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8、生活篇：生活本身也就是艺术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珍惜你应该珍惜的东西，不要因为得之容易而轻视它。－－柯云路
☆人们往往不珍惜得到的，而遗憾失去的。殊不知在不断遗憾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失去了。－－陈祖芬
☆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们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使它的消逝。－－郭沫若
☆纯洁高尚的东西引起人们更热烈的追求，往往是在它们被丢弃之后。－－孙立杰
☆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梁启超
今 日 看 点：2015-02-19▲◆★●■☆
普京明确表示不会让乌东部民兵失败★★★★★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219/673514.shtml
央视春晚已是经演变为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18/4041756.html
女儿正月初二回家过年 算不算“陋俗”★★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026452.html?touping
“女儿不能回家过年”陋俗可以休矣★★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5025637.html?touping
郑永年谈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818698.html
中央领导看望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
http://news.stnn.cc/china/2015/0217/182457.shtml
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7928/201502/22740.html
普京明确表示不会让乌东部民兵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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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9 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董磊
核心提示：欧盟坚决反对战争在欧洲扩张，而且非常担心，所以正竭力尽可能快地找到政治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
参考消息网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2月10日发表题为《俄罗斯必须忘记雅尔塔，面对明斯克的现实》的文章，作者为政治分析家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全文编译如下：
10日，全世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明斯克的消息。在明斯克，“诺曼底模式四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将努力达成另一个协议，即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实现停火的“明斯克协议2.0版”。美国不会参加，但德国总理默克尔9日已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弄清楚了奥巴马的立场。
美国与欧盟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尽管公开场合他们都否认内部团结出现裂痕。
欧盟坚决反对战争在欧洲扩张，而且非常担心，所以正竭力尽可能快地找到政治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因此，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公开反对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他们担心那会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并导致更多的乌克兰军人和平民伤亡。
默克尔说，她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之后，明白了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自封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遭受军事失败。欧洲主张与莫斯科展开外交对话，并继续使用制裁措施作为非军事的有效手段以及作为影响莫斯科的唯一可接受的途径。
奥巴马依然保持谨慎态度，迄今为止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提供武器。然而，他目前面临着来自国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国会决心增加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和开始大规模向乌克兰政府运送武器，以此对俄罗斯政府作出更强有力的应对。
包括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内的一些两党参议员批评默克尔和奥巴马的立场，并提议立即向乌克兰军队运送西方武器。鉴于莫斯科、乌克兰、欧盟、乌克兰分离主义者以及美国政府内部提出的方案大相径庭，很难想象出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莫斯科以怀旧的心情纪念雅尔塔会议70周年。1945年2月，盟军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会晤。为此，克里米亚今年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官员们甚至在里瓦几亚宫附近的一座公园里竖立起一座铜像以纪念“三巨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
此举立即招致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在1944年5月，斯大林把他们（183155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全部驱逐出境，赶到了中亚。不过，仍有许多俄罗斯人怀念往昔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最近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表讲话时，曾提到决定战后欧洲划分及其战后边界的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40周年之事。
关于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莫斯科现在强调大国对世界的划分及其势力范围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美国及盟国则反驳说，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雅尔塔会议的意义已不复存在。
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最重要方面不是把欧洲划分成由东方和和西方分别控制的势力范围，而是强调从苏联势力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欧洲国家的边界不可侵犯。
慕尼黑会议的与会国指出，这两件事牛马风不相及。回到雅尔塔时代和冷战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特别是现在不可能再像70年前那样无视人民的意愿。
2014年11月，在失去了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爆发冲突的背景下，51%的乌克兰人赞成加入北约，只有25%的人反对。另外，57%的人愿意加入欧盟，而只有16%的人愿意加入俄罗斯的关税同盟。
