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究竟是被谁击落的? 05年8月份最新解密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为何蒙冤自杀
★苏联1983年击落韩客机真相:机上只有29名美间谍
★韩国科技起步晚中国10年为何反超？
★布什如何接待胡锦涛
★F117究竟是被谁击落的? 05年8月份最新解密
根据美军逃生的飞行员汇报，在爆炸前，没有接到任何被雷达锁定的报警，而且连红外导弹接近报警都没有收到，究竟是什么武器击落了F117呢，当时的确是个谜团，因为美军排除了当地部署有南军大口径高射炮的可能，而当时被击中的高度也绝对不是小口径高射炮弹可以抵达的高度，如果是被战斗机击落，当时北约预警机也未发现该空域有南军战斗机出现，所以美国在推翻南斯拉夫暴政集团后立即进入南斯拉夫调查此事，结果真相竟是被1枚极其过时的SA3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SA3是依靠无线电指令制导的落后导弹，按理根本不对现代北约飞机构成威胁，更不可能被SA3在毫无警告的状态下击中，当SA3导弹飞过来时即使是极其落后的警告系统都能立即捕获到它的制导波束，发出导弹来袭警告，但美军的F117却的确是被SA3击落的，从F117残骸中取出的弹片明白无误的显示那就是SA3的弹片，在击落F117的现场附近还发现了1发SA3的弹体残骸，搞笑的是，距离F117被命中地区最近的SA3导弹阵地也在50公里外，而SA3的最大对空射程才30公里，也就是说F117当时根本不在南军SA3阵地的射程内，而南军的SA3作战纪录，当时也没有朝那个方向射击过什么目标，那么这枚SA3是哪来的？
经过双方对比了作战纪录后，这才真相大白，搞明白了这枚SA3的来历，原来在当天夜晚，除了F117以外还有美军的F16机群攻击，这SA3正是抵抗F16空袭发射的，然而由于北约飞机的干扰，南军所发射的SA3全部偏航，无一击中目标，阵地还遭到了轰炸损失严重，F16投弹完毕后扬长而去，而发射出去的SA3在失去动力后不久相继自毁，南军防空阵地也开始进行设备抢修。谁也不知道有1枚SA3并没有在规定时间自毁，这样就沿抛物线飞行到了对空射程以外，成了1发地对地导弹，而凑巧的是，在这枚地对地导弹下落途中F117正好就飞到了SA3的下落弹道中，不知是自毁系统此时迟发火正好动作，还是弹上近炸引信还在工作，这枚无动力下落的SA3在1架F117上方爆炸了，落下的弹片击中了这架F117，其中一个弹片打穿了飞机发动机的油路造成这架F117坠毁，所以美军飞行员没有得到导弹瞄准告警，飞机上探测导弹尾焰的红外线告警装置也没有发现导弹接近飞机，美军飞机莫名其妙就被打下来了。南军当时也不知道此事，是几个小时后有农民报告才知道有F117坠毁，所以美军才轻易救出了飞行员。
真相大白后美国将被击落的F117座舱罩，弹射椅，发动机残骸以及飞行员携带的物品赠送给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航空博物馆永久保存，并将美南联合调查组从F117机身内部取出的部分SA3碎片留给了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航空博物馆，作为这次伟大巧合的纪念，其余全部F117残骸以及部分弹片被美国回收保存，根本没有被中国拿走!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为何蒙冤自杀
2005-09-01 来源：雅虎文化: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
厌恶江青、陈伯达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来，风满华夏。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历史终于还他以公道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摘自《毛泽东的秘书们》，叶永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苏联1983年击落韩客机真相:机上只有29名美间谍
中新网8月31日电: 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1983年9月1凌晨，一架从美国安克雷奇市飞往汉城的韩国波音747客机在萨哈林上空被苏联空军击落，震惊整个世界，美国媒体称有269名乘客遇难，其中有69名美国公民，美国准备进行报复，世界处于核战边缘。
但是，事件真相并非如此。多年来一直研究此事的俄军事历史学家科列斯尼科夫教授查阅了许多内部文献，走访了许多当事人，调查发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他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准确地说，这是北约蓄谋已久、精心准备的一次情报侦察行动。我们和美国人早已知道这是一架间谍飞机。事实上，这是一次战斗，死亡的人不是官方公布的269名乘客，而是29名美国间谍。”
1983年9月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证实苏军歼击机拦截了波音飞机：“苏联飞行员在制止入侵飞机时无法判断这是一架民航飞机，在深夜，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飞行的飞机没有打开导航灯，而且不回答问询信号。”
这架波音747是在9月1日凌晨进入苏联领空的，此前经常有类似情况发生，最后都得到了和平解决：入侵飞机在做出“迷路”的答复后立即在苏联空军歼击机护送下离开苏联领空。但是，这架波音飞机不仅没有飞离苏联领空，对苏军警告不理不睬，而且立即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机动，远离苏联防空区，飞到了部署有洲际导弹的苏联绝密核潜艇基地上空。
长期以来，军事专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苏军为什么没在波音飞机飞近绝密设施前将其击落或武力迫降到苏联机场。
时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的特列季亚克大将(后升任苏联防空军司令)日前终于透露了这一秘密。他说：“我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了，已经什么都不怕了。20多年过去了，苏联不存在了，秘密也就不存在了。我觉得是到了说出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第一，从波音飞机进入我们领空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掌握了其乘员与北约情报基地和特工机关所有谈话情况。我们本可多次摧毁这架飞机，但没有做，因为它如果在堪察加上空爆炸，可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可能会引爆潜艇上的核弹药或其他设施，其爆炸强度将超过日本广岛核爆炸；第二，如果我们把波音飞机迫降在我们军事机场，那里部署有装备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美国人可能会直接近距离地引爆自己的飞机。”
