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必须私藏的70个做饭技巧
http://bbs.wenxuecity.com/cooking/1310037.html
36、用羊油炒鸡蛋，味香无异味。
37、炒鸡蛋时加入少量的砂糖，会使蛋白质变性的凝固温度上升，从而延缓了加热时间，加上砂糖具有保水性，因而可使蛋制品变得膨松柔软。
38、炒鸡蛋时加入几滴醋，炒出的蛋松软味香。
39、炒茄子时，在锅里放点醋，炒出的茄子颜色不会变黑。
40、炒土豆时加醋，可避免烧焦，又可分解土豆中的毒素，并使色、味相宜。
今 日 看 点：2014-06-08▲◆★●■☆
普京不惧西方“纸老虎”★★★★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4/0606/397698.shtml
中纪委官网漫画晒6类干部:拉帮结派抱大腿★★★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606/103222.shtml
当前中国最大的危机，比贪腐严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06/3335661.html
中国称越南至今未赔偿反华暴乱中的损失★★★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6/140606_china_vietnam.shtml
中国高层罕见批评调水工程 披露成本★★★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8940
中国教育水平或只有美国的四千分之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8929
中国抑郁症官员群体庞大而隐秘 宁死不住院★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607/103608.shtml
普京不惧西方“纸老虎”★★★★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4/0606/397698.shtml
2014-06-06 参考消息网 作者：欧陆观察责任编辑：倪林军
核心提示： 西方国家上次警示的制裁最终也是空头支票。
参考消息网6月6日报道 外媒称，七国集团（G7）领导人6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后发表声明，敦促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东部稳定”的行动，否则，他们随时准备加强针对性制裁，并执行额外的限制措施，以使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回应称，对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的指责毫无依据，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警告不以为然。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5日发表社论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西方一直以来的批评和制裁并未对俄罗斯带来多大影响，这次警告又能达成怎样的效果，委实存疑。
香港中评社网站6月6日援引《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称，虽然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4日在华沙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力挺，但若以当下形势来判断乌克兰未来的话，普京似乎还是势力占优。当奥巴马在华沙发表又一个“追求自由”演说时，乌克兰民兵力量也在东部的卢甘斯克发起又一轮攻势，最后攻下一处边境指挥控制中心及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根据北约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洛夫的描述，相关力量受到俄罗斯方面的“精确领导、充分资助及完善组织”。
文章称，已是“普京在乌代理人”的这股力量正在收紧对卢甘斯克及其邻近顿涅茨克的控制，在波罗申科胜选之后，地区冲突也有不断升级之势。但是，普京非但没有为其进犯行径付出代价——欧美声称的制裁也不见启动——还将在近期前往法国参加诺曼底战役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并在期间与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会面。更甚的是，奥巴马还在日前大讲“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希望在未来几月与莫斯科“重塑互信”。
文章认为，普京已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成功立足，并已牢牢把控克里米亚。与此同时，相当规模的俄军士兵依然驻扎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并有战机毫无节制地飞越边境，也有武器不受控制地流入乌克兰。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依然得到西方领导人的献媚，后者甚至不忘敦促波罗申科寻求满足克林姆宫要求的方式。
文章随即问道，那奥巴马在华沙宣扬的“保卫自由”又算什么呢？文章直指，迄今为止，奥巴马及其欧洲伙伴们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上也不过尔尔，他们更不能拿普京怎么样。文章称，奥巴马虽然在3日宣布斥资10亿美元与波兰和其他中欧国家开展军事演练，并向欧洲增兵以应对乌克兰危机，但对波兰希望美国或北约在其境内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请求，他还是选择了回避。
类似事件在此前已有发生，波罗申科曾在5月28日表示，希望美国与其签署类似租借法案的新安全条约，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武器及训练，以使士气涣散、战斗力低下的乌克兰军队足以应付“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力量。可奥巴马随后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却不过是价值500万美元的非致命装备，包括防弹背心、夜视仪和通讯设备等。文章直言，这实在是太寒碜无礼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什么都不要给。
文章又讲到，就在5月，奥巴马还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宣称，如果俄罗斯干扰乌克兰选举的话，将会受到针对关键经济部门的制裁。但当乌克兰民兵力量阻断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选举进程，剥夺乌克兰15%选民的投票机会时，西方领导人却又认定底线未被打破，对此毫无作为。到了6月4日，奥巴马与默克尔又为普京设立了一项新的考验：普京必须承认波罗申科政府并与其会面，必须阻止武器继续流入乌克兰，必须说服反叛武装放下武器，否则，相关制裁就将启动。
但是，文章直言，一方面，普京并未放弃通过武力“暗中破坏”乌克兰稳定及独立的策略，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态度一直暧昧不定，上次警示的制裁最终也是空头支票，有此为鉴，普京当然也不会把这次警告太当回事，“有什么必要呢”？▲◆★●■☆
中纪委官网漫画晒6类干部:拉帮结派抱大腿★★★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606/103222.shtml
2014-06-06 人民日报
星岛环球网消息：5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网友揭 漫画“说” 党员干部“组织涣散 纪律松弛”现象(之一)》，摘发了部分网友精彩留言，并以漫画形式晒出8类党员干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报道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好评。连日来，广大网友热情参与，继续揭露“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种种表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6日凌晨推出第二批根据网友精彩留言创作的漫画作品。
《人民日报》报道，句句留言传递拳拳之心，幅幅漫画鞭挞庸懒散奢。广大网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月e题”栏目对“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的揭露和批评，饱含着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殷切期望。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党的意识、组织意识、纪律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各级党组织都要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只有坚持严密组织、严明纪律、严格管理、严肃监督，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肩负起历史使命和人民重托。
