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意中国成”宇宙大国” 媒体多联想到”军事”
★美国情报主管吁政府与中国展开航天领域合作
★在东海问题中，中国将使出“杀手锏”
★神舟六号开启对美日战略侦察时代
★“越战最高机密文件”始末
★中国军队如何为拓展国家利益保驾护航(续)
★日本在意中国成”宇宙大国” 媒体多联想到”军事”
中新网10月13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上下昨天平心静气地观看了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各报的报道篇幅虽不太大，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十分在意中国就要成为“宇宙大国”。
各报在文中强调说，中国就是紧接在俄罗斯、美国之后的“宇宙大国”。与此同时，多数报章分析也从“宇航”联想到了“军事”，称中国的宇航飞天成就，不仅将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也将与军事挂钩。
日本内阁秘书长细田博之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日本一些媒体提问中国宇航科技先进可有“军味”时，简短地回答：“没有关联”。
他也说：“(日本)很高兴看到中国第二次发射成功。”至于宇航事业中日间是谁在领先亚洲，他也以回避口吻答说：“中国的载人飞船，与日本的无人飞船不能一概而论。”
日本电视台24小时新闻昨天在进行报道时，除宣布飞船发射成功，更重点报道中国民众为发射感到“骄傲”。
在不到30秒的新闻节目报道中，日本电视台插播了两段中国老百姓的谈话。因为是重复播映，留给观众印象深刻——第一段：“我为中国的崛起、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第二段：“我们中国就快要超越美国了。”
《东京新闻》在昨天的晚报指出：“中国这次发射成功，倍增信心。同时，发射也是要对国际社会宣示，在太空开发事业上，中国将与美国、俄罗斯平起平坐。”
《朝日新闻》也在其两天前的特写报道中以大标题说：《中国致力要成为宇宙大国，就是要发扬国威。》
该报还引述了日本多位宇航专家的谈话，“高度警惕”中国发展宇航事业与军事挂钩。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理事长椑田浩雄说：“中国发展宇航事业就是要为巩固国家战略定位。它(指中国)能够如此火速的按照计划进行，让人惊叹不已。”
另一名日本宇航研究专家、日本教育科学部宇宙开发委员五代富文说：“中国宇航技术是运用了它的军事技术，如导弹发射技术、侦探型卫星技术。”
该报补充分析说，中国所以要发展宇航科技，不仅是要从外太空掌控中国庞大的国土，掌握灾害、通讯，在军事上也将发挥作用。
《日本经济新闻》则比较关注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后的经济效应。它在报道时强调：“发射成功，将给中国市场带来1万7000亿日元的经济利益。” ▲
★美国情报主管吁政府与中国展开航天领域合作
凤凰卫视10月14日消息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美国政府和专家祝贺中国神舟六号发射成功，认为此举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航天事业的地位。美国国防情报中心主任希金斯呼吁美国可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合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在当天例行的新闻吹风会上承认，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美国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但他说：“我们明确地祝贺中国第二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此外我们赞赏中国作为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将人类送入太空。”他表示，和平利用太空是适当的，美国欢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
美太空总署：中国是精英国家
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格里芬当天也发表声明，对中国第二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表达敬意。他说：“中国又一次显示了它作为几个有能力进行人类太空飞行的精英国家的一分子，我们希望他们的任务进行顺利，期待着他们的宇航员安全返航。”
美国国防情报中心主任希金斯则指出，“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成为美国的一个威胁，为了避免它，美国最好现在与它在发展宇航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就像同俄罗斯人进行合作那样，你明白他们将会崛起，那么就同他们进行合作。”美国宇航员琼斯认为，中国在十年内就有可能急起直追，成为美国在太空中可能的合作伙伴。
欧盟：华已经成航太大国
欧洲有关机构和媒体也对“神舟六号”成功发射作出积极反应。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欧盟主管航太事务的一位官员表示，中国在航太领域的探索是“非常有勇气的”，两次发射载人太空飞船，说明中国所专注发展的航太领域“国内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准，正在追赶世界航太界的领先水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航太大国。
俄罗斯宇航部门也纷纷对中国“神舟六号”进行点评。俄罗斯航太署国际合作司司长亚历山大．科洛佳认为，只要有充足的财政保障，中国完全能够成为航太大国。▲
★在东海问题中，中国将使出“杀手锏”
目前，已经有资深外交人士提出，现在到了重提琉球主权的时候了。吕耀东也认为，从琉球地位的问题来谈中间线问题，或许可以从根源上帮助解决东海争端。我们须将眼界放至整个东海，面对国家主权问题，坚决坚持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
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第四轮磋商在即连日来，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的紧张态势快速升温。在月初的中日第三轮磋商无果而终后，日方提出于19日重开谈判，并提议可以考虑将磋商上升到部长级。尽管中方尚未就此做出回应，但预期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第四轮磋商将会在月底前启动。专家提醒，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策略已经发生变化，由强硬攻势转向为隐含杀机的柔性攻势。
共同开发方案暗藏玄机
在月初举行的第三轮磋商中，日本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在东海问题上，中国于上世纪60年代就首先提出过共同开发的建议。2004年，中国曾经在“10＋3”能源部长级会议以及第三届亚洲对话会议等多种场合都向日本提出过共同开发问题。但是，日本都予以拒绝，并要求中国提供春晓等7个相关油气田的开采数据。对于这样的无理要求，中国自然不能接受。今年5月，在中日第二轮磋商中，中国又一次提出了共同开发方案，日本仍未接受。
