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宣布接收无国籍藏族人千名藏人将移加★★★

　　原本外界认为伯恩斯（William Burns）与拉塞尔（Daniel Russel）访问东北亚意在仲裁斡旋中日韩历史问题，收拾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来的外交僵局，但是戴维斯(Glyn Davies)短时间内再次接连访问中日韩却将朝核问题提到了风口浪尖。这与2013年12月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连访中日韩原本是斡旋东海识别区问题，但却与习近平超时会谈了朝核问题一样。

　　在东北亚就日本问题陷入僵局的背景下，美国的紧急行动却屡次就朝核问题取得了进展，这种错位再次证实了中美已经就日本问题与朝核问题交换达成了共识，先“控制”金正恩再“收拾”安倍。美国负责约束日本，中国负责劝说朝鲜。

　　各方的唯一共识是解决朝核问题

　　伯恩斯与拉塞尔刚刚结束在中韩的访问后，中韩就对安倍在达沃斯论坛的言论发起新一轮攻击。中国外交部1月23日、24日连续两天启用高级别的新闻发言人秦刚予以强烈回应，中国外长王毅也特意在瑞士斥责安倍。韩国外交部对安倍辩解拜鬼提出了反对，韩媒对安倍死缠朴槿惠称为之骚扰。

　　而伯恩斯访东京要求让日本建设性解决历史问题的24日当天，安倍在国会众院全体会议上继续点名批评中国通过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大海洋活动等“谋求获得更多权益”。这种现状反映出，伯恩斯与拉塞尔斡旋东北亚历史问题很不成功。

　　一方面，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突破战后秩序。安倍前不久曾表示日本不能够永远呆在四五十年前的盒子里。而日本的战后秩序是美国确定的，如果认定日本违反战后秩序，那么美国难逃其咎，对日本的否定就是对美国的否定。美国不能够忽视否定日本的后果。另一方面日本与中韩的矛盾看似是历史矛盾，实际上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矛盾，是随着日本的实力下降造成的深层次民族心理矛盾，短期内无解。

　　金正恩打虎

　　而解决朝核问题目前是各方的一致共识。奥巴马想借解决朝核问题巩固其在伊核问题上的成绩自不必说。虽然从2012年9月钓鱼岛争端爆发，东北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朝核问题转为日本问题，但2013年美国朝核问题代表戴维斯却先后4次访问中日韩，2013年伯恩斯唯一一次连访中日韩也是为了解决朝核问题。此次伯恩斯名为调停历史争端，却推进了朝核谈判，印证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持续发力。

　　中国也迫切需要解决核问题来稳定东北亚局势，进而争取韩国成为对日盟友。而韩国一边面临日本挑衅一边有着朝鲜威胁，韩国迫切需要先解决朝核问题，以免在应对核问题时被日本掣肘。现阶段而言，朴槿惠的最大政治进程是统一，朝韩关系改善。日本与各方缓解关系、体现在东北亚存在的最佳场合是六方会谈。刚刚结束铲除张成泽的内部争斗后，金正恩急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巩固政权。自16日发出重大提议来，朝鲜接连发表公开信，并同意与韩国举办离散家属会，释放缓和信号。

　　基于此，在美国外交官访问东北亚时与中国达成了默契，那在朝核问题上率先取得突破的共识就不难理解。戴维斯在伯恩斯、拉塞尔访问中日韩后立刻再访中日韩，即是朝核问题取得进展的标志。

　　美国同意中国条件

　　不过，中国配合美国解决朝核问题并不免费。敦促日本克制是中国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倾注精力在朝核问题同时，对日本的管控越来越严。

　　2013年1月上旬日本政府决定允许自卫队战斗机对侵犯钓鱼岛“领空”、不服从无线电警告的飞机进行曳光弹警告射击，但是美国政府随后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要求日本自卫队不得射击飞临钓鱼岛的中国飞机。几乎与这一事件同时发生，美国国务院2013年1月16日宣布，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于1月22日到29日率团访问中日韩，讨论对朝政策。

　　2013年4月安倍内阁成员首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国务院在4月24日前后私下通过驻日本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表达了严重关切，认为安倍内阁的这些做法将会激化与中韩两国的关系。随后2013年5月9日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与三国官员磋商当前的朝鲜半岛形势。

　　2013年11月19至25日戴维斯先后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在这期间，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同年12月，拜登访华时并未迎合日本的言论公开要求中国撤销识别区。

