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常委级别官员成为正式腐败调查的目标★★★

　　或许此文开头就得交代清楚，地缘博弈的法则就是马基亚维利法则，就像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常常说的和用的法则。马基亚维利这个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在其《君主论》一书中的“穴眼”，说白了，就在于怎样对待你的盟友，靠的是力和恐惧而不是靠爱和怜悯；这与如何对待朋友或市场伙伴有很大的差别，那里靠的是诚信和互惠。许多人对马基亚维利一直感到很不舒服，把他贬为“厚黑学”的老祖宗，是没能看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国与国的关系，性质是大不相同的，而马基亚维利的法则仅仅适用于后者。

　　虐杀大臣非但无视现代文明的规则，也突破了江湖帮派的底线，出此下策，即从暴虐者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氏没有回头路可走，怕的是略做妥协，便加速分崩离析，而全世界怕的是，金正恩会“挟两千万北朝鲜人命以令人类”，迫使生灵涂炭，很可能包括中国人的性命。韩国人心悸，美国人着急，中国人又安能坦然？此等状况，“上善”之策无外乎“斩首行动”。我猜想，韩国和美国人早在蓄谋策划中。金三世整肃同党，比起金一世、金二世尤为酷烈，说明他的基础已经裂隙频呈。他支撑了两年，可算是奇迹，再支撑两年？几乎没可能。更大的危机正在聚集的趋势里，韩国美国一定会加紧步伐。

　　美国的“斩首行动”在历史上上演过多次，别说在中南美的行动像智利的阿连德，就是在东亚的，从吴庭艳、苏加诺到西哈努克、朴正熙，结果均不如意，打破了脆弱的平衡只能招致更剧烈的颠覆，万千人头落地。韩国和美国策动“斩首”，失败固不论（因为失败会引起更疯狂的报复，灾难必溢出朝鲜半岛），即使得手，对中国的影响也不见得有利。要是韩国主导统一而强大，中国就会少了一个屏障，回转余地更小；而中国在国际特别是东北亚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少了一个大筹码。所以结论是，中国不如自己进取，勇担责任，自己主导来建立起在北朝鲜的堡垒，而眼下时机甚佳。

　　目前的好时机，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内向关注、虚与委蛇地应付外交、国际战略目标含混、即使有战略目标也不愿意付出资源来推行的局面造成的。而新委任的国务卿克里视调解中东乱局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拔不出泥淖，或者说不愿拔出泥淖，正好给了中国施展拳脚的机会。巴以的冲突以及酿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对伊朗的限核制裁），将长远存在。克里的做法，费力费时然而徒劳无功，甚至引起了沙特和以色列的不满。这样的玩法，在地缘博弈里，比起普京的马基亚维利法则，段数还差得远。在此意义上，以色列的鹰派集体倒是中国的最佳盟友，他们把美国绑扎在自家战车上，使美国围遏中国的企图屡屡失效。

　　奥巴马不谙外交事务，也没有兴趣扮演美国在全球战略的“应尽的”角色，他全部的心力都投在了美国的全民健保（即所谓“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上，奥巴马把它当做总统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历史使命，其他的使命，Obama都不care（奥巴马都不在乎——编者注），以至于最近一次APEC峰会他都无暇参加。美国的“不坚定”，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忐忑，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甚至新加坡，都会在美中之间重新考虑调整取舍。

　　然而，中国也没能乘此有利时机做出有力的举措。假如说中国有心遏制日本（很可能得不偿失），就得目标集中，不但要努力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而且要在周边国家寻找善意。如果中国四面出击，过分卷入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之间的摩擦，试图以此伸张中国在南海海域的主权，就会令周边国家心生疑窦，效果适得其反。譬如，菲律宾遭风灾，中国的蚊蝇级捐助就没能显出 “大哥”风范，不但近邻，就是远在欧洲、南美的诸国，想来也不会“心仪”的。

　　不过，美国的明眼人不少，像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教授，一个地缘博弈的高手，再三呼吁亚洲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所在，反对在中东纠缠，而要牢牢认定中国是美国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希拉里初定的外交策略被克里拖了后腿，也并不难被纠正。因此，作为大战略的一步，中国得抓紧把麻烦给处理掉。

