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不是空穴来风：习近平的“一号工程”★★★★

　　AB团为“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原本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这样一个组织还没有发挥其作用，就被三个月后的南昌“四·二”大暴动摧垮。但历史总会出人意料，这个早已被摧垮的组织，在几年后被毛泽东利用，仍是达成了它最初的目的。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勋，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的道路，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凭借着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以及在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毛泽东终于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跻身军事领导高层，同时获得了江西苏区的指挥权。然而，这里离中共的权力核心层还相当遥远。即便如此，毛泽东的权威仍是遭到了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

　　毛泽东的回击是快速的，1930年2月初，毛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列举李文林的两项“严重政治错误”：倾向富农，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取消土地革命；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即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此次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攻势。

　　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中已开除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一千多AB团，绝大部分被杀，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此时，毛泽东因忙於主持军中事务分身乏术，当他在介入后，肃反AB团的情况更糟糕。毛指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挽救这一危机”，要进行一场“打AB团”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几十个总团长”都遭处决。

　　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於刺向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江西吉安的红军标语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携着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萧克将军回忆道，“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於引发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最终导致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

　　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黄克诚，还是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高华，都倾向于毛泽东是为了巩固自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通过肃AB团来打击政敌。事实上，江西当时远离核心，毛泽东的整肃只能巩固其在江西的地位。当时，比毛泽东更残忍、更酷烈、规模更大的肃反运动大有人在。如候补中央委员夏曦在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后，在湘鄂西根据地掀起4次肃反，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就连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杀了3个。张国焘则是在鄂豫皖苏展开肃反，仅红军指挥员就被杀掉2500之多，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不过1.5万人。

　　可见，30年代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波及全党全军的内部大清洗。如果再联系到3年前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就能发现国共两党在1927年分裂后，在激烈的斗争中产生了极大的警惕性，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双方在各自地盘上都进行了空前的清党运动。▲◆★●■☆

中共党内斗争——从血腥到文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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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革命党形成

　　延安之名始出于隋，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红军布局好几年才拿下这个交通要道，作为回报，这块根据地在大革命后是红军唯一一块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此外，陕甘地区位于苏联、国民党、日本三大势力交叉点，即可接受苏联援助随时开始抗日，又可免除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

　　从现在看，“到西北去”挽救了红军，在当时则引发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得不在1935年9月率领军团单独北上以避免红军自相残杀。坚持己见的张国焘在南方屡屡碰壁，只能掉头北上与毛泽东回合。这无疑证明了毛泽东的成功，使其影响力向全党扩散，并逐步向党的最高领导位置迈进。就在此时，长期在苏联遥控中共的王明回国了。

　　“背靠大树好乘凉”，共产国际就是王明的大树，这让王明与毛泽东有关是否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争论中轻松占据了上风。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凭借一己之力使这场拉锯战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38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代表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执，持续混乱的八路军终于可以统一思想专心打仗了。只是王明不甘心失败，以其掌控的意识形态部门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有可能出现偏差的担心。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时的合影

　　对此，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然而他们在教条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1940年的延安充斥着“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令毛泽东不安的是，中共军队在毛泽东的整合下完成统一时，他对军队的控制却相对减弱了，新四军对王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言听计从，与毛则貌合神离。而在华北，八路军辛苦建立的根据地却在被日军反复扫荡，新四军的情况也步履维艰，毛泽东已决定清除王明及其背后的国际派。

　　1941年5月19日，布局半年的毛泽东向王明直接发起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 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同时停刊国际派的舆论阵地，王明也失去了所有可以公开露面的职务。9月，毛泽东联合刘少奇对国际派再一次发起攻击，以王明病重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为结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

　　但毛泽东还不能停止斗争，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人在这种气氛下，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为了确立自己对全党的领导权，毛泽东必须从根基摧毁王明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

　　为此，毛泽东甚至借用了自由主义。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攻击随即转向中共高层，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一时间，各学校、机关“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涛正汹涌澎湃。毛泽东在3月发出了严厉警告，但王实味等青年干部不以为意，毛泽东震怒之下拿王实味做鸡儆猴，在延安掀起整风高潮，其主要内容是号召全党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指定阅读的一系列文件，以学习文件先行，并不单纯依赖暴力镇压，反映了毛泽东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独创性。1942 年秋冬之交，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以教化为重心的学习运动，迅速向以镇制为重心的审干、反奸运动转移。

　　一些著作说康生错估了形势不是为其开脱，先不说延安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监视下，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还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将受过训练的特务分批派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审干反奸是保证中共生存的手段，但在康生的领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演变为第二次“肃反AB团”。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八路军在学习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

　　这种做法使得延安人人自危，引发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承认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

