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欧元中国为何迟迟不肯明确表态？

　　何喜华：贫穷问题在本质上出现了变化。过往港英年代没有特别定义什么是贫穷；回归之后，大家认为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董建华成立了扶贫委员会，开始讨论贫穷这个问题，于是香港慢慢出现所谓贫穷的界线。政府虽然不承认贫穷有界线，但最终还是接受扶贫委员会的建议，用一条线去划分，研究有多少人生活在这条线之下、他们是谁、他们怎么过日子，我们现在有20多个指标。

　　三十年前，我刚开始做社工。那时候，我在木屋区工作。在港英政府取消抵迭政策之前，外地人只要来到香港、进入市区就可以留港。在80年代头几年，有50多万人来到香港，他们有的是合法来港，有的是非法来港。当时特别有很多华侨想经香港离开中国内地，但最后他们都留在香港。我那时负责在木屋区组织这些人。他们工作得很辛苦，有时加班到晚上10、11点，生活很简陋。

　　他们虽然生活得很苦，我却感受不到他们有抑郁、郁闷的情绪。而现在的穷人则有很强的抑郁感。以前穷人经常加班，但赚到钱，所以木屋区后来出现小厂户，接订单，慢慢发展起来。其后在木屋区旁又出现汽车维修等小型店铺。

　　由此看来，8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蓬勃，带动产业多元化，即使街边卖鱼蛋都卖到手软。而且因为产业分工的关系，当时的人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点，他们有机会向上流动。当时不是人人都读很多书，读不成书的人可以去做学徒，像我爸爸做玉石也收了百多个学徒。我觉得当时工种很多元化，社会形态跟现在很不同。

　　现在我落区，什么时候都能见到街坊，因为他们没工作。就算有工作，都只是一个“做”字，每日做10、12小时，工资依然很低，而且没有晋升机会。很多低收入工种也不能使人累积经验和资本。像在老人院工作，就一辈子都留在老人院；像送速递年轻人，很难有晋升的机会。中央政策组做了一项研究，指出大约四成人在过去几年都曾试过向下流动，这都跟分工有关系。现在大集团的管理和分工跟过去餐厅的做法有很大分别，一人只负责一个部分。如果在这种流水作业的过程中，只负责某一部分，那就永远不可能有移动的机会。

　　中评社记者：在二元经济中，有少数人可以从事高增值行业，但大部分人只能做低增值的工作。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你认为呢？

　　何喜华：现在香港人口结构有很大问题，工作人口有360多万，当中有百多万只有中三以下的学历。至于产业多元化方面，现在工种又不够70、80年代的多。所以这批较低学历的人有什么出路呢？香港本身的制造业很早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虽然有人提议重新发展，但事实上很难。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像德国一些低增值产业都转移到东欧国家。唯一办法是政府要重新分配资源。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将财富转移到低下阶层，创造职位，改善社会。韩国政府前几年通过法例，先由政府设定目标，改善整体国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政府再改造城市、环境。至于日本政府则非常着重老人服务。政府要投放资源在这类工作上，低技术人员才能有工做。

　　香港都应该这样做。但我们的问题是：特首曾荫权已经设定了一个炸弹，讲明未来政府在社福开支上不能超过GDP20%。但这有理据吗？如果用其他类似香港的经济体系比较，新加坡、日本的社福开支都超过GDP20%。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提升社福开支和GDP的比率，更何况香港财政储备现在有5千多亿。另外，在07、08年，香港政府调低利得税到16.5%，又把个人入息税调低，库房因此每年少收50亿，这50亿可以处理很多社福界提出的诉求了。

　　曾荫权说，贫穷在资本主义市场下是必然会产生的。他这样说是回避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贫富悬殊的问题，但贫穷问题，政府要处理却没有处理。加拿大、澳门一样有贫富悬殊的问题，但当地穷人的生活水平比香港穷人要好。

