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刘安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无大于不知足。 －－傅玄
☆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王通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左丘明
☆众口，祸福之门。－－左丘明

今 日 看 点：2015-04-29▲◆★●■☆

解放军报警告“反华势力”黑手★★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26_china_army_corruption
云南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收100套房产100个停车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1503.html
国家卫计委掀起大医院反腐风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1503.html
中国高官的异类：刘志军与中国高铁★★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2154.html
财政部长楼继伟谈中国会不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7/4222569.html

中国政坛人事大洗牌：各大诸侯退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0307.html
邓小平打越南阻力重重 陈云一句话扭转乾坤★★★★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0671.html
解放军报警告“反华势力”黑手★★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4/150426_china_army_corruption

2015年 4月 26日：中国军队反腐中，又有三名高级将领被移送军事监察机关。

中国解放军《军网》周日公布了三名近期查处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

他们是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国桥、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占俊和北京军区联勤部原部长董明祥。

报道称，占国桥和占俊因涉嫌“严重违纪”，2014年12月军委纪委对其立案调查，2015年3月”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董明祥则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3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省军区此前，在第二批公布的14名被调查军级以上军官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

媒体称，从2013年年底开始，中央军委反腐巡视工作重点集中在干部选拔使用、工程建设、房地产租赁、物资采购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这也是导致今年以来军队反腐行动中，下马者近一半来自联勤部门和省军区。

《环球时报》引述一名军队退休干部称，军需、财务、营房、 土地、物资、油料、运输、卫生，有偿对外服务等等都在联勤、后勤部门，管钱管物管项目，客观上就是腐败高发领域。省军区属于二线部队，大都位于省会城市， 和地方经济部门、国企私企接触多，空余军用土地开发也是一大块肥肉，权力寻租机会也比较多。

在今年三批对外公开的落马军队高级干部名单中，联勤部门涉案人员共8人，涉及广州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以及兰州军区。目前只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联勤部门尚未有落马老虎。

截止目前，湖北省军区成为腐败高发地，三名官员涉案，另两名是，湖北省军区原司令员苑世军、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兰伟杰。

此前，在第二批公布的14名被调查军级以上军官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
军队反腐

中国军网在公布这三名高级将领被查处的同一天，刊发评论员“谢正平”的文章，承认“查处的问题触目惊心”，影响了军人的形象，但坚持认为：军队纠风反腐、自曝家丑，看似丢了“面子”，实则挣了“里子”；看似伤了“筋骨”，实则固了“元气”；看似跌落低谷， 实则迎来新生。

文章还指出，在中国强国强军的大棋局中，“纠风反腐是突破利益藩篱的破冰之举、激活战略全局的关键一招。”

不过，文章也以西亚、北非的政权更迭为例子，警告“反华势力”、“国际政治势力”在网上“抹黑”中国军队，蛊惑人心，“离间”军队和民众、离间军队上下级关系，以求乱中取胜，教训极为深刻。▲◆★●■☆

 

云南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收100套房产100个停车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1503.html

法制晚报 2015-04-26：原标题：云南医院院长收受100套房产100个停车位

【最高检通报云南王天朝受贿案：医院院长收受百套房产】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

通报实录

徐进辉：今年以来查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比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经查，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担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医院基础工程建设、医疗设备采购、医生岗位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又如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金洲社区原副主任苏伟良受贿窝案。经查，2009年间，苏伟良利用协助镇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经营管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谭伟康等5名支委委员，在国有土地拍卖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180余万元。▲◆★●■☆

 

国家卫计委掀起大医院反腐风暴★★★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1503.html

本报讯(记者李文姬实习生张莹) 近期，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15-2017年度)的通知》，将在今后三年内巡查共计41家医院，反腐倡廉建设被作为巡查工作重点，并通过设立举报箱等方式，让患者参与到巡查行动中，真实反映患者诉求，切实解决公立医院存在的诸多问题。

