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历史揭秘：张学良申请入党说的来龙去脉★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92583.html
（02）★俄罗斯情报机构称英国间谍石头价值数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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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BY时事：将“伊朗核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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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美国的中东战略进展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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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以色列有多危险？★
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555.html
（06）★美国政府大大低估战争费用 伊战成本到底有多大？ ★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92260.html
（07）★中国培训第三世界外交官★
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731.html
（08）★俄罗斯密档：毛泽东两次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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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历史揭秘：张学良申请入党说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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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亲笔信看其入党问题
作者:窦应泰/2006/01/29 关于张学良将军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夕，是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此前国内媒体曾时有透露。由于历史档案资料的匮泛，人们难免对张学良是否有申请加入中共一事，多持怀疑的态度。现从新发现的张学良1936年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上，无疑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也让我们对这一悬疑多年的历史问题，不能不产生新的联想与思考。
1936年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由西安亲自飞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两次政治性会谈，对此史家早有披露，本文不加赘述。有关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会晤的内容，历史档案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张、周的第二次会晤，虽然也在同一地点，但因在秘密会晤之后双方都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字资料，所以目前仍是史学上的一个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与周恩来在会晤过程中，虽受中共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的突变，甚至同意与中共军队联合抗日，主动放弃蒋介石交给他的“剿匪”使命，完全背道而驰的和中共结成统一战线，以实现他梦想多年的抗日主张，这些当然都是人所共知之事。问题在于，张学良在受到周恩来和中共的直接影响之后，是否决定改变自己多年信奉的“君子不党”之旧有意识，真正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行列中来。
这是个多年始终众说不一的问题。时至今天仍未揭开谜底。即便张学良病逝前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进行的历史口述中，也对这段史实语焉不详。可是，这并不能否认张学良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张学良1936年夏天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了。
这封亲笔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迄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 启
而后用李毅
这是一封绝对珍贵的信件！特别对党史学家和张学良生平研究者们，更是至为重要。也是我党重要档案资料中非常稀有的一封张学良的手书原件。
首先，对照这封历史信件（影印件）与张学良早年（即指1936年前后）的往来信件手迹，从中不难看出，此信必出自张学良的亲笔无疑。当然，该信中的“在六个月功夫”一句，其“在”字应为“须”字之误。然而，无论如何这封珍贵信件都可以生动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他对中国共产党至诚至信的态度。特别是他视周恩来为同志这一事实，已跃然于纸上。正因为如此，它对史学界多年来对张学良是否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与行动的争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从西安通过秘密渠道专送到延安的重要信件上，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和中共人士的感情。作为当时在国民党内仅逊于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来说，如果他对中共没有至深信任和倾心靠拢的意向，是决然不可能称一个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公开宣称为“共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同志”的。
当然有人会说，张学良之所以这样称谓周恩来，必然还另有其它原因。众所周知，张学良早在延安肤施面见周恩来之前，就已经久仰周恩来的大名了。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和周恩来早年都在东北沈阳读过书，在荒凉的陕北相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二是，张学良早就心仪周恩来，正如他在病逝前对“哥大”口述历史时，曾这样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张学良也对日本记者坦露过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张说：“我（应为“他”之误）在南开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周恩来的名字。不过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因为他的京剧演得特别好，是作为一个具有演剧才能的学生知道他的。”三是，张伯苓成了他们的媒介。张学良在肤施教堂里和周恩来首次见面时，他们都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张学良虽然没进南开读书，却与张伯苓是多年的良师益友，这样，张、周两人都以张伯苓的学生身份，拉近了彼此关系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不足百字的短函中，居然还称呼被中共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刘鼎也为“刘同志”。更能体现张学良这一时期对中共的态度，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他竟然是这样写的：“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张学良在这里所写的“问候诸同志”，当指中共中央毛泽东、彭德怀和张闻天等高层人物。像这样出自国民党军政大员手书的信件，既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亦称刘鼎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为同志的写法，决不是一般的笔误，经查阅张学良当时的大量信函，也并不是张写信时的习惯用语。而是张学良思想向中共靠拢和实际上已将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感情体现。
