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态寿命只剩十年
1941年皖南事变中的六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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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读书报》
长江生态寿命只剩十年
长江流域整个面积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利用水资源面积的 54% ，长江流域的 GDP 也占全国 GDP 的 54% 。
90% 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直排江中， 1 秒钟污水排放量达 3 吨，年均污水排放量 256 亿吨。
长江干流 60% 水体遭遇不同程度污染，危及沿江 500 多座城市的饮用水。
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最高曾达 60% 至 80% ，目前为 5% 至 7% ，因此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达 24 亿吨。
1985 年，长江口观测到 126 种底栖动物。 2002 年，只剩下 52 种。
……
以上是摘自 “ 保护长江万里行 ” 调研报告的一组数据。如果这样一组数字还不能够反映出问题的触目惊心，那么听到 “ 十年后长江将崩溃 ” ，我们作何感想？
自从华夏大地上出现文明，长江就像母亲一样哺育着两岸的人民。这条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动脉，曾经源源不断地给中国注入活力。人们无休止的榨取让她渐显疲态。当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 “ 保护长江万里行 ” 考察队，对长江主要流域进行了调研后，却带回了一个令我们深深担忧的结果：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十年！这个结果被写成专题调研报告提交中央，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保护长江一时成为全国性的焦点话题。
日前，《周末》对曾经参与这些考察活动的章琦 (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 保护长江万里行 ” 活动的发起、见证、呐喊者 ) 与单之蔷 (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 “ 问河 ” 专辑的主要策划与创作者 ) 进行了专访，揭开那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周末》：过去，大众的目光一直聚焦在黄河、淮河的治理上。人们似乎太过相信长江 “ 博大的胸怀 ” ，很少有人担心它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触发了你关注长江污染的问题？
章琦：其实这源于偶然，当我留意到身边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2003 年，我到江苏沿江的某个城市去考察。当时正值刀鱼旺季，然而市场上的刀鱼却是奇货可居， 5000 元都难买到一斤野生刀鱼。当地渔民告诉我，他在江上整整一个星期，只捕到了 5 斤刀鱼。我记得在此之前的两三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两百元就能买到一斤刀鱼。这引起我的警觉，仔细地想一想，不止是刀鱼，长江很多名贵的鱼种都吃不到了。而现在水产市场里出售的，基本上是家养的。我开始意识到可能长江的水质在急剧地变坏。 2004 年 10 月，我回到家乡，得知三个亲友相继患食道癌、胃癌去世。我觉得他们的病与 “ 水质的问题 ” 是脱不了干系的，然而家人却意识不到，只怪 “ 命不好 ” 。
一江黄水向东流
《周末》：现在的长江与我们大多数人印象里的有多大差别？
章琦：记得 20 年前有首歌叫《长江之歌》，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 “ 你用纯洁的清流，灌溉花的国土！ ” 我想大部分人对长江的印象还停留在这句歌词上。实际上长江上游枯水期以前的确是一股清流。我是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清澈的长江是我们游泳的最好去处。
不过现在这种美好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了，成了 “ 一江黄水向东流 ” 。在重庆一带，水质恶化得尤其严重，长江的水就是蜡黄蜡黄的，含有大量泥沙，而嘉陵江的水则是蓝的。这倒成了当地的一道奇景：两江交汇处泾渭分明，一蓝一黄，分界线特别明显。当地人说，就在三年前，把脚伸进江水里还清晰可见，如今却很难办到，长江水质之差可见一斑。
上游已是如此，中下游也好不到哪里。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地方，能看到的只是一江浊水。这些都拜沿江污水直排所赐。长江现在每年吞进的污水是 256 亿吨，算起来每过一秒，就有 3 吨污水被放入长江。目前长江的实际排污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河和淮河，而大多数人根本就未意识到这一点。