　　的确，好时机很可能稍纵即逝。来源: 金融时报▲◆★●■☆

习近平要如何破除三大改革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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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0 作者:刘胜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重启改革的开端。《决定》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有不少值得期待的亮点，凸显新一届领导“实质性改革”的决心，兑现了习李上任后的改革诺言，也印证了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这次三中全会前所说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如今距三中全会已一个多月，重启改革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味道也逐渐显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

　　中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警示，“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

　　中国改革，曾经失去十年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国企破三铁、重整银行体系、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印证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改革势头并未延续下去。过去十年，随着国企扭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改善、经济增速回稳，改革压力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诱惑导致改革丧失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口号式改革、忽悠式改革甚至“以改革之名行扩权之实”现象不断出现。

　　一边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张，挤压市场空间，李剑阁也曾指出“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另一边则是国企改革不进反退。过去的十年中，国企不仅未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尽管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组部2012年3月宣布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

　　还有在利益驱动下出现的法治倒退。重庆唱红打黑堪称破坏法治的高潮，地方政府公司化、权贵资本崛起，致使腐败出现全面失控态势，房叔、表叔此起彼伏，刘志军、刘铁男争奇斗艳。在徐明、丁书苗之流大快朵颐的时候，大量企业家开始为自我保护而移民海外。

　　回顾过去十年，失败的改革为数不少：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打破垄断、政企分开、政府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等一系列关键任务，但几乎没有被执行；2005年促进非公经济发展36条无疾而终；2010年的新36条同样如此；2010年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不了了之；2011部委三公经费公开，难言实质性突破；被寄语厚望的2012年温州金融改革，没有什么建树；2011－2012年的郭树清股市新政亦黯然收场……

　　那么，这次全面改革是否会例外地不打或者少打折扣？

　　任何改革的过程都是各种力量、利益的复杂博弈，能够实现多少实则取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消长。

　　目前阻碍中国改革的藩篱主要有三个方面：意识形态阻力、既得利益阻碍和官僚主义惯性，其中破除既得利益尤为艰难。

　　所谓意识形态阻力主要存在两个思想误区：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国有经济。因此，《决定》在呼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再度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第二个误区父爱主义情节，害怕“一放就乱”。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份负面清单，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突破，显示官员仍不愿真正放开，不信任市场的力量。上海自贸区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也显得过度谨慎。

　　而既得利益从广度、深度和数量上都非常惊人，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阻力显得非常棘手。那么谁才是需要打破的既得利益群体？

　　所谓既得利益，是指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能获得特殊利益的群体。以此标准衡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若能执行将对以下几个群体造成冲击：

　　首先是手握大权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发改委和证监会。《决定》提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将大大收缩；《决定》提出IPO实行注册制，意味着堪称“中国最大审批权”的IPO审批权将退出历史舞台。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最近回忆说，“我最早时候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省以下地方司法独立、编织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强人大预算审核权力、规范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等改革，有望约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乱象。《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也将有效约束政府那只“到处乱摸的手”。

　　国企次之。过去十年，国企的日子很好过。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但须知，国企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以及在土地、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由于央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导致央企利润成为央企内部人的“唐僧肉”。近年来，央企腐败丑闻不断并非偶然，尤以最近的中石油窝案为典型。

　　当政府部门和国企成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这对改革绝非好消息。尽管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因此，改革很容易陷入“政府革自己的命”的悖论。一个人如何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才有不少学者断言改革已死。

　　再次，官僚主义的惯性不容忽视，在绝大多数时候，官员不可能公然反对改革，但他们会以官僚主义的手法拖延，研究再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能经年累月没有进展。例如，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来沪考察时提出，2013年9月底挂牌，直到12月初央行才公布自贸区金融改革意见，但即使这个意见也缺乏足够的细节，所以企业和投资者依然需要继续等待和观望。一个地方的局部改革都如此缓慢，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决定》60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促进改革的正能量何在？

　　首先，《决定》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一些任务比较明确、具体，越具体的方案实施可能性越大；其次，设定了2020年时间表，以此倒推，可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方案的进展；再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克服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的障碍。

