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中国排名下滑 是什么拖了竞争力后腿
★营造中国周边环境的对策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贵州经济仅与非洲相当
★“十一五”规划的“均衡”建议
★美国棒打“鸳鸯”以色列对华军售走入死胡同
★抗美援朝时彭德怀缘何三次动怒？
★营造中国周边环境的对策思考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安全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为我国实现小康社会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在此我提一点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稳定两翼
亚太地区是我国国际战略展开的前沿和核心地区，又是我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市场和资金来源。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大国力量，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力量都集中在这里。从地理位置上讲，中国在这一地区位于俄国、印度、日本之间，是地区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的重心所在。就双边同盟关系来看，这一地区内有俄印、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双边同盟，中国则独立于所有同盟关系之外。从大国的多边关系看，中、美、日和中、俄、印两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都是弱势的一方。从安全环境看，朝鲜半岛的危机、中印边界的争端和阿富汗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变化牵制着中国的东西两翼，日益严峻的台湾海峡局势、长期存在的南海诸岛争端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东南。亚太地区是我战略展开的基础和出发地，但遍布现实和潜在冲突热点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构成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是中国21世纪地缘安全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东翼，首先要稳住朝鲜半岛局势。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战略利益。朝鲜长期牵制了美国，构成对我的战略屏障，对我来说不是战略包袱，而是战略资源。我应保持这一屏障，帮助朝鲜建立安全保障和安全信心。在朝鲜半岛核危机中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不但将失去朝鲜，也将失去韩国。所以帮助朝鲜走出冷战，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无核，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相威胁的方法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不但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利益。
其次要稳住中日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图谋独霸全球，重点是控制欧亚大陆。在欧洲通过北约完成东扩，在亚洲则是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完成南下。一个东扩，一个南下，基本目标是完成对中俄两国战略发展空间的围堵，将这两个最大的潜在对手困于大陆。亚太地区对美国这一战略配合最积极的是日本。在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点上，美国与日本能够达成完全的一致。除此之外，两国关系也非铁板一块。美日之间长期存在巨大的贸易摩擦，屡屡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美日两国在中国都有各自不同的经贸利益；在防备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关系解冻以来一直存在某种默契；在抵制美国对亚洲乃至世界事务的指手划脚方面，中日之间也可以找到若干共同点。
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合作加防范，从获取全局的战略主动来看，要力争以合作为主，力争使日本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保持距离，逐步脱离美国的战车。2005年1月4日，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与记者交谈时认为，从宏观角度观察，中日两国面临三大历史性机遇：共同发展与繁荣，共同构筑东北亚持久和平，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和亚洲一体化进程(三大挑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略取向问题)。这三个方面也是中日大有合作潜力的地方。中日两国间首先应是积极开展经济交往（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679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进入新世纪，中国一直是日本出口增长最快的大市场。），以经济互补关系扩大合作关系，然后努力开展政治安全领域工作，促使中日关系向更加稳固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主要以美国为对手进行，这种争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限制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霸权，是推动改造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力之一。在扩大中日经济交往的同时，我们同时也坚决反对日本扩充军备，坚决反对美日扩大防卫范围，特别是将中国台湾包括进”周边事态”的做法。发展对日关系的关键，就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尽量阻止日本的力量为美国所用。加强与日本和平力量的合作，推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日本的希望所在。通过有条件地支持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潮流中的合理愿望，可以促使日本在中美关系之间增加中立性，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可以达到拉日限美的目的，从而改善我在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在西翼，主要是要发展中印关系。印度对于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关键在于它是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新指针”南下围堵中俄的地缘缺口。如何弥补这个缺口，美国一直没有找到良策。“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找到了一个弥补缺口的重要机缘。美国已经在大幅度调整其南亚政策，力图使这个原来的缺口变成一个牵制以致阻止中俄政治影响力向西亚、中东一带伸展的障碍。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的边界争端，恶化了各自的安全环境，构成两国在地区范围内发展关系的严重阻碍。但从全球范围看，两国却有很多共同点。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都反对霸权主义对世界各国事务横加干涉，都是多极化格局的支持者和促成者。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印度，对海洋资源和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它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向印度洋纵深区域扩张，它的利益重心位于印度洋。印度洋地区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美国在这里没有欧洲那样的盟友，没有像夏威夷或关岛那样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最薄弱的环节，从这里最容易打乱美国的欧亚围堵大棋局。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应是我争取地缘战略主动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印两国分歧于地区利益，两国却可以合作于促成多极化格局的全球利益。这应该是中国与印度发展关系的真正大前提。