　　一系列迹象显示美国在朝核与日本问题上的有明显的先后取舍。正如2013年6月解放军副总参戚建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出朝核问题与日本问题是亚太安全的威胁，中国乐见美国既积极应对朝核问题，又对日本有所警惕。来源: 网讯

“离岸金融”消息被抛出显双方都无回旋余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4672

2014-1-27：中共当局正进入打“周老虎”的关键时刻，突然涉及中共高层包括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家族“离岸”丑闻被热炒，令本来就紧张的中共政局更加震荡，周永康与习近平已到了再无法妥协的地步。

　　2014年1月21日，被外界质疑是江派选择性向外喂料的“离岸解密”消息，不仅包括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且还包括温家宝、李鹏、胡锦涛及邓小平家族的负面材料。此举也令中南海再次动荡。

　　披露中共高层“离岸解密”消息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自己披露，他们从一名匿名人士收到秘密文件。但是这次消息中并没有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等家族的贪腐内容。

　　在薄熙来倒台后，江派媒体向外释放“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威胁，声称周永康作为中共情报头子，能收集所有常委及其家人贪腐的证据，证据一旦披露，就不是谁上谁下的问题，而是大家“同归于尽”的问题。并称周永康比王立军和薄熙来更加心狠手辣，把他逼急了，说不定会来一手更狠的，弄得鱼死网破，所有常委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早在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爆发，薄熙来、周永康政变密谋曝光。其中包括的内容就有向外发放攻击习近平、温家宝家族的材料，达到搞臭习近平的目的，为政变营造舆论攻势，待时机成熟发动政变。

　　中国问题专家称，这次“离岸金融”消息被抛出，显然是属于中南海两派间再无妥协可能之后的放料，此后中共内部的紧张将会更加升级。来源: 动向

印度邀日本开发敏感地区拒绝中国承建★★★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28/023529364041.shtml

2014年01月28日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陈新生丁良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但关于他此行对日印、中日、中印关系影响的议论仍在继续。日本《京都新闻》27日发表社论认为，安倍上任以来欲拉拢众多国家“牵制中国”，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正面对抗中国，这样一边倒的“牵制政策”反过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被“孤立”，“安倍政府缺少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探索”。印度前驻华大使尚卡尔–巴杰帕伊27日在《印度教徒报》撰写题为“日本、印度与权力平衡”的文章，称印度和日本可以真诚地表示他们不是要建立针对中国的敌对关系，但也应当做好应对中国敌意后果的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7日表示，希望印日发展正常关系，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应该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京都新闻》27日的社论称，安倍上任一年多来，已经同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4次会谈，安倍不寻常的“重视印度”与和中韩关系的冷清形成对比。安倍政府在安保方面欲构筑“中国包围圈”的居心越来越公开化，但可能引发反作用。日本《产经新闻》27日发自新德里的报道称，将安倍作为“最重要人物”欢迎的印度在日中对立问题上保持距离。报道称，为了不刺激受到过核打击的日本，印度在26日的国庆日阅兵式上取消展示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虽然印度暗示在海洋安全问题上支持日本，但印度官员拒绝评论靖国神社问题。“印度希望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关系，但不想刺激中国”。

　　“印度邀请日本开发敏感的东北地区，拒绝中国”，《印度时报》27日以此为题报道称，在安倍此次访问中，印度邀请日本投资东北部基础设施及金奈港口建设，而过去印度一直拒绝将这些“工程蛋糕”分给中国。文章称，中国此前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工程投资屡屡受挫，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投资禁区”，也是颇具政治敏感性的区域。日本公司还被邀请投资印度金奈的港口建设工程，该工程将有助印度海路连通性，且日方援助将让连接金奈与缅甸土瓦港的海运线路更有保障。因考虑到该工程对印度“至关重要”，印度坚定拒绝由中国承建。此外，印度与日本还决定合作在印度的周边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报道称，此举将极大振兴印度国内萎靡的公共事业部门，日本的资金及技术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印度时报》评论称，邀请日本投资东北部是一份分量十足的“政治宣言”，2007年，中国曾极力反对亚洲开发银行为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借款，“从战略意义上来说，邀请日本援建金奈港将产生出一条替代性供应链，让亚洲摆脱目前由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网络”。