　　当然，最具根本性意义的可能“正能量”还是政治家的领导力。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不外乎三种途径：第一，既得利益者的觉悟，即高西庆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这种可能性在现实世界中极少发生；第二，来自民众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重要，但既得利益可以假装视而不见，久而久之民众的不满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突尼斯、埃及等国发生的悲剧即为例证，这条路也是任何执政党都不希望发生的；第三，政治家的领导力。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条件下，能依靠的也就是这一点。政治家的领导力之所以能成为突破既得利益的关键，是因为它既是威胁性的力量，具有强制力，也可以是感召性的力量，能激起认同和支持。

　　政治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在中国的政治中被赋予了奖惩官僚的法定权力。因此，如果政治家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象邓小平当年破格提拔朱镕基一样唯才是用，体制内的改革者将获得更大的空间。更关键的是，政治家必须敢于撼动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官员，否则难免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为了推动金融改革，朱镕基曾打破常规，自己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只有在官僚体系中建立“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奖惩机制，官员们才会“真”改革。

　　在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权力构架中，在尚无法触动权力运行规则的情况下，政治家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往往更为有效，所谓上行下效，打铁还需自身硬实则是中国权力实际运行的既成规则。如果国务院率先落实全国人大的任免权、监督权、决定权、立法权，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将更为容易地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约和监督。“行胜于言”、“上行下效”，这样的道理并不难理解。

　　对于目前中国新一届政治家的领导力，从目前的种种表现而言，笔者认为尚可以选择对此抱以期待。领导力要求敢于触动利益，动真格的。从习近平厉行整风运动和铁腕打虎的力度看，无论其用意如何，他的做法是认真的。习近平上任一年来，已有12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作为“经济总管”的李克强总理，显示出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不搞刺激”、“保持定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等言论，显示出他对推动政府自我革命的强大决心。而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这些承诺能否应验实则直接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当然，《决定》改革内容要100%得到落实，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只落实50％，中国也很有希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会打几折，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勇气和智慧。但同时，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如果民众能告别“犬儒主义”，关注、支持、参与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国家就会多一分希望。来源:《金融时报》▲◆★●■☆

解放军整顿军内“文艺兵” 免去优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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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0：中国军方近日下发《关于制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证〉的通知》，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军统一启用文职人员证件。持用文职人员证的文职人员，今后不能享受现役军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参观游览公园等方面的优待政策。

　　中共历来以绝对重视军队建设著称，一直以来，历届领导人对军队的关注都不敢掉以轻心。十八大后，习近平执掌中共军队最高权柄，即体现对军队的不一般。如上任即越级晋升二炮上将魏凤和，并且在百日内视察了二炮、海、陆、空、武警。同时，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交接、舰载机试验、出航，以及运-20重型运输机的首飞等军事运作，都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可见，中共高层对“枪杆子”的重视程度。

　　很明显，习近平也看到了解放军部队中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比如带有军队背景的个别演职人员下海捞钱、绯闻不断、教子无方的丑闻，以及军中充斥着的各种浮夸、散漫和“铜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不断重申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继去年（2012年）12月推出“军十条”整肃豪奢后，习近平8月再度剑指军中文艺队伍不良风气，严令专业技术三级以上文职干部不得称将军或者文职将军，要自觉净化工作圈、生活圈、交友圈；并要求严控全军文艺单位人员参加电视选秀等地方文娱活动，禁止他们开设公司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工作室；同时明确要求坚决杜绝临场罢演、漫天要价、敷衍演出、欺骗观众的现象。这些规定引发舆论的正面反响，有助于维护军队的形象。

　　其实，“文艺兵”难管并非只是中国军队的独案，早在2013年7月18日，韩国国防部就对外宣布废除文艺兵制度。可见，“管好文艺兵”也是军队治理的难点之一。资料显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文艺兵就是各种纪律出位较多的群体。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领导们也多采用得过且过的态度应对，进而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有观点认为，如今，习近平从“文职将军”开刀，不但是向军队内部传达整顿军容的重要性，也是中共下定决心整顿军队的又一强势符号！来源: 多维▲◆★●■☆

扒一扒下任驻华大使鲍卡斯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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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2013-12-20：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挑选参议员鲍卡斯(Max Baucus)为美国下任驻华大使。这位资深议员在中国贸易问题上有长期经验，但却很少接触过导致近期中美关系紧张的此类国家安全问题。

这位现年72岁的蒙大拿州议员十多年来在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还数次反对美国国会因人权和其他问题限制中国享有的优待。

