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刘华清谈中国海军核潜艇★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24791&typeid=14
（02）★中美战机交易秘史/威廉•佩里的“大武器库”计划（二）★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601/14018.html
（03）★解放军报评论：台湾关日本什么鸟事★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29089&typeid=14
（04）★日本政府拟修法 竟称“台有事就是日有事”★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29190&typeid=14
（05）★中国外交新考验：如何回应“中国责任论”？★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29161&typeid=14
（06）★阎学通:日本使我面临更严重威胁 ★
http://mil1.jschina.com.cn/zjw/2006/1-16/121348.html
（07）★中国在古巴的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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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三任总理视察 <<焦点访谈>> ★
http://media.chinabbs.com/bbs/00/272050.html

（01）★刘华清谈中国海军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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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3)海峡军事网
编者按：《刘华清回忆录》2004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撰写的这部回忆录，以凝练的笔触，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者的经历，发自肺腑地表达了一名老军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回忆录共２１章，约５２万字，附有６８幅珍贵历史图片，时间跨度长达７０多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其中对许多重大事件的详尽叙述，给党史、军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和佐证……
　　核潜艇的研制设计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先由海军修造部核潜艇总体组提出了方案的构思。后来由于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和科研力量不足，1963年3月，经中央专委批准，决定先集中主要的技术骨干力量，重点对核动力、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研究，待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时，再全面展开。
　　核潜艇于1963年调整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核潜艇要不要搞？如何搞？搞什么样的？有过许多争论。有的针对我国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从作战指导思想出发，对核潜艇在未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认识。后来毛泽东主席重申，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有，要快，要超”。这之后，核潜艇便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我调到国防科委的时候，恰逢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
　　核潜艇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在周总理的具体指导下，聂荣臻元帅专门写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应该说核潜艇的上马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这项工程的前期开发工作却几经波折，这期间，我先在七院，后调到六机部，岗位变化了，但关注核潜艇工程的心却始终放不下。
“汉”级攻击潜艇
　　1962年上半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大批工程项目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继续工作。对此，七院党委做了多次研究，我和戴润生政委专门向聂帅做了汇报，中心意思是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上马时，困难会更多。后来，中央专委决定，组成了七院十五所，保留少数核潜艇研究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研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我专门到十五所讲了预研工作问题，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技术关键问题搞清楚，做好前期开发研究，为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的选择和初步设计提供基本理论和试验数据。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当时我任六机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我起草，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研究制造核潜艇的报告。8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核潜艇工程终于再度上马。我喜出望外。
　　核潜艇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兼有“两弹”和“两核”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几百个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几个部门。
　　为此，我们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两个技术关键，分开攻关。为抓任务和组织协调，我们前前后后开了十几次会，签发二十几份文电，工作才逐步展开。
外国媒体想象的094型核潜艇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先是从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四机部参加，并成立核潜艇工程联合办公室，归属六机部，由我负责。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此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这项工程仍由我分管。后来我离开科委到海军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又转属海军。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1971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作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1年12月至1974年，几个阶段的试航试验，我参加了多次。