◆拉帮结派“抱大腿”、称兄道弟搞“圈子”
作者 于保勋
网友“寒冷”：现在有些党员把党内关系庸俗化，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遇到事情就通过熟人来解决，办事不是靠组织程序而是靠熟人、靠关系。
◆忘却自身党员身份、只重业务不抓党务
作者 俞志达
网友“要勇敢到老”：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了位。只看重自己的行政职务，忙着抓行政工作，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党组织领导身份。
◆带头破坏组织纪律、仿效造成“破窗效应”
作者 徐鹏飞
网友“正直做人”：个别领导心里不把组织当回事，缺少组织观念，带头破坏组织规定，下属纷纷群起仿效，最后在一定范围内造成组织纪律被随意破坏的“破窗效应”。
◆多个身份证满天飞、处心积虑规避监督
作者 杨志华
网友“日历2014”：有的干部“神通广大”，办了好几个身份证，有着多重身份，以此规避组织监督。比如前段时间就有人在网上爆料，某地公安局领导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好几个身份信息。
◆组织纪律成“稻草人”、违纪行为不抓不管
作者 于保勋
网友“高大尚”：有些地方和部门组织涣散，对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不抓不管，更不敢动真碰硬，使组织纪律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奉行“好人主义”、但求“一团和气”
作者 张爱学
网友“和好如初”：有的领导干部对党员放纵管理，扮演“老好人”角色。认为都是多年的同事关系，都是熟人、知心朋友、老部下，很多时候明知下属做得不对，也不提醒改正，任其随心所愿，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既害团体，又害个人。▲◆★●■☆
当前中国最大的危机，比贪腐严重★★★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6/06/3335661.html
多维 2014-06-06：许多人认为，贪腐是当前中共执政的最大危机，同时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这个说法反映了中国人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然而，当前中国却有比贪腐更严重的危机，那便是大批国民人性的流失与良心的泯灭！贪腐危害的只是中共的执政根基，但国人人性流失之祸不仅危及到了他人的人身生命安全，甚至殃及后世子孙。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信仰的缺乏以及教育的落后与不合理。
以前，许多作家都喜欢用勤劳、淳朴、善良等一个个充满温情的词汇来描述中国的农民。即便现在，为政者在讲到广大人民群众时也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但是这些词用在某些人民群众身上已非常不合适。有些农民身上确实具有这些特性，但那与他们是否出身农民无关。其实，无论是勤劳还是淳朴、善良，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或许人类先天的基因中良善因子的多寡与之有些许相关，但后天所受教育才是决定一个人究竟走上何种道路的关键。
这里的教育并非专指学校教育，来自家庭与社会的现身说法甚至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而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讲授内容又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轨。在扭曲的社会现实面前，即便广大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也依然无法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经济大潮的发展又将这些人裹挟其中，于是乎，用避孕药来“美容”的黄瓜、用毒药水喷洒过的葡萄、生姜、剧毒的黑暗料理等等接踵而至。真的很想知道，在中国，究竟还有多少食品是对人无害的？
有人说，许多中国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但从上述例子来看，未来将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互相“投毒”？那些生产出剧毒果蔬的农民，果真是出于无知吗？不是的，他们知道有毒，所以他们种出来的东西自己是从来不吃的。他们并非无知，而只是不在意别人的生命！
有人将当今中国的这一系列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认为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泯灭了某些人的人性。其实不然，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文革。那时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更没有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但中国人人性上的丑恶依然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眼前。以中国今日之文明程度去看文革，那简直就是一个恶魔当道的时代，所有人内心深处的魔鬼都被释放出来，目标就是摧毁人世间一切与美好相关的事物。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意思大概就是说，如果生活太艰难了，人们为了生存，往往就泼辣刁蛮、斤斤计较。与之相应地，物质生活提升了，人们自然会“变”好。但如今，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文革已是永远都不可能重演了，但中国人却没有“变”好，以上种种“投毒”事件皆是明证。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人心中没有一个向善的信仰，对生命不会心存敬畏。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教育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国家宣传机器不到位，而是再美好的宣传也抵挡不住现实的冲击。所谓上行下效，你教育全国人民都去学雷锋，而你的官员们却都去学和珅，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或者，习近平在大刀阔斧惩治腐败之外倡导回归传统，重提以德治国，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采取的应对手段。▲◆★●■☆
中国称越南至今未赔偿反华暴乱中的损失★★★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6/140606_china_vietnam.shtml
2014年6月6日：今年5月发生在越南的反华示威，之后演变为反华暴乱。
中国星期五（6日）说，它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河内方面对5月份反华暴乱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中国要求河内为上个月在越南各地发生的反华暴乱造成的中国利益的损失进行赔偿，并处罚暴乱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暴乱的起因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中越两国有主权争执的海域钻井勘探石油，引发了越南公众的抗议。
抗议发展为暴力行动，包括纵火、破坏和抢劫中国在越南的工厂和企业，以及那些被误认为是中国大陆拥有的、实际上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
在上个月蔓延到越南大片地区的反华暴乱中，至少有四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未作出任何赔偿”
暴乱平息之后，北京政府多次向河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越南向受损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作出赔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截至今天，越南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赔偿。
他说：“我们要求越南切实保障在越南的中国机构和个人的安全，严厉处罚制造暴乱的袭击者，并全部赔偿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损失。”
越南中部河静省的居民和中国工人之间爆发的冲突，最后蔓延到许多地区，至少导致了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约4,000中国人撤离越南。
中国国有能源公司中海油在距离越南海岸240公里的海域部署了几十艘船只，拖带价值10亿美元的钻井。
上星期，在该海域的两国船只相撞，导致一艘越南渔船沉没，两国政府为此相互指责。
