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生命篇：人最宝贵的财富是生命

http://www.boxun.com/news/gb/health/2012/10/201210050350.shtml

 

    ☆凡俗是人的一种无法摆脱，也无须摆脱的存在境况。人可以在凡俗生活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王彬彬

    ☆炬火或太阳，并不排斥萤光的存在。－－徐懋庸

    ☆滴水能滴穿石阶，凡事勿藐视小者！－－夏中汉

    ☆小草和野花，都并不羞于自己的渺小而从此无所作为。它们一样的要长自己的芽，开自己的花，尽管是小小的，在辽阔的原野上也还是联缀成灿烂的一片。－－杨奔

    ☆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夏丐尊

    ☆不论是如何平凡的生活，却决不会空虚的。－－茅盾

   

今 日 看 点：201402-20▲◆★●■☆

 

海南副省长冀文林被查 消息称涉中石油项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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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干部已有住房是实施官邸制的前提★★

http://news.cntv.cn/2014/02/20/ARTI1392846109926344.shtml

老百姓会挽留想辞职的公务员吗？★

http://bbs.cntv.cn/thread-26804344-1-1.html

美国国务卿克里亮出南海底牌 欲给中国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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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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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现状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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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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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副省长冀文林被查 消息称涉中石油项目问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5358

 

   2014-2-19：作者: 李超 萧辉    

 

　　新京报讯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日18时31分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统计，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名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今年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分析其从政履历，新京报记者发现，冀文林与此前落马的多名副省级以上官员有交集。其在四川任职期间，曾是2013年6月落马的四川省文联主席、原省人大副主任郭永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的下属。另据记者了解，冀文林与2013年8月落马的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私交甚好。

 

　　活动

 

　　最后公开亮相：出席纪委会议

 

　　据海南省政府网站介绍，冀文林任职副省长期间，分管国土环境、城乡规划建设、海洋、国资和核安全等方面工作；分管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海洋渔业厅、省国资委、省人防办、省地质局、海南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省发展控股公司工作。

 

　　昨日19时，记者登录海南省政府网站，在海南省政府领导介绍栏仍挂有冀文林的头像。

 

　　记者检索发现，冀文林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今年2月14日，其出席了海南省纪委六届三次全会。

 

　　该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部署海南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会上强调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要求“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

 

　　经历

 

　　国土资源部 曾任部长秘书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领导人简历介绍，冀文林1989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物探系勘察地球物理专业。毕业当年冀文林被分配到地质矿产部。

 

　　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土资源部，周永康被任命为首任部长。

 

　　冀文林简历显示，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其任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值班室助理调研员、部长秘书，1999年12月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调研员，继续担任部长秘书。

 

　　值得一提的是，与冀文林私交甚好的落马高官、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毕业西南石油大学，所学专业也是地球物理勘探。

 

　　四川 曾为李崇禧郭永祥下属

 

　　2000年1月，时任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郭永祥出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3个月后的2000年4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调任四川，出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到2002年8月，冀文林一直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

 

　　昨晚，四川政界一位与冀文林有过接触的官员介绍，冀文林调任时只有34岁，却很“矫情”，不把大家放在眼里，说话常用“命令式”口气，听了让大家不舒服。

 

　　简历显示，冀文林与先前落马的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四川省原人大副主任郭永祥的履历都有交集。

 

　　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10月到2003年8月，郭永祥任四川省委常委办主任；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在2000年8月到2002年5月曾任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冀文林曾为两人的下属。

 

　　2013年6月，郭永祥涉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李崇禧于同年12月落马。

 

　　海南 与中石油有多个项目合作

 

　　2003年4月，冀文林调任公安部，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2008年7月，其还兼任中央维稳办副主任。5个月后，冀文林回到国土资源部，任办公厅主任。

 

　　2010年，中组部从各部委及中直机构选派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实职。当年10月，冀文林来到海南，翌年2月当选海口市市长。

 

　　据公开报道，冀文林与郭永祥、李华林曾共同出席过一些中石油项目活动。

 

　　任市长期间，冀文林曾与中石油有多个项目合作。其中中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昆仑能源）投资2.5亿建设海口市的环保公交，主要用于购买液化天然气公交车辆、建设管理公交场站、加气站等公交基础设施，而海口市政府为中石油在海口扩大业务所需建设用地给予支持。

 

　　2013年1月，冀文林被选举为海南省副省长，时年仅46岁。

 

　　2013年8月，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披露，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几天后，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据知情人士透露，冀文林早在去年就开始协助调查，亦被限制出境。

 

　　昨晚，据一位了解海南政情的人士介绍，冀文林在中石油项目上涉及问题较多。来源: 新京报▲◆★●■☆

 

