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7、婚姻家庭篇：爱情是花，婚姻是果实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即使是结婚多年的夫妻也不能肆无忌惮，也要让对方有持不同见解和有拒绝接受你的主张的权利。－－范泽
☆美好的夫妻生活应该让双方去发展各自健康的自由。－－范泽
☆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张贤亮
☆夫妻好比同一把琴上的弦，他们在同一个旋律中和谐地颤动，但彼此又都是独立的。－－刘达临
☆夫妻之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文静

今 日 看 点：2015-01-14▲◆★●■☆

宋庆龄宋美龄反目？ 揭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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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军用卫星 日欲与美联手从太空监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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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培“两宗罪”：矿业寻租和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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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诗“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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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声斥责暴力“反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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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宋美龄反目？ 揭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5/0113/170881.shtml

2015-01-13 中国新闻网

宋氏三姐妹

2013年1月27日是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世纪》杂志2013年1期刊发了宋庆龄研究专家何大章的文章《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姐妹》，对晚年的宋氏三姐妹之间的亲情，特别是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退踞台湾以后的情况，作了详尽叙说。本版内容摘自该文。

三姐妹天各一方，思念绵长

最早离开中国大陆的是大姐蔼龄。1944年7月9日，她和美龄同机前往巴西治疗荨麻疹。庆龄到机场送行。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送行是她和大姐的永别。9月蔼龄从巴西抵美，1946年便正式定居美国。

1947年6月15日，蔼龄写信给庆龄，说她觉得自己的病情很严重，可能会死。她对庆龄说：“作为妹妹，你一直是那么的和蔼和可爱，我想要你知道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记住我非常爱你。”

1948年11月28日，美龄由上海乘机赴美，为正在国共内战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争取美援，就此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

1949年5月19日，宋美龄和宋子良从美国写信给庆龄：“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这也是她与庆龄之间的最后一封通信。1950年1月13日，美龄抵达台北。至此三姐妹天各一方。

在这以后，庆龄和蔼龄还有过信件往来，但似乎只有过一次。1957年，蔼龄接到了庆龄的信，请她尽快回国相聚。这封信很有可能是通过朋友带去的。因为同时，蔼龄收到了庆龄的礼物。

1969年2月底，宋家六兄妹中年纪最小的宋子安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遗体运回旧金山，于恩典大教堂举行追思会。除了庆龄之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子安与庆龄一向感情最好，但是正赶上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宋庆龄根本不可能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去参加弟弟的葬礼。

三姐妹赴纽约参加宋子文葬礼突生变故，无缘重逢

1971年，正在中美关系急剧升温的当口，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突然去世。28日，宋子文的遗体运回纽约，决定于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教堂举行丧礼。

北京当天回电通知美国：“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得到消息，宋蔼龄将来参加胞弟的葬礼； 宋美龄已经乘专机由台湾起程来美，当晚在夏威夷休息，拟在翌日直飞纽约。看来三姐妹的团聚马上就会成为现实了。

但事情突然出现变故，美龄在抵达夏威夷后，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请她暂不飞纽约。疑惑中，美龄买来当天的美国报纸，得知庆龄也准备来美参加葬礼，于是立即打电报通知了蔼龄。美龄停留在夏威夷，不肯向前再走一步。这时，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又接到电话：蔼龄临时决定不参加胞弟葬礼。

就在宋子文葬礼的前一天，中国政府通知美方，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葬礼了。美方立即把宋庆龄不来奔丧的消息通知蒋、孔两家，希望大姐蔼龄、小妹美龄能赶来参加葬礼，并指出这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种安慰。但由于担心是“统战陷阱”，美龄索性掉头飞回台北。就连定居在美国的蔼龄也仍然犹豫不决。为了等待蔼龄的到来，宋子文的葬礼由上午改在下午进行，但最后仍然落空。宋氏三姐妹失去了最后一个团聚的机会。

晚年宋庆龄渴望与美龄相见

宋庆龄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多种病症的折磨，常常使她痛苦不堪。而越到晚年，她对美龄的思念就越发强烈。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她还不能够公开表达这种感情。她精心地收藏着蔼龄、美龄给她的每一封信。她还经常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在里面看宋家1917年拍摄的那张唯一的全家福。她还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跟美龄联系，希望美龄能回来。