　　印度前驻华大使巴杰帕伊27日的文章称，很多国家都知道，在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对可能的不愉快保持警惕。第一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第二则看你的能力。“现在本地区没有国家的能力接近中国，更别提将来了，因此每个国家都在增强自身力量。每个国家都在竭力辩白自己不是为了伤害甚至遏制中国，但中国会认为它们是。”文章称，印度不应当怯于应对不愉快的后果，“世界上哪些国家欢迎印度的崛起呢？哪些不喜欢呢？大多数国家对于印度的崛起并不担心，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巴基斯坦)不欢迎。日本则希望印度好好发展。”

(原标题：印度邀日本开发政治敏感地区印媒称拒绝中国)

从“体育草根”变成“体育英雄”★★★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

中国四川网友：刘海明 2014年1月27日

中国选手李娜夺得2014澳网女单桂冠

李娜第二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后，喝彩者如云并不奇怪。媒体报道，对李娜的感谢团队、调侃丈夫也着墨颇多。如果说李娜第一次夺冠是偶然，此番梅开二度，则证明了某种必然。

李娜作为中国体育圈的个体户，从“体育草根”变成“体育英雄”，她的成功预示着中国体育运动员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说李娜创造了民间运动员的“李娜模式”的话，不论中国的体育体制是否改革，无疑将刺激更多的优秀运动员摆脱体制的束缚，走上商业化的体育竞技模式。

这种模式从个别到一般，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这和武警执勤撤离地市级政府机关和广电部门，令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不大自然一样，体育明星的商业化制度，李娜已经树立了一个标杆。

在我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体育竞技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最终把体育竞技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事业抽象成国家荣誉，以至于冠军、金牌成为国家兴盛的标志。对于弱国来说，通过零星的冠军奖项、金牌点缀政绩，虽然牵强也实属无奈之举。真正的强国，大约不会把尽管、金牌当作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更不会举全国之力办体育。

体育的举国体制，出点政绩不是太难，只是这样的体制违背了体育竞技的精神，抹煞了个性，也容易被个性绑架集体。李娜如果不是因为有点个性，依然躺在体制的饭碗里训练，也许她依然有名，也许她依然成功，但却无法代表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体育竞技以个性的张扬为基础，这种竞技适合商业模式来运作。商业模式的有点在于优胜劣汰，没有安全感。体育竞技的参与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但安全感又会磨掉他们的棱角，削弱他们的进取心。

商业模式的竞争越是残酷，运动员的安全感越是匮乏，一个人天性中优秀的东西才可能被激发出来。真正的体育竞技，要的恰恰就是这个效果。所以，当不少人得知奥运会的运动员，绝大多数国家的队员来自各个行业，刚开始看不起这些“乌合之众”代表队。及至人家照样表现不俗，才不得不另眼相看。

其实，当我们改变观念的时候，就该知道体育的举国体制并非真的那么合理，就该知道职业运动员就该自食其力，而不是天生的“吃皇粮”者。也许李娜当年离开国家队的时候，未必能预见到她个人事业今天的辉煌，可以肯定的是，冥冥之中她不仅成就了自己，也开创了中国运动员自食其力的先河。

我们赞美李娜，更要追问李娜成功的原因，还要反思中国李娜太少的根源。我们不期望举国体制的体育模式一天退出历史舞台，但李娜模式的成功预示着传统的举国体制模式的衰落。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有更多的运动员效仿李娜，迟早会“下海”拼搏。

一人总统二大新机构，此举为“最大政改”★★★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1/26/2971383.html

南早中文网 2014-01-26：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表示，深改组和国安委成立的目的之一，是要改进由邓小平设计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体制。

中共在去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经两个月的酝酿，北京在过去10天里先后公布有关主要人事安排，称总书记习近平将同时领导两大新机构。有海外学者分析称此举为“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对中国目前的权力格局产生整体性的影响。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在新中友好协会、新加坡中国商会和醉花林俱乐部周末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未来》专题讲座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表示，深改组和国安委的成立是一种新政治组织架构的诞生，目的之一是改进由邓小平设计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体制。

郑永年分析称，有中国学者称集体领导制为“集体总统”，但事实显示，这一制度已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报道引述郑永年的解释，称据其观察，“集体总统”的结局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总统”，集体领导就是没有领导，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