（二）强固后背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欧亚大陆上出现中俄结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北约东扩和美日”防卫合作”范围的南扩，就是力图从外部完成对中俄的围堵。支持中俄内部的分裂势力和西化势力，则是力图从内部牵制中俄影响力的上升。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罗斯是中国能够借重的战略力量。在21世纪，中国必须将运筹中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积极发展双方的战略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出自两国内部的需要，又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亚太地区是战略前沿，欧亚大陆则是战略腹地。不论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承受的压力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都在东面。当中国面向东方解决这些问题时，西部即背后的安全与稳固必不可少。对俄罗斯来说，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已经把力量延伸到了俄西部边境；通过科索沃战争，沉重打击了俄罗斯在巴尔干的传统势力；通过阿富汗战争，又大步进入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要支柱中亚。美国不但通过北约东扩使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被挤压成一条狭小的通道，而且正在中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逐步掌控该地区的能源开发和输油管线走向。尽管在阿富汗战争前后俄罗斯采取了大步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靠拢的政策，但显而易见的是：美俄战略利益的冲突已经在俄罗斯的西部、西南部和南部展开。以对内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对外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为宗旨的普京政府，无法对这些战略利益弃之不顾。俄罗斯要在这些地区顶住美国的压力，必然要在东部寻求与中国互成犄角之势。2001年0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之间“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及“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关系推向新阶段，明显倾向于建立一种在地缘上互为依托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近年中俄边界争端全部解决，中俄贸易额不断上升且俄方为顺差，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不但使中俄在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使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全面合作也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以中俄关系为主要环节，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甚至包括以色列等中东国家都可以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形成一条广阔的友好中间地带。这条地缘战略空间不但可对我形成稳定的战略后背，而且有助于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的围堵，对美国形成巨大的战略牵制。
从总体上看，冲破地区局部利益与矛盾的囚笼，从地区之外寻找解决地区问题的有效依托，不但是地缘安全战略的融会贯通之处，也是一个国家从地区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争取与欧亚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各种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但可以大幅度拓宽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减轻我在东部可能面临的危机压力，而且中国也将以拥有一种全新实力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
（三）经略东南
不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大国关系中，中国地缘安全地位受到削弱和牵制的关键因素，是台湾问题的存在。使台湾海峡两岸分裂分治局面长期化、固定化，维持两岸”不战，不统，不独”的局面，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对中国最大的牵制，是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最大利益。不但超级大国和强国集团能够利用台湾这张牌来敲打中国、限制中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也不由自主利用这一现状，从中获取好处。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中国能否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全面发展的一块”短板”。这块”短板”如果得不到弥补，我大量战略资源的持续流失就不可避免，我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被动地位也难以根本改变，国家的健康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拖累。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稳定两翼也好，强固后背也好，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经略东南，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实现国家统一，不但我海防前线可以向前推进250至400公里，国家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安全将获得整体改观，而且依托台湾的基地和港口，我可控制北起琉球群岛南部，南至巴士海峡、东达菲律宾海西部的广大海域，中国面向海洋发展的大门将由此被打开，不但对保卫祖国、抵御侵略、收复我丢失的海洋权益极有助益，而且我们从此可以从一个更加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经济地位出发，规划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个分裂的国家始终都存在不安全，一个分裂的国家最终难以持续发展。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使我在亚太的地缘战略态势从东南实现突破，冲开将我长期囚困于大陆近海的围堵，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和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都将获得根本的改善，中华民族必将就此实现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四）斗而不破
