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世界杯50个不应被忽略的常识(41-45)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9117
41. 有两名球员曾创下五战世界杯的纪录,分别是墨西哥的安东尼奥·卡瓦哈尔(Antonio Carbajal)和德国的洛塔尔·马特乌斯(Lothar Matthaus)。马特乌斯夺得过一次冠军。
42. 至少进了10个球的世界杯比赛共有五场,包括1954年奥地利以7:5击败瑞士的那场。1982年以来没有哪场比赛的进球数达到过两位数。
43. 冠军队当然会赢得一座主要用纯金制成的奖杯。亚军、季军拿的是奖牌。第四名得到的是一本证书。
44. 萨尔瓦多是唯一一支不止一次入围世界杯而每场都输的球队,总共只踢进过一粒球。
45. 巴西队在97场世界杯比赛中共踢进210个球,没有哪支球队的进球总数比它更多。
今 日 看 点:2014-06-29▲◆★●■☆
中国副总理汪洋任三峡验收委主任★★★
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40627-359341
美国愿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8/40935214_0.shtml
海南某舰艇基地安全受威胁 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27/3387765.html
中共反腐再迎兴奋点 高层对局势早有安排★★★★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27/3387822.html
華府觀察:美中戰略對話“話不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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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7/40919487_0.shtml
中国威胁是个谬论 中国南海行为相当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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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副总理汪洋任三峡验收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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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27日:(北京综合讯)中国副总理汪洋担任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委员会主任,有境外媒体称这意味着近期负面新闻缠身的三峡集团或将揪出“老老虎”。
据《人民日报》报道,汪洋周二(24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安排验收工作。
报道称,这是汪洋首次以验收委员会主任身份在媒体上亮相,但未披露验收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汪洋在会议上传递了要严格验收的信号,“为进一步做好三峡后续工作、深化长江开发治理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南华早报》说,三峡工程建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工程项目。该项目在1992年获得全国人大批准,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在修建的这20年中,三峡工程所引发的移民、拆迁、环境等诸多问题源源不绝,争议不断。本月初,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报告,指三峡工程中与移民拆迁事项有关违规涉及金额超过28亿元(人民币,下同,5.6亿新元)。审计还发现,三峡工程涉及违法违纪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35件,涉及1.13亿元,截至2012年11月底,已经有11人被追责。
是否动“老老虎”成焦点
据境外媒体报道,去年11月以来,湖北官员相继落马,其中多人涉三峡工程,包括原省长郭有明、三峡工程所在地宜昌市副市长郑兴华等。今年3月,再传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总经理陈飞双双被免职牵出贪腐窝案,三峡集团在招投标暗箱操作、选人用人方面的丑闻曝光,矛头直指幕后的“老老虎”。汪洋此次担任敏感新职,能否向“老老虎”动手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所谓“老老虎”,一般相信所指的是曾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前总理李鹏。
不过香港《明报》上周六(21日)报道,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17日公开了中央第九巡视组对三峡集团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该通报显示,三峡集团所涉及的问题并非此前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而巡视组进驻后去职的曹广晶和陈飞只是“不和”而非“贪腐”。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意味著李鹏家族所涉的各种问题,暂时平安落地。
报道也披露,李鹏曾在今年5月通过“红机子”(机密电话)致电习近平,表达其对近来反腐问题的关注。知情人士称,李鹏的这一通电话让习近平很不悦,但由于中共高层的左派保守势力强大,而李鹏是其符号性人物,习近平王岐山掀起的反腐风暴暂无意触动左派情绪。▲◆★●■☆
美国愿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8/40935214_0.shtml
2014年06月28日中国证券网 原标题:美国愿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
中国证券网讯,据6月28日外媒消息,美国财政部日前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协议。此举旨在贯彻实施2010年通过的一项遏制海外逃税的联邦法律。
这项法律要求外国银行将有关美国公民所有的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国税局(IRS)。这将迫使世界各地的银行不向任何不遵守这项法律的金融机构进行某类支付。该法的正式名称为《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简称Fatca)。
