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美国媒体集体沉默——谁说美国要打伊朗？★
http://qnck.cyol.com/gb/qnck/2006-01/07/content_116861.htm
（02）★中国如期完成裁军20万 陆军比例达历史最低★
http://www.chinamil.com.cn/
（03）★美国开始绞杀中国龙芯:一箭四雕★
http://bbs.tiexue.net/9637243/ShowThread.html
（04）★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2106738&typeid=14
（05）★中国将军眼中的俄罗斯军队★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67007.html
（06）★中国军事专家金一南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演★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67068.html
（07）★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2/4009325.html
（08）★美国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61040.html
（01）★美国媒体集体沉默——谁说美国要打伊朗？★
http://qnck.cyol.com/gb/qnck/2006-01/07/content_116861.htm
本报特约撰稿 林海风 ２００５年伊朗核危机虽然没有丝毫进展，但美国并未采取军事行动。
近日，媒体纷纷披露有关美国准备攻打伊朗的消息。这究竟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进行的炒作还是美国确实准备攻打伊朗？在美国还没有走出伊拉克泥淖的时候传出这样的消息，不禁令人生疑。
德土报纸猜测纷纷
这次媒体炒作的始作俑者是土耳其报纸，后来以色列、德国、印度等国的报纸也纷纷跟进。但是直到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华盛顿是否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打击？》的综合报道，才引起了国际关注。
据《明镜》周刊报道，由于伊朗强硬派总统内贾德近来连续发表威胁以色列的讲话，美国加紧准备，很可能在２００６年初或近期内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土耳其一些报纸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纷纷猜测，近期美国和北约军事高官频频访问土耳其，可能是美将发动军事打击的前兆。土耳其的《共和国报》甚至在头版用大幅标题称：“现在，（美国的军事打击）轮到伊朗了。”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德新社播发著名中东问题记者、军事情报专家尤尔夫科特的话说，“西方安全消息人士”称，近期美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中情局局长戈斯、美国国务卿赖斯、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先后访问了土耳其。２周前，土耳其军队指挥官亚赛尔•布约卡尼特也访问了美国。土美军政高层的不寻常交往导致土耳其报纸猜测，美国可能要求土总理厄尔多安在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时提供军事基地，或者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美国已在过去几周内向沙特阿拉伯、约旦、安曼和巴基斯坦通报了美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计划。
德国的《每日镜报》也援引北约情报人士的消息说，美最近已向北约各国通报了美国可能采取的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就范的行动方案，其中就包括军事行动计划。戈斯在访问土耳其期间交给土方３个卷宗，证明伊朗与基地恐怖组织勾结的证据，并说明目前伊朗核武器计划的进展情况。他还提供了第４个卷宗，据称承诺在发动军事打击前数小时通知土耳其。作为回报，美国则同意土军队在美采取行动当天对在伊朗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分裂主义武装发动空袭。
美国媒体集体沉默
不过，与国外媒体的热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媒体却对有关准备军事打击伊朗的报道充耳不闻，没有任何报道。这实在令人费解：难道消息灵通的美国记者这次集体失聪了吗？
历史证明，任何有关美国筹备重大军事行动的消息，都逃不过神通广大的美国记者的敏锐触角，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还是以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最为准确。这次美国报纸的集体沉默，是否从侧面说明了美国准备攻打伊朗纯属猜测？
德土官方否定将开打
即使《明镜》周刊的报道也指出，“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猜测是基于确切事实之上的”，即使是土耳其《共和国报》也没有说明美将发动军事打击一说的依据。
有关德国媒体的报道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报道引用了情报分析专家尤尔夫科特提供的消息。尤尔夫科特与德国的情报人士十分接近，因此被认为是消息可靠人士。他甚至由于与情报人员过往甚密，而正受到有关泄露国家机密的调查。
但仅仅根据这点，显然远远无法确认有关报道的可信性。普遍的看法认为，美国目前陷入伊拉克的泥潭难以自拔，目前并非就伊朗核问题采取军事行动的良机。其次，法国、英国和德国目前正在为恢复伊朗的核谈判而积极努力，本月晚些时候双方将恢复会谈。因此，伊朗核问题并没有到摊牌的时候。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到了非动武不可的时刻，那么也必须先进行大规模的周密军事部署，但目前并没有看到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异常活动。尤其是，布什和作为主战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切尼，近来均没有就伊朗问题发表过过激言论。
伊指美以打心理战
《明镜》周刊报道说，即使是西方军事专家们也承认，他们怀疑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能否有获胜把握，而他们能确认的是，这种行动只会加强内贾德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与此同时，从美国、德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官方表态，也看不出美正磨刀霍霍的迹象。伊朗高级核谈判专家拉里贾尼１月３日评论说，有关报道只是美国的“心理战”。
土耳其政府２日就有关报道发表声明说：“有关的猜测与事实毫不相关。土耳其认为，本地区的问题必须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土耳其反对美对伊朗和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以防导致本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在美国２００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土耳其甚至还拒绝美使用其军事基地的要求，导致土美关系陷入低潮。因为土耳其在阻止库尔德分裂主义活动方面需要得到伊朗和叙利亚的帮助。
