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存多層次硬骨頭　須解八大難題★★★★

　　大公網刊登國家信息中心信息處副處長、青年學者姜志勇的分析文章稱，總體來看，中國改革面臨四個層面的硬骨頭：一是從國家角度來看，硬骨頭指當前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影響未來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深層次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就能為中國的穩定與發展謀取更大的空間和更高的平台；二是從改革者或全面改革的角度來看，硬骨頭指推進改革將會面臨的宏觀層面的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是一般改革都會遇到的，宏觀上了解這些硬骨頭，做好拆解計劃，對推進改革有重要作用；三是從改革的領域來看，改革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和黨建，硬骨頭就是指這六大領域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四是從具體的改革來看，任何一項改革都存在核心的難題和難點，也就是硬骨頭。

　　以上四個層面的硬骨頭是一環套一環的，也即硬骨頭裡面還有硬骨頭，許多硬骨頭更是長在一塊，這無形中增加了改革的難度，改革者必須全面規劃，在拆解某塊硬骨頭的同時考慮其他相關硬骨頭的拆解方案，多塊硬骨頭一塊拆解，這樣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

　　習總指的硬骨頭主要是哪個層次的呢？在筆者看來，習總是改革家，也是這一輪改革的設計者，他的改革就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解決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難題，為了這一目標，他和他的團隊設計了全面改革方案，並將各項改革任務分解到了各個領域的相關負責人，因此，對習總來說，他所要面臨的硬骨頭應是第二層面的硬骨頭，即從改革者的角度來看，從全國改革的全局來看，改革將會遇到的普遍性問題和難題，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改革者面臨的八大難題

　　文章指出，對改革者來說，要成功實施和推動新一輪改革，將面臨哪些方面的難題？哪些問題是他需要考慮的、會影響全面改革方案順利實施的？通過分析，此類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八方面：

　　第一，政府如何做好自身改革。政府是改革的主體，改革要靠政府來實施和推動，因此，做好新一輪改革首先就需做好政府自身改革，只有政府自身改革做好了，才能有效的推動其他改革，或者說才有可能去推動其他改革。現階段，政府改革主要包括職能調整和約束權力。職能調整指政府重新思考、規劃自身的職能，將那些不該承擔的職能、承擔不好的職能分離出去，同時要盡可能的縮小政府的職能，盡可能的建設小政府。約束權力是指政府要規範權力行使，對於職能範圍內的權力要依法行使，對於超出自身職能的權力要從嚴杜絕，尤其是要嚴懲濫用權力的現象，切實把權力關進“籠子”里。

　　改革後的政府如何履行好職能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前面的政府改革，是要求政府做減法，減去不必要的職能，約束好過大的權力，這裡是要政府做加法，要增加現代管理方法和理念，提高自身職能的履行能力。

　政府如何做好自身改革的問題，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問題，在現階段情況下，改革的許多難題都是和政府牽涉在一起的，有些問題從根子上來說就是由政府職能不當引起的，因此，要實施好改革首先就要做好政府改革，這是改革的第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硬骨頭。

　　第二，政府公職人員的觀念轉變。政府和公職人員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在政府進行自身改革的同時，具體行使政府權力和承擔政府職責的公職人員也需轉變觀念，否則，政府職能轉變就可能難以取得成效，公職人員也可能出現阻擾、破壞政府職能轉變的現象。

　　中國是一個擁有2000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在漫長的歷史中公職人員形成了封建主義的官僚思想，官老爺作風濃厚，至今，這種作風在社會上還比較常見。典型的事例是，去年以來中央實施了八項規定，在這一規定下，不正當的吃喝、送禮和福利都減少了，但有些公職人員反而覺得逢年過節沒有福利、沒有禮品不正常，甚至覺得過年還要自己掏錢買水果非常委屈。這樣的觀念必須轉變，否則政府職能轉變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

　　轉變公職人員的觀念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觀念作為社會現實的反映，要轉變觀念首先得改變社會現實，改變那種公職人員高高在上、權力不受制約、不送禮不請客就辦不成事的社會現實，同時加強制度建設和社會監督。這是改革的第二塊硬骨頭。

