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出访美加墨的背景
★中欧军事技术交流成果大盘点
★对外援助和三线建设是怎样使中国变穷的
★“阴沟翻船”林彪一生唯一一次中枪之迷
★揭秘中国黑枪基地 农民白天种地晚枪
★胡锦涛出访美加墨的背景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8月30日下午,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国际司司长刘结一、拉美司副司长曾钢应外国记者新闻中心邀请为中外记者和驻华使馆新闻官举行吹风会,介绍胡锦涛即将于9月5日至17日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有关背景情况。新闻司副司长秦刚主持吹风会。
何亚非司长首先介绍了当前中美关系形势。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两国高层保持着密切沟通与接触,胡锦涛与布什总统多次通信、通电话,今年以来,两国元首先后在莫斯科、苏格兰鹰谷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7月中旬,吴仪副总理与美方共同主持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取得积极进展,解决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一些问题。唐家璇国务委员7月底访美,赖斯国务卿上任后两次访华,都取得了积极成果。李肇星外长和赖斯国务卿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经常联系。不久前,戴秉国副外长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北京成功举行了首次中美战略对话。两国议会和两军之间的交往也在增加。中美两国在经贸、反恐、执法、防扩散等诸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新进展,双方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拉克、阿富汗重建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事务保持着有效磋商与协调。这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有利。
何亚非说,应布什总统邀请,胡锦涛将于9月5日至8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胡主席将与布什总统等美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广泛接触美国会议员、有关州、市官员以及工商、学术等各界人士和美国公众。除华盛顿外,胡锦涛还将访问西雅图和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相信此访将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何亚非说,中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双方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们愿与美方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对话与合作,照顾彼此关切,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谈到胡锦涛即将对加拿大的访问,何亚非说,今年还是中加建交35周年。1997年两国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加关系得到全面、快速发展。双方高层交往频繁,议会交流活跃,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5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90亿美元。双方在科技、农业、能源、环境、卫生等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双方保持了密切磋商与合作。今年初,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期间双方启动了中加战略工作组。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抓住历史机遇,拓宽合作领域,推动中加关系迈上新台阶,是两国政府面临的共同任务。
胡锦涛此访是中国国家元首8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胡主席将与加拿大领导人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和深化中加互利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胡主席将广泛接触加各界人士,全面阐述中国内外政策。胡主席此访将有助于两国加深政治互信,扩大共识,拓展合作领域,充实合作内涵,夯实中加关系基础,对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
关于胡锦涛访问墨西哥,曾钢副司长介绍说,墨西哥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拉美地区大国和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墨是同中国建交比较早的拉美国家之一。中墨 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交往频繁。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墨西哥访问期间,两国宣布建立战战略伙伴关系。 2004年 8月,中墨政府间两国常设委员会成立。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增长较快,2004年,双边贸易额为71.12亿美元,同比增长43.9%。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34.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墨西哥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文教、科技等领域交流日益扩大,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展了良好合作。
曾钢说,胡锦涛对墨西哥的国事访问,是胡锦涛继去年11月出访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古巴后,对拉美国家进行的又一次重要访问。这是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对墨西哥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8年后再度访墨。胡主席此次访墨的目的是加强两国高层对话和磋商,增进两国互信和友谊,促进两国互利合作,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访问期间,胡主席将同福克斯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会见参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墨方领导人,并在墨参议院发表演讲。双方还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国际司刘结一司长介绍了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情况。他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将于9月14日至1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首脑会议包括开幕式和全体会议。第59届联大主席加蓬总统邦戈和第60届联大主席瑞典首相佩尔松将共同主持会议。会议将发表成果文件,有关内容正在磋商中。会议期间,还将举行圆桌讨论会、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安理会首脑会议、经社理事会小型首脑会议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各方将围绕如何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联合国改革、解决发展问题等展开重要、深入讨论,对此次首脑会议普遍高度重视。截止目前已有122位国家元首,58位政府首脑决定出席。会议结果将对联合国未来发展,国际形势走向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
刘结一说,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是胡锦涛此访最后一站。胡锦涛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联合国作用的重视与支持。胡锦涛与会的初步安排包括参加首脑会议开幕式、在全会、圆桌讨论会、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和安理会首脑会议发表讲话,并举行一些重要的双边活动。
与会期间,胡锦涛全面阐述中国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立场和看法,提出对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和谐发展、加强联合国作用,推进联合国改革等问题的具体主张,并宣布中国为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将采取的重大举措。在双边会见中,胡主席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
刘结一强调,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方认为,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愿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一道,推动首脑会议取得积极成果,重点应包括:第一、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推动联合国各项事业发展,使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推动解决发展问题。在增加发展援助、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等方面作出重大决定。第三、通过积极稳妥的改革,增强联合国应对各类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四、进一步加强多边主义,促进会员国的团结与合作,推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介绍情况后,何亚非、刘结一、曾钢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何亚非说,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一直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维护地区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合理的汇率水平。不久前,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何亚非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不仅仅是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要求,也是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国外投资、先进技术的需要。同时,更是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改善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标本兼治、着力治本,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大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不久前举行的第16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就保护知识产权达成多项共识,并决定加强两国在此方面的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2004 年APEC领导人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就保护知识产权所需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共识。在此框架内,中美双方也有必要继续合作。