摩尔多瓦的民调结果比乌克兰更加分化。2014年11月，51%的摩尔多瓦人赞成融入欧洲，49%反对。大多数摩尔多瓦人意欲本国保持中立地位。
根据不同的调查，在全体格鲁吉亚人中，63%到80%之间的人希望本国加入北约，超过70%的人支持加入欧盟。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都不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联合国大会就一个有关2014年3月克里米亚举行公投的议案表决时，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乌克兰都投票反对俄罗斯。
雅尔塔会议现在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真诚希望的那样，就算证明有可能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停火并按照自封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模式建立一个亲莫斯科的飞地，俄罗斯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个个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
莫斯科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些国家身上，特别是因为它自己国内无力实现现代化，给潜在的伙伴们提供的东西也少之又少。（编译/宋彩萍）▲◆★●■☆
央视春晚已是经演变为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2/18/4041756.html
—-春晚里的政治信号
大公网 2015-02-18：央视春晚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砺，已经演变为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大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春晚作为整体而言描绘的家国天下观
最近的一个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为一个国家项目。其实，春晚从1983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操办的。只不过那时候有国家的名头但尚无表征国家的形态。现在当然不同了，春晚从里到外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品牌。
众所周知，家国天下观是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家庭、国家与天下虽在不同层面，但本质上却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春晚这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文化传媒现象在这套政治观念中扮演了极 其重要的角色。传统的春节更多的以家庭、村社为单位，大家各自进行各种传统的习俗活动度过春节。也因为如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和国族概念或形象出现在 每个人的头脑中，人们的国家和国族想象是高度分散的。
但春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首先，春晚占据了春节这一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时间段，这决定了它的节目内容所借此想要表达的既会 是传统民俗的，更会充满国家与民族意志。试想，还有什么时间点比在春节讲述这些更为适宜呢？也许在奥运会、在国庆阅兵上也会有这种国家叙事，但这些场合非 常难得。而春节年年都有，这个继承传统至今自然而然形成的时间点便成为凝聚全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想象的绝佳时刻。其次，春晚诞生的1980年代也正逢电视这一大众媒体逐渐普及中国之时。于是一个作为媒介，一个作为讯息，二者合拍，让春晚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全国。
因为电视媒体直播的同步性、共时性和内容呈现的一致性，每个人、每个家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区看到的都是同样的表达、同样的内容。虽然每个人从中 解读出的东西会不同，但这不要紧，因为春晚通过电视传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效用。家家户户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春晚所要 表达的国家叙事结构中，无论接受与否，它都已经作为一个既成事实被释放了出来，大众观看春晚的过程也是不断廓清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认识的过程。
再进一步，春晚上时不时出现的海外华人华侨发贺电和拜年视频，更营造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氛围：虽然春节以东八区北京时间为准，但在春晚的设 计之下，不同时区下不同时间造成的不统一在此消失了。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登上春晚，更给人一种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和谐气氛。于是，全球华人甚至全世界人民在 一个时间共同辞旧迎新，这种“天下”的概念和感受不知不觉中也被塑造出来。
国家事件、国家形象 以及国家”幻象”
春晚既然是描绘中国人家国天下观的，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合适的、印象深刻的政治意象来诠释。这其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国家事件，这在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地在春晚舞台上被表达。90年代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大事无疑是1997年香港回 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1997年的春晚上，在临近零点之前的几十分钟内，连续有五个节目都与香港有关。首先是侯耀文、石富宽相声的《京九演义》，以 1996年京九铁路的建成为背景来展开，接着由香港女歌星彭羚演唱《天使》，然后是现场专题报道《三趟快车奔香江》，把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请来现场，然后又 是一首群星联唱《公元一九九七》，最后以赵忠祥倪萍的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来迎接1997农历新年。这几个节目用同一线索串联起来，以不同形式来展现社 会各界对香港回归的期待。到了1999年，那首《七子之歌·澳门》也被小女孩容韵琳唱到了当年春晚。也是从1997年开始，伴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和媒体传播力的提升，国家大事件越来越多的出现，被报道的幅度越来越大，于是春晚就成为国家大事件扎堆展示的不二平台，例如申奥成功，国足打入世界 杯，青藏铁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神舟飞天，国庆六十周年等等。表现形式遍及歌舞、相声小品、诗朗诵、现场报道、主题活动等等。
细化到当事人，这便是国家事件中的具体形象。这些国家的代表亮相春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规定动作。1997、2001、2005、2009四届春晚都有上一年在奥运会中夺牌的体育健儿献身春晚，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2009年蔡振华率领了60多位奥运健儿在春晚上集体大拜年。而从神舟五号杨利伟开始，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后凯旋的航天员们也无一不在春晚舞台行军礼。当然，每年春晚舞台上还少不了神圣的解放军形象。
