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境外”猎狐”解密:最后几天排队自首★★★★★

名人名言:7、婚姻家庭篇:爱情是花,婚姻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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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架琴,既能奏出和谐动人的音乐,也会奏出刺耳触心的噪声。--李伦新
☆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朱自清
☆每一个家庭都覆盖着一层隐密。--雷抒雁
☆所有的家庭都由琐碎构成。--陈村
☆家庭生活不像谈恋爱那样轻松、愉快、迷人,它是以沉重的步伐向前迈进的。--刘忠信

今 日 看 点:2015-01-19▲◆★●■☆

如果国际油价跌到20美元 世界将会变得怎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8/3960593.html
邓小平任内军队经商 张爱萍怒斥自毁长城★★★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8/3960644.html
朱德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老泪纵横★★★
http://bbs.wenxuecity.com/zhude/668218.html
病夫治国更换主治医生,政坛将要发生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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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顶压力冒险为习近平老爸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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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公司新注册地阿里百度都在 到底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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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境外”猎狐”解密:最后几天排队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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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油价跌到20美元 世界将会变得怎样?★★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8/3960593.html

BWCHINESE中文网 2015-01-18: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陷入连跌状态,跌幅近50%,国际油价重回5年前的水平。据 BWCHINESE中文网1月18日报道称,《大宗商品爆料》(BullishReviewofCommodityInsiders)出版人、撰稿人布里 斯(SteveBriese)之前大胆预计WTI油价将跌至35美元/桶,如今他也再次下调预期,认为将降至20美元/桶。那么,一旦国际油价真的跌到 20美元/桶,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

希拉里上位

低油价与女总统之间,看似很远,但其间的逻辑联系并不难推测。低油价的最终受益者是中产阶级人群,民主党的传统票仓就出自于此。

为什么原油20美元一桶后,希拉里-克林顿反而有机会了呢?

首先要找到真正的敏感人群。彻底的穷人与真正的富人对低油价都不敏感。中产阶级又工作,又交税,收支都紧张,他们才是对低油价最敏感的人群。

在低油价的选举环境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政策可能截然相反,比如燃油税。早在2008年,在与奥巴马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希拉里就已经支持暂停燃油税。

现在油价下跌,暂停燃油税已经不现实,但上调燃油税呢?对共和党,这可能是一个选择,毕竟已经稳操胜券的共和党也要考虑到上台后的财政悬崖。如此一来,希拉里肯定会重拾当初的选举承诺,这至少能讨好大多数中产阶级。

此外,在维持低油价政策方面,民主党与共和党政策也相反。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石油储备计划,而是倾向放开石油市场,同时开发其他替代能源。比如早期克里与布什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类似政策。奥巴马时期的页岩气也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很明显,民主党的政策更有利于低油价在未来的延续。这一点,希拉里不可能不抓住。总之,国际油价维持低价,民主党派就可能集中多数中产阶级的力量,对2016年大选的形势形成逆转,诞生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美国重回中东

有一点,可能美国自己也想不到,低油价时代,美国将更依赖中东,尤其是20美元一桶原油的世界,美国的“重返亚洲”可能被彻底抛弃。

原因很简单,油价越低,经济复苏越强劲。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就一直在强调制造业回归美国,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保证低油价。

OPEC名存实亡

在长期低油价世界,OPEC或将名存实亡。原因之一是定价权丧失,此后的国际油价将在中东石油、美国页岩气、加拿大油砂的交互中产生。原因之二是中东在油价时代,必须走多样化投资之路,石油权力将下降.

OPEC的影响力来自强有力的石油定价权。20美元/桶的国际油价,在过去,就是中东的“核武器”。在这个价位,作为全球开采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最大的产油国沙特等,仍会保持巨额盈利。

先降价,后涨价,这个“核武器”过去无往不利。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于当年12月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积陈原油价格提升两倍多。这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但同样的故事,今天的结尾却大不相同。低油价的输家几乎肯定“将是石油出口国”,尤其是严重依赖石油收入来平衡预算的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中东地区。

卢布大溃败

“转型”,这个为中东国家陌生的词汇,同样出现在了俄罗斯媒体和经济学家的面前。有分析认为,油价下跌和欧美经济制裁使俄罗斯经济承受重压,但危机也是改变的动力与契机,“俄罗斯若能从低油价中涅槃,将会踏上新的经济发展道路”。

长期而言,俄罗斯经济改革也是迫在眉睫。卸掉高油价的保护罩,俄罗斯经济改革才有可能轻装上阵。在油价高涨时,发展新产业看上去并不是很合算,但现在可看作是一个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

事实上,“转型”是需要的。就今年第三季度的情况看, 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增长乏力,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最慢增速”。当时,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诺夫预言:如油价继续下跌,俄罗斯经济在 明年将陷于停滞之中,如油价跌破60美元/桶,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

当20美元/桶的国际油价出现时,“负增长”这个词已不太适用于俄罗斯经济。“更贴切的表述是‘崩溃’。”一位中俄边贸商人如此猜想

中国当“白武士”

卢布大崩溃了,谁来救普京?

普京去年12月18日在记者会上也在对外展示自己的自信和对俄罗斯经济的自信。关于油价暴跌,普京直言,“俄罗斯经济拥有乐观的基础,可以适应低油价,油价跌到40美元也没关系。”

现在棘手的难题是:万一卢布在20美元/桶的国际油价下崩溃,且4,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抵挡不住外界的做空潮,谁又会搭救俄罗斯?