关于市场准入问题,何亚非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面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市场进一步开放。入世三年来,中国从2001年的全球第六大市场跃升为 2004年的全球第三大市场,2004年进口额超过了5600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到2010年中国年进口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目前,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是公平的、开放的,也是激烈的。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何亚非说,近年来,中美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同时,美对华贸易存在逆差也是客观事实,但这是两国产业结构和全球化推动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结果,是互补性逆差,而不是竞争性逆差,应通过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逐步加以解决。单方面限制中方对美出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合理、质量有保证的商品,对美国人民有很大好处,也有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中方不追求长期对美贸易顺差,愿意多从美国进口产品。近几年,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同时,我们希望美方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停止对中国输美产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这将有助于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
关于能源问题和中美能源合作,何亚非说,中国解决能源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保障,开源与节约并举,同时积极利用国外能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方一直按国际规则开拓国际能源市场,无意与其他任何国家争夺世界能源供应,愿通过平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美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在能源领域已经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取得不少共识。我们愿与美方深化在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关于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何亚非说,中美双方将于8月30日、31日两天在北京举行新一轮纺织品谈判。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通过平等协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关于中国与加拿大加强交往与合作,何亚非说,中加之间各层次、各级别的交往很多,2003年12月温总理对加拿大进行了访问,今年1月份马丁总理访华。中加间没有根本厉害冲突,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两国合作前景广阔,双方目前正就加拿大作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问题进行谈判,还将在经贸、环境、卫生等领域达成更多的合作协议。
关于胡主席访问墨西哥期间,中墨是否将签署农业合作方面的协议,曾钢说,胡主席访墨期间,双方将签署植物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关于胡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有关活动和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立场,刘结一说,胡主席在出席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将宣布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系列措施,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债务、发展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同时,胡主席还将与一些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刘结一表示,中国支持安理会改革。安理会改革的目的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和应对诸多挑战的能力,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能。
★中欧军事技术交流成果大盘点
从1981年至1989年,中欧军事技术交流的8年时间里,我国引进的几项重要的技术,对我军的装备建设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直升机及舰空导弹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从法国引进了“超黄蜂”直升机及其技术,解决了海军急需-种性能较先进的中型直升机完成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配套任务的问题。后来对其进行了仿制,定型为直-8型直升机。直-8型直升机是我国进入部队装备序列的第-种引进的大型直升机,目前已发展了客货运输、军用运输、反潜、扫雷等型号。
随后,我国又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及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赫耶”发动机,国内代号为直-9型直升机。1992年12月直-9完成性能鉴定,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海豚”直升机,1993年开始批量生产,1994年开始交付部队使用。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目前直-9型直升机的国产化率按价格计已达到93.6%。直-9的成功引进和国产化,不仅解决了我国急需中小型舰载直升机的问题,同时也使我国的直升机设计制造技术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先进水平。目前直-9型直升机也衍生出包括武装型、侦察校射型和舰载型等多种型号,成为国产直升机当前最先进、品种最多的机种。
在引进直升机技术的同时,我国还从法国引进其刚服役不久的“海响尾蛇”舰空导弹系统,1988年中国仿制成功,定型为红旗-7,随后发展出陆上型红旗-7,出口编号为FM-80(“飞檬”-80)。目前在我国大部分主战舰艇上装备的8联装舰空导弹系统就是红旗-7防空导弹系统。FM-80延续了“海响尾蛇”的优点,并进行了改进优化,提高了摧毁来袭导弹的机率。经过FM-80的仿制,中国已经吃透了“海响尾蛇”导弹的技术。随后又推出了FM-90地空导弹系统(又称FM-80M),在2000年珠海航展上首次展出。FM-90系统在搜索低空目标能力、探测能力、抗干扰能力等方面都超过了原版“海响尾蛇”。此外,还引进了法国克勒索·卢瓦尔公司100毫米紧凑型舰炮及火控系统。
在与意大利合作方面,1985年我国购买了40枚A244S型“白头”轻型反潜鱼雷及发射架,填补了人民海军轻型鱼雷的空白,并随后开始在国内进行了仿制,称为ET51型鱼雷。另外,为了改进性能日趋老化的强-5、歼-7等攻击机和战斗机,我国与意大利进行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如著名的强-5M,就是采用了意大利AMX攻击机的航电系统。正是航电系统的引进,从此国产战斗机的发展思路发生了转变,充分认识到了航电系统对整个武器平台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多次向外出口的歼-7系列战斗机中,也采用了很多意大利的航电设备,如歼-7MG就使用了意大利生产的雷达―――“天空徘徊者”。
除了与法、意的军事合作外,我国与其它西欧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也有一定的发展。比如与英国GEC-马可尼公司在电子设备方面的合作。还有对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斯贝MK202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引进。该型发动机,最终成了FBC-1“飞豹”战斗轰炸机的发动机。
http://www.globbs.com/bbs/plus_adv_get.asp?get=1655
★对外援助和三线建设是怎样使中国变穷的
这一条是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就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对外援助使中国变得越来越穷。中国穷,这是每个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但中国共产党对外援助数目之多,金额之大令人吃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领导人们就乐此不疲,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撒给外人。援助朝鲜、援越南、援助古巴,援巴基斯坦、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援助蒙古,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坦桑尼亚和“非洲兄弟”、中国政府援助的实在太多了。而且每次都资金庞大,动辄就是数百亿美元。当时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为什么不建设自己而把好东西都给人家?原因是毛想当社会主义的霸主,想拥有像苏联那样的领导地位。为了让那些社会主义小国俯首听命,自然要给他们一些好处。于是对外援助就成了毛在位时贯串始终、坚定不渝的大事。
据说当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问中国人要援助。那时中国也不富裕,所以周总理考虑之后决定给5千万。但把报告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竟连看都没看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零。五千万瞬间翻了十倍变成五个亿,这一下把国家都援穷了。但毛不在乎,历史学家笔下,毛落了一个慷慨大方的美名。对朝鲜,在抗美援朝时几乎倾尽国家所有去支援它,援助了六百亿美元,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又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援助,每年数额最少在几十个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现在中国仍然在援助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援助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焦炭……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真正援助总额比这要高得多,谁知道中共到底每年拿多少中国人的血汗给了外国人?!
