学生活不过,却鬼迷心窍地接受了台湾间谍组织的任务,为台湾当局收集大陆情报。他的犯罪活动逐渐被大陆国家安全机关发现。2001年2月26日,国家安全机关开始在深圳对他进行监视,并于5月15日正式将其逮捕。鉴于李少民拥有美国国籍,中国有关部门按照《中美领事协定》的规定,将逮捕他的消息向美国驻华使馆作了通报,并安排美国使馆人员进行探视。此次开庭审判,中国方面也安排美国使馆人员旁听,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说十分公正。在法庭上,检察官以无可辩驳的大量证据,列举了李少民种种危害大陆安全的犯罪事实,使他不得不低头认罪。法庭一审判决,将李少民驱逐出境。这个身为华夏子孙,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美籍华人,被可耻地被赶出中国。
极为巧合的是,一年前的2000年7月13日,同样是在北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3起台湾间谍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这些涉案间谍可就没有李少民那么“幸运”了。案犯杨铭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姚嘉珍(女)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犯张玮(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3名间谍都隶属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以下称“军情局”),多年来在大陆收集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其实,这些年来,台湾间谍在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獗,大陆国家安全机关破获台湾间谍案的数量不断增加。1997年,西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朱晶民间谍案;同年,南京市国家安全局破获王冠都间谍案;1999年10月,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破获王平间谍案;1999年11月,武汉市国家安全局破获岳青间谍案……
备受关注的台湾间谍嫌犯宋孝濂,2004年5月被海南中级法院一审以间谍罪,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宋孝濂,曾用名宋安年,英文名SUNG HSIAO-OIEN,间谍化名张晓圆,男,1964年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商人。因涉嫌犯间谍罪,于2003年12月14日被拘留,2004年1月19日被逮捕。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该案。
据法院审理查明,1993年以来,宋孝濂经常到海南进行一些商务活动。2001年5月,宋获知其朋友童某某(另案处理)系台湾情报人员后,向童表示愿意为台湾情报机关工作。童将该情况向台湾军情局间谍范某某报告。2002年4月间,范在台湾台北县新店市约见宋,向宋表明其间谍身份及所在部门系情报部门,并要求宋为其搜集反映海南政治、经济情况的报纸、杂志、刊物、地图等资料。宋予以答应。几天后,范及其上司黄某某再次约见宋,向宋作出同样的要求,还指示宋搜集我驻琼某部队军事情况,宋答应后,范发给宋活动经费2万元台币。
2002年4月,宋带着搜集情报信息的任务潜入海南琼海市,搜集了反映海南的政治、经济动态的报刊、地图等资料20多份。同年5月,宋先后两次带其情妇王某某作掩护打探我军情报。同年6月,宋回台湾把以上资料及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范某某和黄某某,还当场绘制了有关军事示意草图说明。
为了便于传递情报,范将台湾军情局的电子邮箱编码提供给了宋,还教授了其暗语、编码及记录我军事情报的方法,并规定宋的间谍化名为张晓圆。
同年7月,宋同童某某窜至三亚,以旅游为名,观察、刺探我军地理及建设情况。
2002年10月,宋返回台湾,将搜集到的我军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台北站的罗某某。
因涉嫌在海南从事间谍活动被拘押的台湾人宋孝濂,1月20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与前来探视的妻子和儿子吃团圆年饭。
2004年1月20日,我安全人员逮捕了 2003年12月15日逮捕台湾间谍行动中漏网的两名台情报人员,至此,台“军情局”在福建的情报网被彻底摧毁。被捕的两名台湾间谍为一男一女,男的叫张旭闵(27岁),女的叫余诗屏(24岁)。这也是大陆在一系列追捕行动中抓获的最年轻的台湾情报员张旭闵。
张旭闵于1977年出生在台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一般,其父从事小型农机修理,母亲和弟弟都在帮忙。1997年,年仅20岁的张旭闵进入台“军情局”当勤务员,负责环境卫生和哨站,是“军情局”里的最底层。1999年,他离开“军情局”,先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和三个旅行社里打工,搞旅游和婚姻中介业务。也就是在旅行社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女友余诗屏。余诗屏出生于1980年,2000年高等职业中学毕业后先在台北一家公司上班,后进入旅行社工作。
微薄的经济收入使张余二人的生活很是拮据。就在这时,张旭闵遇到了他当勤务兵时交往甚密的“军情局”同事。这名同事任职于“军情局”二处,是一名职业间谍。在他的发展下,张余二人先后成为情报员,并于2002年5月被派到福建搜集情报,主要是大陆导弹部署情况。临行前,那名同事对他们说:“你们去后,往返机票这边都给报销,刚开始是试用,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办手续了。”在大陆最初的几个月里,张余两人相当卖力,“军情局”派他们去莆田,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去。因此,“军情局”方面对他们还算满意,不久就办理了正式聘用手续。