中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时,都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当前新兴经济体发展面临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这种时候,救俄罗斯就是救自己。

中企掀收购狂潮

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油价下跌同样是甜蜜的烦恼。“甜蜜”的是,油价下跌将使得中游板块的炼化成本降低,产品更具备竞争力;但“烦恼”的是,一旦20美元/桶的油价来临,上游板块开采和勘探的积极性会大为受挫。

这是一时的阵痛,殊不知,这同样是机会。低油价时,往往是中企海外行动,进行合作或并购之际。几乎可以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肯定会有中企收购的消息传出。”▲◆★●■☆

 

邓小平任内军队经商 张爱萍怒斥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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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2015-01-18:从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开始,到江泽民1998年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近二十年时间,中国军队进行经商,与地方争利,甚至参与走私护私活动,严重滋生腐败,直至今日这种流毒还没有完全根除。

2003年8月26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人民日报》撰文《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忆张爱萍同志》披露,当时提出军队经商,在军队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但赞成的呼声甚高。中共开国上将、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曾指出,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八旗军和民国时期新旧军阀打败仗,经商导致腐败是重要原因。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但亦无济于事。后来,参与经商的军队单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宽,弊端逐渐显现。

右起:张爱萍、徐向前、李先念、邓小平合影

张爱萍同志逝世后,我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与哀思之中。爱萍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的老首长。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和平时期,他历经磨难,卓有建树,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为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才华横溢,文武兼备,胆识超群;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他的高风亮节,堪称楷模。爱萍同志逝世后,负责殡葬的一位老师傅讲,爱萍同志的遗骨十分坚硬,真像经过千锤百炼。不知作为物质的人体与精神品格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但爱萍同志确有钢铁般的意志、松柏般的风骨和大海般的胸怀。

爱兵胜兄弟

我和爱萍同志初次相识是在50年前。当时他是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我是华东军区所属某团政治处副主任。

1953年7月的一天,上级通知我团,张爱萍参谋长要来视察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团领导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上级首长亲临视察、指导工作,必定会给我团的工作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使我们这个曾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的英雄团的建设更上一层楼;紧张的是,听说张参谋长以治军严格出名,我们的工作不知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由于我多次出席过上级召开的英模会,几位团领导认为我见过大首长、大世面,就问我应当怎样迎接首长的检查。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听说爱萍同志智勇双全,是我军的一员虎将,又擅长书法,还会写诗、照相,此外,对他的性格特点一无所知。随着爱萍同志的到来,大家的担心和顾虑就烟消云散了。

爱萍同志来到我团后,并没有先到团部,而是直接到班里看望战士。我和几位团领导赶到时,他正和战士们聊天,那个热乎劲,就好像是亲兄弟。他逐个询问班里的战士是哪里人?对部队生活是否习惯?连队的饭菜是否合口味?有一个战士是浙江人,说话口音不好懂。爱萍同志就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小战士遇见大首长,心情格外紧张,恰巧钢笔又不出水,越发着急起来。越着急,手抖得越厉害,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到纸上。爱萍同志一看,原来是笔尖堵塞了。他让战士打来一脸盆水,亲自动手把钢笔清洗干净,再蘸上墨水写字。这一招还真灵,钢笔下水了,那个战士的手也不抖了。看着爱萍同志和蔼可亲的笑容,大家顿时没有了拘束感和距离感。

在爱萍同志与战士们亲切交谈时,我仔细端详着他:宽宽的额头,白皙的皮肤,威严中带着慈祥,刚毅中透着平和。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照相机,跑前跑后为战士们照相,看不出是大首长。

初识爱萍同志,他那与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兄长风范和儒将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危难识坚贞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多次听说爱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事例,心中肃然起敬。

“文革”开始不久,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爱萍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4月,“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成立。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给爱萍同志罗列了“十大罪状”,戴上了 “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三顶大帽子。爱萍同志被停职,遭受批斗、隔离审查以至关进监狱囚禁长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正气凛然,决不折腰,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3月,爱萍同志复出后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然而很快又遭到批判。

1977年3月,爱萍同志再次复职。这年10月,我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直接分管为老同志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曾专门听取了负责清理“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材料”工作组的汇报。工作组的同志是含着眼泪讲的,我是含着眼泪听的,整个汇报过程至今历历在目。

工作组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清理那些材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整理有73卷2108份材料,摞起来有近1米高。有些“黑材料”上明确注明“即呈报江青同志”或“请叶群同志转林副主席”。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爱萍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他的冤狱,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一手制造的。同时,这些材料也充分反映出爱萍同志光明磊落的崇高人品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傲骨。那些别有用心的诬告材料所列举的事例,根本不是什么罪行,反而是爱萍同志杰出的工作实绩和高尚品格的展现。

从工作组提供的材料中看到,爱萍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也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与那些趋炎附势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着云泥之别。如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是鲜见有人敢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的,爱萍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引用毛主席过去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反驳那些批彭的人。“文革”初期批判刘少奇时,爱萍同志则说,刘少奇对我们党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都读过,是深受教育的。反所谓 “二月逆流”批判陈毅、谭震林时,爱萍同志也是态度鲜明地赞成陈、谭的观点,对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深恶痛绝。他还对陈伯达出尔反尔、随风转舵的表现深感气愤,在一份刊登陈伯达讲话的简报上写道:“摇身一变,两样嘴脸,卑鄙!”爱萍同志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磊落人格和大无畏勇气,在那个特殊年代是极为少见的。

爱萍同志的夫人李又兰大姐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中,爱萍同志身陷囹圄。在四壁漆黑的斗室,他孤身一人,面壁而立,义愤填膺。原来就喜欢作诗的爱萍同志独自低吟,抒发情怀,并把诗句写在报纸的边角和写“交代”材料留下来的纸上,揉成团,藏在破棉袄中,借换洗衣服之机带出。

愤怒出诗人。我看到这些诗词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不惧高压,不畏权势:“奸佞当道,岂能屈膝。纵千斤压顶,奈何生就的硬骨,哪怕上阎王簿”,大有为了坚持真理,甘把牢底坐穿的硬骨头精神;他意志坚强,矢志向党:“少年意气盛,冒死从党行……暮年傲霜雪,壮志激雷霆”,“平生戎马不稍歇,难得一闲再操矛”,把人生遭遇当做是特殊磨砺,毫不动摇一生从党的初衷;他身处逆境,乐观豁达:“坦荡昭日月,正声逆狂澜”,“待到晴明日,重与论诗文”,准备出来后再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从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囚诗”中,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鉴史论兴军