　　延安整风结束了，其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没有结束。不少对毛泽东颇有微词的学者也承认，正是延安整风才将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最终御敌人与国门之外，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可能就不会有中共的建国。但也正是延安整风让毛泽东看到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效率，并将斯大林的清洗创造性的发展为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在20年后，毛泽东将这种实践扩大到了全中国。

　　高岗：不听话的棋子

　　当共产党终于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理应转变为执政党，党的理念、基础、工作方式、能力等等，应按照执政党的需要作深刻的转变。遗憾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周边形势十分糟糕，只有紧紧依靠苏联才能保平安。国际形势很紧张，国内局势也不太平，中共虽然座稳了江山，却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何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困扰着党内高层领导，虽然毛泽东力压党内对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问题的分歧，成功得到斯大林首肯，并通过全国人大，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没有从根本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温和的人，他有着相当独裁的作风，由于抗日和反蒋的需要，中共其他领导人不断做出妥协，尤其是周恩来的不断协调，才保持了中共的统一。随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的巨大提升，毛泽东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骄傲情结，其人的两面性中“帝王思想”和“南面之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距离个人崇拜只有最后一里路。就是最后一里路让他保持清醒，认识到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何况还有斯大林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逝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苏共的继任者们为此争斗不休。这一系列斗争深深的震撼了毛泽东，此时他已年过60，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或许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自己的路线有可能被更改，作为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毛泽东决不会坐以待毙，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而棋子就是高岗。

　　高岗对中国革命立有大功，他和刘志丹等人一同创建的陕北苏区，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发挥了“落脚点”和“出发点”的作用。高岗在1946年以后主持东北的党政，在他当政的几年中，恢复半个东北的工业，进行粮食和弹药的储备，为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在不负“东北王”的称号。

1953年，高岗(右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五一节庆典上

　　更重要的是他忠于毛泽东，在毛的暗示下，高岗已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便积极向刘、周发难。可惜的是，高岗对建国后发展变化了的党内形势不清楚、不研究、不了解，在高层回护刘少奇时，无法认清形势，最后竟然冲昏头脑，对党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显然，高岗超出了毛泽东的底线和调子，脱离了毛泽东划定的“线”和“格”，加上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反对高岗当时显得轻率的举动。这使得毛泽东设计的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人相互制约的格局破产，毛泽东决定牺牲高岗。

　　“分裂党的活动”的帽子虽然大，实际上毛泽东对高岗留有很大余地。毛泽东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泽东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刘少奇暂时胜利了，从此只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活动。高岗与刘少奇的斗争摧毁了党内协商的基石，毛泽东更趁此机会将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大权在握的毛泽东终于走完了最后一里路，从此中共党内从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则处理一切党内外斗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格，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毁于一旦，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帝王情节乃至南面之术就此发端。▲◆★●■☆

中共党内斗争——从血腥到文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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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教训：党内斗争不杀人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成功将共产党打造成革命党，中共的领导者们只有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却没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有经验的赫鲁晓夫已经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世界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必须“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才能救中国。

　　长期与毛泽东路线不合的刘少奇，被毛泽东一举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的将阶级斗争引用其中，利用在延安整风中的精神控制法，发动群众将刘少奇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

　　然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中，长期间的“革命”状态是不正常的。“文革”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这一切在周恩来逝世后爆发。天安门“四五运动”清楚表达出民众诉求：要发展、不要革命。

　　毛泽东的逝世给了中共领导人新的机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被废除，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汇集成流，在“文革”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北京红旗越剧团导演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抨击时政

　　“文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陈云坚持“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比起血腥清党无疑是一大进步，却连邓小平这种受害者都摆脱不了人治的思维定势，“依法治国”仍然遥远。

　　在十年后，邓小平钦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因“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党内生活会”上，被退休的元老和一些年轻些的高级领导人连续七天以“文革手法”批斗，未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程式；在“六四事件”中，因为与邓小平“反自由化”不一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被冠以“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名，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被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并遭到软禁。

　　胡耀邦、赵紫阳正是由于没有领会或拒不执行邓小平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两重性，犯了“右倾”的错误所以才在政治路线上栽了跟头。真正的法治，要到习近平上任才初露曙光。

　　“薄周案”：法治进行时

　　中国在很长时期里，或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人治总是高于法治。建国之后，在领袖伟大英明的无底线神化下，人治横行，法治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明确的提出要团结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想方设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是典型的执政党的思维方式，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就是制度化，要让社会在法治下正常运作。

　　基调已定，行动却难，从2001年到2013年，12年过去。薄熙来案仍然难掩路线斗争的因素。路线斗争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薄熙来自己在重庆掀起“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旋风，以彰显其合法合理性，为“入常”造势所致。

　　2007年，薄熙来从商业部被调到重庆担任书记后，大搞“重庆模式”和文革式“唱读讲传”，一些民众否定乃至挞伐改革开放，有些人称重庆为“红色重庆”甚至“红都”，在一些公众的潜意识中认为只有重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已经被污为文革话语体系中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即使薄身陷囹圄，仍有许多支持者。2012年9月抗日游行，公然有人打出“永远支持人民书记薄熙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等横幅，这足以说明路线斗争已经无法回避。