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约瑟夫•金格日前表示，他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在华盛顿会见拉姆斯菲尔德时，根本就没有提及美可能发动对伊朗空袭的问题。
从美国政府的反应看来，也看不出战争迫在眉睫的迹象。美国总统布什在日前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伊朗问题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决定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美国将予以全面支持，以摧毁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他同时表示，支持法国、英国、德国与伊朗举行谈判。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美国宣布对中印等国的９家公司进行制裁，理由是它们与伊朗有生意往来。
美国其实十分清楚，伊朗并非伊拉克，无绝对把握，不可诉诸武力。而在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前，美国和以色列都必须周密计划，尤其是军事上的部署，而这种复杂的准备行动是不可能逃过媒体视线的。▲
（02）★中国如期完成裁军20万 陆军比例达历史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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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1月09日 09:31 解放军报
本报北京1月8日电耿建国、记者苏若舟报道：截至去年12月31日，我军圆满完成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确定的任务，如期裁减员额20万。新年伊始，全军已全面按新的体制编制稳健运行。
据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根据党中央批准的《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从2003年展开。3年间，全军共裁减 编制员额20万，我军总员额下降为230万；全军团以上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调整精简任务已经结束；作战部队体制编制调整全部到位；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以战区为基础的联勤保障体制改革试点进展顺利；院校、训练机构调整改革已经落实；精简干部按计划顺利分流安置；有关配套政策制度相继出台，改革的既定目标如期实现。
据悉，经过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陆军部队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已下降至历史最低点；海军撤销了航空兵机关，基地改编为保障基地；空军撤销了军(基地)机关，实行区域性指挥；第二炮兵撤销、合并部分建制单位，优化了作战部队编成。
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有减有增：减少了领导机关层次、机构和人员，机关直属单位，非作战部队，办学效益不高的院校，保障摊子，农副业生产机构，物资机构以及文体单位；撤销了所有非编单位、机构；增编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高技术部队。据悉，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占全军总员额比例，作战部队占全军总员额比例均明显上升。
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精简干部是重点。几十种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原来由干部担任，改为士官履职；部分文职干部改为文职人员。全军精简干部17万，优化了官兵比例结构。为此，我军推出了新的制度支持改革。从今年开始，将施行文职人员和非现役公勤人员制度，改革了我军力量构成和用人制度。
“打破条块分割，甩掉坛坛罐罐”，是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又一特点。调整改革按照三军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要求，实行以战区为基础的三军大联勤一体化保障。2004年7月1日，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试点启动，接收了海军、空军、二炮的保障实体，按大联勤体制运转以来，战区三军部队全部经费均足额及时到位。据悉，这次调整改革，保障摊子大幅度收缩，撤销了重复设置的机构。
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给我军建设带来了喜人的变化：压缩了军队规模，优化了编成结构，充实了作战力量，精干了领导机关，收缩了保障摊子，推进了制度改革。我军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目标迈进，从结构上提升了信息化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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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建设和进一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中国于1985年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到323.5万。之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共裁减103.9万。
1990年以后，中国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军队规模进一步缩小。1997年，中国决定在3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使中国军队规模降至250万的水平。2003年，中国决定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
（03）★美国开始绞杀中国龙芯:一箭四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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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压制中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崛起。这种行动极大的影响了中国获取世界上先进技术的途径，在事实上给中国经济和技术进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自主研发的龙芯微处理器在技术上通过购买成熟的模块使其具有较先进的架构和低成本的优势。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出售设计技术的64位高性能CPU芯片！
