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下一较量核心：防空识别圈的挑战 ★★★

2013-11-2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后，中国将国家安全列为当务之急已是众所周知。在召开后勤军事斗争准备会议、解放军七大单位设立新闻发言人后，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不单单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最新标配，还给日本借由防空识别圈干扰中国飞机管控钓鱼岛以还击，让日本的飞机远在冲绳就被关了禁闭。中国将用实力成为钓鱼岛领空的绝对主导，率先在东海实现去日本化。

　　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指出：根据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2001年7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具体范围为以下六点连线与我领海线之间空域范围：北纬33度11分、东经121度47分，北纬33度11分、东经125度00分，北纬31度00分、东经128度20分，北纬25度38分、东经125度00分，北纬24度45分、东经123度00分，北纬26度44分、东经120度58分。

　　首先，防空识别圈是一国防空能力的体现，这不仅要求该国有强大的空中雷达预警能力，还要有空中飞行器的优势。既有在领海以外发现目标的能力，也要有迅速进行跟踪和驱离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所以没有划定防空识别圈，主要在于防空力量的相对落后。刚刚建国时中国拥有的飞机大多是战利品，仅有的17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行受阅，其中有4架是携弹带任务飞行。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研发的“歼-6”、“歼-7”飞机，连对马海峡都飞不过去。而随着近10年来中国军事投入的增加，大飞机、大舰艇、高科技军事武器相继出炉，中国的空中预警作战能力已非常强大。

　　2012年12月22日至2013年1月5日期间，中国军机“运-8”侦察机数次突破日本防空识别圈；今年1月，中国空军首次派十余架战机突破日本防空识别圈逼近钓鱼岛；中国军方两架“H-6”轰炸机9月8日首次飞经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上空，此前的7月24日，中国海军一架“运-8”预警机也曾首次飞越冲绳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9月9日中国无人机首飞钓鱼岛。

　　2012年12月13日中国海监部门一架“运-12”小型飞机首次飞入钓鱼岛附近空域后，日本防卫省甚至尴尬地承认，该地区的自卫队雷达存在盲区，未能探测到中国飞机。当“运-12”离开钓鱼岛上空，升空拦截的日本战机此时尚未飞抵目的地。纵然美国将在东海海域部署空中预警机，与日本一起巡航钓鱼岛，但中国军事专家李莉表示，中国“空警-2000”预警机的“大圆盘”里装有3座相控阵雷达，是世界上看得最远的预警机。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也发表评论：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空警-2000”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无论是雷达预警，还是战机飞赴的距离，中国都已经证明了不受军力的限制。作为习近平执政纲领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既然中国发展军力时考虑的是大国地位，那么在中国的心目中就有了大国的标配。今年以来，中国已经相继公开多个重大军事项目。从今年1月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成功首飞，到“辽宁舰”多次出海训练，再到多艘新型护卫舰入列，加上10月份公开战略核潜艇部队，这表明中国将军力的提升列为正常的大国标配，中国看待军力增长的态度经历了由夹起尾巴做人到坦荡无所畏惧的变化。而硬件上，与航母、核潜艇、新一代战机等相比，建立国安委、划定防空识别圈等，则是软件或者说机制上的大国标配。

　　另一方面，中国防空识别圈涉及海洋管理，此前之所以没有设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九龙治海问题没有解决。此前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边防、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等都有海洋管理权，今年7月，中国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同时挂牌后，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管理的海洋与海洋防空有了统一的领导。划定防空识别圈的行政障碍得以清除。

　　其次，防空识别区一般以领海基线为准，大于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按照中国已经划定的钓鱼岛领海基线的情况下，中国的防空识别圈划定之后，无疑将覆盖钓鱼岛。钓鱼岛位于日本石垣岛北170公里处、日本冲绳县那霸机场西偏南约417公里（225海里）处。按照防空识别圈大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惯例，中国在钓鱼岛的防空识别圈将覆盖日本石垣岛，抵近日本冲绳。

　　此前，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已经实现了从常态化巡航到驱逐日本渔船、公务船的突破，摆明了实现排他性存在的目标。去年12月中国海监飞机首飞钓鱼岛；今年1月，中国空军首次派十余架战机突破日本防空识别圈逼近钓鱼岛；4月23日，中国海监巡航钓鱼岛驱逐日本右翼渔船时，中国军方出动“苏-27”和“苏-30”等40余架次战机护航，首次大规模在钓鱼岛与日本战机交锋；9月8日中国轰炸机首次经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上空进入西太平洋；9月9日中国无人机首次巡航钓鱼岛；11月16日，中国侦察机首飞冲绳附近。