但在第三轮磋商中，日本却突然抛出一个共同开发方案。该方案主张，双方可以考虑共同开发东海，但中国要停止在春晓油田的开发行动并向日方通报勘探资料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耀东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策略已经由强硬攻势转变为柔性攻势，其中隐含杀机。它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实际上蕴藏了非常险恶的目的。
首先是主权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并不承认日本主张的所谓中间线理论。事实上，中日也从未在东海进行过任何划界，只有一个2000年生效的渔业协定。因此，中国目前在东海进行的油气田开采完全是在我们自己主权范围之内的。而日本绞尽脑汁提出的共同开发，甚至跨越了它所主张的中间线，向完全属于中国大陆架的区域伸出了黑手。很显然，日本方案的真实用意是间接制约中国，逼迫中国承认中间线，并希望在能源以及主权上取得更大突破。
其次，日本打着共同开发的幌子，要求中国提供春晓等7个相关油气田的开采数据以及东海地区的地质、地貌等相关资料，背后隐藏着一个野心：即凭借这些资料，日本可以到2009年时实现向联合国申请海域主权。1999年5月，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制定了新的审查标准，规定各国延伸大陆架界线申请的最后期限为2009年。随着这一期限的日渐临近，日本正在想方设法进行调查。由于在东海开发上中国起步早，因此，日本急于获得这些资料。但如果强行勘探，又怕与中国擦枪走火，所以，日本转而欲通过外交手段，打着合作的旗号，取得相关资料。
第三，日本想把注意力引到油气田上来，以此来掩盖两国主权上的争议。众所周知，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等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日本此番借助中间线大做文章，甚至将手伸到所谓中间线以西完全属于中国的区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暴露了其欲侵占中国钓鱼岛的狼子野心。
中国需针锋相对坚持原则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表示要将东海由“争议之海”变成“协力之海”，日本一些官员也曾经在口头上表示过这样的意愿。但是，从日本政府的在东海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上看，日本实际上正在步步为营，在东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陷阱。对此，中国必须保持警惕。
吕耀东认为，既然第三轮磋商日本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看不到日本的任何诚意，那么中国也应该采取一定外交策略，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开发方案。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在钓鱼岛周围进行共同开发，或要求将开发范围延伸到琉球海沟（日本称为冲绳海沟）。据悉，目前我们的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大陆架的三个方面，一个是大陆架相对中部地带，还有就是在钓鱼岛周边的大陆架上以及琉球海沟。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提出要在本月19日进行再次磋商，并称可以考虑将磋商提升到部长级，对此吕耀东认为，这是日本策略柔性升级的另一个体现。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日本试图通过将磋商升级，混淆国际视听，给人以一种诚意，这样，就将球踢到了中国一方。对此，中国一定不要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可以不考虑将磋商提到部长级的建议。
这几年，日本提出所谓的“海洋国家论”。本来，日本的领土范围非常小，但是通过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概念，日本已经为自己划定了世界?位的海洋国家范围。可以说，日本拓展疆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众所周知的冲鸟礁为例，作为一个礁石，冲鸟礁本不应该有专属经济区，但日本却毫无道理地将其用水泥加高变成一个岛，以此求得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域。
面对日本的这种扩张策略，可以预料，今后中日在东海问题上必定会打一场持久战。应采取怎样的策略面对争端？曾有专家指出，解决东海争端，要先易后难，先在没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开发。也有专家认为，可以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种方法进行折中。但吕耀东认为，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态度坚决。日本的目的就是攫取中国的大陆架。从海洋法公正的角度看，日本是一个岛链，而中国则是一个大陆，以岛链和大陆划定大陆架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目前，已经有资深外交人士提出，现在到了重提琉球主权的时候了。吕耀东也认为，从琉球地位的问题来谈中间线问题，或许可以从根源上帮助解决东海争端。我们须将眼界放至整个东海，面对国家主权问题，坚决坚持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
第2楼作者: myriad2005 发表于: 2005-10-13 18:34:18 [到顶部] [回复] [编辑] [删除] 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第四轮磋商在即连日来，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的紧张态势快速升温。在月初的中日第三轮磋商无果而终后，日方提出于19日重开谈判，并提议可以考虑将磋商上升到部长级。尽管中方尚未就此做出回应，但预期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第四轮磋商将会在月底前启动。专家提醒，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策略已经发生变化，由强硬攻势转向为隐含杀机的柔性攻势。
共同开发方案暗藏玄机
在月初举行的第三轮磋商中，日本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引起了广泛关注。
事实上，在东海问题上，中国于上世纪60年代就首先提出过共同开发的建议。2004年，中国曾经在“10＋3”能源部长级会议以及第三届亚洲对话会议等多种场合都向日本提出过共同开发问题。但是，日本都予以拒绝，并要求中国提供春晓等7个相关油气田的开采数据。对于这样的无理要求，中国自然不能接受。今年5月，在中日第二轮磋商中，中国又一次提出了共同开发方案，日本仍未接受。
但在第三轮磋商中，日本却突然抛出一个共同开发方案。该方案主张，双方可以考虑共同开发东海，但中国要停止在春晓油田的开发行动并向日方通报勘探资料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耀东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策略已经由强硬攻势转变为柔性攻势，其中隐含杀机。它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实际上蕴藏了非常险恶的目的。
