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原油管道开启能源新通道

　　据香港中评社文章，原题：中国也有权利建海外军事基地日前，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将境内唯一的深水港——瓜达尔港的控股权交由中国企业，这意味着，这个港口的经营管理将由中企全面接管。此前，瓜达尔港是由新加坡港务局控股并运营管理的，新方转让股权的原因是近年货运量严重不足，运营方难以为继，无利可图，所以做出了退出的决定。

　　不过，外界对中国企业接手瓜达尔港却赋予了商业因素以外的内涵。英国《金融时报》称，瓜达尔港股权转让的背后有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一直密切关注中巴之间往来动向的印度媒体更是将其直接升级到战略高度，《印度快报》直言“中国接管的是战略控制权”，《印度时报》则担心这是中国在南亚利益扩张的表现，最终将形成“对新德里的包围态势”。

　　毫无疑问，这样的猜测属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少目前，中方控股瓜达尔港只是企业行为。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当初从乌克兰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也是中国澳门的一家企业，但不是也被中国军方获得，并被改作军事用途吗？这些人由此得出结论称，中资企业接手瓜达尔港，是为今后中国海军以此为军事基地做的铺垫与过渡。

　　我们毫不认可这样的猜测，但与此同时也要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该或者没有权利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中国是否准备建海外军事基地，与中国是否有权这样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上述种种非议却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中国不应拥有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前提的前提则是中国海军不应走向远洋。问题是，这样的前提能成立吗？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经济利益现在已经遍及全球。这就需要一支远洋海军为其保驾护航。而拥有自己的海外军事基地，对于远洋海军建设来说是件事半功倍的事，这就等于延长了海军的臂膀，是大国战略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为何“老二”这样做就会引来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呢？

　　显然，就应然性而言，中国建海外军事基地无可厚非。而从可行性上说，中国这样做的条件也愈来愈成熟。近年来，中国海军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多批次的亚丁湾护航，目前已经常态化。此举的意义不仅在为中国商船提供了国际水域的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为海军的远洋活动确立了正面形象。因为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国商船，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商船。护航期间，但凡有国际商船提出急救要求，中国军舰都是尽可能予以满足。所以，亚丁湾护航说到底保护的这片水域的畅通。这样的事实，显然有助于打消外界对中国建设远洋海军的疑虑，让世界相信这对世界来说是福音，而非威胁。

　　另外，中国的友好邻邦也有让中国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愿望。去年，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穆合塔尔明确表示，巴方已经请求中国在巴境内的瓜达尔港建一个海军基地。穆塔尔还透露，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不久前访华时，已经正式向中方表达了这一请求。巴基斯坦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于巴方来说，中国军舰停泊在其港口内，可以为其增加安全底气，这在因去年美国越境击毙拉登导致美巴关系骤然遇冷后，意义显得特别突出。

　　当然，目前中国政府出于多方面考虑，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比较谨慎，对于巴方的这一请求，也未予肯定的答复。这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国防政策和理念上的。长期以来，不结军事同盟以及不建海外军事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国防政策的一个原则。基于这样的原则，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陆海空三军从未在境外有过永久性军事基地。

　　不过，凡事都应该与时俱进。举个例子，过去中国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是对派驻国内政与主权的干涉，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最大参与国之一。同样，国防理念也应该顺应形势发展的。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军队建设的着眼点就是“保家卫国”，而且“保家卫国”的内涵就是保护国门之内的国家利益。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海外，“保家卫国”的内涵也应该拓宽，中国的海外利益理应属于军队“保家卫国” 的范围。而要履行好这个意义上的“保家卫国”使命，中国海军拥有自己的海外中断站——军事基地，就是一个必需选择。

总结十年政改得失　提未来5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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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9月10日电／人民日报今日刊文称，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我们党历来重视行政体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回顾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近10年的进展、成就与经验，研究行政体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势，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不久前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与会者提出，应在回顾、总结行政体制改革近10年的进展、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思路、方式和举措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主要成绩与基本经验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显着成效。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建设全面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制度和机制建设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稳步提高，等等。10年来，行政体制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始终遵循上层建筑改革必须与经济基础变革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始终保证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思路、措施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
的事项管理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加强社会建设，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意志决定国家行政管理的内容和形式。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必须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应按照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明确长远目标下的近期目标，做到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仍不清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尽管多年来政府职能历经多次调整改革，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对微观经济运行管得过多、过细。与此同时，行政审批事项还较多，一些行业垄断经营问题比较突出。

　　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较弱。政府缺位、越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方面，在一些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还存在“缺位”问题，如市场监管职能在一些地方、领域履行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质量标准，数量有待增加。另一方面，在一些本应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存在政府“越位”问题，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导致政府责任过大、风险过于集中。

　　政府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协调运行机制时有不畅。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能够明确部门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当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还不十分清晰，财力配置不尽完善；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个别部门同时承担着审批、执行、监督、评价等多个职能，部门之间合作、协调机制不顺畅；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尚需进一步加强。

　　深化改革的重点环节

　　未来几年是我国深入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到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切实将政府职能转移到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积极建立市场主体自律与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须以加强公共服务为着力点，推动政府转型。一方面，该由政府管理的一定要管理好。比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应通过合理的财力配置保障国民获得大体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一定要转移出去。应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培育可承接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新型结构。

　　进一步优化政府结构。合理的组织结构、协调的层级体系，是行政权力顺畅运行的重要基础。一是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大部门制改革有效解决了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难题，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坚定、持续地深入推进，并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需要防止和化解权力过于集中、领导职数过多、职能整合不到位、机构设置上下不衔接等问题。二是继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继续调整、优化不同层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向中央集中，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体制，理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完善的行政法制体系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行政法制还不完备，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使政府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严格依法行政，完善执法程序，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