　　中国在钓鱼岛领空已经采取了多个首次第一，在划定防空识别圈后，中国对钓鱼岛领空的占有态势将发生转变。此前中国飞机战机预警机只要一靠近钓鱼岛即被日本战机启动拦截，设立防空识别圈后，中国对钓鱼岛领空的控制不再是被动的突破，而将是带有执法意味的驱赶。此前中国海监飞机等飞往钓鱼岛时经常遭到日本拦截的局面将发生逆转，当日本的飞机、战机飞往钓鱼岛后，中国可能对等拦截。

　　由于中国在战机和雷达预警方面的技术远远超越日本，此后日本奔赴钓鱼岛的战机、巡逻机只要一起飞，中国便可立即以侵犯中国防空识别圈的名义拦截，届时中日的危险空中博弈不会是在钓鱼岛，而是在日本飞机刚飞出其专属经济区时进行。就拿11月21日下午刚刚曝光的中国新一代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利剑”来说，航程4，000公里，作战半径1，200公里，载荷2，000公斤。以1，000公里作战半径计算，已经可以将钓鱼岛第一岛链纳入作战范围，“利剑”被认为拥有可以飞抵日本近海的续航能力。反复被拦截后，日本的空中力量恐怕只能够在本土维持警戒，还未飞到钓鱼岛就被逼回，其防空识别圈的意义荡然无存。

　　而中国对钓鱼岛开始从声索主权、突破治权到声索主权、行使治权的转变。在中日就主权争议谈不拢的情况下，中国将采取措施获得治权，将日本主张的治理权彻底架空。

　　第三，中国加紧国家安全建设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带来的是双方军事较量的升级。目前，日本“防空识别圈”为北、中、西、西南四个区，距其海岸线远达100到600公里。最西部，距中国浙江省海岸仅130公里，不但覆盖了钓鱼岛，还跨越日本自己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将春晓等中国油气田全部涵盖其中，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省的“防空识别圈”呈重叠状态。中国大陆划定防空识别圈后，与日本重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前中国的飞机战机还没有出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就被日本叫嚷入侵防空识别圈，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圈之后，两国关于互相入侵的争吵不会减少。

　　2012年中国向联合国递交钓鱼岛海图划定钓鱼岛领海基线后，已经将钓鱼岛纳入了领空的范畴，中日双方的防空识别圈都涵盖钓鱼岛。如果中日均依据自己的防空识别圈主张在钓鱼岛行事，那么发射曳光弹、警告射击、击落对方飞机的事情并不会遥远。因为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对方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设立防空识别区一方在实施G波道广播的同时通报军事最高当局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状态，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或者令地面战斗机做好拦截准备。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若无敌意，监视后将目标驱赶至防空识别区外；若有敌意，使用防空导弹或者战斗机将其击落。

　　在中日目前的僵局之下，双方都认定自己的飞机在自己的防空识别圈内飞行，恐怕谁的飞机也不会接受被驱赶的现实。这种单项选择给双方的判断恐怕只剩敌意。届时双方就不是擦枪走火，而是按照预定的设想扣动扳机。来源: 多维▲◆★●■☆

习近平向特殊利益集团宣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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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涵盖十五个领域的六十项具体改革目标，改革力度前所未有，重点包括司法独立、二胎放开、废止劳教、户籍放宽、土地流转、国企让利、自贸区扩大、国安强化等。但改革还需要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甚至修改法律，并将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阻力，包括握行政审批权的部门、地方政府、央企等。

　　秋冬之交，一年好景，树树秋声，山山寒色，记载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新政。一年前，他登台执政；一年后的今日，他亮出涵盖十五个领域的六十项具体改革目标，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再次吸引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南海。

　　三十五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此后的历届三中全会文件，卷卷都有力透纸背的“改革”。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展现的改革，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三十五年前决定中国改革前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一个成熟的改革方案不容易，但落实更艰难。这是一场“动一下都会触碰很多既得利益”的深层次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落实难度更不容小觑，来自中共党内派系的阻力，来自整个权力运行系统内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来自不同部门利益集团的对抗，来自与中央顶着干的地方势力的障碍，二〇二〇年要达到目标，七年的路，尽是荆棘，布满坎坷。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会议公报发布，台港乃至西方社会媒体反应平平，失望纷纷，中南海对推进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五千字的《公报》，除了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大亮点外，尽是空泛大原则，品味不出中国未来七年，甚至二十年的改革红利究竟在哪儿，世界舆论为中南海错失创造改革良机而不解，而疑惑。

　　但三天后，外界关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于十五日发布，旋即扭转了舆论战场。亚洲周刊在三中全会闭幕翌日撰写的报道中就披露，不出意外，《决定》将会三天后发布，果然不出所料。此前的几次三中全会，其相关文件都是会议结束一周后，由新华社权威发布的，而这一次却打破了中共的宣传惯例。可见，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主持拟定的长达两万字的《决定》，向人民向世界发布，体现了北京对这次重大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决心。从历届看，中共最高领导人出任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尚属首次。