公审薄熙来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路线斗争的味道有多浓，薄熙来案仍是穿上了法治的外衣，他的罪名为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而不是分裂党、妄图夺权。在审判中，既没有因为薄熙来拥有显赫的身份和红色家族背景就法外开恩，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而打死薄熙来。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薄熙来因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薄熙来案已暂时落下帷幕的同时，中共官场断断续续传出周永康地位不稳的消息。与雷厉风行的拿下薄熙来不同，“周永康案”至今扑朔迷离，2014年3月，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政协会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有关周永康大案的传言的提问时一句“你懂的” 更留给外界颇多想像空间。

　　可以肯定的是，围绕周的秘书以及家人等的腐败案件早已被外界广而告之，一旦周永康案被公布，它无疑是迄今中国涉及资金规模最大的贪腐案，打破中共历史最高记录。当然，这一切都应当在阳光下进行，才能彰显法律的权威，重树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来源: 栾泠▲◆★●■☆

中纪委没有“兄弟”兄弟照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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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 作者: 马昌博

　　中纪委在用一系列大案震慑全党之后，转过身来，对自己人也摆明了态度：别以为是兄弟就不会被查，我一样下得去狠手。

　　这次说的还是中纪委。没办法，这个过去很“冷艳”的机构最近估计是打定主意要让自己妇孺皆知了。

　　最近的新闻是，他们新搞了一次机构改革，又（对，又）增加了两个专门负责查案的纪检监察室——这是中纪委近期第二次扩张办案室了，谁都知道，查案的人多了，未来被查的人自然更多。

　　不过这在当下舆论已不新鲜，这次特殊的是，中纪委专门设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由副国级的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直接分管——顾名思义，这个机构，专门用来查纪委系统内违规的“自己人”。

　　简单说，中纪委在用一系列大案震慑全党之后，转过身来，对自己人也摆明了态度：别以为是兄弟就不会被查，犯了错我一样下得去狠手。

　　很好。

　　直接说吧，我挺喜欢这股狠劲。当然，按照党政话语体系，中央领导不会这么表达，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此的措辞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第一句讲的是情感，意思是纪委的人要有自己的尊严，努力做个没问题的人；第二句谈的是制度，怎么保证纪委的人没问题——这第二句话估计也是现在整个中国官场的疑问。

　　实际上，有关“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的疑问，早在8年前就有了，当时舆论还在热议巡视制度和纪委书记空降现象如何打破地方保护藩篱。然而，在震骇全国的湖南郴州贪腐大案中，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查后，纪委书记曾锦春也被抓，人们赫然发现，这个所谓“第一贪纪委书记”把“双规”作为了整治当地官员的手段，以反贪之责行贪腐之实。

　　日后被抓的曾锦春在狱中坦诚说出自己的逻辑：纪委对党内干部有随时监督的权力，郴州当地领导谁有问题，市纪委可以直接向省纪委汇报，所以市委书记对纪委书记有惧怕心理，一般不管市纪委的事，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样，市纪委就成了一个除上级纪委外无人敢管的特权部门”。

　　仔细思量你会发现，鉴于贪腐的普遍存在，我们的党政系统为了保险起见，几乎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和领域都使用纪委书记——任用选拔干部要纪委讨论通过，工程招标、矿山整治等贪腐高发领域，都要让纪委书记当领导小组副组长，以便监督。

　　这当然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但如果身为副组长的纪委书记出了问题呢？是否更方便向这些高危领域伸手了？实际上，最近几年，不停有地方纪委书记甚至省纪委书记落马的消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已经必须面对。

　　十八大之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中纪委努力扩张办案机构，掀起反腐浪潮，那么成立一个专门监督纪委的机构，也属必然：

　　第一，要取得反腐效果，就要反腐者本身组织有力，忠诚不二，保证执行，不通风报信成为腐败的同盟；第二，抓的贪官越来越多，纪委系统的官员也必然越来越有实际上的权威，此时也要严明纪律，保证他们明察秋毫但不为害官场，让官不聊生；第三，要防官之口，让地方不至于产生“你自己还不干净呢”这样的逆反心理，让中纪委保持道德和纪律优势，避免被监督者的反弹。唯有如此，才能让反腐浪潮继续保持下去，为治本赢得时间，不至功亏一篑。

　　而配合这个新机构成立的另一个背景注脚是：最近落马的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甚至当过中央纪委办公厅主任，如假包换的中纪委“自己人”——人家中纪委反腐都反到这份上了，就算有官员心中觉得最近被约束得过于严苛，也还真说不出什么来。来源: 文摘▲◆★●■☆

官方不公布真相岂能怪百姓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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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4 2 作者: 刘旋