也正是基于它潜在的“威胁性”，以美国为首的大的技术垄断集团开始着手对“龙芯”进行绞杀。绞杀的第一个步骤仍然是贯用的宣传攻势在先。美国企业要达到的目的我认为是以下四点，它们既有关联又视“事态”发展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一、 加大媒体宣传为法律诉讼提供舆论背景。我们知道这次美国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由向龙芯发难的。知识产权问题事实上不是个企业行为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美国素来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毫不妥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潜在消费市场更是多加关照。一方面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技术垄断的一种保护措施。走法律诉讼的路子一来可以间接阻止中国芯片技术上发展步伐，二来可以阻止龙芯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从而以侵权的虚名来行使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是发达国家一贯采取的把戏。
二、 在可能的法律诉讼过程中窥探中国龙芯的技术细节。回想一下WAPI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大的垄断集团已中国WAPI技术不透明为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个技术标准的形成。这样就可以在即使“最坏”的情况下也有筹码可出。可以以要求中国公开技术的前提下接受，否则不予通过。基于这种考虑，美国这些有着政府背景的关键行业的企业必定会要求
龙芯公开“表白”自己的产品没有侵权，那么势必龙芯的核心技术就会被美国窥探走！
三、 防止龙芯出口国际市场，扼杀潜在竞争对手。如前所说，龙芯2号紧紧围绕市场需求进行系统设计，在研制过程中就有了很好的市场前景，出现了“市场等芯片”的局面。龙芯2号的主要应用目标是Linux桌面PC、低端服务器、信息家电、网络防火墙、路由器交换机等，其低主频的早期版本也可以用于NC、无盘工作站等瘦客户机。正是由于在龙芯2号的研制过程中紧密联系市场的需求，使得龙芯2号在设计过程中就有了很好的市场前景。虽然龙芯2号定型芯片还在设计，但已有很多企业使用龙芯2号的试验芯片进行系统及市场开发。还有不少海外企业准备购买龙芯2号的IP(龙芯2号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出售设计技术的64位高性能CPU芯片)。也正是看到了以上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决不会放过龙芯。另外龙芯一旦被转让到美国的敌对国家很有可能用来发展廉价而高效的武器系统。
四、 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为技术垄断寻求借口。美国政府很有可能通过漫长的法律诉讼拖垮中国的龙芯。这样一来，美国的政府就会推动他的大企业企图参与龙芯的核心设计，通过谈判控制龙芯的核心技术使用美国的技术，使中国龙芯名存实亡，这不是没有可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美国政府为背后依托的垄断企业会不失时机地对中国龙芯进行绞杀。希望同样有着政府背景的龙芯研发队伍能及早备战迎接挑战，最关键是在技术上不断取得进展，为民族真正的进步而努力。同样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切实保护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政策和经济上予以保证。▲
（04）★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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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鹏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05）★中国将军眼中的俄罗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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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俄罗斯媒体关于俄军事改革的报道密集，本报特邀刚刚卸任的中国驻俄罗斯武官王海运将军，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点评俄罗斯军队现状，纵论俄罗斯军事改革。
“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应俄罗斯军方邀请，我曾于2002年到俄太平洋舰队某基地考察。进入戒备森严的基地大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5艘大型驱逐舰威武地停靠在码头边上。我对身边俄罗斯海军基地的军官说：“你们的战舰还是很威风呀。”但是这位军官告诉我，这5艘战舰中，只有一艘可以出海，其他的已经数年没有尝过汹涌的大海的滋味了。军官颇为无奈地说，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不仅是海军，空军的情况也不乐观。我们在俄罗斯空军某大型基地考察。那天一大早，在俄军官的陪同下远远地我就望见停机坪上分成几个区域，整齐排列着上百架米格23战斗机，阵势很是可观。但走近一看，这些战斗机都被满是灰尘的帆布覆盖着。我问陪同的俄罗斯军官：“为什么这些战斗机都停在这里？”军官的回答让我震惊。这位俄罗斯军官直率地表示，因为没有维修费用，没有汽油，这些飞机飞不了。他还告诉我，这些战机已经在这里停放了很久，最长的恐怕有10年了！基本上属于报废状态。同为军人的我不禁感到深深的惋惜。陪同的俄军军官无奈地说，国家没有钱管理维护，这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战机，也就只能接受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俄军自1992年组建以来已先后进行了4次重大改革。且每轮改革都以激进甚至“休克”方式进行，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不升反降，军队越来越难以胜任保障国家安全的使命。使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
周边五大战略方向三边形势严峻
纵观俄罗斯五大战略方向，除东部方向俄中、俄蒙边界友好安宁；北部方向因濒临北冰洋有天然屏障而无重大威胁外，其他战略方向都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双重威胁，形势相当严峻。
西部战略方向：由于苏联解体后从东欧撤军，使俄战略纵深缩短了2000余公里。加上北约经过两轮东扩，其军事力量已扩展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如美国决定在罗马尼亚开设4个军事基地，北约战机在波罗的海国家上空巡逻，波兰反俄倾向急剧发展，乌克兰急剧背俄西靠等，无一不令俄罗斯头疼。最近又传说乌将向北约开放军事设施，俄罗斯黑海舰队因此可能受到极大钳制。《欧洲常规力量裁军条约》已名存实亡，俄与北约的军事力量对比劣势越来越大，北约对俄的潜在威胁正在上升为现实威胁。
南部战略方向：车臣战争迟迟难以平息，非法武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动荡不已，在伊斯兰极端势力新一轮扩张的大背景下，该地区变成恐怖活动策源地的危险急剧增大。
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自发生“玫瑰革命”以来，走向西方的步伐不断加快，不仅强硬驱赶俄罗斯军事基地，而且酝酿引进北约军事力量。阿塞拜疆虽然还在俄美间搞平衡，但面对美国的巨大政治、经济压力，恐怕很难长时间顶住美国所谓“机动部署军事力量”的要求。
东南战略方向：虽然乌兹别克斯坦赶走了美国军事基地，与俄建立起联盟关系，但美国在吉尔吉斯巩固了军事存在，并且正在谋划在土库曼斯坦开设新的军事基地。