爱萍同志为人谦和,谈吐儒雅,善与人同,易于共事。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对看准了的事,他敢于直抒己见,不怕得罪人,说起话来,开门见山,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就是其中一例。

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战争年代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的生产活动走的主要是办好农场与业余生产相结合的路子。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经费紧张成为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军队一些单位开始从事生产经营,介入经商活动。有的甚至提出,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路子。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军队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但赞成的呼声甚高。后来,介入生产经营的单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宽,弊端逐渐显现。

爱萍同志对此反应敏锐,早有预见,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特别是对部队人员参与做生意,败坏军队形象,尤为反感。记得我还在济南军区工作时,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我作完关于端正党风的发言后,爱萍同志有感而发,当场给我写了一首诗:“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休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表达了他对一些不良风气的忧虑。在此之前,他曾亲笔给原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要求严厉制止部队的经商活动。1987年,我到总参任职后,有一天,爱萍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要谈点意见。我与爱萍同志的交往比较多,这不仅因为他是华东军区的老首长,更主要的是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相同,能够心照不宣,直抒胸臆。所以,他一打电话让我去,我就知道他准有重要事情要说。

爱萍同志一见面就对我讲:军队经商,历史上有过惨痛教训。清朝的八旗军原来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但后来无论是面对英法联军,还是在甲午之战中面对日军,或是面对八国联军,他们都打了败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八旗军入关之后,不少将领参与经商,贪图享受,军队不练骑射,不务正业。民国时期的新旧军阀,也大多参与经商,每临战事,首先考虑的是保护一己私利,打败仗也就成为必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教训。军队的职能是打仗,搞经商必然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导致与民争利,影响军民关系。我们决不能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

事实证明,爱萍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富有远见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敏锐地洞察到军队经商的危害,多次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指示对此进行整顿,并于1998年果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一英明决策,对于保持我军的性质和本色,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具有深远意义。

气宇壮国威

爱萍同志是新中国第六任国防部长,我是第八任。我在任期内出访时,常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和军队首脑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我提及爱萍同志。有的让我转达问候,有的让我代交礼品,还有的让我代向爱萍同志求字。这其中有对爱萍同志学识渊博的仰慕,有对他为人坦诚友善的赞誉,更多的则是对他在军事外交中纵横捭阖、秉持正义的发自内心的佩服。

爱萍同志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与美进行军事交往的第一人。他曾于1983年接待过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并于1984年回访美国。时隔12年后,1996年,我作为国防部长也访问了美国。访美前,我听取了军队外事部门对张爱萍部长与温伯格交往情况的介绍,阅看了有关资料,并登门请教了爱萍同志,获益颇多。

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当时美苏争霸,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有所求,但在谈判桌上,却处处表现出一股霸气,似乎中国离开美国就活不下去了。爱萍同志当即予以驳斥,对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道行径予以谴责,并对发展两军交往在巩固两国友好关系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对爱萍同志既讲原则又讲友好的言谈,温伯格甚为佩服。

1984年6月,爱萍同志应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美国进行回访。到美的第二天,两军高级将领举行会谈。谈判的主旋律是和谐的,但也夹杂着火药味。一位美国将军带着质问的口气问:50年代初,你们为什么出兵朝鲜?爱萍同志回敬了一句:那你们为什么跨过太平洋出兵朝鲜呢?对方傲慢地说:我们是联合国的部队。爱萍同志反驳道:联合国的部队是谁组织的?炮弹落到我们家门口了,还想让我们坐以待毙吗?你们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出兵是保家卫国。直说得对方哑口无言。随后,爱萍同志又对美方在台湾问题、核试验问题上的挑衅性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那次访问中还有过一次交锋。按照约定,双方讨论有关合作问题。但美方节外生枝,提出中国帮助别国制造核武器。本来在此之前,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表示没有这回事,并声明中国向来是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但这次谈判中,美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向中方发难,并出具一份材料,要爱萍同志签字认可。爱萍同志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出于友好目的来访的,贵方竟提出这样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毫无道理。说罢,将那份材料退了回去。对爱萍同志这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连美国有的新闻媒体也刊登文章表示赞赏,称“应该让白宫的政要们知道中国人的厉害”。作为访问的成果,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两军有关合作的协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军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协议。爱萍同志在这次访问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成为广泛传颂的一段佳话。

爱萍同志逝世后,我再一次认真阅读了他的诗集。见诗如见其人。“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这是爱萍同志诗作中的抒怀佳句,更是他个人品格的真实写照,也是启迪和激励后人的警世箴言。▲◆★●■☆

 

病夫治国更换主治医生,政坛将要发生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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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15-01-18:上世纪70年代,法国作家皮埃尔·阿考斯曾经写出一本名为《病夫治国》的人物传记,一时成为全球畅销书。现在,这种现象或许再现日本,有媒体称“安倍晋三首相突然更换了主治医生,政坛将要发生激震”。

安倍晋三曾在其第一任期不到一年的2007年9月12日,在会见记者时以“肚子痛”为理由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当时,媒体不明真相,以为“官二代”的安倍晋三是在“耍公子哥的脾气”。事后,人们才搞清楚,安倍晋三真的患了“溃疡性大肠炎”。

安倍再度当选首相后,有关安倍晋三身体状况的负面消息仍然不断地传出。安倍晋三没有像历任首相那样入住首相官邸。有消息说,原因之一是安倍晋三家中购置了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医用治疗仪器,如果安倍晋三搬入首相官邸,就不得不把这台治疗仪器搬过去,那样就“自我泄密”了。安倍晋三外出站台助选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是要先行出去确定路线,特别是要确定途中厕所的位置,“因为首相使用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

而据日本《日刊现代》17日报道,安倍还曾用政治资金购买“神水”。报道称,安倍所喝“神水”名为“神立水”,这种水添加了取自新潟县神立温泉地下1400米处的天然温泉水。据该公司网站广告称其“不仅可以防老化,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目前每瓶2升的6瓶套装价格为3120日元(约合人民币156元)。而他用来购买这种“神水”的费用来自政治团体 “晋和会”的“事务所费”。