苏联对坠机的调查证明，这种爆炸是完全可能的。波音飞机被苏军歼击机击中后，又飞行了17公里，才在中立水域上空爆炸坠毁。爆破专家确认，飞机坠毁是由机舱内部威力约4吨的爆炸物引起的，苏军发射的导弹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特列季亚克大将说：“专家迅速认定，飞机上确实有爆炸物。坠机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大的碎片，原因是爆炸威力较大，这些爆炸物是防范苏军迫降时用的。乘员有摇控装置，可以在苏联机场引爆飞机。从安克雷奇起飞时，飞机耽搁了40分钟，使到达苏联领空的时间与美国侦察卫星经过堪察加上空的时间一致。这是一架间谍飞机，而且沿从未飞行过的航线飞行，附近有两个防空导弹营，飞机正好在其飞过，保证自己不会被击落。”
当时，直接参与此次行动的苏军航空师长科尔努科夫少将(1998-2000年升任俄空军总司令)和副团长、歼击机飞行员奥西波维奇中校透露了击落波音飞机的内幕。通常情况下，没有国防部长的命令，师长或飞行员无权击落入侵飞机。不过，此次情况特殊，局势非常明显，科尔努科夫少将事先没有得到俄军总参谋长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的批准，自行做主，下令击落敌机。
奥西波夫说：“我最初想迫降波音747，发了要求其降落的飞行信号，甚至警告性地开火射击，但波音飞机没有任何反应，之后突然抛下油箱，实施机动，远离歼击机。我当时尽一切所能，追上飞机，它已开始飞离苏联边境。科尔努科夫少将命令我将其击落，他在师指挥所里监视所有行动。我发射的第2发导弹命中了目标，但我要说的是，我只是击伤了飞机，并没有击落它，我是看着它远去的。”
科尔努科夫说：“我们没有违犯法律，没有越权，全部严格按照命令、条令和法律行事。现在，我还有一些问题：为什么装备了最现代化导航设备的波音747飞机不能判断自己已严重偏离航线，不及时修正？为什么乘员不回答问询，却借助机载和地面设备进行私人谈话？为什么对奥西波夫飞行员的迫降信号和射击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曾为总统服务过数年的有经验的机长忽视最基本的规则？为什么美日地面控制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避免粗暴入侵苏联领空？为什么飞机入境后不与苏联方面接触报告其飞机情况？”
特列季亚克说：“飞机坠毁后，苏联领导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军方则在坠机水域积极打捞碎片和乘员尸体。我们决定利用舰艇为美国人制造一个假坠机地点，他们上钩了，舰艇和直升机开始迅速赶往那个方向。大家最关心的是飞机上到底有多少人，不是说有269名乘客吗？现在，我可以绝对地说不了，事实上，机上只有29人。机载特种电子设备也泄露了波音飞机乘员从18人增加到29人的情况。确实，是打捞出了269名乘客的行李，但这都是美国故意安排的，以此制造269人死亡的假象，这些乘客可能根本没在安克雷奇登机。”(固山)
★韩国科技起步晚中国10年为何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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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1 中韩两国产业技术创新五年规划70%的发展目标相同，但是，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早已经挤进了全球前五强
创新能力源于民族精神。而中国科技发展，在官本位思想的长期腐蚀下，创新能力让位于政府公关能力;民间科技创新能力受制于传统的官僚管理体制。客观上造成了：科技管理部门提供的资金越多，科研部门主动创新能力就越小;经济越发展,民族创新的能力反而越弱的怪相。
韩国科技起步晚中国10年
漫步韩国街头，举目四望，韩国品牌的汽车招摇过市。可是在中国，街头最豪华的汽车都是外企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当许多人沉浸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兴奋之中时，韩国在科技领域已远远地走到前头。
科技部副部长尚勇6月在深圳公开对上百家企业代表说：“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远远领先？很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有很强的民族精神，并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
在举办足球世界杯期间，韩国全民的亢奋状态让全世界的球迷们深有感触。但是，仅有民族狂热显然是不够的，韩国科技主管部门把民族的精神变成了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并且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和发展本国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形成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评价体系。当我们热衷于市场换技术的时候，韩国人早已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制度。
朝鲜半岛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束以后，韩国百废待兴。在吸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之后，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且把科技发展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面对外国企业提出的诱人合作条件，韩国企业始终不放弃自有品牌。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培育，韩国在汽车、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站等项目上都拥有了领先世界的技术，并且成功地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继续推动韩国的产业革命。
可是在中国，土地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长期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首选。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短期内出政绩，甚至默许纵容科研单位利用虚假材料申报科研项目。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的模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满足于模仿他人，而缺乏民族气节，失去创新的能力。比较中韩两国产业技术创新五年规划，在70%的领域两国发展目标相同，但是，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早已经挤进了全球的前五强，可中国企业仍然徘徊在门外。