据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学良问题专家毕万闻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称：“张学良早在1936年7月1日前，就正式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上面提到的这封由刘鼎转给周恩来的信，则写于当年的7月3日。如此一来，张学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称对方为同志，就有了较为合理的原由。
可是，张学良的入党申请是否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仍然是个谜。
现在根据仅有的一封张学良致周恩来的信，尚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权威的回答。尽管此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重要人物在当年8月9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重要信函中，均按张氏前次信件的要求，改称张学良为“李毅然同志”。对于中共领导人这样的复信，显与张学良7月3日写给周恩来的信相同，“同志”二字，无疑都是非常严肃的郑重称谓。
同时，不仅彼此的称谓有所改变，甚至在这些信件中所谈的问题，亦均为志同道合的党内同志才能有的语气和态度。由此可见，张学良通过地下党员刘鼎提出的入党申请，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至少对张学良的入党动机是持明显理解与支持态度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张学良的入党申请已获我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据现有的资料证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入党申请是极为重视的。在得到刘鼎转达的要求次日，中央即在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他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事关重大，故而7月2日，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这就足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到张学良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大局出发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入党要求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张学良是军阀出身，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所以主张拒绝他的入党申请。在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明确表示在当时就匆忙发展张学良入党是有欠考虑的。如此一来，中央在安塞会议中研究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便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胎死腹中。这就是当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联名给张学良致信时，已将对方的称谓重新改为：“汉卿先生阁下”的原因了。也许正是上述原因，张学良在此后的所有信电中，凡属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文件，称谓也有改变。他不再称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了。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后的文电更加明显，例如张学良于是年12月3日和12月17日在西安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上，均以：“东、来兄，电均奉悉……”作为开头。而双方称谓的改变，更加印证了张学良虽有入党要求却没能如愿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综上所述，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张学良致周恩来亲笔信上，印证了张学良当年确有要求加入中共的主观意愿，并且出于抗日救国之大计，他也对加入中共付诸了具体行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而没有能够正式加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
（02）★俄罗斯情报机构称英国间谍石头价值数千万美元★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92425.html
北京娱乐信报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官员26日说，俄情报机构日前破获的“石头间谍案”中的道具“石头谍报装置”是“技术奇迹”，价值数千万美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言人谢尔盖•伊格纳琴科当天向媒体展示了这个隐藏在石头内的通讯装置。他说：“这是太空时代的产物，这个机器能承受从9层楼的高度坠下，能长时间待在水下。”
“我们的专家说，这个石头是技术奇迹，价值数千万美元。”伊格纳琴科说。
俄罗斯情报人员本周初称，他们在莫斯科郊外发现英国外交人员利用置于一块石中的通讯装置搞间谍活动，共有4名英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涉案。俄罗斯情报人员偷拍下了英国外交官使用这一间谍装置的画面。▲ (北京娱乐信报)
（03）★BBY时事：将“伊朗核革命”进行到底★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92385.html
●中国“亮相伊朗”的本身就已经赢得了一分
作者:akaaaa/2006/01/28: 据新华社报道，1月2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伊朗核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昨天拉里贾尼说他赞赏俄罗斯有关在俄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提议，还说其他国家也应该参与这个建议以实现全面的建设性合作。中国是否愿意参与这个合作？如果愿意，中国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二个问题，俄罗斯对于伊核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有没有就此提出自己的外交方案？中方主持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对于伊核问题，中国是否会提出类似形式的谈判？
孔泉表示：我们认为俄罗斯向伊朗方面提出的建议是打破僵局的一个不错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各方能够进一步发挥智慧，提出新的建议为重启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据我了解，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得到伊朗方面任何正式邀请中方参与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建议。伊朗核问题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处理的。当前的关键是打破僵局，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月26日“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提问，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伊朗核问题最详尽最明确的一次“立场表明”。
这不得不让人们想起几天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报道：1月23日出版的德国《明镜周刊》引述德国高层的话，证实了伊朗日前已通知德国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表示愿意就重新考虑俄罗斯提出的把伊朗浓缩铀活动转移到俄罗斯进行的建议，但谈判的条件之一是希望中国也参与这个计划。俄罗斯原子能机构主管谢尔盖•基里延科不指名道姓地透露：“伊朗的合作伙伴将于最近几天赴俄罗斯商讨此前被伊朗放弃的这一合作方案。”