首先是主权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并不承认日本主张的所谓中间线理论。事实上，中日也从未在东海进行过任何划界，只有一个2000年生效的渔业协定。因此，中国目前在东海进行的油气田开采完全是在我们自己主权范围之内的。而日本绞尽脑汁提出的共同开发，甚至跨越了它所主张的中间线，向完全属于中国大陆架的区域伸出了黑手。很显然，日本方案的真实用意是间接制约中国，逼迫中国承认中间线，并希望在能源以及主权上取得更大突破。
其次，日本打着共同开发的幌子，要求中国提供春晓等7个相关油气田的开采数据以及东海地区的地质、地貌等相关资料，背后隐藏着一个野心：即凭借这些资料，日本可以到2009年时实现向联合国申请海域主权。1999年5月，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制定了新的审查标准，规定各国延伸大陆架界线申请的最后期限为2009年。随着这一期限的日渐临近，日本正在想方设法进行调查。由于在东海开发上中国起步早，因此，日本急于获得这些资料。但如果强行勘探，又怕与中国擦枪走火，所以，日本转而欲通过外交手段，打着合作的旗号，取得相关资料。
第三，日本想把注意力引到油气田上来，以此来掩盖两国主权上的争议。众所周知，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等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日本此番借助中间线大做文章，甚至将手伸到所谓中间线以西完全属于中国的区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暴露了其欲侵占中国钓鱼岛的狼子野心。
中国需针锋相对坚持原则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表示要将东海由“争议之海”变成“协力之海”，日本一些官员也曾经在口头上表示过这样的意愿。但是，从日本政府的在东海问题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上看，日本实际上正在步步为营，在东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陷阱。对此，中国必须保持警惕。
吕耀东认为，既然第三轮磋商日本提出的共同开发方案看不到日本的任何诚意，那么中国也应该采取一定外交策略，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开发方案。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在钓鱼岛周围进行共同开发，或要求将开发范围延伸到琉球海沟（日本称为冲绳海沟）。据悉，目前我们的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大陆架的三个方面，一个是大陆架相对中部地带，还有就是在钓鱼岛周边的大陆架上以及琉球海沟。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提出要在本月19日进行再次磋商，并称可以考虑将磋商提升到部长级，对此吕耀东认为，这是日本策略柔性升级的另一个体现。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日本试图通过将磋商升级，混淆国际视听，给人以一种诚意，这样，就将球踢到了中国一方。对此，中国一定不要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可以不考虑将磋商提到部长级的建议。
这几年，日本提出所谓的“海洋国家论”。本来，日本的领土范围非常小，但是通过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概念，日本已经为自己划定了世界第6位的海洋国家范围。可以说，日本拓展疆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众所周知的冲鸟礁为例，作为一个礁石，冲鸟礁本不应该有专属经济区，但日本却毫无道理地将其用水泥加高变成一个岛，以此求得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域。
面对日本的这种扩张策略，可以预料，今后中日在东海问题上必定会打一场持久战。应采取怎样的策略面对争端？曾有专家指出，解决东海争端，要先易后难，先在没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开发。也有专家认为，可以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两种方法进行折中。但吕耀东认为，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必须态度坚决。日本的目的就是攫取中国的大陆架。从海洋法公正的角度看，日本是一个岛链，而中国则是一个大陆，以岛链和大陆划定大陆架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神舟六号开启对美日战略侦察时代
中军网 2005-10-14: 凤凰卫视10月13日消息 据海外媒体报道，日本媒体认为神州六号宇宙飞船可能对日、美、台军事目标实施侦察摄影。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表示，神六具备重要的侦察意义。
他强调，02年发射的神州三号就搭载瞭分辨率为一点六公尺的CCD照相机，神六可能搭载了更高分辨率的CCD 照相机。而且，有人飞行的有利之处在于飞行中可以透过两人的分工，手动实施精确摄影，比无人操控更能进行微妙的手工调整。
神州六号的轨道舱在飞行一百十九小时之后与返回舱分离，今后半年滞留太空，可以实施类似侦察活动。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对神州六号的飞行轨道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它具备了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实施实时定点、重复侦察照相的能力。这些侦察活动可以透过安装在轨道舱外部的高性能CCD照相机自动完成，也可以通过航天员加以手动，对重点地区实施精确摄影。
普通的图像侦察有利于更加快速地掌握对特定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对比，利用多频谱照相机实施的照相侦察，更有利于对地貌进行识别，为设置巡航导弹的景象匹配诱导系统提供图像依据。
平可夫认为，这次神州六号的发射转播状况还显示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数字快速传输卫星图像、画像的技术，有利于快速把飞船所摄影的画像、图像传回地面进行分析。▲
平可夫
★“越战最高机密文件”始末
http://bbs.milchina.com/bbs/ccb/index.cgi
这批数千页机密文件被美国当年最大的媒体揭露，无疑将使政府决策人物受窘与难堪，但是毕竟不是泄漏国家安全之机密。权衡之下，使国人了解国策之决定过程，比冲击政府官员威信重要得多。
编者按：李子坚，曾任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驻美特派员。自１９６４至１９９４年间，历任《纽约时报》新闻助理、实习编辑、新闻版面组合编辑、资深组合编辑。３０年的美国报人经历非常珍贵难得，作者将其所见所闻记述了下来，其中最为精彩的，也是在《纽约时报》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应该是１９７１年时报揭发与刊载美国国防部如何卷入越战始末的最机密文件。时报为此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权利冲突的诉讼。这个关系国家最高机密之不容泄漏，以及新闻自由不容政府干预与限制的抗争，最后经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决断，支持时报继续刊完这份“最高机密文件”。这虽然是时报的胜利，也是整个美国新闻界不同凡响的胜利。时报为此获得１９７２年普利策新闻奖，以及新闻界与社会的肯定。本刊摘选部分内容以飨中国读者。