　　从十二日的《公报》到十五日的《决定》，台港乃至西方社会舆论，由批评到赞许，由负面到正面，《公报》令人心为之一振，“前所未有”、“包罗万象”、“出人意料”等词频频出现，前后竟然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西方媒体大标题有：“中国数十年来最大胆改革”，“中国披露雄心勃勃改革大计”，“中国改革将经历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三中《决定》，清晰有条理，凸显治国规范化”，“‘非常’动作扎眼，三中改革尽显习近平色彩”……中国内地的博客、微信的网络世界，十三、十四日，对三中全会，揶揄的，冷嘲的，热讽的，抨击的为主，十五日后，批评的声音淡了，渐渐呈现赞扬声。正如北京学者、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所言，《决定》完全改变市场及民众在三中全会《公报》之后的失落，让市场看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真正前景与方向。

　　制度．改革．机制．市场

　　《决定》全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带有“改革与发展”特色的高频词，首推“制度”，出现一百八十三次；出现“改革”一百三十七次；“机制”一百一十五次；“市场”八十一次；“公平”二十次。三中全会推出的多项改革方案，扫走了市场不安情绪。

　　《决定》威力无法挡，为香港股市带来庞大动力，大市气势如虹，继十一月十五日（周五）恒生指数上升三百八十三点之后，十八日（周一）港股资金全力追货，令恒生指数大升六百二十七点，逼近年初高位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二点，主角国指更大升百分之五点六五，为近两年来最大单日升幅，成交达一千一百二十亿港元（约一百四十三亿美元），是一月以来最大成交。大行纷纷唱好中资股前景，得益于三中全会报告详述改革蓝图，概念股全线报捷，内银股、内险股全线抽升。沪深股市同样延续上周五升势，周一再现放量长扬，市场对三中全会后投资机会全面看好，改革主题性概念全面爆发，国家安全、土地流转、民营银行、单独二胎等概念股集体暴涨，共同带动股指走高，在权重板块助攻下，沪综指数一举突破年线。兴全轻资产基金经理陈扬帆说，三中全会后，经济结构转型是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方向，新兴产业代表未来转型的大方向，以成长股为标志的结构性行情仍势在必然，即便出现阶段性调整也有利于成长股的长期走势。

　　《决定》发布，如果实现目标，中国改革将经历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满纸改革荦荦大端，中国有望发生巨变。说起这场新一轮改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将发生哪些改变？如果你每天面对柴米油盐，你会发现水电气价格下降了——因为《决定》说：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作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

　　如果你想在中小城市落户，那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决定》说：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如果你生病了，民办医疗机构也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了，在A医院还可能挂到B医院的专家号，如果不幸是大病的话，还有专门救助——因为《决定》说：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允许医师多点执业。

　　如果你儿子过几年参加高考，那时就没有文理分科了；如果你退休后想赶个时髦，到农村享受田园风光，完全可以去农村买个宅基地盖房了；如果你不成器，你家人今后不用再担心你会被劳动教养了；如果你当上大官，恭喜，你或许要住进“高大上”（网络流行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官邸了……

　　《决定》中许多改革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市场之预期。比如，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决定性”、对产权界定的清楚要求；城镇化掀起第二次土改；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决定》对舆论尚有较大争议的改革，也表明了推动的态度，如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纪委书记主要由上级纪委提名，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

　　最大难题是改革自己

　　有香港学者说，《决定》的改革内容触及面之广之深，远远超出人们预期。假如从它们中间拿出一两项，放到西方社会、香港社会都会是大事，这个《决定》如果今后能顺利实施，会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延长。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难题是政府如何改革自己。新一届政府履职后，总理李克强大刀阔斧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立下目标是任期内减少三分之一，第一刀就砍掉一千七百多项中央审批事项中的六百多项。主持减少行政审批工作的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这意味随着审批事项减少，部门职数也将减少，这明摆着是要部门和机构改革自己。

　　《公报》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最重要、最让人期待的突破，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固然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层面，但其要旨则是以勇气和智慧为“革自己的命”谋篇布局，涉及权力运行和利益调整，特别是制度创新，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涉及的领域和碰到的问题更深刻。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动大手术如临险地，如履薄冰。要攻坚克难，驾驭改革大局，化解利益集团阻挠，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用意所在，设计、协调、落实、推进，要超越现有利益格局，才能力推改革目标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夏春涛认为，《决定》是新时期以来，中共第一个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纲领性文件，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已不能靠单一改革完成。以往的改革都是专项的，这是首次推出一个设计诸多领域的中央文件。这次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时间表，提出到二零二零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即在今后七年里，中国人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夏春涛说：“纸面上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产生实际效果，还是要落实。这个《决定》提出的仅仅是思路，是大的方向，具体怎么操作，才是最关键的。”他举例说，比如延迟退休、房产税怎么征，这要广泛听百姓意见，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落实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全社会心往一处想。