 

清理干部已有住房是实施官邸制的前提★★

http://news.cntv.cn/2014/02/20/ARTI1392846109926344.shtml

 

　　人物档案

 

　　汪玉凯，“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对话背景

 

　　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此后，中央纪委发文对“官邸制”和规范领导干部住房等事项作进一步解释。文章指出，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作为解决干部住房问题的全新尝试，“官邸制”的实施意义何在？将着力解决哪些问题？其实施中可能面临哪些阻力？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汪玉凯。

 

　　一些干部“住房腐败”损害党政机关形象

 

　　中国青年报：“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的背景是什么？

 

　　汪玉凯：2009年年初，我开始着手研究官邸制问题。当时，公众对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反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我执笔撰写了《“官邸制”：遏制“以权谋房”的根本途径》的政策建议稿。2013年7月，这份建议稿上报中央。

 

　　十八大后，中央作出转变作风八项规定。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也再次提出：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福利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我认为，在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生活待遇方面，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官邸制。

 

　　“探索实行官邸制”被写入《决定》后，受到了广泛关注。

 

　　中国青年报：我国领导干部住房制度大致经历了哪些演变步骤？

 

　　汪玉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分配制度：国家按照公职人员的级别高低配置住房，即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参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会化、货币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这项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建房、“以权谋房”成为腐败的新形式。

 

　　中国青年报：干部“住房腐败”具体有哪些表现形式？

 

　　汪玉凯：多占、低价套购或超标准侵占国家公共资源的问题很突出。比如，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有房产67套等。不少地方出现了官员建造别墅现象，甚至在较为贫困的地区。

 

　　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侵占住房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超标建房；乱拉资金负债建房；压价购房，索要住房；集体决策，化公为私；倒卖出租优惠住房等。

 

　　还有一类“住房腐败”出现在异地任职的官员群体中。近年来，我国加大了领导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力度，中央与地方上下互动明显加强。目前，县以上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纪检、组织、公安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职，再加上进京领导干部人数的增加等，都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侵占国家财产提供了机会。

 

　　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会为其准备“住所”，干部调离后多数不退。一些省部级干部多处调动、多处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变相成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

 

　　我们调研中发现：某省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两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损害政府形象，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问题，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内的领导干部待遇制度体系，显得十分紧迫。

 

　　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官邸制在其他国家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汪玉凯：美国对民选的联邦、州、市主要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州长、副州长和市长，法律规定政府应提供官邸，任职期间可享用，任职期满则应搬出。德国实行“官邸制”对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级公务员，包括总理、联邦政府各部部长。法国除政府领导人外，对部长也没有统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实行住房补贴。韩国只有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4个职位有专门的官邸。

 

　　这几个国家虽然实施范围不一，但均遵循“任职入住，卸任搬出”的原则。此外，多数国家对部长级以上官员普遍实行“官宅制”，即提供住房补贴，卸任后取消。官邸和官宅都是国家所有，或由国家租用，按照规定配置内部设施，费用由国家承担。官邸制要实现“流水的干部铁打的房”。

 

　　中国青年报：如何确定我国官邸制的适用范围？

 

　　汪玉凯：确立官邸制范围不一定只与行政级别挂钩，主要应从国家尊严、工作性质、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洁四个原则出发。

 

　　我们研究认为，官邸制范围宜限定在四类：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三是市、县（含县级市）两级的书记、市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四是异地交流的领导岗位，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公安局长等。

 

　　中国青年报：除了这四类官员，其余干部的住房问题将如何解决？

 

　　汪玉凯：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实行公宅制。主要指那些不参加房改的正部级以上，但又不属于实行官邸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为他们在任职期间提供公宅，卸任后搬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除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在确定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时，有两个原则至关重要：一是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就是从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实施，原领导人以及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自然过渡。二是建立原领导职务和新任职务之间的对接机制。比如原来一位参加过部长级房改的领导人如果提升为国家领导人了，那么可在保留原来房改房的同时，享受国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结束后应该搬出。可在保留现行正部级领导干部住房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补偿。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这项改革才能真正启动。

 

　　中国青年报：对于异地任职的干部，如何落实其房产的核实、监督问题？

 

　　汪玉凯：在异地交流任职的领导干部中，最高涉及正部级。鉴于我国正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房改，所以原则上在异地任职入住官邸时，不管其是否携带家属前往，领导人的原房屋都应该保留，但任职期满后必须从所住官邸搬出。

 