除了国家大事和国家形象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构建出一个政治意象来展现中国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政治观念。在春晚舞台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案例。一 次是1995年，在现场活动《看看我们的母亲河》中，当时的黄河“渡过”组委会送来一件装置，99个瓶子按照黄河“几字形”摆放在面板上，每个瓶子盛装黄 河所在流域的水样，于是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式，黄河水的全貌在春晚舞台这个空间中被构建出来，被公众“看见”了。显然，这些水样不等于黄河本身，但因为它 们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同时提取，这种仪式性的过程又让它们实际上代表着黄河。之后，现场又请来了黄河沿岸的9位各族送水人走上舞台，用家乡话来介绍自己，并 让居住在源头和入海口的朋友亲切握手。最后还把台湾几位大学生请上来，送给他们一壶黄河水。在这个现场活动中，地域、民族和政治差异统统被化解掉，华夏儿 女天下一家，中华民族的情感以这条虚拟的黄河为纽带被完整地构建出来。到了1998年春晚，这一形式更进一步，现场的纪实访谈请海峡两岸同胞共谈黄河水、 日月潭水、长江三峡水，最后，这三瓶水共同汇聚到了一个大缸里。
经过了1995年和1998年的经验，在2003年现场活动《国土汇聚》中，这种构建国家意象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与95年春晚一样，现场 汇集了内地31个省市区，以及港澳台采集的34箱泥土，在主持人深情并茂的介绍和诗朗诵中，这些泥土被现场34位礼仪小姐倒入了一个青铜鼎。一个大一统的 中华大地，就这样被捏合与构建出来。无论江河还是泥土，当它们零散各处时只是自然界的存在，但当它们汇聚到同一时空中时，它们便代表了这个国家，具有了至 高无上的神性。
春晚片头：易被忽视的政治表达窗口
除了在春晚舞台上诠释国家与政治，还有一个窗口，就是春晚片头。
许多人认为春晚片头不过是短短几十秒的一段进场动画，没什么可值得关注的。的确，在我们普遍的印象里，春晚的片头就是一段制作精良的3D动画， 用灯笼、年画、鞭炮、剪纸、生肖等传统年俗的形象来呈现，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复兴路上中央电视台大楼的造型，最后打出“某某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字样。
但有几个年份，春晚片头却花费高成本进行实景拍摄和剪辑。因为是实景，所以充满了现实感。在这其中，一种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被短促而密集地构建出来了。
2000年，因为适逢千禧年，春晚片头抓住时机打破过往常规，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实景拍摄和后期剪辑。片中，出现了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面硕大的印有以“2000”字样组成龙形的红旗。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动听的民族乐，这面红旗被飞机带到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区，带到港澳台，所到之处一边用镜头展示着各地的风景名胜、风土人情，一面在这面红旗上盖上各自省份简称字的印章。最后，这面盖满了印章的旗帜被带到春晚现场，就这样，一个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片头与晚会现场又有机结合了起来。
次年2001年，又逢21世纪第一个春节，因此延续了上一年的实景拍摄。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全国性地撒网，不再是象征性的展示，而是有代表性地 展现了具体的中国人在新年来临时的面貌。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人，有赶马车回乡的村民，有大城市里的家庭，有新生的婴儿，有福建土楼里的居民，有驻扎边疆和海 洋的士兵，有在火车上回家的旅客，有坚守在交易所大厅的工作人员，有新婚的夫妻，当然还有各个少数民族。这些具体的人共同组成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人的群 像，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笑容，每个人用手组成一个框，框里映射着发光的“2001”字样，这代表着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与2000年的宏 大叙事不同，2001年用这种片段式剪辑微观地展现了中国各行各业人们的时代精神。不过，虽然表面上是关乎个人与家庭，与国家无关。但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呈 现，背后仍凝聚着短片要暗示四个大字：盛世中国。
盛世下的盛装高歌：宋祖英VS彭丽媛
春晚，歌舞类节目一直占据着大头。2014年春晚因为语言类节目进一步缩水，歌舞类竟然占到了42个里的28个。有人戏称，春晚就是歌舞当中插 播相声小品杂技魔术。因为歌舞节目繁多，所以能连续上春晚独唱的人必定是德高望重之辈，是春晚这个国家级舞台要塑造的主流国家形象。而能在春晚上独唱超过 20届的，唯独二人：宋祖英与彭丽媛。
这两人，都是中国顶 级的民族歌唱家。我们知道，歌曲是表达情感最为浓烈最为直接的表演形式之一。这两位歌唱家在春晚上罕见的独唱经历，将主流话语和思想演绎为颇具美感的艺术 形式。她们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例如都是盛装出席，都拥有政治身份，所唱歌曲基本都是主旋律，当然也都深受大众的喜爱。但不同的是，她们所唱歌曲的内容各有 侧重，她们各自对歌曲的呈现方式略有不同。
先来看看宋祖英。她在1990年春晚以一首《小背篓》一夜走红，此后23年春晚零缺席。这首歌是以宋祖英自己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背 景，是一首地道的表达乡愁的民歌。初登春晚舞台的宋祖英尚未涉足政治气息浓厚的主旋律歌曲，这在之后多年都是如此。例如1995年的《辣妹子》，仍是一首 以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的民歌，广为传唱。
随着春晚经验的积累，宋祖英逐渐开始转型进入主流话语的演唱，标志性的歌曲便是1998年的《好日子》。从歌词来看，这首歌放在春节唱非常应 景，而结尾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升华了这首歌的主题，即每个老百姓处在中国的盛世和平时 代，日子过的有滋有味。而新世纪以来，宋祖英完全成为了国家主流思想的叙事人，与想要达到政治宣讲效果的春晚融为一体，这从曲名就能窥知一二：《越来越 好》《风景这边独好》《美丽的心情》《五福临门》《和谐乐章》等。宋祖英的歌政治意象常常不直接出场，往往是从一个微观或中观的角度切入，但这不妨碍它们 都是主旋律，因为支撑词曲背后的意象均是党和国家。
再来看彭丽媛。从1986年到2007年，除1990和1994年，彭丽媛上了20届春晚。与宋祖英不同的是，1986年彭丽媛初登春晚舞台就 唱了《我的祖国》，之后历届春晚，彭丽媛的大部分歌曲均直接与主流意象对接，例如《我们是黄河泰山》《在中国大地上》《我属于中国》《江山颂》《世纪风 雨》《江山》等等。2004年的歌曲《江山》，是一首明确歌颂党的群众路线的歌曲。“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 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彭丽媛在演唱的同时，背后的大屏幕播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像资料。这首《江山》 在2004年春晚演唱后，又在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群众游行时，作为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和继往开来方阵的出场旋律，赞颂科学发展观。因而，这首歌也被 认为是既《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后，又一首歌颂党中央的代表曲目。
而到了2007年，彭丽媛在演唱又一首歌颂党和国家的歌曲《报答》时，背后大屏幕再次播放中共历届领导人到各地视察的影像，而且这次不但时间更长，还加上了除胡锦涛之外的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这应该是至今春晚现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最多的一次了。