中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
民族精神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民族品质的集中体现。从功能上来看，民族精神首先体现为一个民族的凝聚能力，从价值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凝聚力，那么纵然有许多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创新事业，由于不能够形成合力，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仍然无法体现。
在中国并非没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但是在条块分割的官僚体制下，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某些地方，由于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科技工作者不但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反而由于缺乏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而陷入困境。
如果没有良性的促进科技创新机制,没有通过民主改革而形成的凝聚力,那么,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得不到创新的动力支持。
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在韩国,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如果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就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更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欢迎。因此，在韩国拥有自主的品牌，成为创业者最原始的动力。
而在中国，科技创新仍然源于政府推动。在政府主导下，科技经费的发放、科技成果的评估、科技成果的推广乃至科技人员的奖励都严重依赖政府。这样的科技促进体制，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容易产生苦乐不均的现象，容易培养伸手向上的惰性，甚至容易扼杀民间科技创新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注入科技创新内容
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必须从改变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入手，通过重塑民族精神，鼓励民间自主创新。至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科技统筹委员会，广泛吸收社会民间人士参加科技规划和资金分配工作。科技统筹委员会由总理直接领导,通过召开一年一度的科技统筹委员会，制定中国科技规划;根据规划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政府不再组织科技评审、不再组织项目验收、不再直接管理科技经费。科技统筹委员会可以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确定未来中国长期、中期和短期科技发展目标,可以通过投标招标的方式,公开科技资金的分配情况。
其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注入科技创新的内容。爱国主义教育不等于革命教育，更不仅等于革命先烈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宣传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把推动历史前进的科技工作者放在优先的地位。
第三，必须改变“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科技管理体制，将有限的科技资金,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拨付给最基层的单位。当前这种“对花浇水,根部缺乏水分”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乔新生)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韩国科技创新面面观
“必须创造明天韩国人吃饭生存的科学技术！”这是韩国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此话道出了韩国人追求科学技术的朴实心理，也折射出经济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创新的真理。韩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循着求生存的意识一步步走过来的，直至走到了较为辉煌的阶段。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布什如何接待胡锦涛
2005-08-31 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刘林 本报记者 邱永峥
正在美国西部休假的布什总统，通过其发言人正式宣布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后，美方就开始了更为紧张的准备工作。据白宫官员介绍，美方不仅在食住行等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为此次元首会晤营造气氛。
布什在8月24日的欢迎声明中说：“期待与胡主席就美中关系和继续建设一种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展开全面的讨论。”外界关注的是，布什将如何显示他对9月7日会谈的重视。
21响礼炮展现美方良苦用心
据报道，胡锦涛将于9月5日晚抵达西雅图，6日参观波音、微软等公司，当晚乘专机直飞华盛顿。预计7日清晨中方代表团抵达华盛顿。7日早，布什将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中午，布什夫妇在白宫以正式午宴款待胡锦涛。8日，胡锦涛将在布什的母校———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而后飞往加拿大进行访问。
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胡锦涛的来访，布什极为重视，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当属在白宫南草坪为胡锦涛鸣放21响礼炮。21响礼炮在美国人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只在重大场合才会鸣放。据白宫官员介绍，这在美国是级别最高的欢迎仪式。