中国官员过去曾私下表示担心遵守FATCA会背负的潜在负担。但美国已经利用政府间协议来简化合规过程。美国和中国已经签订一类互惠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美国则会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海南某舰艇基地安全受威胁 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27/3387765.html
新京报 2014-06-27: 据悉,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称中国在海南省三亚市建造了亚洲最大的核潜艇基地。据称,中国在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部署解放军最新型的核潜艇,而中国新型的核潜艇,可以搭载射程超过八千公里的巨浪-2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资料图:中国海军潜艇基地。
新京报讯(记者关庆丰)今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的决定。会上,总参谋部发布的一份资料中称,我国多个军事禁区保护问题触目惊心。
近些年来,总参谋部会同国家机关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先后赴20多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军事设施保护执法检查。
检查发现,北京某重要军事禁区周边管理混乱,外来务工和社会闲散人员大量聚集,私搭乱建、违章停车、占道经营现象十分严重。每当组织重大军事活动时,周边不明人员增多,还多次发现外国人抵近禁区的情况,对我国重要军事工程和活动安全保密构成重大威胁。
海南某舰艇基地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内违规建设涉外别墅会所,严重威胁舰艇基地安全,国家被迫耗资数亿元进行了收购拆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目前,该军港目视范围内仍有多家高层酒店,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检查还发现,有些国家和地区以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经商办企业、旅游观光等为掩护,对我国实施抵近侦察,在重要军事设施附近建立情报据点,近距离观察、窥探我国军事设施和部队行动,在一些重要地区,阵地建到哪里,涉外企业就跟到哪里。
为加强管理,本次修改的军事设施保护法要求管理单位对军事设施重要部位采取安全监控和技术防范措施。▲◆★●■☆
中共反腐再迎兴奋点 高层对局势早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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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 2014-06-27: 6月27日电 据法国《欧洲时报》27日文章称,6月份,中共中纪委创下打虎三项纪录:一周内3个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一次连打两个部级、一个副国级。另一头,作为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国务院审计署也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2013年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线索314起,涉1100人。纪检对敏感官员不手软,审计对要害机构不客气,反腐局面再迎兴奋点。
文章说,中国这场反腐风暴历时已一年多,如何高效持续推进,是个战略性挑战。6月份的时候,纪检、审计双轮驱动带动反腐的机制已经明晰,让外界感觉到中共重拳治腐没有卸力。
分析称,王岐山在24日一次外事活动中罕见提到反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从执政党自身抓起,坚持从严治党,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终究是为长治久安,非止惩奸除恶
文章称,还是这个6月,中共从严治党也在加力。体现在制度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首次明确“慎重发展、均衡发展”的原则,从数量建党向质量建党转变,具体操作显然是要在入口端严把新党员质量。出口端则有中共的党内巡视制度在持续发挥效能,本月商务部官员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开除党籍并撤职,即是中央巡视组对商务部廉政风险“点名”后的收效。
文章表示,反腐新阶段势必结合中国的模式,严党纪、治党风。近日中共党报刊文提醒:管住吃吃喝喝的嘴,更要迈开勤政实干的腿,庸政懒政之害不亚于贪污腐败。这都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中共高层对局势早有安排,老虎要打苍蝇要拍,同时做好了坚持不懈整肃党风、标本兼治的准备。▲◆★●■☆
華府觀察:美中戰略對話“話不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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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7:拉塞爾表示,美方不願美中關係被戰略對手所定義 中評社攝
中評社華盛頓6月26日電(記者 余東暉) 再過兩周,第六次“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即將在北京舉行,美國國務卿克里和財長雅各布·盧將率多位美國內閣級成員,浩浩蕩蕩前往中國,開始這個一年一度的高調對話。“戰略與經濟對話”已被奧巴馬政府視為重視對華關係的最佳例子,美國也確實沒有與世界上第二個國家舉行如此大陣仗的全面對話。然而今年的氛圍有所不同,對話前夕,美中關係波瀾不斷,緊張升高,“戰略與經濟對話”能否如期舉行,一度都有人懷疑。
當然,現在可以確保“戰略與經濟對話”能如期舉行,但在海上爭端、網絡安全、人權問題等分歧凸顯,美中兩國戰略競爭態勢更加明顯的今天,兩國會否“話不投機半句多”,尤其是在戰略對話方面各說各話?並非不可能。
對話之前,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25日下午舉行美中關係專題聽證會,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出席作證,給美中關係現狀做階段性的總結。與以往一樣,拉塞爾準備的書面聲明,非常全面,基調積極,顯示美方也不願意中美關係向消極方向繼續漂移下去,就像拉塞爾會後對媒體說的:“今天我來這裡就是要傳達訊息:美國非常重視在美國總體亞太再平衡背景下的美中關係。”