宋祖英和彭丽媛，她们都是民族歌唱家，不过前者唱法偏流行，后者偏美声。前者偏欢快，后者偏庄重。她们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春晚舞台上高歌咏叹、以歌言政的奇观。两人在春晚同台高歌多达16届，而2014年春晚是两人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同时缺席。 ▲◆★●■☆
女儿正月初二回家过年 算不算“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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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8：女儿初二回家过年算不算“陋俗”
在我国的传统风俗中，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家过年。也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到娘家过除夕和初一这两天，必须等到正月初二，女儿才能和女婿一起来给岳父岳母拜年。
有位网友把这种风俗视为“陋俗”撰文加以鞭挞，遭到众多网友吐槽。原因是这种习俗无论按传统思维，还是按现实的理由，都可以从积极的方面解释。
对于这一习俗的由来，说法不一。一说：这个时间的限定是因为在这个时段，每家都要把已经去世的，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祖先请到家中，当已经出嫁的女儿同时出现在家中的时候，回家来过年的各位祖先就会感到不安。即便是需要在家过年的出门子的姑太太，也是理解的。她们一般会在自己的屋里睡上一整天，以免出门后被堂屋的祖先看到，所以，也不是不能回的。
二说：传统社会的封建君主，大多数是以仁孝治天下，当时是男权社会，女人讲三从四德，既然嫁人了，就得一心一意服侍夫家，生活日程安排，要以夫家为主。嫁出去的女人过年时要操持家务，张罗过年的繁杂事务，除夕和初一这两天，最为繁忙，要回家也只能安排在初二。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例如，说嫁出去的女儿回家过年，会把娘家吃穷；说嫁出去的女儿有自己的家了，应该在自己的家里过年；说女儿回娘家过年不吉利，因为女儿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如果夫妻恩爱，婚姻美满，女儿应该在夫家与丈夫和和美美地共渡除夕。如果女儿回家过年，就意味着女儿的家庭出现了变故，要么是丈夫殆亡，要么是婚姻破裂，无依无靠了才回娘家。所以，女儿回家过年被民间视为不吉利。
怕女儿过年会把娘家吃穷的说法显然不成立，如果怕吃穷，初二回家就不会吃穷吗？为规避回家的先祖的说法无疑是一种传统观念的演绎。这一风俗的本义应是娘家为女儿及婆家着想。更合理的解释应是女儿的父母亲更理解人，更为女儿的长远幸福想，把天伦之乐优先于对方家庭的老人。这样的传统习俗中不无“老吾老、幼吾幼”的推己及人思想内涵。
事实上，这种风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已不复存在，只是在少数地区还有所保留。包括嫁出去的女儿除夕和初一这两天不能回家过年在内的一些习俗，一些老传统、老讲究已经支离破碎了。风俗，原本就是凭借内心信念才能坚守的社会规范。当全社会多数人不再坚守，这种风俗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
至于现在的小两口为去谁家过年而闹离婚，其实与传统习俗无关。在婆家过年，还是回娘家过年，有时纠结的是时间安排问题，更多的是需要小两口互谅互让、理解体贴对方及对方的父母。这样才能避免类似家庭矛盾。
由此看来，女儿初二回家过年的传统习俗，既无须坚守，也不必将其视为“陋俗”而加以革除。 （刘崇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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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不能回家过年”陋俗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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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传统风俗中，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家过年。也就是说，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到娘家过除夕和初一这两天，必须等到正月初二，女儿才能和女婿一起来给岳父岳母拜年。这种风俗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南方很多地区已不复存在，而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却还继续保留着。
那么，为什么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家过年呢？究其原因，民间有三种种说法：一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家过年，会把娘家吃穷，二是嫁出去的女儿自己有了家了，应该在自己的家里过年，第三种说法是，女儿回娘家过年不吉利，因为女儿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如果夫妻恩爱，婚姻美满，女儿应该在夫家与丈夫和和美美地共渡除夕。如果女儿回家过年，就意味着女儿的家庭出现了变故，要么是丈夫殆亡，要么是婚姻破裂，无依无靠了才回娘家。所以，女儿回家过年被民间视为不吉利。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人婚姻观念改变，还有中国人口导致的独生子女的大量产生，女儿不能回家过年也就成了陋俗了。而且社会上还出现了小夫妻是去岳父岳母家过年还是在公公婆婆过年的争论。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女儿不能回家过年”陋俗观念了，他们考虑的是对亲人的关爱。从现实角度出发，今天的独生子女的家庭，如果女儿嫁出去之后，年事已高的父母，就会有一种孤独感和失落感，过年时必然盼望女儿回家团聚，这种心情岂能是春节陋俗可以替代的？
当然，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两边的父母都希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过年，但是，如果说到孤独，娘家父母要比公公婆婆这边孤独得多，毕竟娘家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嫁出去了，属于支出，孤独和失落不言而喻，而婆家则是娶进来一个媳妇，家里增加了人口，有了进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一来，一边是孤独的娘家父母，一边是儿子儿媳陪伴的公共婆婆，这一比较，谁最孤独便一目了然。因此，如果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下，还有人说女儿不能回家过年，他（她）一定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董。（作者：吴若愚）▲◆★●■☆
中共高层会议上将粮食安全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习近平最近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将粮食安全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港媒分析，此举折射出大陆粮食危机比外界想像的更严重，已成为中共一大软肋与社会动乱之源，可致中共一击就溃。
香港《太阳报》2月17日发表署名冯海闻的评论文章称，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将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比能源安全更优先，折射出粮食问题比外界想像的更严重。
中国是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历来是头等大事。但在中共体制下，大量耕地被占用，地下水被滥采，水污染触目惊心，神州大地变成残山剩水，严重破坏粮食生产的基础。导致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大国逐步沦落为粮食进口大国，主粮的进口量逐年增长；单单大豆一年的进口量就超过九千多万吨。