最新出版的日本《邮政周刊》更是“爆料”,指出2014年12月众议院大选之前,是由庆应大学医学部教授、庆应大学医院消化器内科主治医生日比纪文领衔安倍晋三的医疗小组。大选结束以后,“御医”悄悄地更换,庆应大学医院肿疡中心的副教授高石官均出任安倍晋三医疗小组组长。该刊在报道中还指出,日比纪文教授在治疗溃疡性大肠炎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专家。而高石官均是一位治疗癌症的专家,在医院里面负责诊治癌症初期患者,现在,他突然取代了日比纪文成为领衔人物,显然具有特殊的意味。该刊认为,安倍晋三在神户制钢所做白领的时候就患有溃疡性大肠炎,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可能已经转成大肠癌了。

截至《邮政周刊》刊发这篇报道的时候,安倍事务所对他们提出的“更换主治医的原因是什么”和“安倍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有不安”等问题都没有回答。▲◆★●■☆

 

朱德与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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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黄柳 2015-01-16:朱德对老战友周恩来的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非同寻常的革命友谊。他是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朱德和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与工作,生死与共,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

1969 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 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 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1 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公开表示:“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 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 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周恩来公开对外宣布朱德是“红司令”,对朱德无疑是个保护。

周恩来总理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早在1972年就发现患了癌症,直至1974年6月,才在医护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周总理住院后,朱德非常关心他的病情,经常打问治疗情况,盼望总理早日康复。他多次要亲往医院探望,但又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心里总是惦念着,只要从秘书 那里得悉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就要秘书联系约定探望时间。而周总理也十分想念他的这位亲密战友,但考虑朱老总已年近九旬,仍在为国事操劳,已经够辛苦了,而且身体也有病,怕劳累过度影响老总健康;同时又考虑自己病情总不见好转,已显得相当消瘦,不愿老战友为自己过多地担忧。再者,由于江青等人阴谋干扰,两位 亲密战友盼望能有更多机会见面相互问候的愿望,长时间未能实现。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又想到朱德过几天就要去北戴河疗养,于是,便约请朱德到北京医院叙谈。这是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 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 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周总 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要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 服。”5时50分,朱老总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 “还好,咱们坐下来谈谈。”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 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两位老战友开始了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将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告诉他。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怕朱德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

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直 到晚上7点钟,朱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时,才惊悉周总理不幸辞世,顿时,两行悲痛的热泪扑簌簌从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来。当时,在客厅一起看电视新 闻的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霎时也恸哭失声。朱德从电视播音中,听到周总理临终遗言,请后人将骨灰撒在伟大祖国的大地和江河时,更是抑制不 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泪纵横,他揩着泪水,把女儿朱敏叫到身边坐下,悲痛地对朱敏说:“按照中国和许多外国人的传统习俗,人死后,遗体都要入棺安葬在地 下。后来人们思想解放进步了,人死后,遗体火化,这是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党中央也早作过决定,党的各级领导人要带头,死后遗体火化。总理为党、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时时严于律已,处处模范带头,事事高尚清廉,高风亮节,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聚精会神地默默聆听着。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 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 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这位九十高龄元帅的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 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 崇高的敬礼之中。从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叨念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 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闪着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胡耀邦顶压力冒险为习近平老爸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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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2015-01-18

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然后,胡耀邦十分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各种磨难深表同情,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

习仲勋,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西北地区从事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并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后,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亲密战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幸亏有刘志丹领导开创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才有了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1936年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1942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后,任绥德地委书记、绥(德)米(脂)警备区政治委员。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书记、第三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大西北地区党、政、军日常工作。1952年9月奉调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由于受到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事件”的牵连,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经过三年审查后,被贬到河南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十年内乱”中多次遭到批斗,被关押监护,九死一生。“十年内乱”后期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流放在洛阳的习仲勋看到了平反冤案的希望。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习仲勋通过这封信,表达了渴望“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心愿。这也说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习仲勋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盼望着拨乱反正的早日到来。此时,习仲勋身在洛阳,心向北京,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急切地盼望着十几年来的沉冤能够尽快洗雪。但是,由于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使拨乱反正步履维艰、徘徊不前。按照“两个凡是”, “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是毛泽东批准的。因此,“习仲勋反党集团”根本不可能翻案。

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希望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时,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更加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她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备尝艰辛。随后,齐心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当习仲勋夫人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习仲勋的冤案时,当即受到接见。胡耀邦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然后,胡耀邦十分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1962年蒙冤以后遭受到各种磨难深表同情,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还说,现在是充分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既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方面对习仲勋的革命历史作了充分肯定。叶剑英也表示,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齐心迅速把与叶剑英和胡耀邦的谈话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感到,平反自己冤案的时机来到了,长期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随后,胡耀邦雷厉风行,立即行动,指示中央组织部迅速查清了习仲勋的冤案。1978年2月,饱经沧桑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历史性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

1978年2月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到达河南省省会郑州,受到河南省一位省委书记及其他同志的热烈欢迎。习仲勋情不自禁地与这位省委书记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位省委书记当即安排:习仲勋白天在中州宾馆休息,晚上坐火车回北京。习仲勋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到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后,习仲勋游览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开始恢复生机的郑州市区、百货公司,来到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殉难烈士的二七纪念塔。他拾级而上,在塔顶上举目远眺,绿城郑州的景色尽收眼底。习仲勋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烈士,没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国啊!”当参观郑州市劳动公园时,习仲勋深情地说:这里是碧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将军为西北军阵亡将士修的,里面也掩埋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谈起“十年内乱”时期有一段时间被关在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一数到一万,然后再退着走,从一万数到一。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习仲勋准备为党为人民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令人感动。当天晚上,习仲勋登上北上列车,翌日抵达北京,被特邀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历经劫难,苦苦等待了十几年以后,他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

习仲勋与叶剑英是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老相识。对叶剑英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能力、超人的才能、深邃的智慧,非常敬佩。对叶剑英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生活的节俭朴实,一直十分仰慕。在此期间,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对同志的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在离开中国政治舞台16年以后,能够见到德高望重的叶剑英,习仲勋激动万分。