　　广东茂名万人反PX项目游行被当局暴力镇压后，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共官方媒体至今未公布真相，反而责怪市民〝添油加醋〞，指摘媒体〝不加核实报导谣言〞。港媒评论认为，中共官方不公布真相，岂能怪罪百姓造谣。

　　茂名反PX项目起因，市民不愿意高污染的项目建在〝自家后院〞，愤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连日来民众纷纷通过网路曝光，中共当局出动大批武警、特警暴力清场，见人就打，连小孩都不放，过道路上到处血渍斑斑。当地民众人心惶惶，生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被当成抗议民众被乱棍或开枪打死，入夜后均不敢出门。

　　据悉，中共当局事先没有经过充分的民意酝酿与听证，事件发生之后亦不与民众对话谈判，一味采取镇压措施，导致事件激化。从当地民众向外转发的图片看，现场硝烟四起，鲜血淋漓，死伤惨重。

　　然而，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今日3日报导称，茂名死伤是谣言。3月30日上午9时许，有80多名群众聚集在茂名市区油城五路大草坪并慢行通过市区部分路段，以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不满。针对事件性质的演变，只有有两名受伤人员被送到当地医院，没听说有人因而死亡。

　　当地市民邓先生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他感到很愤怒，政府在发布会上的言论是完完全全颠覆了事实。发到网上的视频和图片都是真实的，像警察对着人群施放催泪弹，朝民众开枪和有的民众被暴力殴打后倒在地上不能动的，都是真实的。

　　邓先生：〝护士发给我信息，在她的医院就死了两个人，记者都已经到了现场了。〞

　　针对中共喉舌的惯性辟谣，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居然没有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告知外界真相，反映其执政无能。

　　文章指，市民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对外传播消息时夸大其辞，添油加醋，这是正常的心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国度，民众期望通过耸人听闻的报导吸引目光，尤其是中央的介入，也是正常的反应。

　　媒体获得民众爆料之后，肯定会找官方核实，或者实地调查，问题是记者打电话求证时，当局往往装聋作哑，不仅粗暴拒绝，而且千方百计阻拦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在此情况之下，当局反而怪罪传媒造谣，岂不是倒打一耙？

　　文章质疑，如果官方能及时向民众公开事故调查、处理、善后等讯息，如果不是一些官员回答记者提问时含糊不清、企图推诿、避重就轻或封锁消息，如果能满足民众对讯息的渴求，谁会相信小道消息。

　　每当有事情发生，有些官员总害怕公开太多讯息造成不良影响，以为封锁是最安全的，其实是最愚蠢的。

　　文章称，大道消息封闭不畅，小道消息才会兴风作浪。特别是出现公共危机时，人们对相关讯息的需求和依赖尤其强烈和迫切，一旦政府的讯息供给不能满足公众的讯息需求，公众必然会寻找并选择民间的讯息渠道。也正因如此，有学者才会提出〝谣言倒逼真相〞理论。

　　官方极力封锁消息

　　自30日民众开始上街抗议兴建PX项目，中共当局连日来封锁消息，广州东站至茂名双向列车31日一度停运，并禁止出售前往广州的巴士车票，严禁民众出城；而当地网路更被封锁，居民仅能透过手机上网，但当局截查民众手机，发现有相关PX项目资讯即被删除。

　　此外，还传出分管网路的北京国信办向各大网站发出禁令，茂名反PX项目示威不报导，互动环节加强删除有关PX项目的文字、图片、短片等相关资讯。各大网上论坛不断删贴，微博31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茂名市反对PX项目的QQ群中讲，〝上级领导已下达死命令，如果PX项目无法在茂名落地生根的话，市长及市委书记就要落台。上级领导打算，哪怕将茂名夷为平地，都要PX项目在茂名落地生根！〞〝有消息说，上面下了死命令，戴口罩的、反动的，格杀勿论！〞来源: 新唐人▲◆★●■☆

拿江泽民的“刀把子”“枪杆子”哼哈二将开刀★★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7044

文章提供于 2014-4-4 3:29:30 (北京时间: 2014-4-4 15:29:30)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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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挺习近平反腐各大军区司令切割徐才厚

　　正是搭上江泽民这个太上皇的关系，徐才厚才敢如此放肆。事实上，习近平所打的大老虎，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都是江泽民的亲信，这两人是替江泽民掌握刀把子、枪桿子的哼哈二将，习近平对两人开刀，面临的风险之大、阻力之多，可想而知。今次军头集体效忠习近平，说明徐才厚甚至江泽民在军中大势已去，习近平已牢牢掌握军权。

　　正当中国军方宣布起诉涉嫌贪腐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之际，解放军十八位正大军区级军头，日前齐齐表态拥护习近平。军方如此大规模、高层级集体表态，显然与当前反腐局势密切相关。

