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如何对待冤假错案
★祭抗战忠烈文
★1964年国民党突袭山东半岛全程解密
★科学家破解：新奥尔良为何如此“弱不禁风”?
★中国海权觉醒 专家吁急需增强海上军事力量
★中科院首席科学家：中国面临6大挑战6道难题

★胡耀邦同志如何对待冤假错案 谈佘祥林案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戴煌先生名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出来以后，我在网上重读了其中部分章节。在当年拔乱反正的时期，社会矛盾很突出，很多冤案等待平反。正是一些象胡耀邦这样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同志，把受尽磨难的人民群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是改革开放26年了，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 与当年相比，虽然今天出现的社会矛盾的内容不同，但是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当年。那个时候处理复杂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那个时候对待冤假错案和上访人员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当今司法过程中的冤假错案仍然令人震惊
在2005年，我们发现和查处了很多起令人震惊的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表示，这些案件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十分恶劣。检察机关目前正在开展以“强化侦查监督，防止刑讯逼供”为主题的专项活动，将继续抓好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犯罪案件的查处。据王振川透露，从去年 5月11日开始，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了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专项活动。一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3773件，4645人，其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1204件，1751人。起诉1924人，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1450人。
正是因为刑事程序的不完善、司法体制不健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人权，导致了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冤案。在这些案件中，佘祥林案、滕兴善案、岳兔元案是因为受害人的死而复生而使冤案得以发现，王树红案、聂树斌案、李明久案，则是因为真凶的发现和认罪而使案件得以重新审理。在总结冤案形成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强调了“强化侦查监督，防止刑讯逼供”，这是通过法治化途径解决冤假错案的治本之策。但也主要是预防之策，在对待已经形成的冤案过程中，则有更多的教训值得总结。以上述6起特别令人震惊的冤案而言，除了两起即王树红案、李明久案已经平反，而且对责任人进行了追究以外，另外 4起案件中，滕兴善、聂树斌已经执行死刑，另外两起已经将被冤枉的人释放，但对于责任人的追究则还处在进行过程中。其背后，追究责任与推脱责任必将是一场复杂的博弈。
每一起冤案中被冤枉的人都有过要求纠错的反复申诉和上访。在上述案件中，佘祥林案比起那些已经被错误地执行死刑的案件而言，不是后果最严重的，但是最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上访中被关押过的案外人员多达7 人（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另有6 名证人），其中杨五香被迫害致死。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佘祥林案引起了媒体和司法、学术界最大的关注。
佘祥林案的基本案情是这样的：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堰塘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县公安局经过排查，认为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同年10月，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高院认为此案疑点重重，发回重审。1998年6月15日，经、县两级政法委协调，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28日，“被杀”的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此时佘祥林已服刑11年。无辜蒙冤坐了11年大狱的佘祥林，终以“ 死妻 ”再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我们来回顾胡耀邦同志对待冤假错案和上访人员的态度，再对照佘祥林案件中的办案人员，会发现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待群众春天般的温暖，仍然是我们很多同志学习的榜样。
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 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有人主张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认为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有人有点慌了： “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 右派 ’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在今天的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沉冤入狱以后，在看守所和监狱他就因不服指控和裁判遭到毒打，以至于落下满身的残疾。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四处上访的结果是得了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在监狱里被关了9个月，最后终于含恨而死，至今我们还看不到这是通过什么程序、根据哪条法律对她作的裁决。我想只要她不死，以后的11年中，一定会申诉下去，会继续上访，直到冤案昭雪。
佘祥林被错误关押之后，公安司法机关对他们错误的定案不予纠正，不顾被冤枉的人所受的痛苦，极力掩盖案件的真相，他们对证明佘祥林的妻子没有死的证人说，“你不该认识杨五香（佘祥林的母亲——记者注），是她找到你们要作伪证的，你们也不该看到张在玉，我们辛辛苦苦破的案子却让你们搅黄了，现在省法院说要我们这里重审。”为了掩盖已经定性的案件，为了不让已经办结的案子“搅黄了” ，居然可以这么横蛮。