2005年初以来，美等西方国家将“颜色革命”的目标锁定为中亚国家，在各国建立亲美政权，改变中亚政治版图，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颜色革命”的影响下，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先后发生了伊斯兰部族和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暴乱和骚乱。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大本营阿富汗至今局势不稳，对中亚地区的威胁未见明显降低。虽然俄罗斯不断强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但是该方向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甚至存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不保、战略缓冲带丧失的危险。
与中国战略关系可抵百万大军
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大楼里，时任俄罗斯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尼古拉耶夫大将，在一次吹风会上这样向我表达过他对俄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的不满。他说：“军事改革和裁军把俄罗斯军队搞散了，人心军心也乱了，曾经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武器装备也完蛋了。”这位大将直截了当地表示，俄罗斯已经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了。
一位经历过辉煌的俄罗斯将军对现实的失望和气愤应该被理解。而前陆军总局局长(相当于陆军总司令)在和我交流时，也就军队改革中两次裁撤陆军总局等做法颇有微辞。他认为仅从陆军总局的设设裁裁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军事改革中出现的不慎重、不严肃、不理智的心态。作为高级将领，他非常羡慕中国军事改革的稳妥步骤。
回顾俄军所进行的几轮重大改革，不论格拉乔夫改革，罗季奥诺夫的改革，还是谢尔盖耶夫的改革，以及近两年伊万诺夫所进行的改革，结果是问题越改越多，战斗力越改越低。特别是格拉乔夫的改革，几乎把整个俄罗斯武装力量搞垮。
那么俄军改革应当遵循何种方向？依笔者多年对俄军的近距离观察和对俄罗斯面临威胁的分析，作为俄罗斯的朋友，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在新一轮改革中应予特别注意：
一是适当增加军费，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军队过“紧日子”已多年，造成军心不稳、优秀人才大量流失。最近几年国家经济形势有好转，但毕竟前些年军费压得太低、缺口太大，不足200亿美元的军费难以还清欠账、实现发展。
二是调整军队指挥体制，加强危险方向的军事力量部署。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能划分，必须有利于军事指挥。将作战指挥权从总参谋部转交国防部是不适宜的，不仅破坏了俄罗斯军队的传统，而且直接影响到军队指挥的效能。取消以陆军为主的军区设置，改采合成程度更高的战略方向指挥部，符合现代军事发展的趋势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现实。早在格拉乔夫任国防部长时就曾提出过这种设想，谢尔盖耶夫改革方案也曾明确赋予军区以战役——战略指挥机构的职能，但均未能真正实行。在各个战略方向中，西部和南部是最危险的方向：西部北约大军压境，南部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难以实现局势的稳定。至于东南方向，目前的威胁主要来自小股伊斯兰极端势力及美国的军事存在，不直接关系俄罗斯本土安全，因此军事部署不在数量多，而在快速反应能力强。东部方向，与中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可抵百万大军，大幅缩减该方向的军事部署是完全可能的。与军事力量部署相关还有一个军队规模问题：对于一个横跨欧亚、周边安全环境极其复杂的大国来说，目前的军队规模已嫌过小，似无必要仅仅为了节约军费再刻意削减10万员额。
三是增强战略威慑、战略机动、快速部署、远距离精确打击这四大能力，这对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至关紧要。今后的关键是尽快提高可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增强威慑的有效性。俄军建设近年关注的另一重点是提高战略机动能力。在总兵力偏少的情况下，存在从一个战略方向向另一战略方向实施远距离战略机动的必要性，但这种情况不会太多、投入不必过大。相比而言，强化中小型部队的快速部署能力似乎更为紧迫，对解决安全威胁来得更直接、更有效。
远距离精确打击是现代军事发展的重要趋势，缺少这种能力的军队打不赢现代化战争。俄军军事科技具有发展这种能力的巨大潜力，只要加大投入，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赶上军事上先进的国家。
四是强化同盟关系，扩大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主要是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设，加强俄白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军事合作。运筹好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关系，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防御方向众多的大国来说尤其必要。▲
中国驻俄罗斯前陆海空军少将武官 王海运／文
(作者现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
（06）★中国军事专家金一南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演★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67068.html
中国军事专家走进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15分钟讲演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金一南：麦克阿瑟为什么错了
2000年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时，第一周要选两名学员介绍各自国家的基本状况，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防建设等等，选谁不选谁，由抽签决定。
抽签的结果，我被排在第一。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
面对那些投过来的兴奋目光，我知道大家感兴趣的不仅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更因为我要介绍的是一个与他们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班里的30名军官来自东欧、西欧、中东、南美、东亚及南亚26个国家，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他们很想听听中国军官如何阐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
好心人劝我回避难点。捷克军官米洛斯•罗德维尔悄声对我说：“何必真按要求讲，特别是一定不要按泰勒教授说的讲什么‘意识形态及其存在理由’。规定时间有限，讲一下国家人口、自然面貌、物产和风土人情时间就到了。政治问题你可以绕开。”我明白罗德维尔中校的好心。我也明白发言时间规定15分钟有空子可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历史文化悠久，现实成就醒目，只要把众多图片堆上去，把众多数据列出来，就足可以让人眼花缭乱、把时间填满了。