抗美援越,按照毛泽东的“我们是一家子”,“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中国对越南倾尽全力援助,从枪支弹药、粮食、卡车、药品、通信器材,援助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我们甚至派出了三十万大军参战,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用中国人的鲜血,换来了他们的胜利。但掉过头来,他们就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来射杀中国的军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犹如政府在自己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不仅疼,而且丢人。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共政府从革命理论,到武器装备,经费资金也是援助了一大串。使这个原本弱小的势力能够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最终杀进国都,夺取政权。但被中共扶持起来的这个柬共是比希特勒更凶残的政权,在短短执政的几年里,竟杀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共的对外援助犯下了滔天大罪。
对阿尔巴尼亚,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时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天知道当时为什么拿这么多钱给那些他们!结果我们花费宝贵的外汇资源建立起来的工厂,被他们搞得负债累累,工厂大部停产,设备完全废弃。我们援助的堡垒,被他们喂鸡了,我们援助的卡车,被他们扔得漫山遍野,锈迹斑斑。对坦桑尼亚,我们不顾自己铁路运力有限,为他们修了一条长达1800公里长的铁路。1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从沈阳到上海的距离。而且更缺德的是这条铁路完全由中国人承建。1800公里长的铁轨要中国人自己运到非洲,数万人的工程队伍要自己报销一切吃住费用,炸山开道,铺路架桥,所有原材料和建筑成本用由中国人为他们支付。这哪里是什么友谊,简直是人家的奴才。修这条铁路的造价超过国家承受的极限。不得已工程花费十年时间,耗资超过二十亿。这种投资用在国内,同等长度的铁路别说一条,5条也拿下来了。
援助项目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那常常的一串援助名单任何人看了都会痛心疾首。我们援助别人这么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援助的?是在中国人普遍饿死,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援助他们的。1958到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几乎处处有人饿死。但中共政府对国内人民却没有丝毫怜悯,把23亿6000万元以上的财产援助给外人。23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中国人人均收入才有几十元。如果政府少援一点,省出粮食照顾一下自己的人民,中国人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国人怎么相信你?党啊,我是想叫你一声母亲。可是谁见过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不管,却把东西拿给外人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不是后妈,就是心肠狠毒。
到今天为止,这种对外援助仍在继续。被人们寄以希望的胡温政府,依然做着这种蠢事。胡锦涛在访问古巴时,单方面作出决定,对古巴投资高达200亿美元。我真不知道胡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200亿美元相当于西部大开发投资的总额,如果用在国内,可以带动多少相关产业,实现多少就业机会?为什么要投在古巴,投在那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说共产党为人民,但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他对自己的人民苛刻以极,甚至连春运也要卡老百姓一笔,暗地里却把上亿上亿的美元送给外人。这是中国人的政府么?这是中国人的政党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何尝不是真实写照?
这个词对今天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当年绝对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不能忽视的一大工程。所谓” 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迁移到山区,甚至一直迁移到二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 西南山地。其依据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战略思想:敌人将从海上进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将”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工厂要大量搬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将工厂迁至偏远地区,三线工程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 2050亿元。
但这样搬迁是否有必要?没有必要。它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而作出的决定,他不知道这道命令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一声令下,几乎在一夜之间,数以千计的大中型企业搬迁到山区。原有厂房弃置不用,所有工厂搬到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重新勘探地理,建造厂房,安置人员,运输设备,组织生产。如此工程仅搬迁费一项就耗资巨大。有些设备拆卸运输困难,在搬运过程中丢的丢,坏的坏,工厂资产经历了一场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展开的,而是在最高当局的命令下紧急实施的。临战的气氛和军方的介入,打乱了正常的搬迁和工厂建设程序。(参见郑义> )如临大敌的紧迫感使所有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搬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选址简化为军方人员随意在地图上划个圈,选趾严重失误的工厂后来遇到泥石流,水涝,干旱等大量问题困扰;有的地区地质条件恶劣,选趾错误,工厂几乎全部报废。另外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考虑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规划上采用“羊拉屎”、“瓜蔓式”、“围山转”,企业结构十分分散,不仅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还给生产管理、协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些违背经济规律建起来的工厂遇到大量难题,地址灾害频繁,设备维护困难,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以致产品成本高,技术过时,根本没有竞争力。人们现在几乎是哭着问:当时为什么要把工厂建在这里?
