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号”科考船在冲绳海槽作业遭日舰阻挠★★★★

“科学号”12号清晨抵达作业区，对冲绳海槽热液区的热液喷口、周围海域物理化学环境，进行现场原位观测和取样分析。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 12号和13号连续两天发现“科学号”，在冲绳县久米岛附近、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疑似海洋调查活动，那霸海上保安总部说，日方巡逻船要求“科学号”停止活动，称未经允许不得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开展调查活动，但中方未作回应。

冲绳海槽敏感程度堪比钓鱼岛

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领土向外延伸200海里之内，属于所有国家的排他性经济区(经济专属海域)。中国主张根据公约，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来划，即以冲绳海槽为界为两国专属经济区分界。日本则主张用“中间线”划界。

由于双方的根本分歧，中日两国的局长级会谈一直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日本坚持“东海中间线”的根本原因，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首席研究员川中敬一坦承是因为日本著名学者平松茂雄和其他日本海洋专家提出的‘虹吸现象’”。所谓“虹吸现象”指的是，如果中国在临近“东海中间线”区域开采油气，那么日本一侧的油气会流向中国一侧。

中日东海油气争端源于日本自2004年5 月起对中国“在紧贴中间线中国一侧”海域开发春晓油气田逐步升级的反应。由于分享中国在东海调查与试验开采油气田的资料和停止开发活动的无理要求被拒绝，日本遂采取了一系列扩大事态的对抗行动。当时日本媒体也大肆炒作，说中国在日本主张的中间线附近开采天然气，使东海突然成了日中对立的“紧张之海”。 ▲◆★●■☆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爆贪腐惊人细节流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4/13/3178084.html

世界日报 2014-04-13：虽然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尚未被公布相关案情，但不少人都认为东北军出身徐才厚已成「死老虎」，在网上接连爆出惊人内幕后，日前又传出有关另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贪腐的网文，其中细节惊人，并称「郭伯雄一日不除，全军不得安宁」。

据海外「博讯网」报导，早前曾传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严查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但因有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做后盾，谷俊山贪腐两年间不见动静。日前当局公布谷俊山贪腐案内情后，也传出靠山徐才厚已被抓。近日网上又传出几位中共解放军总政机关干部致习近平和中共全军的第二封公开信，称郭伯雄一日不除，全军不得安宁。

公开信指，「徐才厚受审查后，全军振奋。反贪只会聚集人心，增强部队战斗力。但从讲政治的高度看，要特别当心利益集团失衡，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逍遥法外，正在做(坐)大。他在军中的党羽骨干不亚于徐才厚的人马，不处理他的问题，军心难稳。」

信中内容揭露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郭伯雄女儿、女婿、儿子贪污受贿的细节，还称郭伯雄已悄悄潜回陕西，47集团军政委张福基私下派出大批人员，沿途陪同的便衣暗哨到处都是，希望中央对郭的问题要尽早处理，担心闹出乱子。

信中还说，郭伯雄在这次反贪风暴中，为自己下了三步自保的棋。一是黑道白道一起上。请江湖术士画符念咒，祈求平安。二是落井下石。组织人造徐才厚的舆论，设圈套，让军办主任秦生祥透露徐才厚的情况。

三是在谷俊山被免职后，两年前有段时间，郭伯雄也很紧张，谷俊山被免职后携重金去看他，他给谷打气说：「原以为把你免了职群众议论就少了，想不到碰上春节，相互走动，议论更多了。但是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没事！下届军委班子都是我和徐才厚定的，我们商量好了，也给胡主席报告了，到时我们给他们打声招呼保你能过关。」谷俊山说，「徐副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后来情势急转直下，看到火要烧到自己身上，郭伯雄急了，不停地给现职领导打电话，又托人去找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请他出面做范长龙和许其亮的工作，不知是怎么谈的话受了刺激，没过几天，王瑞林就住进医院。

最后该信说，大家呼吁尽快查处郭伯雄的问题，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必须迴避，因为他是郭一手提起来的，把郭伯雄问题解决了，部队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谷俊山被外界视为是江泽民集团贪腐的代言人。「江泽民在军中的最爱」徐才厚、郭伯雄等涉案很深。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当局虽然做实了谷俊山案贪腐案，但难掩背后隐藏的中南海内部巨大分歧。

本月2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副主任公方彬大校在新浪博客发表题为「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的博文，提前透露谷俊山案的详细情况。文章5日开始被包括「财新网」、「腾讯网」等网站转载，但是从6日开始，这些文章在中国都开始被删除，显示中南海内部存在分歧。

博讯曾报导，现任国防部长常万全因为捲入谷俊山贪腐案，成被调查对象。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向博讯表示，常万全仍照常露面并不表示对他的腐败调查有变化。一旦常万全被调查，出身西北军的郭伯雄恐难以全身而退，因为常万全是郭伯雄在军中的代言人，提携常万全的主要是郭伯雄。常万全的动向成为郭伯雄动向的指标。▲◆★●■☆

揭秘文强：死前可能供出了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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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13：2010年7月6日，重庆原公安局副局长、重庆原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有消息透露了文强入狱后的一些细节。据消息称，文强或把他知道的周永康等人的黑幕告诉了王立军。

　　文强死前或供出了周永康

　　2010年7月6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来到监室会见了自己抓捕的重庆原公安局副局长、重庆原司法局局长文强，两人密谈近1小时后，王立军才离去。

　　原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根据《中国青年报》关于文强死前最后几天的消息撰文称，记者用“一些材料”，而不用“几页”材料这个量词，说明文强已经写出了许多检举揭发某高官的东西，这些文字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真实的。

　　姜维平称，王立军与文强谈了近一个小时，王立军一定是利用文强的儿子做筹码，与其讨价还价的，他知道文强最心疼儿子，薄熙来也最怕文强儿子誓言报仇，故先违法抓捕了他儿子做人质，而且不到节骨眼不放，此时派王立军来向文强摊牌，放掉你儿子，并让你见他一面，但你临死前必须闭嘴，把你知道的东西埋在肚子里，否则，你儿子将以“毁灭证据罪”判刑!于是，文强转变了强硬的态度。

　　据知情人透露，文强一审得知被判死刑后，为保命，一度想“咬”出周永康的罪行，以求得重大立功的认可。但不排除文强把他知道的周永康之流的黑幕告诉了王立军，以便今后有机会给自己翻案，这样对于文强的儿子和家人也是留下了一个希望。

　　而王立军在生命受到薄熙来威胁时，他没有去找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且周还亲口给王立军许诺，将来给他公安部副部长当，两年后转成正部长，凭藉王立军跟周在铁岭时的老交情，为什么他没有去找周永康呢?而是走进了美国领事馆，外界大多猜测，文强很可能把一些秘密告诉了王立军。

　　消息人士透露文强入狱后细节

　　日前，《扬子晚报》报导称，据消息人士透露，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涉黑案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跨入诉讼准备期，“是因为文强(2009年)9月初以来认罪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消息人士说：“他的心理底线已被攻破，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不但供认不讳，还主动补充提供一些细节。”

　　据称文强最初扬言：“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

　　而在文强被“双规”后，他知道自己不招供一些违法事实难以过关，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他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他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传文强掌握周家犯罪秘密