　　第三，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轉變了政府職能後，才有條件來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才有可能真正發揮好市場的作用。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除了政府如何規範市場運行、如何改進審批制度等外，最為核心的應是國企與民企的關係問題。

　　國企是政府參與市場活動的代言人，許多國企的行為都是在政府直接指導下作出的，因此，要限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就得限制國企破壞市場經濟的行為，特別是壟斷、補貼等行為。另外，要處理好國企和民企的關係問題，要真正做到讓民企進入傳統國企的領域，做到國企和民企平等競爭。這是改革的第三塊硬骨頭，這塊硬骨頭也可能是利益集團阻擾最多的硬骨頭。

　　第四，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在目前，如何發揮市場的作用各界討論較多，也有比較成熟的想法，但對於如何發揮社會的作用，則相對關注較少。實際上，政府職能轉變，除了要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外，還包括減少對社會的干預，充分發揮社會的作用，實現社會自治和社會的自我管理。

　　問題的關鍵是，文革之前，中國基本是國家完全壟斷了社會管理，社會沒有獨立性，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部分獨立了，也有一些環保、公益方面的社會組織成立，但社會依然沒有自我管理的經驗，如果政府職能從社會領域退出，社會能否較快的接手？能否做好自我管理？政府又如何對其進行規範和監督？這些都是新問題，都需要改革者提前思考和必然會面對的問題，這是改革的第四塊硬骨頭。

　　第五，如何調整、平衡各方利益。很多改革之所以成為難題，成為硬骨頭，就在於其牽涉多方利益，涉及人員也非常多。處理好這個問題非常考驗改革者的智慧。

　　利益相關方可以分為幾個層次：一是利益受損方，二是得利方，這個利益是合理的，三是不合理利益的得利方，四是利益集團，在改革中要理清這幾方面的關係，在維護利益受損方的同時，也不能減少得利方的合理利益，同時又要做好不合理利益被取消後，相關人員的安置工作。就拿醫改來說，醫院以藥養醫雖為社會詬病，但這裡面涉及到了醫生、醫務工作者對自身合理利益的訴求，在取消以藥養醫的同時，要考慮到如何彌補由此帶來的醫生、醫務工作者的利益損失。

　在調整各方利益的時候，不一定非要採取減少、取消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做法，這本身就是一種最下乘的做法。中國政府以前常提的做大蛋糕，現在正在提的利用利益增量，都是非常好的思路，不過在把蛋糕和利益做大的時候，如何分配的問題也考驗改革者智慧的。

　　第六，如何控制改革幅度。改革是對既有問題、矛盾、制度的消解和調整，不過，很多問題、矛盾、制度都是有時代性的，如果改革規劃設計沒有考慮到時代性，改革幅度沒有控制好，將會產生更嚴重的新問題，從而影響改革的成效。比如，戶籍制度的不利方面各界都比較清楚，改革戶籍制度的呼聲也很高，但目前的現實還不具備完全取消這一制度的條件，如果直接取消戶籍制度，將帶來意想不到的嚴重問題。

　　改革幅度涉及理想和現實的關係問題，如果改革規劃過於理想，不考慮到現實情況，改革將會受挫。目前中國各地都在制訂改革方案，方案不能過於保守，也不能過於超前，這時如何控制改革幅度的問題就顯得很突出。

　　第七，如何保障群眾利益。這個話題比較現實，也比較敏感，更是改革的大塊硬骨頭。如果群眾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經常被侵犯，群眾沒有一個良好、有效的訴求渠道，而是經常採取極端的方式來維權，它們對於改革的成果也是不會滿意的。改革者建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其中應包括和群眾的有效溝通體系，通過溝通來了解群眾訴求，維護它們的權益。

　　第八，秩序的穩定性。改革是當前中國的熱門話題，也是三十多年以來的熱門話題，甚至也是1840年以後，中國最熱門的話題。100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希望通過改革實現國家的秩序現代化和強大，但我們設計的治理體系總是過段時間後就落後於時代，顯得不適用，所以又總是處於不斷的改革中。因此，這一輪改革，改革者在設計治理體系時，應考慮到長遠的適用性、有效性，否則，中國治理秩序不可能真正實現，若干年後將被新的改革方案所替代。▲◆★●■☆