　　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中国海军“基洛”级潜艇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
　　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
　　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1981年，我以副总长的身份去检查，感到这样不行。虽然还有些遗留问题，但艇已经交付了，就要让部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组织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舰队和核潜艇基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经过认真准备，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舰队曲振牟副司令员指挥核潜艇进行了首次超过一个月的长航训练。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983年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更长时间的长航。1984年第二艘鱼雷核潜艇交付。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该艇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完成了数十昼夜的最大自持力试验。远航试验证明，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核潜艇和我们培养的第一代核潜艇指战员，是顶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龙。
　　1984年起，海军又相继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模型弹试验；深潜、全速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水下发射潜地导弹遥测弹试验等，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系列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我考虑，核潜艇、核武器、核动力堆的发展，既要有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发展计划。1987至1988年间，几艘核潜艇试验训练取得不少经验后，我就强调，一方面要下功夫抓核安全，抓现役艇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考虑核潜艇发展研制和生产不断线。我认为，发展核潜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研制战略导弹核潜艇，一个是研制攻击型核潜艇。这两种型号核潜艇都要研制，特别是攻击型核潜艇。随着科技的发展，敌人反潜力量增强，原来用常规潜艇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现在困难了，必须研制攻击型核潜艇。
　　1990年，最后一艘鱼雷核潜艇下水。我向江泽民主席报告后，他决定亲自去视察。视察时，江主席果断表示：“核潜艇不能断线。”
　　1992年5月29日，我把海军核潜艇部队建设情况报告转呈江主席，特别强调要持续保持科研发展和认真做好安全工作。江主席做了重要批示。
1994年，根据江主席指示，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看到核潜艇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艇，我也就放心了。 ▲
（02）★中美战机交易秘史/威廉•佩里的“大武器库”计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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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库宾卡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神经。国防部总干部部长、原远东军区司令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大将（8.19政变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询问外界流传的向中国出口最新米格战机的消息。考虑到远东军区多年以来作战对象的想定情况，亚佐夫的惊讶也是情由可原。前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前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则坚持认为，既然莫斯科为了恢复与北京的友谊将提供米格-29这样最新锐的歼击机，那么也应该向河内提供同类型的装备（这一提议在俄罗斯时代得到了贯彻）。
向中国出售新型战机的提议无疑获得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支持，考虑到阿赫罗梅耶夫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长期以来协助后者在军队中推进改革，并成为后者的军事顾问的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这一“米格外交”的策划者，这也是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的前苏联总统所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和平典范
除此之外，对中苏之间展开军事合作的消息倍加敏感的就是美国人。在获知莫斯科打算将最新式的米格歼击机出售给北京后，里根政府立即派遣了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前往中国。在北京温伯格极力劝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恢复或加强与前苏联的军事合作，并允诺将加快关于改进中国歼-8歼击机的谈判。
关于歼-8歼击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发展这一型号的目的，是用于拦截前苏联前线航空兵的米格-25MR高速侦察机和图-22M“逆火”轰炸机。实际上歼-8飞机在研制之初，是为了拦截美国的U-2高空战略侦察机，当时美国人通过部署在台湾的U-2飞机肆意入侵中国大陆的重要敏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虽然中国防空部队使用S-75导弹系统连续击落了多达5架U-2，但U-2的侦察入侵活动依然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中苏分裂而缺乏足够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能够在两万米高空飞行和作战的截击机。