“国防部机密文件”是什么？
这里所说的“机密文件”，英文简称为The Pentagon Papers，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国防部所在地是一座“五角大楼”的建筑，因此五角大楼就是美国国防部，乃有“国防部文件”之称。
在１９６７年中，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聘请了３６位专家学者，组织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彻底研究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的。这３６位专家学者里，包括了国防部与国务院里文职及武职的专家，以及政府资助的专门研究机构的专家与学者。他们先后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的心血成果，收集在４７册的报告书里，后来《纽约时报》（以下简称“时报”）所收到的只有４５册，其余２册被专家认为是“真正具有保密必要的资料”并未交给时报。
４５册共有７０００页，其中３０００页是研究人员对２５年来美国在越南及中南半岛各国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及所扮演角色的叙述或分析，并附有为数４０００页的有关官方的文件，总数达２５０万字。
这些报告书包括从二次世界大战起，至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巴黎和谈开始这段时期，美国如何逐渐卷入越南及中南半岛战争的经过，也包括从杜鲁门总统以来四位美国总统任内，对越战所作之政治及军事决定。
这３６位被称为政府的“越战史家”，触及了这段时期内所有政府的文件，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包括所有总统的文件，而许多计划也多是为偶发事件准备的“应变计划”。这些文件当然被国防部列为“最机密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是被认为有关越战最丰富的政府资料。
时报怎样取得这些文件？
时报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下旬得到了这批“机密文件”，很显然那都是原始文件的复印本，而接受这大宗文件的，是时报采访国防新闻的席汉。对于递送这批文件的人是谁，一直是一个谜。直到同年６月１６日，一位前《纽约时报》的记者西德尼•泽恩（Sidney Zion）在一家电台上透露，才知道此人为参与研究越战报告之一的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当年４０岁的艾斯伯格，在１９６７年是以政府资助的加州兰德研究所（Rand Corp．）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国防部越战研究工作的，因此有机会掌握“秘密文件”。他当年是很受信赖的政府官员，加入兰德研究所以前（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年），他曾先后担任国防部主管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助理，及驻西贡大使馆主管越南各省绥靖政策的主要助理。
在那段时期，艾氏是有名的“鹰派”发言人，曾多次力辩反越战分子。从１９６６年开始，根据他实际了解的情况，对美国在越南努力之可能完成发生了疑虑。到１９６７年，他对友人表示，他觉得任何战略上的改变，或对人力资源之调配，将无从挽回越战的局面。他曾就他的观感，向麦克纳马拉部长提出报告。
但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春，他还是以兰德研究所专家的地位始终参与越战的计划。到了１９７０年，他开始谈论越战的“道义良心的问题，于是他便辞去了这一政府资助的研究所的工作，而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此他已成为名正言顺的“鸽派人物”，不断参与反战活动了。
艾斯伯格被指认为秘密文件的“提供人”以后，他只有出面向司法机关投案，并公开承认他向新闻界传递文件，但他拒不指出是哪些报社。他说，他的做法是为了“赎罪”，因为他曾参与了越战的策划，那是很大的“罪过”。他相信他对“秘密文件”之提供与揭发，有助于越战之早日结束，因而，即使为此坐牢，他也心甘情愿。
艾氏虽然承认向新闻界提供了“秘密文件”，但《纽约时报》闷不出声，坚持拒绝表示意见。这是基于时报及美国新闻界一贯的传统，对“新闻来源”绝对保密。只有对“新闻来源”维持保密的原则，时报才能不断获得各方面对新闻线索的提供。
根据民主党参议员麦嘉文透露，艾斯伯格曾与他接洽，表示愿将“越战秘密文件”交予发表，但麦氏称，他经慎重考虑，深感自身是一位联邦参议员，不能做此违法泄漏秘密文件之事，同时，他业已宣布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就政治立场而言，也有不便之处，乃建议艾斯伯格将该文件交给“一家负责的报纸”。艾氏显然遵照麦嘉文的建议行事，而这家“负责的报纸”当然就是《纽约时报》了。
时报如何进行报道的计划
那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的某一天，时报的总编辑罗森索把国外新闻部副主任杰瑞•戈德找到办公室对他说：“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跟越战有关系的。”罗森索神秘而又严肃地对戈德说着，并指示戈德应立即与华盛顿分社的特派员席汉一起工作。
戈德是一位老练稳重的一流编辑好手，身材高大魁梧，已在报馆工作了二十多年，曾经担当过很多次重大新闻计划的策划与执行。他的最大长处不仅是他在编辑及行政上的卓越能力，他也是一位在任何重压之下依然能保持冷静与幽默的人。他那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上，永远展露着笑容。
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戈德带了一箱衣物，由纽约飞往华盛顿，住进为他预定的杰佛逊大饭店两间卧室的套房，跟席汉会合，展开报导计划的初步准备工作。
他们两人把所有已经出版有关越战的书籍与杂志，约有４５册，全部收集起来，以决定哪些有关越战的资料是已经公开的，哪些是没有公开过的。他们在两个星期里最重要的发现，乃是这个计划的庞大可观。
对于有７０００页、总字数在２５０万的文件，单单是“文字上的消化”，已够庞大之至，加上要比较现已公开的资料，并弄出头绪条理来，工程自然是浩大极了。于是，他们两人便联袂飞回纽约，把他们的发现向罗森索总编辑及国外新闻部主任葛林菲提出报告，罗森索乃将实情向发行人彭区•索尔兹伯格报告请示，得到了原则性的首允以后，这计划便正式着手进行。
罗森索主持的会议中，决定把这件处理与准备报导秘密文件的计划由华盛顿转到纽约来，因为总社在纽约，人手及设备的支援与调配上都方便得多，而且最终刊载也在纽约。会中同时决定，为求易于保密起见，以在时报大楼之外的地方租用房子进行，较为妥当。
席汉与戈德于４月２２日住进纽约第６大道上的希尔顿大饭店。时报主管人事的副总编辑选择了这家大饭店，闹中取静，进进出出不容易受人注意。三个卧室的套房里，立即装备了电动打字机、保险箱、文件柜、桌子、椅子等，并特别为主要执笔人席汉预备了一张直背的木椅，因为他的背有毛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手不断地增加起来，首先被罗致的，是国外新闻部的另一位副主任亚伦•西格。这位当年才３０出头的西格，是新生代杰出的编辑人，他头脑敏捷、知识极广，每周浏览的书报杂志，不下三四十种。他也是戈德的“老搭档”，当然少不了他。