　　需要有关部门制定方案

　　《决定》只是指出方向，拟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几乎所有的改革项目还需要有关部门和机构制定落实的具体方案，甚至修订相关法规法律。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一表述引起资本市场极大关注。不过，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日前在北京的一场演讲时说，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面临很多困难，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条件的完善。如果要实行注册制，必须要修改现行的《证券法》。除了法律制度之外，肖钢还认为，当前资本市场的参与主体是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发行人等，他们的实际能力还不能胜任注册制，有些投资银行没那么多人力去对IPO企业做尽职调查，内部也缺乏强有力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的支持。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对亚洲周刊说：“当代中国第一次启动改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是寻求经济增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领导是‘摸着石头过河’，老百姓是‘在河中摸鱼虾’。一九八六年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在其它人尚没准备时，突然闯进深水区，经济改革还没完成，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人，连思想都还没转过来，那次改革就夭折了。现在是第二次，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提纲挈领的，其它跟这个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

　　吴稼祥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赵紫阳时代曾操刀起草被视为最具改革特点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八九年“六四”后一度被囚于北京秦城监狱。他认为，第一次改革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现在是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制度现代化，包含经济市场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他说：“按定义，这是深水区的改革，应该比上次难度更大，换句话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由此得到好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八十年代改革从结果上看，经济上获得很大成就，但推行改革的人，可以说最后全部落马，比如在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都是非常了得的人物。比他们更高层的是两任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比两任总书记更高级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的话后来也没有人听了，他南巡就是逼着裸奔了，裸奔结果就是虽然恢复了经济体制改革，把上了岸的改革又拉回到河边，深水区一直没有触及。所以今日对这次改革，人们担忧能否推到实处，是可以理解的。”

　　权力交接是最大障碍

　　吴稼祥续说：“当下最大难度还不是集团利益的障碍，难度就在于共产党的权力交接制度上，有一个最大障碍。一般说世界公认中国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权力交接方式是隔代指定，即隔代禅让制，定义就是现任的最高领导人、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的接班人，竟然是由上任党的领袖指定的，每一任总书记继任者都不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目前改革的最大障碍所在。假如这套改革制度实行的话，很显然，隔代禅让制度就难以确保了，因为会逐步实行选举，选举后民风就会大变，党内党外越来越不能接受隔代禅让制。”

　　吴稼祥认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十年轮流一次，上一任最高领导人心目中十年后是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准备接班的。这样的团队，就是十年后可能产生的接班人，对现任最高领导人推进的改革，往往不会持积极态度。前面十年基本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倒退到了“小文革”，整个国家不能批“文革”，重庆还大搞“文革”，唱红打黑，这是明显的社会倒退。如此主导中国十年倒退的这个执政团队，按照以前规定，权力交接规则，还要执政十年后的中国，因为他指定了十年后的接班团队。那么现在推行的改革难度就很大了。这次改革，人民不会反对，包括废除劳改制度啊、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这次改革不是集权改革，而是还权改革。一句话，改革的最大难度来自党内。

　　北京学者易宪容说，《决定》在体制改革蓝图上大胆宏伟，以此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以此克服当前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同时在改革的步伐上小心为上，透过渐进式方式进行。《决定》也表明改革面对巨大阻力。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重重障碍，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已严重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希望透过组织来保证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表明当前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难度，改革者要对自己改革时，其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在《决定》中出现一百三十七次的“改革”是有对象的，涉及整个权力运行系统内的既得利益者，即使习近平表明啃硬骨头的决心，总理李克强表达“壮士断腕”的信心，但要想使改革顺利推进却并非易事。改革实际操作，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些人，这些群体，这些机构，这些部门，这些潜在的改革负能量，必会暗中阻挠，重复过去三中全会以后所发生的一切。

　　握审批权部门不高兴

　　任职《工人日报》的北京时评人石述思说，面对三中全会的《决定》，首先不高兴的是过去握有行政审批大权的部门。《决定》强调政府职能将深刻转换、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已经势在必行。当市场被赋予决定性地位后，一些部门干预微观经济从而寻租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更加清晰沉重，但谋求利益的机会却丧失殆尽，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全面启动的背景下，这些人甘心吗？

　　石述思说，不高兴的还有过去权力不受约束、迷恋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一些地方在传统政绩考核体系下，推行投资主导的短期急功近利发展模式，热衷招商引资，大搞形象工程，使很多惠及民生的政令在执行中走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从中谋取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特权泛滥，机构膨胀，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化维稳。他们会甘心失去“老爷”一样的特权和利益吗？

石述思认为，不高兴的还有垄断央企。这些企业都与权力关系密切，在过去占尽政策资金资源等上游竞争优势，普遍挣得盆满钵满，企业福利待遇笑傲中华，且经常打着经营困难、负担沉重的旗号不足额上缴国库红利，这些普遍享受副部待遇的央企，能彻底斩断与权力的纽带而甘心接受市场化改革吗？来源: 亚洲周刊 ▲◆★●■☆