　　文强是原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任时提拔重用的“明日之星”，得到周永康等中共最高权力人物的直接栽培和扶持。

　　1999年到2002年，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文强在重庆任公安局副局长(从1992年到2008年)，文强在周的手下为官，文与周很熟。而且文强也掌握了不少周永康及其儿子周斌在四川胡作非为、特别是经济犯罪的证据。当年文强张狂地宣称“谁也动不了我文强!”时，正是周永康主政公安部的时候。

　　2002年周永康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在周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文强得到很多公安部的一等功奖励，都是周批准的。据重庆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文强1,600万的受贿金额，其中有1,000多万是2003年到2006年弄到手的，这个时段恰好在周永康任公安部长期间。来源: 网讯▲◆★●■☆

台海间谍第一案 96年台海危机化解的秘密（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7405

2014-4-13：1996年台海危机化解的秘密

　　解说：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

　　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

　　不过，这次台海危机最后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昆。

　　刘连昆，1933年1月生于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1984年8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解放军军事装备的采购和生产。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六四事件与台海间谍第一案

　　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中国军队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

　　在“六四”事件期间，刘连昆在言谈中表现了对学生的同情和对当局镇压的不满，结果受到上级警告。后来他还发现自己的电话被窃听。

　　在戒严期间，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临阵抗命遭到拘禁后，曾经托人给刘连昆捎信，请他声援。但是面对当局的强大压力，刘连昆并没有采取任何援助措施。对此，他心中一直感到愧疚。然而，“六四”事件这根导火索已经在刘连昆心中点燃了对当局的不满之火。

　　台海间谍案的关键人物

　　不过，使刘连昆成为台湾间谍的关键人物是另外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邵正宗。

　　邵正宗，1943年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1986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大校军衔。

　　据了解，“六四事件”的发生也让邵正宗心灰意冷，萌生了离开中国大陆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张志鹏。

　　张志鹏，生于1921年，原籍中国吉林省。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移居香港开办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投资成立“南山实业”，在珠海、石家庄等地办厂，包括与中国军方合资开办工厂。

　　据张志鹏自己介绍，他在香港经商期间曾经暗中协助台湾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工作。据张志鹏说，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殷宗文得知他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就请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因此，在解放军大校邵正宗请张志鹏帮忙移居海外的时候，张志鹏想到了台湾军情局。

　　无独有偶，台湾军情局此时恰好也认为，“六四事件”提供了加强对中国大陆情报工作的新契机。1989年11月上任的台湾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了“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邵正宗的情况可谓与台湾军情局当时的需求一拍即合。

　　庞大为：邵正宗提出来想到国外住嘛。那他找谁呢？就找了情报局。

　　解说：庞大为，化名王宝元、王树元、庞家均等。1948年10月生于中国北京，1949年随家人迁到台湾。1966年进入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第15期干部训练班，开始长达30余年的情报生涯。

　　1992年3月，庞大为担任台湾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这个处专门负责策反中国大陆军官和军事谋略工作。

　　“少康一号”—邵正宗

　　1990年初，邵正宗大校得知自己要在2月24日到3月20日期间率团访问欧洲与美国。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回程经过香港时“脱队投奔自由”。张志鹏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台湾军情局。

　　台湾军情局得知这个信息后，非常重视。

　　然而，台湾军情局此时并不希望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军情局在1990年3月20日上呈给局长殷宗文的机密文件中说，考虑到邵正宗“潜伏敌体”的可利用价值，认为“尚不宜将邵员接台定居，更不能公开接受其投奔自由，惟鉴于其职务之重要性，有助于我对匪战略情报、科技情报，以及预警情报之汇集，且邵员已允诺尔后协助我策反其所识匪军中上层干部，及其在匪各兵工厂安置之亲信高级工程师，故经初步研商，由本局派员秘密赴港与邵员晤联”。

　　庞大为：所以我们当初呢，就请了翁衍庆去说服他。说服他先回去。

　　解说：被派往香港的翁衍庆上校是台湾军情局的得力干将，后来升任中将副局长。在香港，翁衍庆成功地说服了邵正宗继续留在中国大陆，并给他布置了“收集预警情报、共军武器发展、重要战略情报与文件以及伺机策联匪军高干等任务”。翁衍庆还拿到了邵正宗携带的12件情报。这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为台湾军情局从事间谍工作的开始，化名宗正邵。双方约定，台湾军情局日后会帮助邵正宗离开中国大陆。

　　庞大为：邵正宗参加工作，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规划。他是希望退休了以后到海外定居。我们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解说：台湾军情局把翁衍庆与邵正宗的这次会晤和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

　　1990年3月24号，邵正宗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此后，他陆续向台湾提供了有关中国各大军区人员调动、军队高级将领内部讲话、军事演习以及军队部署等重要情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邵正宗曾经在1992年受到台湾国防部的特别嘉奖，成为台湾军队的“莒光楷模”。

　　根据约定，台湾军情局比照国军上校级别，每月发给邵正宗2500美元的津贴，并且根据提供情报的价值颁发相应的奖金。

　　1992年元月，邵正宗年龄届满后从解放军退役。他要求台湾军情局安排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第三国定居。

　　但是台湾军情局提出一个条件，就是邵正宗要发展一个高阶层的接班人。

　　“少康二号”—刘连昆

　　1992年9月，邵正宗告知台湾军情局，他愿意发展他以前的上级、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

　　庞大为：原有的做法，他策反的对象就视同自己的人，所以他要求比较高。那基本上要达到内线这个标准呢，是必须有职务，有他的阶级。

　　解说：10月底，台湾军情局将这一情况呈报给台湾军队参谋总长刘和谦。这项行动被命名为“少康专案”。邵正宗的代号是“少康一号”；刘连昆的代号将叫做“少康二号”。军情局同时决定，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前往中国大陆与刘连昆会面。

　　庞大为：去跟他谈合作的事宜。那怎么说呢，就是争取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合作。事前说实在的，大概也不敢说一定成功。

　　解说：为了显示对刘连昆的尊重，台湾军情局还特别为庞大为报请少将身份。

　　庞大为：因为我们去谈判，一个最基本的是对等，对等的关系。那对等的关系，我们要尊重对方。那局长就说，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就以少将的名义跟他对等，去谈判。所以张志鹏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台湾派来的少将，负责来跟你联系。

　　台湾升少将都要李登辉批定的，按照任官的程序，都是总统批定的嘛。那我这个虽然不是真的少将，但也是李登辉批的。

　　庞大为与刘连昆的第一次会晤

　　解说：1992年11月23日，庞大为以台商身份从台北搭机抵达香港，随即与“少康专案”交通员、在香港设有公司的张志鹏取得联系，商讨进入大陆的行程。

　　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和台湾军情局另一位交通员文玲搭乘南方航空公司302号班机抵达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庞大为使用的证件是中国大陆的台胞证。

　　庞大为：我很少用我的真名。到今天，我太太都不叫我真名的。我几十年没用过，我从来没用过。我用的王树元。

　　解说：同日，邵正宗也从南京抵达广州，住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的九龙饭店。

　　当天中午，庞大为、张志鹏、文玲与邵正宗等人会面。这是庞大为与邵正宗唯一的一次见面。他们几个人在玉堂春餐厅用餐，并且在白天鹅宾馆面向珠江的露天茶座等地谈话。

　　当天晚上，他们在南海渔村吃饭之后，邵正宗到花园酒店，通过公用电话与刘连昆联系，告诉他台湾军情局的人已经抵达广州。

　　由于乘坐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刘连昆决定不坐飞机，而是从北京搭乘火车前往广州。

