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以夺岛为诱饵诱中国海军和空军决战 ★★★

在国际范围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很多国家也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特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总体上说，那些接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国家和地区，特区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也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特区建设。特区主要发生在像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克服现存体制对发展自由贸易（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也包括投资）的阻力。中国的特区发展到今天，人们可以说，特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开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这个过程其实和西方的历程相差不多。说穿了，特区是中国实现自由贸易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分不开。自由贸易有助于发展，这是历史的经验。当然，发展既带来人类所期待的价值，也会带来人类所不期待甚至要避免的负面影响。人们经常对自由贸易作主观的道德判断，但实际上，自由贸易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无论人们喜欢是否，它都会发生。道理很简单，发展需要开放，需要自由贸易。如果说，人类的很多自由价值例如宗教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到今天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但经济自由则因为一波接着一波的全球化而得以实现。

早期，各种形式的帝国可以说是第一波大规模全球化的主动力。帝国为了土地和人口而扩张，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国家。这样，在帝国之内的自由贸易便开始了。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在经济面，民族国家意味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这一点马克思看得非常清楚。民族国家的资本到处扩张。在这个过程背后就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辅助资本的扩张，这对民族国家内来说，是一场双赢游戏，既有利于资本，也有利于掌握政治权力者。两者的结合就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有效地推动了其所到之处的经济社会变革。帝国主义方式给很多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今天看来，帝国主义的方式可以谴责，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时代通过资本扩张也客观上所造成了自由贸易和开放。

日本学习的是欧洲制度

辅助于国家力量，资本到处扩张。一些国家受害，另一些国家受惠。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主动通过借用外力来推动国内改革甚至重建的国家。在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之后，日本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已经不可抵挡。对日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抵制西方的冲击，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御西方国家。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精英也意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并非对日本不利；相反，它们有助于日本国家的再造。明治维新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日本主动开放的局面使得其有能力结合西方制度的长处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点。日本尽管被美国打开国门，但并没有学习美国的制度，而是学习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也就是说，主动开放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的第二次开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当时有美国占领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视为是日本开放传统的继续。虽然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但战后的开放政策很快使得日本复苏和重建，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是通过开放促内部改革和发展的。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体。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之西方国家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总体上是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但干预经济的目标并不是阻碍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预就是为了更快地促成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

因此，以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早就论证了这个道理。在80年代出版的这本书中，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而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这里引述这个观点并不是说，要摧毁既得利益，人们需要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实际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说明了，对外开放同样可以为内部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正是这个因素促使着今天的西方政府仍然恪守自由贸易原则。西方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推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简单信仰自由贸易原则，更是因为自由贸易可以触动内部的改革。

在自由贸易上，今天的西方面临一个困局。传统上，西方一直是鼓吹自由贸易的，也一直是推动自由贸易的主动力。如前面所说，为了自由贸易，西方不惜动用国家力量甚至军事力量来辅助资本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的模式还是殖民地主义的模式，西方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了。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并且是在西方所建立的体制内的崛起，西方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的第一原则）已经大不如前。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其优势显现出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制造业而进入国际市场。现在的情形是，尽管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俨然成为贸易自由的最大推动国。相反，西方则扮演起贸易保护主义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以各种方式不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开放本国市场。第二，用各种理由禁止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第三，不愿意甚至禁止本国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

体制改革困难不仅是中国现象

但同时，西方国家也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继续推动贸易自由。这里有外部地缘经济的因素，也有内部改革的因素。从外部地缘经济因素来看，未来的很长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势会继续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西方尤其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发展，发达国家才能获取巨大的利益。要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手段。第二是通过开放来推进内部的改革。体制改革困难不仅仅是中国现象，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也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欧洲、美国和日本等都面临改革不动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来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推进内部的改革。

这也就是近年来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主要一个动力。TPP一般被中国解读为是美国要“围堵”中国的主要经济战略。不可否认，美国这样做的确是有地缘政治这方面的考量。不过，也不能忽视美国通过这种做法来推动内部改革的战略。TTIP更是这样。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就很难来解读。同样，日本加入TPP谈判不仅仅是为了制约中国，而且也是为了推进内部的改革。日本长期陷入经济滞涨。自从小泉纯一郎以来，每一任首相都是想改革的，但就是改革不动。这次日本想借用TPP来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重构日本经济，希望借此来重振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因此，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设更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新特区置于国内和国际发展两个层面来理解。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就内部发展来说，建立新特区就是要通过开放来追求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内部改革。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但开放在国际层面的意义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说，开放就是要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自由贸易（投资）的国际竞争更是激烈。尽管美国在力推TPP和TTIP，但这些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途并不明朗。在这些过程中，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才能避免被排除在外。不过，这个过程因为涉及到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并非中国本身所能把握的。而像上海自贸区等新特区则是中国自己所能把握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一句话，既要超越自己的经验，也要超越国际经验。既不能通过简单地重复从前走过的道路，也不能简单的照搬他国的经验。中国只有通过更大的开放，实施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赢得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本文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