中国与美国的地缘关系可以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来形容。美国本土与中国隔着一万公里辽阔的太平洋。美国又通过在日本本土、冲绳、韩国、菲律宾的驻军，以及美国海、空军长年累月在西太平洋水域和空域的游弋和巡航，与中国近在咫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者的力量都呈上升趋势。双方关系不论好坏，都将牵动国际政治和世界地缘格局的变动。就东亚地区若干问题特别是就台湾问题看，双方的冲突与碰撞几乎不可避免。但就全球范围审视，两国仍然有进行合作避免冲突的现实可能性。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内外政策受到深刻冲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在战略资源的配置和军事力量的调整上，美国不得不更加重视本土安全，不得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将相当大的力量集中投入中东、中亚和西亚地区，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原定设想遭到重挫，全球地缘战略不得不重新布局。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相对随之减轻，两国之间出现了新一轮发展关系的契机。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两国市场的巨大容量及潜力，使经济因素有可能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减缓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处于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位置，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无以替代。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但在今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多种矛盾和冲突的压力之下，它无法、也不可能集中主要力量投向中国的台湾地区。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合作，有利于保持地区稳定，防止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亚次大陆等方向发生大规模冲突和危机。中美两国都愿意通过一定的国际机制来处理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非法移民等跨国问题。两国都愿意在裁减军备、防止武器扩散、建立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上述这些因素的存在，是中国可以用”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斗而不破”的方针来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基本依据。这是中美关系的大局。以大局为重，两国关系不难相处。不以大局为重而以冷战思维为重，以围堵遏制为重，以制造分裂为重，对抗就不可避免，”双损”也在所难免。
（五）筑强依托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已经在政治上确定了中国的地缘归属。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历来是互为依托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力量的渊源。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和宗教矛盾的长期积淀，边界领土纠纷的持续困扰，既造成重大的内耗，又给外部势力的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变得分外艰难。正反两面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关键还是把自身的事情办好。只有真正发展好自身，才能有效地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营造更为宏大的地缘战略格局。在这方面，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的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计划，堪称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加强了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而且可能由此改变亚洲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面貌。邓小平同志生前反复强调，在国际斗争中要十分注意发挥中国的有利条件：一是发挥中国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善于利用西方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和争夺经济势力范围的斗争来保护我国的利益、发展我国经济。二是要善于利用西方大国在争夺世界和重要地区主导权上的矛盾来制约个别大国的霸权行径，防止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三是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以赢得它们的广泛支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政治影响力。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是中国所能获得的更为深刻的地缘战略力量。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是为了在世界上增添另外一支霸权力量，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奋斗。
小结：国家周边安全环境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讲深、讲透。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激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国家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尊严来自于实力。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军事实力，三是民族凝聚力。当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抓住未来10－20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我们的国防实力，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有了实力，什么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中印边境问题等都将迎刃而解，没有了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 [小凤仙]
★全球竞争力中国排名下滑 是什么拖了竞争力后腿
中华工商时报 2005年10月09日
【内容提要】: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已经连续3年下降了。2003年从2002年的33位降到了第44位，2004年降到了第46位，现在又下降了3位。虽然任何一种经济指标评估体系都存在缺陷，但我国全球竞争力”逐年下滑”的趋向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与增长速度持续走高的前提下，到底是什么一直在拖竞争力的后腿？