但我更知道其他人的期待。很多学员最大的期待恰恰是要我在有限时间内，讲清楚中国与他们国家大不一样的“政治性问题”：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四两个晚上准备。那两个晚上，我分别只睡了3个小时和2个小时。星期五上午站在讲台上，我选择最简明直观、哪怕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够听明白的百年对比，回答那些“为什么”：
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被八国联军侵略，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凌辱；整整100年后的2000年，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独立自主，繁荣昌盛，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工业产品的产量以及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等农产品的产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二。邓小平提出200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1995年已经提前实现。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我反问一句：从1900年到2000年，连接中国百年天翻地覆、苍海桑田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是共产党改变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救国之路和发展之路。
台下非常安静。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张张全神贯注聆听的面孔。这些面孔有黑色的，有黄色的，也有白色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但他们的国家很多有与中国类似的命运。当你不绕弯、不躲闪、单刀直入用一目了然的事实说话的时候，他们不但理解了你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开始从你的悲欢中体味他们的悲欢。最初被认为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交织之中，变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寻找摆脱贫穷、落后、战乱、被掠夺与被肢解命运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
对这15分钟发言，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这次经历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还有什么比事实更具说服力呢？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万人的英军、7200人的法军就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一纸《马关条约》不但开出了空前的割地赔款，更使大清王朝经营30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获得发展的美梦彻底破灭。当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这两大命题清政府一个也完成不了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了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碍。一个一而再、再而三丧权辱国的政权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加速自己的覆灭。正因如此，一个文弱的孙中山也能振臂一呼、云集大众，令延续2700余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轰然倒塌。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抢掠的现象并未因辛亥革命而结束。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虽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的巴黎和会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盘转让给了日本。“五四”运动发生了。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后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军以1.9万人的兵力就敢面对19万人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对10余万人兵力的29军发动“七七”事变，除了“攘外必先安内”，也难再作出其他解释。
百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各种力量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都不乏机会走到前台现身表演，有谁能够救中国于水火？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面前，这些政治力量是多么的衰落和软弱，而这种衰落与软弱又在招致多么巨大的灾难。100多年来的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从这些无穷无尽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震惊中外的艰苦卓绝奋斗向世界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又是共产党人的坚决行动。新中国诞生，标志着东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就可轰开中国国门肆意掠夺的时代一去不返。
但有些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发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被傲气十足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放在眼里。仁川登陆之后，他之所以敢于下令向“三八线”以北全力挺进，就依据一条坚信不移的结论：中国不会出兵。至于麦克阿瑟为什么错误地得出这个结论，那是因为旧中国虚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的形象成为其头脑中反复叠现的参照。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于推动美国战争决策者不顾新中国警告而实行占领全朝鲜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历史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敢于向国内一切腐朽的旧势力宣战，而且敢于作出挥师入朝作战的壮举。100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面前，中华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协退让，而是坚决抗争。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认识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00多年来所有政治力量当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做到坚决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对今天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对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