与其正名不如先解决“历史”问题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1671

2013-11-6 作者 : 泉野

　　随着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不仅有关毛的历史地位、功过评价的异质声音不断涌现，围绕毛泽东而起的论战和思潮也重新被点燃。无独有偶，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慢节奏现身湖南湘西、长沙，复又给毛的拥趸们提供了进一步猜度政治深意的噱头和空间。值此舆情沸反盈天之际，以《人民日报》和《求是》为主要阵营的官媒又掀起了一场围攻历史虚无主义的讨伐战。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集体鼓噪和呐喊，这股紧紧围绕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席卷而来。

　　何为历史虚无主义？经多维新闻查证后发现，此概念在西方无迹可寻，属于中国“特产”，至今并无权威解释。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梁柱在《详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文中作出的定义是：“一般来说就是指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解释与其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书中保持了一致。

　　提到历史虚无主义，绕不开的话题人物便是毛泽东。梁柱在书中也特辟了两个章节（毛泽东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曲折）来论述。不过，官方媒体意欲攻击的历史虚无主义，外延显然要更为广阔。比如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变成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向全盘否定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思想；从诋毁中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凡此种种，在批评人士看来，均是不辨历史的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支流与主流、成功与失误、过程与规律而作出的断章取义和蓄意抹黑。

　　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被看做是在向历史虚无主义开炮。因为早前有历史虚无主义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时候，就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就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不管是《求是》的《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论，还是《人民日报》随后刊发的《历史虚无主义搞乱苏联》，甚或是近期以社科院为主要阵地而掀起的为毛泽东正名的舆论攻势，其实都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话语权将一种理念和观点直接灌输给民众。个中的逻辑在于，正是因为境内外反华势力从未放松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所以这种图谋内应的历史虚无主义就该尽快送上绞刑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借助于毁灭民族的历史记忆，动摇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分裂、葬送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类似的警告和提振民意群起而攻之的口号在每一篇批驳虚无主义的官样文章中均有涉及，甚至在习近平的“8·19”讲话中也有大篇幅的涉及，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当历史的真相一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各种野史和流言自然有了更多存活的空间和民意市场。纵观被官方确定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毛泽东应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毛泽东已逝去多年，文革结束也有30余年，至今很多历史真相还被尘封在档案里。当执政者尚且没有勇气和底气直面历史的时候，又怎么让普罗大众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追问之余，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是谁给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又是何原因让历史一再被各方解构、重构？正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先行和历史实用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当局看来，历史本来的模样不再重要，能为政治服务的就可以大肆正面宣扬，而对政治无益或可能混淆视听的干脆斩草除根，不留余地。所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宣告“站起来”时的历史图片反复因时而变，“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案卷被悉数删除，诸如此类的有意而为之，正是中共当局将历史视为服务现实政治工具的结果。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同样地，没有将历史原原本本呈现出来的魄力，就很难彻底杜绝历史虚无主义生根发芽。这么看来，与其习近平亲自上阵倡言两个不能否定，或是借专家学者之口震天响地喊着“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性有多大”、“把毛泽东神化、偶像化甚或丑化、妖魔化都是不可取的”，还不如敞开一些历史档案，允许研究者自由研究这段历史，或者如巴金期待的那般尽可能多地建立文革纪念馆。前者的强力灌输能改变的只是“面”，要想让民众自觉自识地形成一种价值判断，后者的身体力行、知史明史才更为长久。因为反思文革并非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不反思文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不得不说，近年来却也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反思”的旗号，借“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之名，否定党史、歪曲国史。但官方在判定时，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将所有对历史人物或事件持着不同观点和看法的人归队于历史虚无主义，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给对方扣上颠覆中国、被西方收买的帽子。比如由国防大学新近推出的两集爱国宣传片《较量无声》中，将茅于轼作为负面典型就是因为一篇“汪精卫英雄论”的博客文章，显然有点过度解读。汪精卫并非单向度的人，茅于轼出于某一方面的考量将其定义为“英雄”也属情理之中。梁柱在书中也承认，一些他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其实也赞美自己历史。比如有人赞美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那么慈禧袁世凯等人是不是“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呢？如果是，那么持着不同价值观和评判标准赞美慈禧和袁世凯的某个侧面，又该不该上纲上线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层面呢？