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今年，我国的技术革新指数排名第64，比去年下降2个位次；公共机构质量排名第56，较去年低1个位次。与总排名第49相印证，显然是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拖了后腿。其实，在这两项指标的排名上，我们一直是在低位徘徊——年年拖后腿的就是它俩。
公共机构质量走低，主要的毛病是政府低效和权力腐败。从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在成长竞争力指标所包含的子指标中，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换了”政府支出”子指标，新指标更关注政府支出的效率而不是支出的规模——这一下击中了我们的”软肋”。从此以后，大量账面上”漂亮”的政府支出非但无益于我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的提升，而且还抵消了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少功劳。同时，与”政府浪费”互为因果的”权力腐败”也在不停销蚀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使得公共机构质量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之中。在今年的竞争力报告中，腐败赫然被列为影响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最有问题因素”之一。
技术革新在低水平徘徊，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我们在技术革新上频频吃亏，关键原因不是我们天生比别人笨，也不是科技研发投入不够——我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2003年就已达6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研发投资大国；而在于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全民人力资本素质难以提高；技术创新环境缺乏，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抑制——结果自然是技术革新水平排在别人的后头。而归根到底，基础科教投入和技术创新环境都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市场难以保证其有效供给，责无旁贷的是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
再深究起来，即使是宏观经济指标排名的波动也与公共机构密切相关。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去年的排名为24，今年下滑了11个位次。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力报告制作总监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政府一直抑制居民存款”是主要原因。简言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高下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指标水平的高低，公共政策失灵和制度供给不足通常是抑制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对我国全球竞争力排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那些”拖后腿”的因素背后，存在着政府自我约束不力、履职不足、职能缺位等一堆老问题。如何提高我国的全球竞争力？奥古斯都的建议几乎全与政府有关：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改进法治……看来，提升全球竞争力，首先需要提高的是政府竞争力。▲（毛飞／文）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贵州经济仅与非洲相当
“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
“由于中国实行卫生体制的社会化改革，有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这导致成千上万婴幼儿和农村人口等弱势群体不必要的死亡。”
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贫富不均衡和社会阶层不均衡所作出的动人心魄的描述。
9月8日，UNDP发布了这个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不均衡世界中的援助、贸易与安全》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全世界位列85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但报告同时提醒，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比如教育和卫生）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需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贫困人口分享，使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健康、更好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地区。”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发挥更大的潜力，为联合国千年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5年前，也就是2000年，各国政府首脑向普天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承诺——《联合国千年宣言》：要使处于极度贫困中的人口减半、降低儿童死亡率、使所有儿童都受到教育、击退传染病，各国决定为实现这些目标构建一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兑现的时间是2015年。
“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显著，但是这些进步却没有足够使贫困人口受益。”马和励介绍，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医疗改革方面的报告，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已经基本崩溃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覆盖农村的农民。在马和励看来，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
“这是一种成本非常高而效率非常低的做法，”马和励说，“这就像是一场针对富人的改革试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作为《人类发展报告》的评议人，他对《商务周刊》说：“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在卫生保健方面是倒退了。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保健制度。”
马和励还进一步介绍，国家发改委要求UNDP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编制献计献策，他们将会提交具体的报告，希望将人类发展的指标都能纳入规划当中。▲
★“十一五”规划的“均衡”建议
——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官员高宇
《商务周刊》：《人类发展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均衡状况是一个怎样的总体描述？
高宇：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飞速的进步，高速经济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3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意味着在减贫方面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即在1990年基础上绝对贫困人口减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也很快，从1990年到现在提高了20％。