　　根据社联数据，香港贫穷有120万。这个数字怎么来？我们把家庭入息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线。现在个人入息中位数是7000元，一半，即是入息低过3500元的人就算穷。这些人怎么生活？现在家庭入息中位数是1万4千多，一半，即是入息低过7300元的家庭就算穷。这些家庭生活非常紧绌，其中住屋方面的问题更是紧张。现在有近10万人住在板间房、劏房、棺材房，但事实上，这数据是被低估了，因为这个数据并不全面。其实很多工厂大厦里都设有劏房，不过由于人口普查不会寄信到这些地方，所以政府在统计时就遗漏了工厂大厦的数据。同时，有些笼屋业主在收到政府的统计信件时，都只会随手把信件丢掉，所以政府在很多时候亦遗漏了笼屋的数据。所以，我认为真正数目应该不止这个数。

中评社记者：梁振英认为贫穷问题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你的看法呢？

　　何喜华：贫富悬殊的确是香港很首要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希望社会过于两极化，不希望看到有些人花几万块吃一顿饭，但同时有些人却为了节省交通费，从来没有离开过天水围出市区，甚至连坐一程巴士也要考虑清楚。有些低下阶层的街坊甚至因此失去抗辩能力，有时候我们召集他们出市区请愿，他们却表示没办法负担交通费，我们机构就唯有补贴交通费，让他们有钱出来请愿。我们不愿见到有些人生活得这样郁闷，不想他们看不到希望。功利一点来看，如果社会不改善这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代必然会受到影响，社会将浪费很多人才，这将对社会造成沉重负担，亦会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稳定，所以我觉得一定首要是处理贫穷问题。

　　中评社记者：你对未来特首有什么期望？

　　何喜华：我觉得未来特首先要认识社会问题，而且一定要承认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

　　我觉得未来特首一定要把握到香港社会的脉搏，只有勇于承认问题，他才会想办法处理。对于未来任何一届特首来讲，这些都是他们的必然责任。

　　政府经常说，要做到公屋户“平均三年上楼”，但实际上，由于政府订下的种种限制，基本上不能达到这目标。而且，政府说的“平均”并不是说三年马上上楼，而只是得到一个获得等待上楼的编配机会，最终不代表申请人一定能上到楼。现时公屋的编配机会是，政府将申请人编排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申请人不满意编配的话，就要等多一年，所以申请人上楼的时间肯定不止3年，那我们向政府查询申请人实际上楼的时间，政府却说没
统计数据。不过，你真的相信政府没数据吗？

说到天水围的街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安置了居民，就说解决了住屋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他们的工作这些连接生活的问题。其实，我们社会还有很多有需要，但是不肯申请公屋的基层市民，他们有些在油麻地工作、有些在深水捗工作，有些就是“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在哪里工作，就在附近租廉价房子。为了节省交通费，他们宁愿住在素质较低的房屋，也不愿被安排到离市区较远的公屋，有人甚至选择露宿街头，有些人家在深圳，只是在星期六才回家。所以，要处理房屋问题就要看清实际情况，要找人“落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不要单看数据就以为已经解决问题。

　　有时候，一些社会问题是由官僚制造出来的，你一定要有能力驾驭这些官僚系统。就以土地为例，政府现在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土地不足，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香港就完蛋了，而且根本不用再发展，曾荫权甚至为这问题在“策发会”上发脾气。我们当然明白当中难处，关键的是，政府首先要制定政策目标，然后下面的机器才会动，政府说每年要建15000间公屋，其实最终只要达到指标就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当年董建华先生在制定房屋政策时，我也有参与其中。当年的“八万五”是个客观科学的理据，我们当时有一个供求模式，预算了人口结构的变化，研究了一般人的收入，同时又根据他们的意向。当时规划处统计了二万几户，于是就推算了公屋和居屋的大概需要，我们当时推算了8万这数字，但董先生就怕土地贮备不足和人口变化大，所以就将目标加大一点，加到八万五。然后，所有有关部门就要根据“八万五”这目标，找寻未来15年所需土地。为什么要15年？因为从建设到落成楼宇，我们需要大概15年时间。所以，关键是要先知道订立政策的目标，然后才能推动下面的部门。