　　在实行官邸制的过程中，还应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考虑到未来绝大多数异地任职的年轻领导干部都没有参加过房改，因此这些人到新的任职地可以有多种解决方式：一是可选择国家提供的公宅；二是可以按市场价租房或买房，国家提供租房补贴，不担任领导职务后就不能继续享受补贴；三是对一些退休后愿意回原籍的官员，国家应制定鼓励政策。

 

　　官员的“底”搞清楚，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官邸制

 

　　中国青年报：官邸制实施是否应基于对现有干部住房的清理？这部分工作怎么落实？

 

　　汪玉凯：建立严格的住房监察制度，首先要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现有住房。特别对那些曾经在多地任职、交流、进京的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更应认真清理，对多占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除按市场标准加倍收取租金外，同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

 

　　对于干部已有住房清理，应当从几条渠道同时开展。一方面是建立、实施不动产登记制，以查清干部名下的房产信息。但不少官员的房产不在其个人，而在配偶、子女等名下，所以另一方面要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旦发现有作假行为，必须严格查处。只有通过几条途径把官员住房的“底”搞清楚，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官邸制，与房改实现真正对接。“清房”是实施官邸制的前提。

 

　　其次要建立加强动态管理，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住房腐败问责制度，明确住房腐败的问责对象、程序、内容、方法和责任追究范围。

 

　　第三要推进干部住房公开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一方面公开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国家对官邸和公宅的配置标准、补贴标准，其他级别官员的住房标准，干部购买或建造住房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以及违规超标占有或建造住房处罚的具体规定等。另一方面，要畅通群众对干部住房腐败的投诉、举报、反映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中国青年报：官邸及公宅的建设、出资、管理，如何实现统筹？

 

　　汪玉凯：官邸和公宅一律由国家统一建造、购买或租赁，并按照严格的制度配置设施和修缮。按照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官邸和公宅都是免费入住，即使交费也是象征性的。按照我国国情，我认为，对于国家拥有的官邸和公宅实行免费入住较为合适。

 

　　我国过去虽然没有建立起官邸制，但国家所拥有的公房数量比较多。因此，在建立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按照实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围、对象等，明确现有房源；对历史上形成的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住房现状等，进行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只有做好基础工作，处理好多方面关系，才能减少实施阻力。

 

　　中国青年报：在官邸制的落实中，涉及干部数量、工作量很大，你认为具体操作应由哪个层面、哪些机构负责？

 

　　汪玉凯：目前各地以及中央都有相应的机关事务管理局。这个机构主要负责本级政府的住房、保障、后勤工作，包括办公房屋建设、配置等。因此，应由其承担相关工作。当然，制定政策需要多部门协调解决，包括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等。此外，我认为，官邸制的实施必须是自上而下，从高层干部开始。只有高层带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老百姓会挽留想辞职的公务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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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14  蜜蜂的翅膀 

 

　　华阳杨

 

　　记者分别对普通民众和基层公务员做了一个调查，超六成受访民众羡慕公务员，六成受访公务员称有过辞职念头。但最终无一人辞职。（河南商报 2月13日）

 

　　或者，我们许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一个年轻人到边远山区支教，由于他（或她）敬业和勤勉赢得了学生和当地民众的好评；当他要离开山村的时候，一些村民会自发的赶来为他送行，而他教过的学生对他更是依依不舍。

 

　　由此，不由得使人产生联想——若这6成公务员要辞职，当地老百姓会对他们依依不舍，甚至于挽留他们呢？

 

　　一个做社区工作的公务员，若时常去看望、关心“空巢”老人，若时常为下岗而又就业难的群体及时提供相关的就业信息——这样的公务员别说要辞职，就是请一段时间的长假，可能社区里的那些“空巢”老人或者都会不适应。

 

　　工作的价值是让人感到不可或缺才能体会出来的。据中国经济网2月3日消息：2013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有802.7万人。当这数百万人同时离开，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一次买够七天吃的菜，吃早点成难题，小时工回家，家务活太累，吃饭排队，上菜龟速。在这种情况下，相信许多北京人会认可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价值。

 

　　有的基层公务员抱怨工作忙：加班加点写材料，信访维稳很辛苦……——加班加点写材料那是为了让领导满意，老百姓感受不到这是在为老百姓服务；信访维稳若是为了围追堵截信访人员，虽然辛苦，可那是为了“维稳”当地官员的面子，老百姓是不会感激的。

 

　　正是有些公务员为这些“面子工作”去忙了，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反而人手不够了，这就是基层工作一方面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却要请临时工来完成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公务员抱怨工资低不断见诸报端，为何公众难以理解？一方面许多公众认为公务员收入并不低；另一方面，有的认为公务员人浮于事本就不应该涨工资。

 