“扩张政策”
中国声称南海的90%区域为中国所有，但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声称在这块能源储藏丰富的海域拥有主权。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本周四指责中国正在推行一种“扩张政策”，并称，中国的舰船还在围绕两个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转圈。
洪磊周五反驳阿基诺的指称，重申中国“在南沙群岛有无可辩驳的主权”的立场，无人居住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和邻国发生主权争议的岛屿之一。
洪磊说：“中国在这些岛屿所做的任何事都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与菲律宾毫无关系。”（编译：嵇伟 责编：尚清）▲◆★●■☆
中国高层罕见批评调水工程 披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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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6-6：据住建部今年5月数据显示，中国657个城市中，有300个属于“缺水”或者“严重缺水”。
城市之渴已经十分普遍。
为缓解缺水危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开始在国内广泛实施。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目前至少有15项地方性调水工程，耗资逾1300亿元，年累计调水约208亿立方米，铺设调水管线总长近4000公里，比北京到拉萨铁路全长还多300余公里。这还不包括耗资达50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
昨天刚卸任的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今年曾撰文称，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同时，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
环保专家坦言，应该理性决策调水工程。解决城市水安全，应从水生态修复入手，全面提高水的使用效率。
缺水，缺水，缺水
2014年5月17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数据称，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面对日渐稀缺的水源，工业发展和人为破坏导致水污染事故层出不穷，仅2014年迄今，兰州、武汉、靖江多地相继出现水污染，导致城市停水、生活失序。
目前，“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等举措，被普遍视为从根本改善目前城市缺水、水资源利用率低下的解决手段。然而早报记者调查发现，调水工程能解城市之渴，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为何一些大型城市频繁喊“渴”？而且部分缺水城市还邻近水源，比如守着滇池的昆明、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邻近千岛湖的杭州……如此近水楼台却无水可用，尴尬原因何在？
它们不缺水，但缺少干净的水。
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也佐证了上述观点，该部曾连续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约12000个取水口进行水源水样检测，结果表明，达到二类水体标准的水样数量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
知名环保专家、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目前中国城市缺水主要存在三种机制，分别为：资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
一些位于降水量充沛或水系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水源污染严重，由于水质型缺水引发的水危机事件，近年来并不鲜见。最近一起影响较大的相关案例，便是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
2014年4月10日，兰州市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检测发现其出厂水苯含量超国家标准20倍，兰州市政府随即宣布该市自来水24小时内不宜饮用，由于没有备用水源，守着黄河的300多万兰州市民陷入饮水危机。调查得知，污染事故直接原因是水厂自流沟中出现了含油污水，原因是自流沟附近的中石油兰州石化曾发生泄漏事故致一些渣油和消防污水渗入地下。4天后，兰州恢复正常供水。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来看，当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一段时期，往往就会出现水资源、水安全的转折点，从水量型危机转向水质型缺水危机，一个显著的表象便是—水污染事件进入高发期。
也就是在2011年前后数年间，国内相继出现水污染事件，如2010年福建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2011年的渤海渗油事件、2012年的龙江镉污染事件、2013年的黄浦江死猪事件、2014年兰州等多地爆发水源污染……
调水工程遍地开花
中国调水的开始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60多年里，大大小小数十项调水工程在国内多个城市相继展开，调水工程的开展密集，调水量之大，均为世界罕见。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之一，南水北调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它是实现中国水资源战略布局调整、优化水资源配置的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项目投资5000亿元，工程从2002年持续到2020年。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后，经过几十年研究，南水北调的总体布局确定为：分别从长江上、中、下游调水，以适应西北、华北各地的发展需要，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成后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将构成中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在缺水的北方，黄河、辽河等流域开展了“引滦入津”、“引大入秦”、“大伙房调水”、“引黄济青”、“引黄济晋”等调水工程；在水资源丰沛的长江、珠江流域也纷纷调水，“引江济太”、“引江济汉”、“广州西江调水”等工程纷纷上马。这些工程少则耗时数年，铺设数十公里管线，耗资上亿元，多则耗时十数年，铺设管线数百公里，投资上百亿。
中国最早启动的重大区域调水工程，是1983年建设的引滦入津调水工程，工程全长234公里，设计引水量每年l0亿立方米，斥资11亿元，于1982年5月11日开工，1983年9月11日建成通水。迄今为止，该工程已经运行31年，为天津和唐山累计供水225亿立方米。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近年来滦河水已不能满足天津用水需求，天津又开始向山东开展“引黄济津”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求水。
西南的春城昆明，也因为缺水而频繁调水。数据显示，昆明是全国14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为缓解昆明城市用水紧张，云南建设掌鸠河引水供水工程和清水海供水工程，然而，近年持续干旱、自然环境恶化，让水源地的水也“捉襟见肘”，随后云南又打造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作为滇池治理的六大工程之一，其定位主要是治理滇池，并在昆明发生水危机时，为其提供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
兰州作为国内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守着黄河却用水紧张，不得不另辟水源，今年4月发生的苯水污染事件，更加速了兰州市政府调水的决心。5月上旬，兰州市政府将此前已传多年的刘家峡引水工程提上日程。该项目预计建设输水管线40公里，斥资80亿元，已于今年5月15日通过，预计最快年内开工实施。据兰州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曾参与过刘家峡调水工程前期调研的教授张明泉介绍，刘家峡水库上游为甘肃、青海的生态保护区，人口和企业较少，污染源少，把取水口迁移至此，可以确保兰州市民日常饮用水的需求。由于目前的取水口上游为青海的湟河，污染相对严重，在调水工程开通后，可考虑用刘家峡取水口代替黄河取水口作为主要引水点。
水资源丰富的杭州也开始酝酿调水，2012年，杭州计划每年从千岛湖取水约20%，此举遭杭州市下辖的建德市激烈反抗。后者官方、民间对取水可能带来的生态危机存在担忧。今年初，杭州宣布将开建千岛湖引水工程。
