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十八大来打掉的“老虎”：“59岁现象”严重★★★★

朱厚泽简介：男，贵州省织金县人。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2010年5月9日凌晨0：16，因病在北京逝世。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杨继绳）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习总为“猎鹰突击队”授旗有何深意？★★★★

http://bbs.cntv.cn/thread-26860240-1-1.html

　　2014年4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并为“猎鹰突击队”授旗。这是习近平将队旗郑重授予“猎鹰突击队”大队长。（人民网4月10日）

　　看到这个新闻，第一感觉就是心里爽快踏实，我们国家又多了一层安全网，人民群众又多了一层保护膜，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又有了一股保障力量。一位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亲自为一个突击队授旗，建国以来少见，可见，这支“猎鹰突击队”的分量不一般，正像习近平强调的那样，“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为这支突击队授旗，其意义也非同一般，其意在告诉世界，中国保卫祖国的武装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反对恐怖主义的决心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同时，习主席还向全国人民和全体解放军指战员号召，希望大家牢记强军目标，要求突击队成员，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做到思想政治非常过硬、专业素质非常过硬、战斗作风非常过硬，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反恐特战劲旅，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原是1982年成立的“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是武警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支国家反恐力量。学院组建以来，先后为国家和军队输送了一大批特战人才，出色完成一系列安保、处突特殊任务，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突出贡献。2014年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命名学院特种作战大队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猎鹰突击队”。

　　据说，这支突击队的前身，当时被称作为“公安部警字第722特种部队”，也称“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他们都是从全军中抽调精英选拔而成的。1983年4月5日武警总部成立，该部队改隶武警总部，更名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后又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校”。在武警内卫部队的系统中，主要分为勤务和机动两种功能的部队。武警内卫部队设有机动部队，平时主要以训练应付突发事件为主。而武警特警就更加是机动部队中的王牌了。▲◆★●■☆

中国驳斥纽约时报说中国未延误搜寻客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7497

　　中国抨击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报道认为，北京的无能和急于显示技术实力阻碍了搜寻马来西亚失踪航班。

　　中国政府投入包括舰船、飞机和卫星在内的大量资源，帮助寻找这架飞机。机上227名乘客中有154名中国人。

　　中国调查人员至少在两个场合宣布可能发现突破性线索，而这些线索几天后被国际调查人员驳回。

　　据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参与搜寻的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做法感到“愤怒”。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国防官员说，虚假线索延误调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这篇报道的提问时表示，北京对此“非常不满”。她补充说，中国唯一的目的是尽全力找到这架飞机。

　　纽约时报的报道尤其集中在中国宣称海巡一号巡逻船侦测到据信来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水下信号。

　　海巡一号当时在国际调查人员确定的搜寻范围之外巡逻，但即便如此，英国HMS回声号巡逻船还是临时转航，帮助核实中国方面的说法。

　　纽约时报援引未具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这条虚假线索可能使搜寻人员失去记录更多黑匣子信号的机会。黑匣子的电池现在据信已经耗尽。

　　报道还指出，在调查初期中国当局就发布据称是这架波音777残骸的卫星图像，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毫无关系的海洋垃圾。

　　许多分析人士说，搜寻失踪客机已经成为中国向亚洲邻国炫耀其军事实力上升的一个重要机会。

参与马航搜救中国被暗指帮了倒忙

2014-4-15：中国政府的一艘船舰本月曾宣布探测到了可能来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alaysia Airlines)失联航班的水下信号，令世界大为震惊，突然之间，中国似乎成为了这次国际搜索行动的英雄。

　　然而，中国的说法在几天之内就遭到了摈弃，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几百英里外一艘澳大利亚船只上的美国人员记录的另一组信号。

　　尽管如此，中国的声明还是使美国及其他参与国家的一些官员暗地里非常愤怒。据官员及分析人士透露，中国的声明可能只是意在展现自身能力的一系列举措之一，到头来却干扰并耽搁了搜索行动。