林国才一直被宋庆龄当做家里人。他称宋庆龄“婆婆”(即外祖母)。因为工作需要，林国才经常往来于大陆、台湾和日本之间。一次，他从美龄的好朋友那里拿到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回到北京时交给“婆婆”看。庆龄仔细端详，眼睛里含着泪花，嘴里不停地说：“我和三妹(她对宋美龄在家的称呼)很久没有见过面了。”接着她拉住林国才的手说：“真的谢谢你。”随即将照片放进衣袋。

宋庆龄的荨麻疹经常发作，看过许多名医也没有显著的效果。林国才建议她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有意邀请宋庆龄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林国才在几个方面协调运作，据说已经很有了些眉目。然而1980年5月29日，林国才从日本过境台北回香港时，因为随身带着与宋庆龄的合影，而被台湾当局扣留，并以“协助中共四个现代化的罪名”判其入狱，拘禁在台湾绿岛政治犯监狱长达6年之久。在他被台湾当局扣留的一年后，宋庆龄就病逝了。20年以后，林国才先生在谈起这件事时扼腕叹息的神情，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

1980年12月，陈香梅为宋庆龄带一封信给宋美龄。陈香梅说：“信中写到思念之情，并望能安排在某一地点姐妹相见一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文件归还孙夫人。我离开北京去台湾时，舅父廖承志对我说：‘孙夫人希望蒋夫人有回信。’信是我亲自交给蒋夫人的，但没回信，再去询问时，夫人说：‘告诉她，知道了。’”

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写给在美国的友人杨孟东的信中问：“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这里的戴维指的是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很明显，她迫切地希望通过与美龄联系紧密的孔令侃得到美龄的讯息。没过多久，庆龄的这个愿望就有了结果。

但是有了电话和地址也太晚了。宋庆龄已经病得很重。病重期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经常在她身边。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粹缜频频答应。同时，她迅速地向邓颖超反映了宋庆龄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宋庆龄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预感。

政治沟坎阻碍了姐妹最后一面

宋庆龄的病情严重以后，她的亲属聚集在北京，围拢在她身边。大家都知道，宋庆龄牵挂的是宋美龄。于是决定发电报到纽约，把病情的严重情况告诉宋美龄，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几天以后，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亲属们对这个反应大为吃惊，宋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于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治丧委员会同时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这一邀请使台北十分紧张。蒋经国生怕远在纽约的宋美龄会感情冲动做出什么举动。

当天，宋美龄就对此事作出了明确表态。5月30日，她自纽约致函在台北的蒋经国：“月前廖承志倩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骨肉虽亲，大道为重，我等做人做事须对得起上帝、国家、民族及总理主义、父亲在天灵，其他均无论矣。”收到这封信，蒋经国肯定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从小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的姐姐去世，不能不在宋美龄心中掀起波澜。6月7日，她又致函蒋经国：“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回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指宋庆龄)离开。”这只能说是宋美龄的美丽幻想。当时的宋庆龄岂是哪一个凡人可以拖动的！

宋美龄的话说得很强硬。在此之前，她也表现出对宋庆龄的整体忽视。她从不在任何场合提起宋庆龄的名字，似乎这个人从未存在过。1976年她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在不得不提到宋庆龄的时候，她是这样处理的：“一九二六年冬，家母、长姊孔祥熙夫人和我，从上海前往汉口，去探视家兄子文和另一位家姊。”但她真的是毫无亲情吗？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1981年5月下旬，她在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时，曾几次流泪，并为二姐向上帝祷告。

2010年5月底，我第三次到台湾访问。其中妇联会安排了一次宴请。我的邻座是一位秦女士，她问我说：“你们基金会出过一本宋庆龄的画册？”我说：“对。”她说：“当时朋友借给我一本。我拿到特别高兴，就赶快送去给蒋夫人看。”她说，把这本画册递到蒋夫人手里之后，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她还告诉我：在庆龄去世的那几天里，美龄完全沉默，一言不发。这些都表现美龄跟庆龄其实感情是很深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她要有很多避讳，无法做任何表示。

 

发展军用卫星 日欲与美联手从太空监视中国★★★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5/0114/627577.shtml

2015-01-14：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姜涛

核心提示：叶夫谢耶夫认为，日本说中国能从太空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这不过是日本为企图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在找借口。