在福建潜伏期间,张旭闵和余诗屏对外宣称,他们是在为台湾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做事。他们以此为幌子,秘密布建搜集大陆导弹情报的网络。“军情局”给他们的月薪是5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同时报销往返机票。2003年年底,张余两人返回台湾汇报工作,因此侥幸逃过了大陆安全部门的抓捕行动。今年1月,台湾“军情局”为他们办理了续聘手续,月薪仍是5万元新台币,进入大陆的期限为1年。“军情局”同时要求他们先潜伏起来,等待上级指令;为安全起见,春节期间不许他们四处活动。
据知情者透露,张余二人给大陆安全部门的感觉是“太年轻”,情报素质很低。他们知识面窄,也不怎么读书看报。另外,他们的上司显然也没对他们的危险处境做任何交代。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更没有从外界的蛛丝马迹中判断出自己已处于危险境地;入境后对于大陆安全部门对他们实施的监控毫无防范,像“没事儿一样”,被捕时也没有一丝警觉。
台湾居民王长勇,男,1956年3月18日生,台湾居民身份证号码:H121981231,通行证号码:0320560601(D)。台湾住址:桃园县八德市建国路452巷22号,大陆住址: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城关万贤街洗马栏189号,2003年12月15日被拘留审查。
据王长勇供认:他于1999年到福建省宁德市经商,2002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许桂福结识,许桂福要求王帮忙搜集大陆军事情报,王表示同意。同年9月,许桂福在台湾桃园市为王长勇办理了参加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组织手续,规定王的间谍化名为“陈旺”,月薪4万元新台币。许布置王的间谍任务是:搜集大陆军事演习、军队调动情况及福建省三都军港等军事目标的情况。王长勇按照许的要求,曾多次潜入我军事要地搜集情报。
王长勇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
当王长勇走进会见室时,一直翘首以待的妻子陈慧懋立即扑上去紧紧拥抱着他,久久不肯松手。其老母亲用沙哑的哭声告诉前往采访的两岸记者,她祖籍福建长乐,后来定居马祖,含辛茹苦养育了这个儿子。她说,她儿子长勇本来很老实,是因为喝了酒后被人骗去做坏事的。她虽然自己全身都是病,但因想念儿子,所以专程前来探视。她希望留在福州与儿子一起过年。
王长勇劝母亲、妻子和妹妹说,年关已到,希望她们赶快回去过年。他说,他在这里一切都好,看守所警员对他都很好,现在除了不自由外,住的、吃的都好,希望她们不必为自己担心。
当得知母亲因担心他患有高血压,特意从台湾带来了营养品和药物时,王长勇安慰母亲说,这里的医生对他很好,每天给药,不必从台湾带药来。
他还对前来采访的两岸记者说,本来象他这种嫌犯是不能与家属见面的,大陆政府对他格外照顾,他表示由衷感激。他表示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希望能得到大陆政府的宽大处理,早日回家。他母亲见到儿子安然无恙,甚觉欣慰,一再表示感谢大陆政府。
王长勇的妹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王的两个孩子也非常想念爸爸,只是他们还小,往来两岸不方便,他们也盼望着爸爸能早日回台湾团聚。(未完待续)▲
★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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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部 副 部 长 等 落 马
美籍华人方复明通过巨额资金贿赂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为外国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已于去年10月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去年12月号披露了该起重大泄露国家机密案件的部分案情,据报道,该案涉及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数个处级干部。检察院为此立案11起,目前已审结6起。内部人士称,此案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实属罕见。
1995年,我国侦查人员发现美籍华人方复明在中国大陆活动频繁,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大型招投标项目过程中,经常出入一些主管领导的住所,行迹十分可疑。
方复明是何许人也?方复明今年65岁,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60年调到浙江省电力局一直到1989年,其间先后历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后移居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
应该说,方复明当年在行业内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身处要职,与上层领导关系密切,还因为他专业技术的高超,这使得他在电力系统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即使是到了国外,方复明仍然是一些大企业争夺的目标。1993年其被香港飞雅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聘为董事经理。