文章称，假如其他国家发生灾荒无法向中国出口粮食，13亿人的吃饭问题恐怕就成为巨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国际粮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中共领导人胆颤心惊，也让中共当局在外交方面极为被动。
文章还称，中国国家特质极其脆弱，随时可能被他国抓住软肋，一击就溃。
2月1日，中共中央2015年“一号文件”对外发布，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问题。原来中国的主粮只有3种：水稻、小麦和玉米。今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将土豆列入第四大主粮。有大陆学者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的粮食储备“肯定出现问题了。只是中央不明说，将问题捂住”。
中国要建国安会的消息，不但证实了《明镜月刊》早在半年前的独家报导，而且也变成了各大媒体解读这个新国家机构的主要根据。
当时，北京政治观察家和分析人士就对《明镜月刊》指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是什么新鲜举措”，早在十多年前也就是江泽民下台前，他就提出过要组建国家安全会，最后未获成功，才组建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江泽民下台前曾计划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规模甚至要超过美国，权力更大。江的目的就是延续自己的权力，组建一个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的系统。只是这样一来，这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就实在太大了，它把包括中央部委、军队、外交和国安系统等都合并在一起。由于这举措太大，再加上江泽民下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不了了之。”瞭解内情的北京政治观察家介绍说。
《明镜月刊》指出，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时就已经见识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江泽民很欣赏美国的这个机构，在眼看要退位交权之际，更希望“照着葫芦画瓢”，在中国创立一个类似的正式机构，作为自己在交出中共总书记之后，除了中央军委之外的又一个控驭权力的渠道。▲◆★●■☆
郑永年谈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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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8：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运动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 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运动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和如何建立少腐败甚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反腐败运动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之后也是如何预防腐败。总 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运动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运动的同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
反腐败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 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法制”则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 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如同任何一次运动式的反腐败，这次反腐败运动开始以来，各地也产生了一些 不按法律来办的案子，办案人员经常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法。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法治是改革的基础，任何改革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实际上，反 腐败更是必须依据法律。在法治建设方面，四中全会已经有了一个规划，很多方面还很具体，但就落实来说，仍是早期阶段。反腐败运动可以结合四中全会的精神，把反腐败运动紧密地和法 制、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避免成为窝里斗
第二，反腐败如果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不能转化为制度建设，就有可能触发和演变为无限制的党内政治斗争。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 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参与，或者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官方称为“斗争”），反腐败很难进行下去。实际上，在反腐败还没有取得 决定性胜利之前，腐败势力也有可能反扑。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收敛，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腐仍然需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不过，反腐败运动以来，已经在地方政府层面逐渐形成一个风气，那就是组织内部的官员互相揭发，互相举报。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法很有效，发动群众来反腐败。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 ，使用这种方法要特别小心。在一些地方，互相举报甚至报复犹如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在很多组织里面，本来大家因为各种利益纠纷，互相之间就存在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反腐败运动 一来，就给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的机会，往往是往日“受压”的一方，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击另一方，“腐败”也成为最好的攻击手段。当然，这里也不应当否认“被举报”一方所存在的腐败 问题。