尽管孔泉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得到伊朗方面任何正式邀请”，但并不代表伊朗未曾提出“非正式邀请”，或者在稍后进行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与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谈中不会“正式邀请”。正如我们在1月21日版《“中国智慧”你在伊朗还好吗》中所评述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有条件的前提下，伊朗暂且“退一步”接受将铀浓缩转移到俄罗斯生产的方案，暂时避开锋芒，缓和事态的激化。这样伊朗依然可以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在自己浩瀚的国土上再造一个铀浓缩生产基地，只有天知地知不也照样“海阔天空”吗？
所谓“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当然包括伊朗现在提出的“中国也参与这个计划”这个条件。这个“急转弯条件”出乎欧盟三国当然还有华盛顿的“意料之外”，那就是说明了“中国智慧”参与伊朗核问题，真的不是来“噌饭”的，中国人果然让欧美人以至全世界“耳目一新”。
从中东大局来看待中国“亮相伊朗”这一问题，其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龙掌”已经开始跨越“洲界”。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中如何“游手好闲”或“叱咤风云”，中国“亮相伊朗”的本身就已经赢得了一分。
“伊核和平新框架”已在北京心中。
●“引狼入室”的华盛顿后悔莫及
众所周知，当伊朗在1月8日宣布准备重启核研究后，全世界都为之哗然，简直将欧美逼到快要失去理智的“悬崖”了。还没等华盛顿反应过来，1月9日伊朗副外长萨法里就即时“现身”北京，而且连续分别与中国外长李肇星及两个副外长进行“快餐式”会谈，对于其中是否还有别的什么特别级别的特别会见，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北京的保密工作应该在全球是堪称一流的，前些日子金正日在中国境内“大摇大摆”地“周游”了8天之多，别说沧海一粟的BBY，就连傲视全球的CNN、BBC都没敢“一口咬定”呢。
在我们看来，德黑兰与北京应该早就已经达成某种默契，这一点我们曾在《在“中国智慧”启程伊朗之前》已作过评论。现在的“慢镜头”也基本印证了当时的推断。
其实，“把伊朗浓缩铀活动转移到俄罗斯”这一方案本来就是欧美首先提出来，只不过由俄罗斯向伊朗“照本宣读”而已。伊朗现在的这一“历史性让步”， 既是伊朗给自己也是给欧美一个“台阶”下来。这个“价码球”踢到欧美那一方去了，华盛顿该如何接球呢？
在我们看来，这个“价码”开得并不是欧美难以接受的，只是把一个“无辜”的北京卷入了“核漩涡”，俄罗斯也将大功告成乃至再铸辉煌，至少还多了一个要钱有钱要才有才的“智慧贴身男仆”。
如果欧美不予接受伊朗这一条件，这不仅仅让伊朗赢得阿拉伯世界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并在2月2日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理事会上“抢”到更多的赞成票，可能让伊朗核问题“止步”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最为“可怕”的，就是引起北京产生得不到欧美信任的感觉，你不信任我还让我来干嘛？以后的朝核六方会谈、东亚经济一体化、北美后院、全球能源等诸多问题，还想要中国“调味”吗？假如华盛顿和欧盟三国还要执意“安理会上见分晓”的话，恐怕前面还会有更多的更具诱惑的“中式陷阱”，那么就请别怪北京“不客气”了，十三亿中国人渴望已久的那一声“否决”自然就会诞生了。
毫无疑问，伊朗的这一“让步”，带有浓重的中俄伊“上合组织色彩”，也是对俄罗斯“回归大自然”的“小小纠正”，更充分体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一恒古不变的真理。
华盛顿从一开始的“初衷”其实是试图将北京牵进伊朗核问题，让北京见见“世面”给北京来点“颜色”，把中国那一票“稳操囊中”，但“中国智慧”是那么好惹的吗？“引狼入室”的华盛顿后悔莫及。
●让华盛顿后怕的“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就用爱情来折磨你”
这个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称之为“不失为当前打破僵局不错的有益尝试”的“伊朗提议中国也参与铀浓缩”建议，其实早在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走露风声”，但为什么各方都保持沉默呢？这些天似乎全世界的媒体大鳄“新闻敏感系统”都失灵了，尤其是西方的CNN、BBC“媒体老大”们“视而不见”，而中国国内那几大家“公社族”媒体也对这一“伊朗示爱新闻”根本无动于衷，尽管并不排除有“红头文件”要求“不动声色”，恐怕也不是这一消息来源不确定的问题那么简单。
华盛顿和欧盟尽管心底里敬畏“中国智慧”，可是并不想过多地强调北京的作用，以免影响下一步其它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即将举行的特别会议上的态度，北京也保持中国人含蓄的优良传统尽量“少出风头” 哪怕是到了现在这个“份”上，中国外交部还在“打死也不说”地表示没得到伊朗“正式邀请”。
在我们看来，北京自有更深的更重要的一层“政治和战略意义”，那就是让华盛顿搞不清北京到底葫芦里埋的是啥药，北京究竟要在伊朗核问题里“玩到什么程度”。这正是让华盛顿后怕的“我不打你也不骂你我就用爱情来折磨你”，美国即使想在中东大陷阱里早日“金壳抽身”和“扭转乾坤”，现在恐怕已经没那么简单了，中国人刚刚“热身”。
我们注意到，在本次记者会中，有记者问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1月25日在四川会见外国记者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并说“在与中方磋商中表示，如允许伊朗进行核开发，会对中国原油供给造成重大威胁”。孔泉说“我没有看到佐立克先生的有关讲话”，中国反对动辄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他们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显然，中国在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这次记者会上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只是中国人不喜欢张扬的性格没把自己心里的那句“跟美国对着干”说出来而已。
从佐立克先生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华盛顿还是喜欢“大棒加萝卜”的“霸道逻辑”。华盛顿既要给北京套上“美中的立场基本一致”的“高帽子”，又要警告北京“背离华盛顿立场的后果”可能是中国将失去伊朗被制裁后伊朗原油的“来源”。这就不难理解佐立克先生当天还特别强调能源对中国如何如何重要的“醉翁之意”。
华盛顿应该明白，当北京在1月9日由李肇星外长接见伊朗副外长萨法里并决意“破釜沉舟”的时候，那些“程序”早就储存到了“行动指南”之中。
假如让华盛顿“制裁伊朗”的强烈愿望止步于原子能机构的门槛，未免给人有一份“意犹未尽”的感觉，那样全世界就“欣赏”不到中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上“否决票”那“过瘾”的一幕，这可是即使有心脏病患者不顾后果也渴望看到的“超棒刺激”场面。
2月2日就伊朗核问题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理事会，结果如何，这对于决心“将伊朗核革命进行到底”的北京，其实已无甚意义了。
●以俄罗斯的“无法满意”冲击布什的“满足相关条件”
在本文起稿的时候，收到一则来自华盛顿“早到的消息”，美国总统布什终于在1月26日“开启金口”表示，伊朗拥有民用核计划的前提条件是用于核发电的铀浓缩应生产于俄罗斯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交运，在核发电中产生的废料也将由俄罗斯负责收集并返回俄罗斯处理。布什说，人们掌握民用核能源应该是被允许的，但是不能允许那些不透明并且威胁世界安全的的政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他说，美国正在努力通过外交方式告诫伊朗政府：伊朗拥有核武器是不能被接受的。
也就是说，伊朗可以在满足欧美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拥有民用核计划。正如我们在1月21日版《“中国智慧”你在伊朗还好吗》中所评述的：现在伊朗的强硬态度和做法，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它自己所预期的大部分目的，比如说，向西方列强显示了波斯民族“可欺不可侮”，欧美最终可能不得不接受伊朗核研究的“既成事实”，俄罗斯的“回心转意”，中国的“拔刀相助”和“逆势而上”。
其中所述“欧美最终可能不得不接受伊朗核研究的‘既成事实’”。在我们看来，这本来还是非常遥远的未来，可是不知道是欧美提出某个前提条件得到了伊朗某种“满足回应”，还是欧美迫于中俄伊的“联合压力”提前作出了“战略妥协”，或者是巴勒斯坦哈马斯1月26日在巴议会选席上“中彩”即时产生了“广岛原子弹”般的威力，这一“既成事??前奏表演”，全世界都还在翘望“巅峰期”。
这可是由布什总统首次对伊朗核问题“一语遮天”，而且是华盛顿目前最有份量最具体的“盖棺定论”。