　　11月27日凌晨5点，刘连昆到达广州，邵正宗在火车站接上他，前往东方宾馆入住，并且与张志鹏和文玲见面。

　　与此同时，庞大为则前往广州新华书店和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园，确认他没有受到跟踪。

　　上午10点，双方根据事先约定来到广州越秀公园。刘连昆等人在前，庞大为在后，沿着林间小道、石阶爬到山上。庞大为与刘连昆正式会晤。

　　刘连昆对庞大为冒险进入中国大陆感到满意。

　　庞大为：他那时讲的，他说你来大陆，跟我南下会面，所冒的危险是相等的。他讲了这一句话。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平起平坐谈问题，因为你也冒险我也冒险了。

　　解说：刘连昆告诉庞大为，他在采购军需用品过程中得罪了中共元老彭真的家属，因而受到打压。本来已经考虑将他提升成中将，结果也被搁置。高层的各种斗争和种种黑幕使他非常失望。他还把自己的军官证拿给庞大为看。

　　庞大为向刘连昆谈了工作重点、方向以及联络方式。

　　庞大为：我跟他讲，我们希望知道最重要的是预警情报。预警啊，就是说有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提前知道，做好准备。

　　解说：据庞大为说，刘连昆在谈话中提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前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和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等中国高级军事将领的近况。最重要的是，刘连昆向台湾提供了15件重要情报，其中12件是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

　　庞大为代表台湾军情局送给刘连昆两瓶洋酒和两万美元作为见面礼。同时，庞大为告诉刘连昆，台湾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的待遇，每月发给刘连昆3500美元的薪水。工作奖金另发。退休以后，台湾军情局将照顾刘连昆的生活。自此，刘连昆成为第一位在台海两岸同时拥有少将待遇的军人，也成为台湾军情局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内线，化名“高至明”。

　　双方在越秀公园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后，于中午12点分头前往东方轩饭店，在那里吃午餐。下午两点15分，庞大为和刘连昆、邵正宗告别，回到白天鹅宾馆取行李退房，然后到广州火车站搭乘广九线直通车离境。

　　邵正宗试图离开中国大陆未果

　　庞大为这次的广州之行除了策反刘连昆以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邵正宗商讨有关他离开中国大陆的事宜。庞大为在与刘连昆见面之前，已经同邵正宗讨论了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问题。庞大为向邵正宗出示了台湾军情局为他办好的假证件。

　　庞大为：大陆的军人没有身份证，都是军官证。身份证收回去了。他也不能办护照。

　　解说：然而由于台湾军情局给邵正宗伪造的证件上的中国海关戳章不合格，因此庞大为建议邵正宗从福建坐台湾渔船偷渡到台湾。

　　庞大为：我说这样子，我偷渡到大陆去接你，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出来。那他对这个意见就一时没有接受。为什么没有接受，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可能他的水性不太熟悉，第二个呢，他出来还带着他的朋友，女性朋友……叫沈丽昌。应该是情人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把她一起带出来，一起带出来啊，所以这个就增加了这个困难度。”

　　解说：沈丽昌，也叫沈丽，沈小丽，是一家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据说，邵正宗有一次在珠海市出差时因为去医院看病而结识了沈丽昌。庞大为十分肯定地说，沈丽昌从来没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刘连昆也从来不知道沈丽昌的存在。

　　邵正宗拒绝偷渡出境的建议后，希望台湾军情局做出其它的安排，让他和沈丽昌离开中国大陆。1993年2月4日，他还给庞大为发过传真，恳求台湾军情局尽快想出办法。

　　邵正宗退出情报工作

　　后来，台湾军情局认为没有更妥善的办法协助邵正宗和沈丽昌离开中国大陆，邵正宗也因此停止为台湾军情局工作。

　　庞大为：因为那时候邵正宗也很灰心，因为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嘛，那我也不想做了。不想做，张志鹏就建议，他说我们给他一点资本，让他去做生意好了。

　　解说：据庞大为在《情报札计》中透露，当时庞大为建议台湾军情局出资20万美元，在深圳或珠海设立公司，交由邵、沈二人经营，以缓和情势，兼顾工作发展。但是当时的台湾军情局副局长杨学晏认为不妥，因此决定发给邵正宗7万美元的遣散费，并给了沈丽昌一笔补偿金。

　　庞大为：“是10万(美元)。那张志鹏说，其中3万给了沈丽昌。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解说：沈丽昌于1997年前后以儿子在西班牙读书为名，移居西班牙。

　　对于邵正宗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以及他后来退出台湾军情局的工作，刘连昆并不知情。

　　庞大为：（但是）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让刘连昆知道，并没有。为什么，因为知道了以后就好像会对刘连昆产生影响。因为刘连昆当初没有想到，你要我参与这个工作，结果你自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很奇怪。所以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

台海间谍第一案 96年台海危机化解的秘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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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连昆提供的情报

　　解说：从1992年开始，刘连昆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情况、对台“六大战法”、以及中国接收香港的计划等。

　　1992年11月，刘连昆报告，中国首次从俄罗斯购买40架苏-27型战机以及5套C-300防空导弹。

　　1993年1月，刘连昆报告，中国以7亿美元购买14架苏-30型战机。

　　庞大为：有一次我跟刘连昆谈一个问题，就是对台工作的问题。中共对台工作，我们想知道江泽民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去看江泽民对外交人员、外事人员的讲话，你去看那个文件，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文件是绝对机密的，是绝密的。

　　解说：1993年1月13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国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新时期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但是有关战略方针的内容在文件中被删略，因此台湾军情局指示刘连昆收集这个战略方针的内容。

　　93年3月5日，刘连昆以手抄件的形式报告了有关内容，即中国的战略部署重点已经调整到东南沿海、中印边境以及南中国海。台湾军情局认为这一情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在5月6日将这一情报作为重大情报通过台湾参谋总长刘和谦报告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

　　庞大为认为，这是刘连昆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庞大为：事实证明，中印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还在东南沿海，为了南沙群岛也还在争执。所以这个情报的这个时效性能拉到十年以上的。好情报，是好情报。

　　间谍的报酬

　　解说：金钱是表彰间谍的常用手段，各国间谍机构莫不如此。

　　庞大为：奖金的发放一般是按照文件发布的时间、长短，发布单位的层级，还有发布时间的内容，重要性，你比方说，绝密、机密、秘密，有机密性的文件是一定有奖金的。那发放，如果当月发放，你就能拿到，那这个奖金额度也比较高。

　　解说：据庞大为说，刘连昆提供情报所获得的奖金，每次少则40万台币，多则百万台币以上。发给刘连昆的情报奖金主要是由少康专案的交通员张志鹏转交的。

　　庞大为：他这个奖金呢，我们一般都折的美金，请张志鹏转交给他。那我们会告诉他有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

　　解说：据估计，台湾给刘连昆发放的工资和奖金总共达到四、五千万台币，其中奖金为2500万台币，相当于85万美元。刘连昆曾经常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在夜里进行拍照。一次，他妻子发觉了他的行动，非常惊恐，以自杀相威胁，要刘连昆不要害了自己和家人。台湾军情局得知此事之后，曾经给刘连昆10万美元，在北京购置了一处房产，作为工作场所。