今天这些企业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废弃,舍不得;继续投资,却毫无希望。那样的恶劣的地理环境,那种布局混乱的工厂,投入多少都不会有效益。而再想搬回到东部发达地区,把有职工安置到那里,这几乎不可能。他们本身效益都不好,国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进行设备改造。人们一天天看着设备老化而毫无办法。怨谁呢?只能怨当时政策失误,把工厂建在这里。不但耽误了正常的发展,反而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数百万人的努力和几千亿的资金又浪费掉了,巨大的艰辛和投入换来的是痛彻骨随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完全是一场浩劫,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工厂生产陷于停顿,人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将正常的经济发展全部荒废。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的满腔革命热情调动起来,去互相斗,去批倒搞臭。文革由开始的文斗,开批斗会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互相杀人,神州大地出现了最野蛮的场面。打砸抢的红卫兵们口里喊着“造反有理”将中国彻底搞乱。仅在 1967、1968两年的时间里,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一千亿元。十年中,中国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若干成就,那星星点点的成就怎么能够和损失相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是整体性的倒退,遭受的损失抄过任何一次外敌入侵,掠夺,和任何不平等条约。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损失八千亿,整了一亿人。消灭了知识界的精英,毁掉了人们的道德基础。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财产损失。长达十年的动乱还使中国社会遭受前所唯有的动荡:1000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亲人互相出卖,夫妻反目成仇,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使人人自危,生怕一句话说错,一个字写错而导致家毁人亡。国民经济在这种严重冲击和干扰下,根本无法发展。粮食产量持续下跌,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悲惨。国营企业十年没有技术进步,企业发展严重迟缓。混乱的管理,臃肿的机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式的经营状况,使国企发展步履维艰。死气沉沉的国民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彻底落后了。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8年的统治中,抗美援朝,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扩军备战,文化大革命,及数不清的对外援助,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失误,使中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建国时原本不穷的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中,一步步变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而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给人们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以毁灭性打击。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中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从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
★“阴沟翻船” 林彪一生唯一一次中枪之迷
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以致危殆性命却只有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
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
1938年的3月,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
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吕梁春多雾,闻声不辨物。只听耳边响,不见眼前过。
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
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
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
卫立煌探病送大礼
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
“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
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
“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
“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
“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
“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
“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
“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
“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
摘自《林彪的这一生》
★揭秘中国黑枪基地 农民白天种地晚上造枪
时间:2005年08月31日 来源:新民周刊
2004年3月,北海边防警方从公馆镇杨屋墩村一地下枪支加工厂搜出一批黑枪
黑枪制造者追逐的是惊人的暴利
美国是枪支开放的典型,普通市民都可以买到枪支,图为丹佛一女孩正在把玩她的新手枪
上海人古角在美国纽约执法机关的圈子里颇有名气
黑枪之祸 枪患猛于虎!
编者按:近几年,犯罪团伙的“武装犯罪”意识不断加强,特别是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非法拥有枪支弹药,持枪作安肆无忌惮,甚至公然对抗执法机关。
他们的枪支主要来源于“地下兵工厂”,青海省化隆县、贵州省松桃县以及广西合浦县是我国的三大黑枪大县。
在这些地区,一支枪的生产成本不过两三百元,几经倒手后竟可卖到上万元。暴利下,人们蠢蠢欲动,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造枪,甚至全家动员、全寨出动。
当黑枪流向社会,犯罪分子“如虎添翼”,民间纠纷也由拳脚相加、如光剑影骤然升级。
蓝天下,黑枪暗行,何以为安?
黑枪一出,谁与争锋?