　　据央视网2月13日新闻：2月11日上午9点多，滁州市南谯区大王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打电话联系饭局。在之后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一直电话聊天，办公室里其他两个座位空着，让前来办事的人很着急。记者表示工作人员上班时嗑瓜子太过清闲。——若以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这样的公务员即使月薪一千也太高了！

 

　　若这样的公务员辞职，老百姓会惋惜吗？老百姓会感到不习惯吗？

 

　　老百姓对所有的公务员都是这种态度吗？去年3月在西安东大街，一个交警在刮着风沙时疏导交通，一个小姑娘热心的为他送上口罩，虽然这个交警当时没有收下口罩但事后依然表示很感动。其实除了这个送口罩的小姑娘，不少市民都关心着执勤中的交警；甚至有市民呼吁：看到交警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呼吸着汽车尾气站岗执勤，戴着的是普通的医用口罩，这种口罩的防尘效果太差了。

 

　　设想一下，假使有6成的交警要辞职，相信肯定有不少市民呼吁；可是，对于最近不断爆出的有些公务员抱怨收入低“要”辞职的，为什么老百姓“无动于衷”呢？▲◆★●■☆

 

 

美国国务卿克里亮出南海底牌 欲给中国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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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17：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已在北京展开了他亚洲之行中最重要的行动，2月13日先后会见了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在内的中国高层政要，也在随后的谈话中就南海防空识别区、朝核等问题发表了美方的意见。克里在优先关注的朝核问题上表示得到了北京方面采取更多举措“强硬施压朝鲜”的答复，同时在所担心的南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重申了美方立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2014年加大对亚外交，主要是为了推动TPP的达成以及多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这个背景之下，奥巴马政府不希望识别区及领土争端问题扰乱他的这一计划。在克里和奥巴马访问亚洲之际，南海问题便开始成为此后中美对话时的最大问题。而克里在北京更揭示了此后美国在南海加大发力的可能。

 

　　克里2月14日抵达北京并在当日接连会见了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在内的多名中国政要。由于习近平与克里在14日进行了长达1小时10分钟的对话，这一改变原定计划的行动也显示出中美双方的此次会晤并非就是一场根据通稿进行的按部就班的对话。

 

　　诚然，在中方官方公布的消息中，习近平、李克强与克里等人并未明显谈及包括南海在内的敏感话题。但是，已有专家指出，美国高官上半年访华频繁，其目的就是要给全年的重要活动“定个调子”。在奥巴马总统即将近期会见习近平之际，克里的此次北京之行也就有着相似的目的。

 

　　事实上，早有分析人士怀疑克里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朝鲜核危机。此前，尽管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以“噩梦”称呼朝鲜，并呼吁中美之间加强对话，但是，中美之间在朝鲜问题上却也存在着共识。对于朝核问题，克里更表示，中国很清楚地表明朝鲜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朝鲜没有遵守规则落实的话，中国称会采取行动。而克里本人2月14日在北京的讲话就显出美国方面赋予他的使命早已超越了朝鲜这一限定的范围。

 

　　在14日的记者会上，克里固然指出他关心的仍旧是朝鲜核问题，但他更表示了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并将这一领域扩展到南海上的忧虑。克里指出，美国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对南海问题避免任何形式的挑衅和对抗，其所限范围“不仅仅是中国”，他同时还表示，任何单方面的行为都可算是对该地区稳定的挑战。克里还专门敦促中国在南海问题应坚持以最高标准加以“知会、承诺、参与和信息共享”，以此减少造成误解的任意可能性。

 

　　不难发现，这一表态与他2013年在菲律宾的发言颇为相类，而克里此次亚洲之行最为重要的一个目的也由此浮出水面：在中国可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之前，先给中国一个下马威。这和近来美国多位军方官员的强硬表态也是相符的。

 

　　早在中国东海识别区设定之后，美国便已担心中国将同样的管制区域延伸至南海。为此，克里在2013年12月17日于菲律宾希望中国不要“单方面改变南海局势”的发言就已经成了美国的先导。此后，美国务院副发言人、白宫发言人卡尼（Jay Carney）、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麦艾文（Evan Medeiros）等先后发难。虽然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便有所回应，称“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根据自身面临的空中安全形势，采取包括划设防空识别区在内的任何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但据知情人透露，其实中国高层目前并没有将南海识别区排入日程表。

 

　　于是，按照中方观点，似乎中美之间也就从此不必因南海识别区的问题表示任何的大惊小怪了。专家亦称，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实际上是“断续国界线”，所以它不是领海线。线内除岛礁周边海域之外不是行使主权的领海，而是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管辖海域。可也正是中国可在这数条虚线内的南海海域“行使主权”这一点也显出了语焉不详的意味：在中方对于南海的控制仍无精确领域划分之际，美国借“九段线”用南海问题对中国旁敲侧击就呈现了可能性。