歼-8飞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米格设计局的E-152截击机方案，就是在米格-21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放大后，增加一台发动机，使之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高的飞行高度。前苏联国土防空军在1962年选择苏霍伊设计局的苏-15截击机，作为替代苏-9的下一代轻型截击机。中国空军在1959年考察过苏-9截击机，当时中国空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拦截美国空军飞得越来越高的高空侦察系统。而苏-9较米格-21更适合执行这一拦截任务。问题是如果引进苏-9，则中国空军必须更新其整套防空作战体系，而且前苏联本身也未能完善苏-9的自动拦截作战模式所需的防空指挥和侦察系统。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歼-8飞机的定位问题。由于中国在50年代后期将国土防空军并入空军（俄罗斯直到1998年才完成了空军与国土防空军的合并任务），所以中国没有对截击机和歼击机的发展加以明确区分。同样的，中国空军的飞行部队也没有类似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中前线航空兵和国土航空兵的划分。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空军获得苏-30一类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以前，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所担任的任务，就是类似前苏联国土防空军所属防空截击部队所承担的一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采用类似米格-19（歼-6）和米格-21（歼-7）这样的前线歼击机，来完成诸如苏-9和苏-15这样的专用截击机才能胜任的国土防空截击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疆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理解中国在其相对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上，利用米格-21这一当时唯一可获得的技术来源发展一种相对大型的截击机。但是歼-8飞机的发展一直不是很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独立研制复杂的大型技术兵器的经验和工艺技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冲击，使歼-8飞机在1965年就完成了首飞的情况下，到1980年才勉强通过了中国军事工业决策部门的审评。在同一时期，前苏联已经完成了米格-29和苏-27等四代歼击机的前期发展工作。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1982年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F-7M出口用歼击机，该机是在歼-7II的基础上换装西方先进技术改进而成的。发展F-7M的目的也是为了武装巴基斯坦空军（PAF），后者期望用美制F-16和中国的F-7M构成高低搭配模式对抗老对手印度空军装备的米格-23和米格-29歼击机。这样美国的格鲁曼公司也进入到改进F-7的工作中来。美国人将这种在米格-21F-13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歼击机进行全面的修改。就如同他们在F-5E的基础上发展了F-20多用途歼击机一样，大幅修改了气动外形并采用GE公司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和威斯汀•豪斯公司AN/APG-66雷达的F-7PG“军刀II”多用途歼击机成为当时中国成都飞机生产联合体与美国格鲁曼公司之间的一项独立合作计划。
这样转回到歼-8飞机的问题上就更加清楚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歼-8本身就是歼-7（米格-21F-13）的双发放大型号，既然可以在歼-7的基础上，开发出“军刀II”这样的现代化改进型，那么歼-8飞机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发动机进行类似的现代化改装。尤其要提到一点的是，在整个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极力渲染所谓前苏联战略侦察机定期飞越中国东北和华北敏感地区的消息，这促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需要一种现代化高空高速歼击机捍卫自己的领空。采购幻影IIIE和幻影2000歼击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拦截类似的战略性目标。
了解到莫斯科准备提供新型米格飞机的消息后，美国人加快了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步骤。这是在“大武器库”方案被北京否决后美国又一次主动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在此之前北京刚刚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向中国出售F-16/79的同时向台湾提供F-20“虎鲨”以替换陈旧的F-5E“虎II”歼击机的提议。而美国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引进PW-1120发动机的要求，这种发动机曾经装置在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发展的Lavi“少狮”歼击轰炸机上。美国怀疑以色列人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将利用美国技术和资金发展而来的Lavi转移给中国，从而威胁美国F-16和F-18的市场。
由于北京在台湾问题是不可妥协的态度，使双方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问题上产生了隔阂。但是莫斯科积极推销米格-29的消息迫使华盛顿主动出击，从而避免中苏快速和解的局面出现。1987年时，美国里根政府正式宣布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和平典范”计划投入实施。虽然当时美国自己的战略侦察机不时侵犯中国的领空，但华盛顿还是宣称进行“和平典范”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需要一种新型歼击机布置在中苏边境以抵御前苏联轰炸机对其领空的侵犯”。计划包括50套机载雷达及火控系统和5套备份，总价值5.5亿美元。
最关键的雷达系统对于中国的歼击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中国战斗机配备雷达的原则是既要解决中国空军全天候作战和拦截低空目标的能力，又要防止中国掌握美国的技术情报。编号为PRCF-8II的AN/APG-66（PRC指中国，F-8II指飞机编号），基本上相当于已经装置在出口到巴基斯坦F-16A/B Block15批次上的雷达水平。同一型号的雷达也被建议用于“军刀II”项目。考虑到伊斯兰堡和北京固有的亲密关系，华盛顿非常清楚任何技术装备只要交付到巴基斯坦人的手中，也等于交到北京的手上（最近美国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F-16C/D Block50/52歼击轰炸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歼-10飞机具有美制飞机的同等品质）。
实际上整个的“和平典范”计划不仅仅是提供几十套机载雷达和火控系统那么简单，为了打消中国引进米格-29和幻影2000的兴趣，美国人提出的改进方案较早先的“军刀II”更加彻底和完善。按照格鲁曼公司（中方在一开始就选择了该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所提出的计划，“和平典范”的关键在于对歼-8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采用两侧进气道布局和具有装置大口径雷达空间的F-8B进行整体的性能提升。除了装置AN/APG-66雷达和美制航电及火控系统，F-8B将换装F404发动机并对机身进行大的修改。F404是美国海军F-18“大黄蜂”歼击轰炸机的标准动力装置，中国一直希望获得类似的中等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用于设计中的新型战斗机。