布什的话音未落，伊朗的回应即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1月2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首席核问题谈判代表拉里贾尼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回到德黑兰时则表示，俄罗斯提出的有关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建议无法完全满足伊朗对核能的需要，但建议本身并不是消极的，因此伊朗可以考虑与俄罗斯继续协商，讨论如何完善该提议。
先到俄罗斯谈判而后到中国“汇报”的拉里贾尼，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这一早在莫斯科就知道的“无法完全满足”，却要在回到德黑兰并在“领会”布什“满足相关条件”的“内容精神”后才“完善俄罗斯提议”呢？
我们不认为这是北京让“高兴而来”的拉里贾尼不是“满意而归”的，而应该是在得到某种默许、得势不侥人的德黑兰继续以俄罗斯的“无法满意”冲击布什的“满足相关条件”，决心将“伊朗核革命”推向高潮——伊朗不能对不起全世界主持正义的观众。
我们还注意到，据1月24日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与拉里贾尼在莫斯科会谈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发表了反对将伊朗实施国际制裁的声明：“俄罗斯和伊朗方面都表达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愿望”。而伊朗也一直在警告说，一旦议案被提交安理会，他们将恢复完整规模的浓缩铀活动。
让华盛顿满以为“囊中物”的俄罗斯那一“弃权票”实际已经虚无缥缈，中国的那一“梦游票”也用不着自欺欺人了。尽管可能性很小，但假如伊朗那一天又冒出把铀浓缩留在本土生产的“突发奇想”，恐怕全世界不再会“跌破眼镜”，欧美的心脏也能够经受得住“惊涛骇浪”。
●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好戏不能一下子就结束了，总得吊起观众的胃口，观众当然更喜欢马拉松式百看不厌的“连续剧集”。我们认为，布什“挺身而出”的玄机之一，就是试图赶紧甩掉伊朗这个“核包袱”，赶紧“打发”中国这个“鬼粘身”。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朝鲜核问题上，“大发慈悲”的北京慷慨地施展“中国智慧”，挽救华盛顿极其“宠宠”日本于万丈怒海之中，让华盛顿和日本终于享受到了一段久违的“休闲时光”。
可是，美国人道一声谢了吗？日本人敬一杯酒了吗？美国在朝核问题中所获之福，根本就没想过让“农夫先生”中国人也来分享丝毫，甚至在近段时期又摆出“霸你没商量”的“帝国主义架势”，给下一轮朝核六方会谈出了诸多难题。北京依然表现出“没什么大不了”的民族胸襟，“中国智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北京手头上有的是“牌子”。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现在的伊朗核危机中，既然华盛顿又不遗余力地给“利益相关者”中国插上的“会对中国原油供给造成重大威胁”的幌子，三番五次地“哄着”要把中国“拖下水”，那么这次的“中东油水”华盛顿就别想再占尽了，中国的“胃口”不能只盛得下那么几滴油。既然中国来了，“中东游戏”也刚刚开始“热身”，玩不出“政治激情”，玩不出“利益火花”，中国人是那么好“打发”的吗？
不可否认，中国是来“灭火”但不是为任何人尤其是华盛顿松绑来的，我们在《在“中国智慧”启程伊朗之前》中指出，任何给华盛顿的“松绑”就是给自己带来负担，任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给自己引来灾难。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善者恶者，谁都想“沾光”中国这个“牌子”，谁都想借“中国牌”发政治经济财和富民强国梦。可是这一回，即使前面是火海刀山，该是中国玩别人“牌子”的时候了，让“中国牌”在“伊朗牌”的烘托下在中东更加亮堂，让“中国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当响”。
让有价值的更显价值，让没价值的大浪淘尽。中国应该是“将伊朗核革命进行到底”这出“连续剧集”的最佳“捉刀手”。
●华盛顿“利益相关紧箍咒”成全了北京的“中东战略”
我们注意到，除了“返老还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不甘寂寞”来了一下“核打击论说”以外，这些天欧盟三国倒是变得“清闲”多了，正是中国的参与，让欧洲人踏实多了。真可谓“自从有了中国，世界跟着乐呵”。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这次访华又继续大力“推销”其“利益相关者”，也难掩其在“借道”说服北京在伊朗核问题的“挺美立场”。不可否认，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佐立克先生确实为让更多的美国人改变对中国的“有色观点”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华盛顿一些政客仍然把“利益相关者”及“中国责任论”当作套在北京头上的“紧箍咒”。
华盛顿“恩赐”的这个特殊的“紧箍咒”，当然是为了达到其控制北京“思维空间”，比如捏住能源在中国发展中举足轻重的“神经”，借伊朗之核牵制中国政治之策经济之步。然而华盛顿却忽略了一个核心内容，对于北京来说，责任必须首先是为中国十三亿民众负起的责任，利益必须首先是对中国十三亿民众有利的利益。
在中东唯一敢跟美国“叫板”也最跟中国“投缘”的伊朗，对中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的地位已显露出来。北京或者上合组织的“不经意介入”，却无意间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思路，同时为中国在中东扩大自己影响、提高自己威望提供了一个“歪打正着”的大好良机。我们说过，俄罗斯在错失这个机会，但中国不能再错过了。人们不难看出，习惯于“外交辞令”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月26日终于得到了一次真情发挥和真正发泄，北京决意利用好“伊朗核革命”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中东新战略”似乎已初见雏形。既然华盛顿以其“硬实力”把“警察任务”扩展全球，那么中国就以自己“软实力”把“维护正义”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并由此逐渐形成“未来超级大国”的有别于美国“霸权道路”的独特风格。北京将会全世界真正地认识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伊朗核问题仍然在严峻考验着中国。北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华盛顿会不会又被伊朗的“无法完全满足”而“怒不可竭”，2月2日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会议是否对伊朗“绳之以法”，中国外长李肇星2月2日至9日在维也纳与欧盟“三驾马车”外长会晤是否“策反成功”，被伊朗戏称为“玩弄小孩游戏”的以色列会不会采取“单边行动计划”，“阿拉伯世界新偶像”内贾德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伊朗效应”。这些暂且就交给佳节飘香的中国“酒文化”吧。
从中国在伊朗核问题已经走出的第一步来看，如果说是中国给伊朗或欧美予以了支持，不如说是中国在帮助自己在发展自己，将“伊朗核革命”进行到底应该是中国给自己选择的“华山一条路”。北京跨越“洲界”的“伊核和平新框架”，也应该会给华盛顿一个“满意的答卷”，因为毕竟是华盛顿“利益相关紧箍咒”成全了北京的“中东新战略”。
为了十三亿中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国的核心利益，何必压抑自己的“中东新战略”呢？▲
（04）★美国的中东战略进展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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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kaaaa/2006/01/28本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其“转型外交”学说，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的“外交新战略”。赖斯说：“转型外交植根于伙伴关系，而不是家长作风；是要同当地人民共建，而不是包办代替。”这一说法同几年前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那些咄咄逼人的讲话和做法大相径庭，鲁莽作风、单边主义和霸权色彩看似荡然无存。
至于在中东建立民主机制，赖斯坦承任务艰巨，但又认为并不比当年同苏联的斗争更艰巨。在中东建立民主机制是“大中东计划”的核心，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追求。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在中东有成就也有挫折，赖斯的“转型外交”正是在审时度势和汲取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结合中东地区的特点、诸多症结的演变和美国政策的调整，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外交新战略”已在指导美国的中东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赖斯的“转型外交”同其前任鲍威尔的外交理念十分相近。在一定程度上，赖斯是鲍威尔理念的拥护者、继承者和发扬者。