 

　　毕竟，在进入2014年后，面对着奥巴马和习近平的会谈，美国方面始终要寻求在对话谈判时不占下风。可是，在奥巴马以世界最佳投资国自诩的当下，美国对于中国并不占优。至于东海及朝鲜问题，由于中美间始终存在相似或相近的利益点，这也令双方在对话时始终处于较为平缓的态势。当中国面对美国存在经济优势且美国试图从中国处取得更多市场让利的当下，采用南海问题这一筹码也成了一个较为稳妥的选择。

 

　　近期美军高级官员和白宫、国务院官员则纷纷对北京发出比较强硬的警告，要求中方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这似乎是为了解决此前美方政治表态含混不清的问题。尽管克里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等人时是否明确谈及南海问题外界并不得而知，但他终究是在北京宣示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明确态度。克里以此也是希望提前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尤其勿在南海问题解决尚未取得积极进展的前提下设立识别区，从而影响奥巴马今年的对亚外交。来源: 多维▲◆★●■☆

 

 

 

如何避免第三次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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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18 作者: 郑永年    

 

　　晚清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发生在清朝统治中国的时期，因此也称清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爆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从理论上说是中华民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而第二次战争，中国则是胜利方。两个不同的时代，两场战争，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管是因为被动的外部因素还是主动的内部因素）。今年又是甲午年，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爆发年，中日关系又遇到了自从韩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时刻，有关第三次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也俨然已经成为政策研究界和政治人物争相讨论的话题。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从日本民主党对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进行国有化以来，中日的紧张关系一直在不断升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有限，就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性。在回应日本的“国有化”过程中，中国开始对钓鱼岛进行（事实上的）正常巡视。日本不接受这种局面，要通过强化其军事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很自然，中国也采取反制举措。这样一步一步升级下去，说不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甲午年的开局所发生的一切更是强化着人们对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无穷想象。日本为了加快推动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宣布向美国等国家购买先进的武器。而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日本战机也进入中国新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同时，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外交战也在继续进行。人们在看到各种现象升级的同时，却看不到有任何因素能够使两国关系缓和下来。

 

　　很多观察家早已经指出，两国实际上已经心照不宣地在进行军事竞赛了。当然，军事竞赛不仅仅是为了钓鱼岛，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国际政治大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说，钓鱼岛问题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其中一个根源。钓鱼岛只是日本宏大计划的一个借口。日本要借此进行“国家正常化”，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大国。钓鱼岛只是日本政府向国民、国际社会论证其重新军事化的一个最好的说辞。此前，日本也想借用“朝鲜”等问题，但对国民或者国际社会没有多大的说服力。现在，日本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视为“问题”，甚至威胁，就可以向其国民和国际社会来展示其合理性了。

 

　　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开始担心第三次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实际上，最近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日必战论”。连已经年高90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不久在出席第50届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时也忧虑地表示，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加剧，战争的幽灵正在亚洲徘徊。基辛格相信，现在的亚洲像是19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因此，他呼吁，中日之间任何一方都不要受到诱惑，去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当然，这仅仅是这位老人的良好意愿而已。

 

　　对中日关系有三种看法

 

　　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不外三种。

 

　　首先，一些人对目前的紧张局面不以为然，认为双方都在玩政治，玩民族主义。一些国际评论家就认为，中日两国政治人物都是为了内部政治的需要，在操作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评论家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发生战争，等到国内问题稳定了，两国的关系也自然会好转。不过，经验地看，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历史上，大多数战争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尽管主观上谁也不想发生战争，但战争的的确确发生了。否则，人们何以解释世界上那么多的战争呢？所有战争都是偶然发生的，但所有战争也具有必然性。况且，今天中日两边的民族主义都是真实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人物操作的结果。

 

　　其次，也有一些人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已经高度互相依赖，两国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因为战争会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经济理性。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是对战争的一种制约因素，但经济因素从来就没有阻止过战争的发生。战争的发生往往是非经济因素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也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互相依赖，当时也有很多人（包括政治家、商人和学者）都认为战争不会发生，但战争最终还是发生了。

 