“和平典范”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增强F-8B飞机的空中转向能力，以提升其机动和敏捷性能，在这方面F-8B甚至不如后期的F-4“鬼怪”歼击轰炸机。另一方面将飞机的载荷提升至4000公斤，由于F-8B在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结构也非常的不合理，所以飞机的最大武器载荷仅2500公斤。经过性能提升后的飞机具备挂载美制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的能??舰导弹。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F-8B可以发射美制AIM-7M“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使之可以攻击视距外的空中目标并具备上视上射和下视下射能力。这正是中国空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由中国自行开发的歼击机都不具备这一能力。最初的两架飞机由中国沈阳飞机联合生产体制造，飞机系统的安装，检测，测试及试飞则由格鲁曼公司在纽约长岛的比斯派格工厂内进行。
为适应机载火控系统，对F-8B的座舱也进行了改动。最明显的变动是换装了新型平显和多功能显示器，而此前中国歼击机只有常规仪表。部分装备有雷达的歼-5甲和歼-6甲歼击机也只有简陋的L显示器，飞行员需要通过辨别回波光斑找出目标信号。在历次防空作战中，这些歼击机雷达效能极其低下。而改进后的F-8B能将自动分辨目标信号，将其以标志形式投射到13×9度的HUD平显或多功能显示器上。与多功能显示器相似，HUD显示内容包括火控系统信息和雷达信息，飞行数据和机动能量管理信息包括空对空瞄准时显示雷达目标截获指示符号、瞄准光环、导弹的最大和最小发射距离、瞄准操纵点、弹丸示踪线(热线)和飞机速度矢量(vv)等，在空对地瞄准状态显示使用各种空对地武器的攻击画面。多功能显示器MFD是一种高分辨率、高亮度的电视／光栅显示器。由于采用了先进的CRT技术和光学滤波技术，使得即使在直射阳光条件下也能产生清晰、对比度好的显示图象，MFD除了可以作为垂直情况显示器VSD。字母和表格显示器及用于电视等空地制导武器。
由于航电系统的完善和扩充，格鲁曼公司为F-8B配备1553B数据总线，这是70年代初出现的美国的军用标推，其作用就是将飞机各个分系统连接，以便于集中显示和管理。坦白的说，这项技术的应用已经超过了当时前苏联歼击机技术装备水平。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除此以外，F-8B还采用F-16的中央火力控制计算机，功能包括：空空机炮前置角和导弹发射区的计算。空地攻击计算武器弹道，弹着点，瞄准点和操纵指令。除了上述设备外和平典范其他设备还包括；大气数据计算机及数据库，外挂管理系统等。总之，“和平典范”计划改进后的F-8B技术和性能接近当时的F-16。美国人的打算是将其升格为能够执行对地攻击的多用途歼击机，这也是后来中国航空部门孜孜不倦地增加F-8B功能的原因。
1987年中方将2架F-8B飞机和一架1：1实体模型运抵比斯派格工厂，到88年双方完成航电系统的安装与测试。首架装置有美制航电和雷达系统的F-8B于1988年首飞成功，随后飞抵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全面的试飞。到1989年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任务的时候，该机依然采用的是中国自己的发动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发现，F-8B在设计之初所采用的细长机身布局限制了F-404这样高性能发动机的装机使用。如果要为F-8B装置F-404则必须对机身结构和布局进行更大的修改。即便如此，美方经过试飞后认为改进后的F-8B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初美国打算提供给中国的F-16/79的水平。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仅仅提供航电和雷达系统并不能从整体上提升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就在与美国联合改装F-8B的同时，与前苏联就引进米格-29和RD-33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接触也始终没有停止。虽然1987年的红场事件造成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上层结构的大变动，但是向中国出售新型米格飞机却作为一项任务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89年戈尔巴乔夫对北京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从而宣布中苏和解时代的到来。这也为两国间进行各个领域的合作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与处心积虑的美国人相比，莫斯科在提供先进技术和装备方面要开明也方便的多。前苏联也非常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其感兴趣的地方，毕竟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有关提供RD-33发动机的谈判在一开始就是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进行的。苏方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包括采购飞机和发动机或者单独购买发动机以至引进生产许可证在中国生产。这是当时除法国外第一个愿意以无条件向中国出售先进航空动力系统，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却因为政治原因单方面的中止了“和平典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军事禁运一直到今天。这使中国领导人再一次感受到“背信弃义”的滋味，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美国人。格鲁曼公司向中国政府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实施对中国的制裁，但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但条件是要中方增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过多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中止了该项目，而早先运送到美国的两架F-8B原型机和实验用1：1模型一直到1992年才交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可以说中国方面在花费了大笔的资金和数年的时候后却一无所获，这对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完）▲
（03）★解放军报评论：台湾关日本什么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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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16日解放军报: 据日本《读卖新闻》1月11日报道，日本政府开始对《周边事态法》进行修改，拟将“台湾有事”视为“日本有事”。报道说，该修正案预定在年内提交日本国会审议。
《周边事态法》正式出台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政府曾反复声明，所谓的“周边”并不是地理概念。这种辩解毫无逻辑可言，但至少表明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所顾虑，只能采取模糊战术。而此次对《周边事态法》进行修改，清晰地界定“台湾有事”属于日本“周边事态”以及“有事体制”的适用范围，则撩开了“周边”的朦胧面纱，露出了日本政府的真实企图。