有些流段的江面，用垃圾池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 380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更超过 3000 万吨。汛期来临的时候，洪水将上游丢弃的垃圾冲到中游下游，在三峡江面，生活与工业垃圾、油类液体、死牛、死羊 …… 白茫茫覆盖一片，成了白色污染带。污水排入长江尚能与江水融合，而这些固体垃圾漂浮在水面，遇到大坝就阻塞起来，最高竟然能达 4 米，严重影响到大坝的发电。长江干流总共有 21 座城市，而重庆、岳阳、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六大城市的垃圾污染带就已经占到了长江干流污染带总长的 73% ，污染问题尤为突出。
让我更加震惊的不是长江水质的污染，而是沿江居民淡薄的环保意识。在一些城市的河流中，受江水牵连，河水已经漆黑一片，偏偏有农民在此钓鱼。那里钓上来的鱼早就被剧毒物质污染了，别说是吃，就是闻一闻，那浓重的腐臭味都能让你的肠胃翻江倒海。可当地的老百姓很不以为然：管它呢，吃了没事，我常吃。
以环境效益换经济效益
《周末》：污染最严重的江段似乎都是长江流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污染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与当地 GDP 成正比呢？
章琦：长江流域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就是工矿企业产生的废水与城镇的生活污水。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企业吗？重庆一带是小型炼焦、炼矿企业，到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放眼两岸，众多大型钢铁、造船、拆船等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在沿江的一个城市，几十公里长的江岸，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这样的重污染企业一字排开。而有些市领导则不无自豪地将之当作他们招商引资的成果夸夸其谈。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几乎都是 “ 聋子的耳朵 ” ，约 90% 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长江了。在一些地方，企业交点钱给环保局就获许直排污水。有些地方官员对此满不在乎： “ 用长江水道运输成本低、排污方便。长江的水大，污水一冲就进东海了。 ”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2003 年 ) 》统计，当年长江流域废水排放总量为 163.9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 72.5 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 91.4 亿吨。主流域现有城市污水处理厂 171 座，但是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 16.4% 。
《周末》：除了污水直排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长江水质的恶化？
章琦：人们往往以为工业废水是污染的大头，其实农业面源污染一直也是长江流域另一主要污染源。据国家环保总局估算数据，农业面源的污染物总量甚至与工业、生活等点源排放的污染物总量相当，而这个状况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考察中，我发现农村地区当前的务农人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和老人，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而留下来的这些人，普遍缺少环保意识，滥施化肥、农药。尽管有关部门上门推广环保有机农药，但是很多农户为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缩减生长周期，拒绝使用，结果造成大量化肥、农药侵蚀大片农田。一旦下雨，已经侵入地表的化学物质就随之流入江河，形成大面积的污染，导致土地与水质的双重污染，加速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的恶化。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在江边看江上来往的船只。那个时候，机船还不多，主要是人力船或帆船。如今长江航运业十分发达，仅常年在水上运营的机动船舶就有 21 万多艘，它们每年产生的含油废水和生活污水高达 3.6 亿吨，生活垃圾也多达 7.5 万吨，而这些东西最后归宿只有长江。另外，因发生海损事故而造成的油品、化学品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对长江水环境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还有 “ 富营养化 ” 的问题也不能不提，所谓 “ 富营养化 ” 指的是水里的植物营养成分 ( 氮、磷等 ) 不断补给，过量积聚，水体营养过剩，藻类水生生物大量繁殖，致使水体处于严重的缺氧状态，并分解出有毒物质，从而给水质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长江流域是我国淡水湖泊最为集中的地区，而这些湖泊的富营养化十分严重。沿岸城市附近的湖泊、水库富营养情况尤为突出，如南京玄武湖及武汉东湖等均达到了富营养化程度。 2003 年 6 月三峡大坝二期蓄水以后，三峡库区的香溪、大宁河等 6 条次级河流都出现了 “ 水华 ” 现象。