　　第三种观点和前两种相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并且已经在国际社会开始盛行的“中日必战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双方都存在“主战派”，其观点很简单，“既然这样，那就打一仗吧！”到目前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主战派还没有跑到台面上来，但如果情势这样升级下去，主战派也可能成为主流。国际社会开始盛行的“中日必战”的悲观论调也会强化主战派的观点。历史地看，日本二战前也有反对战争的政治力量和声音，但一旦主战派夺取政权，就很容易挟持了整个国家议程，挟持民意，甚至操纵民意，把国家导向战争。这种危险在中国也存在着。中国的主战派的力量也不可小看，他们往往能够把自己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和近代以来民众中一直存在着的报仇雪耻情结结合起来。

 

　　要维持和平和避免战争，这三种观点都是必须加以超越的。人们既不能忽视甚至漠视中日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更不能简单地接受“中日必战”的悲观逻辑，而是应当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战争。战争的代价无法计算，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经济、社会的代价，而且也会是永恒的痛苦记忆。钓鱼岛问题本身就是上一场中日战争的遗产。况且，现在社会更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一旦发动战争将是毁灭性的。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演变，对局势的任何升级迹象不可掉以轻心，以避免最终走入战争的逻辑。实际上，至少从两国之间的互相认知来说，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也就是双方都把对方所做的一切视为是针对对方的，并且双方都在开始作冲突的准备。双方社会都存在着一部分人，他们的战争心理在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中日必战论”就会自然演变成“我方必胜论”。到那个时候，就很难有挽回的空间了。

 

　　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阶段

 

　　处理对日关系，最主要的还是需要理性，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阶段，无论是民族主义式的还是义和团主义式的。中国必须清楚现阶段的最高战略目标仍然是可持续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对付日本是为了避免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既不能因为来自日本的威胁而被迫中断现代化，更不能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对日政策而自我中断现代化。

 

　　中日关系在其本质上说是中、日、美三国的关系。很显然，在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上，中国免不了要和美国打交道。但在这方面，中国尤其不能对美国因素做出错误的判断。中国本身对日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对日本方面的行为，中国除了口诛笔伐，并没有其他有效的办法。中国的一个判断是，日本那么强硬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在背后；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就不致于这样强硬。因此，中国的很多人把美国看得比日本还重要。中国要求美国不要站在日本这一边，除此之外，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不过，中国的这个判断只对了一半，要求美国不站在日本一边很难满足。尽管美日联盟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必定要站在日本这一边，美国也可考虑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但有了美日同盟，美国有更大的概率站在日本这一边，而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如果放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利益来考量，那么美国必然也必须站在日本这一边。美日联盟是对美国霸权能力的检验。如果中日发生了冲突，美国无动于衷，那么，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还会有谁会继续相信美国呢？

 

　　美国对日本可以有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变得有限。尽管日本理论上也一直在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但也开始不那么相信美国了。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就要追求和美国的平等地位，现在安倍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安倍和鸠山所采用的方式完全相反，一个反华，一个亲华。亲华的鸠山让美国人找到了借口，而反华的安倍则不仅让美国找不到借口，反而要帮助日本。日本现在想借用美国的力量，成为正常国家，重返国际舞台。但同时，日本也并不是那么相信美国，而是想通过国家正常化来自我更生，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日本现在的发展趋势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压力。日本国家正常化了，有了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美国还能在日本甚至亚洲呆下去吗？

 

　　这些复杂因素的同时存在表明，中日之间可以逃避“必有一战”的逻辑。正如本栏早先所论及的，中日之间只要进行一场有限的“准冷战”就足够了，不需要美苏那样互相核武威胁的冷战，更不需要热战。中国的目标是遏制住日本，不让其再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准冷战或许能让双方冷静

 

　　一场准冷战或许可以使双方冷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和日本的准冷战也会有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存在一个外在的“敌人”对中国军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所有强国必须具有“假想敌”。没有了敌人，甚至没有了“假想敌”，军队就会没有斗志，没有斗争精神，沉湎于奢侈生活，甚至出现大面积的腐败。这也就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写照。近年来，人们一直在提“中国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其背后就是对中国军队现状的担忧。没有“敌人”，就不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会有国家的强大。等中国军队真的强大了，能打胜仗了，日本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也就自然消失了。

 

　　同样，日本需要有外来的压力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正是因为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不仅没有清算战争账，而且其右派政治力量一直在操纵战争的历史，给日本民众造成战争是正义之战的印象。靖国神社问题就是这样。自明治维新以来，靖国神社主要是追悼战亡者，本来就不是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是日本政治右派操纵的结果，也就是1978年靖国神社将甲级战犯列入神社供奉才成为政治问题。日本国内多年来也一直在讨论“分祭”问题。其它的所有问题，例如慰安妇、教科书等问题，没有外在的压力，日本是不会去解决的。准冷战之下，这些问题更多地会变成日本的内部政治问题，而中日唯一要对付的就是有可能发生的钓鱼岛摩擦。这方面需要设立危机管控机制。无论是哪一方，只要来自对方的威胁足够大，就会有意愿去设立此类管控机制。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方面的管控机制就是这样设立的。