日本对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钟爱有加”，是有史可寻的。早在1563年，中国史书就有日本浪人（倭寇）侵扰台湾的记载。日本明治维新后，于19世纪70年代起多次武装进攻台湾，至1894年甲午战争后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日本据台50年，对台湾实行了殖民高压统治，残杀台湾民众50多万人，掠走大量的资源。台湾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对其暴行至今仍记忆犹新。
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被打败，撤离台湾已经60年了。然而，近年来日本对台湾的“关爱”程度却逐渐升温，原因何在？日本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后，争当世界政治大国便成了它的战略目标。这种愿望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能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反而任由右翼势力鼓噪否认战争罪责、美化侵略行径的言行，采取了一种与邻为壑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心态驱使下，日本政府试图对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进行牵制甚至遏制，把“台湾有事”与“日本有事”等同起来，便有了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
为了推行牵制、遏制中国的战略，日本不断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日本自卫队共有官兵约24万人，虽比中国军队员额少，但其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中国基本持平，而中日两国国土面积却相差悬殊。相差悬殊的还有年度军费开支，日本是中国的1．6倍；日本自卫队人均军费是20万美元，比中国军队高出15倍还多。世界军事界一致的看法是，日本自卫队的质量优势居世界前列。有着这样的优势，日本仍不满足，对自卫队的全面改造，包括自卫队“正名”、防卫厅“升格”、重型主战兵器升级换代等等，已全方位展开。将“台湾有事”纳入“周边事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整军扩军，便是日本实施军事转型的主要借口。
日本抓住“台湾有事”不放，其中也有美国因素在起作用。目前，美军也处于转型期，重要的一环就是调整全球的军事部署。1999年的日本《周边事态法》规定，“政府可向拥有重要机场和港湾的地方自治体要求协作”。很明显，这一条文并不具有强制性。美国军方对一旦发生适用《周边事态法》的事件时，能否使用日本的民用机场和港口感到没有底。在去年美日签订驻日美军整编协议时，美国向日本提出，“当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时，有必要使用九州所有的民用机场以进行应对”。日本对《周边事态法》的修改方案，完全满足了美国的要求。这并非日本的被迫之举，而是日本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借美国之力来达成自身战略目的的自愿所为。
不管“台独”势力如何鼓噪，都改变不了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因此，台湾“有事”还是“无事”，都是中国的内政，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更容不得别人染指其中。日本欲拿“台湾有事”做文章，完全是徒劳的。▲
（04）★日本政府拟修法 竟称“台有事就是日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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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卖新闻》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日本怎么办？这是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日本对此虽然有很多想法，却碍于现行法律制约，一直没有明确行动方针。但据最新报道，随着日美军事合作的调整，日本将把“台湾有事”视为“日本有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12日指出，日美间的一些军事合作或同盟关系，是一种双边安排。既是双边安排，就应严格限制在双边范畴内，应避免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复杂因素。日美应从本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出发，从本地区长远利益出发，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同日也指出，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希望日本政府从大局着眼，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1月11日，日本《读卖新闻》称：“如果台湾海峡等周围发生纷争，就和日本有事一样，可将日本国内的机场、港湾等优先供美军使用。为此，政府开始探讨修改‘周边事态法’。修改方案将在年内正式提交国会审议。”《读卖新闻》还指出，在日美军重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定、加强自卫队与美军的合作。日本称，由于中国正在加强配备高性能的战斗机和潜艇，攻击能力不断提高，因此引起美军的高度警戒，并以此要求日本修改法律，保证在台湾海峡有事时，美军可以优先使用九州地区的所有空港。日本政府这一修改方案将台湾“名正言顺”地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伞。
近来日本不断修改法律，极力拓宽日本自卫队参加海外战争的权限，已经引起日本在野党及和平势力的警觉。对于这次政府提出要修改“周边事态法”，社民党和共产党表示坚决反对。一些市民团体也以不能让日本走向战争为由，准备通过抗议活动表示反对。
按照日本政府的定义，此前的日本周边事态主要是指，“在日本周围地区发生的、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具体包括发生武力纷争或者是某国发生内战的情况等。从中可以看出，在以往法律中并没有具体指出针对哪一个国家“有事”。但这次日本提出修改之后，将明确指出“周边”就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而且还直接指出法律的修改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心”。这标志着日本对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此前，记者曾见到日本防卫厅要人，问起过自卫队的对台方针，那时他非常认真地告诉记者，日本防卫厅还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作为日本来说，当然不希望台湾海峡发生战争。可是现在日本政府却一改从前的方针，试图通过修改“周边事态法”，明确将台湾纳入自己的安全防卫范围之内，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应有的重视和警觉。▲
（05）★中国外交新考验：如何回应“中国责任论”？★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29161&typeid=14
美国对华塑造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定位，要求中国肩负起披着美国单极霸权外衣的“战略责任”。这种“中国责任论”不同于先前煽风点火的“中国威胁论”那样可以给予坚决回击。