國安部副部長邱進被查，涉監視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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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網23日訊，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透露，曾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將王立軍「接」出來的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邱進，日前被中紀委立案調查。邱進渉嫌接受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現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指令，伙同已被捕的北京國安局局長梁克，對中共最高層成員進行秘密監視。邱進在國安部主管反間諜偵察工作。

中共在2012年年初逮捕的一名國安部官員，是中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美人計”而被招募為間諜，並披露此人擔任國安部某副部長的秘書。隨後傳聞這位副部長是邱進，頓時使此事平添詭異離奇的氣氛。

不過，當時明鏡新聞網即指出，說是邱進的秘書當間諜，實在是張冠李戴了。秘書涉嫌間諜的，其實是國安部另一副部長陸忠偉。

《外參》最近更披露，那位已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多年的國安部副部長陸忠偉的秘書名叫李輝，而抓獲李輝的過程猶如電影《無間道》，精彩而令人大吃一驚：在2012年元旦期間，中國反間諜人員走進一個宴會會場，令在場的人大吃一驚，因為當時國安部的副部長、部長助理等高官都在一起聚餐。後來審查結果顯示，當天晚宴期間，李輝用手機向美方發出信號後，匆忙之中忘了退出方位鎖定系統，隨後反間諜人員立即開始行動，並順藤摸瓜，在國安部高官們的元旦宴會上，當場逮捕李輝。

在轟動一時的國安部間諜案傳出後，第一個“躺著中彈”的就是現任副部長邱進，傳聞稱那個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反的間諜正是邱進的秘書，據知情人士透露，這讓當時正負責處理王立軍案件的邱進非常鬱悶。

諷刺的是，正是由於奉周永康命令負責處理王立軍案，邱進與周的密切關係也隨之暴露出來。其實邱進是個“團派大將”，197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學習，畢業後進入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後為副處長，並擔任全國學生聯合會副秘書長，當時正是胡錦濤、王兆國、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等人主政團中央期間。

1987年6月，在胡錦濤調往貴州任省委書記前，批准邱進調任共青團北京市委副書記，同時仍兼任全國學聯副秘書長。一般認為，他與曾擔任北京團市委書記的賈春旺關係密切，在賈春旺擔任國安部長期間逐步晉升。他2000年升任局長時，雖然賈春旺已交棒給許永躍，但賈是公安部長，影響猶在，邱進繼續受到重用。2002年，邱進升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八局（即主管對外國間諜的跟監、偵查、逮捕的反間諜偵察局）局長，後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副總警監警銜。

一位消息人士對明鏡新聞網透露：“邱進被調查，是得罪了某位現任政治局常委，向外界透露了這位常委有婚外情，以及貪汙腐敗等‘謠言’，激怒了某常委……。”

然而真正導致邱進“銷聲匿跡”的，正是捲入周永康案。據北京消息人士最新向《外參》證實，“在周永康的乾兒子孔濤被抓、北京國安局長梁克被逮捕後，從目前看，邱進跟孔濤和梁克都有直接關係，甚至邱的問題可能要比孔、梁都嚴重，所以國安系統一直都在傳說，邱進落馬只是時間問題。”

明鏡新聞網從另外一些途經獲悉，邱進、梁克和一般貪官的案情不同，而是參與了令計劃、周永康、薄熙來為核心的「政變」行動，對中共諸多高層人物進行非法監視。梁克領導的北京市國安局，實力比全國其他省市國安廳局加起來的實力還強。邱、梁的被查，顯示了周永康的強烈政治色彩。▲◆★●■☆