鉴于方复明的特殊身份,侦查人员决定暗中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1999年,方复明再次回到中国。其间,他设宴款待几位如今已身处要职的老部下时,将一台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留在了宾馆。侦查人员见机不可失,悄悄地潜入了方复明的房间,打开了那部由方复明自己改装,号称具备目前最先进笔记本电脑3倍容量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有的甚至还带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上面分别列出了年月日、我国主要的项目工程名称、负责人员以及他们收取的好处费金额等。其中涉及35名个人或单位,包括在京的国家工作人员7名、外省市国家工作人员15名。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从这些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用巨额资金贿赂我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为这些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从而从这些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顾问费。侦查人员没有贸然行动,迅速离开了宾馆。由于此事牵扯面大,案情较复杂,司法部门决定对方复明实施边控,一场面对面的战斗开始了。2000年2月28日,尚且蒙在鼓里的方复明再次回国,刚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侦查人员扣押,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经上级批准,此案涉嫌经济犯罪部分由检察机关侦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北京地区的侦查任务交办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该院迅速从各院抽调了几名业务骨干,由李兆、田明海、白鸿政、于书京、游立、冯宝军、焦姝珩等组成了3?13专案组。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负责方复明的审讯,一路将所有签字收据进行笔迹鉴定,另一路按照佣金分配表与有关人员正面接触,以佣金分配表为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侦查行动在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
但是侦查员从方复明电脑中提取的签字收据,大部分署名与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姓名是不符的。这是怎么回事?侦查员迅速调取了佣金分配表中受贿人的笔迹进行比对,其中一个叫“姚午鸿”的签字收据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这个笔迹怎么会与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正处级)的字迹一模一样?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侦查员决定会会这个吴守仁。
2000年4月18日,侦查员身着便装来到吴守仁的单位,毫无准备的吴守仁脸色骤变。不过他只承认曾经收取过他人的一些烟酒类的物品,其他问题一概不知。看起来,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侦查员决定将其带回检察院讯问。吴守仁的头上渗出了汗珠……
1985年,我国对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等几家公司参与竞标。当时,丸红公司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为了能顺利中标,丸红公司找到了这个项目的招标业主——浙江省电力局的副局长方复明,希望他能为公司推荐一个代理公司,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按照规定,方复明只负责审查此项工程的采购指标、技术条款等,其他方面方复明也鞭长莫及。但是方复明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副局级),另一个人就是吴守仁。对外公司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对几个竞标公司合同中的商务条款等进行审查,参加商务部分的合同谈判,而这两个人在整个竞标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吴守仁,重要的评标工作都要亲自参加。过不了他们这一关,丸红要想中标那是难上加难。因此,找不找代理公司是小事,关键要打通这两个人的关系。
由于都是电力系统的老人儿,方复明和刘连城、吴守仁的关系很熟。于是,他把刘连城和吴守仁推荐给了丸红公司。不久,丸红公司大张旗鼓地宴请了三人。有方复明在一旁敲边鼓,刘连城和吴守仁当然明白丸红公司的意图,“既然大家关系都不错,面子还是要给的,更何况也不白干。反正洋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刘连城和吴守仁等人一拍即合。
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已被买断,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此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自己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连城和吴守仁每人4万美元。为保险起见,刘连城将自己的份额暂存于方复明处。1990年之后,刘连城到美国公干,打电话给方复明,称要用钱,请他把钱汇到其子在美国的个人账户上。按照刘连城的要求,方复明先后分两次将3.8万美元汇了出去。之后,刘连称将这笔钱存进了中国银行。
1996年1月,方复明将1万美元酬金交给吴守仁,吴守仁以“姚午鸿”的名义签收;1996年2月至2000年春节前,方复明分4次给吴守仁在美国求学的儿子汇款3.6万美元。此后,方复明所在的飞雅公司为感谢吴守仁在其他项目上的帮助又支付给其1.9万美元的好处费。
2000年4月29日,检察院以吴守仁涉嫌受贿罪将其逮捕。他的被捕,在电力系统产生了异常的反响。2000年5月16日,当侦查员找到刘连城的时候,时年已经72岁的刘连城什么也没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问题。在说到所收钱款应是什么性质的时候,刘连城做了一番可笑的阐述:“我们的身份是不能做代理、顾问的,所以这笔钱既不能叫代理费,也不能叫顾问费。否则不是吃里扒外了吗?”不知道按照他的逻辑,他们现在的行为算不算是吃里扒外!