据了解，此次巡查是以医院自查、现场巡查、反馈与整改等为主要巡查方式，巡查内容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医院管理、经济管理等方面，其中反腐倡廉是公众最为关注的内容，也是此次巡查的工作重点。

记者从卫计委获悉，卫计委将按年度开展巡查工作，从今年至2017年三年内，每年将分别巡查12所、15所、14所大型医院，每所医院巡查天数原则上不少于5天。接受巡查的医院根据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自查方案和实施细则。

据央广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刘勇处长表示，此次巡查是针对大型医院的第二轮例行巡查。在巡查工作中，相关人员将会通过设立举报箱、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让患者参与到巡查行动中来，真实反映患者的诉求，切实解决目前公立医院存在的多种问题。

刘勇介绍说，包括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的情况、药品和耗时耗财的回扣问题，还包括医院采购过程中违法违纪的行为;与医生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收红包、拿回扣等情况。另外，在医疗管理方面，例如医生是否按照医疗规程为病人合理诊断、合理诊疗、合理用药，防止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等问题也会涉及。▲◆★●■☆

 

中国高官的异类：刘志军与中国高铁★★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2154.html

2012-05-28 (旧文ZT)

尽管国内对于高铁大跃进颇有微词，但如果没有刘志军，中国高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成，中国铁路永远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铁路升级投资太大，而且技术上长期在磁悬浮与高铁技术之间游移不定，甚至这两种技术国产化还达不到投入运营的成熟度，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一直徘徊不前。中央政府2008年对高铁建设1万多亿元的支持不过是在危机之中处于拉动经济复苏的目的，而不是自始至终将高铁作为一项国家严肃的事业。

高铁本来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刘志军通过聪明的谈判手段，从各国高铁厂商手中以最低廉的价格买下成熟的技术专利并消化吸收，并绕过中央政府自筹资金开始建造高铁，从而完成了中国高铁跨越式发展。这是需要何等的魄力和高超的手腕。而且他必定也要为此承担一切风险，包括技术与安全、资金投入可持续性等风险，他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个人前途作为了赌注。

是铁道部在中国现有行政体系中的独特属性为刘志军提供了可能，与其他部委只能行使管理职能不同，铁道部是中国最后一个计划经济体系，政企不分，甚至公检法一应俱全。这种“独立王国”为他独断专行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他在内部不受约束，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中央政府作出决策。这种体制缺陷提供了增加效率的可能，也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这是刘志军如此宏大的“高铁梦”得以实现的前提。

在落后的铁路领域，需要刘志军这样披荆斩棘的人物，因为这个体系的管理制度、技术与设备都停留在遥远的过去。如果仍然由一个庸官主导，铁道部可能仍继续在中央政府改革名单上遗漏，这也是不正常的。

刘志军一定有将高铁作为自己政绩或遗产的冲动。但与地方短期性的投资相比，高铁更是一个国家的长期事业。这是他与地方官员不同的地方，不仅视之为个人政绩，还是一项改革事业。刘几乎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这可以从他夜以继日的现场办公与监督，在超速试车时敢坐在驾驶室置个人安全于不顾可以看出来，何况高铁成败也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铁路内部称之为“刘疯子”并不为过。

由于中国缺乏对于一把手监督和制衡的制度，所以，刘志军的独断专行并不属于“个性”，但他为干一番事业敢于冒险才是这个时代难得的精神。尽管他可能在这个过程有贪腐的行为，但他的目标仍然是以成熟的技术尽快实现高铁的跨越式发展。从制度上看，改革者永远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往往以个人意志突破制度约束，并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而且，中国的改革事业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与改革成果相比，永远会众说纷纭，只有成为历史才有可能被公允地评价。

刘志军显然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异类，他是一个能吏，这个不受监督的制度给了他施展雄心的机会，也以贪腐埋葬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目前承受着转型压力，各种利益纠葛阻挡了改革的推进。这让中国的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这是需要改革英雄的时代，突破制度的束缚，顺应时代潮流，像20年前邓小平南巡那样的一声春雷。正是缺少有魄力的人物，而在现有制度平台无法达成改革共识，这让中国陷入了危险。刘志军和这个体制都有他们的缺点，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敢为人先的精神。▲◆★●■☆