拉塞爾強調:“我們尋求確保這個關係不被戰略對手所定義,而是由公平健康的競爭,在優先問題上的務實合作,建設性處理分歧與不同來定義。”他指出,有人認為美中淪為冷戰式的對手不可避免,兩國注定會為爭奪霸權展開零和鬥爭,“我拒絕這種機械式思維”。他認為,這種武斷的分析無視兩國經濟日益交織,雙方視彼此成功有益於自己的事實;低估華府與北京領導人完全認識大國衝突風險,同意採取謹慎行動防止這種結局的決心;忽略過去35年美中關係穩步增長,不斷深化加強,更具生命力的現實。
拉塞爾說,美國視中國經濟成長為區域繁榮的補充,中國擴大在區域的作用能成為美國在亞太持續接觸的補充。他重申奧巴馬和克里表態過的“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歡迎穩定、和平、繁榮的中國興起”,希望中國遵守現有國際體系建立的、中國從中受益的基本規則和準則,敦促中國在處理鄰國關係時保持克制,在國內外尊重普世價值和國際法。
這些大原則、大道理聽上去很美,但在具體涉及戰略的問題上,從拉塞爾現場致辭和議員提問,可看出美中之間近期的分歧在加深,勢必影響“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氛圍。
在中方念茲在茲的“新型大國關係”方面,美方自去年加州陽光之鄉峰會做出積極回應之後,今年以來不再呼應,甚至開始轉調。白宮東亞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在美國智庫直言,美中新型關係要少談“核心利益”,多談“共同利益”。拉塞爾25日在聽證會上分析,中方提“新型大國關係”意圖是要展示影響力,並要美國和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拉塞爾稱,美方也贊成中方提出的“雙贏”,但不贊成標語,美方追求的是有意義的合作,不考慮將“所謂的核心利益”作為“出界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在中方看來,其定義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國的長遠戰略利益,如果美方不談,戰略對話還談什麼?抑或美方只是不願意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戴著“核心利益”的帽子來談?值得觀察。
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拉塞爾直指中國在敏感爭議區域採取單邊行動升高緊張,有損中國國際地位,而美國在相關主張方如何處理和解決分歧的行為方面有利益。他強調美方會繼續通過保持活躍的軍事存在、強勁的安全承諾和健康的盟友關係,幫助有關國家提高預警能力等措施,來制約中方的脅迫行為。然而在中方看來,南海和東海緊張局勢是因他方挑釁在先,中方不得不反應,而美方的主權不選邊、實際幫助他方的做法,就是拉攏亞太國家來牽制和遏制中國。出席聽證會的羅姆尼競選顧問、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承認,以其與中方接觸觀察,“美國遏制中國論”在中國決策者中已深入人心。
在前幾年已逐漸走向低調的人權問題上,美方近期也提高了調門。拉塞爾在聽證會上指責中國人權狀況惡化,並批評中國的西藏和新疆政策,透露克里將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上提人權問題。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剛通過的撥款法案中塞進一條:要將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門前的道路改名為“劉曉波路”。美中本有人權對話,事實上也起到作用,但國會部分議員這種惡搞式的做法,除了激怒中方,於事無補,如果中方以牙還牙,只會讓國際社會看大國玩“小兒科”遊戲的笑話。拉塞爾在聽證會後被記者追問這個問題時謹慎表態,只說還在靜觀其變。如果此案真的通過,對美國國務院而言絕對是“燙手的山芋”。
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美方起訴5名中國軍官後,美中網絡安全工作組已經中止,“戰略與經濟對話”上專題討論這個敏感重要問題的可能性很小。“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網絡安全問題專家劉易斯對中評社記者透露,美方已提出恢復網絡安全對話,但拒絕撤銷對5名中國軍官的起訴,現在美方依然在等待中方的回應,連他組織參與的美中網絡安全二軌對話也受到影響。美方堅持,商業網絡竊密行為與國家安全網絡監控行為應當區分,但這種區分中方一定不接受。正在訪美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說,這種區分理論上可以,但實際操作很難。
正因有上述種種愈益加深的分歧和矛盾,美中加強戰略對話才更顯重要和及時。話不投機不要緊,各說各話總比互不理睬強。眼下在美中關係的一片陰霾中,亟需尋找一道霞光,或許從今天開始舉行、中國首次參加的“環太聯合軍演”,會成為一個營造美中關係緩和氛圍的機會。▲◆★●■☆
郑永年:“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7/40919487_0.shtml
2014年06月27日 南方周末 作者:刘斌
2014年6月16日,北京嘉里中心,郑永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原标题:“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
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
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
2014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新书——《不确定的未来》,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
郑永年在本书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主要观点:虽然改革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主张温和的庖丁解牛式的改革路径,通过开放新的空间来改革旧的体制,通过培植新的利益来克服既得利益,通过释放社会和地方的潜力来化解官僚体制的惰性,通过保护社会来促进社会转型。
6月15日,郑永年到北京参加外交部一个会议期间,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对为什么用“不确定的未来”作为书名,他说:“改革本身产生不确定性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改革就更不确定。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央很多改革想法有了,但没看到地方落实。”
在本书出版前,出版社还给这本书想过一个广告语“用确定的规则应对不确定的未来”,但郑永年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现在连确定的规则还没有。”
阻碍改革的三种矛盾
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南方周末:你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改革,而是不改革。为什么?