现在佘祥林已经出狱了，国家赔偿也已经完成，但是对于追究责任的问题同样要实事求是。冤案的平反决不能成为转移视线，放弃责任追究的理由，追究责任既是社会正义的当然要求， 也是防止将来出现冤假错案的要求。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一个冤案的形成，有责任的可能包括公安、检察、法院甚至于进行不正当干涉的政法委、政府机关的大量干部。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由于的牵涉的人员太多，不能实事求是，把所有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而是抓个别替罪羊了事。
现在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都把集中关注佘祥林的生活情况，但是对责任人员的情况则由于调查不公开，我们看不到其具体的进展。在我看来，放过一个有责任的人，对民众都是不公平的。胡耀邦同志说得好：“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同样，不管是谁在冤案制造中有责任都应当受到追究，不然就不是实事求是。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978年，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 “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胡耀邦同志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我一定要为周苏同志平反 ”。这些话语，就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受冤同志深切同情时心急如焚的神情；也看到了他对冤案制造者的无比愤怒。这是只有对人民有深切的爱的人才会说出的话。“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这也说明，在他的心中，所有人的痛苦都让他心痛，他恨不得能让天下冤案全部能昭雪，而个人的劳苦则置之度外。
可是在佘祥林案件中，当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想方设法阻拦群众上访。有一个叫聂麦清的妇女和她丈夫和村里的其他人“在张在玉 “死”后都见到了一个和她相貌一样的人， 我丈夫就开了一个证明。”这一张证明给这些证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作证的6个人都被公安机关抓捕，其他人放了以后，因为“我是他的媳妇”（即开证明者的妻子），在抓捕不到开证明的人的情况下，将其在看守所不明不白的关押了三个月零六天，抓捕的理由很象荒唐：“我丈夫刚好那天不在家，他们说你没罪，但你代表你丈夫。”
她的丈夫倪乐平连夜逃跑到了荆州，躲了三个多月；她的一个小儿子在家里，他也被粮管所开除了，也跑了。被关押以后，“发了心脏病，他们看我不行了，就要我送了6000块钱弄了个取保候审，到现在这6000块钱我都没钱还给别人。”仅仅实事求是作证，聂麦清一家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佘祥林冤案的制造者们为了阻止民众上访采用的可以说完全是法西斯的做法：无理关押、株连无辜、残酷迫害，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胡耀邦同志对人民有那样浓厚的感情，为民众的冤苦而在自己的寝室接待群众；边喝粥边接待上访群众。胡耀邦同志为上访群众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与迫害上访群众的那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正义的民族，在他们的心中，只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得到实现，内心才能平静地生活，忍辱负重是建立在“忍”的基础上的，民众的冤情没有得到昭雪，他们会1年、数年、数十年去申诉。一个人的冤情带来的是几个人、几十个人的痛苦。如果冤案被压制，怎么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呢？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当牢记胡耀邦同志所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春天般的热情对待上访群众。
胡耀邦同志已经去世多年，当年那种领导人批条子解决个案的方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和谐社会理论中所包括的“民主法治”思想，是对那个年代依靠领导人的个人权威解决个案的超越和发展，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亲自处理个案，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不符合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要求。但是，任何法治都是由人来实施的，我们不能依靠青天和领导人个人的力量和权威来办案，但是有依法办案责任的公安司法机关的个人却不能没有高尚的道德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今天，党中央要求要解决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提出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既是法治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公安司法人员的个人要求。佘祥林案件中的迫害者已经得到释放，他个人也得到了国家赔偿，但是对每一个有责任的人追究责任、对佘祥林案件中其他受迫害的人进行国家赔偿，仍然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还有类似于佘祥林这样的受害者也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上访，尽快纠正他们的冤案。
作者：高一飞
来源：燕南
★祭抗战忠烈文
2005年09月05日
公元二千零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致祭于忠烈之灵前:
呜呼!煌煌华夏,炎黄苗裔,享五千年之泽脉,被九万里之山河.先民拓土,夙夜匪康,遂成汉唐之物化,宋明之文采.星移祚易,国运渐衰,晚清之世,西风东侵,先招坚船利炮之祸,几蒙裂土殖民之辱.
蕞尔东临岛国,变制而兴,既并高丽,复觑中原.狼骑突进于华北,斗舰侵逼于吴淞.烽烟燃遍半壁国土,铁蹄践及万亿黎民.遂令中华大地,罹此旷世之浩劫,民族血脉,沦此灭绝之危境
当是时也,党争消弥,派阀冰释,全国一心,万众同仇.英雄起于蓬篙,壮士奔于江湖.弱冠学子,投笔请缚长缨,青春少妇,执桴以效红玉.断肘抗凶,裹肠杀敌,以卓绝之牺牲,成空前之光荣.八年之间,慷慨赴难者,二千万有奇,此介我中华之至忠至烈者也.撮其类可分为三,曰将帅,曰士卒,曰民众.
至若名将出征,谈笑用兵.慕班超之志,效李广之勇.师称貔貅，营号细柳,刀锋如草,甲光向云.或转战于白山黑水,或驰骋于瘴谷密林.荒野鏖兵,山川震眩,硝烟尽染风云,炮火势崩雷电.身临险境,亲被刀石,势孤力蹇,弹尽援绝.临危授命,舍身成仁.昆山玉碎, 邙岗鬼哭,陨将星于三军,折栋梁于社稷.其酷烈也,杨将军之剖腹,其雄壮也,张司令之抬棺.孤愤之气,惊酋首而激昊天,弘毅之魂,振国民而勒青史.