 

财政部长楼继伟谈中国会不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7/4222569.html

综合新闻 2015-04-27：中共财政部长楼继伟上周五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论坛上演讲时，悲观地预言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外界发现，针对中国会不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话题，楼继伟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前的看法大相迳庭。

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出席清华大学的一个论坛时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他认为，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楼继伟的这番言论发表后，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关注。

对此，香港《明报》4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称，楼继伟的看法，似乎与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大异其趣。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谘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上表示，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而2015年的2月9日，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预言，中国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国到底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呢？4月27日，21世纪网报导，中共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一般分为四步：增长减速、经济停滞、社会问题、体制固化。

在中国，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了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因为这与低储蓄率和放缓的劳动参与率相关。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无疑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提前到来。

楼继伟从1980年代末在上海市任体改办副主任起就追随前中共总理朱鎔基，是朱的爱将，其敢言作风亦与朱相似。他年底将届正部级退休65岁之龄。之前有消息称，楼颇受中共高层赏识，且他任财长尚不满一届，因此，中共当局正设法让他升职，以便留任。楼继伟的大胆放言，《明报》认为，到底是退休前的无忌，还是确定升职前的无惧，值得观察。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

 

中国政坛人事大洗牌：各大诸侯退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0307.html

多维 2015-04-26：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日重，即将于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料将以此为重头戏。除此之外，人事方面的谋划安排亦难以避免。这也是为将在2015年10月左右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预热。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批地方诸侯和中央大员将满五年任期，而且逼近65岁这一省部级官员年龄“红线”，如果不再更进一步，有可能在此次全会中退休。其中包括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等多人。

事实上，现在地方党委书记中的12人出生于1952年以前，占到总数的三成以上。而在中央层面，政治局常委中的大部分，马凯、刘延东、周小川，新提拔的军方四总部“一把手”等中央大员，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也将达到或超过65岁高龄。按照“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将退休。因此，2015年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将会是中共高层两个大洗牌的时间节点。政坛洗牌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新陈代谢，一是反腐、突发政治事件等“异常”原因。虽则后者曾占到相当的份额，但与即将到来的新陈代谢“大换血”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人事调整如棋局般谋略在先 五中人事“洗牌”

近日，原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转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安保被传将接替。加上不久前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小洪进京，“军工少帅”马兴瑞补缺深圳市委书记，意味着中共人事调整仍在持续进行。这些应当还属正常的人事调动。而已经导致约百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的反腐行动所造就的大批空缺，至今还未填补完整。在2015年将要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这些职务或许将会陆续配置就位。不过，五中全会的重点并不仅仅在此。

自改革开放以来，除第十三届外，五中全会均是五年一度，具体时间点大概是在每年的10月前后。而且，近三届都是在10月召开。不出意外的话，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于2015年国庆节过后举行。按照近年来形成的政治传统，五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未来五年规划。这时新执政团队已经夯实执政根基，而恰在此时作出五年规划应当十分契合政治时机。

不过，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一代有所改变。概因十八大后政治形势发展太快，未来发展规划早已通过三中、四中大体绘就。虽然五年规划未必免俗，但料将不会偏离三中、四中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其他方面新的部署，最有看点的内容或许就要属省部级官员的大规模洗牌。前文提到，政坛洗牌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新陈代谢，一是反腐、突发政治事件等“异常”原因。而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两种源由都代表了数目庞大的官员群体。