参考消息网1月14日报道 俄媒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叶夫谢耶夫在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算积极发展军事通信卫星系统时指出，日本无法从太空监视到中国的核潜艇，而中国建造反卫星武器只是为日本航天计划用于军事目的提供了借口。

据俄罗斯卫星网1月13日报道，安倍晋三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新宇宙军事计划将让日本在该领域与中国和印度并驾齐驱。会议决定，日本应当能够确保在太空的自身安全。日本对中国在制造反卫星武器方面的快速发展深感不安，因为此类武器能够借助激光破坏航天器的工作。日本扩大军用卫星数量的另一目的是搜集有关中国船只和核潜艇的情报。

报道称，叶夫谢耶夫认为，日本说中国能从太空对自己构成威胁，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他说：“从太空不可能准确地监视到核潜艇的动向。只能获得一些间接证据——根据海洋表面的痕迹。它有自己的温度，也就是说，可以借助红外观察监测到它。但是从这样一些数据不会得出肯定的结论。而且，如果日本真对中国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表示担忧，它就应该要求联合国通过禁止外太空军事化公约。然而看不到日本在这方面有什么动作。很有可能，这不过是日本为企图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在找借口。”

报道称，日本以前就有过类似的野心，现在看来，这种野心有增无减。同时美国似乎也对日本不断增强军力视而不见。虽然不久前美国还在千方百计阻止东京这样做。叶夫谢耶夫对此解释道：“看来，美国遏制日本军事野心的能力有所削弱。日本感觉到了这一点。日本计划扩大自己的军用卫星数量就是这方面的证据。或许正在考虑将来某个时候将把武器送入太空的可能。既有可能同美国一道这样做，或者独立做。对日本来说，主要的军事对手是中国，所以它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版本。随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减弱，我想，日本正在试图抢占一定的空位。不管怎样，它将遏制中国，即使美国的军事能力大大减弱。”

目前观察家们认为，未来几年美国和日本将会联手从太空监视中国。日美新防卫合作方针中就包括这样的计划。根据该方针，日本航天局必须向美军提供本国卫星和雷达搜集到的情报。此外，2018年后日本自卫队将建立首个太空监视部队。据称，它将确保日美军队间的协调。▲◆★●■☆

 

中纪委五次全会召开 专家评2015反腐主基调★★★★
http://news.stnn.cc/china/2015/0113/172506.shtml

2015-01-13 人民网 原标题：专家评2015年中国反腐与“主基调”：从严惩治 从实改革

星岛环球网消息：今日（12日），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十八大以来，中国保持高压态势，持续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当此改革关键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发展全局。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让良好党风赢得万众归心，让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更加富强文明的中国。

十八届中纪委历次全会踏石有印、成果丰硕

一次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纪委领导班子

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的中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2年11月15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按照程序，中纪委一次全会主要研究人事问题。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批准了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王岐山任中央纪委书记。

二次全会：习近平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开启反腐风暴

在此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说，成为两年多来中共反腐的总基调，并以此拉开反腐风暴的序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三次全会：习近平强调“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决心，聚焦“两个责任”

相较于二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有关正风反腐的措辞更为激烈。譬如，在谈及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时，他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谈及作风建设时，习近平指出，“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习近平还在会上警醒全党，要“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并强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为此，习近平提出，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四次全会：王岐山首次提出“治病树、拔烂树”的反腐思路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并讲话。他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并首次提出“塌方式腐败”等概念。谈及当前高压推进的正风反腐，王岐山指出：“谁在这样的形势下仍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为此，他还首次提出“治病树、拔烂树”的反腐思路。

本次全会或将聚焦推进反腐“治标”与“治本”

将权力装进制度之笼，是反腐治本之策。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将齐头并进，依规治党将迎来更多法治助力。根据惯例，年初召开的中纪委全会都会在总结上年度工作的同时，部署新一年的工作。今年，反腐将在哪些方面集中推进，这是舆论对本次中纪委全会的一大期待。

去年12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高层专门研究部署了2015年的反腐工作。习近平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强调“要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毫不动摇转变作风，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通过观察两年来的中国反腐行动以及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以来的高层表态，已经释放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反腐的思路和着力点。他谈到，两年来中国反腐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随着反腐打击力度的纵深，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可能越发凸显。如何客观判断当前反腐形势，当前“治标”与“治本”的进展如何，这次会议或给出答案。