余额宝跟政治舆论相关，跟经济货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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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余额宝的推出过程，2013年6月，余额宝和东方财富的活期宝同时申报银监会，基本上已经批准等待走完最后几个流程，这个时候，银行“钱荒”，各大媒体宣传造势，把“契约精神”挂在嘴边的马云等不得走完剩下几个流程，提前推出余额宝，一推出，就占据了大部分媒体的头条版面，第二天银监会副主席出来说“涉嫌违规”，但几天后，立刻改口，支持“金融创新”。就是在6月份余额宝推出的前几天，马云在北京见了政务院副总理（之后几个月里，他还参加了两次总理召集的座谈会），银监会胳膊拧不过大腿，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相反的是走完流程的东方财富活期宝，由于新闻聚焦点和最佳新闻制造期已过，造势的力度小了很多，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后面会讲到）

马云的身份除了常人所知的阿里主席外，还有两个相当有份量的身份，一个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下看这个委员的名单，什么样的政要、什么样的企业主才能进这个名单、进这个圈子。中国大部分省部级干部在马云面前是没有什么优越感的，因为马云有中央高层的直接支持，除了这点外，还有舆论的支持（没有错，大部分省部级干部在目前中国的舆论氛围是人人喊打的，马云相反，红白通吃）

马云另外有份量的身份是壹基金理事，看起来不起眼，但看一下壹基金理事会的名单，中国目前舆论氛围下，壹基金理事们和同他们相关联的人，基本上影响和主导了中国的舆论氛围（不一定是这11个人，能被这11个人所接受的公众人物都是，你看媒体什么时候追着过这11个人的负面新闻），马云的这个身份让他在目前中国的舆论氛围享受了一定的免疫，当然不是全部的免疫，但是大部分的免疫，所以他对雅虎软赢、股票回购、打破香港交易所制度的的行为不会引起“普世价值”的攻击。

回到本文的标题，很多人对余额宝与经济货币无关肯定是不认可的，因为明明是个货币工具，这里主要是说余额宝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的关联性，关联性最大的，一个是政治上的支持，一个是受到了拥有舆论主导权的那批人的庇护。因为目前中国，很多经济现象，都是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的，从经济现象上去分析，是表，从政治和舆论去分析，才是标。

政治上，马云作为新经济的龙头企业的代表人物，获得政治人物的支持这是难免的，马化腾也是如此。但马云比马化腾更进一步，他打入了更深的圈子。目前中国的高层共识中，“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等是政治正确，凡是阻挠“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的、非议“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的，不管在体制内体制外，都会被孤立，因此本文不就此展开，只希望政务院的幕僚们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去银行信贷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去小贷、担保等“民营金融机构”收几笔贷、放几笔贷看看。

余额宝做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受到了舆论的庇护。如果说存款利率过低，老百姓买理财、货币基金，有钱人和企业买信托，这个都已经持续好几年了，银行理财规模和信托产品规模就是最近几年不断大，因此存款利率过低造成的不仅仅是余额宝的问题，还有理财、信托的做大，都同这个有关系。但是呢，理财信托的做大没有像余额宝这样，形成了对银行的舆论压力，（虽然理财信托的部分收益是银行的，但各种宝也不是都跟银行没有关系的）。

目前中国的舆论氛围，国企没效率、国企垄断、国企暴利、国企没技术含量，大部分银行很不幸都是“国有”的，所以，余额宝的迅速做大，对国企垄断、国企暴利的指责下，老百姓用脚投票，迅速放大了这个对银行的指责氛围（之前的理财信托都没有出现过，而且理财信托的规模要大得多），余额宝的做大，银行暴利的舆论氛围客观上为他创造了条件。但是呢，阿里系现在有国开行等国有机构的入股，现在这些看到余额宝对国有银行反感的人们，再过10年、20年，阿里的国有股份不断显示出来，他们该批判谁呢？支付宝系统搭建获得了浙江四大分行的支持，现在余额宝的方案和风控也是国有行在支持做的，同舆论展示出来的不同，阿里金融领域的平台、风控、人员一直与国有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就像现在余额宝的规模，很多人都说规模大了会不会出事，这是对中国政治和舆论的不了解，其他宝可能出事，余额宝绝不会出事，因为他跟体制是如此的一致，他的代表性作用甚至超过了四大行（可以预料到的是，以后国有银行的人员会像阿里金融流动，现在浙江上海的有这个趋势了，不知道以后舆论会怎么吹捧这些人）