对方复明的审讯并不顺利,仗着自己是美籍华人的身份,方复明的态度异常强硬。侦查员抓住他的心理,与他展开了一番智力比拼。几个回合之后,方复明老实了许多,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从他的交代中,侦查员注意到另外一个人——永濑国男。2000年9月2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永濑国男立案侦查,同日刑事拘留,10月8日将其逮捕。
说起来,永濑国男和中国还颇有渊源。1938年,永濑国男在日本出生。还不到7个月,他的亲生父母为了躲债,将他交给了邻居——旅日华侨潘某收养。在潘某的悉心照料下,永濑国男一路顺利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1963年受中国外交部的聘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断断续续直到1979年11月回到日本。由于其在中国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1986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其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从此,永濑国男在中国开始了他的“攻垒”计划。
第一个被击中的就是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
据永濑国男交代,1987年左右,在山东邹县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中,三井为某公司做代理,结果未中标。为此,三井拜访了时任山东电力局局长查克明。当时,查克明就对三井的人说,“以后再有项目就要先和我谈,什么投标不投标的。”(据说,这句话后来成了日本商社中流行的查克明语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三井哪有不明白的道理。此后没多久,查克明就调到电力部任主管基建的副部长。于是,三井公司决定一定要搞好和这位铁腕人物的关系。
1996年2月,查克明率核电考察团访问日本。三井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派遣永濑国男拜访了查克明,并为他准备了1000美元的零用钱。“一点小意思,就当作在日本的花销吧!”查克明嘴里说着“不用客气”,手却接过了信封,还没忘了嘱咐一句:“以后有事来北京找我。”
应该说,查克明能到今天的位置,是靠实力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年,他是大亚湾核电站的突击队队长,业务水平即使是在美英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正直了一生、清廉了一生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迷失了方向。查克明开始琢磨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利在退休前挣点钱了。
1997年上半年,三井公司参与了浙江嘉兴火电厂二期项目的投标。为谋求查克明的支持,永濑国男给查克明送去了1万美元。查克明照单全收。下半年,嘉兴项目正处于上报国务院的审批阶段,由于日本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德国在山东聊城项目上贷款的利率,查克明不太满意,希望日本方面能够降低一些利率。听到这个消息后,三井公司非常着急,马上安排对策——由永濑国男再给查克明送一些美元。
结果,2万美元堵住了查克明的嘴,他再也没提降低利率的事。三井公司暗自庆幸,美元送得及时。于是趁热打铁,在一次盛宴之后,永濑国男又悄悄地递给了查克明一个内装3万美元的信封。得意忘形的查克明将招标工作中的要求以及三井公司在此次招标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底牌全都告诉了永濑国男,并且许诺:“耐心等着吧,会批下来的。”1998年1月8日,查克明同意并签署了上报国家计委的有关文件。五六个月后,嘉兴项目被批了下来,三井公司成了嘉兴项目的总承包商。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项目的融资事项,时任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谭艾幸(正局级)是这一事项的负责人。此人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可以说是声名远播。由于我国的几次大型项目融资都是他一手操办,因此级别虽然不高,但却属于重量级的国际知名人士。这次,“三井”把攻垒的重点又放在了谭艾幸身上。“如果能得到此人的支持,三井公司的融资几乎就不是问题。”
当时,与三井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用谭艾幸的话说,从技术角度讲,这几家旗鼓相当。可谭却对三井公司“青睐有加”。谭向永濑国男透露了内部消息,并出主意:第一,要加大三井公司在中国的分包力度;第二,降低造价;第三,融资利率不能超过6.3(这个数字是我国内部掌握的谈判界限。由于被泄露,使得最终成交的利率高居不下,国家遭受了巨额损失)。作为交换,永濑国男给了谭1万美元。