但是应该怎么看待中国这种进步呢？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其他人类发展领域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落后的。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增长，但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增长幅度，它应该挖掘更大的潜力。中国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好处能更均衡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多地分配到教育、卫生等领域，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从总的判断来说，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均衡分配经济增长的好处，强化和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基础条件，中国未来发展就一片光明。
《商务周刊》：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和描述？
高宇：2003年联合国驻华机构做了一个《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评估报告，当时确定中国主要是面临三个领域的挑战：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男女平等。具体来说，根据国际机构的估计，中国现在应该有100万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的话，到2010年，这个数字会增长10倍；环境方面，中国90％以上的草地都面临退化的问题，而在城市里超过75%的河流被污染，不利于人的健康；男女平等方面，中国最新的数据是男女出生的性别比例已经达到119.86：100，这意味着每120个男婴成年以后就有将近20人找不到配偶。
另外，从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来看，已经从19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2002年的3.7％，其实在这期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但农业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反而下降了。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以后的发展需要更加均衡，这跟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政策是比较吻合的，比如“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些概念跟千年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
中国面临的挑战，关键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怎么把这些不平等的问题、扶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问题，能够全盘的放到规划里面。要非常系统性的把这些政策融入到规划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提概念或者在这么大一个框架里只有一小部分，比如只在问题突出的领域，其实应该在教育、卫生、就业等各个方面都要系统性的把这些指标放进去。
另外，财政支付体系也很有文章可作。它是不是注意到不平等发展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省份是不是应该有或继续有明显的优惠政策，包括教育和卫生体系的改革，具体到各个省份，这个费用到底是省市县来负担，还是中央政府来负担更加合理有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考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从宏观层面来权衡。
中国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我相信任何政府来做都会非常吃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已经非常明显，但需要做的事情确实还很多，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各尽其责，贡献出我们的力量，为这个进程更好的服务。从联合国系统的角度也是如此，就是为这个进程多出力，能够提的建议我们就提，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就做。
《商务周刊》：据说你们正在给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十一五”规划献计献策，能不能做进一步的介绍？我们也很希望看到联合国“让穷人分享GDP”的精神能够植入“十一五”规划当中。
高宇：就像马和励代表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为“十一五”规划提供一些政策建议，肯定不只我们一家，中国政府向来比较注重国际经验。我们主要就是根据联合国及UNDP的研究成果，包括《2003年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及《2004年共同国家评估——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针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和谐发展问题，还有教育卫生的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们的角度就是，中国政府在做这个规划体系的时候，应该体现均衡发展的内容和人类发展的内容，为大家创造更平等的机会，让所有人都参与发展进程，分享好处。其实这与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的体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用的衡量体系都是GDP，也就是说根据经济增长来衡量整个国家是不是进步了。这种体系其实是有缺陷的，经济的发展不见得就能推动人类发展，经济发展有时候对人类发展反而是一个反作用，像很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财富越来越集中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手中，而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个经济发展是失败的。我们觉得中国应该避免这种情况，而且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观念更加深入、彻底的贯彻到“十一五”规划当中。
具体来说，中国不平等问题其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地区不平等。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区域之间无论从地理上、自然资源分配上、受教育水平上都大不一样，中国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平等；第二个就是城乡之间也有天壤之别。从人类发展指标看，上海跟葡萄牙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贵州只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或加纳这样的贫穷国家；第三个就是社会团体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有很多的弱势群体，比如在中西部的妇女，她们所受的那种困难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她们的丈夫都出外打工，她们既要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又要下田种地、照顾老人，在她们身上这种不平等是非常突出的。另外还有艾滋病患者群体等等。“十一五”规划如果把这三方面都能考虑进去，然后做更多的投入，不光是扶助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尽量多地考虑经济增长连带出现的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情况就会好很多。