报道援引郑永年的话报道称，“不论是九个常委或七个常委，大家各管一块，劳动分工，我说了算，这不叫集体决策也不叫集体领导，是典型的封建主义，一人分封一块，这就出现很多问题。周永康的‘石油帮’问题就是体制问题所造成的。”

郑永年表示对新的政治体制的认同，称其有很多优势，最明显的是统筹权力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过去每个常委各管一摊，缺乏大局观念，以自己的部门为重。现在的设计就比较好，深改组组长和国安委主席都是习近平，李克强担任副组长和副主席，他们是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最高领导人在每个领域都必须有统筹权力，没有这个统筹权力，很容易走向部门主义。” 《联合早报》的报道援引郑的发言报道称。

郑永年同时认为，新政治体制改革除了用来强化习近平的权力，也是为了培养未来领导人。“习近平到了二十大就要退休，离现在只有八九年，他必须安排下一任领导人。”

他解释说，深改组和国安委在历史上都是有根据的，深改组其实类似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期的体改委，国安委则是将过去“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正式化。

郑称这两个组织是为解决目前集体领导制的缺陷，因此不会被废除。如果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想改，可能只是把名字改一改，但功能会得到保留。

不过郑永年也指出，下一步还要看深改组和国安委如何运作，他认为，新架构要运作得好，政策研究与决策必须分开，不能由同一批人负责。

《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出，去年初以来，中国左右派之间出现关于“宪政”的激烈争论，左派把“宪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反对“宪政”，认为中国不能搞宪政；右派则认为中国应当搞西方式宪政。

郑永年认为，以深改组和国安委为代表的新政治体制显示，中国会走一条“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而非西方民主体制。

针对外界担心习近平统领两个强势机构，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可能走向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集权道路，郑永年不表赞同。他指出毛泽东不受体制约束，而习近平是通过建立体制来强化权力，他因此得遵循体制的运作程序。

“尽管习近平权力很大，但倘若他的改革遇到官僚体制的阻挠，我想他大概不会走群众路线，号召老百姓起来造政府的反。他也不可能变成戈尔巴乔夫，体制改革不动了，直接就去走民主。”

中国建大坝等于自杀★★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1/27/2972444.html

明镜网 2014-01-27：众所周知，无论石油或煤炭，世上的能源都是有限的，但国家经济要发展，就不可能不消费能源。有鑑于此，中国近年来致力于投资绿色能源，当中以水电最值得一提。

在追求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以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速度及规模，建造一个又一个大坝，很多屹立于大河之上的水坝，比美国科罗拉多河的胡佛水坝还要大（註：胡佛水坝是美国最大水坝，被誉为“沙漠之钻”，高221公尺，每年可产生2000兆瓦电力），例如闻名世界的三峡大坝于2008年完工，长1.5英里，发电量是胡佛水坝的十倍。然而中国似乎还不满足，更多的水坝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根据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发表于网站“耶鲁环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光是在中国西南就有130个大坝项目正在进行，“造坝运动”成为中国政府最热衷之事，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提高到12万兆瓦，因此水力发电的角色至关重要。北京认为，水电很安全，不会制造污染，不但能有效和缓气候变迁，还能防涝抗旱，改善人民生活。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刘易斯形容，中国的大坝热潮其实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大坝固然有其优点，但同时它也会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那些建坝倡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

惊人的是，这桩交易还持续著，且有越演越烈的迹象。刘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建造2.2万个高度超过15公尺的水坝，约占世界总数50%。1990年开始，由于经济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的缘故，令中国政府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将眼光投向水电。尽管最近几年不断有环保人士抗议水坝带来的环境破坏，但拿十二五规划来看，中共毫无让步打算，甚至压制反对声音，水坝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兴土木。

水坝问题跨越国界

水坝产生的问题同温室气体是国际性的。举例来说，中国将在澜沧江上建造24个大小不等的水电站，而澜沧江的下游便是流经缅甸、寮国、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湄公河，刘易斯批评，中国于1997年拒绝签署联合国跨界河流资源共享的公约后，便毫不考虑下游国家恣意建造水坝，阻挡含丰富营养的淤泥流向湄公河三角洲，导致鱼群减产，土地变得贫瘠，引起这些国家的环保组织极力奔走，抗议中国一手缔造的生态浩劫。