据记者不完全整理，地方性15项调水工程耗资逾1300亿元，年累计调水约208亿立方米，铺设调水管线总长近4000多公里，比北京到拉萨铁路全长还长300余公里。
调水的巨大代价
调水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在凸现。
昨天刚卸任的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撰文称，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同时，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仇保兴还援引前苏联时期阿姆河、锡尔河引水项目与咸海遭遇的例子，来说明不当调水引发的生态灾难。
仇保兴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国外普遍对长距离调水加以限制，尤其是对跨流域的调水。
在该篇文章中，仇保兴还披露了备受外界关注的调水成本，“南水北调中线的实际运行成本已经达到8-10元/立方米，而且还不包括调水工程带来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在仇保兴列出的表格中，外调水的成本远高于雨水收集利用、污水再生利用、海水淡化等。
这是中国高层官员罕见发声批评调水工程。
调水工程困境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作为国内首个大型调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近年来便遭遇水源地养殖泛滥、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生活污水排放污染严重等问题。由于上下游城市缺乏有效的统筹机制，生态补偿始终难以推进实施，从而又导致生态持续恶化。
引大入秦工程的生态“副作用”也已经显现，早在调水工程之初，张明泉就预见调水到秦王川后，土壤的盐渍化将会加剧，低洼地带的乡村甚至出现了盐碱滩，能做的就是尽量排碱，使土壤恢复。
张明泉告诉记者，如今江河断流、污染严重，黄河入海水量锐减，都与众多调水工程有关系。他举例称，在甘肃党河、疏勒河部分流域，由于私自建设小水电站调水，已经导致河流断流、干涸，出现生态危机。
有资料显示，黄河流域的众多灌溉调水及饮用水调水，让黄河水在近十年平均年入海量不足200亿立方米。以总水量计，黄河水被沿岸居民用去70%以上。由于黄河入海水量持续减少，从上世纪50年代的500多亿立方米减至如今不足200亿立方米，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严重失调。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为67，而渤海湾底部、莱州湾底部、辽宁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达200以上。一般认为，氮磷比超过50，会造成生态恶化。昔日渤海为海上渔场，今日已基本没什么渔获量了，大批海洋生物灭绝。
目前，国内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东线均未正式通水，相关影响暂时尚无法估计。但有学者表示，中线调水后，汉江襄樊段水位下降严重，水污染将加重，水生鱼类可能大幅减少。此外，南水北调或将使得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被指“拆东墙补西墙”
马军坦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跨流域以及长距离的调水工程作为应急项目可以缓解一些地区面临的水危机。但从长远来看，调水工程实质上存在着“拆东墙补西墙”的弊端。它只能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作为主要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节水应该是重中之重。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投入要远远小于水库、调水工程等方面的投入。解决城市水安全，应从水生态修复入手，全面地提高水的使用效率。
以色列和新加坡的高效用水案例，或许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据资料显示，以色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每年320立方米，仅为中国人均水平的1/6，世界平均水平的1/33，并且国内缺少过境水源；同时以色列的水资源分布又严重不均，50%的农田都需要灌溉。
以色列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加强微咸水和雨水利用，实施海水淡化，节约农业用水等手段，用水效率成倍提高，辅以完善的水价体系，发挥行政手段、技术手段和市场手段，成功地解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
新加坡的水资源利用率也很高，该国污水再生利用率可以超过90%，其中30%的再生水经过水库进一步的自然净化后可作为饮用水水源；雨水的收集利用率达到90%；海水淡化可满足至少10%的用水需求。
马军称，除少量的生活饮用水外，其他如绿化、环卫等用水都可以通过污水的再生利用来解决。更多城市已从“以需定供”的“供水管理”，转向以提高用水效率为任务的“需水管理”。如果科学规划，通过多次循环利用完全可以替代长距离调水；如再加上海水淡化、雨水收集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有能力解决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
马军认为，从技术措施上，要加强开源节流，大力开展城市节水，加强建筑节水和雨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利用。从市场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水价机制，从计划的定额管理，转向超定额加价、阶梯水价调节，充分调动企业和市民节水积极性。
前车之鉴 不当调水致咸海干涸
国外有不当调水引发的生态教训，前苏联时期的咸海即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咸海曾经是全球第四大内陆湖，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前苏联将汇入咸海的两条河水截留用于棉花、水稻等农耕项目以及中亚的工业发展。1960年到2000年，从阿姆河和锡尔河抽出用于灌溉的水量增加一倍，棉花产量也增加了一倍。咸海的补充水量长期少于蒸发量，加上1970年代以来气候持续干旱，导致咸海的面积在20世纪后期快速萎缩。
根据测绘，相比多年前基本稳定的常态水量，咸海水量如今已“缩水”90%。事实上，前苏联及后来相关的独联体国家，看到负面影响后，曾计划修建引水渠把相对邻近的西伯利亚水系的水引进咸海。结果这个工程太过浩大，资金难筹集而不了了之。
现在干涸的咸海成了一个大盐库。中亚的大风把这些盐粉吹到毗邻地区，严重污染农田。而且高含盐量的空气也对周围居民健康产生灾难性影响，很多人因此患了各种癌症和肺病。
咸海渔业消失而导致超过十万人失业。还有研究认为，水面积的缩小已经严重改变当地的气候，让当地的夏天更干热，冬季更长更冷。
他山之石 纽约节水顶替调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市水资源严重短缺，最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新泽西调水，工程预算超过100亿美元，由于工程投资巨大，且新泽西州民众也不同意调水给纽约市，调水工程没法实施。
在纽约陷入困境之时，城市给排水方面的专家提了一个建议，将纽约市的旧抽水马桶全部改为一次冲洗水量6升的节水马桶，市政府给每个马桶补贴更换费用的1/5。纽约市采用了这一方案，经过11年、累计投入不到3亿美元对全部马桶进行改造后，人均日用水量下降14%，水危机问题得到解决，起到了100亿美元调水工程都达不到的效果。来源: 东方早报▲◆★●■☆
中国教育水平或只有美国的四千分之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8929
2014-6-6：由于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和内容，使得中国大陆在60多年的时间里埋没了数亿青少年应有的潜能，这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人类的重大损失。
中国大陆人口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从1949年至今，60多年没有一所大学出来的学生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甚至是初中、高中出来到国外读高中、大学后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没有。中华民国在战乱年代，西南联大能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在台湾也能培养出丁肇中，李远哲。日本不到中国大陆1/10人口，但从1949年至今，已有16人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而美国215人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