　　军头撰文效忠是中国一大特色，每逢新一届中央军委主席上任，各大军区司令照例轮番撰文表态，但像今次十八位正大军区级军头们统一步调，在同一天刊文，实属罕见。更引人关注的是，《解放军报》刊登这些文章时，正是习近平访欧归来之时，习近平甫进家门就收到军头们的「大礼」。很明显，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行动，以显示军头们对习近平的集体支持，为剷除军中大老虎制造声势。

　　众所周知，谷俊山的幕后保护伞是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而徐曾经主管解放军人事长达十年，在军中树大根深，不夸张地说，解放军现任师以上主官都与徐才厚有很深渊源。习近平要动徐才厚，揭开军中买官卖官的盖子，必然会引发强烈反弹。由于涉及的人员都是掌握枪桿子的实力派，习近平势必要相当谨慎。而军头们集体效忠习近平，相当于与徐才厚作出正式切割。

　　谷俊山是由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揭发，并与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联名向中央打报告，但仍然撼不动谷。据称徐才厚曾授意解放军纪委以谷受贿不到一百万美元的罪名，将其降级，企图大事化小，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谷案的调查才重新开始。

　　徐才厚之所以有恃无恐，主要也是因他「上边有人」。徐才厚与前任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是辽宁瓦房店同乡，在于永波的翼护下，徐才厚在军中迅速窜升。而于永波又是江泽民的亲信，当年江泽民接替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之后，将于永波从南京军区调至总政，于为江泽民最终扳倒杨尚昆、杨白冰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愈是接近胜利愈是危险，只要周永康、徐才厚这两只老虎没有关进笼子，第五代的反腐救党就很难说获得成功，假如受了惊的其他老虎垂死挣扎，抱团反扑，第五代很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噬。来源: 东方日报▲◆★●■☆

“陪都”不是空穴来风：习近平的“一号工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4/03/3152404.html

多维 2014-04-03：在近日大陆舆论之上，“陪都”、“一号工程”都成为了热词。这里所说的“一号工程”，实际上指的是刚刚被提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陪都则是指已经确定将承接北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保定。在短暂否认之后，3月末，河北省委出台的《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被认为正式象征着习时代“一号工程”拉开序幕。受此影响，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与河北尤其是保定相关的股票短时间内大涨，保定房价也接连走高。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脱开对市场和经济层面的影响，“一号工程”之所以能够为坊间热议，不仅是因为“一号首长”亲自出面协调三地，也不仅是该规划为本届政府标志性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规划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

　　曾被“遗漏”的一号工程

　　所谓“一号工程”的源起，是在201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秀”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随后的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上，这一战略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不过由于中共和媒体的注意力正放到党内反腐打虎之上，因此对于这条新闻也就有意无意地放过了。

　　但是在一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央层面为这项政策所做的准备以及造成的影响，并不比反腐要小。在2012年2月26日，习近平端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在他主持的这次专题座谈会上，他阐述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表示京津冀已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并提出京津冀要“抱团”协同发展，凸显京津冀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据查，这是习近平在当时的一个月内，三次召开专门会议，对北京工作作出战略部署。

　　在那个时间段，习近平频繁参加各个层面的高层会议，从宪政实施30周年纪念大会到中纪委全会，与之相比，这样一个区域性的专题座谈会似乎就显得无足轻重。不过对政治敏感的人发现，长久以来，一个总书记如此密集地部署北京经济战略工作，极为少见。尤其是被外界视为中国政治风向标的《新闻联播》，罕见地以7分14秒的时长报道了习近平提出的这一新国家战略，再加上此番河北省委以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消息对外公布，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将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后的第四个区域战略规划。

　　邓江胡一脉相承

　　在中国语境中，“一号”这个词背后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在公众的概念里，创建深圳经济特区，是当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号工程”；上海浦东新区开发，是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承继老市长汪道涵改革思路的“一号工程”，这些都被列为国家发展大战略。有谋略的胡锦涛，他的经济改革“一号工程”，只是延续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这些都被列为中南海的国家发展大战略。对此，有大陆媒体曾予以解读，如果说每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一个区域经济战略，那么，习李也不例外，选择京津冀，既有客观上的发展需要，也有主观上的亲近感，更有现实中的无奈。

　　客观上的发展需要和现实中的无奈已经无需赘述，作为目前中国政经话题中最热的议题，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优劣已经被海内外媒体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综合看历任总书记的“一号工程”，选择哪一块区域作为本届政府的发展重点，显然也有着主观上的偏向的。