先后被“征调”加入此一阵容的，还有国外新闻部能力高强的编辑艾布特和另外五位编辑台的编辑，在戈德和西格主持下，构成实际上的“特种编辑台”。
华盛顿分社的一位政治特派员史密斯，本来已准备出任莫斯科特派员兼主任，由于他对华盛顿政治、外交及军事知识之丰富，也暂缓启程，被征调前来纽约，参与此一计划之写作。华盛顿另一位有经验的政治记者肯伍瑟，以写作老练细腻著称，前来助阵。与史密斯同样出身哈佛、后为亚洲问题博士候选人的包德甫，当时为时报大都会新闻部的记者，他曾随他的外祖父依顿访问过河内。依顿是克利夫兰的大工业家，是一位有名的反战派。包德甫以他对亚洲的知识及了解，以及他的家庭背景受到延揽（包德甫后来曾为首任时报驻北京特派员，并著有《苦海余生》）。
另外，还有一位资深的组合编辑、我的好友理查•麦克苏利，一位跑腿的记者，一位研究员，以及其他九位新闻助理和女秘书等加入阵容。
因为人员不断增加，饭店的房间增至九间，都是用戈德的名字登记的，但是每次叫饭，总是十几二十客。工作人员写的写、编的编、整理的整理、核对的核对，每天工作总在１２到１５个小时。主要的编辑和写作人，都住在饭店，大家都疲劳到了极点，但是工作的性质与气氛，以及这个计划所能引起的影响，却使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昂。
为了编排上的保密起见，时报在自己大楼的九楼设置了一个小型的排字房，包括排字机、小样与大样印刷机、钢钻机、拼版台、整版储藏柜，以及用来销毁所有多余大小清样的“碎纸机”（当年还是排字拼版，排字房在四楼，编辑部在三楼）。
这种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始于５月下旬，但在６月９日才开始部署。一切具备后，参与工作的全部人员便搬出了希尔顿大饭店，在时报大楼九楼特辟的房间展开活动。报社的安全人员２４小时轮班把守九楼特别房间的进出口，只有总编辑在一张名单上指定的人才可以通过进出。
所有参加工作的编辑、写作人及助理等，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已经“失踪”很久了，不知道是去“度假”，或是“调职”了，最后传出他她们是在从事一项“专案”报导，至于是什么“专案”，无人得知，可见内部“保密”得相当紧。那些工作人员奉命在准备阶段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时报的办公室出现，为的是怕被同事“盘问”。
据我所知，在６月１３日星期日时报推出第一篇“国防部越战最高机密文件”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方面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只有一份《村声周报》（Village Voice）在６月初的一期里透露一点点小小的“风声”，指时报编辑部正在准备与越战有关的大新闻。但是，这种小风声，并没有引起什么大波浪，因为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难怪一旦刊出，像原子弹一般的震惊了世界。
时报如何决策，如何衡量
时报的发行人彭区•索尔兹伯格从开始便同意报导这批机密文件，他在听取罗森索总编辑报告以后，便告诉罗森索“尽管去做好了”。可是，一直到时报刊登该文件的前三四个礼拜，彭区发行人才真正看到那批文件。那已经是经过“炮制”整理过的了。依然非常可观地装满在一个手推车里。当时罗森索和他的主要编辑人和写作人，要请发行人作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策并非容易，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儿戏的事，刊登机密文件无疑是承担了一项很重大的责任。彭区•索尔兹伯格跟他的高级幕僚，包括罗森索、社论版主编奥茨、星期版新闻主编史华兹、主管新闻的副社长兼政治专栏作家雷斯顿、执行副社长班克若夫、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社长戈戴尔，以及主管公共关系的副社长兼时报发言人葛鲁森开会商谈，慎重地衡量了时报的立场与责任，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彭区•索尔兹伯格事后对《纽约邮报》的记者说，时报所有高级主管对刊登此等文件的事从开始便没有迟疑过。他解释说：“一旦这许多文件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
他说，惟一的争辩乃是用什么方式来刊登？哪些资料应该采用，哪些不予采用？是否应以报告中之叙述分析为准，抑或应由记者做比较分析？整个的资料是一次登完，还是分成多次刊登？
时报对所有文件审阅结果的结论，认为绝大多数的文件都已成为“历史”，其中并无军队移动的消息，没有任何资料之公开，足以危及美军在越南的生命安全，但却对于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如何卷入越战过程会有重大的贡献。
文件之揭露，无疑将使政府当年决策人物受窘与难堪，但是毕竟不是泄漏国家安全之机密。权衡之下，使国人了解国策之决定过程比政府官员受窘重要得多。
国外新闻部主任葛林菲及副主任亚伦•西格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０日对时报内部员工的报告中指出，编辑与写作记者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仔细与反复审阅，考虑与衡量所有可能具有敏感性的资料，以避免给予敌人有利的情报，或有损于巴黎的和谈。
亚伦•西格特别举例称，所有政府中来往的电文，均有“日期及时间”，这种电文时间经考虑之下，认为应属“保密”的资料，因为敌人可以用来计算政府中往来电文所需之时间。最后决定将所有“时间因素”予以删除不登。
西格说，“军队移动”的资料，是属于“绝对的军机”，时报是绝对不会揭露的。西格并说，在所有资料中，时报自动决定不予发表的有４００余页文件，但是他说，时报希望将来有机会将此等文件提供学者参考。凡此足以说明时报处理“机密文件”之成熟、谨慎与负责。
彭区•索尔兹伯格在一次记者访问中说，这次时报获得“机密文件”之性质，跟１９６１年时报获得美国支援登陆古巴猪湾情报的性质完全不同。他说，当年他的姊夫德里福斯身为社长，受到肯尼迪总统急电恳求之下，以事关许多人生命及国家安全（怕苏联之武力干涉）而决定不予发表此项新闻。彭区表示，即使他今日掌握同样的新闻，也会像他姊夫一样，不予发表，因为这是事关登陆者的生命安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机密文件”，时报认为揭发这许多文件并非“罪大恶极”，因为政府几乎每天都向新闻界“自动泄漏”消息，其来源均为所谓的“机密文件”，而每次的泄漏，都有一定的目的。
时报深信政府对于文件过度机密化，以及“机密”图章之滥用，已无疑使“机密”失去意义。同时，时报认为，这些所谓“机密”文件之揭发，可予政客们极大的教训，也可使政府知所警惕，从此对于选民不敢有所隐瞒。因此，揭发越战文件的最大受惠者，乃是美国人民，也有助于国家利益。
报道方式如何取舍？
席汉在时报所出《国防部文件》单行本的前言中，曾对当时如何报道“机密文件”的选择方式有所叙述。他说，第一种处理的方式，是不管此一国防部文件报告作者对越战研究所作之叙述与分析，仅报道文件之内容。但是讨论的结果认为，如此必然迫使时报执笔记者对文件有所解释，使记者成为文件的“史家”，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此，第一种方式乃被否决。
第二种方式，除将国防部报告作家之叙述与分析以及相关文件一并报道以外，进一步访问文件中主要决策人士，并就已出版有关越战历史书籍中寻求对越战中重大事件选择性的解释。这种方式，依然相等于时报撰写越战历史，因而也被拒绝采用。
