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中国可能面临的军事冲突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7407&typeid=14
（02）★中国媒体大变局及报业的未来走势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59946&typeid=14
（03）★人活着累不累？现代人抬头难越”四座山”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3415&typeid=14
（04）★1976年三伟人去世 四人帮覆灭前最后疯狂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3382&typeid=14
（05）★邱震海：如何评估中美关系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2907&typeid=14
（06）★蒙古能让美国建基地吗？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1439&typeid=14
（07）★中国和平崛起路在何方
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1963691&typeid=14
（08）★50年代刘伯承为何主动提出与邓小平分手
http://bbs.milchina.com/htm_data/2/0511/5743.html
（09）★刘心武：关于我的“秦学”研究
http://pic.people.com.cn/GB/55683/3897691.html
★中国可能面临的军事冲突★
泛化的战争威胁
在人类的历史上，战争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只要国家存在，这种军队与军队对抗的战争将依然存在。中国也将依然面临这种战争的威胁。
纵观人类战争史，这种威胁国家安全的军事对抗自从国家产生后就不断“升级”，直至20世纪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严重：全球分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双方势力范围十分明确，泾渭分明。对抗各方谁都不能动对方的“奶酪”。这一时期，虽然有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对抗，军事对抗依然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
然而，世界各国不断融合，“你中不断有我、我中不断有你”，这种“态势”使威胁国家安全各因素的地位发生变化。在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中，不仅有军事对抗这种“有形”的对抗，还有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无形”的对抗。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对抗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军事的威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发生速度快、危害烈度大等。几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有关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不亚于一场战争。
全球化和信息化已是人类不可逆转的现实。各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博弈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严重性将不断上升。
这就是说，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争，也有未来可能面临的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和外交战争等。中国国家安全可能面临泛化了的战争威胁。
中国可能面临的威胁几率
如果把军事战争、政治战争、经济战争和外交战争等统称为战争，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泛化的战争威胁不容忽视。
其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将进入“紊流期”。
人类历史上各时期一个国家的强国地位基本上都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获得的。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其中的一个主要参考指数就是军事实力是否强大。冷战时期，苏联的经济并不如美国，它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实际上争夺的是军事实力的世界第一把交椅。
从世界强国成长史看，一个强国的出现都是战争“催生”的。美国就是通过“一战”和“二战”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是通过“二战”成为世界强国的。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和平地崛起为强国，必将面临许多历史上强国崛起中所没有遇到过的新难题。某些势力可能不容忍或不甘心中国成为强国。即使中国不在军事上采取行动清除和平发展中的障碍，某些敌对势力也可能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将战争强加给中国。或者，通过采取对中国发动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或外交战争以阻碍中国的发展。
其二，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美国的崛起具有非常好的周边环境：北边与加拿大有着不设防的边界线，南边是国力远弱于己的墨西哥，东西是两大洋，并且在世界各大洋中还有许多“美国的岛屿”可作为称霸的基地。
印度崛起也具有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周边的南亚邻国互不相连，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在印度的周边，实力无法与印度相比；南亚三面由山脉包围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印度半岛深深地插入印度洋，使印度控制印度洋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印度洋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结合部，处于“割据”地区。
而中国陆上有10余个邻国，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些国家与中国都保持着“太平”状态。但由于邻国多，中国与邻国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大，避免冲突的难度就大。