现实主义措施取代“大中东计划”
伊拉克战争在所难免之时，国务卿鲍威尔对媒体说，战后的伊拉克还要由伊拉克人自己来管理，复兴党可以在清除萨达姆势力后成为多党民主体制的一员，伊拉克军队也不必解散，清洗改造一下就行了。但鲍威尔的主张没有被接纳。放下武器的伊拉克军队被解散，复兴党被宣布为非法，甚至连交通警察也不得不回家待业，20万多国部队既当占领军又当交警，伊拉克人袖手旁观，治安局势陷入混乱。愚蠢的占领政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什叶派的强大压力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有利于培育世俗大党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制选举法，被迫接受了强化教派认同的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选举法，为日后伊拉克的教派争斗埋下了隐患；伊拉克人失去了本国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的保护，不得不承受恐怖袭击；美国官兵也不得不忍受原本可以避免的伤亡。但伊拉克到目前为止避免了教派战争，安理会1546号决议规定的各项战后政治重建任务得以如期完成。
要是鲍威尔的战后安排建议被采纳，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就不会这样艰难。尽管如此，美国在伊拉克还是有战略得分。2005年11月美国和伊拉克本土抵抗武装达成的“你承诺撤军，我不破坏大选” 的协议是美国在伊处境得以改变的转折点。随着伊拉克军警队伍的日渐壮大，布什在本月11日宣布：伊拉克人有望在今年底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从而为外国军队的大规模撤离提供了可能。
伊拉克战后安排的失策使美国尝到了过于自信和莽撞的苦头。当伊朗核危机显现时，美国便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不是反对我单边主义吗？那好，你们去解决，我不参与。结果正中美国的下怀：英法德正在失去耐心，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正在失去耐心，联合国的责任想推也推不掉了。美国正按照其原先主张，极力想把伊朗核问题交到联合国解决。
避免单边主义和急功近利，与欧洲三强和中东伙伴国家稳扎稳打“共建新中东”，是赖斯时代美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咄咄逼人的“大中东计划”已经被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现实主义措施所取代。
美国推翻了中东的“现状”
美国人很早就开始争论美式民主是否能在伊斯兰国家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民主与伊斯兰并非不相容，新保守主义者更是千方百计想把美国民主移植到中东。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本质并非专制，恰恰相反，它有着明显的反专制的传统。中东的问题不是宗教的束缚，而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失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此密不可分。所以，改造中东的关键不是宗教改革，而是政治和经济改革。对美国而言，伊拉克是改造中东的一个理想的出发点。伊拉克曾是中东最发达、教育水平最高和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如果现在美国能够认真、长期地在伊进行“国家重建”，伊拉克完全可以成为中东第一个结合阿拉伯文化、现代经济活力、宗教宽容和自由政治的国家—-一个成功的“民主样板”。而伊拉克的“成功”是会“传染”到其他中东国家的。
对布什第一任期外交影响巨大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威尔逊时期，而通过输出民主改善美国和世界安全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自那时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思想与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最高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美国在“9•11”之前对中东改造的忽视导致了现在这一地区的滞后和反美主义。布什借“9•11”之机用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推行民主改造中东乃至世界的对外政策，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获得了成功，现在就看政治重建进程了。
当然，美国在伊拉克的冒险可能会像当年的越南战争一样惨败。但布什中东战略的意义在于：美国不再像之前那样忽视中东的政治经济状况；它想拔掉中东政治“专制”的根基，从本质上改变整个中东政治进程，并认为这种改变能消除恐怖分子滋生的温床，使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在中东这一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里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地区取得根本性胜利。“大中东计划”的成败尚不得而知，但美国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已经改变了中东的“现状”—-现在至少伊拉克人已经进行过三次美国人认为的成功选举了。从没有选举到有选举，从选举到“民主建设”，美国正期待伊拉克政治进程能够扩散到周边国家。当然，我们还应意识到，更为重要的是，这还能使美国长期占据中东战略腹地，并更加自如地控制中东石油资源。▲
（05）★以色列有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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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一：有一年某中国公司的一位经理来以色列谈生意。此公不会讲英语，却单身成行。我的太太被请去做他的翻译。闲谈间太太问他为何不从国内带个翻译来，他说别提了，国内公司里的人都是谈以色变，没一个敢跟他来。他到香港分公司去拉人，不但遭到拒绝，而且那些雇员宣称如果他强制他们来以色列的话，他们将上法庭打官司。
事例二：某年中国某京剧代表团来以演出，中文媒体将他们俨然描写成了从容赴难，大义就死的英雄豪杰。而他们自己显然也把自己的以色列之行看得悲壮无比，甚至在出国前写好了遗书。
事例三：几年前携妻去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访问，蒙主人盛情招待午宴。席间说起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因故不能赴席，嘱托系主任向“两位来自以色列的勇敢的中国教授”转达他的问候。
如此等等……
居以十二年，我见过的类似事例不计其数。我自己无论是回国还是游览欧美，只要说起定居在以色列，最常遇见的目光不是看见了疯子般的惊慌就是对垂死者的无限同情，两者都让我觉得既好气又好笑。
在这些人眼里，以色列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这有每天电视里的血腥画面为证。我以为电视误人，莫此为甚。电视的特点在于长于事实短于分析。你在电视里看见的大多是事实，这不错，但即使是在电视技术发达的今天，能眼见为实的事物毕竟还是少数。在你看见的电视画面背后，还有大量你没看见的事实电视并没有告诉你。而这些你没看见的事实往往影响着你对事物的总体判断的准确性。
就人身安全而言，除疾病以外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来自有意伤害行为（包括恐怖攻击），而是无意伤害行为，也就是事故。以美国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事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四点四，为第五大杀手。而有意伤害行为造成的死亡仅占百分之零点七，据第十四位。在事故死亡中，又以交通事故的死亡比例最高。美国2002年的数字是百分之四十四点三。所以评估一个国家的人身安全，应该综合考虑其事故死亡和伤害死亡比例，才能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如果我们单算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以色列当然高踞榜首。但如果把事故死亡因素计算进去，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三十八个国家的评估，以色列每年死于事故的比例为每十万人死亡二十三点三人，在事故死亡比例最低的国家里名列第四。如果我们把恐怖攻击因素加进去的话，这一数字在情况最严重的年份（2000到2005，死亡一千人左右，现在按每年300人计算），也不过是增加5个，也就是每年28.3人，还到不了日本（29.1）、德国（29.2）、法国（51.4）、芬兰（51.8）这类通常被认为是安全国家的危险程度。何况这还是最糟糕的情况。通常年份，以色列每年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数都在100以下，94年以巴和平进程开始前每年都只有十来人而已。