　　邓小平选择深圳作为特区，并没有太多的主观情感，更多是客观上的中国需要一个经济龙头，而深圳地处东南沿海，毗邻香港，侨民众多，先天条件优越。但是随后上海市委书记出身的江泽民，选择上海浦东作为发展重心，则被认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至于胡锦涛，这位在甘肃和西藏有过执政经历的领导人，将“西部大开发”作为他的“一号工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对于习近平而言，在其上任的两年间，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位仕途从河北起家的红二代，对河北省格外“垂爱”。河北也一改以往不温不火的“疲乏”状态，出现多年“蛰伏”后难觅的“亢奋”，大有一副急于为自己正名的架势。在“整风运动”中，习近平借机选定河北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在上任不到一年内三次到访河北，此番又将河北与北京、天津划为一区共同发展，“提拔之心”可见一斑。与此前的珠三角、长三角不同，这次在媒体的报道中，保定被形容为“陪都”，虽然官方随后否定了这个消息，但是这种经济议题背后的政治意味，才是普通民众好奇和投资者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这种大型工程都难免背后的政治意义。而领导人也愿意在任内大力推动某个带有自己鲜明个人特色的工程，在他们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名留青史”的一种方式。今天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类似工程即为三峡。这项工程被看作是学水利出身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政绩”，也是他在中国政坛最有权势时大力推进的。1992年4月7日三峡议案进入表决程序时，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虽然三峡大坝最终建成，但是直至今天，西南省份一旦遭遇天灾或地震，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联系到三峡工程之上。

　　当然，不能因为工程中带有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就否定这类工程的利国利民性。例如三峡工程，尽管批评声不断，但是在发电、防洪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珠三角、长三角、西部大开发所取得的成果更是毋庸置疑。对于任何一个大型国家工程，是否应该建立，其标准不应是个人意愿或者是政治诱因，更多要考虑的还是那两个字——“为民”，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三峡以及京津冀，只要能够“利为民所谋”，方不辜负“权为民所赋”。▲◆★●■☆

美国中情局关于林彪的特别报告★★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4/03/3153053.html

文章来源: 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于 2014-04-03

摘自《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6月版

林彪：共产党中国新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9月23日）

陈洪丽译何慧校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毛泽东在党内的第一副手于8月份出现了。在这个角色上他取代了刘少奇这位长久以来一直掌管着党的各级机构的人物。林彪现在是唯一被北京媒体描述为毛“亲如手足的同志”的人。他仅次于毛的名气已经营造起来，显然，他正被培养为毛的接班人。

尽管林有过一段长时间的病史，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好长时间，但他还是得到了提升。他最主要的资本是他握有军权，这正是毛极为看重的，以及毛对其他领导人明显地日益不信任。在一个强调党控制军队的国家，林的军事背景曾经也被视为他政治前途晋升的一大砝码。现在这个因素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随着许多领导人的降职和撤职，党组织的权威已经下降。

林彪和军队在反对党的机构的这次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在这场清除异己的运动中，他具体的角色仍不清楚。他或许只是毛利用的工具，或许是和别人在一起干，也或许他自己是这场运动背后的发起者。他是否已经建立了足够强大的个人权力基础，以便在毛去世之后能得以生存，这一点仍不确定。从目前看，他无疑会是毛之后的当权者。可以想象，如果毛的统治已急剧下滑，那么林可能已是占支配地位的领导人了。

背景和健康

林彪被认为是中国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之一。18岁时从黄埔军校光荣毕业为他赢得了军事理论家的赞誉，并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他参加了1927年8月1日的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南昌起义，1934年，他带领共产党先头部队从华中长征到陕西。在1937年的山西平型关战役中，他打败了日军板坦师团，赢得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首次大捷。他对战役的评论文章被选入了教科书。

1942、1943年，林随同周恩来参加了国共之间的重庆谈判。打败日本之后，中国内战迫在眉睫，他被委以重任，即巩固满洲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基地。

1949年共产党上台的时候，他是一名全国知名的英雄，但身体欠佳使他难以在北京政权中发挥积极作用。自1937年起，他已好几次长时间地从公众视线中淡出，在很多场合也都有官方报道他生病的消息。

1937年他受伤很严重，在苏联接受治疗，1950至1954年间，他属下的组织先后四次在不同的场合致“慰问函”给他——说明他当时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1960年，一家中国媒体报道他“相当虚弱”。

在苏联接受战争创伤治疗的3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已被诊断患了结核病，在40年代和50年代，活跃性的结核病再次复发。从1950至1956年，林退出了公众视野。1957年，他只出现过一次，但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他出现过许多次。可能是过劳了，因为从1962年初一直到1966年夏，他的公开活动急剧减少。

从可得到的有关林的身体健康状况的不完整的信息的医疗分析以及从他参加活动的情况看，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结核病的困扰。在早期，对他来说很有必要完全静养，但1950年代早期药物治疗的改善可以缩短他必须进行休息的时间。他的病情可能得到了控制，但他得限制他的工作量以免活跃性结核病的复发。

现年58岁的林彪，比他的战友们都年轻，但是如果他的健康记录如报道中的那样，那他的寿命预期也许就不比他的战友们长了。然而，随着适当的饮食和休息，他应当有能力在政治上多活跃至少五年。