《商务周刊》：我们十分认同UNDP这份报告关注中国的角度，但正如你所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平衡似乎是一种艺术。你们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是如何来平衡的？
高宇：人类发展这个概念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现在UNDP已经推出了第15本《人类发展报告》。而人类发展指数主要是衡量人类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三个方面：长寿而健康的生活（预期寿命），教育和知识（入学率和识字率），体面的生活（收入）。现在在发展领域，越来越多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最科学、最以人为本的衡量体系，因为它把人放在最中心。在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时不光是看这个国家的GDP，我们不认为经济增长达到20％就一定是好的，相反，一个国家可能经济增长只有5%，但是它关注民生，老百姓更广泛地从增长里受益了，让老百姓的生活更体面、更快乐，这就是更好的发展。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孟加拉国，经济增长很慢，但是它的政府比较注意平等，所以它的教育和寿命都比较好。国民收入的增长只是三个指标里的一个，但是教育和卫生也很重要，如果你只是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入学率、文盲率和卫生都很差，就会把你的综合指标降下来。
至于对社会发展投入太多是否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全球的经验来说，如果你在教育和卫生方面投入较多，不会影响你的经济发展，而且从长期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对经济增长有好处的。因为劳动力的水平通过教育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你的健康和卫生水平也提升了，它可能让你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好。另外人类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也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不同国际机构有不同的数据，但基本上在0.42-0.45之间，而一旦超过0.4就被认为会出现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以从中长期看，教育、卫生这些领域的投入是有好处的。我觉得中国目前就是不要把这些问题割裂开来，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只能取其一而不能兼得，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相辅相成的两个东西，齐头并进。
《商务周刊》：现在有学者开始建议中国政府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恢复到过去的“兼顾效率和公平”了。
高宇：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朝着这方面发展了，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觉得联合国系统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在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候，能对中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协助中国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成功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很多人都说，全球人类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千年发展目标失败了，某种程度上全球也失败了。▲
★美国棒打“鸳鸯”以色列对华军售走入死胡同
2005-10-09
长期以来，以色列把军火出口作为刺激本国军工业发展的基础。由于以色列的无人侦察机、反坦克导弹、夜视装备、雷达、战机升级改造、直升机、坦克等武器装备颇受世界各国的青睐，其年军火出口额接近40亿美元，约占全球武器交易总额的1/10，稳居世界五大军火出口国行列。
两厢情愿
1989年欧盟决定对华武器禁售后，中国把军购重心寄托在了俄罗斯的身上。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苏-27型战斗机、伊尔-76型运输机、A-50型预警机、现代级驱逐舰等装备以及苏-27的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备的现代化水平和战斗力，时至今日，中国的军事装备总体上仍然属于(苏)俄制系统。
但客观地说，俄制武器与欧美和以色列相比，存在着设计、制造不够精致，电子化、信息化水平较低，技术后续发展实力不足等缺陷；加上部分敌视中国的俄罗斯人怀疑中国垂涎其远东的土地，因此在对华军售上始终采取防范性的双重标准。意图实现武器来源的多样化，以求货比三家、甚至左右逢源的中国，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
以色列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同样情有独钟。早在和中国建交的13年前(1979年)，以色列就通过索尔•艾森伯格(SaulEisenberg)和他的“以色列联合发展公司”开始了对华的军火生意。13年来，双边军火贸易额累计已达20亿美元，以色列已成为继俄罗斯之后，中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棒打“鸳鸯”
以色列和中国的军事关系越来越令美国担忧。由于美以在尖端军事技术领域的共同研发、共同合作已密不可分，加之美国每年对以色列20亿美元军援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技术合作，因此美国担心对华军售中将美国的尖端技术和技术参数扩散到中国，并被用来对付台湾；更担心这些敏感技术通过中国，落入伊朗和朝鲜的手中。于是，美国挥起大棒，极力阻止以色列对华军售。
以色列自然也不肯轻易就范。中以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冲突，中国庞大的军火市场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地位，更让精明的以色列人趋之若鹜。以色列再三辩解，出口中国的武器全属自行研发的产品，不含任何美国的技术。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国防部长莫法兹曾公开对美国霸道无理的指责予以批评。
以色列官员普遍认为，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在军售问题上有自己的是非和取舍标准，起码在非敏感、非尖端的武器出售上，完全可以自行决定。以色列不认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更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他们甚至认为美国对此表现出来的恐慌有些“小题大做”。
一票否决
以色列对华军售在美国的高压下异常艰难地运行着。然而“哈比”无人机事件成为了美以险些反目的导火索。今年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执意要对已经卖给中国的“哈比”无人攻击机提供升级服务，终于使美国的愤怒达到极点。美国决定对以色列军实施一系列制裁，其中包括终止和以色列在联合攻击性战斗机研制以及在地面部队仿真系统方面的合作，并要求以政府及国防部长莫法兹本人就此做出书面道歉。