　　中评社记者：今年的施政报告，市民反应尚可，你怎么看呢？

　　我们社福界最不满政府是，每年都会做一些好事情，今年也是，比如老人可用两块坐车，但其实我觉得这只是惠及公共事业，这两块钱是额外补贴给他们的钱，老人家自己用两块钱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相信，很少有老人家因为这两块钱就周围游，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是，因为现在实施最低工资之后，很多安老院的成本提高了，所以加了价，约300至500元。现在拿综援的老人约有4万多人住在这些安老院中，这些综援是不够的，今次也都加了200多元给他们。虽然每一届政府都会多少涉及这些方面，但是我希望能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一个结构性的解决。

　老人是一个很重要范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退休保障方面，怎样让老人有一个整体的退休保障呢？这不是说在今年拿钱的基础上再加多一个月综援，不是给困难的安老院老人加多少少钱，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非常之重要。怎样建立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呢？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好。

　　2，在医疗方面。老人最关键的就是医疗，因为人老之后病就多，而且老人的医疗费用也比较贵。所以应该减轻老人在医疗方面的负担，或者使他们的医疗照顾质量更加好，这就涉及了整个医疗的融资。因为医管局现在既没有足够的钱又没有足够的人手。说真的，现在有的医院连磁疗共振都没有，而大陆每间医院都有，我们香港连最基本的磁疗共振多没有；另外有的呢，排队都排了好几年。你要是想快一点，那么就去私家医院，一次就要花六七千块。拨一点钱做保底和实际改善医疗服务，相差很远。

　　3，院舍照顾方面。现在轮候等待入住院舍的老人约有2万7千多人，护理安老院现在有500间将来会增加到100间，但是等待住进这些护理安老院的人却有3000多人。而伤残、弱能人士等待入住院舍则要等待10年。这几乎就是死一个才能新进一个人。这些都是政府基本规划要做好的东西。

到这里我又想重申一下，政府总是只拿很少的钱，而且都是一次性的措施，没有一个结构性、整体的规划。另外，有时即使拿钱出来都没有用，因为规划不到位根本没有配对的人手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港英年代曾定过相关白皮书，定下一个目标一定要做到，但是之后就没有了。另外，单单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需求方面的增长幅度。

　　对于香港是否会走向福利主义，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恐吓。很多项目因为政府开支不可以超过20%而被搁浅，虽然只有20%，我们仍然有空间去调整。香港每年的利得税至少都有50亿，这50亿都可以有很大的改动；或者通过基金，比如政府拿出500亿出来做医疗融资，每年即使有5%的利息就可以够医管局做很多事情。所以所谓的“福利社会”，离现在的香港仍然很远很远。

　　另外，说到很多“框架思维”——“大市场小政府”“政府不介入干预”“政府开支不可以太多，不可以走向福利主义”，但是现实生活中，政府并不是真的没有介入市场。“十大基建六大产业”，这些都有政府的介入成份。政府需要想一些本土的经济政策，有的需要介入，有的需要做。

　　香港有这么游客，他们来香港信得过香港的食物等东西，其实有人已经提过很多次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农业供应，也有很多人愿意做这方面工作，但是政府并没有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官员负责，也没有人好好想过，谁会无端端炒这些东西来做。第二，做这些事情的难度也比较大。

　　中评社记者：你如何看外佣争居港权？支持全国人大释法吗？

　　何喜华：处理这些问题要科学理据地来看，应该重新看看法律到底是怎么诠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地区）允许打工人士成为正式居民。香港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很多外国人来香港打几年工就可以正式成为居民。如果他们（菲佣）真的可以成为永久居民，那么我倾向赞成修改《基本法》。当时订立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紧”，没有考虑到普通法的诠释上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倾向修改《基本法》。