叶剑英对于安排饱经沧桑的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政务、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地处中国南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 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广东省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习仲勋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关于中央派自己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到广东赴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习仲勋,对其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期望,反复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时,谦逊地提出希望继续保留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以后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邓小平、叶剑英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深受鼓舞,决心不辱使命,做好广东工作。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说: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儿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随后,习仲勋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薛庆超 著 九州出版社)▲◆★●■☆

 

李嘉诚公司新注册地阿里百度都在 到底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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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2015-01-18:日前,亚洲富豪李嘉诚重组旗下两家集团,并把重组后的企业注册地点从香港迁移至开曼群岛,称此举只是为做生意方便。其实,开曼群岛早已成为中国企业一个重 要“落户地”。从地产界的碧桂园、世茂地产,到运动品牌李宁、安踏,再到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公司,都是开曼群岛的注册企业。 文字整理/新京报记者储信艳

谁在开曼群岛“落户”?

过去20年间,内地赴港上市的家族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50家之中,共有44家注册于开曼群岛。

2009年

1145家公司香港上市

388家开曼注册

2010年前8个月

44家企业香港上市

31家开曼注册

★基本“国情”

开曼群岛是英国在加勒比海西北部的一块海外属地,面积仅259平方公里,人口不到6万人。金融和旅游业是主要经济来源。

★著名离岸公司注册地

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并称为三大离岸注册地之一,岛上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这一部分。

★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

据介绍,李嘉诚之所以把重组后的新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是由于此次重组交易额巨大,涉及分派新公司的实物股票,根据香港有关法规,这对于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是不被允许的。

2010年开始,李嘉诚在海外进行大量投资,以欧洲为重点投资对象在基建、电讯、能源等各个板块全面开花,将公司迁册至开曼群岛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海外并购项目。

★年均4300家公司成立

有资料显示,目前平均每年有4300家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全球700多家银行均在该群岛设有分支机构,包括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的子公司,岛内的金融业、信托业总资产已超过2500亿美元。

政策宽松经营方便

上市“跳板”

如果企业需引入外资或海外上市,可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境外公司,对境内公司进行100%股权收购,然后将开曼公司提交香港或是美国上市来完成境内公司的海外融资。特别是对于互联网、教育以及传媒等在中国引进外资有限制的领域的行业,吸引力更大。

这种间接上市的好处:成本较低、上市程序透明、花费的时间较短、可以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

服务优势

世界知名的律所如迈普达律师事务所,在开曼设有专门的办公室,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业务组,专门帮助香港和内地公司制定离岸公司策略。

资金流动灵活

开曼群岛没有外汇管制,使企业在国际交易中的资金更加灵活。

审批流程宽松

开曼群岛在上市审批、年度申报等审批流程方面比较宽松。

注册政策宽松

年满18周岁,即可注册成立一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仅需5万美元,且无需验资。同时,公司不需在注册地进行实质性的业务,只收取少量年度管理费。

避税天堂名副其实

税种少

开曼群岛岛内税种只有进口税、工商登记税等简单税种。

开曼群岛1978年获得英国皇家法令,被永远豁免缴税义务,故而完全没有直接税收。

资料保密

在开曼群岛注册公司只需一位股东、一位董事,且股东董事可同为一人,股东资料绝对保密。

同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公司形式是豁免公司,意味着不用在当地交税,避税效果强。

避税路径

很多注册公司股东可能一次都没有去过开曼,拿到注册账号后,就利用在离岸管辖区的空壳公司,大量制造关联交易,再将企业利润转移到空壳公司。

例如,因为开曼群岛没有企业所得税,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把利润做到离岸公司,把亏损留给国内公司,避免了国内的增值税等。▲◆★●■☆

 

公安部境外”猎狐”解密:最后几天排队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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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1-18:“到东南亚国家追逃,最主要的就是发现线索;而到美加澳新等国追逃,则要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有时光一个引渡,需要的材料堆起来有一米高。

追逃行动组团队中有经济学博士、法律硕士,还有英国留学的海归。

“在异国他乡没有执法权,一旦冒失行动,不但会遇到阻碍,还可能触犯外事纪律,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

2015年1月8日,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孟庆丰向媒体披露,历时近半年的“猎狐2014”行动,共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此外,随着一大批在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的归案,若干多年未结案的“断头案”将出现转机,“狐狸”的背后是否还有“老虎”,也将水落石出。

这是中国第一次集中的海外追逃行动。2014年7月至12月底,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代号“猎狐 2014”。公安部共向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关发出协查请求,派出七十余个境外缉捕组,抓获的逃犯涉及69个国家和地区。

和在国内执法不同,中国警察在国外没有执法权,不能携带武器,语言不通、法律有别。在完全有别于国内的陌生环境中,他们如何将290名藏匿国外的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又是如何将390名在逃者劝回投案的呢?

没有执法权的境外追逃

“进赌场了?赌了没有?”

“进去了,也赌了。”

“赢了没有?”

“赢了,大获全胜。”

这段对话,发生在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与他手下警员武文之间。刘冬的另一个身份是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办公室(以下简称“猎狐办”)负责 人,武文则是“猎狐”行动小组成员。按公安机关有关规定,警察严禁参与赌博,违者予以辞退,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不过,刘冬不但没有处分坦言“进了赌场也 赌了”的武文,反而表扬了他。

为了抓捕一名潜逃到乌干达的犯罪嫌疑人,获得线索的武文,化装成赌客潜入当地赌场,并最终在乌干达警察的协助下,成功将其抓获。

“境外追逃,是以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的国家法律为规则的游戏,我们遵循人家的法律开展追逃工作。中国警察不能在国外执法,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中国警服。”公安部经侦局一名追逃警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武文进赌场追逃,正是遵循上述游戏规则。根据获得的线索,在逃者经常在乌干达一家赌场出没,但该赌场有持枪保镖。手无寸铁的武文和同事到达乌干达后,通过中国大使馆联系了当地警察。但因为无法确定在逃者何时在赌场,两名当地警察陪着武文蹲守数日后回家休息了。