　　由此观之，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很多情况下并非真正的“虚无主义”。它既没有否定一切价值，也没有否定历史存在的意义。而要想规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能带来的问题，习近平作为一把手，最先要解决的是“历史”问题，让历史研究学者们不再挖空心思去“找历史”，给普罗大众提供更多观摩历史真相的通道。其次才是“虚无主义”的问题。如果执政者愿意试水，不妨少点实用主义的考量，多给原本的历史腾出点空间，往往解决了“历史”问题，“虚无主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比较于当前智囊团学者间隔不久在混乱舆论场域发出的“警告”，效果要好得多。来源: 多维▲◆★●■☆

《较量无声》成中国冷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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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6：设在东京的国际时事网站《外交家》11月5日发表英国《詹氏防务周刊》驻台湾特派员寇谧将（J. Michael Cole）的文章说，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常常严词指责西方，尤其是美国坚持冷战思维，既不利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又破坏亚洲的安全局面。但上个月刚刚披露的一部中国国防大学参与制作的最新纪录片——《较量无声》却告诉我们，需要一场冷战的恰恰是中共。它把和西方接触看成毒药，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接触。

　　很难说有多少解放军军人和中共党员拥护上述观点。《较量无声》无疑反映出中共内部某种最极端的诉求。近几个月来，中共已经对西方价值和文化的有害影响发出警告，并通过了新的规条，对抗他们认为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国防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参与了《较量无声》的制作，其中不乏来自各个部门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如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其岳父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所谓中共“八老”之一）、国防大学前校长王喜斌上将等皆为该片的监制人。

　　有趣的是，直到2010年，刘亚洲将军都被视为解放军内发出温和声音的潜在改革派。他主张按照美国方式改革制度，否则就会步苏联的后尘。这一立场现在显然变了（不要忘记，他是在2012年7月晋升上将的）。这也不免使人对解放军内是否有改革派存在，以及其影响和坚持性不无疑问。

　　在长达100分钟的《较量无声》纪录片中，不仅涉及微博等广为中国人所知的网站，还针对从“富布赖特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卡特中心等美国智库，到电子音乐和奢侈品牌等种种西方的东西。它们都被视为西方对中国社会“洗脑”，图谋从内部摧毁中国的阴谋工具。

　　影片引述刘亚洲的话说：“美国精英……确信，瓦解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潜移默化，逐渐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影片所谓的西方阴谋也延伸到香港，并指责美国和英国总领事馆利用“巨大的”资源渗透当地社会，影响每年的“六·四”和“七·一”集会，通过这些活动反对国民教育，甚至鼓吹“占领中环”等。

　　甚至被视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去年改善关系的中、美两军交流，影片也不认为是两个对手建立互信之举，而看作是“瓦解中国”的狡诈阴谋的一部分。影片隐含的意思是，美国的“软”接触战略比其军事硬件更危险。影片表面上批评与西方接触的“开放政策”，实际上却是把苏联和其他封闭社会的崩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性阴谋。

　　影片不顾历史的结论——苏联的崩溃导致冷战结束，而是强词夺理地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苏联的崩溃。冷战是苏联帝国封闭、压制、军事化、病态、偏执狂的制度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但这个制度的基础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慢慢遭到侵蚀。一旦苏联失去对公共领域的控制，整个共产制度的大厦便轰然坍塌了。

　　为避免类似的命运，中共必须确保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严密控制。曾几何时，北京对美国的主要抱怨是，华盛顿蹉跎岁月，走不出冷战思维。围堵中国的战略是不对的。华盛顿需要做的只是对中国开放，使双边关系热络。但现在北京，或至少是《较量无声》及其策划者却警告观察家，今后的中美交流是腐蚀剂，威胁中国的生存。来源: 万维▲◆★●■☆

《较量无声》是枪指挥党的危险信号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41699

2013-11-6 作者 : 解滨

　　当代世界的独裁者，大多是靠枪杆子打天下、坐天下的。如果没有军队为他们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的既得利益有可能顷刻间灰飞烟灭。掌控了军队，他们就掌控了财富，掌控了国家，可以永过他们的好日子。这种靠军事铁腕维持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统治的做法，在中国就叫“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简言之：“党指挥枪”。