　　据庞大为估计，张志鹏也获得了1000多万台币的奖金。另外，像刘连昆和邵正宗一样，张志鹏每个月也从台湾军情局领取薪水。

　　台军情局副处长大陆历险

　　1994年12月，台湾军情局为了加强与刘连昆的联系，并且通过刘连昆进一步渗透中国军方高层，扩大情报网络，派遣庞大为再次前往中国大陆，秘密会晤刘连昆。

　　12月4日，庞大为到达香港和张志鹏碰面，研究进入大陆的细节，包括和刘连昆会面的时间、地点、方式、安全符号、联络办法等。

　　当天下午，庞大为还与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见面，请他于5天后在珠海拱北海关接应，协助将庞大为即将在中国大陆拿到的机密文件从澳门携带出境。

　　12月5日，庞大为以看病和投资为名，从香港坐火车抵达广州。到华厦大饭店登记入住以后，下午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看病。此时，庞大为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血癌。果然，检查结果证实白血球数量异常。医院要求庞大为立即住院治疗。庞大为则表示第二天再来办理住院手续，随后离开医院。

　　下午5点，庞大为准备出门，与张志鹏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见面。但是在饭店大堂里，庞大为发现了异常情况。

　　庞大为：我一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单独站在那儿。他好像无所事事，穿红上衣，牛仔裤，身高1.78。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那我就故意走动，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判断他，我一走动以后，他也走动。

　　解说：庞大为怀疑自己受到跟踪。于是他要验证自己的怀疑。

　　庞大为：我就走动，但是走动一下以后，要快到出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因为什么？一般跟踪有原则，是什么呢？在拐弯、出口这些地方啊，他必须要跟上，因为就怕这个环节没有跟上的话会脱掉。但是我在那个环节，我就故意停下来，看他会不会跟上来。结果他就跟上来。” （就）现在开始变成是我注意他，不是他注意我了。

　　解说：这个人的行动加深了庞大为的怀疑，于是庞大为进一步注意这个人。

　　庞大为：我出去以后呢，我就等计程车。我等计程车的时候就发现，他跑去跟一个女的说话，那在我的判定是他叫女的回去报告。

　　我一面等车一面看他坐什么车，结果他走到对面，找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边发动摩托车待命。等到我上了计程车，他开始跟我。

　　在过桥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就回头看，看到他们两个人就跟上来，但是跟上来前面有路他又不走，他又停在我两个车位后面。这就是“此地无银”！但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心里有数了。我就不敢直接到约好的地方见面了。

　　本来约白天鹅见面，我就跑到东方宾馆去了，那进了东方宾馆以后呢，我就找一个角落，看不容易看到的角落坐在那儿，隔了三分钟不到，他们两个人跑进来了，他们两个跑进来。但是他不知道我坐在角落，哎呀跑过去，然后两个又分开，又各走各的，然后又跑回来会合。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出来，他们一看我走出来了以后，知道我没走掉，又放心了。

　　解说：这时，庞大为从宾馆里面出来后就开始着急了。

　　庞大为：等了十几分钟没有计程车，好不容易来了一部，我一想，一看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钟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上，明天可能他们会加大围捕的力度，所以只有今天非把这事办完不可。所以我只好叫他开白天鹅，开去白天鹅。

　　解说：此时，在白天鹅宾馆等候多时的刘连昆和张志鹏并不知道庞大为已经受到跟踪。

　　庞大为：我计程车一到宾馆，他们摩托车也跟到宾馆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是封锁另外一个出口，旁边有一个门嘛。那我从正门进来，他们两个人分开，一个去封锁这个门，一个在这个门等。这就给我机会了，我一进去就看到张志鹏伸个脖子在那儿，因为过了好久了嘛！我一看到他，我说我走近他，我不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要讲话，我说我被跟踪了，我们先上个厕所，到厕所讲。

　　我只有五分钟时间。他说刘先生在上面，要不然你先见见他，我想也好，因为我带着东西嘛，我就上去交给他，就跟他五分钟交涉。

　　庞大为与刘连昆的第二次会晤

　　解说：庞大为利用这五分钟的机会进入了刘连昆的旅馆房间，把台湾军情局给刘连昆的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他。庞大为告诉刘连昆，自己得了血癌，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庞大为：一讲完，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我就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否则的话，如果我不是生这个病哪，我有更突破的思想。原来呢，我的规划，甚至我到北京去开个公司，你知道吧。开个公司，就是就地我只开公司，居间联络。

　　我本来是想到北京的，如果那一次我进去不是被中共发现的话，我可能到北京了。

　　他说他本来想找我去北京介绍我一个人给我。这个人升了上将啊。后来这个人也被审查，审查了一年，因为他是刘连昆的上司。审查一年以后出来还升官。没有事。

　　解说：据信，刘连昆所说的这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就是担任过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曹刚川上将。遭到跟踪使庞大为和刘连昆一起去北京会见更高级别军事将领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庞大为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一天于12月6号清晨离开饭店，搭乘广九铁路的直通车返回香港，而不是按原计划从澳门出关。他原来准备自己携带出境的刘连昆提供的情报也交给张志鹏带出。

　　不过，就在第二天，庞大为又派张志鹏返回广州去找刘连昆，原因是当时刘连昆对李登辉的所谓“台独”行动感到不满，怀疑自己充当台湾间谍是帮助“台独”分裂国家，可能是个错误，还因此表示要退出情报工作。当时已经升任为台湾安全局局长的殷宗文也曾经特别为此请张志鹏转告刘连昆，台湾军方和情报单位是反对台独的。

　　由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在1994年12月3日的台北市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庞大为还特别请张志鹏向刘连昆解释台湾当时的省、市长选举，并表示“虽然民进党获胜，但不能只看到负面，应了解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过程”，希望刘连昆“务必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国家前途开创光明远”。

　　双重间谍的结局

　　正是由于庞大为这次的行动受到跟踪，他怀疑在香港的台湾军情局特工李志豪是为中国大陆工作的双重间谍。

　　庞大为：当时我就知道，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住在那个酒店。李志豪。

　　天下事情啊，往往是“成败皆一人”！那现在李志豪，成呢，是把我这件事情搅和了，这是成。但是败，也暴露了他的身份，相对的。

　　解说：李志豪是来自大陆的香港人，被台湾吸收为特工。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部门的特工。

　　庞大为：我们不知道他帮中共方面工作。但是有很多证据显示他是有问题的，只是我们一直在怀有一个问号。

　　解说：在识破李志豪的双重间谍身份后，台湾军情局用计把他诱骗到台湾。李志豪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然在台湾监狱里服刑。

　　不过，尽管由于李志豪提供的情报使庞大为的第二次中国大陆之行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但是他并不知道庞大为在大陆会面的对象，因此刘连昆得以在后来的几年里继续向台湾提供情报。

　　刘连昆提供的最重要情报

　　1996年，中国认为台湾总统直选是“台独”行为，因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阻吓台湾。台湾海峡发生继1954年“九三炮战”和1958年金门“八二三炮战”以来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刘连昆在演习开始前三个月将演习计划提供给台湾。这份计划显示，整个演习的预算为40多亿人民币，一旦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出现“最坏的结果”，演习随时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