如果计算事故的最大杀手—交通事故的话，以色列每十万人每年(2004)死亡9.8人，把最糟糕年份的恐怖袭击受难者加进去，也不过14.8，还不到美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高于15），更低于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超过19）。换句话说，你在以色列死于交通事故和恐怖袭击（最糟糕的年份）的综合概率还不到你在美国或者中国于交通事故一项的概率。如果那些京剧演员来以色列需要写一份遗嘱的话，住在中国就该至少写一份半才对。
另一个说明以色列安全系数的有力证据是人口可望平均寿命。2003年以色列出生人口可望平均寿命为80岁，名列世界第十位，高于挪威芬兰（均为79岁）等通常被认为是长寿的北欧国家。
我个人在以色列的经历也和上述分析完全吻合。居以12年来，唯一一次谈得上危险的经历是一次翻车事故。至于恐怖袭击，我连声音都没听见过。开始几年还关心这些事，后来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往往是袭击发生了很多天后才由国内的亲友转告我：“你们以色列又爆炸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至少在通常意义上不比那些被认为是安全的国家危险。
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色列就是一个安全国家，因为一个真正安全的国家不会像以色列这样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安全防范工作。以色列的安全保卫的戒备森严的程度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我曾亲耳听过某国驻以大使诉苦。他说他住在其他国家，出行时都受到礼遇。只有在以色列，安全警卫常常无视他的外交身份而强行检查他的座车。我绝对相信他的抱怨。对于在以色列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安全警卫来说，世界上的人只分两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和不带炸弹的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是天王老子驾临，也只是一个恐怖嫌疑而已，不查个清楚是不能放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甚至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但这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打造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以色列一方面是一个数字上的安全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感觉上的不安全国家。
说起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以色列人给家人打电话的频率。如果你有机会跟一个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闲逛半天的话，你多半会发觉他至少每一个小时给家人打一个电话，一方面说明自己平安，另一方面察看家人是否平安。如果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话，很多以色列人会在一个小时内给所有亲朋好友打遍电话，看看是否有人受伤。即使是出国也是如此。以色列的背包族年轻人出国，即使再没钱，父母也会叮嘱留好打电话的钱。如果父母两天接不到孩子从国外打回来的电话，他们往往就会坐卧不宁，想方设法地四处打听，托人带话，让孩子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在我看来，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虽然跟现实世界有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民族惨遭迫害的历史造成的集体无意识。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反以暴乱发生的当天，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对记者的谈话中就说（大意）：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我们能回到哪儿去呢？回到纳粹集中营里去吗？那时我想：以色列人的历史敏感程度大概只有中国人可与之相比。很多中国人在海外哪怕买东西少找了一毛钱也能让他想起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来。以色列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样。巴勒斯坦人虽然闹事，但就凭那几条破枪，要消灭以色列国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很多以色列人不这样看，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敌意让他们想到的不是现实力量对比，而是历史上犹太民族所遭遇的种族屠杀。
2002年4月，在巴勒斯坦人暴乱的高峰季节里，我到戈兰高地去踏青。在犹大森林国家公园里，我看到以色列成编队的f-16战机一批接一批呼啸着向黎以边界扑去。我跟旁边的一个以色列人打招呼，他自豪地对我说：“以色列很强大，是不是？”当天晚上我住在太巴列湖边的一家旅馆。晚餐时除了我们几个人，还有一对以色列夫妇。我听见那对夫妇在跟女侍者谈论时局，他们一再重复的一句话是：“我们能去哪儿呢？这是我们唯一的国家，我们没有别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这便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安全感缩影。当他面对现实时，他是一个骄傲的、勇敢的、充满自信的现代战士；而当他面对威胁时，他仿佛又回到了18、19世纪的犹太隔离区，在痛苦和焦虑中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担忧。 张平 2005年11月14日 于特拉维夫
博客主人：张平 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555.html
简介：第一个在以色列完成人文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2000年，特拉维夫大学，比较哲学，拉比犹太教与儒家思想）。第一个在以色列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中国人（2003年，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第一批以杰出人才身份获得以色列国永久定居权的10名外国人之一（2004） 。▲
（06）★美国政府大大低估战争费用 伊战成本到底有多大？ ★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92260.html
2006/01/28新华网消息：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布什政府估算的战争费用是500亿至600亿美元。然而，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出人意料：美政府大大低估了这场战争的经济成本，它的总成本将可能达到185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题为《美国未能估算出战争的巨大代价》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估计战争费用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白宫很快解雇了他。林赛的确犯了一个错误，错在他大大低估了战争的费用。政府当时估算的费用是500亿至600亿美元，这就如同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一样实属天方夜谭。
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姆斯和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共同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政府大大低估了这场战争的经济成本。
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花了2510亿美元的现金。但是这笔费用还在增加。按照比尔姆斯和施蒂格利茨的保守估计，如果美国今年开始撤军，但在未来5年中继续保留规模不断减少的驻军，那么至少需要额外增加2000亿美元的费用。而如果按照他们的“一般”估计，由于驻军要持续到2015年，因此这笔费用将达到2710亿美元。