尽管有这方面的缺陷，林仍处于党和军队的权力中心十多年。他在1955年被选入政治局这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1958年被选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个作为毛最亲近的顾问的内部圈子。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取代失势的彭德怀，作为党的最高军事当局——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

从1959年作为毛的主要军事顾问起，林已经是毛所主张的“自力更生”、“人类超越武器”、“人民战争”等政治军事理论的忠诚拥护者，他自己的军事哲学则几乎无人知晓。在毛和一些军队领导人发生重大冲突的时期，他担任的军队最高职务可能有助于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林与总政治部所起作用的支持下，军队内部党的力量得以扩充，政治灌输在全军得到了加强。

1964年，为了让整个国家采用军队政治思想灌输的方法而发起一场运动之后，林彪的名声在军事领域之外日益显赫。每个人都被要求学习林关于“政治统帅一切”的指示和学习毛的思想。1965年9月，林彪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公布了毛关于全球战略和“人民战争”的观点。到这一年的年底，林已被看作是思想和文化政策方面的权威。

到整个这段时期，林彪自己一直行事低调，即似乎是作为毛的工具及借用他的名义去加强毛泽东的权威。

林彪近期的提升

直到1966年5月，林对其他领导人来说才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那时候，《解放军报》——5月份时被人直截了当地指为林的报纸——率先攻击那些正在丢官失宠的党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权威的中央委员会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那段时期却是跟随这份军队报纸的。5月初，林在12个月内第一次露面，是和毛、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一起出场的。那次出场的先后顺序依次是毛、邓、周和林，这表明林虽然比以前向最高权力更靠近了，但他仍然未能站在最高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前列。

在5月初的那次露面之后，林的地位改善了。在5到6月期间，他和毛是党报引用来作为重要时局发展的权威的唯一领导人。一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与5月下旬在北京听取指示时，听说林彪是毛唯一信任的领导人。

然而，要采取行动反对如刘少奇那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时机还不成熟。在7月份期间，《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还在某些时候说刘少奇仍是主要的党的领导人及国家元首。

一场较量显然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生了。随后的事件表明，在全体会议上做出的主要是把刘少奇逐出核心圈子并指定林彪为毛的第一副手及显而易见的继承人的决定。为了达到这一点，可能在林、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进行了角力。周作为第三号人物的位置保持不变，这个位置他已经占据了多年，而降到第六位的邓只是作为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书记的头头而留在常务委员会。

自从那次全体会议之后，林一直以一个比毛的其他副手更优越的姿态出现。他出现是唯一被说成是毛“亲如手足的同志”，如同以前给予刘、周和邓的一样。媒体对8月和9月召开的三次大型群众集会的报道，展示了新领导人的排序，林被说成是和毛泽东“肩并肩”并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讲话的角色。

几位高级军官已经增添进了政治局。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公布参加北京的集会的领导人的名单显示出新的政治局领导人的阵容，说明三个高级军官——即林的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已经全部进了政治局。在之前的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林是军人以外，只有力不从心的贺龙和刘伯承。现在，政治局的21个成员中，就有6个是军人。

林彪的主张

和其他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相比，林彪几乎不为人们所了解。没有大部头的关于他的公开著述，极少能找得到他的著作——如1965年9月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也无助于评价他的态度。正如所料，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对毛主义理论的附会，因此，为了再毛之下的生存和发展，除了表现出公开臣服外，林也无法表达出他自己的意愿。

林与外国的接触有限。我们从1930年代见过他的人那里得到的最为详细的资料尽管提供了有关他那个时期的性格方面的信息，却无法投射出他目前观点的光影。除了去苏联治病，他从未出过国，因此，无法从西方观察家们最近的印象中讨得说法。

然而，可得到的少而不全的信息还是可以让我们对林的观点下一些暂时性的结论，他的这些观点可能可以反映出他对主要的政策问题的总体看法。这些判断大体上是基于对林彪在1950年代中期升至权力中心的权威位置之前的了解，因此，必须小心对待。时间的流逝和责任的压力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没有办法确认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影响林的观点的。

然而，有件相当确定的事情就是，他如年轻时候一样接受她基本的革命信仰。他正好在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之前出生，在随后的政治动乱中成长。在这个时代，对社会变革和新的坚定民族主义的追求，成为塑造中国青年思想的强大力量。

林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小地主家庭，排行第二，他父亲还是当地一家小工厂的业主。1921年，他被送去武汉——中国最早的工业中心之一——上中学，读书期间，林加入了一个由后来成为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的人领导的名叫“社会福利”的组织。在武汉的四年时间里，林可能在思想上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当林彪投身于使以往所有的排外游行示威活动都相形见绌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他的思想中又多了一层现代沙文主义的痕迹。