　　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大家都想找到飞机。”这名官员要求匿名，因为他不想显得对中国太过苛刻。但他还表示，“虚假线索拖慢了调查工作的进程。”

　　大部分马航370航班乘客是中国公民，搜寻工作由此成为了中国的要务。自飞机于3月8日失联以来，中国已经部署了多架侦察机和十几艘船舰参与搜索，并称自己为此部署了21颗卫星。在位于南印度洋的当前搜索区域进行搜索的大多数船只都来自中国。

　　很明显，此次搜索任务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向国内观众展示决心及技术能力，对去年应对侵袭菲律宾的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的不力举措做出改进。外界普遍批评中国应对台风“海燕”的举措非常缓慢、不积极。

　　“这是中国挽回部分声誉、向世界展示自身能力的机会，”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东京分校亚洲研究部主任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说。“这件工作可以带来很多声誉。”

　　不过，搜索行动还使中国与区域竞争对手突然发生了密切接触。中国快速进行军事扩张，越来越愿意向全球更大范围展示力量，使得这些国家对中国日益不满。由于飞机失联前该地区的局势已经高度紧张，中国急于争抢第一的举动使其他参与搜索行动的国家感到不安，特别是因为事实证明中国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

　　在搜索的第一周，中国公布了一些据称显示了南海残骸的卫星照片。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物体是一些无关的碎片。此次声明最终促使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出言指责，称中国浪费了其他国家搜寻失联波音777-200飞机的时间。

　　4月5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的搜索舰船“海巡01”两次探测到了可能来自失联飞机飞行记录器的水下信号。当天，该船明显是在搜索行动协调员指定的区域之外进行搜寻。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该船船员使用的是用于浅水的手持式水听器，人们由此对中方说法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然而，负责搜索的官员还是派配有高精听音技术的英国船舰“回声号”(HMS Echo)前去核实“海巡01”的报告。几天后，“回声号”被悄悄撤离“海巡01”所在区域，并被派去协助澳大利亚船只“海盾号”。“海盾号”同样配有高科技听音技术，并且探测到了四组信号，搜索协调人员认为这些信号来自失联飞机的飞行记录仪。

　　官员称，由于“回声号”被派去协助“海盾号”的时间延迟，搜寻人员可能失去了记录更多信号并缩小水下搜索范围的机会。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战略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说，中国缺乏精密设备的程度令人震惊。

　　“从政府的宣传来看，中国应该会拿出他们最好的技术，因为这关乎国家声望，何况他们还面临着来自遇难者家属的诸多压力，”林和立说。“中方曾大肆宣扬要打造先进军队，但他们在此次行动中似乎没有太多可供展示的东西。”

　　有人在一次采访中提起了中国参与搜救的情况，一名马来西亚高层官员愣了一愣，随后讽刺道，“很有帮助，难道不是吗？”

　　几名分析人士说，北京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急于向中国人民展示，它不仅奔走在搜索工作的最前线，收获也最大。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政治学教授卡尔·泰尔(Carl Thayer)说，“问题是，先取得成果的是谁呢？”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应对搜索工作置评的请求。

　　分析人士称，如果中国不如此强烈地批评马来西亚的调查工作，国际社会对中方失误的评价可能也不会如此负面。几周以来，中国官方和中国国家媒体对马来西亚政府进行了恐吓，要求他们提高透明度。

　　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的行动显得笨拙，但很少有观察者质疑中国政府找到飞机的决心。

　　“中国此次搜索的范围、规模和开支都超过了它此前参与的任何行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乔纳森·D·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说。“中国希望得到确定的结果，这方面的愿望不比任何人小。”

　　“有可能，这促使中国的一些工作人员根据有限或不确定的观察结果得出了不成熟的结论，”波拉克说。“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来源: 纽约时报 ▲◆★●■☆