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其他一些费用：医疗费用、致残人员的抚恤金、复员费、增加防务开支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伊战造成征兵的费用提高)以及债务利息的增加。驻军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这些费用就会越大。据保守估计，总的预算成本估计在7500亿美元左右，而按照一般的估计，这笔费用约为11840亿美元。
现在让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讨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按照保守估计，即便不考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那么预算成本也将增加1870亿美元，而按照一般的估计，将增加3050亿美元。
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到底是哪些呢？预备役人员在正常就业状态下赚取的工资与他们在服役中赚取的较低收入间存在的差距就是一种成本。虽然生命是无价的，但政府在决策时仍有必要将生命的价值考虑进去。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算一条命值610万美元，按这个数值，这两位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员死亡带来的成本至少为230亿美元。此外还有重伤人员带来的经济成本。最后是武器迅速折旧带来的成本。
结果到目前为止经济成本至少为8390亿美元(不包含利息)。而这一切并未结束。至少有一方面显然会有进一步的成本：油价的上涨。据报道，林赛曾经说过：“控制油价的最佳途径是对伊拉克发动一场短暂而成功的战争。”但他错了。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从战前的每天大约260万桶减少到了110万桶。
战前，人们估计油价在每桶20美元至30美元之间，但实际的价格一直比此高一倍以上。两位教授保守地认为其中的5美元是由于战争带来的。如果每桶上涨5美元，那么一年给美国带来的负担将达到250亿美元；如果上涨10美元，那么就将带来500亿美元的负担。
油价上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加广泛。从中短期看，目前较穷的消费国减少开销的速度往往比目前较富裕的产油国增加开销的速度快。担心通货膨胀问题的各央行也会采取更加严厉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通常无法得到迅速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按照保守的推算，未来5年中经济产出将额外减少1870亿美元。
此外，两位教授还认为在伊拉克战争开销和如果将这笔钱用做他用之间还存在着两点不同：首先，伊战的绝大部分开销都花在了国外；第二，这些开销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会直接促进消费。如果将这些成本考虑进去，总的宏观经济成本合计可能达到7500亿美元，而总成本将达到18500亿美元。
也许有人会认为，伊战对伊拉克、中东乃至世界的好处将高于所付出的一切代价。但这取决于伊拉克出现一种稳定和平的民主秩序，然而这一切都尚未实现。
即使那些支持伊战的人也必须从中汲取两点教训。首先，动用军事力量的昂贵代价远比许多人天真希望的那样高得多。其二，在作此类决策时，需要对代价和可能的后果进行勉强可算得上是认真的分析。美国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重大失误将会在未来数年中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损害。(完) ▲
（07）★中国培训第三世界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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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泰峰 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731.html
《了望东方周刊》: 一位乌干达的外交官与一位尼日利亚的外交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如果不说明背景，读者肯定会以为两国之间发生了外交纠纷。其实，这场争辩的地点并不在非洲，也不在联合国，而是在北京。
这是外交学院教授苏明忠的一堂课，课上苏教授组织了一场国际模拟法庭。在模拟法庭中，乌干达的外交官是被告代理，而尼日利亚的外交官是原告代理。“他们事先做了精心准备，两人争辩得非常厉害，水平很高。”苏教授说。
苏明忠教授的课程是“国际法”，所教授的班级名为“外交业务培训班”，培训对象是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19名外交官。
这个培训班为期三个月，12月9日，外交学院为19名学员举行了结业典礼。此后几天，这批学员陆续离开北京回到各自的国家。
外交学院的特殊学生
其实，自1996年以来，在近10年的时间里，外交学院每年都会迎来一批或者数批特殊的学生。
1996年，外交学院受外交部委托，举办了第一期“非洲中青年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来自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11个国家的13名外交官参加了培训。
在每年成功举办非洲外交官讲习班的基础上，外交学院逐步扩大讲习班涉及国家和地区的范围，现已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东盟国家、阿拉伯国家和欧亚地区国家举办了此类讲习班。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向《了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2005年7月，外交学院共举办各类外国外交官短期讲习班（培训班）29期，参加人数521人，分别来自130多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
如果算上外国外交官“汉语与中国文化培训班”等长期培训班（1学期以上），那么外交学院特殊学生的数目还要大大增加。
这类培训班外交学院于1994年就已开始创办，截至2005年7月，此类培训班已经接受了来自42个国家的186名外交官。据外交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此类培训班的学员同样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
根据中国政府的承诺，从2004年至2006年，中国将为非洲培训一万名各类人才，范围涉及经济管理、农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海关、外交等领域。外交学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王燕告诉《了望东方周刊》：“由于明年是最后一年，因此外交学院还有很多的培训班要办。”
2005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开幕式时宣布了中国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而采取的五项重大举措，其中第五项承诺，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三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
可以预计，今后中国的高校和其他单位将迎来更多的特殊学生进行培训。
了解中国
为第三世界外交官培训班授过课的教师们普遍反映，这些学员们的求知欲非常强，希望最大限度地了解中国。
为期三个月的非洲外交官“外交业务培训班”的学员前脚刚离开中国，12月12日，又有20位巴勒斯坦外交官来到外交学院进行一个月的短期培训。
侯斯尼•阿卜杜•阿勒沃哈德是他们的团长，他告诉《了望东方周刊》：“我们希望了解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到很惊奇；其次，我们也想了解当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希望学习中国的政治外交经验；另外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它在阿拉伯世界同样适用。”
在外交学院这一方，秦亚青说，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内容非常丰富。
以刚结束的“外交业务培训班”为例，他们的课程包括：中国外交政策、国际法、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中国基本国情、国际关系概论、汉语、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联合国研究、外交文书写作、国际经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外交礼宾、外交实践以及太极拳介绍等。
在授课方式上，教授“中国基本国情”课程的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衡孝军说，每次两小时的课，一般授课时间为75分钟，然后留下45分钟给学员提问和相互交流。