融资工作一开始,永濑国男再次找到谭,希望谭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做日本政府和通产省银行的工作。由于上次“合作”愉快,这次谭艾幸也“勉为其难”的欣然从命。1998年8月18日,应三井公司的邀请,由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韦国忠任团长,谭为顾问,连同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赴日,访问了日本樱花银行等,商谈关于浙江省嘉兴二期项目的融资问题,并提出了融资方案。
当事情办得差不多的时候,永濑国男不失时机地将一个装有2.5万美元的信封交给了谭。为了怕谭嫌少,8月22日谭先期回国的时候,永濑国男在机场又给了谭1万美元。
2000年7月2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谭立案侦查,7月27日对其刑事拘留,8月9日将其逮捕。2001年4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查克明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立案侦查;2001年9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查克明有期徒刑12年。
根据佣金分配表上的内容和方复明、永濑国男的交代,我国的检察机关全面出击。经过侦查,一批官员的受贿行为纷纷败露:
犯罪嫌疑人刘加宇,39岁,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和计划与投资部高级工程师(副处级)。1995年至1999年底在北仑港、禹州等项目中,刘加宇非法向方复明等人提供大量招标底牌、评标意见等经济情报,收受或索取方复明等贿赂款36.5万美元。2000年4月1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加宇立案侦查,2001年7月13日,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
王建国,61岁,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正处级)。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主管的项目中非法收受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永濑国男4.5万美元、电力设备总公司部门经理关某1万元人民币、廖某11万元人民币、机械进出口公司成套设备部经理贾某6万元人民币。2000年8月3日,北京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2001年1月6日,该院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移送审查起诉,4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
犯罪嫌疑人席胜建,39岁,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曾在北仑港、扬州、浙江500KV变压器、镇海等项目中为方复明提供过情报和帮助,佣金表上计划给付23万美元,已付10.5万美元。其不仅给方复明提供了大量密件,收取巨额美金,还和方复明私交甚好,是方复明在浙江等地承揽项目的核心人物;
赵湖宾,46岁,原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曾在北仑港项目中给方复明提供帮助,方复明计划给付18万美元,已付2万美元。2000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赵湖宾有期徒刑11年,赃款没收;
2001年2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连城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11万美元,赃款予以没收。
2001年3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守仁有期徒刑13年,赃款予以没收;
为了几十万美元,有的甚至是几万美元,如此之多、掌握着我国大型招投标项目决策权的专家、官员相继折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由此可见,方复明和永濑国男之流的触角伸得之深、之长;落马人群牵扯面之广,危害性之大令人触目惊心。(未完待续) ▲
★ 我 们 在 隐 蔽 战 线 上 面 临 的 敌 情 ( 四 )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2/153326.html
—-启动反台谍系统
海峡两岸尚未发生军事接触,一场并未宣战的高科技情报作战已悄悄拉开帷幕。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近来台湾当局加大向美购买武器的力度和台当局“以武拒统”意图日益明显,台军全方位加大了对解放军的电子侦察。台陆军已组建了“国防部电讯发展室”(电监中心),动用所属30余个地面电侦站、通信情报站监测距台湾300海里内大陆各种电子通讯情报。同时,台陆军还部署了”长白”远程预警雷达,并计划获得美国”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以进一步提高台陆军远程预警和电子侦察能力。而部署在金门岛的第10侦察营则是台陆军对我进行电子侦察和电子战的马前卒。我陆军部队的调动、集结、电台通讯等信息都是其搜集的重点。