这次社会动乱是因上海外国租界的警察向一群抗议外国控制的示威者开枪引起的。罢工、抵制和激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由学生鼓动者领导——在全国爆发并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关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没有确切的信息，但他显然受到很大影响。

受双重力量的驱使——渴望社会改革和希望消除外国统治的耻辱——林彪选择了军事生涯来实现他的抱负，并于1925年末进入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这所军校，培养出了一批在未来的岁月里执掌中国军队的军官。

在黄埔军校期间，林彪学习成绩优良。1926年，他宣布放弃成为国民党成员，而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他在蒋介石征讨军阀的“北伐”军中任排长。当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之后，林彪加入了由朱德领导的共产党的军队。从那时起，他提升很快——20岁任团长，两年后任师长，24岁时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指挥官。

从那以后一直到1955年被选入政治局，林的角色主要是军队指挥员，一个忙于训练军队和指导军队在战场上作战的职业军人。在这一点上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哪个领导人能不关心政治，而他在打游击战方面很成功——林在这方面已证明是行家里手——靠的是宣传艺术和政治操控的高超技巧。20世纪40年代初，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领导期间，林运用了这些艺术。然而，林彪的自豪显然是他作为一个战略家和谋略家所取得的成就。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妻子1937年在延安和他长谈后报道说，虽然林在某些方面是缺乏自信的人，但他还是自夸为常胜将军。

1960年底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指令——由游击队获得并收藏的秘密文件的一部分——包含林彪的指示，他提出他的方法是基于职业军人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基本方法。他号召指挥官们要认识到训练的重要性，并且为了应付由现代武器产生的日益出现的问题加强训练。林常被引用的话是：“现代武器远比旧武器复杂。我们的军人需要进行充分的训练才能对付这些武器。如果训练得不好，突发事件就会在和平时期发生，随即在战时失败。”他宣称政治的确要“挂帅”，但补充说军事要求是军事训练的“主要部分”。

由这一切组成的图案仍缺乏鲜明的界定，但还是提供了一个在重要方面与那些正在领导着北京的事业的理论家们不同的轮廓。林是作为一个老革命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仍然相当熟练地操着马克思主义象征性的语言，并穿行于政党政治的迷宫中。尽管他已多次表明他自己支持毛的主张，但他是否完全与中国近几年的荒谬思潮相一致还是一个疑问，这种思潮坚持认为，在锻造军事机器——或在处理任何类似的实际问题方面，学习毛思想比战地演习更重要。

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可能是怀疑和敌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这段时期，和他打过交道的美国官员发现，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谈判对手，自那之后没有记录表明他对西方的态度有任何改变。林可能是全心全意地赞成毛认为的应当从战略上藐视美国的主张，而从长远的角度看，他有可能会更认真地采用“纸老虎”命题的第二部分，即从战术上更慎重地看待当今的形势。

林彪的将来

在8月和9月份所作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中，林彪都宣称前面的主要任务是再搞倒一批党内有权势的人物。这既说明他感觉到离他完全巩固自己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也表明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相当的自信。很多方面对他有利——毛的信任、军队的支持、周恩来和政府机构显而易见的合作，还有他与党机构中一些领导人的默契。

然而，在目前不稳定的形势下，林的位置也注定是不确定的。他的体力就是个问题。毛的健康和控制可能正在下滑。没有毛的支持，如他突然去世，林是否能挺得住也还是个问题。最近已与许多老同志翻了脸的毛，甚至也可能下一个就会与林反目成仇。简而言之，在毛最终消失及林——或者其他某个竞争者——完全巩固其他地位之前，预计形势是不稳定的。（此为机密不可外泄）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前言

2004年10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冷战时期针对中国的71件、共千余页的情报档案，密级从绝密到秘密不等。也就是在当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李丹慧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应邀赴华盛顿，参加了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委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的一次特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旨即是探讨中央情报局的这批对华情报评估文件的史料价值、准确程度及政策影响。受此次会议的启发，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立即开始着手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和缩微胶卷中搜集、整理美国对华情报档案，共获得相关文件6000余件，内容涉及国共内战、中国经济、中国的军事与防御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有关中国1948-1976年间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在此基础上，沈志华和杨奎松教授邀请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的10余名研究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知名学者，由他们主持翻译和审校精选出来的600件文件。期间，这项翻译项目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就是课题组三年倾力合作的结晶。作为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这部600万字的美国对华情报档案选编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档案来源广泛，包括纸质文本、数据库和缩微文献；第二，以绝密、机密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和“国家情报评估”为骨架，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冷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的认知、分析、评判和预测；第三，由国内知名学者撰写的各编“导论”，不仅概述了本编收录文件的种类、来源和内容，而且对文件判断的准确程度及其原因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套译著的问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学术界加深研究美国情报机构在制定对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加深中国的相关决策部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理念、思维方式、分析方法及决策模式的理解，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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