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的讲台上，与其说我在解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不如说我在讲述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更大范围看，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决不仅仅属于中国。那天下课后，菲律宾的加维尔上校在课堂外面的草坪边等我，一定要与我合影留念。印度海军中校卡夫打听到我的房间号码，晚上专门赶来，送给我一条印度海军的领带。他说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他觉得我们比他们幸运。匈牙利的斯潘克斯上校第二天邀我到学院的简易酒吧坐了很长时间，聊了很长时间，告诉我他的叔叔曾经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后移居国外，现在看见匈牙利的状况，也不想回来了。他最后说：虽然我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与他们相比，我们确实值得庆幸。历史对中国是严峻的，也是宽厚的。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实现救亡、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道路，只有加倍珍惜，只有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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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
（07）★中日博弈“政冷经冷”底线★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2/4009325.html
进入新年，北京的天气依然寒冷。
中日双边关系则寒意更浓：被视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有力竞争者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7日表示，若将来成为首相也“考虑继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而在4日，日本现任首相小泉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因他参拜靖国神社而拒绝与之对话的中韩领导人。
其实，自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上台后，中日双边政治关系就不断刷新低点。目前，中日“政冷”已成共识。
与“政冷”相左，中日双边经贸似乎热度不减：2005年中日贸易预计将超2000亿美元，将创下历史新高。
只是，“政冷”与“经热”并存还会持续多久？会否越过“政冷”加“经冷”的底线？显然，“经热”符合中日两国利益，“经冷”则对双方都不利。
中日双方正在这个底线上展开一场博弈：日方认为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甚于日本需要中国，因此在政治上屡屡越界伤害中国人民的同时，不太担心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中方则从改革开放大局和总体战略出发，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中日政“冷”经也“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政冷”由来已久。
日本首相小泉自2001年执政后，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错误的态度和做法，如右翼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军事威胁论”等，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去年4月，针对日本“入常”和“右翼教科书”等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去年12月，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东亚峰会上中国拒绝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
不久前，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73％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糟糕”，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两国双边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互动的。中日“政冷”已成现实，下一步如何判断“政冷”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就成为解决中日政经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
徐长文研究员前不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日间政治关系已经处于低潮，这严重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发展”。虽未明确使用“经冷”一词，但他进一步指出，“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变凉”。
作为商务部研究院亚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因在官方研究机构任职的特殊身份，徐长文的观点在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引人注目。
徐长文认为，近来中日两国的经贸发展已出现速度明显放慢的迹象。统计表明，2000至2004年中日贸易年均增长率低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也赶不上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的增长速度。
自2003年起，日本已由中国连续11年(1993至2002)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2005年1至8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23.5%，与欧盟、美国、东盟和韩国分别增23.7%、24.9%、25.5%和25.7%。而与日本的贸易增长率却只有10.3%。（见图）
徐长文还指出，“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关系趋于弱化”。近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却持续下滑。由2000年的17.5%降至2004年的14.5%，五年时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05年1至8月又降到13.2%。“这些无不说明，中日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凉。”