科技论文的高被引状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同时也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科技水平。我们根据SCI数据库统计了1997-2006年10年间全世界发表论文的作者情况。在这10年间，共有300万人发表论文，按22个学科领域分类，排在各学科被引次数前1%的作者共有5万人。各学科排在前250名上下的高被引作者，全世界共6097人。这部分人可以看作是世界顶级科学家。当我们以作者发表论文时所属的机构进行统计时发现，美国排在第一位，有4016人，占总人数的65.87%；英国排在第二位，为473人，占总人数的7.76%。中国排在第16位，有19人，仅占总人数的0.31%， 但其中来自香港的作者有15人，也就是说我国大陆科技人员在全世界共6097高被引作者中仅有4人，不到美国（4016人）的千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钱学森与温家宝最后一次见面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这可以从钱老的言行来体会其含义。如钱老从电视上见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听到中国汽车业是“外国心”时，连说“泄气泄气”，连问“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苏文洋《钱学森的三问该谁回答》，《北京晚报》2009年11月11日。）由此联想到，虽然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专利技术也很多，但是，如先进的战斗机和大型客机的发动机，高级精密机床，许多高新技术设备、核心技术、专利技术、软件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一直大批量地依靠从外国购买引进，真可以说我们这个大国是“缺少心脏（即核心技术）”的国家。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大国就是一个不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国家，而是处于国际“加工和装配”的地位。在当前竞争激烈和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这是一种极为被动的态势。“心脏”捏在外国人手中的“巨人”能真正站起来吗？在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人难道不应当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把自己的“心脏”强化起来吗？！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还停留在“引进与加工”挣小钱的状态，以片面地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为目标，难道不令人担忧吗？！这正是极端关心人民和祖国命运的钱老的最大忧患！也应是全体中华儿女最大的危机！
一个大国的教育不培养小学生、中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想象力；创新精神和自信心。这个大国怎么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就不仅仅是“缺少心脏（即核心技术）”那么简单了！
研究表明：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是有“黄金期”的，过了某个“黄金期”，是很难弥补的，（6－19岁）是人们良好行为习惯形成最佳时期；想象力最丰富时期；创新精神和自信心形成最佳时期。所以，（6－19岁）的青少年是最关键的时期 。
英国和美国之所以在近代为人类作出伟大贡献，就是这两个国家的青少年在“黄金期” 时（6－19岁），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备应有的自信心和创新精神。如牛顿、瓦特、法拉第、史蒂芬孙、罗伯特·富尔敦、约翰·洛克菲勒、爱迪生、莱特兄弟、威廉·波音、爱因斯坦、 费罗·法恩斯沃斯、艾兰·图灵、冯·诺依曼、肖克利、杰克·基尔比、罗伯特·诺伊斯、罗伯特·卡恩、马丁·库帕、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
在展开讨论中国教育问题之前先看看华人在美国的情况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邓小平说过：“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 。就此，我们只要对在美华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与美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及美国公民的获奖总数做一比较，再附以公认的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概率最高的美国犹太人的相关数据，就能体会到卡特的“不成比例”之含义。
1926-1980年的半个多世纪里(成材与获奖都有时间差)，在美华人大概占美国总人口的0.2% ，美国犹太人约占全美人口的3% ，是华人的15倍。1926-2011年，美国公民共有二百四十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出生或生活在1926-1980年的美国华人至今共有7.5人(高锟是英/美双重国籍，计0.5人) 获奖，占总数的3.1%；同一时段，美国犹太人获奖人数在70-80人之间，约是华人的十倍。由此推知，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概率不仅远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数，在特定条件下比较，甚至还超过了犹太人。
据有关资料报道，美国曾把国内12种高级专业人才按其人口比例进行了计分评价。其结果是华人居首，得了313分；犹太人第二； 日本人第三。1991年至1992年全美国共有外国留学生419585人，其中中国大陆42940人，台湾35550人，香港13190人，共占21.8％； 这还不算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华裔留学生。1990年，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外国教授共有46479人，其中华裔中国人为9110人，占总数据的19.6％，居于首位。美国现有华人学者已达10多万人，其中3 万多人被公认为是一流的科技人才，占美国一流科技人才的1／4以上。这3万第一流的专家， 工程师以及其他7—8万学者，分布在全美国80多所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中。在美国著名大学中，有1／3以上的系（主要是数学和物理）主任是华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下属的12个分会中，有6 个分会是由华人担任主席的。还有美国著名电子计算机企业——国际商业机械公司800 余名工程师中，有半数以上是华人。
从华人在美国的情况，说明中华民族的智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国大陆之现状，所有人民，不论是高官，还是平民都有责任。当然，政府是主要责
任者，主管教育的各级领导人是直接责任者。
历史已证明，人才和科技决定任何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命运，也就是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中华民族更应该深有体会。
下面展开讨论中国教育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2006年11月，温家宝曾就此问计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这种回答其实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问题出现在大学，根子其实在中小学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龚放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说起。龚放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上的顽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正如南师附中老校长胡百良所说，问题出现在大学，但根子却在中小学教育。”很多大学生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在进入大学前就已经定型了，已经飞不远、飞不高了。
在应试教育下，我们的小学生很辛苦，中学生很辛苦，高二高三的学生更辛苦，可他们通过种种考试进入大学之后就松弛下来了，这和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我最近几年经常去美国，我感到美国的小学基本上是放养，中学也比较松，但正是这宽松的环境让一批优异学子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龚放感言，美国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学习很刻苦，中国大学生放松的4年，正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积蓄人生能量最关键的4年。