三是可能面临着严峻的“打”、“压”形势。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新的力量格局非常不容易。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意味着某一方面的利益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再分配，中国也不例外。某些势力是不会轻易让中国崛起的。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争夺，其实质是对主导权的争夺。一个国家获得了某一方面的主导权，就会是这个方面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各国的争夺已从军事领域向其他各领域扩展。这使“战争”爆发的几率大大增加。
最可能面临“有限”的军事冲突
从目前的形势来分析，中国可能面临的军事冲突应该是“有限”的战争。
中国与周边国家达成了某种形式的“核平衡”。核武器出现前，国家间爆发的战争表现为从“小打小闹”直至消灭一个国家的大规模战争等各种形式，以消灭对手为主要目的；核武器出现后，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达到“核平衡”后，战争表现为有限性。目前，中国基本上与周边国家达成了核平衡，这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有限性大大增加。
其次，周边国家对军事冲突的认识极可能是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样式。如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较大的印度在其核试验后提出了军事战争新理念，认为军事战争将是一种有限的战争，这种战争将不再以消灭或打败对手为目的，而是通过使用武力迫使对手接受谈判，达成妥协为目的。俄罗斯也同样认为其国家未来可能面临的军事战争将是有限的战争。
另外，全球化和信息化使战争具有了有限性。战争双方已经不再是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可能是鱼死网破，没有胜利者。所以，战争将表现为极大的有限性。
海外利益诱发的冲突将增多
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各国的国家利益拓展不是表现为领土扩张，而是表现为“势力范围”的拓展或各领域主导权的竞争，但这种拓展也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阻力。这种阻力极有可能发展到极端以“军事碰撞”的形式表现出来。
目前看，中国在三个地区与其他国家有发生“军事碰撞”的可能性：台湾岛以东的西太平洋地区；南海地区因资源问题也存在着可能性；在印度洋地区因石油航线安全等问题发生“军事碰撞”的可能也不能排除。
之所以存在中国因海外利益拓展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碰撞”的概率，是因为国家利益拓展跨出国界后，不可避免地与某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发生碰撞，中国在维护这种海外利益的时候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碰撞”。
资料：中国可能面临的“有限”军事冲突的特点
一是规模有限。战争不再是大规模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以精干的、具有极强战斗力的小规模部队“解决问题”的战争；
二是空间有限。主要表现特点为战争发生的地域范围有限和战争打击的目标有限。“地域范围有限”是指战争双方可能将打击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打击目标有限”是指战争双方达成一种“默契”，都把打击的目标严格限定到一定性质的目标上；
三是目的有限。战争双方都将战争的目的限定在一定的目标上。随着战争的爆发，双方可能立即进入谈判，一旦达成妥协，战争立即结束；
四是持续时间短。未来战争是一种高技术战争。这种战争破坏性极强，消耗极大，战争对双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种“有限”的战争持续时间将是非常短的。
《环球》
★人活着累不累？现代人抬头难越”四座山” ★
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一项项改革正把负担一层层往个人身上加码，只要你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你就不得不抬头望见难以逾越的四座高山。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也被赋予更多含义，因为你今天怎样储蓄，就意味着你明天怎样生活。
人活着累不累？
抛开眼前工作的压力不谈，只要抬头，依稀就已经看见四座大山。“住房已经让我喘不过气了，孩子的教育是马上要面临的问题，未来我和老公的医疗还没有保障，而如今再加上养老——无话可说，最大的感慨就是人活着实在太累了。”
曹小姐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典型，2001年参加工作的她，次年就结婚生子，如今月入4000元。孩子刚到上幼儿园的年纪，父母刚刚退休。刚工作的时候没有积蓄，后来渐渐有了一点资金，又眼看着房价直线上蹿，曹小姐彻底打消了购房的念头，如今和父母一家五口，住在租来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养老压力增加
既然这次的话题是由养老引起，我们就先来计算养老的压力有多大。
养老金替代率，国际通用的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它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其具体数值，通常以“某年度新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除以“上一年度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来获得，如：2002年新退休人员领取的平均养老金为650元/月，上一年度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为1100元/月，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50÷1100)×100% = 59.09% 。
在如今已经退休的父母辈人群中，养老金替代率通常在80%到90%左右，所以他们仍旧能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计算的，按照新的养老金领取标准，并按照上海市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养老金替代率会下降到40%，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平均养老金的领取比例只能达到平均工资的40%左右，保障程度将远远低于父母辈的退休生活。
作一个比较，会让你对40%的养老金替代率印象更加深刻。很多人还了解一个恩格尔系数的概念，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市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4年公布的数字，上海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2%，也就是居民每收入100元，用在吃上面的开支为37.2元。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恩格尔系数在30%-40%时为“富裕”阶段的标准，未来几年，上海的恩格尔系数可能还会继续下降，但很难跌破30%，换句话说，居民用在吃上面的支出至少要保持30%以上。由于这个比例的基数同样是上海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说，未来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只有40%，则可能仅仅够维持吃的需要。