纽约时报诬称中国提供错误线索妨碍MH370搜寻★★★

http://news.ifeng.com/a/20140416/35802843_0.shtml

2014年04月16日来源：环球时报作者：胡锦洋王晓雄

原标题：美媒称中国提供错误线索妨碍马航客机搜寻

“中国在马航客机搜救中的行动被认为伤害和帮助一样多”——虽然标题略微客气了一下，但美国《纽约时报》15日的报道主题只有一个：中国“妨碍”了马航客机搜救。这一被广泛转载的文章称，马航客机失联的第一周，中国发布卫星照片将搜寻海域误导向南海；之后，“海巡01”在南印度洋发现的错误信号耽误了搜寻客机黑匣子的时间……3月8日发生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数次作出指示，中国派遣了最多的舰船和飞机前往搜索海域，但在《纽约时报》看来，这些都是“中国重获丢失的声望，同时向世界展示能力”的机会。

“美国之音”15日称，对于《纽约时报》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强烈不满，并批评其不负责任。报道引述发言人的话称，中国唯一的目的是找到飞机，马航搜寻已进入关键阶段，不知《纽约时报》此文目的何在。

“中国的声称耽误了MH370搜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5日转载《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配以这样的标题。《纽约时报》这篇发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报道一开始就以讽刺的口吻称，4月5日，中国“海巡01”号船“令世界震惊地宣布探查到了可能来自失联航班的水下信号，中国突然在多国搜寻行动中像是一个英雄”,“但几天后，中方的声明就不被相信，人们的关注焦点转移到了数百英里之外澳大利亚船只上美国人员记录的另一组信号”。

文章称，中国的声明“让美国和其他参与搜寻的国家官员感到有些生气”。“有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声明的目的可能在于彰显其能力，但结果只会令搜寻人员分心并延误搜寻。”一位美国国防部匿名官员说：“每个人都想找到飞机，但错误的线索会让调查速度放缓。”

文章称，目前在南印度洋参与搜寻的大多数船只都是中国船只，这次搜寻“明显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向本国国民彰显其意志力和技术能力的绝佳机会”。美国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亚洲研究项目主管杰夫–金斯顿说：“这是中国重获丢失的声望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向世界展示其能力。”为了污蔑中国，《纽约时报》不惜颠倒黑白：“在搜救的第一周，中国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海上有碎片，但最终证实与马航客机毫不相关。这招致了马来西亚交通部长的批评，他说中国浪费了其他国家搜寻的时间。”

实际上，根据美联社14日梳理的“马航搜救错误线索汇总”，3月8日马航失联的当天，有搜索飞机在南海发现不明油污带，越南飞机9日在南海发现可疑物体，并展开搜索；3月12日，中国发布卫星照片；之后3天，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发布新的信息，马航客机的搜索范围被扩大到南北两大走廊。截至目前，中国、澳大利亚、法国等都发布了可疑的卫星照片，但最终均被证明和马航客机无关。而“马国交通部长希沙姆丁批评中国卫星照片耽误搜寻”的说法早就被他本人否认。

中国“海巡01”号船更是成为《纽约时报》批评的对象。文章称，中国船声称侦测到水下信号后，带有高精密度听音设备的英国船只被派往相关区域。“几天后，英国船只悄悄地撤出了该区域，被派遣协助另外一艘听到4组信号的澳大利亚船只。有官员称，这一延迟可能使得搜救工作难以记录更多的信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战略政策专家威利–林说，中国精密设备的缺乏令人吃惊。“尽管外界经常炒作中国建设先进军队，但他们似乎在此次行动中并没有展示出什么。”