如今，中国致力于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建设既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利益诉求，又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要义。如何回应“中国责任论”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的新考验。
假如中国对美国提出的“战略责任”给予回避和否定，完全不理会美国的战略意愿，那么，基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横亘在中美关系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的“叛逆”行为势必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国际结构性压力。
如果中国简单附和之，它的崛起动向势必因为对美国的“委曲求全”而导致自身的国家利益被套牢。
中国作为当前这个由美国在二战后所主导构筑的国际体系的客观受益者，伴随自身不断满足的国家利益和不断提升的国家力量，它理应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是中国走向大国的自觉。但同时，中国必须认真界定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责任定位的具体原则和内容。换言之，中国应该通过某些适当的国际场合阐明崛起的中国为谁负责？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逻辑出发点而派生的“中国责任论”始于中美高层的战略对话，而且中美间的“信任建设”还有待于通过类似战略对话等途径实现“磨合中的建构”，中国要阐明“中国责任论”的责任所在、责任对象，防止它树立的“战略责任”发生向美国利益的大面积“滑坡”，再次借助中美战略对话的平台开诚布公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为中美战略对话的初衷就是“将彼此怎样看待对方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的真实想法呈现出来”，为增建两国的战略互信提供平台。▲
（06）★阎学通:日本使我面临更严重威胁★
http://mil1.jschina.com.cn/zjw/2006/1-16/121348.html
WWW.MILCHINA.COM 2006-1-16: “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没有恐惧和没有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有和平并不一定有安全
我国目前面临的实际安全情况是：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与此同时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
只有使国防实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有利于维护好我国的安全利益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有了和平我国就有安全，即只要不卷入战争我国就没有国际安全问题了。这种认识源于没有注意到“和平”与“安全”的不同。“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没有恐惧和没有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有和平并不一定有安全。
1931－1936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这种政策保持了中日之间的和平，但中国却没有丝毫的安全，中国人面临着日军随时入侵中国的威胁，生活在恐惧和非常不确定的环境里。自1999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的政策以来，台湾没有发生战争，但我国却面临着“台独”引发战争的严重威胁和不确定性。由于伊拉克局势稳定之前美国无力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因此防止“台独”在其任内引发台海战争成为布什政府的现行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还未成为美国政府对台的基本政策，其基本政策还是要搞“不统不独”的所谓“平衡”。这意味着“台独”的可能性仍在，对我国根本利益的威胁仍在，我们还无法消除这种担心。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了，我国的安全环境就会改善。这种认识主要源于忽视了不同实力要素的功能不一样。国际安全靠军事实力保证，国际贸易份额靠经济实力提升，政治冲突靠国际动员能力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实际安全情况是：我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2004年中国取代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台独”势力在岛内还在发展，美日同盟加强意在对中国的军事遏制。
除了这些原有的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之外，现在又出现了出国旅游公民的生命安全、中国海外投资安全、中国海外资源运输安全等新的安全问题。2004年2800万中国人出国旅游，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国旅游的第二大国，这个数字将迅速增长。如何解救在自然灾害和政治暴乱中遇到危险的中国在海外的公民，是一个新问题。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投资，它们面临着像种族主义暴力袭击等威胁，2005年在法国、西班牙和吉尔吉斯斯坦都发生了对中国商店和仓库进行抢劫和纵火的事件。大规模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已成为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海上运输没有安全保障也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威胁。
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程度；二是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速度与经济实力提升速度的平衡。从外部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素看，21世纪初的情况与上世纪90年代总体上相似，但是日美同盟对华军事遏制的势头加强。中国总体实力还达不到美国的超级大国水平。但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使中美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使中国实力超越日本的速度加快。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就必然全面遏制中国的国防建设，防止中国成为一个与其同一等级的军事强国；日本要减缓中国实力超越它的速度，就会追随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政策。这样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都形成了结构性矛盾。美国不但继续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从全球范围封锁中国的军事采购，而且美国加大了在太平洋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从表面看，美国的这些部署是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发生冲突，但实际上，美军具有相当强的进攻能力。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仍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