　　庞大为：这一次的演习是准战争行为，所有部队全部在福建沿海部署好，那时候我们知道还有准备的英雄巾，因为美军是用尸袋，装尸体的塑胶袋嘛。那大陆解放军是用白布，那准备了很多白布，万一受伤了或者阵亡了，用白布把他包起来。

　　解说：庞大为在《情报札计》和《情报作战话题》这两本书中说，刘连昆不仅预先报告了这次演习的主要项目，而且说明，这次演习的底线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用潜艇、攻占外岛”。

　　庞大为说，李登辉当时暗中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两次赴美求救。美国在证实台湾情报的准确性之后，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向中国施加压力。

　　前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里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1996年决定把派驻在菲律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调派到台湾东部，对北京进行威慑。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觉得这样还不足以传达美国的信息，因此决定从波斯湾抽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地区。这是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同时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交通员张志鹏退出

　　庞大为说，根据台湾军情局掌握的情况，由于美国的介入，北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计划，下达了演习的“三不原则”，即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攻占外岛。刘连昆提供的最机密、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就是中国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这个情报使台湾当局掌握了中国的底线。台湾总统李登辉为了安抚民众，公开说出了这个秘密。这也是导致交通员张志鹏退出工作的原因之一。

　　庞大为：李登辉讲出哑弹了以后，他(张志鹏)就很气。他说，这个事情知道的人不多，把他曝光了，就有危险问题。所以他提出来那我不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刘连昆的联络里面啊，刘连昆有暗示他的钱有被吃掉的情况。那等于说是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我们就想把他换掉。所以他提出来，他说那我不做了，我们就顺水推舟，好，你不做了我们就到此，就不做下去了。

　　解说：台湾军情局当时愿意让张志鹏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张志鹏个人操守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刘连昆的情绪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志鹏当时已经70多岁，超过了情报人员任用的年限，而且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97年张志鹏退出台湾军情局工作时，军情局告诉他，刘连昆也一起退出了工作。但是事实上，刘连昆并没有退出，只是军情局瞒着张志鹏，另找台商杨铭中担任交通员。

　　刘连昆曾想让儿子移民国外

　　此时，庞大为已经调到加拿大工作，不再负责执行“少康专案”。不过，由于刘连昆与庞大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知交”，因此在庞大为派驻加拿大期间，刘连昆与他仍然有联系。当时刘连昆希望他的儿子移民加拿大，庞大为答应帮助申请。

　　1999年2月5日，即春节前夕，刘连昆还化名“明董”给化名为“王总”的庞大为写信，打听他儿子移民加拿大的事情。

　　庞大为：我说好，我帮你申请！先问，一问，军人不行。还在国防大学受过训。

　　间谍案告破

　　解说：1999年3月29日，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

　　1999年4月9日，仍然不知情的台湾军情局交通员杨铭中从上海给刘连昆打电话，因而在三天之后被逮捕。

　　不久之后，逃亡中的邵正宗被逮捕。至此，刘连昆、邵正宗间谍案告破。

　　沈丽昌在西班牙接到中国国内一个好友的电话，得知刘连昆被逮捕的消息。她即刻通知了人在香港的张志鹏。

　　庞大为：出了事，我们也没通知张志鹏，张志鹏差一点被抓。

　　解说：中国国安部门为了抓捕张志鹏，曾经以他在石家庄投资的手提箱公司召开股东会分发20万美元红利为名向他发出通知，试图引诱他到大陆。张志鹏谨慎行事，让他的女秘书姚嘉珍代理他出席。结果姚嘉珍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志鹏因此被迫返回台湾，并且于2000年12月状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泄密，导致敌后人员遇难，要求台湾当局赔偿他一亿台币的损失，原因是刘连昆身份暴露导致他在大陆的所有投资以及在香港购置的住宅都付诸东流。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连昆是第一个充当敌方间谍的解放军将军。前台湾军情局局长、国安局局长丁渝洲曾经把刘连昆和邵正宗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台湾军情局的“镇山之宝”。他们被暴露，给台湾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刘连昆身份暴露之谜

　　对于外界来说，他们是如何暴露的，迄今仍然是个谜。有人认为，李登辉1996年公开宣称中国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空包弹”，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将侦查范围锁定到能够接触这个机密的人员，最终造成刘连昆的暴露。

　　庞大为在《情报作战纪实》一书中探究刘连昆事件时认为，李登辉及其下属苏志诚等人是刘连昆事件泄密的公开源头，而其秘密源头却是潜伏在台湾军情局的中国间谍殷伟俊。殷伟俊是香港人，通过原台湾国防部特别情报室驻香港的机构进入台湾军情局，接触到机密情报，包括刘连昆提供的中共中央军委文件及各大总部通讯文件，使中国掌握了侦查线索和方向。刘连昆被大陆查获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刘连昆、张志鹏以及后来接替他的杨铭中之间的手机联络因为偶然的机会被上海国安部门监听到。

　　台海间谍第一案结局

　　刘连昆、邵正宗间谍案被破获后，据说有100多名解放军军官受到审查，30余人被判刑入狱，其中刘连昆的儿子被判刑15年。

　　中国曾经要抓捕已经移居西班牙的沈丽昌，并且吊销了她的护照。在台湾军情局的协助下，沈丽昌获得台湾颁发的中华民国护照。

　　张志鹏已经92岁，目前住在台湾桃园。在策反刘连昆成功之后，台湾军情局曾经发给他15万美元，作为他日后退出大陆投资的补偿金。刘连昆间谍案事发之后，台湾军情局虽然没有同意他提出的赔偿一亿台币的要求，但仍然给了他300万台币，大约为10万美元，补偿他为军情局工作而导致在大陆投资的损失。台湾军情局还负责照顾他的晚年，包括每个月发给他5万台币的生活费和一万台币津贴，总共约合2000美元。

　　主管刘连昆、邵正宗工作的台湾军情局副处长庞大为于2000年7月退伍之后，撰写了《芝山演义》、《芝山风云》和《芝山春秋》系列丛书以及《情报作战纪实》、《情报作战话题》和《情报作战参考》等情报作战书籍。尽管这些书并没有公开出版，但是台湾高等法院2008年仍然以泄露防务机密罪判处庞大为18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在缓刑期间的2010年，即刘连昆被处决的10周年，庞大为在香港出版《情报札计》一书，以纪念这位被他视为知交的战友，他因此再次受到起诉。2012年6月，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他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际机密保护法和刑法泄密罪，判处他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2013年9月9日，这位身患血癌、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台湾“国军楷模”嘉奖的前台湾军情局上校军官进入监狱服刑。

　　刘连昆少将和邵正宗大校，经中国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99年8月被处决。

　　据庞大为了解，刘连昆的妻子由于不满刘连昆为台湾当间谍，害死自己，连累儿子，因此拒绝认领刘连昆的尸体。

　　2002年8月，台湾军情局在为蒋介石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创办人戴笠设立的总部内设立的戴笠纪念馆的忠烈祠安放了刘连昆和邵正宗的牌位，纪念这两位为台湾情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大陆将领。