报道称，在采访中，马来西亚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在提及中方搜寻工作时变得激动起来。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真是帮忙，难道不是吗？”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没有批评马来西亚对搜寻工作的处理，国际上对于中国失误的反响不会这么负面。数周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官方媒体批评马来西亚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透明度。”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郁志荣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纽约时报》的指责毫无根据，最初是马航方面发布的信息将搜救地点引向南海，与中国卫星发现碎片没有关系。在这种海上大面积搜寻工作中，本身就存在各种可能。在很多疑问尚未解开的时候，就说中国的行动耽误了搜救进度，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郁志荣说，中国的一些装备和仪器可能和西方国家确实有差距，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国正在弥合这一差距。中国已经尽自己所能，与其他国家联合展开搜寻。在目前花费的搜索成本方面，中国应该占了一大半。在搜索尚无定论的时候，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如此指责中国，挑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很明显是别有用心。

在马航搜救的前线澳大利亚珀斯，澳联合协调中心负责人休斯顿多次对中国的搜寻工作表示感谢，并要求媒体将精力放在搜索进展上，不要说三道四。14日，他再次表示，他对此次搜寻行动中高质量的国际合作印象深刻，并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感谢中国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目前投入搜寻的各国仍继续在海上和空中搜寻，没有任何国家退出。【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特派记者韩超环球时报记者胡锦洋王晓雄】▲◆★●■☆

胡德平访日时与安倍会面★

http://news.ifeng.com/a/20140416/40002827_0.shtml

2014年04月16日来源：深圳卫视

日本传媒报道，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日前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私下会面，但见面谈话内容并不公开。有传媒指出，安倍会见中国民间人士，相当罕见。有学者指出，不排除这是中日两国官方相互试探的举措。

菅义伟指胡德平要求安静交流

共同社引述中日关系消息人士昨日透露，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日前访日期间曾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可能就如何改善日中关系交换看法。该消息透露，胡德平本月8日前往首相官邸，在与官房长官菅义伟会谈的前后见到了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昨日在记者会上证实胡德平与安倍的会晤：“对方提出了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换意见。会面的具体经过不便透露。”

报道指出，菅义伟在与胡德平会谈时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存在个别问题，也应该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据菅义伟称，胡德平表示会把日方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相关人士。▲◆★●■☆

军队反腐:”大老虎“多涉基建较少公布案件细节★★★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7428

2014-4-14 作者: 孙昌銮桂田田

　　中国军内有哪些“老虎”曾被打落？落马后又经过哪些法律程序？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全面推进，中国军内反腐正经历着对社会公众而言更加公开透明的过程。

　　梳理：军中“大老虎”多涉基建

　　在此前解放军的军内反腐历史中，最为知名的“老虎”王守业。

　　王守业在2005年12月23日被中央军委纪委“双规”。2006年，63岁的王守业因贪污1.6亿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同涉案的4名少将和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

　　资料显示，王守业长期在军内基建系统工作。其中，与近期被通报的军内落马高层相比，都曾经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

　　而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

　　从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到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再到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升迁之路曾让外界感到诧异，他的仕途简历也被镀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军队腐败有其特殊性，一般容易发生在工程建设、物资装备采购、经费使用管理、军官选拔任用等领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领域，恰恰是军队权力最为集中、与经济往来联系最为密切的。”此前，军队系统内也有“大老虎”因经济问题落马。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军方人士证实曾担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的肖怀枢因为经济问题已被查办，在当时见诸媒体的报道中，肖怀枢被描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系统中因经济问题治罪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原任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的孙晋美，曾任青岛海军流亭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流亭机场改扩建工程，1988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后因受贿被“双开”。原解放军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因贪污受贿被免职，于1996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两位数的将军级别高级军官被惩处，其中不少人的贪腐行为集中在基建等领域。

　　庄德水发现，军内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垄断性、封闭性和交易性，“即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权力运行为手段，以破坏军队战斗力和纯洁性为消极后果。”

　　机制：军委纪委负责协调反腐

　　“中国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军委纪委，由其负责组织协调反腐工作。”庄德水说，除纪委外，军队政治机关对党员要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腐败军官由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并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军队纪委是军内反腐的“主力军”。根据中央军委2010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军队团级以上单位都要设立纪委，同时对各级纪委组成人员有明确规定，如军级以上单位纪委由9至13人组成，设书记1人、副书记1至4人。