又若沙场点兵,将士请命.抛妻别子,赴万里之戎机,餐风饮露,蒙百战之霜尘.搏生死于瀚漠,拒强敌于雄关.旌旗蔽日,杀气裂肤,白刃交加,黑血迸溅.祁山之王师未捷,易水之将士不归.或困守危城,或厄遭绝路,或力竭横死,或抱敌偕亡,猛士纵身狼崖,烈女投躯乌水.尸积盈野,谁非父母骨肉,血沃长城,尽是家国精英.无定河边,沙埋忠骨,春闺梦里,石化望夫.
又若兵燹连城,战殍遍地.山河蹂躏,生灵荼毒.黔首良民,或陷狼吻,或别桑梓,被血光之灾,奔流离之途.肝脑涂地,号哭震天.家破宅毁,妻死夫亡.稚子觅夫不见,老妪呼儿未闻.红颜堪折,身似风前之残叶,白发何托,命若釜底之游鱼.亭园荒谷,市井丘墟.金銮琉瓦之殿,翻为鹊鸦之舍;龙盘虎踞之都,忍做狐兔之窟,仍有忠勇之士,奋起抗暴.以血肉之躯,御虎狼之敌,丹心湮于黄土,浩气荡于碧云.汇点滴之戮力,成万亿之汪洋.
呜呼!岁月如梭,六十年一弹指;人间沧桑,十亿人几轮回.兵戎之事既远,笙歌之盛复兴.遂令忠名不显于市井,英魂无祀于宗社.培木求本,饮水思源.故本报于此一甲子之际,立祠以祭之.美文为酒,铅纸做烛,表前贤之伟绩,进后生之敬陈.知生死契阔,大道无损于人心,时空殊隔,正气但垂于青史.忠烈之志,浩于乾坤;忠烈之光,昭于日月矣.尚飨!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陆晖
★1964年国民党突袭山东半岛全程解密
　在国民党迁台初期，两岸军事冲突持续不断。1964年6月1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是《奇袭山东半岛成功，伤毙匪军三十余人》，同时还刊有一张在奇袭行动中丧生的李秉铭的遗照。
　　在全岛瞩目下，李秉铭的公祭获颁蒋介石所书“成功成仁”挽额。公祭当天，前往极乐殡仪馆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一般团体之外，“五院”和所属“部会”多达六十几个单位，各级 首长皆前往上香致敬。这次突击行动一共十六人参加，李秉铭获立铜像，蒋介石亲自召见其余的十五人，向他们颁发了勋章、奖状和奖金。
　　1955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与苏联、中国之间的对立逐渐冷却，彼此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加上解放军在近海作战的机动性增加，国民党军在东山岛战役中损失惨重，国民党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无论在国际条件或登陆作战的优势上，都出现走下坡的趋势，如何重新推动“反攻”的事业，成为政治、军事首长面临的新课题。此时，“国防部 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以明代的倭寇为例，同时又举后来的郑成功父子在海上建立堡垒挥 军大陆的史实，说明沿海武装骚扰行动可以对大陆造成重大威胁。“情报局长”毛人凤接受此议，向蒋介石正式报告武装人员突击大陆的计划，获蒋批准。
　　层峰意向清楚之后，“情报局”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招兵买马，同时在日本神户设立了一个据点，借国际转运港接触大陆船员，搜集有关大陆沿海港口的情报。不过这一年10月，毛人 凤过世，新任“情报局长”张炎元对此不甚热衷，以致该计划被搁置了五年。一直到1960年 叶翔之接任“情报局长”之后，方又启动该计划，延聘技术专才，成立了船艇技术研发部门， 再由“海军总部情报署”调来擅长水中爆破、曾任蛙人大队队长的刘醒华担任海上突击队总教官，积极展开组训工作。
　　一切就绪后，海上突击行动随即展开。突击范围北至山东莱阳，南至广东阳江。随着突击的频率增加、范围扩大，中国大陆反击也变得强烈积极，沿海解放军与民兵均夜间轮流巡视， 出海渔船受到严格控管，并力求将国民党的海上突击队歼灭在海上或沿岸。
　　大陆方面的高度警惕，自然使得海上突击行动困难重重。1962年11月底，三十余名武装 突击人员丧生于广东台山外海，无一生还。虽然如此，国民党军仍未放弃突击行动。到1964 年，海上突击行动达至高峰，其中“海虎项目”与“立功项目”并一度得手。“海虎”是“情 报局”第一次奇袭山东的长程远征计划书的代号，其登陆地点选在山东省荣成县龙山前。“情 报局”从野战部队挑选了十六人，组成“山东省反共救国军”，先到韩国，再由韩国出海，于 6月1日晚上8点左右抵达龙山前海域。尽管那天刮着大风，浪很大，但是十六人仍分乘两艘 突击快艇向目标区挺进。任务中担任副队长的于东岱，年已五十六岁，离开部队也已二十年， 只因他是山东荣成人，又被临阵征召回来。
　　凌晨2点，突击队两路人马分别上了岸。于东岱这一队走了不到二十米就被哨兵发现，双 方遂交火。大约同时，另一支队伍趁乱潜入了营房，搬走了档案柜。本来他们想乔装渔民离去，但因另一边已经打得很激烈，于是他们只好拿出卡宾枪加入战斗。经过一番周旋后，两组人马分别登上小艇，奋力驶回母船。其中于东岱那条船上的八个人几经波折后，总算找到了母 船。另外载着李秉铭和刘翰德等人的小艇却不见踪影。
　　原来，他们的小艇发生了机器故障，在风雨交加中迷航，只好在黄海中随波逐流。为了不让小艇漂回大陆，他们把青布条绑在桨上，树在船头，作为风向标，同时以手脚划船；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甚至饮尿解渴，历经四昼夜，直到6月6日才在全州岛上被一艘韩国渔船救起。 此时，李秉铭已经死亡，刘翰德则被送到医院开刀急救，取出子弹。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李 秉铭的尸体原打算在韩国火化，刘翰德却坚持带他回来，因为两人都只身由大陆来台，兄弟一 场，他不忍独留李的尸骨成为异乡孤魂。他们和第一组的八人先乘渔船返回台湾，第二组剩下 的六个人随后搭机返台。
　　1965年7、8月，国民党军进行“田单作战”的蓬莱一号、蓬莱二号计划，由两栖特种部 队取代所谓“反共救国军”，秘密突击大陆。海军则出动“剑门”与“章江”两艘军舰担任护送工作。8月5日清晨6点，这两艘军舰尚未穿过海峡中线，即被解放军雷达截获，结果被解 放军的快速炮艇和鱼雷艇重重包围。在激战四个小时后，“剑门”和“章江”皆被击沉，官兵 三百余人阵亡。在这场著名的“八一六”海战中，国民党军大败，其“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引咎辞职，蒋介石的“反攻”计划遭致重大挫折。
　　多次失利之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人开始质疑突袭大陆沿海的可行性。1970年代初，蒋 介石年老体衰，很少视事，蒋经国掌握军政大权，其政策也由“反攻大陆”转变为建设台湾。 那些曾风光一时的担负突击使命的船艇，则被弃置在澎湖渔岛，经风吹日晒之后，终成一堆破铜烂铁！
★科学家破解：新奥尔良为何如此“弱不禁风”?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日报道，1718年，法国殖民者吉恩·巴普堤斯对工程师有关洪水威胁的警告不加理会，在位于密西西比河口、墨西哥湾和庞恰特雷息湖之间划出一块殖民地。从此以后，洪水问题就一直威胁着新奥尔良，可是像“卡特里娜”造成的如此惨重灾难，不仅在新奥尔良，即使在整个美国东海岸也不多见。新奥尔良为何如此“弱不禁风”？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新奥尔良人痛并快乐着
　　在“卡特里娜”飓风袭来之前，洪水的神秘性总是冲走灾难的预兆，新奥尔良人也始终存在侥幸心理。直到8月30日晨“卡特里娜”飓风最后一刻向东偏转时，当地许多居民才强烈感受到：灾难真的来了!
　　当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降雨漫过大坝，可是，新奥尔良市的水泵站此时毫无还手之力，巴普堤斯判断错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可能再被忽视。新奥尔良，一座一直在与洪水做斗争的城市，如今已完全被淹没。
　　当地官员估计，新奥尔良在30日80%的城区被洪水淹没，甚至有些地区积水达20英尺深。洪水不时进入新奥尔良市最高点之一的法国区。
　　在广阔的狭长地带，洪水淹没了低洼地区，没过了屋顶，使美国最有魅力城市之一陷入一片汪洋。对于当地人而言，这是一个残酷的自相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水给新奥尔良带来了别样的生活，不论是商业，还是烹饪风格，另一方面，水如今已经令新奥尔良面貌全非，毁掉了他们心爱的城市。
　　新奥尔良迷人的地理特征可能不再如此迷人。新奥尔良呈碗状下凹地形，平均海拔在海平面以下，平时只靠防洪堤和水泵抽水抗洪。巴普堤斯之所以对水如此钟情，是因为它具有将新奥尔良开辟成商业区的潜力。而如今，水却切断了新奥尔良同外界的所有通道。桥梁和