长期的采伐导致流域森林覆盖率不足 25% ，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66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 1 ／ 3 ，年土壤侵蚀总量达 22.4 亿吨，这么多的土壤最后差不多都成为了长江里的泥沙，加速了湖泊的沼泽化和萎缩消亡进程。
不合理的水产养殖引发了一系列负面生态效应。洪湖掠夺性开发导致水生植物的生物量锐减，鱼类及水禽资源衰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污染区：官员喝纯净水，居民喝三类水
《周末》：长江流域沿岸城市的生活饮用水都是来自长江，这样的水我们还能不能饮用呢？
章琦：根据我们的考察，现在长江干流中的水基本上都是三类水。三类水严格来说是不能直接作为饮用水的，要经过处理。自洁能力差的支流问题更加严重。国家环保总局数据显示，长江 38 条主要支流上的 72 个监测断面中，只有 46 个断面能达到三类以上水质标准， 11 个为四类水质， 5 个为五类水质， 10 个为劣五类水质。金沙江宜宾段以五类水质为主，粪大肠菌群、总磷都超标；岷江都江堰以上河段水质尚能达到三类以上水质标准，而成都至眉山流段仅为五类或劣五类水质；沱江的问题尤其严重，仅去年 3 月与 5 月，就发生了两次环境污染事故，导致沿岸 100 万人中断饮水达一个月之久，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 亿元。整个沱江流域所有监测断面均不能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其中八成水域为劣五类水质。
绿色的是来自农田的富含蓝藻的水，红色的是来自化工厂的水，黑色的是造纸厂的水，黄色的是炼钢厂的水 …… 这些水的重金属含量非常高，如果长久饮用肯定致癌，所以长江两岸有些地方已经成为癌症高发区。令人气愤的是，有些当地官员明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首先做的却是将自己的老婆孩子调到外地，免受水污染之害。自己呢？虽然不能一走了之，但也绝不继续饮用江水，而是喝纯净水。可是有多少人能每天喝得上纯净水呢？最后还得去喝长江水。
据国家环保总局初步统计，长江干流沿岸共有取水口近 500 个，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若都改以江心取水，将增加投资数十亿元。如不及时保护和治理长江，若干年后，长江江心的水也不适宜饮用，沿江各城市该怎么办？
污染治理纸上谈兵，弄虚作假家常便饭
《周末》：其实政府一直以来也都在坚持治理长江，长江水质依然在持续恶化，这里面根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章琦：政策是要人来执行的，设备也是要人来操作的，根本问题自然出在人身上。长江流域不少企业的环保意识仍然淡薄，长期以来形成的旧观念、旧习俗还没有得到改变，船舶废水、垃圾、粪便偷排问题十分突出。很多企业都相互较劲，认为 “ 我花很多钱治污，对岸的、隔壁的都不治污，我不污染，白不污染 ” 。沿江 351 座污水处理厂，绝大多数因缺乏资金或网管滞后而闲置。我在一个企业看到了一套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厂方表示这种方法每治理 1000 吨污水就需 300 元，才治理了 5% ，就花了 4.4 亿元。而普通的处理成本仅需 60 元，于是剩下的 95% 便作一般性处理了。更可悲的是这些企业的老总们不仅缺乏环保意识，甚至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都忽视了，我看到他们在阳台和花园里种花、植树、栽草，却全然不顾别墅紧挨着的 “ 毒水沟 ”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气味。
对于企业的做法，有些官员根本就视而不见。不少地方官员的环保意识几乎就是空白，即便有这个意识也未必真的去做。因为 GDP 才是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实现经济的粗放增长，先污染，后治理，这是有些沿江城市官员的习惯做法。长江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种招商引资的资本，只要能吸引来企业，污水尽管你排。
已有的污水处理设备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环保科技、工艺、设备的落后，环保资金的短缺，导致污染处理能力捉襟见肘，远远跟不上污染的排放量与速度。甚至大部分污水处理设备从国外买来时就是落后技术，这样的设备处理出来的污水不仅根本无法达标，本身在处理过程中还会形成二次污染，成为新的污染源。有个污水处理厂花了几个亿，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上是 “ 万国牌 ” 设备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能正常运行。
在这些设备的建设过程中，造假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我们到了重庆一家农药厂，同去的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司长亲自去检查，厂方拍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 “ 我们的处理能力达到了 100% ！ ” 然而专家考察后却发现，以该厂的能力根本无法处理那么多污水，报表明显是虚假的。还有工厂玩起了双簧，它的污水处理出水有上下两根管道，上面那根是领导参观时的装饰品，真正的排污管在下面。