　　同时，作为一项有着悠久传统的举措，政治思想教育被视为中国军队反腐倡廉的一大“秘密武器”。但仅靠教育来遏制军内腐败显然不够，从制度设计上预防反腐早已开始。

　　2006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若干规定》，标志着军内预防职务犯罪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

　　更为深入影响中国军队反腐进程的是审计制度的全面铺开。作为反腐预防性举措之一，2007年3月修订后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对审计制度有全面清晰的制度设计。审计对象范围突破了此前的大军区级高官任职和离任前审计，扩大至团级军官。而2012年4月，在中央军委层面设立专门的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意味着军队审计监督工作“更上层楼”，给各级军官的权力运作带上了“紧箍咒”。

　　依据审计小组的工作部署，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部（局处）长等则是重点监督对象。

　　此外，派遣军委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则是近年军队反腐的一大创新。和地方巡视相比，军队巡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根据军队工作的保密需要，军队巡视组无法做到与中央巡视组一样，把联系方式到巡视结果的信息都对社会进行公开。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是打击军内反腐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例如，由于近年来多起军内腐败案涉及到房产交易，军内最近的一项专项活动是去年开始在全军开展的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试图把建设行为和管理秩序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程序：军内打老虎一般经历七环节

　　梳理王守业等高级军官的落马过程可以大致得出军内“大老虎”被惩处的过程，简单概括为“军队纪委介入、军队检察院提起公诉、军事法院审判”。

　　庄德水进一步对军队落马高官的查处流程解释说，根据办案程序，军内“打老虎”一般要经过案件受理、案件初核、案件立案、案件调查、移送审理、提起公诉、司法审判等基本环节。

　　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于2005年12月23日被中央军委纪委“双规”，2006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介入了对王守业案的调查。由于王守业是军方人大代表，对他的批捕，须首先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发布公告，接受了王守业提出的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当年，解放军军事法院一审宣判。

　　由军事审判机关管辖军人犯罪的案件，是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做法。在我国，军事法院作为专门人民法院，是国家设立在军队中的审判机关。根据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原则，军事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或授权确定管辖范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履行审判职责。

　　在管辖范围方面，军事法院对军内人员犯罪的案件依法行使审判权，军内人员主要包括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等。

　　根据现行体制，中国的军事法院分三级设置：基层军事法院，大军区、军兵种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是最高审级，其职权包括审判正师职以上人员犯罪的第一审案件等四类。

　　有媒体报道认为，无论是军事法院还是地方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都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因此，军事法院在庭审过程中的主要程序和一般法院大同小异，也有法庭调查、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必要环节。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案件受理后两个月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如果经上一级军事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三个月审限。

　　观察：因涉军事秘密军内反腐案较少公布细节

　　2010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刘镇武上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军队一直重视反腐问题，打击腐败的力度甚至比地方还要严厉。外界对军队反腐力度感受不够，主要是因为反腐案件都是在军队内部系统查办，不对外公开。

　　不公开审理符合国际惯例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该报道显示，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重要内容，关系国家安全，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此类案件，也符合国际司法惯例。比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任何判决都应公开宣布。

　　“公开是最好的反腐剂，这适用于地方政府反腐要求，但并不适合于军队反腐，军队反腐更重视纪律权威和惩治力度，层级性和权威性比较明显。”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亦撰文指出，军队的职业特性与职业特权制约着监督所必需的公开透明。军事行动的保密与非保密的界限并不清晰和严格，更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

　　不涉及国家秘密应适当公开

　　既然军内反腐和公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否意味着军内反腐和公共利益关系不大？庄德水并不赞同：“军队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军队离不开社会支持，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军队加以捍卫。军队反腐直接关系到军队本身的公信力和战斗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军队切实开展反腐，不仅可以保证军费的合理使用，让军队取信于民，而且可以整肃党纪军纪，保证军队不改变其政治颜色。”