高速公路被切成细条，城市街道也是一片狼籍。
　　专家的警告变成了现实
　　作家、新闻学教授柯蒂斯·威尔基过去12年一直居住在法国区，他以前发现生活在四周环水的环境中有一种惬意的感觉。威尔基说：“这就是新奥尔良吸引人之处：有河(密西西比河)，有湖(庞恰特雷息湖)，还有湾(
墨西哥湾)。无论有多么危险，但这座城市的魅力始终胜过这种危险。在美国，还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人与水的关系如此融洽。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潜在的灾难。”
　　实际上，在法国殖民者建立新奥尔良后的几个世纪，地理学家和工程师不断警告说，类似 “卡特里娜”这样的飓风会将新奥尔良完全摧毁，令成千上万人死亡，许多人无家可归。毕竟，新奥尔良到处都是水。新奥尔良北面的庞恰特雷息湖面积300平方英里，与一条24英里长的高速公路大桥交叉，该桥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水上大桥。密西西比河以每秒30万英尺的水量汹涌经过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基本上没有通往外界的重要干道。新奥尔良港口是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每年有6000多艘各型船只经过这里。墨西哥湾上的油田如同当地渔业和水产业一样，刺激着新奥尔良市的经济增长。该市部分旅游业都集中于河边地区，那里还有著名的商贸市场、水族馆和码头桨船。
　　地质学家长期以来就认为，四五级大风会利用路易斯安那遭受腐蚀的海岸和新奥尔良逐渐下沉的地基，危及500多英里用于抗洪的堤坝和防洪堤。他们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认为数百年来实施的工程项目不会对防止飓风侵袭起到太大的作用。
　　专家还一直建议将新奥尔良海岸的沼泽地重新填满，自1930年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原因，那里有100万公顷的泥土消失在大海中。一个研究委员会认为，这种工程最多将耗资140亿美元。
　　其它提议包括改造防波岛，修建更多防洪堤坝，限制流入河道和沟渠的水量。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甚至建议修建一个两层楼高的带有防洪水闸的围墙，以确保城市南部地区的安全。围墙区可以在遭遇暴风雨时充当城市的避难所。
　　提防更大的灾难发生
　　可是，这道围墙设在讨论之中，“卡特里娜”飓风就不请自至。8月30日，可怕的洪水开始消退，但留下一片恐怖景象。他们猜测，未报道的死亡人数一定还有很多，大量饱受台湾白蚁侵蚀的旧式房屋根本无法抵抗洪水的冲击。
　　黑人大学联合基金会主席，曾在新奥尔良迪拉德大学(音译)做过7年校长的迈克尔·勒迈克斯说：“令人心寒的是，这座城市里的很多穷人居住在陈旧、恶劣、不达标的房屋内。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然而这点东西也被洪水卷走了。因为没有汽车，有些人被迫留了下来。”
　　新奥尔良临时居民、《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如何改变美国》一书作者约翰·巴里洪水暴发时正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通过邻居发来的电子邮件，他得到洪水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法国区”住宅。
　　巴里说：“洪水吞没了一切，谁都不能幸免于难！”他认为，这次的惨状与吞噬200多条生命的1927年洪灾差不多。“卡特里娜”飓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可怕的名字!由于人为因素，它的破坏性变得更大。巴里说：“灾害发生前必须做出预警，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
　　拒绝修建泄洪水道和水库变相地加大了1927年洪水的破坏性――沿海一带被吞噬，船运航道遭到严重破坏。巴里表示：“如果出现更糟的情况，这座城市将在美国的地图上消失，幸运的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
　　小说家福特连同其他人士质问新奥尔良当局，能否爱惜市民的生命？它的黄金时期将成为过去。虽然灾难的降临只是理论上的，但这座城市似乎接受了这种现实――灾难正在逼近，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福特说：“这就是新奥尔良的生存现状，人们感觉，这座城市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他们还是选择继续留下来，用这种唯一的方式等待命运的安排，等待新奥尔良的结束，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中国海权觉醒 专家吁急需增强海上军事力量
2005年09月06日
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Sea Power)强调的是力量，而与主权共生的中国海权，应该更多强调海洋权益(Sea Right and Benefit)。更现实的是，东方“利维坦”如何能从觉醒到强大
飞机轰鸣声从云端传来。海上钻井平台上的中国工人们抬头仰望时，几架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航空大队的P-3C反潜巡逻机正飞过头顶，距离近得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飞行员的眉毛和表情。
这些监视中国油田的飞机是从日本鹿屋航空基地起飞的，约两个小时就能飞抵这里。每天日本人对这一油田设施的监视，中国的工人早已习惯。
位于中日东海中间线靠近中国一侧的东海油田是中国在1998年开始建设的。它位于北纬28度10分至40分、东经124度50分至20分间，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属于东海西湖凹陷区域，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在这块海域内，分布着中国的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四个油气田。春晓油田是第一个投入开发的项目，据报道预计将于2005年10月投产，并通过海底的输油管和输气管输送到350公里外的中国华东地区。
中国在东海油气资源开采上的主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却引起日本的关注和焦急。
7月1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宣布授予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天然气田的试开采权，并给这些气田起了日本名称。中日东海油气之争开始升级。随后，中国的强烈态度引起了世界注意。“中国沉睡的海洋意识正在觉醒。”外刊这样评价。
引起外国媒体关注的还不仅仅是中日东海油气之争。7月11日，中国官方隆重纪念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参加了当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在此前后，中国各地开展了各类纪念活动。7月11日这一天也被中国定为“航海日”。
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中国航海日，是中国国家战略从陆上走向海洋、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转折点。它提示国人要有海洋意识，国土的概念里同样包涵300万平方公里蓝色的土地。
政府启动海洋意识
中国对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一次纪念活动，之所以引起外界关注，在于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郑和当年航行的路线，从马六甲经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再从伊朗到东非。这条路线正是今天中国的海上运输命脉。而美国鹰派学者，则开始怀疑中国正试图重新振兴“郑和之路”。