总结，马云红白通吃，余额宝的迅速做大不仅仅是存款利率过低的原因，以前老百姓可以获得比存款利率高的方式都有，但没有同中国舆论氛围相配合。余额宝、马云，背后的政治势力支持和舆论庇护比简单的分析经济现象更重要。可惜啊, 现在阿里的后台已经不够硬了？▲◆★●■☆

解放军终于删除“硬气功“表演毫无实战价值★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2/23/3040635.html

人民网 2014-02-23：头开红砖、背断木棍、钢针穿玻璃、咽喉顶钢筋推车……这些曾为部队赢得不少荣誉、受到官兵热捧的训练课目，如今淡出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训练场。今年初，该旅在制订训练计划时砍掉了这些表演性课目。对此，该旅旅长张爱军解释道：“打仗不是表演，部队训练必须紧贴作战实际，抓紧练强打仗急需的本领。”

硬气功表演是这个旅的品牌课目，多年来该旅官兵凭着这一手“看家本领”赢得了不少赞誉。然而，这个“亮点”究竟实效如何，上了战场是否用得上？今年年初，该旅党委结合战斗力标准大讨论进行反思，把一些表演性课目的存废摆上议程，引发官兵热议。有人说，这些是旅队的传统课目，不管用处有多大都应保留；有人说，表演性课目是“练为看”的产物，应该果断取消。

是留着“亮点”撑门面，还是自砸“品牌”练实招？旅党委明确表态：训练不除“假把式”，上了战场就会成为“纸老虎”，实战化训练必须向打仗聚焦、练打赢急需。随即，10余个表演性课目从该旅训练计划中删除。旅里规定，不再统一组织这些课目的训练，但也不反对官兵将其作为业余爱好。

此举受到官兵欢迎。擅长头开红砖、背断木棍的四级军士长赵永恒感慨地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过去为了练好这些课目，耗费了大量精力，如今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打仗急需的训练课目上来了！”(BH)▲◆★●■☆

两岸对话60年：1975年大陆曾计划派邓小平赴台湾★★★★

http://news.ifeng.com/mil/taiwan/detail_2014_02/24/34117492_0.shtml

2014年02月24日来源：中青在线

1949年以后国共双方最初的中间人曹聚仁（中青在线图片）

从地下到公开，从传话到会谈，从民间到官方——两岸对话如何走到了2.5时代

开启两岸交往新时代的“张王会”刚结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领的代表团就启程访问大陆，两岸的往来近日似乎空前热络。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经历了一系列的“数字时代”：以民间接洽破冰，缔造“汪辜会谈”的1.0时代；以党派接触继后，“胡连会”、“胡萧会”埋下官方接触的伏笔，被称为2.0 时代；而此次两岸官员零距离接触的“张王会面”，被台湾《经济日报》称为两岸接触的2.5时代。

隐秘的第三方外交

1949年蒋介石率部众渡海赴台，围绕台湾地位和归属的“台湾问题”由此产生。多年后，解密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显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虽有“瑜亮之争”，却在两岸问题上有志一同，为和平统一曾通过中间人进行过秘密沟通。

1950年和1955年，美国先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台湾问题国际化”，都遭到蒋介石拒绝。1955年2月14日，蒋对中外记者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评论，蒋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双方默契配合，破坏了美国“两个中国”的阴谋。

双方虽都希望和平统一，却苦于无法沟通，只好求助于两边都说得上话、且立场中立的中间人。上世纪50年代中期，蒋经国找到了1949年后居住香港的曹聚仁。曹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门弟子，与鲁迅也交往密切。后来，曹的儿子曹景行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回忆称，蒋经国曾两次约谈曹聚仁，商谈与大陆沟通事宜。

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左）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谈。

1956年7月，曹聚仁到达北京，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表示“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每次到大陆，毛、周都与他秘谈。曹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又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的意见。