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钱学森入学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林励儒(新中国初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在他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可谓积贫积弱年代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
钱学森曾亲笔手书一份珍贵名单，列出了给予他一生深刻影响的17个人的名字，大多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占到7位。
在他的记忆中，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
今天的人们也许想象不来，这样一所名校，竟然办学经费不足，有时连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这里，却是学生们的乐土——
在附中所受的教育终身影响着他。“6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上海交大4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他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
钱先生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5道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分。如果答对了4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求解“钱学森之问”，建议用“一对一”的精英教育，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李政道仔细梳理了钱学森的成长之路，参照钱学森曾经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师生比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李政道认为，执行一对一精英教育的学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师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一对一”辅导。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卡门是如此，李政道和他的导师费米教授也如此。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坦言：“李政道先生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意见非常重要，也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达到李先生所说的那种人才培养模式，我认为比登天还难。”在章启群看来，中国目前人才培养的问题，不只是大学的问题。“国内虽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近年来很多中国学生都进入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学习，也没有成为杰出人才。即使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若干年后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可能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华裔科学家，不仅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大学的，也没有上过中学和小学的。这个现象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钱伟长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一代大师钱伟长离我们而去，他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身体力行，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钱伟长告诉我们，大学要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钱伟长特别关注科研和自学两个问题。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教学是必要的要求，而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关于自学，钱伟长认为，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有一条要自学，一个没有自学精神的人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大学不是教给学生一脑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此，他提出，“大学的教育就是把依靠老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毕业时不需要老师也能获得知识的人，成为一个无师自通的人。如果说培养学生是要在课堂上把知识都教给他才行的话，那么培养创新人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培养的是能独自到未知领域去工作的人才”。
杨振宁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年轻人有很多方向可以发展，他们对时代的特别意义，认识得不如我们年轻时深刻，所以努力的程度也不够。其实若是站远了看，现在中国还处在一个很弱的国家，前面的路还很远，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加上今天世界有种种问题，都需要年轻人去解决。如果学校使得他们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第一现在是个大时代，第二这个大时代有很多方向等着我们去贡献，多一些认识他们就多一些努力的动力。
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是旅美教育学家、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每到暑假就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同一个问题。许许多多甘愿把巨大的付出用于孩子教育的中国父母，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告诉他们，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教不出来，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
要“聪明”还是要“智慧”
“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大类不同的孩子”，美国学者萨博提出的这个观点，对黄全愈梳理“怎样培养孩子”的研究思路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被称作“聪明的孩子”，能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长于记忆……被称为“智慧的孩子”，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一次，黄全愈在国内某重点中学作报告，互动的气氛还算活跃。“今天我们的学生是按年级排座位的，初一在最前面，高三在最后面。越是前面的学生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学生问题越少。”有位老师当场的这几句提醒，令黄全愈沉思了许久：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怎样把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忙于练习题、记笔记，唯独不善于提问的“知识桶”。我们的学校要求孩子带着崇敬的心态去理解篇篇“范文”，而美国学校则要求孩子谈自己的种种体验；我们考的是“老师讲什么”，美国考的是“学生想什么”……
“现代教育需要培育智慧的学生。”黄全愈在《天赋教育在美国》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素质。他介绍美国天赋教育(国人所谓的“神童教育”)“童子功”的入门招数“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在中国做过多年教育工作的奈斯比特夫妇这样认为。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打开，一本朝下盖着。这个标志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今年暑期，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