中纪委自十八大后已经撂倒百余位省部级以上高官，未来半年内这一数字势将继续增长。这些落马官员所腾出的空位已经在之前的几次全会中有过调整。例如，2014年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同时撤销了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和万庆良五人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职务。而在四中后被正式调查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西山会”中的陈川平、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朱明国、兰州军区原副政委范长秘、山东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江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等诸位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其中的大部分料将在本次五中全会上被踢出中央委员会。而候补中央委员们则将依序递补之。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递补的三位中央委员里，就有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另有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和河南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五中全会的递补人选，或许将有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晓凯、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和吉林省政法委书记金振吉等人。这三者依序排名在马建堂等三人之后。

诸侯换阵 或将十去其三

这些因反腐而出现的一批人事变动虽则相较以往规模颇显突兀，若是与即将展开的地方诸侯和中央大员们的集体性换届相比，明显是小巫见大巫。在五中全会和十九大中，将会有三分之一以上地方“一把手”因年龄因素挪位。其中一部分在五中前后就会被调整，而且从五中的人事调整中也能推知十九大更大幅度洗牌的一些蛛丝马迹。

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三人在五中退休的可能性较大。王珉就任于2009年，罗志军和张宝顺均就任于2010年，在2015年五中时他们的任期均将达到甚至超过五年。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2011年时成为地方一把手，也不排除五中换位的可能。

对于这些地方诸侯来讲，此时的换位很有可能意味着仕途的终结。因为他们均出生于1952年以前，在2017年十九大时均将触及或突破65岁“红线”。除非跻身政治局常委，因“七上八下”（即政治局常委所遵循的67岁以下可以进入，68岁以下应当退出）可以暂缓两年，可以延续升势。但此种可能性过低，因为上位者将仅局限于极少数。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即出生于1951年或1952年的罗志军、王三运、罗保铭三人五中时未满65岁，在去职地方“一把手”之后可以转任他职。政府、人大、政协、中共党内组织部门、中央领导小组等等领域皆是可能去向。

除这六路诸侯外，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六位地方一把手均是在2012年或2013年就位，与十八大中上位的习近平一代领导人处于同一批次。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理应在十九大时候被调整。然而，考虑到十八大后中国官场人事调整的力度和范围，在五中时被提前换位也难称“意外”。在这六人中，郭金龙出生于1947年，郭庚茂出生于1950年，确属高龄。而夏宝龙与赵正永却被外界普遍看好，仕途反而有望继续高升。

中枢渐变 众星即将退位

相对于地方官场，中央大员们的职务调动更为整齐一致，基本遵循五年一届的节奏。身处中央的官员们在五中出现大面积变动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会议，五中仍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坛整备换血的节点。需要指出的是，在五中的人事调整中，年龄和任期的考量居于次要地位，更被执政者看重的是其能力和经验。

中央多位关键岗位的操刀者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将。例如，出生于1948年的周小川在中共十八大时已经接近65岁，虽然未能继续连任中央委员，但是依然担任了央行行长之职。而在此前，周小川已经执掌央行10年之久。与周小川类似的还有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生于1946年）和刘延东（1945年）、外交部长杨洁篪（1950年）、教育部长袁贵仁（1950年），军队方面则有海军司令吴胜利（1945年）。

总体而言，这些担当要职者虽然年龄过长，但在十八大后被续任则可视为得到新领导团队的认可，理应在五年任期结束时的十九大自然退休。另一方面，如周小川、吴胜利等确实年龄过大，即使能力过人经验丰富，在过于繁重的施政之下，难免精力有所不济。因此，上述六位大员的去留动向是本届五中的看点之一。

周小川、马凯等次于顶层的政治人物尚能打破“七上八下”继续发挥余热，身在顶层之中的人物则已无继续上升的可能。他们也将严格遵守任期和年龄规则的约束。外界普遍认为，现今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五人都将因年龄问题在十九大卸任。