更何况这还是就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言，同样根据前文的计算，如曹小姐一般目前收入在4000元左右，大概为社会平均工资两倍的年轻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可能只有32%，刚好到恩格尔系数的水平，于是丝毫谈不到医疗、住房、教育，甚至穿衣、交通等基本的需求也很难满足。
中间的巨大亏空都需要通过个人的力量来解决。收入越高的人群，受此次养老政策调整的影响越大，未来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所产生的亏空也就越大，当然也就越需要个人的力量，通过积蓄或者商业保险来解决。
住房负担依旧沉重
比养老更加让人长吁短叹的，是住房。如果说养老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是遥望才见的一座山，而住房，则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背在身上或即将背在身上的一座山了。
在父母辈的年代，他们最为熟悉的词语是“福利分房”，住房或者由国家或者由企业分配，尽管住房条件不好，但通常有一份工作也就有一间宿舍。但1999年取消福利分房之后，各企业各单位的住房补贴也相继取消，住房完全成了个人“掏腰包”才能拥有的“商品”，它也就因此占据了我们工资的一大部分。
更让人紧张的是，这个“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收入增长的幅度。我们动用一个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房价收入比是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也在3-6倍之间。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测算，在上海，按照目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即使中外环间二手房的价格，80平方米的住宅总价也相当于每户一年可支配收入的27.5倍。通俗一点解释说，拿上海平均工资的普通劳动者，需要全家工作27.5年才能真正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而目前年收入在50000左右的普通白领，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0000左右。要想在内中环间购买一套住房，总价也大都在100万中间。如果可以贷到八成80万的贷款，按照30年等额本息计算，他们每年需要还贷60000元左右。“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每年拿到手里的钱如果扣除房贷，每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要吃饭要坐车要养孩子，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也迟迟不敢买房。”然而曹小姐也坦陈，房子迟早总要买的，毕竟不能一家五口一直挤在租来的房子里，而且租金每月也有2000元。
教育费用只会越来越高
再说教育。有过一个统计说，中国居民储蓄高居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家长辛辛苦苦把钱赚回来，不舍得消费享受，存在银行里的目的也很简单——为子女筹措教育基金。
曹小姐同样对孩子以后的教育忧心忡忡，单入托、小学、中学的一系列费用也是每月的一大笔支出。“还有大学，想想都有点后怕。”
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把学校也推进了市场，而高校所面对的客户，就是那些含辛茹苦却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从最初的公费和自费并轨，到如今高校收费的全面开展，形形色色的高校和形形色色的收费项目让家长又爱又恨。
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元—1200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左右，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而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即使按照2033元/月的上海市平均工资计算，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支出也需要一个劳动者半年的收入。如今研究生全面收费的试点已经开展，未来的教育收费，只有见涨的可能。
医疗保障没有着落
而在这4座大山中，最有可能被忽略的就是医疗。事实上，仔细研究一下改革后的医疗体制，并去查询一下你的医疗个人账户，你可能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只依靠社保，你未来的医疗根本得不到保障！
我们以曹小姐这类200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新鲜白领”为例，按照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待遇，在职时普通门急诊先由个人账户支付，用完后全部自负。而退休之后，将先由个人账户支付，用完后本人负担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超过本人负担部分发生的医疗费用支付则按照医院等级个人负担不同标准，其中二级医院个人负担比例为50%。
而我们的个人医疗账户又是如何组成的呢？34岁以下的，为本人上一年度年工资收入的2%加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0.5%。以曹小姐月薪4000为例，则为：(48000*2%+2033*12*0.5%)=1082元。也就是说，即使曹小姐这样的中高收入白领，每年的最高门急诊费用只有1082元，高于此的部分都要本人自负。
当然，你最好少动用这部分费用，因为你退休后的医疗负担将更加沉重。退休至74岁以下的个人账户，其缴费比例只有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4%，在这部分个人账户用完后，本人需要负担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然后才由附加医疗保险基金按比例支付，这都增加了退休后的医疗负担。如果按照我们前文计算的40%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你刚刚能够满足温饱，还有多余资金去支付这笔医疗费用吗？ (记者 佟琳)
《理财周刊》
★如何评估中美关系★
●邱震海（香港）
美国总统已经结束对中国40个小时的访问。这几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双方的政府、智囊还是媒体，都在对这一访问的成果以及访问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评估。
两种意见评估布什访华
归纳起来，在布什访华之后的中美关系性质方面有两种意见：
一是认为，布什此次访华证明，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崛起的基本事实，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就称，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而且已经将中国视为伙伴而非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一些学者也持相同观点。甚至布什到访中国前，就曾有学者认为，布什此次中国之行是为其今后三年的对华政策定下基调。