但相比目前处在美中关系核心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棘手问题，鲍卡斯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的经验更丰富。已经担任六届参议员的鲍卡斯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他将不会在2014年寻求连任。

鲍卡斯在参议院的工作一直主要集中在金融、贸易以及诸如税收的国内政策上，接触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机会不多，从未在处理这两个问题的委员会中任职。

小布什(George W. Bush)担任美国总统时的美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傅瑞伟(Charles Freeman III)表示，尽管在美中之间目前面临的挑战中，贸易和经济问题甚至可能排不进前三位，但鲍卡斯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的专长仍十分重要。

美国白宫还没有正式提名鲍卡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目前这一职务由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Gary Locke)担任。美国政府官员对此不予置评。

如果证实由鲍卡斯接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将在中国和日韩等同为美国地区盟友的邻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上任。中日韩这三个亚洲主要力量之间近来因航空飞行权以及一系列岛屿的主权问题而出现争端。

鲍卡斯一直以来对中国都很感兴趣，经常访问中国并且随行者之中通常都会有一名能说普通话的人员。曾在鲍卡斯管理下的财政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担任民主党幕僚长的沙利文(Russ Sullivan)回忆称：很多时候当有人建议说你需要到另一个国家去时，鲍卡斯都会说他要去中国。

在中国，鲍卡斯可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消息让人们感到有一些担忧，同时也对他略加赞扬。立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新京报》说，在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上，鲍卡斯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他还批评中国操控汇率。

至于鲍卡斯华盛顿内部人的身份以及他对奥巴马的支持，其他中国媒体就此发表评论时称，这些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都是潜在的加分项。中国微博用户戏称，不知道72岁高龄的鲍卡斯能否在北京的雾霾里保全性命。

近30年来，现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鲍卡斯对中国的经济和人权政策提出过批评。不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曾在1992年考虑通过立法给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施加严格限制，鲍卡斯当时对这项提案表示反对，这使他与其他几乎所有民主党参议员决裂。

尽管鲍卡斯一直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但在美国国会，他并非“汇率鹰派”，这也便于他与中国官员打好交道。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贸易专家Thea Lee表示，我们当然希望他能传达工人权益、人权和中国汇率操纵等事宜的紧迫性。

过去十年，鲍卡斯投票支持了多项针对中国汇率政策损害美国出口行业的不同议案。不过，他并不是相关法规的共同提案人，经济学家们表示，其中没有任何一项法案能够强迫美国政府对中国真正实施制裁，这就给中国和白宫在避免被迫实施惩罚方面提供了不少回旋余地。

美国的几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务主要是作为白宫的政策渠道，他们自己几乎没有革故鼎新的空间。

为美国国会提供咨询的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赖因施(William Reinsch)表示，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驻华大使的角色远没那么重要了。他说，如果真的出现外交问题，美国国务卿就直接打电话了。

鉴于鲍卡斯在美国国会财政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他能够帮助缓和中国对美国预算之争的担忧情绪。华盛顿预算之争此前引发了外界对美国融资成本飙升的忧虑。一旦美国融资成本飙升，全球经济将遭受严重冲击。

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董事会副主席、前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霍马茨(Robert Hormats)说，鲍卡斯还能向中国官员解释华盛顿目前情况，尤其是有关财政僵局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张，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多，美国企业不得不与那些获得政府大量资金支持的中国企业竞争。美国对中国的年度贸易逆差高达3,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这一数字似乎还在增加而非减少。美国此前还对中国违反WTO规定的一些行为提起诉讼。▲◆★●■☆Neil King Jr. / Ian Talley

中国怎么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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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 2013-12-20：朝鲜最近发生的张成泽被清洗事件，提醒世界尤其是中国领导人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了。

从平壤极权政权的本质来看，作为“二号人物”的张成泽被清洗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张以如此方式被处决，却也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这反映出极权政治反复无常和极端残暴的一面。用让人自我恐惧的方式施行统治是所有极权国家惯常的手段，平壤公开处决张成泽就是要达到这一效果。

不论平壤以什么理由清除张成泽，它都说明在文明彰显的21世纪，人类社会还容忍这种极端反人类的政权存在，是世界各国的耻辱。各国政府，尤其围绕朝鲜进行博弈的大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平壤的挑战，而不是各怀鬼胎，相互拆台，以致使平壤能够在大国的猜疑中“游刃有余”。