第三种方式，也是最终被采用的一种方式，乃是保持“机密文件”所有各篇原报告作家所作的叙述与分析，以及所引文件之一般范围以内。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文件起见，于必要时援引已经公布的资料，予以辅助。当某些事件有解析的必要时，时报仍以在国防部报告的历史文件内容作为范围而作解析。至于原报告的作家们，如指出文件记录中的漏洞时，时报报道中亦予以指出。
席汉说，时报的目的，在尽可能使越战历史的整体报道得愈正确愈好。但是他进一步说，不论在此越战历史，或在时报报导中，事实的选择与安排，均无法避免反映执笔者的观点和想法。因而他说，时报记者所写各文，无疑地反映着执笔记者若干观点和想法，可是，时报希望能对此一报告提供公允的看法更能使此种重要文件早日成为大众所有，使一般公民及史学家对此等文件本身的得失作自我的鉴赏。
对于文件的整体，究竟一次刊登完毕，抑或分数次报导，时报有鉴于整体数字的过于庞大，不可能一次刊出，乃决定分段推出。新闻同业中如《纽约邮报》总主笔韦克斯勒在一个评论中曾有“马后炮”式的异议，他说，如果《纽约邮报》取得此等文件，他会建议一次刊完，“免得政府啰啰唆唆”。
实际上，他说得也许很有道理，如果时报一天登完，恐怕也不会有“法院相见”这回事了。而时报在被法院“约束”继续刊登１５天时间内的损失，以及大批律师的费用也许可以省去。▲ 选自《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中国军队如何为拓展国家利益保驾护航(续)
三、不断提高我军维护国家利益发展的战略支撑能力
1、必须拓展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
“兵者，国之大事”。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它涉及的是国家的生死存亡，盛衰荣辱。以前我们把我军的军事战略简单概括成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现在这个军事战略必须给他们再添加一个更广的概念，就是国家战略拓展，只有适当维护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国家才会进一步思索如果拓展国家战略利益，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包括国家主权与安全，也包括拓展新的战略内容。拓展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是军队的支撑，而军队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是我们军事战略视野的拓展，如现代化、信息化等等。
军事战略要保持其正确性，就必须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墨守陈规，不能随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不可能保持战略指导的活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战略文化的有益成份，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坚持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确立了党的军事工作的正确方向，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以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作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新的判断，指导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战略问题的崭新认识。当高技术局部战争悄然登上战争舞台，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江泽民果断地领导制订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地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这是我军战略指导理论与实践的革命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军事战略思维。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因为核武器是保卫国家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和反击利剑，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
进入21世纪，世界新的军事变革浪潮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场变革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这场变革不只是军事技术的革命，更是军事结构与军事理论的革命。面对世界新的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在更加勇敢地投身军事变革的激流之中，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断创新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使我军在新世纪的国际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上面对拓展我国军事战略视野进行了一些描述,事实证明没有强大的军事支撑国家安全战略是难以拓展的,甚至是难以维护的.面对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与安全挑战的严峻局面，我们应该做到：
a：国家战略拓展的前提应该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思想上的新发展和实践上的新举措，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表现形态。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推行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新模式，主导创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安全利益，应首先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包括与俄罗斯、中亚诸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为战略依托；其次，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以经济合作入手，积极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
b：祖国统一与领土、主权完整问题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战略利益中的一项核心利益。面对骄横、狂妄、急功近利的“分裂”势力我们应该应首先定位为促进两岸认同交流、维护和促进一个中国的共识，不惜代价地大力培育扶持岛内“统派”力量，抑制台独势力发展，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为统一创造条件；同时整军经武，不放弃军事手段。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疆独”、“藏独”，特别是对其暴乱行为应坚决镇压，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区任何形式的分裂。目前，中国只是同少数国家存在边界争议，这些边界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同时，应防止某些大国利用边界问题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插手中国边界事务。