政协主席“退常”释放什么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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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3 作者: 张广昭

　　近日，随着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不再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全国31省区市政协主席全部“退出”了省级党委常委班子。笔者认为，这样的政治安排与设计，至少向外界释放出两种信号：一是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将协商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某种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使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政协主席悉数“退常”，反映出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在不断完善，中国在探寻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往前走了一步。

　　释放的另一个信号，则是中国政治话语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十七大时确立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路线图，而近五年的党内民主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当下，发展人民民主已经成为迫切的选择。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因此，健全“协商民主体系”，把它和选举民主结合起来，可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点。党委和政协分别发挥不同职能，政协主席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能够使政协更加自由地建言献策，而党委也可以更好地发挥决断的功能。把政协从决策机构中分离出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协商、监督”的职能，实现“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之所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全面改革的会议，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各个领域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则是政治领域改革的一大亮点，这也是一项有着很大空间的改革。然而，部分外媒和西方观察家之所以质疑中国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正是因为没有看懂中国改革的逻辑。换句话说，中国改什么，不改什么，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有些不应该改的，多久都不会改，据此说中国不改革，则是一种误读、误判。来源: 文摘 ▲◆★●■☆

越南印度联合开发7个南海石油区块反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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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2：据印度《印度教徒报》21日报道，在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7个石油区块，包括3个独家开采。石油勘探备忘录有效时间3年，但具体位置尚未对外公开。因此，还不清楚这些区块是否同中国所主张的南海区域相冲突。

　　“越南为印度提供7个南海石油区块”，这一消息21日迅速在印度媒体中引起喧嚣。报道称，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此次访问印度过程中，同印方签署了8项协议，涵盖教育、国防和能源领域。其中，在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负责海外开发的子公司之间的协议中，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7个石油区块用于勘探。一些印度媒体宣称，“这是对中国的反击”。

　　据印度《印度教徒报》21日报道，在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7个石油区块，包括3个独家开采。石油勘探备忘录有效时间3年，但具体位置尚未对外公开。因此，还不清楚这些区块是否同中国所主张的南海区域相冲突。

　　印度《金融快报》21日列出越南提供给印度的区块，分别是17、41、43、10和11-1、102和106/10区块。该报引述印度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些勘探区块不在越中争议海域内。《印度时报》称，消息人士表示，越南明确审视过同印度在这些新区块的产量分成协定。但越南之前提供印度的南海127区块和128区块都在中国“声索范围”内，由于技术上存在勘探的难度，2011年印度放弃了127区块。2012年又因为128区块没有开采到石油，印度也曾想放弃那个区块，但越南要求印度保留至2014年。

　　印度媒体毫不掩饰地表示，“对印度延伸到亚太地区而言，越南已成为一个关键，两国正在增强双边关系的规模和性质”。《金融快报》称，越南向印度提供多个石油勘探区块，旨在确保新德里能站出来抗衡中国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回应中国对南海的“领土声索”。尽管中国反对印度在南海勘探石油，但河内方面一直声称印度有权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从事石油勘探。

　　印度《印度斯坦时报》称，这个举动会使中国感到不安。而印度《商业标准报》则称，印越签署的这份石油勘探协定可能会进一步激怒中国。之前，中国外交部已多次表态反对印度在南海争议海域勘探石油，希望印度在南海尊重中国的主权。

　　除了敏感的南海石油勘探之外，印度还寻求在非洲与中国竞争影响力。据印度Zee新闻网站21日报道，近日，在印度国内召开的一场关于非洲大陆的会议上，印度外长萨尔曼·胡尔希德直言不讳称，中国在发展与非洲关系时单纯依靠冷酷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印度采用的微笑式“伙伴模式”更有前途。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目前中国在非洲的经营和影响力来说，印度外长这一表态只能起到安慰自己的作用，印度距离中国还很远。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

北京日报旧文被翻：骆家辉是鸡鸣狗盗之徒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1/23/2810964.html

多维 2013-11-23：近日，“别了，骆家辉”的声音在中国大陆各舆论场接踵响起。当此之际，不仅令人重新忆起骆家辉上任以来所引发的种种口水风波。尤其是2012年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官方媒体对骆家辉的极力声讨。如今，骆家辉即将离去，而昔日种种也将被永久定格。