远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两年变得格外热闹和忙碌。在这个靠近波斯湾入口的昔日渔村，中巴两国合作的一个特大项目瓜达尔港正在建设之中。2002年以来，中国在扩建该深水港以及通往卡拉奇港的公路项目上已投资4亿美元。
今年7月，到访的巴基斯坦商务部长胡马雍·阿卡塔·汉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2002年3月瓜达尔港第一期工程开工，目前一期项目已接近尾声。瓜达尔港项目的目标就是从陆路直通中国，目前已有从瓜达尔到卡拉奇的快速公路，从卡拉奇通过巴国内的公路网，再由喀喇昆仑公路就可以直接从陆路到达中国的新疆，把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地区连成一片。他还透露，瓜达尔港只是瓜达尔工程的一部分，按计划是要通过铁路和公路网经巴基斯坦将中国与中东、中亚产油国家连接起来。
美国人一直给予这一项目以“热情”的关注。他们认为，通过瓜达尔港，中国能够控制从伊朗以及苏丹等国的石油进口路线。在中国自己由18艘超级油轮组成的大型船队投入使用后，这一港口就变得更加至关重要。
美国人担心，中国正在郑和当年航行的线路上逐步加强战略据点的建设，华盛顿把其称为“珠链战略”，指的是北京通过发展援助、贸易往来以及投资建造公路和港口，试图在沿线国家立足。美国媒体认为，珠链上的珠子已经安置在缅甸，泰国和南中国海。而瓜达尔港无疑是中国在巴基斯坦布下的一个重要“珠子”。
美国的担心当然是害怕其全球利益受到影响，但在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海洋意识的觉醒正成为业内的共识和政府的战略考虑。
“海洋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了十六大报告，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金森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高层在海洋建设问题上，正发生着一些可喜的变化。
6月30日，国家海洋局牵头召开的一个会议引起了业内的广泛注意。当天，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涉海部门和单位的近25位专家和领导参加了这个名为第一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大纲(讨论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并明确了规划编写分工。该规划的规划期为2006—2010年，部分领域展望至2020年。
被访专家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这是继1998年中国发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和200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后又一次带有标志性的工作。
据介绍，此次《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这是我国首次将海洋事业发展列入国家专项规划。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志辉介绍说，该规划将最终确定我国未来5—15年海洋事业的发展与走向，“对我国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推进建设海洋强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业内也早注意到，中国政府高层对海洋的关注在去年就有明显表现。2004年3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议上强调：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要加强海洋调查和规划，全面推进海域使用管理，加强海洋环境保护，促进海洋开发和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专门做出指示：国家海洋局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规划、立法、管理上，按照“三定”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认真履行海洋行政管理职责。
有限海权的困境
然而海洋的一切规划，都是须以权利边界和地理范围为基础的。
近年，中国海事系统不断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先后建造了一批吨位较大的海巡船舶。今年2月22日加入中国海事监督船舶序列的3000吨级“海巡31”船是一艘适航无限航区的船舶，也是我国第一艘装备了直升机起降平台、直升机库和飞行指挥塔等全套船载系统的民用船舶。
今年7月份，“海巡31”先后对南海、东海和黄海水域的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的国际航线、海上施工作业区、油气平台及海上过驳作业等进行了巡航监管。交通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表示，今后，中国海事将把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海域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不断加大巡航监管力度。
业内人士对中国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要态度。但他们也提醒，海上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安全的一大因素，而且目前，中国周边海上形势也并不乐观。
“从2004年来看，南海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平稳。”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主任贾宇有些忧虑。一年来周边国家不断强化海上管控，持续加大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袭击、抓扣、枪击我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国在我“断续国界线”内的钻井多达1000多口，每年开采油气5000万吨以上。
中国海洋大学长期研究海洋政治问题的刘中民教授告诉《商务周刊》，目前，南海诸岛大部分被外国占据，他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越南现在占着29个，菲律宾占着9个，马来西亚占着5个，台湾控制最大的太平岛，而中国内地只占有7个岛屿。
“近些年来，以我国曾母暗沙为中心，有近千座外国石油钻井平台在日夜忙碌着，而我国至今没有一口钻井。”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韩立民教授很痛心，他注意到，越南强国梦的一大支柱就是南海石油，越南从我国周边开采的石油达到每年1000万吨以上，结果从1986年开始，越南就从石油进口国成为了石油输出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国家在持续加强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加强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合作。”贾宇说，“利益多方化和争端的国际化，使南海问题的解决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
去年5月以来，日本借“春晓”油气田开采设施建设挑起事端，其主要媒体大肆渲染。同时，日本加快了对其外大陆架的全面调查，勘测的范围竟把中国领土钓鱼岛、中国的部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包括在内。继中日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之后，从去年开始，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夺成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三个不稳定因素。