在这之中，中国尤其负有特殊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朝鲜走到今日这步，中国多少要负一定的历史之责，也是因为，只有北京，还能对平壤的决策有些影响。尽管北京否认中朝存在战略盟友关系，但外界对这种战略盟友性质的解读，并按这种解读去制定对朝政策，实际上是平壤政权能够存活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负有更大的道义责任。

其实，解决朝鲜问题，也是为中国自身考虑。北京带领中国日益迈向现代化，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朝鲜还处于前现代时期，平壤的极权和专制，与北京追求的价值理念格格不入，两者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愈来愈远。在这种历史趋势面前，如果北京还庇护这样一个政权，只会使自己道义亏损，成为外交包袱，有损崛起大国的信誉，尚且不说北京每年给予平壤的巨额援助。

从目前来看，北京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问题，大致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平壤承诺，给予朝鲜安全保护；二是联合美韩，推翻平壤政权。这两个办法，都能使朝鲜走向统一和现代化。

将朝鲜保护起来，不是保护平壤的专制政权，而是要消除平壤的戒心，推进朝鲜的改革和开放，其最终目的也是促使两韩统一。金氏政权从金正日到金正恩，不是不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平壤必须首先考虑政权的安危，这既是由专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因为客观上确有此可能。美韩对和平演变乃至武力推翻平壤政权是一刻也未放松的，平壤推进改革开放将为和平演变朝鲜提供极好机会。而以朝鲜的封闭日久、极度贫困以及国力衰弱，是无法抵御外界“恶意”颠覆活动的。此乃平壤自我封闭和孤立的根源。因为只有封闭，政权才会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平壤即使想改革开放，也会小心翼翼，走两步退一步的。

所以，要帮助和推进朝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就必须打消平壤这种政权被倾覆的顾虑，惟有如此，平壤才可能狠下一条心打开国门，引入世界文明，像当年中国做的那样。这就需要北京对平壤的安全关切有一个明确说法，并承诺保护。北京应该和平壤签署安保协议，向世界明确宣告，北京将保护朝鲜，就像华盛顿保护日本一样。

如果北京给予平壤安全保护，平壤就必须弃核。对此平壤应该会同意的，因为它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不外乎是以核武来保障政权安全。平壤目前的方针是经济建设和发展核武“并进”，但在朝鲜资源有限，国力弱小，积弱多时，且存在外部安危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并进，最后资源分配的结果，必定是核武和先军政治蚕食民生。从这个角度看，若中国给予其安全保护，让朝鲜能够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平壤是会乐意接受这种安排的。此中的关键，就是要消除平壤的猜忌，因为专制政权本质上是不自信的，不相信任何人，何况，北京在和韩国建交时，曾绕过平壤，平壤认为自己被中国“出卖”。

假如平壤不愿接受北京的安全保护，一定执意发展核武，走这条“不归路”，那北京应该联手美韩，共同“成全”平壤。北京保护平壤，意在推进朝鲜的改革，这实际假定平壤愿意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极权统治，给平壤以保护，抵挡外界的各种威胁，其实是给它时间，让它以一种虽然缓慢但平稳的方式过渡，最后使政权软着陆。平壤若不愿软着陆，就只能是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一定是平壤独裁政权的崩溃。但后果是朝鲜民众将为此而承受很大代价，因为平壤很可能拿民众作人质。对外界来说，平壤政权执意自杀，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不过，从朝鲜民众以及周边国家来说，软着陆的方式最好，虽然这样时间长一点。

所以，北京必须把厉害关系和自己的意图向平壤传达清楚。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如果囿于意识形态和不干涉内政的考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敢下决断，朝鲜问题拖得愈久，对中国损害将愈大。▲◆★●■☆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公安第三把手落马预示“更大消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2/20/2878663.html

明报 2013-12-20：中纪委昨晚宣布，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现年58岁的李东生是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第2名中央委员，亦是第2名受查的正部级官员。由于他与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关系密切，是周永康案涉及的首名政法系官员，一般相信，他的落马预示?周永康案快将揭盅。