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双方已建立初步的信任。香港《大公报》报道，毛泽东保留庐山上的美庐别墅，打算让蒋介石在那里养老。毛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两句“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希望蒋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曹聚仁到台北，向蒋转交了毛的诗词，蒋看后十分感谢毛的好意。大陆提出的“一纲四目”统一框架，也基本被蒋所接受。

不久，“文革”爆发，蒋介石慈溪老家被红卫兵破坏，蒋得信后顿生疑窦，中断了与大陆的联系。1972年，两岸特使曹聚仁驾鹤西去。

此后，双方多次努力恢复联系，均未果。1975年，蒋介石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彼时，毛、周已是重病缠身，毛希望邓小平作为代表赴台，尽快实现“三通”。台湾方面闻讯十分欣喜，可惜还没来得及执行，蒋介石就在1975年4月5日去世。

民间接触破冰

蒋经国执政后期，台湾政局风起云涌。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描述，1987年的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撒手人寰的阴影刺激他奋力一搏，因为“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于是，1987年11月，台湾宣布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探亲，结束了两岸40年人员不往来的局面。一时间，台湾媒体上满是两岸同胞白发相拥、涕泪横流的报道。这样的“人情牌”有力推动了两岸打破僵局。

1990年9月，两岸的红十字会签署《金门协议》。虽然内容只涉及遣返偷渡人员，但双方对该协议的官方认可，开辟了官方授权民间机构进行商谈的途径。两个月后，台湾当局决定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1991年3月正式挂牌，其身份是民间团体，但半官方性质有目共睹。1991年12月，大陆紧随其后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亦为官方授意的民间团体。“两会”的成立目的明确，很快成为两岸接触的先谴兵。

2009年12月22日，时任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左）在会谈前与时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握手。

传为佳话的“汪辜会谈”开始前，“两会”在1992年进行接触和准备，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认同，即“九二共识”。这个由民间团体达成的共识，在随后的20多年中被两岸多次当作解决纠纷的原则。

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见面。两人握手的一刻被称为两岸关系的“历史坐标”，台媒称其为“官方授意、民间形式”的制度性商谈。

汪、辜二人1998年再次会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当时的大背景由“李登辉康奈尔之旅、两岸密使、司马辽太郎事件、96年台海飞弹危机、修宪冻省、李宋分裂等大事件交错形成”。“汪辜会谈”成了摊牌大会，“结果以次年7月的‘两国论’收场，两岸关系进入断裂恶斗时期”。

2008年6月，新任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应海协会之邀北上，在北京与海协会新任会长陈云林会面，续上了中断近10年的“两会”会谈。

2012年9月，江丙坤离职，香港《大公报》赞他“功成身退”，认为通过陈、江二人的努力，“近年两岸关系从破冰回暖，到艳阳高照”。4年的8次“陈江会”，签署了18项经贸协定，实现两岸三通，促进了两岸在旅游、邮政、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核电开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2013年6月，新任海协会会长陈德铭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在上海进行首次“陈林会谈”。台湾《经济日报》称，即使两岸的高层会面也无法替代“两会”的作用。

党派接触探路

2005年夏天，一个台湾代表团的到来，让整个北京城沸腾。

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虽是台湾地区在野党领袖，但当他的手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手握在一起时，两岸人士还是激动不已，因为国共两党间断了60年的对话，终于重新开启。两岸媒体纷纷在报道中提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史今交映，引来无数唏嘘。

2005年3月，江丙坤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身份访问大陆，为连战之访铺路。这是56年来国民党首次正式组团访大陆。台湾“中央社”称，两岸正值紧张态势，国民党表示愿为化解僵局跨出主动的第一步。作为回应，大陆方面接待规格也相当高。

《大公报》将江丙坤此行称为两岸间第一次“党对党”正式接触，台媒更用“破冰之旅”来形容此行的意义。

2014年2月17日，连战再访大陆，身份已是国民党荣誉主席。不过，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仍会提供高规格的接待，“无论连战代表不代表国民党，替不替马英九传口讯，都无碍他在两岸关系中垫定的历史地位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2008年，台湾地区“大选”使国民党重新上位。《大公报》称，“国民党重新上台时，两岸关系已停滞近10年，正是‘百废待兴’。”4月，当选“总统”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在博鳌论坛与胡锦涛会面。两人互称“萧先生”、“胡先生”，避开了称呼职位的尴尬。萧万长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参加博鳌论坛，但无法掩盖他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事实。这次会面被视为1949年以来，两岸最高层的直接会谈。