除此之外，国家副主席李源潮（1950年）、中办主任栗战书（1950年）、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1947年）和许其亮（1950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947年）、空军司令马晓天（1949年）、新任统战部长孙春兰（1950年）、总政主任张阳（1950年）、总参部长房峰辉（1951年）、总装部长张又侠（1950年）、总后部长赵克石（1947年）、国防部长常万全（1949年）、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1947年）、发改委主任徐绍史（1951年）等人，不出意外的话，任期都将延续至十九大。届时，其中的大部分将因越过65岁红线而退休，也有可能其中部分人士再升一级。例如，已经为中共反腐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被视为难以或缺的人物，亦获得普遍认同，或有可能打破“七上八下”的旧制，连任一届。

事实上，不论是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行将退休的郭金龙、罗志军等地方诸侯，还是马凯、周小川等接近权力中枢的中央大员，皆是位高权重之人，次于中共权力顶层领导集体。这些临近退休的政坛人物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练、选拔和考验，资历、能力、经验、威望均达峰值。对于中共而言，他们皆是其党内翘楚，也是中共备受依赖的脊梁和砥柱。再加上其中的很多人正是习近平所青睐和依靠之人，而唯年龄论早已引发不满，其中一些人继续得到重用的可能性很高。十九大时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局，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会提前透露怎样的信息，且待继续观察。▲◆★●■☆

 

邓小平打越南阻力重重 陈云一句话扭转乾坤★★★★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6/4220671.html

书摘 2015-04-26：邓小平决策攻打越南，很多军方高层和文职官员都怀疑是否明智，叶剑英和粟裕等将帅都反对。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有可能把苏联的庞大军力拖入冲突。

邓小平征求其他元老对苏联可能干涉的看法。陈云仔细评估后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中越战争的机会极少。本文选自《邓小平时代》，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夏天，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使中国官员担心越南军队可能利用便于调动摩托化部队的旱季进攻柬埔寨。越南在1977年7月已经占领了老挝，而12月就将进入旱季。

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为遏阻苏联的扩张，必须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如果中国对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不作出强硬反应，苏联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为它们可以扩张到泰国和马六甲海峡。如果越南打算入侵柬埔寨，苏联很可能会送去更多的人员和军事装备帮助它进行侵略。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

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在1978年夏天已经认识到越南威胁的严重性，他请求邓小平派“志愿军”帮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泽东当年对抗南韩和美国对北韩的入侵一样。尽管波尔布特对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强烈谴责，邓小平还是准备与他合作。邓小平认为，波尔布特是唯一能够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领导人。

然而邓小平并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认为这会让中国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事而难以自拔，乃至对这个地区的事态失去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场“速决战”，就像1962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取得的成功那样。他想迅速而短暂地攻入越南，向越南和苏联证明继续扩张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国很多高层的军方和文职官员都怀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觉得，中国刚开始搞现代化，把建设现代工业亟需的稀缺资源挪作他用并不明智；有人担心中国军队尚未作好适当准备；还有人从原则上反对进攻一个共产党友邦；有人认为军事攻击将导致越南长期敌视中国。

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有可能把苏联的庞大军力拖入冲突。邓小平本人则相信，苏联当时处在与美国谈判“战略武器限制条约II”（SALT II）的最后阶段，不太愿意因卷入亚洲的陆地战争而使谈判破裂。但是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邓小平征求了其它老干部对苏联可能干涉的看法。陈云作了仔细评估后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陈云的结论是，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

听了陈云的评估后，邓小平宣布作战时间不会长于1962年攻打印度（33天）。只打地面战，不动用空军。邓小平知道当时越南飞行员在训练上强于中国，况且中国也没有接近越南的机场。再者，避免空战可减少苏联介入的机会。邓小平仍然很担心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他从靠近中苏北部边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约30万中国平民，并命令情报人员密切监视苏军在边境地区的一举一动。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它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作好作战准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除了1978年在边境在线与越南有1,100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国军队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从未打过仗；而越南军队却跟法国、南越和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他们还拥有苏制现代装备，而且苏联在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后一直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作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它人对打越南的顾虑。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导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知道美国因为与日本和南韩是盟国而向它们无偿提供技术，所以他要向美国表明中国打越南就是要与苏联划清界线，不存在与苏联人修好的可能。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邓小平到底如何权衡这些不同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邓小平对越南的野心很恼火，他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深感担忧。