除了在北京的学习外，中方还安排学员们到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一些参观，刚结束的非洲外交官培训班学员在离开中国之前去了重庆和海南，参观了一些中小企业，包括一个摩托车厂。侯斯尼也告诉记者，他们将前往昆明和深圳参观访问。
总结历届培训班及自己的教学经验，秦亚青说，他们整体的关注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比如他们会问，中国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外资；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义务、东莞会那么富裕等等。”
消除隔阂
秦亚青介绍，中国举办外交官培训班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非洲国家提出了需求，希望了解中国发展的经验，“因此我们把培训班的名字定为‘了解中国讲习班’。”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对《了望东方周刊》阐述了培训班的大背景，他说，1949年以后，中国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无私的援助，对他们的民族独立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周恩来总理曾三次访问亚非国家，这为中非关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随着老一辈外交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领导人发现非洲新一代精英人物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象老一辈那样，产生了隔阂，因此需要展开新的交流。”
这种隔阂在培训班上就有明显的表现。讲授中国外交政策的外交学院教授张清敏对此深有感受，他告诉《了望东方周刊》：“学员们对中国的一些重大人物和事件都不清楚，比如他们不知道林彪是谁，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对这些基本常识经常要解释很长时间。”
王燕教授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她说，“有的学员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至少他们还要竞选。这种情况下我就得进行解释，为什么这种制度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除了对中国基本情况的不了解外，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长，一些分析认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渐渐产生了脱离，双边关系因而面临新的挑战。
秦亚青认为这种新挑战的确存在，比如目前，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生产链上大体处于相似的地位，产品很可能形成竞争。第二，以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以意识形态为重点，很多是无偿的，而现在中国的最大重点在国内，因此援助模式跟以前相比就发生了很大改变；第三，中国确实需要大量能源，这也可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摩擦。
在课堂上，一些学员也对中国外交政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张清敏说，有的学员认为中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反对霸权方面的声音不够大，过于温和。
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所有参与授课的教师都认为讲习班的举办并非无的放失，它对于消除双方的隔阂，促进新友谊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延续传统友谊
在讲习班的经费方面，秦亚青介绍说，中国承担主要部分，一部分是外交经费，另一部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款，从援款中拿出一部分来举办培训班。“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发展，中国越来越感到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培训人才，也是中国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的宣示。”
不过，西方媒体似乎并不这么看，11月20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中国发动课堂攻势从非洲争取朋友》的文章说，“如果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旨在赢得非洲人心，外交培训课则是为影响非洲人的思想”，文章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华盛顿共识”而选择“北京共识”。
对此，秦亚青说，中国的确希望交朋友，希望更多的国家理解中国，这样双边关系就更容易处理，更和谐。“但是我们并没有向外国外交官们灌输什么理念，事实上，在课堂上，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北京共识’，也没有提到‘华盛顿共识’。”
他说，事实上，非洲外交官并不仅仅到中国来培训，他们也到一些西方国家去培训，而中国方面也不仅仅培训第三世界外交官。今年11月，外交学院举办了第一期欧洲国家青年外交官“中国与世界”研讨班。31名外交官在北京参观、学习了三天，赴外地城市考察了四天。之前，2003年、2004年，外交学院曾举办了两期英国外交官讲习班。
从广交朋友的角度来说，讲习班的价值的确不容小觑。来自佛得角的外交官玛莉亚女士对《了望东方周刊》说：“此次培训非常好，内容很充实，也很有趣。课程设置有授课、有实践、有案例分析、有情景模拟等，十分使用。如果有机会，我很希望能够第二次来学习。”
秦亚青介绍，这些学员都是各自国家的精英，大多是各自外交部中国处的官员，专门负责与中国打交道。同时他们大多为中级外交官，政策就在他们那里启动，“他们的位置特别重要”。
1949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对于中国的外交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就是由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最先提出来的，后来毛泽东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直奉行“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第三世界是基础”的基本方针，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居于重要地位。
事实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几位接受《了望东方周刊》采访的教员普遍认为，虽然在课堂上也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双方也存在一些隔阂，但大体上气氛非常融洽。
张清敏说，在与西方外交官接触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比如在有限主权论、人权高于主权等问题上，但跟非洲外交官没有距离感，虽然也会有不同看法，但因为基本立场接近，沟通很容易。
苏明忠也多次向《了望东方周刊》表达对学员们的好感，他说“通过三个月的相处，我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
（08）★俄罗斯密档：毛泽东两次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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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义仕 军事酷站:环球纵横 http://www.globbs.com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第一次（通过米高扬）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
【转自环球纵横 www.globbs.com】
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一处）□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绝密 苏共中央□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转自环球纵横 www.globbs.com】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另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 ，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 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