c：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而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必然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的安全利益必然扩展。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积极投入到国家安全抉择与规划的浪潮之中，妥善解决安全领域与各国之间多样的矛盾与挑战。
2、树立新世纪新阶段的安全理念
国家经济发展必然带动安全利益的扩展。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利益必然向全球扩展，着眼资源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经济链条。因此，中国必然要关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战略通道安全等问题。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必然冲击现有安全格局。维护国家日益扩展的战略利益已成为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安全格局的变化会带动经济利益的转移。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不断扩大，促进了区域合作和共荣，但也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猜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扩展经济利益，仍是各国永恒的战略主题。
下面就资源安全与战略通道安全两大主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a：资源也可以称做为生产资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21的世纪中国的面临着很多资料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已经演变成其中最耀眼的一个话题，可能一些普通人理解不了这个话题的严峻，认为自己正常经济生活中与石油还有距离的，听个形象的比喻：即使在一支玫瑰的背后，也流动着12克的石油。因为不管是培育玫瑰的温室取暖还是肥料等，都离不开石油。也许没有人比日本人更能理解石油意味着什幺，因为其99％的石油消费都依赖进口，而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甚至日用品都与石油密切相关。无人否认石油在今天的重要地位，正如美国世界石油问题专家和国际政治专家丹尼尔•耶金在《石油风云》中说，石油提供了构成当代文明的塑料和化学制品，如果世界上的油井突然枯竭，这个文明将会瓦解。“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金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然而，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问题从不轻松。
有关人士预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12%。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而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资源的短缺使得我国进口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9112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35%。今年这一比例在不断上升，据统计前5个月我国进口原油4976万吨，同比增长37.7%。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4.5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与目前美国的水平相当。目前，我国每天消费的石油近580万桶，已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跨入21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买家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内国际勘探情况来看，油气资源仍然处于稳定增长期，并没有进入衰退期，但在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乏力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使得我们早在10年前，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突破1亿吨已不容置疑。而面对50％的进口石油来自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事实，中国的石油安全形势令人不安。中国寻求稳定的石油供应的努力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近期，随着国际油价飙升，中国获取石油的代价越来越大。原本徘徊在每桶20美元附近的国际油价格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短短几年，纽约油价已屡次刷新历史高点，原油期货更一度越过70美元/桶。工业血液成本日渐飙升，其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再度成为业界乃至世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资源战略，我们的石油战略不得不面临这么一个话题，持高不下的油价每天正在吸取我们数百亿美圆的外汇资源，竞争激烈的国际石油战略也正在消耗我们更大的国力，例如与日本争夺俄罗斯的石油与印度争夺非洲的石油与美国争夺西亚的石油等等，胡锦涛主席审时度势，在最近的联合大会上愿意提供并免取第三世界国家100亿美圆的资助与债务，一方面是做一个诚实的、负责的大国，另一个方面就是希望打通我们下一步资源战略与国际政治局面的大牌，多么昂贵的代价，换来的可能只是几十年前才3美国一桶的石油啊！
b：既然资源、石油战略的牌已经具备，只欠战略通道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是否可以保持通畅的问题。战略通道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建设蛛网式战略通道，并大幅度提高确保战略通道畅通的能力。战略通道建设将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事业，应发挥中央政府在战略通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政府投资和融资体系，在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上应重点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倾斜，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