广州和昆明两大军区与总参谋部研究了增加边境驻军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1978年9月的中央军委会议之后，他们才开始制定对越作战计划。在这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首先由总参的情报部门通报了中越边境军事摩擦增加的情况，两个相邻的军区——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得到命令集结兵力为打越南作准备。从11月23日开始，空军、海军、总参作战部和情报部的高级将领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后，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军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联可能的军事反应。

11月，11个大军区中有10个军区的军队开始向靠近越南的边境集结，这些军队多数来自广州和昆明军区。中越边境长达1,300公里，大约一半位于云南境内，由昆明军区管辖。另一半在广西，由广州军区管辖。中国军队被部署在整个边境在线，就像国共内战和南北韩战争时一样，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美国方面估计参战军队至少45万，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后勤支持的人，越南的估计则是60万人。

12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和昆明军区在1979年1月10日前作好进攻越南的准备，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12月11日开始部署部队。不久后的12月21日，许世友在临近越南的广西南宁设立了总指挥部，在那裹和他的部下制定了具体的进攻计划。

同时，中央军委预计越南即将入侵柬埔寨，因而在12月20日召集了一个座谈会，由军队领导人细致评估了越南的动向，并审查了进攻计划。不出所料，12月25日越南的12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并在12天后占领了金边。

除了为进攻越南作准备外，邓小平还作了外交努力。他分别于1978年11月和1979年1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报了进攻越南的计划。1979年2月初访美回国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进攻越南的打算告诉了日本人，劝说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财政或其它援助。他在东京时还会见了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邓小平知道他能影响美国国会的观点，便把已经对日本和卡特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越南和苏联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

在筹划进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邓小平忙于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承担头号领导人的责任作准备，但是他仍抽时间领导着与对越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工作。战事一开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军事指挥之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立泰后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相关各省支持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在整个战事期间，邓小平一直提供全面的领导——有人说他对中国军队的调动熟悉到排级。

就像中国的许多司令员一样，邓小平想打一场歼灭战。当年打淮海战役时，军队的目标是把国民党军歼灭在长江以北；同样，邓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歼灭越南军队的主力部队，这次决定性战役可以使越南威胁中国的能力拖后许多年。越南的军官曾跟中国人密切合作抗击美国，对这种战略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将主力部队从中越边境撤到河内附近，而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则按兵不动，让熟悉当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队和民兵与中国人周旋。

中国军队选在越南进入旱季、中苏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冰开始融化之后进攻越南，此时苏联军队无法从北部利用冰面越境进攻中国。2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进攻决定，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他的柬埔寨盟友西哈努克亲王。2月16日，距发动进攻只有17小时前，由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向中央高层干部通报了作战计划。由于华国锋难以摆脱参与作战准备过程的干系，因此即便发生严重问题，他也无法批评邓小平。

2月17日黎明，大约20万中国军队从分散在整个边境的26个地点同时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中国就在边境不同地点发动袭击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国要用优势兵力集中夺取俯瞰五个越南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头，他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攻下这些地方。

邓小平的这次入侵行动发生在一个战略时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刚成功地出访美国，并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邓小平的出访使苏联担心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情报，假如苏联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支持中国。布列兹尼夫甚至给卡特打电话，想让美国保证不会暗中帮助中国。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证后，布列兹尼夫疑心犹在。

中国军队一攻入越南后就发现，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们预料。中国军官因准备不足而陷入慌乱。入侵的中国军队都被安排了具体任务，然而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前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只好派一部分军人回到中国搞物资供应。中国军队用炮兵支持部队推进，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抵抗。然而与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不同，那时共产党军队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越战中的越南当地民众却在为越南军队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

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五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三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五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这次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

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邓小平曾保证，战斗不会长于1962年33天的中印战争。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始于3月6日，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距离入侵时间不过29天。