郑永年: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周末:现在不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究竟是哪种力量在阻挠改革?
郑永年: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第一个是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的适应。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三十年前的改革当时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想动。现在改革比较难办,因为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大家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集权的目标是要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收回来,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改革还是需要把权力分下去,不分就改不了。那么怎么分?分给谁?这是大家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弄不好还是改不下去。
第二个矛盾是改革与反腐败之间的矛盾。改革首先要反腐败,建立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合法性。但是,反腐败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为要改革肯定要触动旁边人利益,那旁边人要整(改革者的)材料。中国人反腐败概念也很含糊,界限不明确,很多旧法规没清理过,大家害怕被人家整材料,所以就不敢干了。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
南方周末:反腐败不是去除既得利益者的手段吗?
郑永年:问题是怎么样反腐。反腐败一定要有目标,我觉得应该是打寡头,把每个腐败的“苍蝇、老虎”都抓起来肯定抓不完,因为没界限。中国也就是这个时代能反腐败,如果寡头完全制度化了,就完全反不了。
以前的国企没有改好,没有市场化,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改就比较好。以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改,上世纪90年代提出“抓大放小”,实行法人化、企业化,只走了半步,国有企业老总至今还有行政级别。现在是经济寡头,如果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了,以后这个政治舞台就是他们的了,那谁打谁啊?所以要赶紧打。
南方周末:改革面临的第三个矛盾是什么?
郑永年:这个矛盾更危险,就是没耐心。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但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没耐心了。以前改革在分权状态下进行,但老百姓不知道谁具体负责什么。现在权力都集中了,成立四个小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集权了以后做什么要想清楚,不做的话老百姓就没有耐心了。
南方周末:有学者将现在的改革模式认为是新权威主义,你是不是对此很认同?
郑永年:我认为现在集权很必要,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建立国家制度需要权威。亚洲的日本、“四小龙”都是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把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再推行民主。像泰国、菲律宾、缅甸,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搞民主,就一直很动荡。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都是民主之前建立好的,民主从来没有建立多少制度,除了民主制度本身。
中国很多人一直担心集权,但也有可能通过集权把这种权威转向制度权威,我更愿意相信会变成后者。中国最高领导人做领导小组组长以前也有,但并不公开。现在成立的几个小组都是用来做政策制定的,从幕后搬到了台前,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制度化,放在底下永远不能制度化。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赶紧解体,越快越好”
中国是市场服从政府规则。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讲到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时,认为西方是“场内政府”,中国是“府内市场”。现在三中全会提到经济改革,未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你觉得这样一来能否保证充分的市场竞争?
郑永年:西方的“场内政府”里,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则是市场服从政府规则。这个不是现在的思想,汉朝“盐铁论”就有。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作用,即使完全做到了以后也很难转变成为西方的市场。欧洲、美国社会力量自主性很高,先有市场,再有国家,中国先有国家后有市场。
从理论上说,我觉得中国保留一些国有企业是有道理的。西方政府要调节经济,一个是财政,一个是货币。现在财政债务太多,利率很多趋向于0,这两块已经失效了,西方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办法来监管经济。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方式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既是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政治单位,这还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改革不到位,没有市场化。
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担心。三中全会主题是市场化,但我觉得社会事业、社会改革强调得不够。中国从1980年开始,主导经济改革的都是经济学家,他们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分开,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里面去。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在西方,政府都要大量投入的,不能过度市场化,中国这几块很市场化。在任何一个社会,这几块如果成为暴富的自主产业,社会肯定不稳定。中国该市场化的地方,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因为既得利益抵制了;不该市场化的,因为社会力量很小,它就市场化了。如果社会领域再继续推行市场化的话,中国社会10年以后更没法生存了。
南方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改革提得不多,是什么原因呢?