日本支持美国将日美同盟从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型的军事组织。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不公开表态支持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政策。2004年，日本在美日“2＋2”会议上主动接受了美国多年的建议，将台湾问题公开列为日美同盟军事合作针对的目标。近年来小泉政府在钓鱼岛主权、东海油气田和经济区等海洋权益方面挑战中国主权。小泉改变了日本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执行的和平政策。为了将日本的自卫队改建为正式国防军，提升日本的军事力量，小泉政府想在今年修改和平宪法。为此，小泉政府近年来采取了恶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关系的政策，通过制造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为修改宪法、恢复战争权的合理性创造条件。虽然小泉要在今年结束其执政，但其继任者很可能继续小泉这种通过增强军事实力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政策。这将使中国面临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
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不快。到目前为止，我国军队还是一个国土防御型的军事力量。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没有实力，就很难保证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发展。只有使国防实力的增强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有利于维护好我国的安全利益，争取我综合国力整体的平衡发展，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作者:阎学通 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环球时报》2006年01月13日 星期五 第十一版）
（07）★中国在古巴的影响越来越大★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8/0601/14438.html
古巴的公路上跑着中国车/《西雅图时报》中国在古巴的影响越来越大/弗兰斯•罗波尔
　　如今，在古巴的公路上，和上世纪50年代的老式交通工具并行的，还有安装了舒适座椅、彩色玻璃和空调设施的中国客车。其他中国商品，如高压锅、电灯泡、冰箱、电视机和自行车等，也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古巴。
　　从出口各类生活用品到投资古巴的镍、石油等能源产业，中国正在这个岛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古巴方面的消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2004年9月时中国还排在第四位。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去年11月表示，古巴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0亿美元。
　　古巴和中国近来主要的经贸交易有：古巴与中国石化签订了合作开采协议；2004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拉美之后，中国宣布将对古巴的镍矿产业投资5亿美元，古巴是全世界最大的镍储量国之一；中国将以优惠方式向古巴出售1000辆客车，现已交付了200辆。
　　在14年前，古巴几乎还在依赖苏联的补贴，如今，它已经找到了新的可以依靠的经济强国。在过去5年里，中国和拉美的贸易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去年贸易总额达几百亿美元。
迈阿密大学的教授约翰•托弗•德瑞认为，中国在古巴的利益中也包含了安全因素。在过去，由于苏联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曾受到影响。如今，专家们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广泛共识：古巴和中国虽然也提意识形态，但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思想库对话会议上，一位古巴专家说：“中国希望他们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中国12辆火车首次出口古巴 卡斯特罗亲自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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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李宏伟 经过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国出口古巴的12列火车机车和80辆大客车终于抵达首都哈瓦那。当地时间1月14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来到哈瓦那火车站车场，迎接并视察了12列中国火车机车。
“真的很舒服”
卡斯特罗兴致勃勃地登上一列崭新的火车，摸了摸一尘不染的座椅，然后微笑着坐下。“很舒服，真的很舒服”，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也来试一试。”于是陪同视察的官员也坐了下来。身边一位官员还对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说：“感觉真不错。这么新、这么好的车，一定要好好爱惜，洗手间要弄干净，要有卫生纸。”原来，古巴火车的卫生间里通常是不准备手纸的，常常会出现尴尬局面，也让车厢里气味不大好闻。
视察完毕后，卡斯特罗满意地离开了车站，临走时他预祝新火车顺利运输旅客和货物。很快，这批火车就要投入使用了。
古巴需要中国火车
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古巴，两国当时就签署了这份火车出口合同。虽然出口到古巴的机车都是东风7G型，但为了做得完美，数名中国工程师、设计师专门到古巴考察铁路系统，修改了设计。每台机车的动力为2500马力，最高时速为120公里。采购金额加运费超过1500万美元，古巴还获得了贷款方面的便利。
与火车机车同时抵达的还有80辆中国宇通客车，它们是1000辆宇通客车总合同的一部分，该合同总金额达1亿美元，目前已经有200辆中国产的长途客车在古巴各城市间穿梭。
古巴是拉美铁路系统最健全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铁路交通存在很多问题。从去年起，古巴开始对铁路系统进行大整顿，一共维修了近2000节车厢。
即使这样，人们对古巴火车的印象仍然欠佳。以古巴首都哈瓦那到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之间为例，这里的火车有不少是2001年从法国进口的二手车(俗称“法国火车”)或从加拿大进口的二手车，座位已非常破旧，但这已经是古巴最好的火车了，另外一些墨西哥淘汰掉的火车就更不舒服了，里面没有卧铺，座位上的人造革都快掉光了。中国火车的到来，将大大提升古巴铁路服务的质量。
中国火车首次出口古巴