二是认为，尽管布什此行没有提到他的围堵政策，但中国难免要怀疑美国正试图重新拾起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策略，来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因此，布什的北京之行未能缩小两国的分歧，更未能拉近两国的关系。
北京一名美国问题学者表示，中美两国“都在更加关注双边关系，试图给这种关系下定义，但由于没有迫在眉睫急需关注的事情，这样的访问通常都是探索性的，而不是做出界定”。
上述第一种评估的理据是，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无论在对欧洲盟友的关系上，还是在对华政策上都是如此，其原因是布什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第一任期单边主义的教训；惟其如此，才有了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午餐会上的演讲。
这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被普遍视为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华政策定位的改变。上述第一种评估认为，布什此次中国之行，正是在这一大框架下发生的，因此自然是为布什政府未来三年对华政策的定调之行。
但上述第二种评估的理据则是，中美两国关系错综复杂，远非一次访问就能解决根本定位和走向问题，尤其是中国崛起的趋势使美国感到其全球霸权地位有可能受到挑战。然而，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亦敌亦友的关系，又使美国感到在许多现实问题上需要中国帮助，于是中美关系就更显示出复杂多元的一面。
艰难的磨合过程
笔者较为认同后一种评估，同时认为后冷战时代亦敌亦友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在其外交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双边关系，因此中美两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一次磨合过程。
在这一极其漫长、艰难而又不甚稳定的过程中，与其说中美双方（包括其最高领导人）已经清楚知道未来之路怎么走，还不如说双方领导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其说双方内部的鹰派和鸽派已经用各自理论说服了最高领导层，还不如说双方最高领导层都正试图在鹰鸽两派之间保持平衡，最大程度地吸取鹰鸽两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此来充实各自的外交决策并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前景。
当然，在这过程中，双方最高领导层进入这一磨合过程时的心态十分重要，亦即究竟是以一种玉石俱焚的最坏心理准备来求得中美关系的终极平衡，还是以一种合作、双赢的思维来争取消弥敌意，并尽可能地推迟乃至消除可能发生的战略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会见布什时所称“关键在于最高领导层”的说法，是未来调节中美关系的指针性思维，其意义甚至不亚于当年毛泽东以“三个世界”理论调节来中美关系的战略思维，
也从这个角度看，佐利克发展中美关系演讲后，美国最高领导层对华战略的调整，是这一漫长磨合过程中的一个积极信号。
美对华评估须跨越两大障碍
布什此次访华与其2002年2月访华时，中美双边关系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当时，美国亟需在反恐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尚未引起美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关注和担忧。
但近两年半之后，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势头不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由深层浮上表层；而这一担忧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眼前，还不如说是未来数十乃至一百年的国际格局。
而中美之间这种潜在战略冲突态势，又恰遇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亦即各大国不再是非敌即友关系，而是呈现既合作又潜在对抗的亦敌亦友态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如果不是外交辞令，至少也不是一种经过缜密评估后的结论。
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这样的战略评估绝非短期之内能够完成，而必定将随着磨合过程的发展而不断作出修正。
当然，佐利克的演讲显示，美国最高领导层愿意以接触和对话来代替过去的遏制思维，但这种接触在美国方面看来有其底线，那就是中国必须融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游戏规则。
因此，在美国对中国崛起展开战略评估过程中，其第一个基本障碍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惟其跨越这一障碍之后，才谈得上对中美两国国力竞争态势的客观评估。
·作者为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原载于联合早报
★蒙古能让美国建基地吗？★
近年来，蒙古与美国的“近乎”是越套越近。
蒙古是一个处于中俄两国之间，纯地缘政治的内陆国家。苏联解体后蒙古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追随美国的民主制度，1987年和美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蒙古与日本、韩国一样都将美国视为“第三邻国”，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以抗衡中俄两国的影响。蒙古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出了130名维和人员，是继美英两国之后按军队比例派出军人第三多的国家，就是在美国面前表现出的献媚动作。而美国则以长期最惠国待遇和大量经济援助来鼓励蒙古推选开放式经济模式，主动加强与蒙古的政治与军事联系。继一系列高层互访以后，前段时间国防部长阿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小布什的闪电式访问，将美蒙关系推向了高潮。
中亚历来是中俄的势力影响范围。“9.11”以后，美国为打击塔利班政权，借口反恐需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并想达到长期驻军的目的，也使中俄两国芒刺在背。最近，由于美国不信守诺言，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导致与驻在国关系紧张，被要求撤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基地美军就已经黯然降下了自己的国旗。由此，心有不甘的美国，就在积极谋求在“亚洲民主的楷模”的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以找出新的自己在该地区两个“战略竞争对手”门前难得的踏板。