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环保意义的一些工程项目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安徽芜湖市有一家民营的垃圾焚烧热电厂，这种新型电厂可以使城市生活垃圾减量， 95% 的城市生活垃圾都可以通过高炉焚烧发电。而我们的考察团 13 天来参观考察了 20 多个企业，却只看到了这一家垃圾发电厂。就是这样一个发展前景看好的新兴产业，目前却因为上网电价低于成本、垃圾供应量不足等原因，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其实并非垃圾供应量不足，根本是有些人更愿将垃圾直接倒入长江。
《周末》：以罚代 “ 治 ” 能不能有效降低长江沿岸的污染压力？
章琦：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仅仅靠罚是根本无法治理长江污染的。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和地方性环保条例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弱，存在 “ 违法成本低，守法和执法成本高 ” 的问题。有个工厂污染排放超标，环保局为了处罚它必须取样、化验 …… 一系列取证工作就花了 50 万。投入如此巨大，罚款却不到 10 万，环保局哪里来积极性？排污企业窃喜：有本事你就罚我。加上环保执法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官员急功近利，阻挠环保部门执法，导致一些地方违法排污现象屡禁不绝。
此外，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使得依法管理和协调长江全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困难，难以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城市为缓解自身压力，常将污染严重的企业安排在江段下游，对下游城市形成威胁。
“ 黑河 ” 莱茵变清渠，经验值得借鉴
《周末》：欧洲的莱茵河曾经污染得相当严重，如今治理得却非常成功。你专门考察过莱茵河，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呢？
单之蔷：莱茵河曾经污染得相当厉害，与中国现在的大部分河流差不多。在它流域内都是工业发达国家：瑞士的巴塞尔是世界上著名的化工区，化工、制药全在那个地方。德国的科隆、鲁尔都是煤炭区和钢铁区，再往下是著名的大港，荷兰的鹿特丹，那个港口不仅仅是运货， “ 壳 ” 牌石油基地都在这儿，所有的炼油厂都在这个地方。但是莱茵河水却出人意料地清澈见底。
这归功于莱茵河上多个委员会的监管，而他们不一定都是官方的，不少是纯民间组织，他们之所以加入到组织当中来，完全是出于对环保的重视与热爱，工作起来自然就热情卖力，不似我们国内的一些机构，工作人员将环保仅仅当作是一项混饭吃的工作，执行起来哪里能谈得上热情。莱茵河上的这些机构小巧灵活的委员会的执行效率相当高。莱茵河委员会中的观察员机构把自来水、矿泉水公司和食品选制企业都组织了进来，他们对水质最敏感，而且会说话。因此，他们就成了水质污染的报警器，而容易造成污染的化工企业也希望能够获得与监督方对话和沟通的机会。荷兰的一家葡萄酒厂，突然发现他们取自莱茵河的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化学物质，酒厂把情况反映到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分布在各国的 8 个监测站。他们很快就查出来了，原来这种物质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的农药，流入了莱茵河。这家葡萄园最后赔偿了损失。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莱茵河的治理水平远非我们国内所能比的。人们早已将莱茵河水的水质、水中各种物质的含量摸了个透，增加任何一种物质，哪怕含量很微小，都无法逃过监测机构的监督。莱茵河的水污染防治，已经从控制点源污染进展到了防止面源污染。点源污染很好理解，就是像造纸厂、化工厂的废水管道里排出的污水，这在莱茵河流域已经被基本控制。面源污染是指像农田里施洒的化肥、喷洒的农药等，这种污染通过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最终还是会进入到河流里，莱茵河流域的污染防治已经把重点放到了面源污染上。
对莱茵河的考察，让我看到，长江污染的问题虽然积重已久，但是只要措施到位，是完全可以逆转的。而我更加担忧的是来自水电站的威胁，这种危害也许现在还不太容易看出来，若是得不到纠正，只怕会形成一个比污染更加严重的问题。
水电开发陷入疯狂失控，危害难以逆转
《周末》：多数人印象中的水电站应该是一个集发电、防洪、灌溉等功能于一体的有益设施，你为什么认为水电站是比污染更大的威胁？
单之蔷：水电站的问题是一个隐性问题，表面上并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大家应该清楚，水电站一般要在河流上筑起大坝，建成后相当一部分地区会被淹没，可能长时间处于水下。因此，但凡建设水电站，之前都要对当地的生态人文环境做一个细致的考察，然后进行可行性研究，只有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才能考虑在此建设电站。而实际上，目前国内的水电开发呈现一种失控的状态。这种失控状态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水电开发已经呈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我们说它就是大小河流全线开工，而且是一条江上同时几个工地在施工。