很多古巴人得知中国火车到了都很高兴，这两天一直有人打电话到火车站询问，“中国火车什么时候开？”“票价会涨吗？”古巴铁路系统的官员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涨价的计划。
对中国来说，这批火车是出口到古巴乃至拉丁美洲的首批火车，而且此前没有其他亚洲国家向古巴出口新火车。
目前，古巴政府已经将改善全国交通状况作为2006年的重点任务之一，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商机。2004年，中国还只是古巴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2005年已经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委内瑞拉。▲
（08）★三任总理视察 <<焦点访谈>> ★
http://media.chinabbs.com/bbs/00/272050.html
　　一个电视栏目，三任总理来视察、座谈、题词，据我所知，除了《焦点访谈》外，是没有过的。
　　恰巧，我都在。
　　李鹏总理来了
　　李鹏总理来的那天是1997年12月29日，快过年了，气氛挺喜庆的。领导们早就到了，当时的台长是杨伟光，《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是孙玉胜。
　　当时的演播室设在中央电视台方楼新闻演播区，《焦点访谈》1994年一创办就在这儿，从没有换过地方。李鹏总理对演播室很有兴趣，看着摄像机、灯、提示器，一直笑着。李鹏总理给《焦点访谈》留下了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我们也准备了回赠李鹏总理的礼物:一支话筒。准备礼物的任务是由企划组的何绍伟承担的，他素以认真细心著称，当时袁正明副主任交给他任务时，要求有创意，要快。礼物设计得很别致:一支带有《焦点访谈》标识的话筒，斜着放在一个深色的底座上。我们说，我们的记者就是用这样的话筒去采访的，给您做个纪念。当李鹏总理端详着话筒时，他的夫人朱琳说:“那，你们用什么呀？”我们回答:“我们还有，我们还有。”那口气，像是农民说，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地里还有。
　　朱镕基总理来了
　　朱镕基总理是1998年10月7日来《焦点访谈》视察的。前一天我们知道了消息，大家都在期待着。
　　孙玉胜对我说：“总理来的时候，你争取请总理题词。”我一听，啊？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理早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我们明明知道，还提出这样的请求，这能行吗？孙玉胜说，你看情况争取吧。从这一刻起，我就开始琢磨，怎样提出这个请求呢？既要表达出我们的恳切愿望，又要表现出对总理约法三章的尊重和理解，这真把我难住了。
　　当朱镕基总理落座演播室的时候，我站在总理身边。这时，演播室有二三十人，都是我的同事，总理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我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的十分之一。”
　　总理有些意外地说:“你们那么多人啊？”
　　我说:“是啊，他们都在外地采访，他们特别想回来跟您有一个直接的交流，但工作在身，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这时，方宏进把早已准备好的题词簿放到了总理面前。我心里忐忑着，却又有一种直觉，总理可能不会说“不”。因为我深知，总理对《焦点访谈》的记者有一种由衷的喜爱和信任。当我提到我的那些同事的时候，总理也许会想到，那些年轻的记者们天南地北奔波忙碌，正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行使着舆论监督的职责，总理会乐于和他们交流的。
　　果然，总理笑了，他接过了方宏进递给他的笔。那不是题词用的毛笔，而是一支往白板上写大字的那种粗黑的硬笔，它不像毛笔那样正式，与“留句话”的说法正合适。这个细节是没有商量的，也许正说明了我们的默契。但是，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给总理准备一张试笔的纸。朱镕基总理拿起笔，在桌面上试了试，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笔迹。这个笔迹在我们的桌面上留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每次主持节目的时候，都会看到它。
　　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时，站在总理身后的白岩松鼓起掌来，接着，演播室掌声一片。总理笑笑说：“我还没写完呢。”他继续挥笔：“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整个演播室都兴奋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总理的题词上。
　　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朱镕基总理详细阐述了这十六个字，显然，总理是有备而来的。我感到，总理特别在意与普通记者的交流，特别在意了解电视前沿的鲜活信息。他说，《焦点访谈》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我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我也要接受你们的监督。后来，报社的记者说，在他们看来，总理的题词不仅仅是给《焦点访谈》的，也是给所有行使舆论监督使命的媒体的。
　　温家宝总理来了
　　5年过去，《焦点访谈》已经成了一个老栏目。在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的第五个月，也就是2003年8月26日，这个老栏目迎来了新总理。温家宝总理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事先，梁建增主任交给我一叠材料，说你代表《焦点访谈》向温家宝总理汇报时，可以依据这些材料。材料的内容很丰富，有《焦点访谈》的历史、现状、思路、成绩、困难等等。其中有一个统计表，显示了自节目开播以来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各个年度所占的比例。梁主任还谈了一些说情的情况，我理解，他希望我在座谈会上能像《焦点访谈》每天的口号一样:用事实说话。
　　当温家宝总理和我们面对面时，我说：“我们《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我之所以这样开头，不仅是因为数字很说明问题，也是因为听说温家宝总理对数字很敏感。我看到温家宝总理在纸上写着什么，估计是这个对比数字。于是，我接着说:“舆论监督内容减少，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
　　现在，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这使得《焦点访谈》的特色不那么鲜明了，有的观众的心情也从期待变成了失望。在中央电视台众多栏目中，《焦点访谈》并不是让人开心、舒服的节目，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如同让人对自己身上的疥疮保持痛感，进保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焦点访谈》保持特有的栏目特色，是百姓所希望的。
　　《中国电视报》登出了我的发言后，多家媒体转载。人民网转载后，三天里有37000人次点击浏览，上了那几天访问量排行榜第一名。网友说:建议做一期《给说情者曝光》；保护舆论监督要立法；《焦点访谈》原本是我们心目中敢说实话的地方，不要让老百姓失望；敬一丹们的压力也不小吧？全国人民支持敬一丹们；人民需要新闻监督，一个正确的党需要监督，一个有为的政府需要监督，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屹立的国家需要监督；没有监督只能走向衰落。▲
　　半年以后，好消息传来，《焦点访谈》中舆论监督类节目的比例将达到50％。（选自《见证焦点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