　以下为《北京日报》当初声讨骆家辉的原文，现在读来不免心生感慨：

　　中美要共赢，“相处之道”必然是互相尊重与互利合作。自作聪明制造事端，搞鸡鸣狗盗之举，对中国不起作用，而美国政客则更是自曝其丑。无论是美国驻华使馆还是驻华大使，都应谨守外交礼仪，不能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苟且之事。毕竟，13亿中国人没有那么好瞒哄，也没有那么好利用，指望借挑起一些事端干涉中国、要挟中国，未免太过天真。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的前一天，以非正常方式被带入美国驻华使馆并停留6天的陈光诚自行离开。中国外交部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美方为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陈光诚的格外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正是在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包装下，这个所谓“维权英雄”被贴上醒目的政治标签，树立为反社会、反体制的代表人物。但再怎么看，陈光诚也代表不了多少人，真正能代表的是他的后台老板即西方反华势力的利益。陈光诚已经成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和棋子。不过，作为一个看似如此重要的工具和棋子，陈光诚本人的诉求实在够不上有多大分量和多大格局，倒充分显示出美国政客不惜挖地三尺也要给中国社会找麻烦的心情是何等的急切。想必陈光诚和他的扶持者们心里也很清楚，这样的拙劣表演除了让一小撮人逞一时口舌之快外，根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中国社会的广泛应和，13亿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好瞒哄，也没有那么好利用，指望借此来干涉中国、要挟中国，未免太过天真。

　　任何社会形态和体制中都会存在问题，但没有哪个国家容许他国干涉本国内政，容许他国使馆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所欲为，自行其是，更不容许一个大使充当判官的角色。遗憾的是，在陈光诚事件中，美国驻华使馆偏偏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甚至可以说是鸡鸣狗盗的角色，为此置有关国际法和中国法律于不顾，置中美关系大局于不顾，置最起码的外交礼仪于不顾，着实令人咋舌。试想，假如在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国驻美使馆也如此兴致勃勃、明目张胆地接待美国政客口中的“刁民”、“暴徒”，支持他们“现在就革命”、“重塑美国”，那么美方的反应又将是如何？只怕与今天陈光诚给中国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困扰相比，美国的尴尬只会更多。

　　不得不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驻华使馆及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种种行为与其自身职责颇为不符，“小动作”不断。这使人不禁要问，这个大使的职责究竟是积极致力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膜，还是处心积虑地跑到中国社会中找茬捣乱，为中美关系制造新的、更大的裂隙。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搀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这种与一国大使身份极不相称的做派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假如是有心，又出于何种动机，意欲达成何种目的，大家不妨自去琢磨。这次美国使馆导演的闹剧，使中国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的古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们安的什么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如果美国确实想与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那么就不能再固执地迎合甚至鼓励中国极少数人的极端言行，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同样，如果骆家辉真心想当好驻华大使，那就当得严肃一些，认真一些，不要搞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不要做自取其辱的丑事。自作聪明，只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充满矛盾意味的是，美国政客动不动就会有不太成熟、不太体面的举动出现，似乎总想找茬敲打一番中国，似乎总想给前进中的中国社会找些麻烦，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例，而这样的举动在明眼人看来，既无聊又拙劣。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要发展，主要障碍在美国。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学会适应与中国平等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打着“人权”、“自由”、“民主”等旗号制造事端，只能是自曝其丑，对中国不起作用，对美国自己更没好处。

　　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要平等互谅。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应该说，中国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态度是一以贯之、坦诚而务实的，中美要共赢，“相处之道”也必然是互相尊重与互利合作。美国政客只有放下乱七八糟的歪心思，把中美关系这本经念好，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 ▲◆★●■☆

上将刘源突然“发威”直指三位军委负责人 ★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11/201311230727.shtml#.UpBhMCdZMUU

2013年11月23日来源：《内幕》

　有了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的支持，刚当上政委的刘源开始“发威”了。据报导，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曾经召开了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突然拿起一张军方高层豪宅的照片，据说这个豪宅耗资上亿元，佔北京黄金地带20馀亩，三座别墅群，极度奢侈。刘源直指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你们三位军委负责人，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多年，对于军中严重腐败，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据军中消息人士称，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国防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当时胡锦涛、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等军委负责人都悉数到场。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2011年12月28日下午总后党委扩大会上，刘源发表了一番脱稿讲话，先是“歌颂”胡锦涛，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赞扬廖锡龙。

　刘源的讲话也显示拿下谷俊山在当时已经开始，“我重回总后工作，感谢大家的支持！恰巧，碰上这伙儿人，撞上这摊儿事，不论好歹，当政委的不担当，谁来担当？我不出头，谁能出头？！”

　同时刘源也明确表示，拿下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行为，他和廖锡龙将共同承担责任，“前一段，廖部长冲我吼过一嗓子：老子上战场，就没怕过死！我一怔，当即大声说：好！我没上过战场，但我死去活来多少次了。为捍卫党，我发过誓；作为军人，就不怕上战场牺牲！我一定跟你廖部长绑定了！”

　谷俊山涉及贪腐并非一日之寒，他在军队后勤部门的经营可谓时间颇久，关系网络密集。而作为军中管钱、管物、负责采购等的部门，腐败的滋生正如刘源讲话中所说的“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