　　结尾字幕：

　　刘连昆间谍案涉案人员多达近两百人，是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最大的间谍案。

　　2011年7月，台湾爆发“国军半世纪来最高级别的少将共谍案”。

　　台湾陆军通信电子信息处长罗贤哲少将由于充当中国大陆间谍，被判处无期徒刑。

　　两岸谍战仍在继续…… 来源: 美国之音▲◆★●■☆

台湾学运暴露两岸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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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13：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4月1日带团访问大陆，与国台办、商务部等部门交流。谈到太阳花学运，大陆官员很困惑。商务部一位官员就说：服贸协议规定的台湾对大陆开放的项目，要么早已开放，要么是早已适用其他国家的待遇；且大陆对台湾的要求不多，实在无法理解台湾为何有这样的反弹。大陆当局的这种困惑，实际是对台湾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岂止是大陆当局。

　　两岸当局都难读懂“太阳花”

　　纯就经济而言，大陆官员说的可能不差。服贸对台湾服务业可能尤其利好，因为没有独特资源、制造业也不强悍的台湾，竞争力最强的就是服务业。若服贸协议生效，则整个大陆市场，都可能向台湾服务业开放，堪称台湾经济的大突破。

　　必须承认，今日之中国经济，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国经济不再限于加工制造业，而意味着巨大市场，空前强悍的购买力，其诱惑越来越不可抗拒。且不谈资本家，就连各国名流包括大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中国“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话语权做交换，但求在中国市场分杯羹。这现象用三个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国”。“吃中国”之人头汹涌，已蔚为壮观。

　　于中国当局来说，国内巨大的市场有如经济上的三峡水库，闸门朝谁开、灌溉谁的田园，全凭一己好恶，是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经济与政治、市场与统战，本不可分。中国当局的经济统战大致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直接送钱，如每年上千亿美金的对外援助，大多针对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后国家；其次是送订单，比如买美国波音、买法国空客；最高层次则是开放市场尤其高端服务业。

　　服贸的最大看点，即是大陆服务业、金融业对台开放，等于给台湾送去一个大礼包。显然大陆最高当局下了最大决心，要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作为自己任内最大成就，以奠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为此不惜血本。在大陆最高当局看来，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了经济全面自由化的总方针，大陆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就是迟早的事。与其先向欧美开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种的台湾开放，让台湾服务业在大陆先声夺人，即吸引大陆经济三峡之水灌溉台湾服务业，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再向欧美开放不迟。

　　在大陆当局看来，这样做一定是投台湾所好，毕竟台湾内需市场太小，经济上几乎完全没有规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让大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首先对台开放，让台湾一举解决经济腹地问题，在大陆当局看来无疑是空前大手笔，台湾民众和台湾舆论，理应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陆的动人承诺，给了马英九政府“拼经济”的最大希望，也让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为服贸保驾护航。马英九第二任后期，声望急剧下跌，恶评如潮，而有“九趴”总统之讥，执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台湾经济萎缩十多年，有如泥潭困兽，这是台湾最大的焦虑之一，也被马英九视为力挽狂澜的突破口。马英九政府只剩两年时间，若能在最后两年通过服贸给台湾经济带去活力和前景，在马英九看来也算对得起台湾父老，可以挽回自己的声誉。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跟大陆签署和平协议，确保两岸和平的永续，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这就注定了服贸协议必然是马英九执政后期政治上决定性的一役，必然为此投入全部力量。马英九坚信，只要闯过了服贸这个要隘，后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顿、屈辱，都可以得到补偿。台湾父老一定会深深感激他为台湾的付出尤其为台湾经济的付出。

　　但以反服贸为主题的太阳花学运突然爆发，犹如平地惊雷，把两岸政府震得晕头转向。弄不懂，想不通，气不过。对大陆当局来说，从江泽民时代强硬的“飞弹政策”，到主要致力于“争取台湾人民”的柔性对台，再到开放大陆高端市场给台湾做经济腹地，已经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大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台湾民众都不买账，难道不是“逢中必反”么？

　　对马英九政府来说，台湾最大短板就是经济。亚洲四小龙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复昨日辉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围的可能，这不仅影响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计，更有损台湾的尊严尤其有损自由、民主的尊严。所以当务之急只能是“拼经济”。自己千辛万苦才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台湾经济终于有望突围，台湾民众却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马政府看来，这也太不领情，太民粹。

　　岂止两岸两党困惑，就连大陆知识界，对太阳花学运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须承认，反服贸确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一面。在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大陆知识界眼里，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倾，对太阳花学运也就颇多批评，造成两岸知识界的激烈争议。但争议无论多激烈，其实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沟通，可以求同存异。但有人缺乏起码的善意，把大陆知识界的批评一概贬为政治上的反动，一概斥为“维稳”，不过是当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驳。

　　但是，反服贸决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这一面，而有复杂成因，其复杂成因中颇多合理成分。大陆知识界则对此所知有限，这种隔膜确实需要消除。

　　“太阳花”是对“中国模式”和大陆统战的反弹

　　台湾太阳花学运最重要的成因，是对“中国模式”的反弹。这种反弹之强烈，用惊弓之鸟形容，也不过分。

　　所谓“中国模式”，崛起于2008年奥运会。接下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更让各国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国的钱袋，更助长了中国当局的傲慢。这傲慢主要体现为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所谓自信，即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想象。从前，中国在国际话语市场上一直弱势，中国当局也默认这种弱势，只敢向世界输出物质产品，即所谓“韬光养晦”。但在2008年奥运会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当局在国际话语市场上越来越不甘寂寞，越来越急于输出价值观，越来越急于扩张所谓中国模式。

　　但中国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努力只对各国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间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输出所谓价值观、扩张所谓中国模式，就越发导致全球公民社会尤其国际舆论的普遍恐惧，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场。流风所及，甚至株连民间交往。

　　我前年访日，一位日本学者就坦率告诉我，2008年奥运会之前，他只反感中国当局，但同情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奥运会之后，他越来越不这么看了，认为所谓中国人民跟中国当局，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的分别。我几次访问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陈述过几乎一样的观点。因而中国模式愈崛起，中国愈要在国际话语市场有所作为，世界范围尤其跟中国本土最直接的港台两地的民间社会，中国形象就愈不堪，中国这个词就愈让人谈虎色变，“去中国化”就愈声势浩大。香港在97回归前并没有所谓“港独”问题，回归多年之后“港独”竟渐成气候。97前香港已有大规模移民，稳定多年之后，近年再现移民潮。台湾的“去中国化”曾随着陈水扁政治上的破产渐趋沉寂，但因香港“一国两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对中国的恐惧再度弥漫于台湾民间。

　　众所周知，类似服贸这样的经济关系，如果存在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台湾和日韩之间，台湾和欧盟之间，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风潮。今天这大风潮，并不是服贸具体内容真有多大问题，真对台湾多么不利。很多反服贸的台湾学生和台湾民众，可能到今天都未必了解服贸的具体内容，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反，甚至认为自己反服贸根本不需要以了解为前提。为什么？就因为跟中国有关。只要跟中国有关，就无法让他们安心。这都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阴影投射，其实无关服贸，服贸不过正好撞上了枪口。

　　具体分析，中国模式与台湾社会，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冲突。

　　首先是与台湾人文传统的冲突。三次访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台湾社会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经济的腾飞、市场的扩张、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传统的人文价值为代价，而可以完美结合，让每个社会成员既享受发展的红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温暖。这点上，台湾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模式跟台湾形成强烈反差，台湾民众绝难接受。