从原油进口来源看，中东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1995年中东地区比重为45.4%，2000年上升为53.6%；非洲地区由10.8%上升为24.1%。近几年来，中国从中东地区石油进口均占进口总量的50％以上，中国对非洲石油的依赖也在稳步提升。这些石油资源的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其中4/5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然而，我国对这一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相当有限的，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越来越依赖守卫世界运输线的美国舰队。如此，中国战略通道的脆弱性可谓潜伏的经济安全危机。美、日、印等国在马六甲一带屯兵布阵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鉴于此，保障战略通道畅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台湾海峡、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仍然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应加强保障海上资源运输安全的海军力量；积极发展大型远洋运输船队；加大对中东、非洲等世界重要产油区的战略投资，通过加强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稳定能源资源来源；保持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以保证海路资源运输的安全，加强海上战略通道的保障能力。
就是在如此严峻挑战之下，我们应下大功夫加紧蛛网式战略通道的建设，有效降低中国在海上石油运输被中断所导致的脆弱性，减少对西太平洋战略通道的依赖。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分析家都强调了输油管道的潜在战略利益。[首先，加强中国南海石油的开发，并着手建设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南中国海有石油资源235亿吨、天然气资源10亿立方米，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石油开发上的合作。其次，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建设东西伯利亚-中国－韩国－日本的天然气管道，以及西西伯利亚－中亚－中国－日本的石油管道建设；再次，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中国对中亚和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投资，能够为中国提供避开美国海军控制的航道的石油供应线，降低中国由于中东石油供应阻碍甚至中断所造成的脆弱，而且中国的陆上军事优势将发挥积极作用。
极言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发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能否拓展，端视战略通道是否畅通无阻。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在未来无疑将在这个历史发展下面对史无前例强大的对手！
新安全观就是在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之下形成的维护点，我们既要拓展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不能忘记维护自己利益的安全，没有这种新的安全观就不能谈的上国家利益持久、有续、有效、安全的拓展。
3、努力提高我军维护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战略能力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面临“安全困境”。即国家利益日益拓展，而保护这种利益的手段却明显不足；而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自身维护手段与实力的不足，要想立足世界政治的一大手段就是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由于手段与实力的不足已经进入了一条风险很大的道路。
手段与实力的提高，首先是尽可能的降低周遍国家乃至世界国家安全的反感，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联动效应”显著增强，世界各国日益紧密联结成一个整体。“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使国家安全从“平面”变成“多维”。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国家各种利益越来越多地交织、汇合在一起。经济全球化引起国家利益复杂化，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运作空间和回旋余地，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通过战略谋划，将安全上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分散到不同的方向、领域和时间段。
中国应实行一种均衡、稳健的安全战略，处理好各相关领域的事务。中国的利益在不断扩展，这种扩大的利益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其他大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让出一部分利益，同时也把一部分矛盾转移出去。扩大利益点的汇合，可以创造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将使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因为损害中国利益也必然会损害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最大的保存自己就能更大的消灭敌人，我们看到如果自我在些冲突上避开敌之长处，在一些战略抉择上用上己之长处那将是一个为国家利益拓展更为持久、有效、有续、安全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现实的残酷性，过分的躲避反而会造成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轻视与长远利益上的重大损失。面对现实与时代的挑战军队必须提高本身战略能力，例如参与世界安全合作的能力等。
结束语：
拓展国家利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历史不可逆转的潮流，军事恰似国家利益拓展过程一柄有形的利剑或者一快坚固的盾牌。而我利用周遍资料写的这篇文章也将与国家利益拓展一般永无结束，希望本人可以通过这个话题上的一次次小飞跃迎来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