　有消息称，军委纪检部门在收到总后谷俊山涉贪证据后，曾派遣专人调查该案，但三天后就就宣告调查结束，认定谷俊山“没事”。主管军队纪委的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此前就有消息称谷俊山得到了军委某位大佬的支持，这不免令人生疑。在军委调查“不给力”情况下，刘源和廖锡龙曾越级直接把谷俊山的罪证上报给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了解基本情况后，最后胡锦涛和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批示，坚决查处谷俊山案。

　刘源的上述讲话，等于把谷俊山腐败案公开了。据军方消息来源透露，由于谷有“通天”的后台，在刘源和廖锡龙公开举报后，军委就有人建议将谷俊山调到另外一个单位，不再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提议让谷停职审查，这两个建议其实都是想保住谷俊山，让他不会“出事”。

2012年春节刚过，就传来了谷俊山被拿下的传闻。据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谷俊山是在正月初五之后被“双规”的。为了避免上一次军队纪委的不作为，并防止军队内部与谷俊山串通向其通风报信，“双规”谷俊山由地方纪委主导，军队纪委予以协助。随后，受“谷俊山案”牵连，部分军队高官被要求主动交代问题，有的也已被“双规”。

随后，又有内部消息称，刘源敢于向军队高层的腐败“宣战”是得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强力支持。同时还有消息指出，刘源大张旗鼓的反腐，并没有在军队高层中得到完全赞同。有军队内部传言说，军队高层的部分首长不太同意反腐直接指向中将这样级别的将领，因为这会牵扯太多人，不利于军队的稳定。

　　对刘源此番举动，军内也有议论：

一是认为其反腐步伐走的过急，会影响军队稳定；

二是越级直接向中央最高层“求助”，不合规矩，犯了大忌；

三是虽然军中不少干部对这样的反腐行动拍手叫好，但同时也对相当的军队的部门和官员造成冲击。如果不能把军队的某些风气逆转过来，由刘源掀起的这股反腐风暴将难以为继，甚至会对他个人带来不利。（特约记者　叶桥　邹小军）▲◆★●■☆

解放军编制体制改革方案：增设陆军总部 ★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11/201311222326.shtml#.UpBfLydZMUU

2013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调整为中央军委—四总部—七大战区，增设陆军总部，陆、海、空、第二炮兵归属四总部，将原新疆军区、西藏军区下辖作战部队各整编为一个陆军集团军，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原驻港部队海军归属南海舰队湛江基地，原驻港部队陆军、空军划归42集团军，分别为机步旅与陆航团，42军军部移防香港，撤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划归42集团军。

战区保持原七大军区范围，对辖区内各军种平时进行训练、政治工作指导，联勤保障，装备维修；战时作为中央军委、四总部前敌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指挥战区内作战部队，战区为中央军委、四总部派出机构。

预备役部队划归辖区各军种军级单位既陆军集团军、海军基地、空军基地管理，各单位设预备役处。因特殊性保留北京卫戍区。将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包括公安边防部队)、各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及下辖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总部机关为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同时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总部，并赋予相应执法权。

将原各省军区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省警备区，设＊＊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省警备区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为同级地方政府军事机关，将原地级市军分区、警备区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市警备分区，设＊＊市人民武装委员会(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市警备区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同级地方政府军事机关。

原县级单位人民武装部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为同级地方政府军事机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实行部队长、政治委员双首长制度，省、市、县人民武装委员会负责当地兵役管理工作，警备区、警备分区、武装部司令员(部长)、政委分别兼任同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政委，同时为所在地方党委常委。将原各省军区下辖部队连同大军区下辖独立作战师以上部队、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各机动师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内卫部队，并赋予相应执法权，同时原武警120师移防至吉林延吉，武警181师移防至浙江舟山；军分区、警备区下辖边(海)防部队同原公安边防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边防警备部队，简称边防部队，并赋予相应执法权（原公安边防检查站转业移交地方公安部门），内长山要塞区、外长山要塞区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边防警备部队，接受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边防警备部指挥，具体日常管理与业务分别接受山东省警备区与辽宁省警备区及警备区边防警备处管理、指导；

将原公安边防海警部队连同农业部渔政机关、交通部海事机关、海监机关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海岸警备部队，简称海警部队，并赋予相应执法权；将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交通、水电部队缩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工程部队；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森林部队转业移交至地方公安部门；

将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各省总队、各市支队、各县中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宪兵警备部队，简称宪兵部队，按原总队、支队、大队、中队不变，并赋予相应执法权，将原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警卫部队撤消编入宪兵部队；

将原列入武警序列的公安消防部队集体转业成立国家消防救援总局脱离公安部门，人员为执法人员与救援人员，设立专业消防警种（相同于国安警察、两院司法警察、监管警察）由执法人员担任。七大战区对辖区内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平时进行联勤保障，装备维修；