以往,民间纠纷的终极表现往往是拳脚相加、刀光剑影,黑枪的出现令冲突骤然升级,就连一些执法人员也因此心生忌惮。
在一些地方,黑枪已非觥筹交错间吹嘘的谈资,更是成为老板间平衡利益、彼此牵制的法宝。
撰稿/杨 江(记者)
枪袭监督艇
遇袭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那阵突如其来的枪声依然回荡在杜金平和他的同事耳边。杜金平是湖北省团风县海事处的工会主席,7月17日上午7点40分左右,团风海事处接到报告,一艘运输船在武汉新洲大埠水域出现机械故障,请求帮助。
杜金平随即带领5名工作人员驾驶鄂运证12号监督艇前去营救,10分钟后,监督艇行至武汉新洲大埠水域大埠港航管理站。杜金平看到岸上停着4辆车子,站着二三十个人,“其中一个拿着冲锋枪。”因为哥哥在当地人武部工作,杜金平对枪支比较熟悉,他肯定地告诉记者那是一支冲锋枪。
船员邵志伟、涂光国、邵和平等人还表示,他们看到对方手中持有猎枪,“我以为是民兵训练,所以没有怎么防备。”杜金平说。
监督艇开近,对方突然开火,杜金平听到一声枪响,他大呼一声“趴下”,6个人都立即趴在了舱板上,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小艇晃动起来。
因为天热,行驶时,驾驶舱的右侧舱门打开着,杜金平就站在门边,子弹正是从右侧打来的,“后面两枪明显是瞄准驾驶员头部的,幸好我们躲闪及时没有受伤。”
枪声过后,袭击者竟然声称这只是“小意思”,随后乘4辆车沿举水河堤朝新洲大埠方向绝尘而去,6名海事处人员则趴在船舱里很久不敢动弹,事后马上返回海事处码头。
海事处怀疑袭击者来自武汉新洲,立即向团风和武汉两地警方报警。记者看到,停泊在海事处码头的船体油漆留下19处擦痕,而警方勘验发现,现场遗留有钢沙若干、猎枪子弹弹壳1枚。
舆论哗然。“监督艇后面挂着国旗,中间是一个很大的警报器,一看就知道是海事处的船,我做梦都没想到监督艇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袭击。”杜金平心有余悸。
第二日清晨6点,警方刚刚着手展开调查,在举水河大桥附近,仙桃0029号运沙船准备装沙时,驾驶室又遭遇枪击。目击者称,开枪者为两人,分乘两辆摩托车,开枪后朝新洲大埠方向逃窜。
袭击者如此猖獗,当地人心惶惶,“海事处不敢再出船执法。”杜金平说,“我这几天心跳很厉害,没有安全感,无法从事正常的管理。”
民间恐慌更甚,采沙运输船频遭枪击,运沙船尤其是外地运沙船不敢再经过这一水域,而海事处很多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敢透露姓名,“这些人(袭击者)还有什么事不敢做?他们有枪,我们担心受到报复。”
“7·17枪击案”中可能出现冲锋枪,立即引起全国普遍关注,3天后,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分局向当地媒体发出了《关于“7·17”枪击事件的情况说明》,称通过现场勘验和多方走访调查,枪击认定系猎枪所为,“排除作案者持有冲锋枪和手枪的可能”。
然而,杜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看到对方中有人拿出一支冲锋枪“晃”了一下,很快就藏进了装钓鱼杆用的袋子里。
案发一个多星期后,武汉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犯罪嫌疑人吴方勇慑于法律威严,于7月25日下午向警方投案自首。
吴方勇,新洲区刘集联合村人,现年20岁,警方称,为争夺举水河的采沙权,团风与新洲采沙人员向来不和。案发前一周,吴方勇等3人在举水河团风大桥玩耍时,团风县采沙人员误以为其是竞争对手,将其打伤。为报复这伙人,吴将家中单管猎枪拿出,来到事发地,将海事监督艇误当成对方的采沙船开了一枪。
然而,记者调查,案件及其背后渊源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团风海事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质疑,“案件就此告破未免草率,很多疑点没有解答。”
暴力争夺采沙权
团风县隶属黄冈市,与武汉市新洲区交接,发生枪击案的举水河正是团风、新洲两地之间的一条界河。
举水河是一条与长江接口的内河,数千年江水冲击,沉积了丰富的黄沙资源,上世纪50年代,举水河曾有零星的黄沙开采,今年才开始大面积开采。枪击案发生与两地争夺举水河采沙利益有直接联系。
举水河距上游的武汉与下游的黄冈都是70多公里,距鄂州只有20多公里,地理位置优越,黄沙销售非常紧俏。夏季正值黄沙挖采的黄金季节,采沙船往往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艘采沙船一小时可挖沙1000吨,每吨收益七八元,因此效益相当可观,上游新洲与下游团风都对这条“处女河”垂涎欲滴。
6月10日以来,武汉、团风同步放开了举水河的采沙作业。运力就是利润,新洲、团风采沙者为河道运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争群斗使这一段不足18公里的河道鸡犬不宁。
记者从团风县出发,沿举水河岸一路行进,沿途不断看到装满黄沙的运输船,在与新洲交接处发现5条巨大的采沙船停在水面,其中两条正冒着黑烟作业。
这是团风县佳值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沙区,记者看到十多条运输船正守候在采沙船边等候装载。来自江苏的采沙船老大说,因为服务态度、黄沙价格等方面的差异,很多运输船都舍弃新洲,到这里来购沙,因此,新洲沙区的作业受到很大冲击。
新洲沙区于是开始争夺运力,不从外地租赁运沙船只,而是指派地方上一些人到团风县内拦截团风采沙业主租赁的运沙船,每“引进”一条运沙船,获利200元。在利益驱动下,团风县举水河辖区内常发生拦截船只事件。