　　伟大的党当匪寇的时候，枪就是党，党就是枪，那个时候谁指挥谁并不是个大问题。夺取政权后，军头们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政府高官，这个时候党和枪的关系就有些微妙起来。党为了要枪服服帖帖地听党的话，常常是费尽了心机，例如重金犒赏、加官进爵，等。但如果把军头们捧得太高，他们就会忘乎所以，反过来和党争权，甚至要凌驾于党之上，拥兵自重，占山为王，慢慢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是统治者的噩梦。毛泽东曾使用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一招防止军阀割据。邓小平使用了裁军、恢复军衔制等软硬兼施的办法硬是稳住了军队，把军人排除在重大决策之外。江、胡的办法是一上台就在军队里提拔自己的亲信，封官许愿。

　　虽然伟光正在历次政治斗争和风波中都拿出军队为自己站台、保驾，但主次是分明的，谁领导谁是不容置疑的。例如，文革中中共每一次发表的纲领性文件，都是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家店按照顺序同时发表的。中共在所有的文件中都是用“党政军”来形容政权结构的。有那么一两次，军队抢了党的风头，例如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毛主席语录》，但那是毛授意的。后来毛泽东猜忌林彪借着捧毛，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大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就想除掉他，这酿成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邓小平接受这个教训，把军队的职责限制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框框里，把他们从政治局赶出去，只准他们闷声发大财，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前些日子，军方终于打破了这种“党指挥枪”的局面，不再甘心闷声发大财了，他们要干点大事，要出来说话，要争夺话语权，要出来干政了！

　　这件事就是大家都在热谈的重量级政论片《较量无声》。这一部政论片，涉及面十分广阔，从二战一直讲到冷战，从6-4讲到苏东解体，从利比亚讲到香港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可以说囊括了当今中外政治发展中的一切大事，叱诧风云，指点江山。然而，奇怪的是，这部政论片既不是由中国某所所大学的政治系制作的，也不是由中宣部或中央党校制作的，甚至不是出自中央编译局之手。这部政论片的始作俑者居然是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等军方单位。姑且不论这部政论片里面说的事情是否有道理，观点是否靠谱，结论是否荒谬，那些话出自于军队之口，这本身就是一大怪事。管打仗的人去管那些事情做什么？党的喉舌还健在，用的着那帮军头们去慷慨陈词吗？

　　这部政论片，就其内容来说不但丝毫不违背习总书记的思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强化、深刻阐述了他的基本看法，帮习总旁征博引，谈古论今。虽然十分幼稚可笑，跟文革中一个初中生的水准差不多，但那就代表了某人的水平。那些观点是否反映了中共大多数官员的看法，目前还无定论。习总书记如果要全党就统一认识，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几个内部文件叫全党学习，干嘛弄这个政论片来泄露天机、自找麻烦？这有两种可能：或者习近平的思想在党内受到冷遇，他不得不效仿毛泽东授意林彪出版《毛主席语录》那样来用军队捧自己，打开局面；或者是军头们自作主张，想假借宣传习近平思想来为他们争夺政治决定权而造势。无论是那种情形，这都是一个微妙的开端。军头们在政治上一旦立了大功，下一步就是邀功请赏。

如何奖赏那些军头们呢？很简单，这不光是增加军费，更重要的是提高军头们在政府和党内的话语权，例如军方代表重回政治局常委，军方进入各地的政府机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军方要干政，丘八要管秀才，要管党！

　　毛太祖收拾林彪，邓总收拾杨家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确保“党指挥枪”的举措。毛活着时，毛就是党。邓活着时，邓就是党。不准军队插手党务、政务，这是中共高层心照不宣的第五项基本原则。 “党指挥枪”已经够流氓了，人民的血汗养活的军队凭什么只效忠一党一私？ “枪指挥党”那就是反动透顶了。军人当政，军阀混战，杀人如麻，天下大乱，这是好玩的吗？

　　丘八就是丘八，老老实实扛枪打仗就对了，少去装秀才，装也装不像。我说《较量无声》只相当于文革中一个初中生的水平，这还是夸奖他们。文革中红卫兵反帝反修，疯狂至极，但也还不至于如此荒唐。《较量无声》居然把中共自己的腐败赖到美帝身上，这不光是耍诬赖的问题，更是把人民群众当傻子了。美帝的官员都必须公布财产的，都是要民选的，美帝何曾有过“特供”这种东西吗？