　　庄德水认为，对于军队腐败案件的审理，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这个前提，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提升军队反腐透明度，充分发挥军事发言人和新闻记者见面会的制度优势，公开相关反腐进程和结果，对军队内部的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他建议，军队管理层本身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反馈和利益表达，畅通军队信访举报渠道，让基层军官的一言一行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视野内。本组文/本报记者孙昌銮桂田田来源: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盘点十八大来打掉的“老虎”：“59岁现象”严重★★★★

http://news.ifeng.com/a/20140414/40002407_0.shtm

2014年04月14日人民网作者：刘星星

原标题：腐败案发高龄官员，权力余热成隐患（上）－－官员腐败易栽“59岁”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星星

1953年出生的原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履新仅仅36天便被拿下。这位“资深”前纪委系统官员的落马，不仅引起各界对“灯下黑”问题的关注，也将人们引入对官员腐败“59岁现象”和“离退休干部贪腐”问题的讨论。

一、金道铭被查，理论界再提官员腐败“59岁现象”

日前，年盖6旬的晋副书记金道铭被查，敏感的理论界再次重提“59岁现象”，引起了广大网友对这一问题的强烈关注。网络上，探讨“59岁现象”的文章连篇累牍，“59岁现象”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

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2013年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高发区。“退休前狠捞一把，是一种‘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心理失衡和扭曲的表现，有必要从源头上、从制度规范上预以遏制”，网友“浪遏飞舟”的发贴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二、腐败案发高龄官员，“59岁现象”并非新名词

“59岁现象”在我国反腐败斗争中，早已不是一个新名词。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对此“说法”讨论较多，引用较多，但还没有一个定论。1991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的59岁原首都钢铁公司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是媒体引用“59岁现象”比较早的一个案例。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4年《法治蓝皮书》，“反腐”成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蓝皮书在分析当前腐败案件趋势和特点时，特别提到“59岁现象”显著。

三、去年被查处公职人员中“59岁现象”明显

据媒体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有18.2万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640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违纪违法被查办，一批省部级高官“落马”，2014年刚过去两个月近三个月，已有三四名副部级官员被查。十八大以来打掉的“老虎”，也显示“59岁现象”严重：

　四、“59岁现象”存争议，舆论剑指“权力”脱轨

舆论对于是否真的存在“59岁现象”看法不一，尽管有不少专家、学者都从层次理论、政治体制、分配制度、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对“59岁现象”进行过研究，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观点认为，“59岁现象”只是个伪命题，持这种观点的网友表示，无论是老干部或年轻干部，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就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事实上，有一点网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性贪婪是这些所谓“59岁”官员们落马的致命伤，根本原因还是对权力的放纵。

还是“权”上出了问题东北新闻网发表文章指出，59岁之所以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时间节点，一是官员心中还心存贪恋，希望利用现有的权力，最后再捞一把，二是领导干部在人事任用有发言权，企图通过提拔任用，为自己的部下铺好出路。无论哪一种，都是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归为一点，还是在“权”上出了问题。

治腐之本是抓住“核心话题”　针对“59岁现象”，《检察日报》曾发表作者房连水的文章认为，就所谓现象解决现象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扬汤止沸，只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其效果才是事半功倍釜底抽薪。根本就是要始终抓住监督机制、民主制度、约束权力、公开透明这些“核心话题”，才符合当今对腐败问题认识的应有高度，才是根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症结源自管理制度与用人体制已故的社会学家、优秀的反腐败理论研究专家邵道生先生说过，　“59岁现象”之所以发生，还是源于这批家伙素质的低劣（尤其是那种贪得无厌的贪婪之心），源于这批家伙利用了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源于我们社会用人体制上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治理“59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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