“常有人从上游新洲方向过来要将在我们这里装载的运输船带走。”这名采沙船的老大说,“不久前,新洲来了一伙人强行拦住一条正在装沙的运输船,硬要我给了他们400元补偿费。”
“7月初的一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正在作业,从上游新洲方向来了一艘运输船,船上有300多个人,都是二三十岁左右,头上扎着红布条,拿着叉子、长矛,还有猎枪、手枪。”
船老大至今心有余悸,“一看对方来势汹汹,我们赶紧停业躲进船舱,这伙人将十几个大鞭炮捆绑在一起,点燃了扔到船上,采沙船的玻璃、价值10多万元的发动机全被炸坏了。”
20多分钟后,团风县20多名武警携枪赶到现场,但行凶者手中也有枪,肆无忌惮持续攻击了40多分钟,直至武警鸣枪警告,300多个行凶者才悻悻“收兵”,开着运输船浩浩荡荡返回新洲。
类似的事情,沙区边上的村庄的村民们表示已经见怪不怪。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说7月6日,在武汉、团风两地公安、水利等部门协调下,两地采沙业主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达成一致:谁引进的船,为谁运输,另一方无权干涉,谁引发矛盾,谁负责任。
至7月15日,团风方面已与浠水、团风等地128条船主达成协议,因为发生暴力事件,运输船更不敢去新洲沙区,新洲方面仅落实了2条运输船。
运力的不足导致新洲采沙业主位于四道沟的作业面全面停产,暴力争夺由此升级,接受记者采访的这名江苏籍船老大整天提心吊胆,他急于转卖采沙船:“对方有枪,连海事处都敢攻击,我一个外地人哪惹得起啊,还是早点回老家。”
武汉警方否认了行凶者所持武器中有冲锋枪的存在,团风海事处一名工作人员抱怨:“有枪有什么好奇怪的,今年湖北破了3起黑枪案件,听说在其他地方,一把手枪四五百元就能买到,一把冲锋枪不过八九百元。”
他所指的是今年年初,武汉警方相继侦破的“1·12”贩枪案、“1·6”贩枪案、新洲高双全恶势力团伙案等3起重特大涉枪案件,共缴获枪支55支。其中“1·12”贩枪案涉案枪支达84支,追回44支,足够装备一个排的兵力,为建国来,湖北最大的一起贩枪案。
“1·12”的案犯多次前往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购枪,武汉、西宁两地警方密切合作,先后在西宁将进货的12人,在武汉将下线的7人抓获。案犯交待,去年9月以来,共贩枪80余支销往武昌、江夏、东西湖及黄冈、荆州等地。
杜金平则百思不得其解,“海事处只是负责航道维护以及征收港务费、航养费和运管费等,并没有介入采沙者的利益争斗,行凶者为何要对我们开火?”
枪影下的纠纷
绵延万里、贯穿数省的长江及其支流蕴藏着丰富的黄沙资源,黄沙的高额利润引来了大批采沙者,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黄沙大战曾导致长江航道堵塞、船舶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和河势巨变河床不稳,直接影响长江防洪安全。
自2001年以来,长江各省辖段相继禁采黄沙。为规范长江黄沙开采,国家规定,黄沙开采条件成熟方可开采,2004年,江苏、江西、湖北省相继开禁。行船于湖北一些地区,一艘艘采沙船机器轰鸣,正开足马力大肆开采。据记者调查,早些年,黄沙资源大战引发的纠纷中,顶多是拳脚相加、“刀光剑影”的械斗,近年却隐藏着黑枪的身影。
纠纷不仅发生在采沙老板之间,还发生在采沙老板与村民、运输船之间,但因为黑恶势力的介入,尤其是黑枪的出现,运输船与村民骤然落入绝对的劣势,面对采沙业主的一些行径多是敢怒不敢言。
团风海事处遭遇枪袭是湖北省近年来采沙争斗中的一个极端案件,震惊之余,一些运输船主却表示“罕见,但并不奇怪”。在团风和新洲区,不少人告诉记者,如今,猎枪、手枪等在一些乡镇并不难发现,一些社会人员觥筹交错间总会拿“某某人有枪没人敢惹”来作吹嘘的谈资。
今年年初,武汉警方打掉的新洲高双全恶势力团伙案,抓获7人,追缴仿“六四”式手枪5支、子弹27发、五连发猎枪1支。自去年以来,该团伙在新洲区旧街大肆绑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贩卖枪支等作案10起,致使老百姓战战兢兢,民生哀怨。
这个团伙的主要头目高双全等人在2004年6月至8月间,先后两次前往河南购得仿“六四”式手枪7支、六四式手枪子弹105发。
当年8月,这伙匪徒将当地一企业的负责人绑架至新洲火车站附近一所学校,抢劫其随身携带的1万多元现金,并用铁链锁脚、烟头烫背的方式,折磨20多小时后将受害人放走。9月,高双全又指使手下将3个鄂州人骗至新洲旧街绑架,采用跪地、脱衣、铁棍抽身的方式,疯狂折磨达40余小时,勒索3人3万余元。
此案的侦破为当地百姓除去了一患,然而一些运输船的船老大还告诉记者,采沙老板多有一些持枪的江湖弟兄,枪已成老板间平衡利益、彼此牵制的“法宝”,谁有枪谁主动,轻易不敢发生碰撞。
记者曾对盛产优质铁沙的巴河流域进行调查。巴河绵延数十公里,一路流经团风、浠水等地汇入长江,2002年,巴河的宁静也被几个福建采沙人打破,多条采沙船开进巴河罗田段,深掘十几米,将河床翻了个底朝天。
随着近几年国内钢材价格的节节攀升,铁沙价格也随之暴涨。高峰时每吨精铁沙卖到七八百元,而开采成本每吨只有两三百元。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采沙老板和沿线成千上万的村民蜂拥而至。
据有关部门估算,近3年从罗田县挖走的铁沙每年至少有30万吨,产值上亿元。巴河流域流传着的一个个采沙暴富的传奇故事背后却一直伴随着暴力纠纷的存在,
不久前,《湖北日报》曾揭露,罗田县水利局、县矿管局有关负责人都称,该县214条采沙船“绝大多数无证开采”。在河铺镇最多时有100多条采沙船,昼夜作业,河面灯火通明,高峰时,为夺沙几乎天天打架,甚至动刀子。
疯狂的采挖还导致大量农田被毁,提炼铁沙的球磨厂毁田而建,距河堤近百米的农田遭沙丘覆盖。失去土地的农民反映,因为补偿太少,他们与采沙老板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温。