同样在权威官方研究机构任职的另一位学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季风，则坚持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判断。
“不可否认，近两年中日之间的‘政冷’开始影响到经济关系，并且已经出现局部“经冷”现象，但‘政冷经热’仍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张季风说。
中日“政冷经热”将常态化
张季风的结论，是研究了中日双方公布的1990年至2004年间共15年的长期数据，以及中日之间“政冷”凸现的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以来的中期数据后得出的。
张季风详细研究了八组统计数据。其中日方统计的数据四组（见附表）：
按照中方统计，05年1至10月份，中日贸易额增长10.5%。尽管该指标低于同期中国外贸23.7%的增长水平，但比同期日本外贸增长率高出不少。而与贸易额指标相比，更能反映政治影响的投资指标出现大幅增长。05年1至9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率达26.8%，实际使用金额增长10.2%，均高于同期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21.8%的增长率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1%的增长率。
“这说明，中日双边经贸合作中，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其内在的市场机制。政治关系的变化只是外因，对传统贸易和民间直接投资影响不大。”
张季风进一步指出，由于中日之间的政治对立刚性化，日本安全条约的刚性化，使得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领土和台湾三大政治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今后中国经济将继续上升，日本经济也要持续复苏，由于两国经济依赖度已经很高，因共同利益所系，继续进行经济合作是惟一的选项。“这就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变为常态化。”
但他同时也表示，这并不等于“政冷”对中日经济合作没有产生负面影响。“政冷”对类似高速铁路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等需要作出政治决断的大规模合作，影响极大。而且由于“政冷”以及国民之间的不信感、国民感情的恶化，对传统货贸以及民间直接投资带来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事实上，中日双方的政府贸易管理部门之间、具体的合作企业之间、甚至在具体的合作项目谈判过程中，已经实际感受到“政冷”的某些负面影响和压力。张季风说：“这应当引起双方足够的重视。”
“但只要中国经贸伙伴中欧美日三足鼎立格局不变，只要中日经济合作的各项指标都处于正增长，就不能断定中日‘经冷’。”张季风认为。
强化对日“经济反制” 不人为制造“经冷”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关权教授看来，在对中日经贸关系是“经冷”、“经凉”、“经热”还是“受到政治关系影响”不同表述的背后，在相同的客观事实基础。
“这几种判断的共同点是，都承认中日‘政冷’或多或少对双边经贸产生不利影响，并且这种不利影响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关权说。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底曾刊文指出，小泉政府正在进行一种“对华游戏”，即政治上对华强硬，经济上又不担心失去自己的利益。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泉“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
说到此处，有必要提及2004年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太郎当年5月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由于中国在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离不开日本，所以一旦美国切断“中国的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越来越依赖于日本，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曾多年在日本留学、工作的关权、张季风指出，长谷川太郎此人在日本属于极右翼，难入主流之列；此文更是逻辑不通，观点不值一驳。
关权说，这篇文章在日本并无什么反响，但在中国却影响不小。“其中原因是道出了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部分事实，即在一些关键技术和设备上，中国和日本差距的确很大。”关权说，“日本在政治上对华强硬而较少顾忌，可能与它‘自信’中国很难在经济方面‘反制’有关。”
关权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需增强对日的“经济反制”能力。“这首先需要我们分析研究，在不同领域、行业、产品等方面，哪些中国离不开日本？哪些可以从欧美替代？哪些日本离不开中国等等。这就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做工作。当然，这种‘经济反制’并不是攻击性的，必须到万不得已时才用以遏制日本在政治上的过分举动，因为这种手段也会使我们自身遭到一定的损失。”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经冷”日本损失更大。张季风提醒说，此种观点经不住推敲。“退一步讲，即使从绝对量上看双方损失一样，但对各自影响差别很大。如同一个壮年汉子和小孩各吃对方一拳，谁会更疼？毕竟中日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差距较大。”
以大智慧解开中日政经“结”
解开中日政经关系的“结”，更需要大智慧。
关权说，中日关系极为复杂，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既有两国历史上的深厚渊源，又有近现代关系史上的痛苦伤疤；既有两国矛盾与利益的交织，更有美、欧、中、日多极力量的角逐。
“我们既要看到目前中日争吵的一面，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积累的优势。如，中日建交以来民间在经济、文化等层面积极交往成果显著，在经济界、学界等大部分人主张对华友好。我们可以发挥这部分力量的积极性，尽量减少‘政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以‘经热’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好转。”关权说。
李光辉认为，要把中日关系放到中国整个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考虑。“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打破日本联美抑中的企图；加强与韩国、东盟的关系，促进与日本的关系。”