那么，为什么美国看好这个人口稀少、一穷二白、资源贫乏的蒙古呢？很显然，这是蒙古紧邻中俄两个大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在复苏的俄罗斯与崛起的中国之间“见缝插针”，目的就是在东北亚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争夺在亚洲大陆的战略利益。拉拢蒙古，深化美蒙关系，既可以牵制中俄联手，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可以进一步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可谓一箭多雕。
蒙俄关系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中蒙关系则更为复杂，可以追溯到古楼兰的历史，蒙古与中俄的交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始终处在大国之间，蒙古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务实。1994年，蒙古议会通过了《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这是蒙古建国后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规定，“同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主张同俄罗斯和中国“均衡交往”，开展广泛的睦邻合作，同时重视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以及印度等国的关系。这就是蒙古“不结盟”、“等距离”和“多支点”的外交政策。由此看来，虽然蒙古有以美制中俄的意图，但维持中俄的良好关系，是他们现实利益大局利益的迫切需要。美国要想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恐怕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当然，美蒙的密切接触，尤其是军事交流，蒙军在人员培训和信息共享方面对美军更加开放，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容低估。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打好中国式的“太极功夫”，便可一一化解之
★述评：中国和平崛起路在何方★
鼓噪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崛起似乎销声匿迹了。和平崛起的呼声在中国也降低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则是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敌对心态。他们对于中国的敌对心态不仅仅体现在言论上，也已经到了行动中。
在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理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对于中国的全方位打压。新的冷战似乎随时有可能出现。以贸易争端和人权为借口，美国人试图从外交上取得突破。而美国人的军事力量也有向亚洲地区集中的趋势。美国人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做法更让中国人民认识到了强权的野心。美国的亚洲盟国日本也倚仗美国人的暗中撑腰在亚洲地区无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二战被侵略民族人民的民族情绪，断然对于其二战侵略行径进行越来越赤裸裸的否认。特别是在钓鱼岛和东海方面，日本人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更让中国人民感觉到了自身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台湾问题的继续存在、台湾内部政局的动荡以及台湾当局以武拒统的实质行动，也让中国人民不得不正视战争威胁的存在。
那么，和平崛起路在何方？中国是否已经无法实现和平崛起的初衷了？
事实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绝对不是要求中国去逃避任何必然的战争。对于战争的逃避无非是等待更大的灾难。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依靠逃避战争而获得利益。逃避的结果无非是更多鲜血与生命的付出。如果和平崛起是要求中国放下武器，那么美利坚的炸弹早已落在了神州大地，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也将再次蹂躏华夏沃土。和平崛起不是崛起的方法，而是崛起的理念！
现在国内关于和平崛起的呼声降低了，因为我们面对的威胁增加了。在威胁增加的同时，某些人却错误地理解了和平崛起理念的实质。在他们的眼里，和平崛起就等同于经济崛起，就是对于战争的逃避。殊不知，好战必亡而忘战必危。忘记了战争的中国人怎么能够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下生存。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经济崛起，而是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技等等多个领域的崛起。不是因为中国人占领了世界的纺织品市场就说明中国崛起了。中国不生产纺织品别人就没有衣服穿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需要看他是否有着发达的重工业和强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世界上五个核大国恰好是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五个国家不仅仅依靠其在二战中的巨大付出获得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还在用自己的重工业捍卫着自身的地位！
中国危急，我们需要正确的和平崛起的理念呀！中国的和平崛起理念应该被定义为在自身崛起道路上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不等同于逃避必要的流血。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的民族也就不用大谈崛起和复兴了。
强大的武装力量永远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保障。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永远是别人掠夺的对象。中国恰恰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更是那些发达国家虎视耽耽的掠夺对象。当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位居世界第一的时候，大英帝国就敢于用他们的战舰挑战天朝上国的权威。一战而定，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破了大清帝国强大的神话。一个没有强健骨骼而虚胖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人军事力量方面落后了，中国成了没有脊梁的巨人。到了中华民族最为虚弱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被别人叫成了东亚病夫！