按规定,采沙至少应离堤脚15米,但是在河铺镇新昌河大桥附近河段,采沙区紧贴着堤岸,整个河段千疮百孔,被翻起的黄沙严重淤塞河道,几乎成了“悬河”。
而这里恰是“十年九淹”的重灾区。该县地处鄂东北暴雨中心带,每一条船都是河道行洪安全的心腹大患。村民也提心吊胆,一旦发水,新昌河大桥及周围河堤很可能被冲垮。
村民们担心家园被毁,却再不敢与采沙业主发生正面碰撞。一个村民告诉记者,他听说,临近某地区,一个采沙老板曾因铁沙与村民发生冲突,结果开枪打伤村民。
在团风,海事处的工作人员对于记者“跟随执法船只登上采沙船采访”的要求面露难色,“万一采沙老板知道是我们将记者带来的,生气了怎么办?”
而在罗田,地方政府曾要求,5月1日前必须将已开采河道全部平整;汛期内所有采沙船停采,撤离河道并锚固;严禁在基本农田和水库工程保护范围内开采,已采的要恢复原状。
虽然大多数采沙船目前都已停采,但河道平整远未完成,仍有一些采沙船顶风作业。
“这些大摇大摆作业的采沙船背景有那么简单吗?!连一些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惹他们。”有村民抱怨。
青海省化隆县、贵州省松桃县以及广西合浦县是我国的三大黑枪基地,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贫困,黑枪制造者共同追逐的都是暴利。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7月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小武器非法贸易问题,认真落实联合国小武器问题《行动纲领》。近年来,中国执法部门收缴并销毁各类枪支共计400余万件。
撰稿/杨 江(记者)
“黑枪金三角”:青海化隆
2005年7月6日,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抽调21名民警,经过4个多小时的跟踪和守候,一举将准备非法买卖枪支的犯罪嫌疑人马胡三呢、马么来抓获,当场缴获仿“六四”式自制手枪10支。
在半年多前,由公安部督办、铁路警方全线出击侦办的2003年“12·18”涉枪大案,经过数百名铁警历时近一年的辗转征战终告侦破,此役打掉十余个非法制造、贩运、持有枪支的犯罪团伙,摧毁交叉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域的贩枪网络,成功切断了一条从西北地区横贯中原流向东南沿海的贩枪暗道。此案中有168支非法自制的黑枪从西北流入东南沿海,举国震惊。
近年来,以青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贩枪轴心”已经形成。青海省公安机关10年内共抓获涉枪犯罪嫌疑人2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及零部件万余件,制枪工具千余件,捣毁制枪窝点60多处。2002年破获的一起枪支配件案,从黄河里捞出枪支配件就有1000余件。
化隆,这个青海省东南部面积2740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24万的贫困小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制贩黑枪而日渐闻名。根据公安部门已经破获的案件,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新疆、西藏等省区的非法买卖枪支案几乎都与化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此地在解放前曾是马步芳的兵工厂所在地,制枪业有“群众基础”。在牙曲滩村,几乎家家都有造枪作坊,造枪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制枪。
化隆黑枪大多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支仿“六四”式手枪成本仅二三百元,就地卖给第一道贩子不过几百元,运到西宁则涨到一千多元,而贩运到外省最高可达1.5万元。
过去枪支主要贩卖到牧区,供牧人打猎,现在主要贩卖到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到黑恶势力手中,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暴徒则成为涉枪犯罪主体。黑枪涉案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建筑房地产业,为争项目夺地盘,甚至动武火并;二是桑拿洗浴、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雇佣“看场子”的打手;三是一些私设赌场、赌球和所谓的“博彩业”;四是贩毒、吸毒人群,用于保毒资,黑吃黑;五是在商业区域欺行霸市者;六是少部分私人企业主、暴发户的雇用保镖。
有迹象表明,“12·18”涉枪大案告破后,化隆地区的黑枪制造并未收敛。今年1月1日至13日,西宁警方就又连破3起特大贩枪案。
就在1月,重庆警方也告破“11·30”特大涉枪案,警方统计,这起特大贩枪团伙案涉案人员多达81名,涉案枪支多达119支,跨青海、四川、武汉、重庆等地,枪支全部由青海省化隆县黑枪窝点生产,通过租车或者自驾车的方式,从青海运出。
化隆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在全县枪患严重的德恒隆、沙连堡、群科3个乡的19个重点村庄,人均不到4分地,年人均收入不到千元。
当地人试图靠贩枪走上暴富道路,仿制一支“五四”式或“六四”式军用手枪只要不到7天,成本不过200元,利润有数百元左右,半自动步枪更可卖数万元。