 

　　准冷战状态下，中日双方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各自对对方的政策、战略和态度。冷战之后，中国有可能面临几种局面。第一，中国再次强大了，就像在唐朝那样或者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日本有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靠向最强国是日本的历史经验，这在未来也未尝不可。第二，中国再次强大了，同时日本也变得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日本主动挑衅，被动地卷入战争，双方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尽管中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不过，这座“山”够大容得下两只虎。如同几千年历史所示，两国互相比较独立（如果不是孤立的话），来往较少。第三，或者等将来整个东亚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程度，经济发展提出更大的整合要求，并且中日两国政府也愿意合作，这样就会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情况。

 

　　这样的准冷战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国际政治上，弱国没有发言权，“落后必然挨打”，这是千古不变之真理。中国没有野心去打别人，但必须有能力避免挨打。避免挨打，这在今天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避免挨打，中国还需努力，要在遏制“外患”的情况下，继续实现国内各方面制度的现代化。只有国内制度强大了，中国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届时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国际问题也就有了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式。来源: 网讯▲◆★●■☆

 

 

台湾的现状还能维持多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5384

 

   2014-2-19：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官员上周举行了60多年来首次官方层面的会谈。会谈平淡无奇，双方就建立沟通渠道和其他操作性的安排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是这番会谈象征着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任内两岸关系的增强。

 

　　自从2008年当选以来，马英九就对中国大陆采取了和缓的立场，推动了一系列合作政策，包括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尽管多数台湾人强烈主张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但马英九却开启了一个与北京建立更紧密联系、开展政治谈判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推动这种趋势的力量是经济往来，但趋势本身却更为复杂，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原因。

 

　　数十年来，台湾国民党政府与大陆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的敌意，促使台湾采取了“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政策。即使在中国大陆开放以后，台湾投资者和制造企业将两个经济体牵在了一起，政治关系也仍然处于僵局之中。由于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采取了北京所说的“分裂”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试探性的接触限于停顿。

 

　　马英九在2008年担任总统后宣布，与前任相反，他会接受北京的底线立场，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马英九的明确保证，迅速使得两岸的运输联系得到增强，对外交盟友的争夺暂时停止，在犯罪、食品安全、旅游和教育方面也达成了协议。

 

　　然而台湾与大陆的分离，仍然会让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回想起19世纪末殖民者，尤其是日本的欺凌。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梦”树立成了其领导班子的口号，目标是重新夺回“百年民族耻辱”中失去的尊严，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收复失去的领土，主要是台湾。在遭遇了一系列军事上的挫败和别国的入侵之后，中国在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些挫败和入侵之后不断给中国人带来不快。在内战中负于共产党之后，国民党及其军队和支持者被迫逃到了台湾。国民党统治台湾时，实行了40年的戒严，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将台湾引向了民主。

 

　　习近平直到最近几个月才有精力处理台湾问题。自从2012年末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忙于巩固势力、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改革经济，同时还启动了一场内部的反腐败运动，并着手应对日益恶化的对日关系。

 

　　去年10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显示了着力推动政治对话的决心。当时他对一名台湾代表说，取得政治解决的进程必须加快。

 

　　习近平如今已将家里的事务打理得更加有序，而此时对大陆态度友好的马英九也进入了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双方的阵营中都重新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马英九的很多反对者，包括国民党内的那些，都指出他追求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的热情，并不符合民意。过去20年中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一直都主张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去年开展的最近一次民调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持这种立场。支持立即统一或未来统一的比例不足12%。

 

　　到2016年，选民会走向投票点选择马英九的继任者，届时马英九的路线会面临考验。尽管有人表示马英九过于顺从迎合，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总统仍由国民党人担任，台湾对大陆的这种政策仍会延续。相反，如果民进党获胜，可能会为台海关系带来一段不确定的时期。长期坚定地捍卫台湾自主性的民进党，也表现出了与大陆接触的意愿，但民进党最近提出的，作为两岸关系基础的政治纲领却迅速遭到了北京的回绝。

 

　　然而即使民进党的胜利会使进程放缓，但也并不会改变两岸关系拉近的长期趋势。

 