热爱和平不是懦弱。热爱和平是一种渴望。和平是目的，但手段却不一定是退让。蒋介石够能退了，可是他怎么退也喂不饱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斯大林也能退，退到最后却还是只有让军队动手清除侵略者。真正让和平显得坚实可靠的只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平绝对需要双方具有和平的意愿。单方面的和平就是屈辱。大国政治，从来没有怜悯过谁。法国和德国在欧洲较量了那么多年，今天终于和平了。和平是怎么和平的？是打出来的和平！在经过长期的流血之后，两个国家发现他们总也不能彻底从地缘政治方面去消灭对手。而其间付出的代价之大让交战双方感觉到可怕。于是，两个民族真心和平了。
过犹不及。我们大谈和平崛起的同时不要过于针对和平二字，而忘记了问题的实质在于崛起。和平是为崛起服务的而非崛起定义和平。和平是我们崛起中的一个理念，却不能成为我们崛起过程中必然的手段。正如我们希望和平统一台湾，却决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在让世界认识到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同时，也千万不要让世界认为中国懦弱！一个懦弱的民族是没有和世界强盛民族共同生存的基础的。弱肉强食，懦弱就是毁灭的开始。
战争与和平之辨证统一正是中国解决和平崛起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的界限，战争就不会消失。人类的文明程度决定了战争的客观必然性。战争本身作为一种保卫和平的手段，是一个国家不可忽视的综合国力组成部分。国家发展是平衡的，和平来源于强大经济力量支撑下的军事力量。不可否认，中国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和平的发展环境也是通过中国人自己来捍卫的。别人不会施舍和平给中国！实力决定你享有和平的权利！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我国所拥有的和平环境是怎么来的。那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垒起来的。他们用自己的尸体挡在敌人的面前，成为一堵难以逾越的钢铁长城！朝鲜战争的胜利让多少本来试图染指中国的侵略者认识到了中国人直起了自己的脊梁！一支不可战胜队伍守护这个从血与火中诞生的共和国。
虽然大规模的战争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谁又能认定战争不会被别人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可是，又几个人真正去理性地了解和平崛起的实质。这也是导致和平崛起理论在中国偃旗息鼓的决定性因素。片面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片面地看待中国的崛起理论，这无疑是危险的。
当我们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东西的同时，千万不要把祖训给丢掉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种对于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视来源于忧患意识。而中国的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也必然是从全民忧患意识和国防素质的提升开始。
国防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强大的国防需要整个民族的努力。当全民族都能真正领会到和平崛起背后的实力逻辑的时候，中国就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路在何方？路在你我的脚下！
★解密：50年代刘伯承为何主动提出与邓小平分手★
当反教条主义的厄运向刘伯承迎头盖下时，尽管邓小平百般维护，仍不能使66岁老帅免受羞辱。刘伯承作完检讨，竟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刘邓搭档打下大半个中国之后，刘伯承主动提出与邓小平分手。
这是为什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悍然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中国政府果断决定，由彭德怀率兵出战，抗美援朝。双方在朝鲜半岛打得难解难分。
没有比战争更能刺激军人神经的事了。刘伯承统兵作战30多年，挚爱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军队，深信这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锻打锤炼的铁军能够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武装力量。同时，他也深知，人民解放军也存在先天不足的顽症，诸如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游击习气浓厚，等等。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能赶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就有可能打败仗。
在得知中央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首先找到邓小平，说：彭老总在前线为打败最强大的军队而作战，我要为使解放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重执教鞭。
看来你与教书先生有缘呀。邓小平理解自己战友为军分忧的赤子之心，也熟悉他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的主张，只好苦笑一声表示同意。
刘伯承毅然提笔，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加陆大的建设。他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泽东为刘伯承的赤诚所感动，也认为这位军事理论和军事经验兼长的老帅是陆大创办者的最佳人选，遂亲自复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尽快到北京领导军校的筹建工作。
就这样，亲密合作了13年的刘邓终于分开了。
陆大原定设在北京。刘伯承考虑为节省财力，建议充分利用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舍，遂定址于南京，正式名称为南京军事学院。
经过半年筹备，学院正式开学，首批758名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师级以上年轻干部。
这些将领都是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功臣。可俗话说的好，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惯了，散漫惯了，不拘小节惯了。于是，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来了，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二郎腿，回答老师的提问懒得起来；有的学员开会时不注意军纪，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更有甚者，有的索性把脚放在椅子上，脱掉鞋子，用手抠脚丫子。