黄全愈说，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之后才考虑的。殊不知我们传统的“注、疏、解”式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我们的孩子要在先贤的字里行间顶礼膜拜般徘徊，对经典只能“注”，之后再“解”再“疏”。相比之下，美国的批判性阅读与聆听属于高段位的学习行为，而我们的死记硬背则是学习的末流功夫。
“目前的教育为学生搭建了鸟笼式的框架，学生根本无法创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举例说，高考恢复到今天，各省区市培养的文理科状元有1000多个，但这些状元在社会各行业中的成就，至今没有一人获得社会公认。黄全愈认为，只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大学才可能培育创造性思维活跃的新一代。
批判性思维的根基在独立思考
黄全愈认为，钱学森生前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重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所谓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莫不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他说：“只有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可能重新思考乃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开拓前人未涉的领域。”
美国教育所倡导的批判性阅读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和批判，经过过滤吸收到精髓，从而达到对知识的重构，真正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黄全愈强调，相比于中国传统的外在灌输式的被动积累学习，在独立思考中产生创新意识的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在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近几年一直尝试建立三维立体化的目标体系，校长张杰说：我们要打造拥有“知识整合力”、“沟通能力”和“会提问、能解决问题”的大学生，而不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高分考生。对中国大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
“问愈透，创更新”，是李政道当年在芝加哥理工时与导师费米教学互动的感悟。在任何疑问面前，敢于打破权威、敢于在独辟的路径中克服困难，寻求解答之道，以此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这个一对一教育模式的精髓。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已有20年的李开复在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期间，受邀到过很多高校，演讲结束时如果出现无声的场面，他总是引导大学生勇于提问，并用“某诺贝尔奖得主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故事鼓励他们。
2010年有媒体报道，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李红豪，在一次期中考试的作文中措辞激烈地抨击教育弊端，结果几天后被班主任要求进行反思，且反思好之前不许上课。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还有多少人敢坚持质疑？
今年暑期，北大、清华为炫耀招了多少名高考状元而玩起数字游戏，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中学教育科研联合体理事长、北大教授、北京大学附中原校长赵钰琳认为：“招进了一流学生，却培养不出一流人才，这个事实说明，高考状元并不等于可塑的一流人才。”他说，除了大学教师的主体不是一流这个重要原因，还有单一考核、唯考分至上的高考评价标准，都制约了优秀人才的培养。
“有没有理性思维，是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认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不断追求科学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正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丧失。大学教育很缺乏对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即使专开逻辑课，也很可能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把科学思维问题都变成了逻辑知识的灌输。
10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以“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的论坛，唯一一名学生代表被安排在所有学者之后发言。她说到学生们想说话，但没有平台和空间；还说到对曾使钱老受益终身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生们创造自由学术交流的环境羡慕不已。她希望学校少删帖，少对学生言论进行监控，这样就可以解放学生的思想。走出论坛的教育学者熊丙奇感叹：“当大学教育与学术的舞台上，唱主角的不再是高官和‘学术大佬’时，我们就真正走上了求解钱老‘世纪之问’的道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讲到：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简直是毫无希望。
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却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来源: 网络▲◆★●■☆
中国抑郁症官员群体庞大而隐秘 宁死不住院★★
http://news.stnn.cc/china/2014/0607/103608.shtml
2014-06-07 齐鲁晚报：星岛环球网消息：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总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齐鲁晚报》报道，是什么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他们为什么或惧怕或羞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开官员抑郁自杀的魔咒？我国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其实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社会应公正地看待这个群体，甚至给他们更多关爱，而不是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
“县长住进精神病院
不是笑话吗”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谁让你这么做的？我让你怎么做账你就怎么做！”作为某县领导秘书的杨柳，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睡眠很少，经常在梦里遭受领导的呵斥，在恐惧中惊醒。然后他额头冒汗，身心俱疲，睁着眼呆坐到天亮。
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11年的杨柳，为人老实忠厚，很受身边人的尊敬。在三年前该县某领导培养“苗子”的一场选拔中，杨柳来到领导身边做秘书，重点管理财务。
可是让杨柳没想到的是，新工作没有计划性和规律性，并且一旦干不好，领导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更甚的是，领导经常要求杨柳违规操作一些账目。强势的领导还要挟他，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会让你死得很难堪！”
“后来，那些账目越来越过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良心也备受煎熬。”杨柳提出换工作，甚至辞职，但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事情，领导说啥都不放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到后来我连自杀的念头都有了，先后住了两次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
回想起那段时光，杨柳至今仍心有余悸。“单位里的事情我不敢向任何人倾诉，包括父母、老婆。我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领导的威胁，再加上我良心的谴责，巨大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先后两次想自杀了事。”
最终，患病的杨柳还是换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几近放弃了前途。现在的他基本上恢复得差不多了。“抑郁症让我痛不欲生，今生我绝不再踏入官场半步。”