同样地，中国河流的源头大多来自青藏高原，它们切割出许多很深的峡谷，流域的地震风险性也很高，无节制地盖大坝并不明智；更甚者，大坝本身就可能引发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地质学家发现，距离汶川5.5公里的水库的蓄水行为，诱发了断层中一系列的小地震，从而触发大地震。

难道中国没有监管大坝的法律吗？答案是有的。每个大坝均必须通过环境评估，但中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恶习，使得环评效果不彰，且官员在评估时，通常只针对单一项目，而非针对整体影响；另一方面，一旦一条河流充斥著大坝，那么当上游某个水坝溃坝时，急速的水流势必引发下游水坝接二连三溃坝，1975年，位于淮河支流的板桥水库因暴雨溃坝，下游大量水坝随之崩溃，造成六个县城被淹，2.6万6人死亡。

支持水电者最常见的论述是水电的碳排放量比火力发电少得多，这是事实。不过刘易斯认为，一昧认定水电是百分之百的清洁能源并不正确，因为水库所淹没的树木和植物会渐渐腐烂，释放出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与甲烷，一样会促进全球暖化，等到水位下降，冒出水面的腐烂植物将排放更多甲烷。

一个水电站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得视当地状况而定，包含水电站地点的气候、被淹没的植物数量与种类，以及水库的使用年限等有关。如果是中国西南部温暖潮湿的森林区，一个水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概是天然气发电厂的1/3到2/3，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刘易斯也不认为大坝防止洪水和干旱的功用有想像中高，大坝在雨季蓄水、旱季放水，扭曲河流的自然循环，像是洞庭湖和鄱阳湖从古至今容纳长江洪水，但三峡大坝建成后，两个湖泊的面积迅速缩小，一些较次要的湖则已完全消失。

当沖积平原变得干燥，氾滥区不再有每年一次的淹水时，干旱就可能来临。刘易斯提到，2011年1月到4月，长江下游的水位急遽下降，然而上游的水坝经营者为了确保发电量而不放水，造成数千艘船只搁浅、中国东部和中部电力短缺；而在黄河上流，一系列的大坝使华北旱情恶化，加上全球暖化减少河水水量，水库越来越难蓄满，中国精心建造的大坝或许不用几十年就会丧失价值。

　　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

最后，水坝对河道生态的毁灭性无疑是难以计算的，原本自由流通的水路，现在变成了毫无生机的人造湖，植物死亡、鱼群难以洄游繁殖，多少物种因此灭绝，更不用说因水坝建设而被迫迁徙的平民百姓。除此之外，中国云南拥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世界遗产的“三江并流”（註：指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在幽深峡谷中并行数百里而不交会的自然奇观），这片壮丽风景本是地球最多样也最脆弱的环境之一，可是目前水电公司正计划在此盖25座水坝。

水坝也不可能与污染无关。刘易斯指出，水库会将化学物质、化肥残留、人体废物和各种垃圾通通堆积起来，2010年的洪水之后，漂浮于三峡大坝后方的垃圾面积高达5万多平方米，以至于当地报纸戏称：“人们简直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由于水坝截断河流的缘故，污染物无法再被沖到下游，它们将渗进土壤污染地下水，2013年国土资源部的报告便指出，全国198个城市当中，60%的地下水质量评价为差。

若说中国政府不太在意大坝对环境的影响，对“人”的影响肯定值得官员警惕。诚如《中国青年报》指出，过去50年来，约有1600万人因水电站远离家乡，其中1000万人生活贫困。每当有新的水坝项目通过，不只生物的栖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他们往往拿不到赔偿金和工作培训，必须不断流浪、不断打工维生。拿三峡大坝来说，它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乡镇以及1350个村庄，截至2007年，140万人被迫搬迁，这些人的不满积累越多，就越容易爆发群体事件。

简单来说，中国大肆成立水坝的目的不外乎发展清洁能源、降低污染和保护环境，但凡事过犹不及都有弊病，如今来看，几近疯狂“水坝热”反而显得有点讽刺。四川地质研究员范晓是反对小南海水电站的先锋之一，他于2011年感慨地写道：“这些大型工程是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它们遗留下的历史伤痛很难抹平，将是未来几代人永远的悲痛和遗憾。”

　　水电工程的政治意义

巧合的是，《经济学人》同样注意到了这座位在重庆近郊、斥资52亿美元的小南海水电站，它认为小南海水电站的缺点浅显易见，包括地势平缓不利发电，称不上一个很理想的水电地点，加上水库淹没区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产稻米，而小南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有下游三峡大坝的1/10，却可能摧毁稀有鱼类如长江鲟的栖息地。