南京军事学院学生自由散漫的名声一直传到北京。毛泽东十分生气，提出：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刘伯承决定整肃校风。他在全院师生大会上说：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这叫着‘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目做起，颁布实行我军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很快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在此后的5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
可就在这时，一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突然降临。
1957年2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的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全军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
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避免整具体的人。他对持有对立意见的两派人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很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
但是，这场运动由于有了林彪的参与，情况就变得难以控制。他对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边，引起勃然大怒。毛泽东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
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很显然，毛泽东对刘伯承产生了误解。
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刘伯承正在养病之中。
在刘伯承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负伤九处：
左脚一伤；
颅顶一伤；
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
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
左臀部一伤；
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行走；
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
左脚侧边一伤；
右手侧面一伤。
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这些创伤时刻折磨着老帅，直到一年前，伤情恶化，不得不从南京转往上海医疗，当时，邓小平已调至中央担任总书记，经常过问老战友的健康状况和医疗进展情况。刘伯承自己形容道：感觉残老的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近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近来寒潮时降，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
在邓小平的劝告下，刘伯承于1957年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伤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
刘伯承恳请免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照准同意。
虽然刘伯承卸任将近一年，但中央军委准备召开有全军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勒令刘伯承作公开检讨。
邓小平认为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来批是不公正，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空气下他无力回天。为了让老战友免遭公开被批斗的屈辱，他专门找到毛泽东，恳切地说：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我看不必上台作检讨了。
毛泽东没有吱声，会议按原定计划进行。
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
7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
那天，刘伯承从南京赶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一个踉跄，险些倒在月台上。人们搀扶着他到陆军医院检查。
医生建议：您得卧床休息。
不行，我得起来，我要到中南海作检讨，大家还等着我呢！刘伯承挣扎着强撑病体赶到怀仁堂。
怀仁堂前，邓小平第一个迎出来，紧紧地握着刘伯承的手，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好，便牵扶着刘伯承走进怀仁堂。怀仁堂内，1400多位高级干部胸前的将星亮得耀眼。
扩音器传来主持人的声音：下面由刘伯承同志作检讨。
大堂鸦雀无声。刘伯承走上讲台，掏出准备好的讲话稿，边念边讲，边讲边念。讲到动情时，想到委屈处，禁不住哽咽起来，老泪纵横。他的战友，他的部下，他的学生，他的战士，面色沉重、复杂。
刘伯承作完检讨后，怀仁堂竟然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
作检讨还能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现象！《中共著名搭档大结局》 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刘心武：关于我的“秦学”研究★
——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问：您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被有的传媒称之为“秦学”，又作为“作家加盟‘红学’”的一个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 化是不是一种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也就是在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说的“三春”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那是曹家熬过雍正朝的寒冬后中兴复苏的三年好日子，《红楼梦》从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写的“乾三”；但没想到这三年过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导致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毁灭。所佚的八十回后的《红楼梦》，所写的应该就是“乾四”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绝不会是高鹗所续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集中体现出了“秦学”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一类的问题，不在我思考的范畴中。我研究《红楼梦》并不是想把自己“化”为“学者”，我以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没有“作家”“学者”头衔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