有些水电站的开发方事先根本就不做生态评估，连该流域内有多少珍稀水生物种都不知道，甚至连移民的问题都省了。我们走访雅砻江的时候，为了采访走婚住在一个小村庄里面。第二天我们在离村庄 200 多公里的江面发现，有几个大铁船在钻岩心，当我们从工人口中得知这里要建大坝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大坝建成后，之前的那个村庄肯定会被淹没，而实际上这个村庄的人根本不知道要被淹没，也许当地古老的走婚习俗与独特的语言文化就将随着美丽的小村庄一同沉入水底。
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我们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限制因素，如果没有限制，只一种因素在这个地方疯狂发展，肯定要出问题的。我们在一条河流的拐弯处见到一个村庄，这本是一个美丽的村庄，河流从村庄前面流过。但是在河流的上游处建设了一座引流式水电站，就是在河流旁边开凿山洞，让河流改道。河水全部由山洞流过电站了，原本村庄前的那段河彻底地干涸了。因为电站的存在，下游的水生物也无法回游，导致上游水生环境的急剧恶化。
法国罗讷河上也有 19 个电站，基本上所有的水电潜力被开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它却没有出现我们这样的生态灾难。这是因为罗讷河是一个双河结构，始终有一条运河在，这条运河不是平行的，而是编辫子一样编在一起，电站建在人工的运河上，原来的河道还保留着，至少这个景观没有大的变化，人们还会看到一条自然的河，水生物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那条河还在，虽然流量减少了，但是鱼可以游过去，不像我们的葛洲坝和三峡大坝。
《周末》：水电站的发电、防洪、灌溉功能难道无法使当地人民受益？
单之蔷：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尽管电站的大坝确实拥有这些功能，但并不表示它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一座水电站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有它的目的和追求 ―― 发更多的电、赚更多的钱。当下游干旱的时候，需要大坝放水，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减少水库蓄水量，影响电站的发电量，这种与自己利益相背的事，电站的投资者是不会干的。至于电站当地的原住民，实际上他们从电站那得不到半点好处。对电的需求也远没有到达需要一座电站的地步。我在当地的一户藏族居民家中看到，他们家将一个小型的水电装置放入河里，产生的电力足够他们一天的生活所需。而这种装置是无法对当地的水文环境造成根本改变的。
1941年皖南事变中的六个未解之谜
难忘，1941！那是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惨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60年前发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决定北撤到长江以北苏皖敌后地区时精心策划的聚歼新四军部队于泾县茂林地区的一个极其险恶的反动阴谋，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所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来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14日下午走出隐蔽处准备同国民党军谈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1月30日，蒋介石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所谓“训令”，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二、皖南事变的难解之谜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笔者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笔者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谜之四：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已经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谜之五：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究竟有没有成功？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谜之六：遭围剿皖南新四军部队究竟突围出来多少人？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为1300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约2000人，还是2000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曹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