一直比较平静的黄海在2004年也成了有关国家角逐的舞台。朝鲜、韩国不断强化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朝鲜在北黄海尚未划界海域单方面钻井10余口，韩国则在黄海大陆架进行地质地形调查。
在一份呈送有关方面的对策建议报告中，韩立民指出，目前，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但其中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越南等国家存在划界争议，且矛盾时有激化。
从国际角度看，刘中民认为，中国成为海洋强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对整个亚太太平洋地区的安排，就是从海上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美日联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态势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对中国的海洋的战略空间会形成很大的挤压。
二是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台关系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不得不发展有限的海权。“美国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和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势必增加中国发展海权的成本。”刘中民说。
历史的反思
“今天，中国周边海上形势的复杂和划界难题，与我们在上世纪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程中的政策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周忠海教授说。
周忠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过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起草工作。他告诉《商务周刊》，《公约》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大国霸权的产物，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参加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起草和缔结的第一个大的国际公约。
1945年，美国在得克萨斯沿海发现了石油，该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公告，即《杜鲁门公告》，又称《大陆架公告》，主张美国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公告发布后，曾引起了一场蓝色“圈地运动”。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导致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产生。
但智利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没有大陆架，沿海不到100米就是3000米深的深海，所以，为保护其沿海的自然资源，维护自身的安全，1947年，智利、秘鲁率先宣布它们的领海宽度为200海里。此后，200海里领海权成了整个拉美国家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还广泛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1973年，第10届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宣布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可达200海里。同年9月，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沿海国家的要求。到1970年代前半期，在110多个沿海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同意上述主张。
但在起草《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时，围绕200海里海权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周忠海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当时在政策上很“左”。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谈判前，中央给了三个方针，第一是反霸，第二是支持第三世界，第三才是维护国家利益。1970年中国还发表了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200海里海洋权斗争的公告。
“我们甚至连自己在海上的利益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去参加会议。”杨金森说，所以我们基本是站在77国集团的角度，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所长薛桂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的文章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政策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没有认识到对国家海洋权益造成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会议召开。《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
“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统海，只要有一个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岛屿，就可以拥有12海里的领海和围绕其划200海里的专属区。” 薛桂芳说，随后，沿海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自1973年到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期间的9年里，沿海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家门口的“无主”岛，以便最大限度地将专属区推向深海。东南亚国家在1970年代后都陆续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国家声明，来确定它们的海洋权益。南海诸岛被他们实际控制正是在此期间。
“与这些渴望借机攫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邻国相比，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薛桂芳指出，直到公约正式生效两年后的1996年，我国才对大陆架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了声明，并着手南海的海权确定工作。“从倡议到签约再到正式生效，我们在专属经济区方面落后了20年。”
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不足400海里邻国间的重叠海域划界问题。中日东海间距离不足360海里，如何划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而日本主张按照中间线的原则划界。