自上世纪90年代,青海方面打击非法制贩枪支的行动从未间断,但受暴利驱使等原因,化隆县制贩枪支犯罪活动反而出现了蔓延升级的势头。一些隐藏较深的漏网犯罪分子不仅继续非法制贩枪支,有的还逃到省内其他地区,开辟新窝点。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颁布与实施后,国家对非法制造枪支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为此,黑枪制造者将老虎钳、电焊机等工具搬到储存土豆、苹果、萝卜的地窖。地窖设在前院与后院的墙脚隐蔽处,进退方便,甚至挖了通往别处的地道用来逃跑。地窖里面安装了电灯,而开关设在外面,一但发现可疑人来家串门,外面的人只要拉下开关报信,里面立刻就一片漆黑,停止工作。
“地下兵工厂”非常简陋,造枪者也大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造出的枪支却可谓“精致”,而且造枪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有的制贩枪支犯罪分子与省外贩枪团伙包括原军工企业内部不法分子相勾结,从河南等地购进原材料、半成品以及造枪工具和技术资料,使自制枪支仿真度和精密度越来越高,杀伤力越来越大,非法制贩的枪支数量越来越多,贩卖流散的地区也越来越广。
“12·18”案揭示出,当地由过去只能制造小口径手枪、仿“五四”式手枪和左轮手枪,发展到制造仿“六四”式手枪、仿微型冲锋枪。最初普遍使用的民用小口径子弹也已经被军用子弹所代替。一般军用“五四”式手枪的有效射程为50米,而这些非法制造的枪支几乎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精密度较高,杀伤力也较强。
正因如此,在贩枪黑市中,化隆县出来的枪支颇受“追捧”,标价很高,于是其他地区制的黑枪甚至会假冒“化隆造”。
中国目前仅有两个县有缉枪大队,其中化隆县公安局就下设一个,于2001年成立。2003年11月,化隆县群科镇又成立了公安分局,尽管如此,目前全局民警人数仍只有75名,民警与全县总人口比例仅为万分之三点一,警力严重不足。
而在化隆,无论是制枪团伙还是贩枪团伙,大多是以父子、叔侄、兄弟等血缘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组成家族式制贩模式,给打击工作又造成了难度。
鉴于化隆枪患的恶劣影响,青海省决定从今年6月10日起至年底,在全省开展一场代号为“利剑行动”的打击制贩枪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眼下,一场整顿黑枪的行动正在高原腹地如火如荼地进行。
贫困“毒瘤”:贵州松桃
2005年6月,湖南常德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贩枪案,案犯皮学军自2004年11月以来,以每支1500元到4200元不等的价格从贵州松桃县购得仿“六四”式手枪26支、子弹30余发,再以2000元到5000元的价格回常德贩卖。
松桃县位于黔、湘、渝三省市的接合部,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是贵州省最穷的地区之一,当地老百姓的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
松桃县是我国第二大黑枪基地,因为贫穷,该县为了让小孩上学而造枪、卖枪挣钱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造枪。
自1992年以来,当地民间制贩枪支逐年增多。松桃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1992年至1996年6年间,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支,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
自1993年,该县销往相邻省县的枪支不下5000支,仅1996年3月10日,湖南怀化有一个人在松桃便买走50支仿“五四”式手枪。
2004年11月25日起,邻近的重庆警方开展了打击涉枪犯罪专项行动,至当年12月30日,收缴各类枪支7186支,子弹3万余发,购买黑市枪支的主要是“操社会”的小青年,有的是为防身壮胆,有的是为倒卖牟利,也有少数人是为了年关抢劫作案。而重庆境内的这些非法枪支主要就是来自贵州松桃。
警方数据显示,当地造枪点在1992年只发现4个,几年后就增加到近百个,人员也增长了5倍多。有的造枪点由单家独户发展至整组整寨专业制贩枪支,制贩人员中有党员、村干部,有不满14岁的孩子,也有60岁高龄的老汉,有“夫妻兵”,也有祖孙三代同上阵的。他们中有的长期以打铁卖铁为幌子,暗底下却以造枪贩枪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黑枪的“致富示范效应”,在松桃县制造黑枪的村寨由当初的几个迅速发展至几十个。早在1996年,松桃警方就在大兴镇婆硐、高岩等11个村寨中搜查时发现,有84户农民在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而在大兴镇的毛溪村,最严重时期,22户人家中竟然有21户人家都在造枪。
2001年4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治爆缉枪”行动,松桃县仅在这一年就缉枪5600余支,其中仿真手枪就有100多支。
专家认为,要想彻底根除非法制造枪支的毒瘤,除了要继续加大对非法制造枪支的打击力度,还要加大扶贫力度,帮助农民有正常的脱贫收入来源。这几年松桃县黑枪整顿效果明显,黑枪生产已呈萎缩态势,正与当地注重对“枪民”扶贫有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