耶鲁大学被称作美国“政治家的摇篮”，布什便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去的第一个国家便是中国———那是在1975年6月，他“投奔”时任美国驻华特使的父亲老布什，“到北京逛了一圈”。胡锦涛选择到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有着不一般的含义。
据《耶鲁日报》8月27日报道，胡锦涛可能在8日早上发表演讲，届时耶鲁大学的有线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耶鲁大学将胡锦涛的到来视为一种殊荣，校长理查德·莱文表示，他在2003年访问中国时，就向胡主席发出了邀请，没想到胡主席这么快就兑现了诺言。
白宫官员还透露，美方计划安排胡锦涛下榻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该宾馆建于1824年，被看作是美国国家历史的标志之一，如今成了美国总统政治会见活动的重要场所。此次胡锦涛受到这一邀请，也足见美方的良苦用心。
欢迎午宴更是布什夫妇要过问的事。截至目前，7日中午白宫的餐桌上将摆放哪些美食仍无人知晓，但有分析认为，不排除白宫会用中餐招待胡锦涛。这一分析首先源于布什对中餐的热爱。据报道，布什在宣誓就任美国第54届总统后的第一顿晚餐，是在华盛顿“北京饭店”享用的，他再次点了“北京烤鸭”这道菜。
除此之外，美方还刻意为胡锦涛的来访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据台湾媒体25日披露，布什政府为促成中美首脑会晤的成功，已决定取消一年一度的美台“蒙特瑞会谈”。“蒙特瑞会谈”是美台间最高级别的安全对话，自1997年以来每年都会举行。
另据“美国之音”等媒体报道，布什计划邀请胡锦涛在访美期间到他的得州牧场做客，以此表明美国重视发展美中关系。“美国之音”的文章说，白宫官员此前透露，布什在7月27日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时可能发出这一邀请。尽管目前看来布什这一邀请恐难成为现实，但却充分说明了布什对胡锦涛访美的重视程度。
会面、通话、通信两位领导人交往频繁
布什如此重视胡锦涛的来访，并非因为二人“素昧平生”。实际上，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活跃。
去年4月14日中午，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美国副总统切尼。餐前胡锦涛说：“两年前，我应邀访美，受到美国政府和切尼副总统的热情款待……对此我深表感谢。”切尼则回应说：“那是您和布什总统关系的开始。布什总统向您转达他个人的问候。他期待着在近期内再次与您见面。”
据透露，切尼所说的“关系的开始”，是由美国国务院提供的。2002年5月1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布什会面。
但实际上，早在2002年2月22日，布什访问中国期间，陪同他赴清华大学演讲并致欢迎词的便是胡锦涛。这一次，两位领导人近距离接触的时间更长，只不过没有后一次那么正式。
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与布什的交往骤然增加，形式也空前丰富。首先是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大大增多。仅以今年为例，9月7日在白宫的会晤，将是两位领导人今年的至少第三次会晤。5月8日至9日，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期间，7月6日至8日在苏格兰举行的G8峰会上，两人已有过面对面的对话。而在年底之前，两人还将有见面的机会———在9月中旬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成立6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两人可能再次坐到一起；布什已确定年底之前回访中国。
其次，两位领导人也频频通过热线电话进行交流。1年多以来，中美元首热线电话异常繁忙，仅媒体所报，两人就先后于去年5月29日、7月30日、10月7日、11月8日4次通话。在2003年7月30日晚的通话中，布什在谈及朝鲜半岛核问题之余，对中国防治非典取得成功表示祝贺。今年5月5日晚，胡锦涛应约同布什通了电话。当时国民党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刚刚结束。这说明，布什与胡锦涛的电话联系，已不仅仅局限于外交问题。
第三，两位领导人的信函往来也不少。今年2月，白宫资深官员格林访问北京时，带来了布什总统写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函。7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白宫时，也转交了一封胡锦涛致布什的信。
“今年夏天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美国为何如此重视胡锦涛的来访？分析人士指出，原因之一是，中美两国要谈的话题很多，两国领导人需要互相合作，解决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美方分析人士指出，在9月7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六方会谈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都可能是必谈话题。而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胡锦涛与布什每次会面、通话，几乎都会涉及这一问题。
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布什在白宫要见的将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领导人。《纽约时报》日前的一篇社论指出：“今年夏天是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批评中国国防预算过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对美国的威胁”……事实上，美国的这些行动无不来自短视的、没有合理根据的“恐华妄想症”。中国已经不是第二流的经济体。中国大量、持续购买美国政府公债，已成为美国经济稳定的一大支柱。在世界事务方面，中国的声音也不容忽视。社论认为，胡锦涛主席9月份对美国的访问，是布什总统巩固美中关系的一个机会。“美国到了用理智行为取代短视妄想症的时候了！”
《华尔街日报》则于8月25日引用专家的话报道说，胡锦涛此次访美以及今年晚些时候布什对中国的访问，表明美中两国的战略关系趋于稳定。两国的议事日程之一将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协调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美国———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