对于像杨柳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早已司空见惯。他所属的科室，每天接诊患者200多名，一年下来近7万人次，其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大约占60%，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南方某县的一位县长患有重度抑郁症，许毅还专门为他会诊过，当时县长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许毅建议县长马上住院治疗，但县长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说：“一个县长住进精神病医院，那不成了全县的笑话吗？”
许毅向其家人交待，要24小时陪同身边，不要把他当县长，就当个普通病人，切勿让他单独外出。县长的儿子个头很高、很魁梧，“当你和父亲走在马路上时，一定要挡在外面，免得让父亲被汽车撞到。”许毅专门叮嘱过。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该县长独自一人外出，撞到汽车上，自杀了。
很了解浙江省市县乡四级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摸底调查研究的赵国秋说：“所有的数据，都存在我的电脑里，但是不允许对外公布。不过研究结果已经以正式的文本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总体来看不太乐观。”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痛苦。从医学专业角度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官员则更为隐蔽，但一旦发作，会令人痛苦煎熬、生不如死。
据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患有精神抑郁症，不过到医院就诊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都在“熬着过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讲究低调的官员群体，他们的隐秘，正在加速这一患病群体的扩大。
“抑郁症”三字
是官场禁词
赵国秋一般坐诊每周五下午的专家心理门诊，挂号费200元，需要提前3—6周预约，找他看心理问题的患者中有很多官员和商人。
很多外地官员找到赵国秋的联系电话后，一般提前一两天到杭州，次日找赵国秋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然后打道回府；有的直接到赵的门诊上求医问药；也有的把赵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敞开心扉聊上半天；有的隐姓埋名“谨慎”接触；还有的官员干脆让秘书代劳就诊。
每周半天坐诊，赵国秋大约接诊15位病人，“患者中有一半是公务员，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外省市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不在少数。”
如果有陌生的抑郁症官员来访，一开始谈，一般都会说晚上严重失眠、精神颓废、无助、看不到希望、有自杀意念等症状。
赵国秋就会详细咨询对方从小的成长环境、遗传因素、性格类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创伤等，再对其创伤进行评估，然后考虑现阶段该症状对社会功能有多少负面影响等。而对其身份和职务，赵国秋绝口不问，除非抑郁的原因与此有关，病患必须说出来。也有官员在和赵国秋聊天过程中，无意中会透露出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赵国秋和许毅一向把这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杀人等必须配合外，即使中纪委、公安部、检察院等来询问，我也不会透露患者的半点隐私。”许毅说。
在许毅的精神卫生病区，每个患者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务等详细情况也一概不能示人，就连患者在候诊大厅等候就诊叫号的显示屏幕上，每人的名字也会隐去其中某字。
有些在公众场合露面多、知名度高的官员，不便亲自到医院精神卫生科看病，一般会叫秘书电话预约许毅吃个饭或喝个茶。“领导的病是机密，我当然明白什么意思，过去一听，果然是抑郁症。”
作为从事了30多年这方面临床治疗与研究的许毅来说，他深知抑郁症患者，尤其是官员的心理。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一般会远远躲开，以免与其打招呼。“他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怀疑，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这会让对方尤为尴尬。”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从没听说身边有哪位同事患上了抑郁症，只听说有领导提过自己睡眠不好，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
赵国秋和许毅都表示，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许毅说。
升迁前后
成病症高发节点
近几年，赵国秋也一直在总结诱发官员抑郁症的原因。他认为，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而许毅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赵国秋诊治的病例中，有一位是中部某省的监狱长，在监狱干了大半辈子，见过形形色色的犯人，也见证了一些不公平。他私下里告诉赵国秋，“在监狱里，同等犯罪情况下，官员立功、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会有更多的机会。”
监狱的收、住、出三个环节都存在不公平，监狱长看多了，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竟然患上重度抑郁症。很快，新任监狱长就上任了。如今年近六旬的他，经常到湖边钓鱼，过得很安静。
赵国秋对此解释说，在监狱工作的公务员，身体上和犯人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思想上又不允许有过多交流，这就容易导致狱警“情感叙述障碍”。
“抑郁症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病，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发生，它并不是一种富贵病。”赵国秋认为，“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上升。抑郁症在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中，确实是易发、高发。”
有一件事让赵国秋难过至今。去年，南方某市一官员患重度抑郁症，已经提前挂好了他的专家门诊，当医生再向患者电话通知具体诊疗时间时，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人都已经死了，还看什么医生啊？”
第二天，赵国秋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官员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新闻，正是这位官员。这让赵国秋很懊悔。
“认知结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调整，个人目标要合理设定，处理好人际关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压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要适应社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官员预防抑郁症的重要措施。”赵国秋总结。
就在5月份，赵国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65位中国工商银行二级分行的行长系统地做了情绪压力管理与幸福指数解读的报告。
赵国秋近年到全国各地讲授心理公开课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至省里，下至街道的都有。”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
从国家层面而言，“5·12”汶川地震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在全国，像浙江这样重视的地方并不多见。
虽然对官员的心理调研和干预已经推行了六七年，但具体数据和结果官方一直讳莫如深。这就像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外面和内在的禁忌，同时阻碍着这个隐秘而又被公众关注的群体出现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官员已经或正在准备跳出体制，摆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环境。”赵国秋说。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许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