郑永年:三中全会提得不多,就两条。社会保护得越好,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这几块做得越好,社会力量越不会挑战你;这几块做得越不好,越要挑战你。你看欧洲的历史,很像今天我们的GDP主义,不顾社会,最终爆发了工人阶级运动。欧洲社会交了很多学费,后来才开始搞福利社会。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中国也要改革,如果不把社会保护好,社会力量肯定会起来抗争。日本、东亚“四小龙”就非常聪明,这些经济体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西方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为什么呢?政府主动地去做社会保护。
现在大家说收入差异很大,但是新加坡的收入差异比中国还大,其他的亚洲“四小龙”,除了台湾这几年老是不发展,差异小一点,韩国、香港收入差异也很大。为什么中国害怕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社会没保护好。人家的社会保护得好,中产阶级非常和平理性。香港人、台湾人上街游行,很少打砸抢。你自己没车没房,看到人家的车房就想烧掉。但如果自己有车有房就不会去,就像中国以前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所以说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
南方周末:当下中国如果想保护社会,具体该怎么做呢?
郑永年:我希望中国房地产泡沫赶紧解体,越快越好。中国每个人(不包括农村)的平均住房四十多平米,两口子九十多平米可以啦,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没住房?就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非常大。新加坡80%的人都住公共住房,香港公共住房都达到50%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20%都不到,说不过去。如果居者有其屋,社会稳定30年没有问题。以后就医疗、教育一块一块地做。社会领域继续市场化的话,会破坏得更加厉害。
南方周末:现在讲社会公平,到底怎样来实现?
郑永年:谁都认同社会公平,就是怎么去做的问题。假如花十年时间把住房问题解决了,那我觉得是社会公平进一大步。再花10年时间把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做好了,又是进一大步。不要争论所谓的民主要不要,社会公平要不要,其实都是假问题,要讨论现在条件下做什么才能实现这些价值。
南方周末:政府没有想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对各级政府来说GDP还是最重要的。现在要经济转型,把从前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化为消费型社会,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消费型社会做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做不起来?中产阶级怎么来?就是社会政策。中国现在的老百姓说,买房子就变房奴了;生了小孩要变孩奴;如果人生了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没有保护,中国老百姓唯一的方式就是存钱,自己买房,自己养小孩上学,自己看病。我在英国待过,有免费医疗,看病只花一点点钱,小孩上学政府有大量补贴;北欧社会更奇怪,像丹麦很多企业征税是68%,我问了一些企业家一块钱里有六毛八交给政府,哪有动力去做啊?他说没什么,小孩上学、看病都不用担心,干嘛要那么多财富?
中产阶级产生需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把社会政策做好,两个方面配合起来中产阶级就做成了。中国两方面都没有,社会本身不稳定,就会政治激进化。
“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容易”
中国最关键的是进行城市体制改革。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现在国家搞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
郑永年:中国的城市化从1978年到现在,顶峰已经过去,现在城市化率53%,距离发达国家的70%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城市化是自然的过程,中国推动主要是为了GDP,而且只有37%的人口有城市户口,所以我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人没有城市化。
中国应当做的是农村的现代化。以前还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不提了。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把农村拆掉,把农民赶上楼,这就是政府为追求GDP的结果。中国最关键的是进行城市体制改革。为什么那么多人到北上广,就是因为中国城市有行政级别。因为中国的资源根据行政级别来分配。1980年代讲过一点城市体制改革,到现在没人讲了。
南方周末: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哪个更容易些?