乌干达警察一走,武文就在赌场发现了在逃者,可两名当地警察的手机无法接通。赌场内,持枪保镖来回巡视,没有执法权的武文和同事一旦动手,现场极可能遭受武装保镖的攻击。

“在异国他乡没有执法权,一旦冒失行动,不但会遇到阻碍,还可能触犯外事纪律,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公安部“猎狐办”一名工作人员总结说。

武文劝阻了几度试图出手的同事,两人眼睁睁看着在逃者离去。

经使馆协调,当地警察持枪陪同前往赌场。武文再次化装成赌客进入赌场,确认在逃者正在赌场内后,乌干达警察冲入将其抓获。为防止武装保镖追击,警察们事先偷偷将赌场门口保镖们的车胎放了气。

广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参与境外追逃的警员陈毅,多次到泰国缉捕在逃人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外国警察不会让没有执法权的中国警察冲在前面。

在最近破获的一起网络赌博和地下钱庄非法洗钱案中,陈毅和几名同事进入泰国境内追逃。7名追逃对象,在一个上百亩的农庄内居住和作案。

“抓捕现场,泰国警察担心会有枪战,要求我们滞后,在他们控制住现场后才能进去。”陈毅说。

“出境追逃,具体执行是各国的执法部门。我们会通过使馆或中国驻当地警务联络官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后,国际刑警成为中国警察联系各国执法部门的重要渠道。”刘冬介绍。

目前,中国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公安部部长助理孟庆丰介绍,猎狐行动得到了境外执法机构、中国驻外使领馆及警务联络官的支持。

一只猫的思乡之情

“在境外追逃,一个重要工作方式就是‘以我为主’,就是在境外虽然我们中国警察没有侦查权,但要主动引导所在国警察执行侦查、抓捕工作。”公安部“猎狐办”一名警员介绍。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境外追逃的基础在国内,“如果没有办法掌握逃到哪去,就没有头绪。我们追逃的案子,立案单位在基层公安,比如一个地方 的经侦支队,甚至是县区级的经侦大队,他们总有办法发现一些踪迹,比如嫌疑人会跟哪些人联系。我们基本确定方位之后,根据这些信息确定抓捕策略。”

广东追逃警员陈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有些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举家都在国外,与国内毫无往来,对这种人,就很难确认他们的具体方位,外国警察也无法协助抓捕。有些在逃者十分谨慎,即便与国内亲属往来,也很少透露自己方位。

不过,“猎狐”警员还是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对手。一个在逃人员偶尔跟国内亲友联系,陈毅和同事们只知道其所在国家,但不知道具体方位,追逃一度无从下手。

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喜爱养狗,有一天给家人传了一张自己养的宠物狗的照片。得到这张照片的警员通过照片里的背景,最后确认了大概方位。

陈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大概位置后,他和其他警员飞赴该国,找到了在逃对象的居住地,并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将其抓获。

公安部“猎狐办”吕铮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名在逃者藏匿在国外多年,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他偶尔给国内亲属发一些照片,但照片里很难判断出其所在位置。有一天,他拍了一张自己养的猫的照片发给某亲属,并给照片取了一个标题叫《一只猫的思乡之情》。

藏匿国外的在逃人员,普遍会有思乡之情。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很多逃到国外的犯罪嫌疑人,在国外境遇并不好,“很多在国内指点江山的人物, 比如有个银行的行长,跑出去后只能靠简单劳动挣钱,给工地拉拉线之类的。而且因为是被通缉的逃犯,生活在恐惧中,想回国又怕回国。”

在这张照片上,猫正蹲在窗台上俯视地面,而顺着它目光所呈现的路灯、井盖、斑马线,追逃警员突然联想起刚刚经过的某条街道的角落,最终成功定位了其居住所在并将其缉捕归案。

除了要确定在逃者的方位,中国警察大多数时候还要向国外警察提供用该国语言撰写的相关法律文书,以说服外国警察协助抓捕。

公安部“猎狐办”警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追逃时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主要采用非法移民遣返的方式,“就是这个逃犯违反了该国的移民法,抓到之后遣返。”

“到东南亚国家追逃,最主要的就是发现线索;而到美加澳新等国追逃,则要提供更为完整的证据链。”刘冬介绍,有时候,光一个引渡,需要的材料堆起来有一米高。为此,追逃行动组团队中有经济学博士、法律硕士,还有英国留学的海归。很多英语材料,是追逃警员自己完成的。

刘冬介绍,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多,逃犯容易隐藏,且一些国家对中国免签,较容易入境,因此逃犯较为集中,是境外追逃的重点地区。

公安部部长助理孟庆丰介绍,“猎狐办”先后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尼等国派出三十余批次工作组,抓获逃犯占缉捕总人数的34%。

“尊重各国的风俗和法律”

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向家述,最近的一次出国追逃,是带着武汉特色的纪念品走的。他带的是黄鹤楼形状的名片夹,专门送给帮助抓捕逃犯的国外执法人员的,“很受欢迎,国外警察很喜欢”。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一名处长曾出境追逃,“当时那个国家的警察完全不配合,最后处长空手回了”。

向家述亲身感受到了一种变化,过去国外警察经常不配合,如今对方一般都会很配合。

“外国警察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我们去找他们,自然也就容易得到他们的帮助。”广东追逃警员陈毅也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让境外追逃变得比过去容易了。

“尊重各国风俗和了解各国法律”,对追逃也很重要。“有些国家,赌博是重罪,如果在逃人员在该国赌博,很可能要被留在该国接受法律制裁,这样就会影响我们把人带回中国。”一名追逃警员介绍。

广东追逃警员陈毅曾在泰国抓过一次逃犯,“抓捕时,现场是个化肥厂,化学味道很浓,我担心有毒品。在这个国家,贩毒是重罪,一旦发现毒品,在逃人员要玩命抵抗,当地警察也不会轻易把人交给我们。”