　　台湾经济依赖于贸易，而中国大陆是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台湾巨额贸易顺差的来源。在台湾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中，中国大陆处于中心地位。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80%流向中国大陆。自由贸易协议中一份针对服务和贸易的重要附属协议仍在等待台湾立法院批准。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之外，中国大陆还在以许多其他方式对台湾施加影响力，产生了难以长期抵御的力量。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区域布满了导弹。中国大陆施加的影响及其表达的反对，制约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活动，包括签署其他双边和地区性经济协议。中国大陆也对在大陆居住的数十万的台湾商人施加这影响，而且也开始瞄准台湾政治，据称会在选战中做出捐助、鼓动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并且投资台湾媒体。

 

　　面对这些强大的压力，台湾可以动用的资源很有限。它最有力的武器是茁壮的民主制度，台湾的治理模式为台湾在国际社会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这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任何一个主政台北的领导人，在尝试维持事实上独立的现状时，都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政府只是在遵从公众的意见。

 

　　台湾民众渴望与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但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和平与繁荣，而放弃主权或民主。但北京的立场是无法动摇的，北京的势力和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随着中国大陆以不同的方式向台湾加大施压力度，不可避免地会滑向中国大陆所渴望的统一。来源: 纽约时报▲◆★●■☆

 

 

世界如何解决不平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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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19：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不平等已成为一个大问题。二三十年前，说整体经济增长率是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和消除贫困运动取得进展的主要驱动力，还算得上是个合理的论断。但这个说法如今已不再可信。

 

　　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获收入占所有人群总收入的比例已大幅上升。越来越大比例的产出转化为了利润。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家庭收入增速不及生产率增速。这些趋势的累积效应导致，美国很可能正在迈向“唐顿庄园式经济体”(Downton Abbey economy)。这些问题很可能在周期性状况正常化、预算赤字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之后，仍长期困扰我们。

 

　　奥巴马总统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那些谴责奥巴马“弄垮富人”、推行非美式民粹主义的人——说得客气点——缺乏历史眼光。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多位美国总统都曾抨击金融界和商界少数特权人士的出格之举。有些还曾将这种抨击付诸行动。面对钢价的不断攀升，约翰·肯尼迪曾派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员突击检查企业的办公室，人们还普遍认为，他曾命令相关部门审计企业高管的个人报税表。尼克松在1973年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宣布要对“提价幅度相对1月最高限价超过1.5%的企业的账簿”进行税务调查。这些总统都曾以各自的方式应对不平等现象。关于这种现象，比尔·克林顿的描述是最到位的：“尽管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富……美国并没有变得更富……股市上涨了两倍，但工资却下跌了。”

 

　　人们普遍对收入的停滞感到沮丧，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收入最低的人群改善境况的机会渺茫，有鉴于此，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有其道理。难点在于，该怎么做？

 

　　如果能够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收入再分配，那么我们就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减少顶层人群的收入、并将其转移支付给中下层人群。可惜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设计一种政策，通过加大创业和企业家实现盈利的难度，来削弱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之类富人的赚钱能力，这倒挺容易。但要说明白这种政策如何能够提升其他人群的收入，就困难得多了。此类政策肯定会对其他人群造成伤害，因为此类政策剥夺了他们作为消费者分享技术进步果实的权利。

 

　　的确，过去二三十年间，金融界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剧增。近期一些研究显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家所管理资产价值的增加。（金融家收取的管理费用占所管理资产的比例基本上保持了稳定。）或许我们可以设计出某种政策，把管理费降下来，但这样做只会为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带来好处，而金融资产的所有者主要是一群顶级富豪。

 

　　光是找出能够减轻不平等状况的政策是不够的。要真正具有效果，这些政策还必须能够提高中产阶层和穷人的收入。税改在其中可发挥关键作用。现行税制设计得如此糟糕，甚至很有可能起到了拉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现行税制下，富人还可以实现远高于穷人的收入避税比例。比如，去年股市市值的增长意味着新增了约6万亿美元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都流进了顶级富豪的腰包。

 

　　政府对这部分财富的征税比例可能还不到10%。这是因为，有一系列偏袒富人的政策，比如资本利得免税，未实现资本利得递延缴税，遗赠资产的利得根本无需纳税。类似的，公司税制度也未能严密“过滤”价值。企业税征收额占美国企业市值的比例已接近历史低位。房地产遗产税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复杂的税务设计规避掉。

 

　　填补只有富人能钻的漏洞，能够为其他领域的减税提供空间。“劳动所得税扣抵制”(EITC)等举措对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振作用，超过财政部为实施这些举措支付的成本，因为这些举措能够激励人们去工作和储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称最热烈拥护市场力量的那些人，对限制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最不热心。不平等问题迟早必须得到解决。如果能通过自由市场运转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努力改善其结果，那么效果会好得多。那些希望阻挠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很少会奏效，并且通常会成为“意外后果法则”(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牺牲品。来源: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