汪玉凯指出，观察去年的反腐态势，可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虎拍蝇”中，发现了政治领域的拉帮结派、团团伙伙，这些问题对执政党的潜在危害更大，可以判断，这将是接下来中国反腐的重要着力点。其次，一些行业性、地区性的“塌方式腐败”，一些长期危害整个行业、整个地区的腐败窝案、串案，也将是未来“打虎拍蝇”的重点。反腐如何标本兼治，在打“老虎”同时，加快纪检体制改革，解决体制机制弊病，未来一两年，反腐“治本”需要有实质性的举措和进展。

2015年的反腐主基调：从严惩治、从实改革

回顾2014年，反腐倡廉战线上“打虎拍蝇”战果丰硕，迈过新年的门槛，反腐的清风依然劲吹。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打响新年反腐第一枪；中央纪委表示追究山西塌方式腐败的相关党组织责任，赢得舆论点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文指出，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两手抓、两手硬，仍将是2015年的反腐主基调。

高波认为，新的一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坚持惩治这一手不放松。历经“打大虎，大打虎”的战役性胜利，惩治倒逼“不敢腐”的威慑力毋庸置疑。他指出，对从严治标、清除“陈腐”的新动向我们可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专项巡视的加速度，中央巡视组的常规巡视提前实现地方全覆盖后，专项巡视如何在部门和单位“寻虎找蝇”；塌方式腐败的治理力度，如何在相关地区、部门“治病树，拔烂树”，坚决惩处“下山虎”及整肃军队、国企、事业单位等关键领域；保持“开门反腐”和网络监督的持续度，让穿上隐身衣搞“四风”和不收手不收心、变本加厉者无处遁形。

高波指出，另一方面，纪检体制、司法体制等关键改革的路线图渐次展开，为固化惩治成果带来看点。如根据《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中央纪委将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人大、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派驻机构如何把监督重点落到驻在部门领导班子、中管干部和司局级干部，规避“派”的虚化和“驻”的牵制，将加快破题。再如，中央批准成立升级版的最高检反贪总局，如何将原有反贪、渎职侵权检察和职务犯罪预防等进行横向整合，加强检察系统反贪的垂直领导等，也是2015年的反腐重头戏。▲◆★●■☆

 

白恩培“两宗罪”：矿业寻租和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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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 2015-01-13：1月13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白恩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从这则消息的字面意思看，白恩培涉嫌受贿罪。综观白恩培在云南主政10年的经历，其涉嫌贪腐寻租的主要内容，应该在矿产和土地开发两方面。

祸起其妻

据知情人介绍，白恩培很多贪腐和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源于其妻张慧清。因为白恩培“怕媳妇”的名声早已在外，而在青海由服务员出身的张慧清，到云南后迅速升为正厅级的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告诉本报记者，在白恩培到任云南一年多的时间后，即有署名“倒白委员会”的举报信举报白恩培违法乱纪。随后云南省成立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查办。因为举报信使用了云南省委的信笺纸，很多省委干部遭到调查。最终，一名处长因此获刑十余年。

此外，杨维骏还从有关信源处获悉，云南一家民营公司，曾在白恩培女儿满月期间被张慧清索巨额“红包”。该公司老板未满足这一要求，遂以集资诈骗罪名遭到调查，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有举报资料表明，在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曾主政的文山州都龙锡矿亦出现了张慧清的身影。其曾致电有关部门，照顾一家大型矿产企业加入对独龙锡矿的利益分割。

第一宗罪：矿业改制寻租

白恩培在本世纪之初主推云南国有企业改制，其中矿业改制为之后的云南乱局埋下诸多伏笔。主要涉及都龙锡矿、兰坪铅锌矿和云锡集团。

2014年11月25日，云锡集团原董事长雷毅在云南保山中院受审，罪名为受贿罪。据公诉机关指控，其在云锡集团的配股增发、股权收购和转让、矿山劳务承包、房地产开发等业务中收受、索取了十余人近3000万元财物。

而从雷毅履历中可见，其职务不断升迁之时，正是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雷毅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跟随原副省长孔垂柱与白恩培交往甚密。到白恩培调离云南之前，雷毅被安排到在云南矿业中举足轻重的云锡集团做“一把手”。