所幸完成抓捕后,陈毅在现场没有发现毒品,当地警察顺利把在逃人员移交给了他。

与充满变数的境外缉捕相比,劝返自首风险小很多,且效果明显。2014年10月,公安部联合最高检、最高法、外交部发布的一则通告,引得潜逃国外者排队自首。通告表示,限期回国自首者,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刘冬介绍,到了通告截止期的最后几天,很多人打电话,几乎是“排队自首”,生怕赶不上时间。

湖北省云梦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关念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该局没有向国外派出一个警察,但从泰国劝回4名在逃人员,正是得益于上述通告。

“他们先派了一个人回来自首,试探通告里的承诺是否属实。第一个人回来投案时,没有到约定的武汉机场,而是飞到老家机场。后来她告诉我,是担心回来被抓后见不到亲属,所以做好心理准备见丈夫女儿最后一面。”关念军介绍。

最后,云梦县追逃办按法律规定允许其取保候审,其他观望的三名境外逃犯在最后期限前一周陆续回国投案。

山西有两名犯罪嫌疑人逃到南非,在当地买了别墅,结果遭到当地黑社会威胁勒索,司机被杀。两个人卖了别墅,又跑到东南亚,钱差不多花光了,国外待不下去。这次经过左思右想,最终回国自首。

“狐狸”背后是否有“老虎”

中国究竟有多少在逃人员逃往国外,一直是个谜。680人中有多少外逃贪官,也是舆论关注的一个重点。刘冬解释,此次境外追逃的主要对象是公安机关立案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如传销、合同诈骗、非法集资等。

公安部部长助理孟庆丰公布的另一个数据,也引起了关注:半年抓获的680名外逃者,是2013年全年抓获数的4.5倍。

“过去,犯罪嫌疑人逃出国后,我们就没办法了,案子就停在那里了。”中部省份一名负责追逃的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猎狐”可能让诸多断头案出现转机。

“这是第一次集中的境外追逃行动,过去一般是上报公安部协调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报。”劝返4名境外逃犯的湖北省云梦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关念军说。

中国警察的“猎狐术”何以突然高明起来?一名负责境外追逃的警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是关键,可整合利用的资源变多,人财物的投入也增多;国外官员也相应重视,沟通更顺畅。”

201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提出,“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此外,习近平也多次在外事活动中谈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海外追逃追赃等话题。

“境外追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震慑犯罪分子,不要以为逃到国外就没事了。虽然投入了一些人财物,但把境外在逃人员抓回来,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将未结的案子划个句号,也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社会意义重大。”上述警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逃到国外后,相关的官员会把责任全部推给外逃者。

公安部“猎狐办”警员吕铮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名15年前因涉嫌贷款诈骗逃到加拿大的在逃人员,因该案另有2名涉案者分别是一家银行副行长和一家国企的总经理,自觉替人背了黑锅的他想回国自首又怕遭到报复,犹豫不决。

“你看国内新闻吧,现在国内正在全力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猎狐’行动也是配合中央反腐。现在是你回国澄清事实,让相关人员承担责任的最佳时刻。”在办案警员的劝说下,该外逃者最终回国投案。

在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向家述看来,境外追逃被重视与反腐的大环境有关,“只有把这些逃到国外的人抓回来,才能搞清楚后面是不是有官员涉嫌贪腐。”▲◆★●■☆

 

习近平反腐延伸至中国最不透明的安全部★★★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8/3958698.html

多维 2015-01-18: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延伸至中国最不透明的安全部门引起西方媒体诸多猜测。有媒体认为中国情报高官遭查,表明中共反腐深入推进,还有媒体表示习近平下猛药改组中国安全部门。

路透社1月17日报道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反腐监督机构称中国正在对一名主管间谍情报的高级官员展开腐败调查。这表明中国几十年里最大胆的反腐行动已扩散到了该国权力很大的情报机构。

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是前国内安全首长周永康落马以来受到调查的最高级别安全官员。对马的调查可能导致权力很大的国家安全部的改组。

中国国家安全部是一个类似克格勃的部门,负责在国内外对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监视。它是中国最不透明的政府机构之一,没有公开的网站或发言人。

马建落马引西媒热议

中纪委称,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在中国,“严重违纪违法”通常是指贪腐。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马的亲信也受到盘问协助调查。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引起马建受到调查。

习近平主席发起反腐运动,誓言打击高级别的“老虎”和低级别的“苍蝇”,并承诺深入推进这场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反腐。分析人士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有意全面改革庞大的安全机构。中国安全部门的预算超过官方公布的军费。

美国《华盛顿时报》1月15日文章,原题《中国打击腐败,公布对16名军官的清除》,中国罕见地公布了一份16名被查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名单。他们受到腐败指控。虽然外界通过非官方的消息泄露或官方的隐晦报道已然知道这份名单上的多数人,但公开证实一宗集体清除案却是异乎寻常的举动。

就在两天前,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闭幕。中纪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负责铲除腐败官员,其方法包括秘密调查、突然抓捕以及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去疴”所需的其他“猛药”。

习近平主席是公认的毛泽东“群众路线”运动的坚信者。自2012年掌权以来,他利用“群众路线”策略,确立自己在这个共产党国家无可争议的强人地位。

美国《纽约时报》1月16日的文章称,中共反腐机构宣布,该国国家安全部一名高官受到调查。此举打破了通常对这个实权部门起到保护作用的保密之墙。通过拿下国家安全部的高官,习先生超乎一些政治内情人士的预期。他们曾认为,经过一年不断扩大的调查,几名有权势的官员落马后,反腐会逐渐停歇。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月16日文章指出,中国落马高官名单的不断增加,巩固了这场反腐运动。支持者表示,这场反腐对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信誉、从而维持一党统治至关重要。▲◆★●■☆

 