问：您的探佚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剧人物秦可卿是哀艳的，您写她，包括写贾珍，文笔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这样说：“命运和人性”是您这作品的主题？您说您写的是“学术小说”，写小说和做学问会不会成为一种矛盾？
答：命运和人性，确实是我小说创作最关注的东西，也不独是写“‘红学’探佚小说”如此。“学术小说”应该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问：可不可以结合您的经历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答：我这人其实是很孤僻的。内心很丰富，但不擅为人处世。但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生命无法也不应该完全脱离他人、群体与社会，所以，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尽量使自己对社会有益，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寻求生存的诗意。我从少年时代就接触《红楼梦》，读了几十年，不敢说已经读懂、读通，但我觉得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严格来说是一至七十八回，更严格地说，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灵就获得极大的慰藉。把《红楼梦》简单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部写个体生命在时代、社会、家族、他人的错综纠葛中，如何执拗地追求诗意生存的伟著。全书笼罩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日”“月”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大决战前夕的政治阴霾里，贾宝玉的被笞，其实质是“日”集团的忠顺王与“月”集团的北静王的对抗，折射到了对蒋玉菡的争夺，证据显示在茜香罗上，这影响到贾政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家族的安危，惊心动魄，生死交关，贾宝玉对此也不是浑噩无知，但他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体现在青春女性和灵性男子身上的诗意美。远离名利场，亲近自然美，这是我目前得到《红楼梦》启发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问：在您看来，《红楼梦》对今人有怎样的启发和意义？
答：守住你的个性。如果做不到诗意地生存，至少要尽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诗意。多跟水质的人亲近，对泥质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绝来往也要提高警惕尽量不受其污染。当然不止于此。
问：在诸多“红学”的研究评论成果中，您本人比较欣赏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这不是从“派”出发。周先生自是一派。他在“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红学”分支上都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最近我又读到作家出版社刚给他出的《红楼夺目红》一书，这可是紧扣《红楼梦》文本、细抠其文脉语言的一部著作，写得潇洒自如，学问、见地令人如登山阴道，创见、憬悟层出不穷，且能深入浅出，做到了雅俗共赏。当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满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则总是真诚地表示那仅是他的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尤喜切磋讨论，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襟怀。
问：您研究《红楼梦》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答：当然。我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2000年我更得到英国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的邀请，去伦敦作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当然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轨迹、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听就烦，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话！”“有点什么就马上拿出来到处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态度。”(见2003年9月2日《北京晨报》)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毋乃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能“入行”吗？哪个天皇老子给了他这种“钦点”的特权？我已积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少，怎么会是“有点”而且“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专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学”研究也就还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封杀不了，禁绝不得。
问：接下来，您还将对《红楼梦》作哪一些探索？您有否续八十回后的打算？
答：对八十回后的探佚当然是我最重视的课题。但以“曹体”来续八十回后，我还没有那样的能力。不过我的“秦学”是从曹家与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及他的儿子弘皙(即康熙的皇孙)的荣枯与共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创作环境、创作心理，并探究这一重大政治、社会、家族变故在书中的投影，对此我积累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悟出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因此，我正酝酿利用这些素材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已经发表的长篇学术随笔《帐殿夜警》，实际上已具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提纲性质。
本文选自《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出版，刘心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