尽管如此，小南海水电站不可能不盖，因为它关系到中共庞大的政经利益，无论环评怎么说，也无论抗议人士如何反对，小南海水电站势在必行。《经济学人》指出，近年来中国虽加强对环保的重视，但在水电这一块仍有复杂的“水电情结”，这不只是因为中国有一大群水电工程师（胡锦涛本人就是），还与水电惊人的潜力有关。据调查，中国未开发的潜在水电资源为300吉瓦，2012年中国总发电量是1145吉瓦，其中758吉瓦来自煤电。

中国转向水电的最大动机乃是减少煤电使用。当局计划，等到2020年，全国消耗的总电量将从目前9%来自清洁或再生能源提升到15%，因此水电的地位就跟核电（别意外，核电亦是清洁能源一种）同等重要，纽约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的中国水坝专家达林‧马吉（Darrin Magee）便告诉《经济学人》：“水电在中国被广泛视为绿色能源。”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个水电工程背后的政治意义，如《经济学人》警告，中国的水坝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规划及核准水电项目，反观环保官员几乎无权阻止。因此，问题从最初的河川规划就已浮现，河流经过的每块区域就像封地般被国营电力公司所瓜分，即使北京水资源部门的官员最清楚大坝对环境的冲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是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者和通过者，除了水资源部门外。”达林‧马吉如是说。

对地方政府而言，像水电这类的基础建设是很好刺激经济的工程，拥有贷款特权的水坝开发者会去融资，建成以后的电力可支持工业扩张，在中国，地方官员升迁与否的主要判断标准是绩效，一旦官员有能力缴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要获得拔擢轻而易举；同一时间，水电工程也提供官员与建商勾结牟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环评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水电公司会贿赂环评顾问以求他们“高抬贵手”。

　　挖东墙补西墙

不受大坝经济诱惑的官员，大概就跟长江里的稀有鱼类一样少，且按照法律程序来讲，环保人士有权要求公布评估纪录以及举办公听会，但很多时候这些渠道都被刻意堵塞，地方政府对他们置之不理，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官僚体系外的方法来表达诉求，甚至费尽心机来游说强大的政治局委员。2004年曾有个成功案例，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因环境考量下令暂停13个怒江大坝的建设案，但温也就只阻止了13个，因为小型项目不受此限。《经济学人》指出，这段期间建造商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完成怒江地区近100个小型水电站。

更糟的是，温家宝卸任后，13个怒江大坝项目全都死灰复燃，而且新上任的领导班子还放出继续盖水坝的信号，通过好几个野心勃勃的水电项目，包含在大渡河兴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坝。《经济学人》认为，人类与水奋斗无可厚非，然而1949年中共建国后，事情便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上数万座的大坝，堪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环境大浩劫，现在中国人还想把“水电情结”推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众多水坝里，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时反对声浪极大，专家纷纷提出警告，称大坝将改变长江流量与生态以及导致地震，水库淤沙也会威胁大坝的稳定性，可是到头来政治力量终究凌驾于环境考量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对或弃权票，于是，时任总理的李鹏拍板定案，决定兴建这座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坝，而李鹏的家族事业也一飞冲天，儿子李小鹏长期担任华能集团领导职务，女儿李小琳则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长。

大坝正在杀死中国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为了降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反而扼杀河流的可持续性，现在政府如同挖东墙补西墙，西墙补好了，东墙却垮了，等到哪天两面墙都倒了，领导人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中国前外长杨洁篪没辞职目前正在欧盟访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1/27/2973095.html

新华社 2014-01-27：据消息人士透露，杨洁篪从没有递交辞职申请。

　　昨天有消息称中共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杨洁篪辞职。接近外交部的消息人士称，自从杨洁篪6年前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内部认为他大大改进了外交部的内部管理并被外交部的职员所广泛尊重。在习近平掌权后，杨洁篪以强有力的姿态非常成功的处理了日本危机，他还很好的处理了复杂的中美关系。

　　消息称，杨洁篪频繁出访，证明其身体健康状态很好。他目前在欧盟访问。

　　在工作之外，他还唱京剧娱乐、练书法和打乒乓球，这第三项都达到相当水准。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加拿大宣布接收无国籍藏族人千名藏人将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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