眼看对华军售威胁到美以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权衡再三的以色列屈服了。以色列十分清楚，几十年来以色列能够在人口30多倍、地域100倍于己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敌视中挺立浪尖、岿然不倒，全靠美国的撑腰；以色列能够创造经济奇迹、成为中东第一经济强国，离不开美国多年来的巨额援助。美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上的支持是以色列得以立国、复兴的关键。以色列前外长曾埃班曾感慨：“在决定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
在这种事关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权的抉择关头，以色列不得已再一次单方面毁约，这令中国军方高层极其失望。
两败俱伤
盘点近5年来美国重压下以色列对华军售的艰难历程，让中国很受伤：2000年，美国迫使以色列停止向中国出售价值2.5亿美元的“费尔康”预警机；2003年，美国命令以色列终止所有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安全设备的合同；2004年，美国禁止以色列停止向中国转让“飞毛腿”导弹技术；2005年，美国叫停以色列向中国提供“哈比”无人机的升级服务。所有这些，不但严重影响了对以色列举足轻重的军火贸易，而且为中以两国的关系蒙上阴影。
正如拥有7家军火公司的以色列苏尔坦集团董事长葛拉特所说，“对我们而言，中国市场已经关闭。”▲
★抗美援朝时彭德怀缘何三次动怒？
书刊报 2005-10-08
拍案大骂梁兴初
为了打好出国作战第一仗，彭德怀要第38军于1950年10月31日晚或11月1日拂晓前攻占军隅里，向新安州突击，截断进占云山、泰川美军退路并同另三个军对敌实施全歼。但是第38军军长梁兴初接到彭德怀10月30日晚的命令后，没能立即率部出动，第二天才开始发起攻击；而且在前进途中，又和沿途零散敌人恋战，打打停停，结果又耽误了一天时间。当他们比预定时间晚两天即11月2日赶到军隅里地区时，美军凭借先进的侦察设备早已发现了志愿军的作战意图，开始全线向南撤退，攻击线上的志愿军战士们虽英勇作战，但两只脚撵不上快速逃跑的机械化美军，致使彭德怀入朝第一仗的作战计划没能很好实现。
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党委副书记邓华总结中讲到这次战役由于第38军对敌情估计过高不敢大胆穿插，致使敌人乘机逃跑的情况时，彭德怀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用手掌猛地向桌子一击，只听“啪”的一声响，震得桌上的东西都跳动起来。在座的将领们全都吓了一大跳，会场顷刻鸦雀无声。大家的视线都紧张地集中在彭德怀阴云密布的脸上。
寂静中，彭德怀吼道：“梁兴初！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违抗军令，你38军为什么不敢大胆攻击敌人？为什么那样慢慢腾腾地前进？为什么不根据志司(志愿军司令部，下同)命令插到敌人后面去？你说！你们为什么不敢插？听说你梁兴初是员虎将，我看你不过是个鼠将。一个美军黑人团就把你给吓坏了？我看你就是临战怯阵！就是贻误战机！就是违抗军令！这是犯罪的行为！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彭德怀气得两手都在微微颤抖，而梁兴初也是面色难看，两腿肌肉都在抽动。梁兴初吞吞吐吐地想解释一下，彭德怀又是一声怒斥：“你还说什么，还强调什么理由！这次如果38军按司令部的命令插下去，肯定会消灭敌人两三个师，结果只消灭敌人1.5万人，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这简直是犯罪，你就是右倾！”
彭德怀的这一次发怒对各军震动很大，在紧接着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打得很成功，歼灭美军3.6万人，特别是38军以果敢坚决的行动堵住了美军的退路，打得英勇顽强，使南逃北援之敌无法会合，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为军需怒震居仁堂
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机不停的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志愿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几乎无法继续作战。彭德怀决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尽快解决。
1951年2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开始。彭德怀首先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希望国内不论军队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本来就对苏联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的援助恼火，在这内部会议上却又出现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痛心疾首骂韦杰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根据美军的作战特点，彭德怀于5月22日电令各兵团后撤时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采取逐步后撤、节节阻击的战术，杀伤消耗敌人，掩护主力转移。
在后撤过程中，第3兵团所属的第60军在北汉江南岸，遭到美军特遣部队的割裂，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5月25日该军位置偏后的第180师抢渡过北汉江后，又被美军机械化部队隔离在汉江以北，同军部失去了联系。彭德怀得到报告后，立即电令第3兵团速派第60军第18l师和第179师前去救援。但第3兵团司令部在后撤转移途中，又遭敌机轰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第60军军长韦杰虽知第180师处于困境之中，却对派部队救援不积极，措施也很不力，虽有支援的动作，但因为力度过小，无法产生效果。结果该师数千人没有突围出来，造成了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的最严重的损失。
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受损失情况时，非常气愤地让第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高喊：“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像个军长的样子吗？志司命令部队后撤时，你们不研究具体措施和方案，而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把各师安排好？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就是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地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幸而新到任的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出来解围，他慢慢站起来说：“彭总，大家肚子都饿了，该吃饭了吧。”彭德怀看了陈赓一眼，紧绷着脸，仍是气冲冲地站在那里，停了一会说：“好吧，吃饭！”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事后不久，第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
摘自《联合日报》张霖/文
链接：梁兴初简介
1913年8月23日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山东军区滨海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13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47军军长，第38军军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38军军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1954年3月回国后，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3月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85年10月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