　　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改革，应抓住重点，搞好顶层设计。应将事业单位分类作为这项改革的基础，加快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新型政事关系。其要点是区分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将事业单位打造成公共产品的生产主体之一，成为政府的助手和伙伴；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重在构建以理事会为中心，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新模式；高度重视事业单位改革的政府条件，确立事业单位相对于政府的正确定位。另外，须解决好事业单位改革后经济上的可持续问题。这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形成战略目标，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形成透明、多元化参与的治理结构；形成多元化的筹资体系；形成复合型人力资源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

　　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实现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相互促进，应抓住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逐步实现政社分开，使政府与社会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关系。高度重视政府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主导作用；政府应为社会组织发展让出空间，放权给社会，培育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修复能力。二是大力扶持、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形成灵活的协调机制，有效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合法利益。三是积极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类型、方式等问题，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改革，形成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格局。▲◆★●■☆

中国将更频繁巡航钓鱼岛擦枪走火几率增大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9/10/17481524_0.shtml

2012年09月10日来源：东方早报作者：吴挺

野田佳彦8日为出席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会晤做准备。本届日本政府因处理领土争议问题不力受到多方指责。

■ APEC峰会上与日本首相短暂交谈

■ 要求日方同中方一道维护双边关系大局

当中日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两国政府仍然借助一切可能的外交沟通场合，竭力避免事态走向危险边缘。

昨天，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间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当前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郑重指出，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以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这次中日领导人的会晤，是自今年5月野田访华出席中日韩峰会以来的首次，也是日本政府与东京都“争购”钓鱼岛以来首次。

不过，日本政府似乎铁了心要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愈行愈远。就在今天，日本政府将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如果顺利的话，将在11日与号称是“土地权所有人”的栗原家族签署购买协议。

对于中国将就日本的上述行径作出何种反制措施，有分析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如日本媒体猜测的那样首先打出经济牌。“首先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外交层面的抗议和斗争，配合以海上巡航方式宣誓中国的主权。”

中日双方都谈“大局”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昨日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交谈。就当前中日关系，胡锦涛郑重指出，近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在钓鱼岛问题上，胡锦涛表示，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来自日本媒体的消息称，昨日上午，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全体会议开始前，日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约15分钟非正式交谈。野田在交谈中提出“希望从大局出发进行应对”，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乃至本地区来说都是机遇。今年恰逢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中两国应该深化战略互惠关系，从大局出发，处理目前所出现的问题”。

野田还就7日发生的中国云南彝良地震表示了慰问。就在不久前，野田委托日本外务副大臣山口壮赴北京代送了一封亲笔信给胡锦涛，同样强调了“深化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调。

日本媒体认为，从日本各电视台播放交谈时的录像来看，胡锦涛和野田神色凝重，周围旁听的随同表情也可见交谈内容的严峻程度。

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教授认为，会面传递出中国重视中日关系大局的信号。“会面本身说明中方并不是要关闭与日本的外交沟通渠道，而是想要日本倾听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张和看法。”

2010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撞船事件恶化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河内东亚峰会前，在休息室同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进行了“寒暄”。

另外，在8日的晚宴上，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也寻求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进行了短暂会谈，就“当前的日中关系”交换了意见，也对彝良地震表示了慰问。

经济反制是双刃剑

在前往俄罗斯前，野田曾通过美国媒体表示，将谋求中方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给予理解，“这是为了继续平稳安定地维持管理，也将向中国作出解释。”

日本政府此前曾辩称，尽早实现所谓的“国有化”，能够将中方的“对抗情绪”降到最低，原因是“国有化”举动是为了预先阻止右翼分子前往争议岛屿宣誓主权及建造设施。但这一立场在中方看来完全不成立，真正目的是要借机强化对钓鱼岛的主权。

尽管野田政府竭力对外展现想要控制钓鱼岛事态升级的姿态，但日本政府将于11日与所谓的钓鱼岛“岛主”签订“购岛合约”、实现所谓“国有化”的计划势必加剧中日关系的紧张。

作为东亚毗邻的两个大国，以及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间的经济依赖性已达空前程度，尤其是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需求，眼下，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统计贸易总额达3400亿美元。由此，有日本媒体预计，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首先可能打出经济牌。

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高洪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认为，首先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外交层面的抗议和斗争，配合以海上巡航方式宣誓中国的主权。

“大力度的国家主权宣誓意义上的巡航，无论是渔政还是海监都会较好地执行我们的意图，给日方造成比较直接的压力，当然前提是双方现在都不想打仗，所以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宣誓主权巡航的常态化巡航，应该是比较好的手段。”

他说，如果日方继续采取相应的回应措施、甚至引起事态升级的话，政治和外交斗争才会波及到经济领域，造成严重的经济关系倒退。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也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再采取2010年那样的全面的反制措施，即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反制。“这种反制对于中日是把双刃剑，制裁了日本，但也伤及中国经济本身。”他说，“因而采取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而中观层面的反制——包括更频繁地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派渔船护航等——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如果日本同样采取强力反制措施的话，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大，局势将比较危险。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日前发表文章主张，南海和钓鱼岛争端近期不可能解决，但可以寻求分享资源的方式，这是目前情势下的唯一出路。

“中国国力在壮大，日本受制于财政状况和宪法，美国亚洲战略再平衡，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又没有绝对的主导力量，靠发动一场重大战争来决定结果，代价又太大。”

他进而呼吁各方不要在领土争端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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