这种方式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现在再次得到强化。尽管这种方法在政治上说很有用，但和法制和法治发生严重的冲突。过度使用此方法，会使得建立起来的法制无效，而法治更是建设 不起来。反腐败必须防止无限的政治化，腐败案件必须查，但必须建立在法制和法治的基础之上。在法制和法治基础上的反腐败，既可以彰显法律的权威，更可以防止执政党政治内部的对立 化。在方法论上，一定的妥协是必须的。这里所说的妥协不是对腐败案件的妥协，而是在人事安排上的妥协。一旦互相揭发，人事问题的路线就重要起来，即反腐败的为一方，而腐败的为另 一方。这样，就会用特定的人事来论路线，用特定的人来划线。政治“站队”的做法会造成无穷的党内政治斗争，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反腐败方面，仍然需要团结更广泛的干部；否则 如果造成了无限的政治化，就会演变成内部政治的严重对立。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法不当，整个党政官僚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抵制的方法。今天，执政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 高层大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这和反腐败的方法有一定的相关性。反腐败有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在清除反腐败者方面，鉴于大面 积的腐败，要把所有的腐败者清理掉，有很大的难度，但腐败者不能再担任重要工作岗位。这就要设计一套政策，类似香港当年的“大赦”政策，对一般腐败案件，在一个时间段之前的不再 清查，这样就可以避免反腐败方面的民粹主义，稳定政治局势。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给清廉的新人予录用和提拔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对查处 腐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显然做得不够。这使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 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 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
因此，反腐败的前段和后段同样重要。反腐败的前段就是预防腐败。预防腐败这个概念早已经提出，但并没有做得很有效。在这方面，人们关切的只是狭义的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而没有在 广义的制度环境层面来考量问题。在很多方面，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机制本身并没有多少关联，而是和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有关，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很多腐败尤其是国有企业领 域的腐败，往往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相关，要预防腐败就必须通过改革经济制度（如反垄断）的改革来实现。再如，社会政策的确立。中国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政 策等等，还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往往是“双轨制”，即官员一轨，社会一轨，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后者则仍然处于非常低的层次。
各种配套制度建设
又如，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现在中共培养干部成本巨大，要培养一个干部往往需要数十年，但一旦进入重要岗位没有多久，就变得极其腐败。并且，一些干部在腐败之前也很能干。这表明 中共的干部选拔过程有很多问题，“带病上岗”往往是内部提拔而社会监督缺失的结果。腐败的政治意识方面也有问题。中国尽管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历史上有多少“大夫”最终死 于刑场上呢？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流传这种想法，形成党内的金钱政治呢？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尽管今天执政党也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但法治建设的本质，即“皇帝 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仍然没有推行开来。所举的这些制度建设，都是在反腐败前所应当确立和践行的，它们都有助于预防腐败。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方面也是中国社会呼声最高的。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司法制度的改革。去年四中 全会通过的改革议程，包括建设巡回法院、跨区域法院和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些不仅可以减少甚至阻止司法地方主义，控制政治过多地干预司法，而且也可以澄清社会正义。在这些制度 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例如确立基于暴力之上的“维稳体制”）。现在 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不过，反腐败制度本身如何建设，仍然是重要的问题。中国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大 、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这次反腐败以来，呈现权力集中的趋势，即中央层面 和省部级的反腐败由中纪委来负责。这个趋势不可避免，符合国际经验，也已经显示其高效率来。不过，从制度建设的情况看，重点仍然在新制度的设置，而不是旧制度的整合和改造。有两 点是必须考量的。第一，光做加法不会有很大的成效，更有效的做法是在整合和改造老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制度。第二，在减少“内部多元主义”的同时，增加甚至强化“外部多 元主义”，设置行之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和公众来参与反腐败。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外部反腐败，就很难真正有效和实现可持续性。▲◆★●■☆
中央领导看望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
http://news.stnn.cc/china/2015/0217/182457.shtml
2015-02-17 央视
星岛环球网消息：央视报道，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和张劲夫、田纪云、迟浩田、姜春云、钱其琛、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仪、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王刚、王汉斌、张震、何勇、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7928/201502/22740.html
2015-02-16：作者：马伯庸
中国过年有一个民间传统，说正月不能剃头，正月剃头死舅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持着正月不剃头的习惯，就是怕我妈不乐意。后来我觉得好奇，为什么正月剃头要死舅舅？为啥死的是舅舅不是别人？于是动手去追根溯源，略做查询，答案让我啼笑皆非。
民国时的《掖县志》卷二《风俗》里有这么一段记载：““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 所以这事的起源很明白：满清入关，强行要求汉民剃发留辫。汉民心怀故国，于是在正月相约都不剃头，以示不忘旧君，称为思旧。因为谐音变化，思旧成了死舅，死舅又倒回去，反成了不剃头的一个理由。
由此可见，正月剃头这事，打头里起跟舅舅一点关系也没有，纯粹是民间附会谐音罢了。
类似的民间传统有很多。它们通过口耳相传，流传已久，大家从来不问为什么，就这么一代代默默地遵循着。可当你动了心思去刨根问底，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起源要么是个错误，要么是个误解，总之和你想的不一样。
打从去年年初开始，我身边的好多亲戚朋友同事就开始忙活备孕的事儿。我挺好奇，怎么你们都事先商量好的吗？他们的回答都出奇地一致：“想要孩子，得赶在马年生，再过一年到了羊年就不好了。” 我问他们怎么不好了？一半人说不上来，反正家里老人说羊年就是不吉利；另外一半人回答得比较详细，告诉我古人有云：“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羊年生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容易孤寡，一生命苦多舛。