郑永年: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容易。每一个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者,石油、电信、金融、大学全都是既得利益者,没法改。体制创新就是让新的利益成长起来,这一块容易。城市体制改革之后,国企没改,但是允许国有体制旁边长出来了一个非国有体制,从个体化开始,还有外资,这就属于体制创新。现在整天说“改革的红利”,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体制改革,一个是体制创新。我一直强调创新比改革容易,任何国家都一样。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还提到要改革特权制度。中国特权阶层改起来恐怕并不容易。
郑永年:为什么官员改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不得力?因为官员都是特权阶层。如果像新加坡一样,官员买房也在市场买,看病也去一般医院,没有特权,那就改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国特权系统的人,市场经济的好处都能拿到,市场经济的坏处一个都不沾边,你叫他怎么改革?
南方周末:你觉得可以用“无形变有形”,让特权阶层向市场购买医疗保障等社会服务。你的提法比较好,但是实现起来可能也比较困难。
郑永年:很多国家都有很多好的经验,主要看你自己有没有魄力去做。我们并不是说改革要把特权阶层都消灭,只是让他们换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更好。现在特权阶层多担心啊,纷纷要跑到国外去,感觉到国内不安全。换一种生活方式大家都安全,不是更好嘛。
南方周末: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很多都从地方开始,成功后才扩展到中央层面,但是我看如今中国很多地方的改革,最后都人走政息。
郑永年:对啊,现在是集权,要改革最后还是要把权力下放给下面。唐朝柳宗元就说社会有三个阶层,皇帝、大户、民三个阶层,大户就是官僚阶层,皇帝就是中央,民就是社会,真正抵制改革的是大户。皇帝要改革也要越过大户跟民结合起来,现在一定要靠社会的力量。
“大国是拼出来的”
冲突没问题,关键是怎么管理冲突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这几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做法,特别是跟日本、南海周边国家摩擦不断的现象?
郑永年:我觉得这蛮正常的,中国未来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国际关系恶化是正常的。大国地位不是人家送给你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大国是拼出来的、是斗争出来的。冲突没问题,关键是怎么管理冲突的问题。
中国外交政策有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说“请进来”,就是把自己国门打开,开放给其他国家,让外资进来。那个不会冲突,因为你来赚我的钱,哪会儿冲突呢?接着就是“接轨”,加入WTO。接轨就是修改自己的法律法规,来接你的轨,这也不会发生冲突。但是现在“走出去”肯定要发生冲突。中国前面30年由资本极度短缺的国家,变成了资本过剩的国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到处去赚钱,一走出去人家的利益就没了,肯定要发生冲突。
我上次跟外交部领导谈,中国未来15年、20年对峙状态是因为中国不太乐意向其他国家调整,同时也没有强大到让其他国家向你调整。如果真正崛起了,20年以后中国不出什么问题,把现在中等收入社会提高到高收入社会,那么其他国家可以向你调整了,你的外交就比较好做了。▲◆★●■☆
中国威胁是个谬论 中国南海行为相当克制★★★★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6/40908046_0.shtml
2014年06月26日解放日报 中国公布越南船只冲撞照(资料图)
据新华社纽约6月24日电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近日在其网站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说,《纽约时报》散布的“中国威胁”是一种谬论。
文章说,《纽约时报》在18日的社论《中国争夺权力令人警觉》中再次提出并编造了“中国威胁”的谬论。
文章指出,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拥有诸多依据,菲律宾多年来对中国采取了极具挑衅行动,中国的抗议都被无视了。文章同时指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相当克制的,中国的克制被有关方面忽视了。文章说,南海地区一些相关国家实际上已经在南海打了很多油井,中国还没有打一口井。这就能说明中国是非常克制的。这种克制的目的是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中国一直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一些国家擅自在这一区域打井,在这种背景下,中方最近在中建岛附近开始进行钻井勘探。
谈到《纽约时报》的偏见,文章认为,《纽约时报》一直是美国“国际主义”权势集团的一个可靠喉舌。这个权势集团包括五角大楼、国防工业、国家安全与情报机构以及各种智库。对这个权势集团来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就是由部署在世界各地的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所支持的霸权)是维护稳定的国际秩序(尤其维护亚洲稳定)的必要条件。
文章说,现在,美国的联盟体系正日益对中国构成威胁。最大的讽刺在于,这个政策却给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壮了胆,让它们反对和挑战中国,并拒绝诚心诚意地协商解决争端。
文章认为,为了对这个权势集团尽忠职守,《纽约时报》正在宣传“中国威胁”的不实之论。这一宣传充满偏见,不公平、不真实,最终对美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