知情人表示，雷毅与白恩培之间存在很多利益输送。

雷毅曾经参与的都龙锡矿改制，在早年，由白恩培主推，张田欣密切配合。其中，多重贪腐寻租线索指向了白恩培。这一矿山的改制更是张田欣落马的重要原因。

兰坪县铅锌矿贱卖，曾遭到杨维骏举报，主要内容是白恩培在其中有贪腐行为。

2000年前后，按照白恩培的指示，以四川商人刘汉所控制公司为第二大股东的宏达集团，顺利收购了兰坪铅锌矿。宏达集团当时以1.53亿元收购了上述矿业60%的股权，而该矿开发之初，经云南有关部门测评，价值在1000亿元左右。

刘汉的背后有周永康的支持，多家媒体已公开披露这一信息。而周永康之子周滨与云南矿业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关联。本报曾独家报道，权威信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永康甚至曾致电白恩培，让其照顾周滨。

第二宗罪：土地开发

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所推行的第一战略“大”字当先。其中，“大昆明”发展思路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辅”的城市格局。

之后，不仅出现了“大昆明”，全省也随之高唱“大”字，诸如“大大理”“大曲靖”“大红河”。而一系列非法侵占农田、非法拆迁事件相继出现。最著名的是昆明福海社区拆迁而引发的“公车上访”事件。

杨维骏说，当时多名失地农民要求政府出具拆迁和征地手续无果后，几十次上访，均被置之不理。他无奈调用了云南省政协的一辆公车，带村民到省政协和国土资源部门上访。

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任职期间，延续了“大”字战略，其主导开发的“古滇王国项目”，违规征用了大量耕地甚至是基本农田，并引发了晋宁县的大规模“警民对抗”事件(详见2014年7月14日本报《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查或涉土地案》一文)。

据知情人介绍，在云南诸多土地开发的项目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过白恩培的身影。而其中具体的利益输送关系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和公布。▲◆★●■☆

 

将江泽民送上权力顶峰的一张报纸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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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15-01-13：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论将天安门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六四事件因此升级。同一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将同情学运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撤职。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9章“准备做长期斗争”中，详细回顾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从文中不难看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正是江泽民从地方大员一跃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垫脚石。

1989年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头版，正是这期报道引发“导报”事件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扞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重要。

“既然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悼。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我也认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纪，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下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的新闻，共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电话，以获得对学生动的独立评估。“他问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他。作为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便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墙报上登满了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姓名及其担任的职务。其中至少有一处错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泽民、他的工作人或他的亲属对此谣言否认了多少次，这谣言一直在反复地传播着，尤其是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学生领袖们说，他们将派出代表团前往工厂，争取工人们的积极支持。

第二天早上，李鹏、杨尚昆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报告正在恶化的事态。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北京市委随即根据邓的判断为《人民日报》起了一社论。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社论以一句纲领性的话作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社论。第二天早上，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江仍然在处理《导报》危机。《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导报》的编辑们公然挑战的信息在同一个晚上到达。这两份报纸并排摆案头，好像是在相互宣战。江泽民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5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坐满了干部的体育馆内，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江以警告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江鼓励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的“重要指导方针”。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接着，他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扞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有余悸，这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6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普希金的一座纪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学习好，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学生领袖那里，紧张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胡耀邦诗“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3/3946515.html

多维 2015-01-13：胡耀邦（左）和邓小平旧照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其长子胡德平忆述父亲往事，提到胡耀邦毫不客气地批评党内歪风的故事，而一首胡耀邦痛骂贪腐的诗作也再次被挖出，“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这句含有粗口的诗，就出自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口，可想见其痛恨贪腐、厉声喝斥之情状，可说是意外又不意外。

日前，胡德平在《炎黄春秋》发文《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文章忆述其父胡耀邦的往事，提到1986年4月9日，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毫不客气地批评党内歪风：“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甚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胡德平忆父作诗情由

胡德平并提他与父亲罕有的一次争执，显示了胡耀邦对整顿党风的执着。“记得整党期间，我和父亲有次谈话。我说：现在改革的形势很好，但一些人不愿意改。改革方要说一万条理由才能允许改，反对改革方只要说一个‘不’字，就不能改。能否对整党中消极现象的处理也要有节有度呀？”

出乎胡德平意料，胡耀邦大为光火并严厉训斥：“别人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改革和整党有甚么矛盾，怎么不能统一！”当时胡德平虽惊呆了，但并未心服。