　　《较量无声》一边在歌颂毛太祖的丰功伟绩，可是一边又为太祖恨之入骨的苏修唱挽歌；一边歌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一边又怪西方对中国“思想渗透”；一边大骂美国颠覆中国，一边却又频频引用美国政客、学者的讲话为自己站台。这是一部荒诞、下流、低劣的，自打耳光的政治宣传片，其水平远不如四人帮制作的宣传品。本来那些丘八对科学、历史、政治一窍不通，可他们偏要不懂装懂。就拿转基因这件事来说吧，那是军头们该管的事吗？《较量无声》中有这么一段话：“美国动员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美国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 这么一说还真令人毛骨悚然：今日之中国，有几样东西不是美国先发明然后又“推广”到中国的呢？电影、电视、照相机、手机、电脑、汽车、飞机、原子弹，等等等等。这些不都是来自美国的吗？照这么看来中国今天的一切都被美国控制住了。要不要把这些“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统统扔掉？要不要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

　　《较量无声》有一件事倒是说对了，这就是美国一直在中国培植代理人集团。只是这些代理人不是美国培植的，而是中国人自己找上门的。《较量无声》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位是茅于轼，另一个是贺卫方。点错了。他们哪里够资格当美国的代理人？他们一无权二无钱，能为美国做什么？美国培植的代理人，正是那些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的大权在握的高官，那些把巨额资产转移到美国的共产党员们，那些正在洛杉矶、纽约等地疯狂买房的中共大大小小的土豪们，那些拿中国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一万三千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的卖国贼！我甚至敢断定，《较量无声》制作组里就有美国培植的代理人，不信就去挨个查查！

如果习总真是先帝的好学生，如果习总得到了太祖的真传，那么他就应该知道伟大领袖是如何对付那些大献特献殷勤军头们了，例如罗瑞卿，例如杨成武，例如林彪。来源: 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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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以夺岛为诱饵诱中国海军和空军决战 ★★★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42453.html

2013-11-05：钓鱼岛事态在波浪式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如股市的波浪，已形成趋势，其趋势指向战争。

新浪报道：“从11月1日开始到18日，日本自卫队将出动3.4万名士兵和多种武器装备，进行为期18天的陆海空三栖夺岛演习。”这次演习为即将到来的钓鱼岛战争勾画了部分轮廓。钓鱼岛列岛总共才6.344平方公里，其中主岛钓鱼岛面积约4.3平方公里，在双方都有强大的导弹和空中轰炸的条件下，岛上不大可能展开密集的大规模集团军陆军对抗，而真正的主战场是海上和空中。

日本当然希望中国不动用核武，而以自己占优势的海军和空军与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决战，而且主要是与中国的海军决战，将中国以潜艇为主的海军聚歼，重演甲午战争一幕，造成一战打败一国的效果。所以，日本将以夺岛为诱饵，诱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钓鱼岛海域和空中聚集，然后，一举歼灭。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呢？按照毛泽东的战略：

第一：不打无把握之仗；

第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从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对比，中国不仅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弱势，即使旗鼓相当，如果进行二国的海军与空军决战，中国没有打赢的把握，既然没有赢的把握，中国当然就不能这么硬拼。能够有把握赢的仗，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谓优势兵力要活解，不一定指士兵数量，而是指战略优势，只有形成自己的战略优势，战争才能取胜。

那么，中国怎样避己之短，扬己之长，形成自己的战略优势呢？由于战争不在大陆，中国强大的陆军发挥不了作用，中国只能充分利用导弹的优势。钓鱼岛离中国大陆最短距离只有356公里，中国用短程陆基导弹即可对付。

对钓鱼岛之战，中国应不拘一时一地的得失，不怕日军夺岛，当日军夺岛时，不必与之在海上决战，可以放其夺岛，然后以导弹攻岛。因为钓鱼岛离中国大陆较近，日军即使占岛也难以守岛，中国也一样，占易，守难，所以，不惧其夺岛。

钓鱼岛如围棋之“劫”，“劫”本身占地极其微小，但当一“劫”越打越重，打到黑白双方都不能输时，就成了“天下劫”，即输一“劫”输天下，在棋战中这样的例子不少。现在钓鱼岛也逐渐向“天下劫”的趋势发展，美国和日本希望它变成“天下劫”，本来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就是打劫中国。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民意已成战争利用的工具，在战前的炒作推高战争的价值，使钓鱼岛已成中国不可失之地，不可输之战，战后的效果也将万倍的放大，如果中国输了，中国政府将被民意压垮，日本将达到一战击垮中国的效果。

所以，钓鱼岛事件，中国和中国政府都是被动的。中国如何化被动为主动，中国有核武的底气在，有强大的导弹部队，如果中美日不能通过谈判妥协，日本一定要与中国作战，相信中国有智慧有能力应付可能到来的钓鱼岛战争。▲◆★●■☆

冯骥才称：“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42596.html

禾虹 2013-11-06 冯骥才：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2013-11-04：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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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以夺岛为诱饵诱中国海军和空军决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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