这确实是个民间传统。我听过很多相亲故事，很多家长一听女方属羊，立刻就不干了，说命不好，不能娶，不是有句俗话么：“女子属羊，独守空房”。
我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女子属羊，才独守空房？为啥不是属蛇或者属鼠？他们就哑口无言，没一个能答得上来了。
类似的老话有很多，诸如“男人属羊貌堂堂,女人属羊守空房”、“男属羊,黄金堆屋梁,出门不用带口粮;女属羊,命根硬,克夫克爹又克娘。” 简而言之，说的都是一件事——女人属羊，命特别不好。不光命不好，还克夫。
但这个说法，特别经不起推敲。别说科学上不成立，就是封建迷信，也没这么迷信的。
中国命理占卜理论为例，人的命运得看年、月、日、时四柱，一柱两字，一共八字，这是初始参数，然后根据这个推命盘、看五行，相生相克、斗数四化，刑冲会合等等等等，复杂如同高数作业，经过一系列精密计算，才能略窥一个人的命格趋势。
羊年地支属未，八字里只占了一个字。只有八分之一的数据，却铁口直断一个人一辈子的运程，别说半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单独把羊年拿出来判断吉凶，根本不符合算命的运转原理。
清末袁树珊有一本集明清八字理论之大成的《命理探源》，里面说得很清楚：“未为阳，仰而秉礼，以羊配之，羊跪乳。” 无一字提及属羊是否不吉。
从传统文化来看呢？
羊在中华文化里，是一个很好的吉祥象征。羊与阳是谐音，三羊开泰就是三阳开泰，是句非常吉利的话。古代著名的几头瑞兽，比如麒麟，獬豸、夷羊等，都是以羊的形状为蓝本。古文字里的美、鲜、羡等好字，字源来自于羊的象形——甚至于“祥”字本身，就是以“羊”兼表声义。
《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美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这里的羊裘，代表着品德高洁之意；汉代的《汉元嘉刀铭》赫然写有：“宜侯之,大吉羊”，把羊当做一句诚挚的祝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更是对羊大加褒奖：“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故卿以为贽。” 把羊的形态总结出仁、义、礼三种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可见从根儿上说，羊是只吉利到不能再吉利的动物了。
这么美好的一只吉兽，怎么一到属相这里，就成了孤寡不祥的象征呢？
属羊命苦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在网上和媒体上看到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传统始自袁世凯。袁世凯属羊，生于1859年阴历八月十五。他称帝不得人心，老百姓们都痛恨无比，暗地里说八月羊挨刀杀，引申成羊年不吉，借此来诅咒袁世凯。
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1920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谈及绍兴风俗，说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属羊的女子，天生寡妇命，对男方不利。他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大哥鲁迅就曾被这个传统影响过。
鲁迅十六岁那年，母亲周瑞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周瑞娘家的侄女，叫琴姑。可换八字的时候，周瑞却反悔了，因为琴姑属羊，怕克了儿子。周瑞后来选了朱安当儿媳妇，她是1878年生，属虎，属相上没什么问题——不过后来的发展证明，她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守了四十多年活寡，一世孤苦。（原文我写成马年了，幸亏微信上的读者指正）
从鲁迅的遭遇来看，至少在清末的绍兴，就已经有了羊年不吉的民俗，尤其是择偶之时，属羊的女子倍受歧视。所以，袁世凯起源说不成立。
再往前推至1883年，光绪九年，岁在癸未，正是羊年。在这一年的年初，《申报》特意刊文，忧心忡忡地指出：“本年岁星在未，俗有生女属羊，卖尽田粮之諺，溺女之风今年必甚。” 老百姓在羊年生了女孩子，居然要溺死，可见这一迷信在民间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顺便说一句，这个风俗不止在中国，在日本都有。谷崎润一郎的名作《细雪》写于四十年代，里面曾经提及，关西大阪一带自古就有陋习，认为属羊的女子命途险恶，商人忌讳不娶，还有一句谚语叫做“未年女，莫进门”。这个风俗，显然是从中国流传去的，时间要更早。(感谢 @橘玄雅 和她的小伙伴们提供）
另外一个说法，认为“羊年不吉”起源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属羊；她的两个得力大臣曾国藩、李鸿章也都属羊，身边大太监李莲英也属羊。晚清时代腐朽没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革命党趁机开动宣传，说属羊的人会给国家带来灾祸，试图从命理迷信的角度来动摇清廷统治。
这个说法，也不确。
清代有一部小说叫《镜花缘》，作者李汝珍从1795年（嘉庆元年）动笔，写到1815年（嘉庆二十年），前后二十年时间。在这部书的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里，提到过一句俗语：“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
在同一时期，有一位苏州籍的大臣叫吴熊光，他在《伊江笔录》里谈及苏州民俗，也特意说了一句：“吾乡俗多拘忌，凡女命属羊者，往往艱于配合，以致捏改年岁。”
可见早在嘉庆年间，民间已经认为女子属羊为劣，不太容易找对象，不得不篡改生辰。可见这事跟慈禧、曾国藩、李鸿章真没多大关系……
其实这个民俗，在乾隆年间就已流传。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讲过一个故事。乾隆年间有一位拆字算命的名家叫范时行。有一次，有人写了个“義”字，范时行问他多大年纪，那人说了年份。范时行一算，说你完了，你属羊。義从羊从我，你这辈子就是属羊的命，注定终身孤只，不能有妻、子，其他前程什么的就更甭说了。
但这也不是最早的记录。
在与李汝珍同时代，有一位学者叫翟灏。他写了一本《通俗解》，对五千多个俗词进行了考证。比如“八字没一撇”何时出现，“洗尘”最早出自何书，“撞木钟”什么意思？总之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此书刊行之后，翟灏的朋友梁同书又补充了四百多条，汇成《直语补证》附在《通俗解》的后面。
梁同书在书里提及一句俗谚，叫做：“女子属羊守空房”。解释说女子忌讳属羊，因为会克夫寡居——但这一句俗谚，却是梁同书从明代江元禧的《耳目日书》里引用的。
日书是民间用来挑选时辰、吉凶、宜忌的参考书，可以说是集民俗之大成。可见“属羊不吉”这个民间传统，可以前推到明代。
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瓶梅》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李瓶儿暴病身亡，西门庆请了位姓徐的阴阳先生批书。徐先生告诉西门庆，说李瓶儿前世是滨州王家的一个男人，打死了一只怀胎的母羊，所以今世罚做女人，还要罚她属羊。虽然她命里能有贵夫，但是体弱多病，生儿子会夭折，主生气疾而死。
虽然《金瓶梅》是宋代背景，但里面的描写反映的都是明代生活细节。从这一回的描写可知，女子前世作了孽，今生要遭受的惩罚居然是让她属羊。可见在明人观念里，属羊已经不算什么好事。
咱们再往前找，在明前的历史记录里，这种提法就几乎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可以锁定，“属羊不吉”在明代才开始流传。
但这并没有解决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羊？为什么女子属羊如此不吉利？
陇东学院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刘瑞明老师，曾经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考证：《属羊的人为什么命苦》。追根溯源，直指另外一个命理专业——相术。
相术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也叫相人术，能通过人的相貌仪容来判断命运。《大戴礼记》记曰：“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 可见这门手艺源远流长。