　　属正部级上周初最后露面

中纪委和监察部网站昨晚公布，身兼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公开报道，李东生最后一次露面是上周一（9日）出席公安部直属机关局处级领导干部轮训班第一期培训班的开班仪式。至昨天晚上，李东生仍名列公安部网站的「部领导」之列，他在9名副部长中名列第二，属正部级官员。

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的李东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历任新闻部副主任、副台长、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有消息指，周永康的妻子贾晓烨是由李东生介绍给周，周、贾2001年结婚，周因此重用李东生。现年43岁的贾晓烨曾任中央电视台二台主持人，但另有一说是贾晓烨是在采访中认识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周永康的前妻1999年去世，有报道指是周策划假车祸将她撞死，但消息未能证实。

周永康2007年十七大后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李东生则自2009年10月起，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9年成立，对外称「中央610办公室」，是专责处理法轮功问题机构，由公安部、中宣部等部门官员组成，设在公安部内。

　　十八大后第二名落马中央委员

李东生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二名中央委员，之前一个是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一般相信，李东生的落马意味?周永康一案对外公布在即，北京独立学者章立凡接受本港电子传媒访问称，当局特意选在周五傍晚宣布消息，而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消息」会在节假日中宣布。事件引起内地热议，各大网站立即将此消息摆在要闻位置，微博上更是纷纷猜测「下一个是谁」。▲◆★●■☆

首次常委级别官员成为正式腐败调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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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1：《纽约时报》12月15日引述五个消息来源报导说，习近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授权调查针对前国安头子周永康的调查，此举向中国政治版图发出震颤。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常委级别官员成为正式腐败调查的目标。为了推进他的反腐败讨伐，习近平打破了一个长期的禁忌。周永康曾经是共产党最高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他们一向被免于这类审查。

针对周永康的主要指控源自于过去一年对石油系统高管的滥权和腐败的调查。那些调查已经包括他的儿子周斌和其他家庭成员。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12月份初同意，让周永康受到中纪委的正式调查。消息来源说一名资深官员到达周永康的家中，告知他有关调查决定，周永康和他妻子贾晓晔自那之后就持续受到卫兵把守。

这些透露消息的知情人，一个是国家广播机构的官员，一个是前省级共产党腐败调查员，一个是跟高层有关的律师，一个是跟高层有关的女商人，一个是一名已故领导人的孙女。

“不像过去几个月，当时他是被秘密调查，更多是软性受限。现在是正式的了。”披露消息的律师说。

周永康占据着国有资金和权力的结合。他崛起于石油行业。

后来，作为政治局常委，他负责共产党不断膨胀的安全机构。在他的监管下，共产党领导人强调“维稳”。国内安全预算扩大超过军费。

这样对付周永康，习近平可能有风险危及高层团结，如果情况摇摆或者点燃党内官员和元老，包括江泽民的意见分歧。

“一方面，这将是先前做法的一个巨大改变并有风险制造反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说。“另一方面，这个家伙（习近平）喜欢发出信号，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挑战长期的政权规则。”

直到现在，受到调查的最高级别政客是政治局委员，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的同盟。

还不清楚是否周永康将被起诉和受惩罚。党内调查不一定导致刑事指控，即使当罪证找到。政府还没有对这个案件做出任何公开宣布。

周永康的残酷无情遭到批评。在薄熙来被拘禁之后，他现身减少。

在周永康退休之后，接替他的国内安全职务的人不再是政治局常委，党内人士说这个行动反映出高层对政法委书记这个职位和它的影响力积累的不安。

周永康的“真正问题是涉及他妻子和儿子的腐败指控。”前腐败调查员说。“周永康可能也要负责，即使他不直接参与。”

周永康家族在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可能提供很多非法财富的潜在资源，包括获得运营油田的权力，服务合同，设备销售和石油分配。

其他批评者包括人权倡导者说，周永康对法庭和法律事务的影响力也极易滥权。

迄今，还没有对任何关键人物公布正式刑事指控。共产党中纪委的调查可能比警方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其结果不一定被公布。

消息来源说，周永康处于中纪委一个特别小组的调查下。高级警官也在参与。通常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调查建议法律行动之后，对高级官员的刑事指控才被考虑。

“他们已经挑选多个北京官员来负责这个案件，以牢牢控制局势。”已故中共领导人的孙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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