在入侵越南之后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辩解说，这是对1978年越南人在边境多次袭击作出的回应。驻扎在边境地区并要对付越南人袭击的军官以及他们的上级，都不难理解“反击战”的必要。还有些中国官员也像邓小平一样，为越南不顾中方警告对华人进行迫害和驱赶感到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国高级军事将领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

邓小平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在评估了这场战争后认为，事实上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越南人给了中国一个教训。正如军事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除了缺少现代武器外，还有很多弱点。中国军队从11月到次年2月匆忙开战，意味着它没有作好充分准备。中方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准确的情报。具体说来，两大军区的指挥部在越南作战时缺乏相互协调，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行动；它们分别给下级单位下达任务，却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级单位在做什么。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员抱怨说，应当允许他们一直打到金边，夺取全面胜利。军队的很多将领，包括叶帅和粟裕在内，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民众也有自己的怀疑：北京民主墙上的一些大字报指出了中国军队的糟糕表现，有些人甚至批评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

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外国客人，邓小平都说中国完成了它所宣布的攻占五个省会城市的军事目标，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整体战略目的，即向苏联和越南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张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事实上，苏联九个月后对阿富汗的入侵确实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即使中国没有进攻越南，此后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危险也会变得很低。

中国军队的官员试图掩盖战争成本，但1979年的国防经费支出是223亿元，大大高于1978和1980年；与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负担使这场战争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计，仅战争的物资装备成本一项就高达55亿元。外交人员关心的则是另一种成本：这次进攻使中国难以站在一个有原则的立场上批评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国内批评对越战争失败的意见未见公开，而中国和越南在1990年代恢复关系时一致同意不再提过去的冲突。官方的三卷本《邓小平军事文集》收录了他从1978年到1979年的26篇讲话，其中只偶尔提及中国的对越战争，但没有一篇讲话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对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过怀疑。但战争之后，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他指示解放军认真分析战争中暴露的弱点。中国军队终于开始正视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过的很多问题：战争前后情报质量低下，各单位之间通讯不畅，装备质量差，军队领导没有能力提供全面协调。

战争之后，邓小平指示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驻扎大量军队，对越南人进行骚扰。正如邓小平对到访的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绰号“铲车”）所说，他要杀一杀越南人的气焰，继续教训一下他们膨胀的野心。此后几年里，至少有14支师级部队被选派轮流驻守于中越边境附近老山的中国一侧。越南则在它的北部边境驻扎了80万军队以防中国进攻。越南人口大约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后十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中越边境上不断的小型冲突来训练自己的军队，冲突的规模偶尔能达到动用一个师的兵力。在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曾被轮流派往边境参与小型冲突。有军事分析家指出，与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地面部队打仗，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极好的训练。大量中国军队的驻守也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

越南对较弱小的东南亚国家的威胁，加强了后者与中国合作对抗这种威胁的愿望。越南的侵略行为也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了东盟组织的合作。当越南在1984年夺取柬埔寨一条通往泰国的要道而威胁到泰国的安全时，中国发动了自197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边境攻击，迫使越南人撤退。邓小平在1979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增强了其它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它们。

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有利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他在1984年尽力护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在邓小平看来，到1980年代初时，包围中国的威胁已经被消除。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和中越边境不断的军事摩擦让它不堪重负。早在1979年8月邓小平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他对蒙代尔说：“越南现在的处境还不算太难，不会接受政治解决。或许，越南人的麻烦多到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接受了。”他对蒙代尔说，越南背着沉重的双重负担，它要占领柬埔寨，又要在中越边境维持一支60万到100万的大军，越南人迟早会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请求。

邓小平的话是有远见的：1988年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了一半军队，第二年又撤出了其余的军队。越南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邓小平退休时越南已不再威胁东南亚各国，而是开始谋求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1980年代初，正是由于越南对这个地区的威胁才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东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越南自己也开始努力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在1995年被接纳为东盟的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