1973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会议上，中日双方就划界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也没有结果。周忠海告诉《商务周刊》，当时大会主席是新加坡的总检察长许通美，他在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条款上只写了一句话：当事方通过友好协商按照国际法(国际海洋公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原则求得公平解决。
“由于很长时间不清楚和没有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造成了今天我们与很多国家的划界难题。”刘中民说，而在此之前，当时东海划界遵循的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那时候形势对中国很有利，中国渔船可以贴着日本海域去捕捞。
在今天看来，虽然美国一直反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签字，但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突然发现，世界上原来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少数面临两个大洋的国家，而且不需要跟任何人平分什么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旦公布，美国才是最大得益者，因此美国立即宣布自己东西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战略缺失与大国崛起
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了各界共同诉求，但中国真正开始系统地进行海洋战略研究和专属经济区的勘查工作，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教授在采访中说，由于起步晚，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和黄海部分海域甚至还没有确定基线。
令周忠海痛苦的是，目前在国内，研究《海洋法》的专家很少。薛桂芳慨叹，自己回国后逐渐脱离了海洋法研究最前沿的圈子，在国内连能一起讨论的人都难找。韩立民也批评道，中国对海洋法公约研究从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人做，从学科设置上还一直只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在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和薛桂芳的专业都没有本科和硕士博士点，韩立民的海洋经济比二者幸运，有博士点，但也是以农林经济的名义申请的。“没有学生，学科怎么发展？再过几年我们的黄金年龄就结束了。”薛桂芳说。
刘中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政治，这个学科目前是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比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的卧龙岗大学，有一个海洋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很多海军将军退役后都来到这里，与涉海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而现在我们中国是政府找不到专家，专家也找不到政府。”韩立民说，“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智库。”
在1990年代，联合国就号召沿海国家改变部门分散管理方式，建立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杨金森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世界上海洋和海岸综合管理体制已形成多种模式，其中世界海洋和平大会推荐过四种模式：
荷兰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建立部长间委员会，总理任主席，负责协调工作和制定统一政策；
美国俄勒冈州模式，由分管副州长牵头建立一个海洋管理工作组，负责制定综合管理规划，由各界代表组成一个海洋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咨询工作；
美国夏威夷模式，建立一个海洋委员会，内阁级机构，为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咨询，负责制定海洋管理规划；
巴西模式，建立一个海洋资源部门间委员会，由海军部长领导，吸收11个沿海州参加，负责制定海岸带国家管理规划。
“为了实现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杨金森说。周忠海也建议，过于分散的管理权需要得到集中。
目前，中国虽然开始了《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但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最缺少的是明晰的总体战略和海洋新思维。
在杨金森看来，中国连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工作都没有做好。“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国务院文件里，不能说中央没有重视和考虑，但是怎么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远期的战略目标，要有总体战略部署，但现在还缺乏这样一个模化工作。”最近，来自于国家海洋局的杨金森正在忙于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模化工作。他认为，这个工程海洋局做不了，因为要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只有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可以牵头做。
“模化的工作很复杂，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做。”杨金森估计，顺利的话，模化工作至少也需要四五年时间。他透露，他们已经与中央政策研究部门进行了前期的接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设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们并不清楚已经开始的《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与中国的现状相比，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的海洋强国美国已经走上了更快的车道。
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制定于1969年。在2000年的全美海洋工作会议上，根据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2000海洋法令》，成立了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重新审议和制定美国新的海洋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指定16位专家组成的海洋政策委员会，自2001年9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美国海洋政策和法规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召开了9次地区性的会议，召集了有445位国内一流的海洋科学家、研究人员、环境组织、产业企业、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等参加的16次听证会，征集了大量的书面证词，沿美国海岸线和五大湖周围地区进行了18次实地考察，以掌握关于美国利用和管理海洋方面最紧迫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