唐初有一位相士，叫张憬藏。这个人的相术厉害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能和《推背图》的作者袁天罡旗鼓相当。有一次，张憬藏见到一名叫裴珪的官员。裴珪请出小妾赵氏，让他相一下。张憬藏实话实说：“夫人目修缓，法曰’豕视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 总之是不安分的命。后来赵氏果然红杏出墙，被捉了奸，一如应验。
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源流线索。
“豕视淫”指看人如猪，喜欢仰视，典出《战国策》。不过这与话题无关，不去深入考究。
咱们单说说“目有四白”。
“目有四白”，说的是人的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这个典故出自汉代王符的《潜夫论》。里面有一篇专讲相术，特意提到“巽，为人多白眼。相扬四白者，兵死。” 王符认为眼白多的人，会死于兵刃之争。
这种很不吉利的面相特点，被《潜夫论》称为“四白”，但并未特指女性。
到了张憬藏的时代，“目有四白”后面多了一句话：“五夫守宅” ——那就是五位姘头在宅里，何等淫乱！于是这种四白面相遂成为女子专属，用以专称淫妇。到了宋代，李昉在《太平广记》里明确提出了定义 ： “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
但在唐宋之间，除了这种正统解释之外，”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这个术语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人把这个理解为一个女人先后嫁了五任老公，那前四任发生了什么？自然是死了，结果“五夫守宅” 又开始有了克夫的涵义。比如在五代王朴的《太清神鉴》里，出现了这样的提法：“羊睛四白定孤孀。” 不光把“四白”和“孤孀”联系到一起，也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喻：四白之眼，就象是羊的眼睛。
从这时候开始，“四白”之眼同时具备了双重含义：淫乱；克夫，还多了一个称呼：“羊睛”。
金代的张行简有《人伦大统赋》一部，号称集前代研究之大成。《四库全书》一共只收了四部相术书，排名第一个就是它，在相术界的地位不问可知。
在《人伦大统赋》里，张行简进一步更详细地阐释了王朴的理论。他写了这么一句：“犬羊鹅鸭何足算，鸡鼠猴蛇奚可凭。” 这里的犬羊鹅鸭指代四种眼睛：犬眼荒淫，羊眼招祸，鹅鸭之眼不善终。所谓的“羊眼”，眼珠淡黑微黄，瞳孔散漫无神，四边眼白多，看人的时候低声下气，永远显得无精打采，象羊在看人——关于这个特征，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羊目四白”，主贫破。
于是在这部教科书里，“四白” 兼具了“淫乱”和“孤贫家破”两种涵义，还和羊明确联系到了一起。相术界的超级权威相书《麻衣神相》（此书托名北宋陈抟的老师所著，但大规模刊行要在元末），将张行简的理论全盘继承并作了总结：
“目如羊目，相刑骨肉；羊目四白，奸夫入宅。”
从此以后，女子与羊之间，成了一对不吉利的本体和喻体。
从明初开始，这个说法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专业领域，相士们继续秉承《人伦大统赋》、《麻衣神相》的理论，比如《人伦广鉴集说》里就说：“羊目流四白，刑妻及哭男”。
可与此同时，民间传着传着，却变了味道。从《金瓶梅》、《耳目日书》这类小说类、民俗类的著作可以看到，本来是“眼睛象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
为什么会发生概念迁移？原因很简单。中国民间传统最喜欢以物相类，强行比附。十二生肖里，属龙者必然贵不可言，属蛇者多心存险诈，属牛者稳重，属马者远行，属老虎的不能和属羊的结婚，避免羊入虎口——反正本命属相有什么特性，人就会具备了什么特点，典型的望兽生意。
既然四白的羊眼不吉利，那么属羊的人，一定也会继承这双不吉利的羊眼吧？概念迁移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么个荒唐的逻辑。所谓“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即从此时开始流传，绵延明、清两代，深深固化到了民俗观念中去。
这种比附非常荒唐，对此清代李汝珍已有驳斥：“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龙为四灵之一，自然莫贵于此，岂辰年所生，都是贵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
顺带一提，李汝珍本人就属羊。
可惜像李汝珍那样的明白人毕竟太少。没办法，古代民众文化程度太低，他们根本不懂逻辑，也不关心真伪，只要一个传说具备了惊悚要素、又有警示作用，且通俗易懂，他们就会乐此不疲地传播。其流转速度之快，和时下微信朋友圈差不多。
时间一长，误会成了谣言，谣言又成了习俗，一代一代坚持下去，很快便可称之为传统————比如正月剃头、比如属羊不吉。
到了晚清，发生了一件大事，给这个说法推波助澜，让它在民间影响更加根深蒂固。
晚清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太平天国运动，足足席卷了清廷的半壁江山，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太平天国何以闹起如此规模？有那精通命理数术的先生做事后诸葛亮，屈指一算，算出一个弥天大祸。
中华以十天干、十二地支为纪年，轮换循环，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中有两个相联的年份，特别不吉利——丙午、丁未。只要挨上这两年中的任何一年，必有大乱，叫做“丙午丁未之厄”。丙、丁、未皆五行属火，火色为红；未是羊年——所以这个劫数又叫做红羊劫。
有人统计过，刘邦驾崩、王莽篡位、五胡乱华、则天称帝、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等重大国难，都是在丙午年或丁未年发生的。
可是，太平天国爆发是在1851年，丁亥猪年，跟丙午、丁未没关系。没事，咱们可以附会。太平天国的两大首领是谁？洪秀全，杨秀清，洪杨洪杨，那不就是红羊嘛。
到底是谁最先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已不可考。我目前查到的，是一位同治年的兵部主事，叫陈作霖。他有一次路过南京，写了首诗感慨：金陵古大都，形胜天下甲，我朝设驻防，尙存封建法。哀哉咸丰初，惨值红羊劫，妇孺无子遗，白骨互枕压。
从他的诗作可知，太平天国是红羊劫的说法，在同时代已开始流传。
别看这个附会荒诞不经，可大家都当回事。清末唐才常成立自立会反清，提出的口号就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意思是我们要向太平天国学习，誓要扭转乾坤。
红羊劫里有个羊字，代指未年。老百姓们想起“属羊不吉”的老传统，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你看，羊年屡屡出大事，连长毛都闹这么大，这羊年还真是祸事连连。老祖宗说羊年出生不吉利，难道还有错了？
结果，在附会了红羊劫之后，“羊年不吉”这个说法流传愈加广泛，民众更加笃信不疑。那些关于慈禧、袁世凯等属羊的传闻，正是以红羊劫为基础才流传出去的。而鲁迅先生择偶的遭遇，自然也是这个迷信说法在民间开枝散叶的结果之一。
总结来说，汉代始有“四白”一说，然后在唐代成为女子淫乱的面相特征。唐宋之间，这一面相逐渐被比喻为羊目，并赋予了淫乱孤孀的涵义。演至元末，羊目女子坐实了克夫之命。从此这一说法在民间传来传去，逐渐与属相联系到一起，盛传于明清两代。至太平天国红羊劫的说法开始流布，民间更加认同羊年不吉这一荒唐说法，一直到了今天。
由此可见，所谓“羊年不宜生子”、“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腊月羊守空房”之类的说法，纯属民间附会。追其本源，不过是古代相术的讹传错谬罢了。
有些错误传统，本无所谓。正月不剃头，最多是让理发店营业额下降，害不到人；但“属羊不吉”这种错误观念的流传，从古至今不知贻误多少夫妻幸福，造成多少女子的悲剧人生。在旧社会，女子属羊，人生确实会非常不幸。社会认为她们有克夫之相，极力排斥，导致她们孤苦一生。然后这悲惨遭遇，反过来又成了羊女命不好的佐证。循环论证，让属相成了一个枷锁，牢牢地钳制住了她们的命运。
时至今日，科学昌明，若还有人笃信不疑，挖空心思避开羊年生子，或拒娶属羊女子，那可真是愚夫蠢妇，害人害己。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李汝珍的话：“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虽是清人之言，倒比许多今人要聪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