近年来，两岸的党政要人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会面，沟通日渐频繁融洽。民进党不甘让国民党专美于前，也出现了与大陆接触的呼声。2013年8月，高雄市长陈菊为筹办9月的“亚太城市高峰会议”访问大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民进党前“立委”邱垂贞就此对台湾“中央社”表示：“大陆与台湾接触，成为全世界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既如此，民进党到底要选择逃避？选择接触？选择封闭？或是选择开放？逃避是死路一条，也只有接触才有活路，既然要接触开放，当然是认真接触，不但认真接触，还要多方接触。”

当局直接对话

王郁琦此次成了首个访问大陆并与大陆官员正式会谈的台湾官员。台湾国民党原“中常委”邱毅认为，“张王会”是两岸接触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开端。

高层接触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接近。据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2009年，台湾驻中东地区某非邦交国的代表突然接到中国大使的邀请，到中国使馆做客吃饭。这位代表急忙向台湾“外交部”打报告，台湾方面则因此事改变了外交人员在海外对大陆同行的行为规范，决定“改为采用开放方向”。台媒评论，这是两岸官员往来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台湾前“外长”欧鸿炼曾对媒体大谈“外交休兵”，解禁两岸“外交官”的社交接触，“除了大陆的大使馆和官舍设限之外，其他在一般社交场合上见面、餐叙等，都以不回避为原则”。

在两蒋时代，台湾外交人员遇上大陆同行时，按规定应“唱响反共歌曲”。后来稍微变通，台湾前“外长”、当过多年驻美代表的程建人告诉台湾东森新闻网，遇到大陆外交官，“互把对方当空气”，他驻外的最后几年，有时双方会稍微点头致意。

如今，两岸官方终于从隔空致意的“史前”时代，渐渐走到了执手相谈的2.5时代。（记者张慧）▲◆★●■☆

乌克兰变天威胁中国军工？中乌无冲突不影响★★★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4_02/24/34109945_0.shtml

2014年02月24日环球时报作者：黄山伐

中国从乌克兰进口后改装的辽宁号航母（资料图）

乌克兰“变天”会影响军工出口吗

乌克兰局势两天之间发生巨大逆转，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解职，反对派开始欢呼胜利并为上台积极准备。政局动荡是否会对该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军工综合体造成巨大冲击，乌克兰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军贸往来是否会受到影响？中国专家认为，中乌之间不存在现实、长远以及战略利益上的冲突，所以乌哪个党派上台执政对两国合作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中乌军工合作相当密切

中乌军工合作，除了转让“瓦良格”号航母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项目外，在舰船、坦克、飞机的动力系统，特别是各型发动机方面，合作相当密切。分析人士指出，迄今为止，乌克兰已向中国出口了约30类军事技术，其中涉及用于航空母舰、大型舰艇的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以及适合高原山地直升机的发动机。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从乌克兰“曙光”机械设计科研生产联合体引进UGT－25000燃气轮机，不过当时没有转让技术。进入21世纪后，因经济窘迫，乌终于同意转让全部技术。有西方防务专家认为，乌方专家参与了“中华神盾”的设计工作。

美国国际战略评估中心副主任理查德·D·费舍尔曾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名为《国际军事技术交流与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报告。在报告中，费舍尔提供了一份名单，特别点出几家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乌克兰军工单位的名称，位列首位的是乌克兰黄玉设计局，它是乌克兰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专门研发生产复杂的无线电装置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设备。该局开发的“铠甲”雷达本身不发射电磁信号，而是通过接收目标的电磁辐射信号来探测目标，结果正中美国隐身飞机的“软肋”。美国《防务新闻》记者声称，在引进乌克兰“铠甲”雷达后，中国本土的反隐身技术研究和开发也进入了“快车道”，这可能对美国隐身战机造成严重威胁。