　　其次是与社会正义的冲突。在台湾，社会正义主要体现为均富。且以交通为例。大陆为发展高铁，充分保证高铁的客流量，原来的绿皮火车统统取消。坐不起高铁的穷人咋办？这问题根本不在决策者的视野之中。但在台湾，虽然也有跟大陆高铁类似的自强号，有跟大陆特快类似的莒光号，但逢站必停的“区间车”，照样四通八达，跟自强号、莒光号共存共荣。我从台北坐“区间车”到基隆，票价折合人民币区区八块钱，台湾谁会坐不起？而且车内宽敞明亮，干干净净，低价但绝不低质。不仅交通如此，台湾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克制，绝不敢炫富，否则会被视为粗鄙、野蛮，后果非常严重。穷人穷得有保障、有尊严。不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个消费结构保障。用台湾流行的词汇概括，叫消费正义。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环节注重均富，市场自发的消费结构也注重均富，可见均富代表的正义观在台湾之深入人心。从政治文化层面说，多数台湾人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因而都比较左倾。国民党固然从来强调均富、强调节制资本，民进党则更重视分配正义。如果说国民党价值观上接近民主社会主义，民进党则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政党在社会正义上你追我赶，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充分发达，比北欧不差。但台湾人的税负却比北欧低太多。即台湾人用最低税负，拥有了可能最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是台湾最大的成就和骄傲。中国大陆的两极分化则令他们恐惧，中国模式在他们眼里属于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跟台湾的发展方式没有任何兼容性。

　　再次是与自由价值的冲突。台湾的宪政体制确实颇多缺失，代议制确实常常失灵。但无论如何，台湾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确有充分保障。这首先表现为骂总统的自由。民主转型后台湾历届总统，在任时没有一个不被骂得狗血淋头，都是万众欢呼中昂然登台，全民痛骂中黯然下台。总统如此，其他官员更不在话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会人人皆可骂官，但像台湾那样每届首脑都被骂翻，所有官员都难有职业尊严，则世界少见。可见台湾自由度之大，确实首屈一指。台湾人对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于大陆的种种不自由，尤其对于台湾诸多网站被大陆封杀，他们觉得匪夷所思。我有个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买了一套大别墅，但后来还是卖掉别墅回台湾，问他为什么？他说北京的两个东西让他无法容忍，一是雾霾，再就是封网。这感受为很多穿梭两岸的台湾人所共有。尤其是台湾中产阶级。因工作需要他们经常去大陆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仿佛去“敌占区”，皆因对雾霾和封网的恐惧。

　　纯就物理意义而言，台湾海峡并不宽。但就价值观而言，所谓中国模式与台湾价值的距离，恐怕比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还要遥远。在台湾人看来，如果说十多年前即江泽民时代，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是布点福建的几千枚飞弹，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则是价值观威胁。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即绝对的发展主义，彻底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金权主义，对自由平等的排斥，对人的尊严的无视，在台湾人眼里，再恶俗不过，再丑陋不过。台湾人在骨子里极度鄙视，他们坚信，两岸的价值冲突本质上是文明冲突，两岸最大的距离是文明的距离。

　　一方面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上，台湾人极度自信乃至自负。但另一方面，两岸经济体量落差太大，这又导致台湾人经济上的极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经济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对大陆当局在价值观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渗透就愈是恐惧。我有个台湾朋友刚出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的台湾》，代表很多台湾人的梦想——既然中国模式之下，有关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则不如干脆无视，当中国大陆不存在，不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实际交道，惹不起，躲开还不行吗？两岸关系上的光荣孤立因此颇有市场。

　　两岸政客对台湾民间焦虑都缺乏意识

　　但事实证明，所谓光荣孤立说轻点一厢情愿，说重点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思维。两岸关系根本就是剪不断，理还乱。

　　说到这里，不妨讲个故事。

　　2012年3月，笔者第一次访台，去嘉义的路上碰到一个珠宝商场，专售各类红珊瑚宝石。平时都关门，陆客观光团来了才开门。笔者亲眼所见，陆客大巴刚到，就不知从哪冒出一队保安，急急忙忙地设路障。原来的双车道马上变成单车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场一侧禁止通行，形同戒严。随后陆客下车，在导游引领下鱼贯而入。我也混入其间，但见商场内人头汹涌，灯光昏暗，保安林立，仿佛黑社会开设的地下赌场。让我最恐惧的是，整个商场居然只有一个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不祥的联想：要是突然发生火灾，商场里那么多人怎么疏散？得烧死多少人？

　　观光团规定购物时间是一个小时。时间一到，陆客大巴即绝尘而去，整个街区一下变得冷冷清清。商场关门，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摊小店，其间我没见到一个陆客出入。大巴走后，我好奇地问摊主：为什么没有陆客来购物？摊主都一脸苦笑：有保安拦截，谁敢买我们的东西？我这才恍然大悟。

　　商场保安是没有执法权的，却可以实施交通管制，阻止陆客到隔壁摊点购物，这显然已违法。违法而能长期存在，商场想必大有来头。但打听结果，老板不过县长秘书的老婆而已。县长本人又该何等手眼通天？让人浮想联翩。后来我把这故事讲给大陆的媒体同仁听了，因为我相信陆客观光团一定更多坑蒙拐骗，希望他们派记者卧底调查。惜因事涉两岸关系，太敏感，没有大陆媒体敢涉水。

　　从这个故事，可窥两岸经贸寡头化、权贵抱团两头吃之一斑。这当然不是两岸经贸的全部，但的确是两岸经贸不容忽视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为怪，是大陆当局统战逻辑尤其维稳逻辑的必然产物。以经统政是大陆疆藏地区的统战指南，尤其是维稳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维稳饭”的寡头，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谓反分裂。中央政府经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给疆藏经济输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结构不均衡，输血大部分用于赎买吃维稳饭的各级寡头，反而加剧疆藏地区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对此则讳莫如深。

　　对台统战也靠利益输送，只是不能像对疆藏地区来得那么直接。两岸经贸就成了利益输送的主要管道，重点是对台湾几大家族，如连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单蓝营，绿营新贵近年也有分羹。譬如当服贸风头最盛时，偏有民进党“中央评议会”主委陈胜宏、不分区“立委”薛凌夫妇为主导的阳信租赁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陆总部，挺进大陆金融业。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不得不出面给说法，却解读为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要公众勿过度解读。此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轮到蓝营就是政经不分，涉嫌卖台，轮到绿营就很天真很纯洁，经济跟政治就要分开？事实上没有谁能分开，没有谁能避嫌。因为大陆市场尤其要素市场的闸门对谁开对谁不开，背后显然都有政治考量。

　　阳信个案上民进党的双重标准，说明即便台湾所谓反对党，也难逃脱被大陆当局赎买的命运，跟国民党并没有本质的分别。这种赎买的有效，才是台湾社会深层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陆市场诱惑太大，大陆当局拥有的资源太多，且制约太少、底线太低，没有什么搞不定，台湾根本不是对手。

　　迟早要被大陆同化，被纳入中国模式的体系中，这是近年台湾社会最大的恐惧和焦虑。大陆对台统战越成功，台湾社会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就越强烈，台湾民众对大陆就越是抵触。太阳花学运则是多年恐惧和焦虑累积的总爆发。所谓服贸，不过导火线而已。