胡鞍钢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57176/c145

日期: 15年01月3期 胡鞍钢: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文导报 记者 杨文凯 编者按:由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和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共同主办,“2015年新春中国经济研讨会”于1月16日在全华联银座事务所举行。中国经济政策智囊,著名经济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胡鞍钢教授应邀讲解了“2015年的中国经济与未来展望”。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首任代表朱建荣教授主持了会议,现任代表李春利教授致开幕词,前任代表杜进教授做了总括发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手,介绍了中国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多项关键指标,讲解了如何理解“新常态”,强调了节能减排的绿色GDP的重要性。

胡鞍钢教授开场介绍说:十八大报告将“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拓展为“五位一体”,加上了“生态文明建设”。在2010到2012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一本书,对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中国创新进行研究,为十八大报告的撰写提供了背景性研究。其中有三句话后来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书和新修改的党章之中,包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最后一章提出了中国创新绿色现代化分三步走,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核心目标即中国应尽可能早地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高峰并大幅度下降。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已经公开承诺,在2030年左右使碳排放达到高峰。我们认为这个“左”很重要,可能在2025年前后达到高峰,关键词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已经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进入到了7%左右的时代,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提前实现习主席宣布的2030年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我想先从中国的决策机制谈起,便于大家理解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及如何实施决策。中国的决策,不是个人决策、内阁决策、议会制决策等,而是一个经历了党中央决策,到国务院决策,再到全国人大决策的过程。如果是个人决策可能会出现个人专断,如果是议会决策可能出现议而不决。我们希望制定公共决策一定要经历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能够沟通各方信息,分享各方知识,形成政治共识后再做出政治决策。这是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

这个决策机制起始于江泽民时代。1994年中国创下了CPI达到24%的高纪录,由此产生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制度安排。迄今20年的实践表明,这个会议非常像准中央全会,囊括了各方面主要领导干部。一方面总结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就可以判断2014年的经济形势,另一方面还可以对2015年的经济决策做出部署。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央准全会,或是扩大的中央全会。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央全会,做出了三次重大的经济决策。从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今天提出“经济新常态”,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阶段。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重要判断。

中国总体经济形势是平稳的,有望实现7.4%,接近当时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根据IMF的数据,中国在2014年GDP将达到10.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2.13倍,美国的59.5%。即便是7%的增长率,中国每年新增GDP在考虑到通缩、汇率等各因素之后,都会净增1万亿美元。最有亮点的是创造就业。2013年首次突破了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大关,在制定2014年规划时首次提出了城镇新增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2014年前三季度新增就业1082万人,提前实现了全年目标,估计全年会首次突破1400万人。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行,但创业能力不断提高的局面。

此外,其他指标都有助于实现年初设定的目标,只有进出口额增长率没有实现年初设定的7.5%目标,只有3.3%,也是中国几十年来数字最低的年份之一。2014年农业大丰收,粮食连续11年增产,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达到过6-7年增产。十二五计划的预期目标是到2015年达到5.4亿吨以上,实际上已经超过了6亿吨。现在看来,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最大最好的新闻就是节能减排的所有目标如期完成。可以说,十五计划完成最差,十一五计划基本完成,十二五计划我们给予的评估最高。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挑战,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尤其是政府性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过快,以及相应的金融不良资产等问题。不过这些风险还是可控、可管理、可消化的。最大的风险来自国际市场。我们也没有想到,到2014年中国的实际进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核心观点。对于新常态,也有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济发展规律和阶段的过程。

去年5月份,习近平在调研时首次提出了“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这个核心观点;7月8日,习近平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提出了“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两个观点;7月29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增加了一个规律,即“尊重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从而形成了三大规律。其中,经济规律就是新常态。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会议上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胡鞍钢从他个人视角出发,阐述了如何理解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应势利导,需要对这个发展阶段做一个讨论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更高发展阶段。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是全球价值链进入更高分配水平的阶段;从发展动力角度来看,就是四化同步: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知识化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在2010年就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现在开始向高收入水平阶段迈进,有部分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根据刚刚公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我们推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7660美元,与高收入的1.24万美元标准还有相当距离,但京津沪等地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不久,浙江、江苏、内蒙古、辽宁等地区也将进入高收入阶段。2020年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美国的1/3左右。过去我们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今天可以有信心地说,中国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在国际上,把7%以上称为高速增长,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说的高速增长是指两位数的增长,不是以7%为标准。所以,我们说的中高速增长,正是世界的高速增长概念。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美国追赶英国,从1870年到1913年,年平均增长率是4.0%;苏联追赶美国,从1928年到1939年,平均为4.6%;此后就是日本追赶美国,韩国追赶美国等等。中国从1978年到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9%,持续33年,无论是增长率还是持续时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我们把中国的追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经济总量追赶美国的阶段,按照汇率法,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但是根据IMF最新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01.2%,相当于日本的3.68倍,可以说完成了总量追赶过程。中国将进入第二阶段的追赶,即在人均主要指标上追赶美国。在这个阶段,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越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有可能下行。我们现在考虑十三五计划时,就把当时十二五计划提出的7%的预期目标调整为7.0%左右的目标。实践下来看,估计十二五期间是7.6%,高于7%的目标。我们更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与节能减排挂钩,需要把高的增长率降下来,实现生态成本、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实现绿色GDP最大化。

从人类发展阶段来看,中国从2010年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即HDI大于0.70,估计到2020年会达到0.760,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从工业化阶段来看,要完成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的发展向加速高新技术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变,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中国最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这是在1995年就提出的目标,始终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实现节能减排非常重要。十二五计划,绿色指标占了40%以上,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最高的。2013年7月做中期评估时,我们都认为比较难以实现,但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7%,进而降到今年的7.4%,现在看来所有的绿色指标都能实现。新常态给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从传统要素增长动力向创新要素增长动力转变,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发明专利大国。2013年,中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相当于美国的1.44倍。2013年,中国海外专利申请量达3.3万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列第三。最有潜力的产业有两类: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知识、信息、科技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产业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信息传播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超过500万人,环保节能产业超过1000万人,新材料产业超过700万人,最大的教育产业达到1900万人,卫生社会工作也达900万人,新的业态创造新就业岗位成为中国发展新亮点。

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即从双轨制向单一制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即从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向建立世界最大的开放性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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