据俄罗斯《国家之翼》杂志披露，乌克兰军贸“龙头”——乌克兰特种技术出口公司(乌特技)在北京、伊斯兰堡、曼谷等地设立代表处，直接负责武器进出口贸易工作。在2012年珠海航展上，乌特技的展台受到中方的青睐，乌特技与中国多家公司代表就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直升机发动机和减速器的维修、履行伊尔-76运输机零件供货合同、培训维修与使用专家、向中国提供航空装备零配件等。据报道，该公司还与中方签署了建造4艘“欧洲野牛”大型气垫登陆艇的合同，首艘已交付中国。

“小俄罗斯”实力不可小觑

乌克兰军工实力为何这么强？有报道称，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代大约35%的军工产能，除大型高速战斗机外，几乎所有类型的武器都可以在其武器生产清单上找到(甚至包括洲际导弹)，以至于被外界称为军工界“小俄罗斯”。 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武器出口国，目前与50多个国家保持着合作关系。2013年，乌克兰还赢得价值不菲的装甲武器出口合同，向传统上以美式武器为主的泰国出售121辆BTR-3E1轮式装甲车和50辆“堡垒-M”坦克。

据统计，1992年-2013年，乌克兰军品出口额超过70亿美元，主要销售对象是巴基斯坦、中国等国。

“变天”会影响中乌军贸吗？

对于乌克兰政局更迭带来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姜毅研究员23日对《环球时报》表示，乌克兰与中国没有现实利益的冲突，在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也没有冲突。任何一个党派上台都要发展经济，而军工是乌克兰比较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对于中乌两国已签署的合作项目以及未来经贸合作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还有分析认为，即便未来合作受影响，中国也未必担心。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称，乌克兰军工业多年没有拿出过新东西，基本是在吃老本，“在2002年的乌克兰航展上，中国派出的军事代表团非常庞大;而在2012年的乌克兰航展上，中国人寥寥无几”。汉和称，过去几年里，除了采购AI-222-25/25F涡扇发动机用于装备L-15高级教练机、4艘“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以及9B1101K半主动雷达导引头之外，中方几乎再未从乌采购过其他东西。▲◆★●■☆

解放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研讨班开班★★★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4_02/24/34105111_0.shtml

2014年02月24日解放军报

原标题：进一步把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本报北京2月23日电记者尹航、褚振江报道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班今天在国防大学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开班式上强调，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要以这次研讨班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把学习贯彻引向深入，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主持开班式。

范长龙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作为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军事篇”，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成果，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军和武警部队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既要全面系统学习，又要重点学好“军事篇”；既要原原本本地学，又要把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通过学习，深入领悟习主席讲话体现的爱党爱国爱军爱民的领袖情怀，高瞻远瞩、洞察风云的战略眼光，探求真理、揭示规律的深邃思想，植根实践、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朴实无华、深入浅出的文风话风。

范长龙强调，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博大精深。要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个总纲，深刻学习理解习主席关于国际战略形势、国家安全和发展形势、现代战争发展趋势，关于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现状等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学习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对军队来讲就是强军梦，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大考等重大思想观点；深刻学习理解习主席作出的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应对现实军事斗争等重大决策部署，以此为线索，深入学习，悉心体悟，做到纲举目张，融会贯通，更好地掌握科学内涵，把握精神实质。

范长龙指出，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进入思想、进入工作，学有所获、用有所成，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上见到实效。要以强大的声势、浓厚的氛围、饱满的热情，尽快学起来，持续兴起热潮，真正学出信心、学出感情、学出思路方法、学出精气神。要密切联系实际，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强军实践中，做到听党指挥不含糊、练兵打仗不懈怠、改革创新不畏难、永葆本色不变质。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政治责任、政治要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以自身学习成果带动部队学习贯彻。

研讨班将分3期把全军大军区职领导干部、四总部机关二级部主要领导和正军级单位主官轮训一遍。这对于促进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理解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军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统一官兵思想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國改革存多層次硬骨頭　須解八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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