据胡德平记述，1988年胡耀邦已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年中国物价飞涨，公款吃喝愈演愈烈，茅台酒价每瓶从35元飞涨到140元。胡耀邦提倡的四菜一汤的内部招待标准，早被某些生活“时尚”方式，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为此，胡耀邦在烟台根据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兴作诗一首：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正是在这种忧虑和愤懑的情况下脱口而出。可想见胡耀邦痛恨贪腐、厉声喝斥之情状，可说是意外又不意外。胡德平称，若干年后他才慢慢醒悟，胡耀邦在中共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不管扮演的是否是一幕悲剧角色，但他扮演得有始有终，心口如一，我认为值得！”

中共罕见高度评价胡耀邦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国官方罕见高度评价胡耀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刊文《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重要纪念日》，其中便包括胡诞辰100周年。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最优秀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称号，这是中共最优秀领导人才能享有的，引起广泛关注。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亦指，这回给胡耀邦带的帽子是“伟大的甚么甚么……”，这恰恰是当年胡病故后邓小平等人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称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还引起很大争论。现在重新把胡耀邦抬出来，可以解读出习近平希望充分利用现在还可利用的正面资源。

胡耀邦获高度评价，也引起外界关于重评“六四”的猜想。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褒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他表示：“其实中共目前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胡耀邦在历史评价上，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应该是一个正资产，但是这个正资产由于1989年的事件一直没有被盘活，中共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盘活他们的正资产。”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症结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说：“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年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通过一个非组织程序的生活会下台，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而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杨继绳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有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胡耀邦“脱敏”讨论的再深处，是这届中共领导人，能有有勇气重新评论1989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当然包括重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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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大声斥责暴力“反占中”★★★★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1/13/3946253.html

前哨杂志 2015-01-13：2014年香港和平占中运动在港府暴力镇压下演变成“雨伞运动”。习近平曾召开“国安委”会议专项解决香港问题。会上习斥责暴力“反占中”是自暴其丑，训斥以张德江为最高领导的中共港澳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讲了他所掌握的“占中”信息。讲到所谓“反占中”者在示威现场捣乱、打人、非礼女市民时，习近平大声斥责道：“采用不文明的手段反占中，你们这是自暴其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张德江几乎无一句实质性发言，基本静默。 2014年香港和平占中运动在港府暴力镇压下演变成“雨伞运动”。习近平曾召开“国安委”会议专项解决香港问题。会上习斥责暴力“反占中”是自暴其丑，训斥以张德江为最高领导的中共港澳领导小组。

习近平斥责暴力“反占中”

2014年10月3日，“雨伞运动”进入第6天，香港黑帮成员与外围组织以“反占中”名义袭击、围攻参与香港“雨伞革命”的民众。从上午起，在旺角和铜锣湾的示威现场，大量流氓、黑社会成员强行拆除现场的帐篷、横幅等，并辱骂抗议民众，甚至当街非礼支持和平占中的女市民。这种暴力恶行持续了2天。

上述暴力“反占中”者的暴行系中共江派常委张德江、香港特首梁振英策划。恶汉挥拳打人、当街非礼市民的丑行、恶行登上全球报章头版。

从可靠消息渠道获悉，2014年10月底，习近平的国安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项解决香港问题。参加会议有“国安委”正式职衔的有6人：主席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常务委员孟建柱，委员张春贤，办公室主任栗战书。

除上述6人外，参加此次“国安委”会议的还有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中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国安委”副主席张德江主持会议。

会议上习近平讲了他所掌握的“占中”信息。讲到所谓“反占中”者在示威现场捣乱、打人、非礼女市民时，习近平大声斥责道：“采用不文明的手段反占中，你们这是自暴其丑！”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张德江几乎无一句实质性发言，基本静默。

习近平欲收回治港权亲自执掌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市举行。期间习近平接见到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时习近平已打算收回治港权，亲自执掌。

据北京一名高官表示，高层圈内早有察觉，中共十八大以来张德江一直明里暗里给习近平捣乱，如在废除劳教制度，剥夺“刑不上常委”的特权等事情上百般阻挠习近平施政。特别是作为香港事务的最高主管，把香港搞成九七年以来最大乱局，张德江是故意搞乱香港向习近平当局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