战时作为中央军委、四总部前敌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指挥作战。省警备区为正军级单位，市警备分区为正师级单位，县武装部为正团级单位，宪兵总队为师级、支队为团级、大队为营级、中队为连级，各级单位自下而上接受上级单位与所在辖区上级警备区、警备分区、武装部指挥，为一统两分；

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总部设宪兵警备部、边防警备部、海岸警备部、工程指挥部，为正军级；根据辖区不同部分警备区设边防警备处、海岸警备处，为正团级，部分警备分区设边防警备科、海岸警备科，为副团级，部分警备分区下设不同数量边防警备支队、海岸警备支队；各边防警备支队、海岸警备支队接受所在警备分区指挥，警备区、警备分区边防警备处（科）、海岸警备处（科）按总部各警备部规划实行业务指导；工程部队直接接受警备总部工程指挥部指挥；

各内卫部队接受总部直接指挥。保留总政、海政、空政、武警文工团，撤消原各军区专职文工团，总政文工团为副师级、其他军种文工团为正团级；

各文工团主官及行政人员一律为现役人员，保留少部分专业创作人员为文职，按同级别后期保障部队级别设立组织架构及人员，控制演职人员文职比例，加大士官比例，所有演职人员必须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且有基层部队不少于一年服役经历，不再从社会特招人员，不允许参加商业演出、不允许广告代言；

解放军艺术学院增设、改编大比例的全日制士官表演系。战区以下部队离、退休干部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取消战区以下部队干休所。军队体育部门只保留军事五项队，其他项目运动员全部转业交流至地方体育队。全军增设各兵种司令部，各兵种司令部为相应兵种院校兼任，不额外增设机构及人员，实际兵种、院校合一，达到战、训、学合一。

服装及标志：

新整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着装不变，标志方面：中央军委、四总部、国防部保持不变，七大战区臂章不再体现哪个战区，统一为战区司令部、战区政治部、战区联勤部、战区装备部，胸标同总部一至。增设陆军臂章，各军种佩带相应臂章，取消驻港、澳部队臂章。

新整编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着装与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相同，臂章统一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备部队，胸标总部为警备，各警备区、警备分区、武装部机关为所在省份名称，内卫警备部队为内卫，宪兵警备部队为宪兵，边防警备部队为边防，海岸警备部队为海警，工程部队为工程。▲◆★●■☆

俞强声叛逃美国的前因后果 ★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62772.html

2013-11-22：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叛逃美国的前因后果

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哥哥是俞强声，1985年叛逃美国。

俞强声，是江青的第一个丈夫俞启威的大儿子。俞启威，在革命年代，化名黄敬。黄敬，是中共统治下的天津市第一任市长。

在文革前，1958年，俞启威，就因为中共政治迫害而死。俞启威的老婆，是范瑾。范瑾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范瑾在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自杀。

俞强声，过继给康生当儿子。康生与俞启威是山东老乡，也是革命老同事和朋友。

文革后，俞启威的大儿子俞强声在国家安全部的北美司工作。另一说是俞强声在安全部办公厅当安全部长凌云的秘书。有一次，凌云到广东省安全厅。广东省安全厅的官员向部长凌云汇报美国的国防部的一个中共特务的情况。本来，按照规则，只能安全部长在场。但是，凌云表示，俞强声可以信得过。结果，俞强声这次得知美国国防部内有一名中国间谍。后来，回到北京国家安全部后，俞强声借接近安全部部长办公室的机会，发现了美国国防部的那名中共间谍的飞香港的航班和时间。有了这些信息，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很容易知道是谁充当了中共间谍。

俞强声的家世，使得他早在文革中就彻底对中共和共产专制制度失去信心，并且，对中共专制制度极为痛恨。据说，俞强声在中美建交前，在美国于北京设立临时代办时，就被美国方面策反了。

俞强身1985年叛逃美国。潜伏在美国国防部的中共间谍金无怠被拘留。在拘留期间，金无怠希望中共以释放魏京生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释放金无怠。但是，中共拒绝这一要求。金无怠，在拘留所，自杀身亡。

这件事，对中共政坛有些影响。安全部长凌云，被邓小平撤职。政法委书记陈丕显被撤职。陈丕显，是胡耀邦的人马，是团派人物。本来，陈丕显，是胡耀邦提拔和重用的。

俞强声，在得到美国的很多金钱待遇和保护后，消失于公众视野。因为，害怕中共暗杀他。据说，俞强声在南美安度晚年。只有俞正声可能知道俞强声的现况。

顺便一提，俞启威的大伯，也就是俞强声和俞正声的伯爷，是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而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强声起码在文革中，就彻底抛弃了共产专制制度。俞正声呢？是不是喜欢这个共产专制制度？▲◆★●■☆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中日下一较量核心：防空识别圈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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