　　但对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焦虑，无论大陆当局还是台湾的国、民两党，都缺乏足够认识。此前，两岸两党关系几乎到了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当时我在台湾，经常对朋友开玩笑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国共两党合力推进所谓和平进程，简直凯歌行进，都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民进党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们并不知道，台湾民众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们越高兴，台湾民众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级。当马英九政府决定孤注一掷强推服贸时，火山终于一夜引爆。

　　这时台湾民众不仅不满中国模式，不满两岸关系，而且不满所有政党政客和政治势力。所谓太阳花学运，是台湾民众抛开所有政党政客、所有政治势力，甚至抛开代议制，通过直接民主集体自救的一次尝试。这对两岸三党，甚至对台湾的代议制，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统不独不武”已无法维持两岸现状

　　回头再说苏起。曾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任上最大贡献之一，是首倡“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开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须超越。

　　为什么这么说？且以服贸为例。

　　如前所述，反服贸有多种成因。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层面的反服贸，笔者无法苟同。小众可以尝试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现代经济裹挟，但不能强加给大众。就大众而言，现代经济显然不可逆，没有哪个国家的当代经济，因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而发展而繁荣。

　　既承认现代经济不可逆，则不能不承认服贸对台湾的合理性。有人会说，为什么台湾的自由贸易一定要对大陆？不可以只对欧美对日本么？这假定如果成立，台湾经济何至停滞十多年而无良策？过去十多年，台湾对欧美对日本难道不开放么？但并未拯救台湾经济。世界经济普遍复苏乏力，欧美日本拉动台湾经济复苏的能力有限，这是客观事实。这就注定了，犹如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美国，今天台湾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中国大陆。而如果放弃大陆市场尤其是大陆的高端服务业市场，就等于放弃了台湾最重要的经济腹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台湾的经济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统拒绝服贸，难。大陆当局对此最多无奈，但不致伤筋动骨，对台湾经济前景却可能是重创。那么无条件拥抱服贸如何？显然也难，因为服贸的确有政治后果，那就是通过两岸经济融合，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进而影响台湾民心，推进两岸政治上的一体化进程。可见，如果停留于“不统不独不武”，首先服贸问题就解决不了。

　　又岂止无法解决服贸问题。最要命的是，“不统不独不武”根本无从应对大陆当局的全面渗透。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全面渗透的结果，只会是台湾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台湾全方位的中国模式化，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这一趋势。即“不统不独不武”已然不可能维持现状，只会导致台湾社会的不断沉沦和溃败，导致台湾越来越不复为台湾。

　　超越蓝绿，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来台湾新公民运动最强劲的呼声，正在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这是台湾社会觉醒的第一步，但这不够，还可以再跨一步，即不仅超越蓝绿，更超越“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不武”建立在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两岸政治经济体量相对均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当局也有强大制约。这前提今天已不复存在，两岸政治经济体量已极不对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政府的制约也越来越乏力。如此情势还固守“不统不独不武”，无异刻舟求剑。越是被动防守，就越是被动挨打，就越是节节败退而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和胆魄。既然必须面对，何不坦然面对？既然被动防守等于自杀，何不主动出击？台湾政治经济体量固然弱势，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价值观、文化还是生活方式，整个软实力上，台湾都占绝对优势。十多年来的两岸民间交流，也充分证明了台湾软实力的巨大吸引力。渗透从来是双向的，中国模式固然一直在渗透台湾，但两岸十多年的软实力竞争，台湾决没有吃亏，恰恰渗透和改变大陆更多。而对大陆的这种渗透和改变，正是台湾所最需要的。对此，台湾民间应有足够自信，而不是自暴自弃，自废武功。

　　台湾民间还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对大陆内部改变的力量的信心。大陆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大陆的体制内部，执政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新极权早就不可能像老极权那样无所不能，它越来越泡沫化，碎片化，越来越是一种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即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客观上对一切失控，直至对体制内、对中共自己失控。改变的力量则从失控的缝隙和管涌中，从体制内外、四面八方不断生长起来。大陆不都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它已经越来越逼近触底反弹的最后一刻。

　　汇集一切善意、汇集一切力量改变中国，不仅可能，更有必要。两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国模式，及产生中国模式的病态体制。在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的制约下，大陆社会不可能是正常社会，台湾社会也不可能是正常社会，两岸关系也不可能是正常关系。想绕开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独善其身，实则一厢情愿。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能改变，两岸有空间；中国不改变，两岸无出路，一切都是死结，一切都没得谈。

　　再说服贸。针对中国模式的反服贸，是台湾民众被迫的防守反击，正当性不容置疑。总被温水煮青蛙的台湾社会终于被一盆开水烫醒，开始正视两岸关系的严酷现实，开始如何面对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大陆，这是好事，是台湾社会的自我启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于服贸的具体内容，应另当别论，不可脏水跟婴儿一起泼掉。不仅台湾经济需要服贸，改变中国也需要服贸。如果服贸重点是大陆服务业和金融业对台开放，这本身就可以是改变中国的支点。因为过去台商到大陆，从事的大多是加工制造业。而加工制造业跟集权体制及官商勾结可以很好兼容，除了让业主暴富，确实对大陆体制的改变并无实质推动。被改变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体社会评价不高。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不然，它们对制度环境极其敏感，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法治程度、对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扎紧台湾的篱笆之后，台湾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以台湾为总部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不可能设想他们会像加工制造业的台湾业主那样，对大陆的制度环境有那么高的容忍度。那么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跟大陆的民营资本一起，共同推动体制的变化。两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续推动中国的改变。

　　这也是台湾可以自信的第三个理由。没必要夸大大陆的体制力量，没必要过于恐惧。现时代已经不是只靠拳头就能打遍天下的丛林时代，而是普世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即软实力占优势的时代。文明则是最好的软实力。当文明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柔克刚这个反复重演的人类奇迹，就不难再次重演。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来源: 金融时报▲◆★●■☆

中纪委将反腐视线投向自身成员★★★

http://news.ifeng.com/a/20140414/35734090_0.shtml

2014年04月14日环球网：原标题：港媒:中国反腐深化中纪委视线投向自身成员

香港《南华早报》4月13日文章，原题：随着中共反腐运动的深化，中国反腐败监督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视线投向自身成员据中央纪委网站12日晚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申维辰是130名中纪委委员之一。

中央纪委网站并未就案件进行详述，但有关指控的措辞通常是指腐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遭到此类调查的官员的政治生命已走到终点，未来还有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不久便发起覆盖范围广泛的反腐运动，申维辰是自那之后第24名受到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中国领导人表示反腐运动将覆盖官僚机构的所有层级，“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根除威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腐败问题。

对申的调查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是首名遭到指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级官员。

申维辰2010年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前曾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多个市县政府岗位任职，去年4月任现职。(作者克里斯·罗，王晓雄译)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3日文章，原题：今年落马首名正部级官员申维辰是中国今年落马的第一名正部级官员，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四名正部级官员。

境外媒体引述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申落马的原因和较早前被抓的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铭一样，是涉嫌在山西的贪腐▲◆★●■☆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国“科学号”科考船在冲绳海槽作业遭日舰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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