2004年4月20日，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美国海洋政策的长达514页的《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随后5个月时间里，海洋政策委员会收到了37位州长、5位部落首领、5个海外领地、一个地区州长协会、社会各界800名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技术方面的专家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形成了1900页的证词。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2004年9月20日，正式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了名为《21世纪海洋蓝图》的国家海洋政策报告。
当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行政命令，公布《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对落实美国《21世纪海洋蓝图》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从1999年开始，杨金森就撰文，建议国家把建设太平洋海洋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但6年过去了，很多决策程序方面的工作仍没有进行。
高之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呼吁国家要重视海洋工作。在今年年初他就注意到，美国已经完成海洋政策报告，并成为21世纪美国海洋发展的战略。韩国也制定了21世纪海洋开发战略。而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海洋开发战略和规划，只在具体的业务领域进行了一些战略研究。他建议国家尽快考虑和启动“海洋开发战略”制定工作。
制订中国自己的海洋战略，应该基于怎样的思路，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走美国的道路，美国就是挑战了英国的海洋霸权然后崛起的。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认为，“美国的海洋崛起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美国海洋强国的思维是在1890年海军战略专家马汉“海权论”基础上形成的，张文木在深入研究了马汉的海权思想和美国海洋扩张过程后认为，美国海权(Sea Power)思维更多的强调的是力量和武力；而中国的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应该更多强调的是中国的海洋权利(Sea Right)，而不是海上霸权。
“中国非常需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但这种军事力量也是围绕着维护中国自己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张文木说。
商务周刊记者 王强 商思林
★中科院首席科学家：中国面临6大挑战6道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者　李薇薇　齐湘辉顾瑞珍）“中国要用五十年的时间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入到世界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前十名的国家行列……”在5日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展望了中国未来五十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将具体细化如下：
到2050年，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科学发展的贡献率达到70％到75％；
到205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85岁；到2050年，中国的四大基本指数：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15以下、基尼系数平均在0.30到0.35之间、人文发展指数平均在0.9以上、二元结构系数平均在1.5以内；争取到2030年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的结构。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5日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指出，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遭受以下六大基本挑战：
首先是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三十年到四十年将相继来临，也就是人口总量现在已经达到十三亿，而每年平均还要以一千万左右的新生人口在未来的二十多年当中增加。“劳动就业人口的总量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在一步一步的逼近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台阶。”
　　其次是能源和自然资源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的超常规利用。据了解，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是4.3％，但是我们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27％的钢铁、25％的铝材和40％的水泥。
第三是生态环境状况在中国的整体恶化趋势还在延续。
第四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
最后两个挑战是：我们要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且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问题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面建设与国家实力的培育。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形势，给经济发展出了六大难题。”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在5日举行的“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作出如上表述。
首先是中国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
其次是我国资源消耗增长速度惊人。“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中国已无大国地位。”冯之浚说。第三是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偏低。
第四是我国对外资源依赖度还将升高。冯之浚指出，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两者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将达70％和50％。
第五是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第六是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据了解，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