台海军电子侦察系统由30余座雷达站构成,这些雷达站主要位于台湾岛西部,而在金门岛和东引岛等处台军部署了7支直属”海军总司令部”的战斗情报队和侦技小组。据台湾媒体日前报道,这些监听站里的设备最近24小时开机、全天候监测解放军海军的舰艇活动、无线电通讯、后勤补给周期甚至潜艇的出入港口等情况。台空军监听系统主要是“强网系统”,该系统由20余个固定式远程预警雷达、机动雷达、E-2T和C-130HE飞机组成。台空军地面电子侦察主要由设在澎湖马公、金门以及马祖等外岛的“监视分队”、“侦收台”和“测向台”等部队实施,侦察范围包含整个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大陆沿海250海里内所有的空中目标。据台军透露,在全面换装了先进的美制防空雷达后,”强网系统”对台岛空域和大陆沿海的侦搜范围扩大到463公里,可同时显示600余个目标,并引导150架飞机实施拦截作战。此外,负责空中侦察的E-2T飞机可有效侦测400海里内的目标。台空军官员表示,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大陆空军战机(尤其是新式战机)的起降、编队飞行、机场通讯、远程拉练等情况是台军关注的重中之重。
军事专家分析,台军近来对解放军展开如此高密度的电子侦察,除了监视解放军东山岛军演外,更多的图谋还是为可能发生的未来台海军事冲突做准备。台军分析说,2005年至2010年为台海冲突发生的高危阶段,近年来解放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电子战能力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利用一切机会多搜集、侦测解放军的相关情况已成为台军的当务之急。台湾媒体对此评论说,此举恰恰说明了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台军追随台当局搞“台独”,心里没底、发慌的一种心理。但无论怎样,台军的活动值得引起我军更多的关注和警惕。
针对近期台湾情报机构的猖狂活动,中国大陆已全面启动反台谍系统,加强侦破工作,力求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系数降低到最小。国家安全机构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加强了对一些敏感部门、敏感地区的监控台谍工作,同时,加强内部保密教育以堵塞漏洞。在福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的军事设施加强保卫工作,同时,对军事活动采取更加严密的保卫措施。
2003年8月30日 陈水扁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96枚导弹,并详细指出这些导弹的分布,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觉,大陆方面迅速采取措施,部署侦查行动。
2004年12月15日 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出动,拘捕台湾间谍,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逮捕的间谍最多,分别为8人和6人。
据《东森新闻报》6日报道:台湾军情局在南京布建情报网被大陆破获,消息来源透露,在此之前大陆方面还逮捕了其它地区情报网成员,军情局长期在大陆地区建立的情报网大半已遭歼灭,只是为保护当事人人身安全,台湾当局及家属对此都低调处理,不愿曝光。
消息来源指出,在南京被捕的前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并非首起案例,在此之前,许多与李运溥相同出身背景的军情局退伍军官,都曾被军情局征召前往大陆各地区布建情报网,不过,一到中国大陆即被相关单位跟监,一举一动都被中国全程掌握。
据指出,除了南京军区情报网,台方在大陆地区长期搭建的绵密情报网,也有多起被破获,各地多位关键核心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部分偏远边陲地区情报网人员,目前正在服刑。有迹象显示,大陆方面破获台方情报网,只是选择性曝光,还有多少情报人员身陷“牢狱”,备受关注。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大陆苦心建立的大型情报网一个一个被破获,台湾间谍之路越走越窄…(全文完)▲
★ 台媒:大陆拒与台军事对谈/偏向军事解决 ★
http://mil.jschina.com.cn/zjw/2006/7-13/95340.html
WWW.MILCHINA.COM/2006-7-13: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在美军太平洋司令法伦出面邀请下,两岸军方原本有机会打破僵局,在夏威夷首度对话,台湾对此态度积极并已表达参加意愿。但据了解,解放军方面却反应冷淡并排拒参与,因此这次两岸军方在国共内战后首度进行军事交流的契机已确定破局。
对于大陆的态度,台湾军方官员相当遗憾,并强调两岸迟迟无法进一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并非台湾善意不足,而是对岸一再回避,这次美方都已经出面邀请,连这种最低层级的军事学术交流,大陆都无意与台方对话和接触,更别谈更高层级的军事互信。
军方官员指出,从解放军只接受美军邀请观摩六月底在关岛的军事演习,却不参与两岸首度军事会谈来看,大陆只是希望藉中美军事交流的恢复,进一步吸收美军的军事专业,对于美方出面斡旋两岸的善意,则是兴趣缺缺,显示解放军对解决两岸问题的立场,是偏向战而非走向和。
据了解,尽管大陆抵制参加本月在美军太平洋总部“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举行的军事论坛,台方仍将依计画派遣战规司长等官员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