张季风则认为，对日关系应纳入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中。“中日关系要服务于哪个目标？是为了中国实现本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是为了解气而图一时之快？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应轻易人为制造中日‘经冷’。不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不破坏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应对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打开中日政经关系这个‘结’，关键还在于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壮大自身实力。举个例子，现在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3，人均GDP更只有日本的1/40。我相信，等到中国GDP总量和日本差不多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肯定与现在不同；等到中日人均GDP相当时，这个变化会更大。”张季风说。来源：《经济参考报》▲
（08）★美国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http://junshi.chinabbs.com/bbs/00/261040.html
英美协议
我家严艺 2005-12-30: 对中国进行渗透与在一个“开放”国家中收集情报的差别很大，后者的环境里显存在着许多漏洞，便于派出活生生的间谍前往工作。但凭借着全球电子窃听运作系统的助力，美国情报机关发现要收集中国的情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自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成立之时起，对华谍报就一直是该局最优先的重点之一。
对美国的窃听工作著述颇丰的情报历史学家格弗瑞.里切尔森说：“美国可用于窃听中国通讯的手段很多，范围包括从潜艇之类的海底平台到地面上的各种天线系统，直到运行于太空中2.4万英里(3.86万公里)高的卫星。大体上说，这是个耗资数以十亿计的大项目，而中国就是其主要目标。”
要了解美国对华谍报活动的能力，就必须知道50年前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达成的一项“英美(UKUSA)协议”，其内容为合作、协调美英及另外三个英语国家的间谍活动。
中国是头号目标
这五国利用其谍报技术及各自在地理上的分布，建立起一张间谍站点网络，在冷战时期形成了一部令人生畏的间谍机器，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运转。
事实上，美国及其间谍盟友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完全用于谍报活动的全球“影子”电信网，近年来中国就是其多数成员国的头号目标。
被它们用来截取中国通讯的窃听器简单的只是一枝玻璃纤维制的假树——一种被称为“棍子”的麦克风；复杂者如价值五亿美元的间谍卫星。假树枝以前曾被用在收集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重要情报上。
美驻华使馆为间谍站
四年前，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捅出了一条新闻：在堪培拉的中国驻澳新使馆在施工期间就被安装进窃听装置，整座使馆建筑本身就是一台大型而有效的窃听器。
因为驻各大国的使馆都会收到有关宿主国之外问题的电传或其它通讯讯息，在华盛顿或堪培拉总会有一名间谍头子想尽可能多地截取这些情报。美国驻外使馆、包括驻北京使馆在内大多是小型间谍站，安装有可以在别国首都监听短程通讯的天线系统。
分布更广也更有效的是UKUSA散布全球的地面站，它们日夜监听一系列通讯内容，包括通过国际长途电话线传送的或通过高频外交电波传送的讯息。
国际间的电话交谈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高悬于世界各大洋上空约3.6万公里高处的国际通信卫星(Intelsat)，它每天要传送难以胜数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及电脑的原始数据。
三大情报下载站
美国及其盟国在许多偏僻地点安放了许多具有战略性的下载点。每个点都有两组碟形卫星天线，一组用于截取通信，另一组则把这些情报通过五角大楼的通信系统发送给国家安全局在各地区的情报中心以进行分析研究。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类似站点被用来窃取进出中国的国际通信卫星信息。它们分别位于：
一、澳大利亚西部的格拉尔德顿(Geraldton)镇附近；
二、新西兰南岛的怀霍派(Waihopai)镇附近；
三、美国华盛顿州中部陆军雅基马(Yakima)射击场内，这些是拦截太平洋上空卫星通信的主要站点。
位于华盛顿州东部的雅基马是最可能截收到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与在华盛顿市的中国使馆间的通讯。在82号州际公路北上车道旁的一个休息点就可以看到五个碟形天线，其中两个直径约为100英尺(30米左右)，对着西南方向即东太平洋上空的国际通讯卫星。
另一个较小的朝向也相同，作用或是攫取其它卫星通讯，或是把情报转发给其它太平洋周围的站点以进行分析研判。另两个也比较小，对着相反方向，与国防部卫星通讯系统相连，作用是把资料回馈给国家安全局(NSA)位于巴尔的摩附近的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卫星间谍站的设计大体相同。
潜入中国安置窃听器
在太平洋区域内的日本、夏威夷和加拿大也设有中国高频无线电通讯的侦听站。由于光导纤维正逐渐取代无线电，新的问题出现了。不过，美国及其盟国还是设法对大部分光纤通讯进行了监听。
横跨太平洋的光缆大多会经过关岛或夏威夷美军基地附近的某个海底地点，而多数跨越太平洋通讯的收发方之一不是美国，就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般都能截获。
即使光缆没有取道美国或英美谍报协议五个成员国控制下的地域，要截取其通讯还是有办法的。据报在冷战期间美国曾派出装备有特殊装置的潜艇潜入中国港口，在海底光缆上放置入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器。发送、接收端都在中国内地的通讯同样容易获得。如果它们是经由中国政府自己的卫星传送的话，美国也可以用另一个太平洋边缘站点、位于倭国北部的见泽(Misawa)空军基地监听。
喜欢中国用美国卫星
“猎户座(Orion)”是美国一种新的间谍卫星系列，用来截获世界许多本地及长途电话所采用的点到点无线信号微波通讯。这些卫星运行于地球上方3.6万公里的轨道上，与通讯卫星相距不远。
它们的定位很重要，因为微波信号不会沿地球曲面折射，而是呈直线状直射太空。这些“猎户座”的定位使它们可以截留散射的微波信号，从而使美国得以获取中国内陆深处(用业内的行话叫“禁区”)的通讯。
“猎户座”原先设计用途是侦听苏联内部重要的指挥控制系统的通讯。另一种冷战后改版的卫星是“号角(Trumpet)”，它们的轨道呈椭圆形，最低点离南半球的地球表面只有320公里，最高处离北半球3.86万公里。它们可以截获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的雷达信号。
后来国家安全局得知无线电话也可发射出可被截收的信号。于是，凭借着远在北极以上高空的卫星，美国也能收听到中国和其它国家内的手机通话。
情报史学者里切尔森说：“只要把信号发到空中，总有办法能弄到它。即使信号不在空中，我们也能接到它上面。美国也许无法做到什么都搞得到，但我们确实可以弄到很多东西。”
美国宇航公司洛雷尔(Loral)和休斯电子两家公司为了使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卫星，曾帮助中国改进其导弹制导系统。消息传出后华盛顿有些人怒不可遏，其实这样做也有好的一面。
美国科学家协会的情报专家约翰.派克说：让洛雷尔或休斯借助中国火箭发射通讯卫星、然后中国又用这些卫星来通讯这个做法有很大的好处。
“你不会听到国家安全局抱怨中国政府或军方使用美国的通讯卫星，因为他们想让中国把通讯发射到太空或空气中，以便我们进行截收。而使用我们了如指掌的美国卫星更是再好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