　　另外，究竟有多少人（菲佣）愿意留下来呢？政府在这些方面要做好调查工作。这些工作政府还没有做过。

　　但是我认为相关法律十分重要。如果条文不清楚，那么一定要在立法上做好功夫。

（何喜华简介：何喜华，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主任。1997年，何喜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25个人之一。1998年，董建华特首在礼宾府将铜紫金星章戴在何喜华胸前时，感慨地说：“何先生，你做很多好事，真的是好心肠！”，1998年7月1日香港政府的新闻公报有如下叙述：“何先生竭诚为本港的老人、无家可归者、内地来港定居人士等条件较差人士服务，殊堪嘉许，现获颁授铜紫荆星章。”） ▲◆★●■☆

中国的形势和未来习李政权的走向
http:
//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0/31/1517533.html

2011-10-31 : 胡温政权已经接近尾声，中共高层加速接班进程，此间不少舆论认为，最近刚刚闭幕的中共17届六中全会意味着中共的接班准备进入最后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也许有必要来分析胡温政权的特征，从而去设想未来的习李政权还有无可能继续沿袭胡温的做法。如果不能，政治改革是否必然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无法躲过的选项？经济学家，八十年代担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张炜从政治、文化、经济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未来习李政权的走向。张炜认为：中共领导层在权力交接之时把文化建设提到如此高度？意味着当局对于中国文化严重缺失，对外谈不上有软实力，对内没有一种文化的力量来凝聚老百姓感到担心。与此同时，现政权核心领导层的权威在丧失，未来接班的习李政权难以按部就班，但要接受社会变化，推动变革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同八十年代相比，中国改革的机会更少，利益集团轻易不会容许改变他们独霸社会资源的地位。

法广：中共六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次会议公开的说法是讨论和深化文化改革。外界对中国官方提到文化一词时总会敏感，比如中国毛时代最血腥的一场运动也用“文化革命”来冠之。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共这次开了几天的秘密会议，其实是在酝酿接班。从会议进程看，中国的权力交接进入了最后阶段。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炜：毫无疑问，从时间点来看，中国的权力交接从今年夏天以来，它的准备的步伐和节奏就加快了。确定十八大的会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些背后的紧锣密鼓的协商和交易。但是，我觉得文化建设，所谓弘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议题也的确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课题，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当局对没有一种文化来凝聚老百姓非常担心

法广：目前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中国面临的国内形势极其复杂，社会矛盾很尖锐，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中共全会上打出文化的旗号，要凸显文化的课题呢？好像文化改革一下子显得那么重要？

张炜：提出文化这个课题，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

一方面，从客观上、从被动的角度来讲，中国现在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能够被老百姓认同。尤其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价值都被摧毁了。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最近有一个小悦悦被车碾压，无人救援的故事，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都反映出中国文化被摧毁掉了。所以客观地来讲，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在社会一旦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种文化来凝聚老百姓，这是执政党，统治者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被动地来讲，他们觉得目前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了。经过多少年的经济发展，文化的缺失很突出。他要维持所谓的社会稳定，必须要解决这个环节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从统治阶级来讲，他提出文化的概念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这些年来，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实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的份额在国际上有所加大，但在文化上基本上没有影响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这些年已经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对外输出孔子学院，派出演出团体等等，但在国际上基本上称不上有什么软实力。文化这条腿，中国是短的。作为一个大国，这种局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想弥补这个问题，争取在国际竞争当中，能够修补文化短腿。这也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

领导核心的权威在丧失

法广：现在中国正处在政权交接时期，有许多事让外界感觉扑朔迷离。比如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很少讲话，总理温家宝常常大谈政改，最近一次在大连他批评以党干政，重提党政分开。可是，温家宝的喊话始终也没有得到响应。如何看待胡锦涛与温家宝两位领导人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

张炜：这至少表现出几层意思。一个是中共领导核心对中国体制面临的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看法是空前的不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不然就不会出现各自讲各自的问题了。在过去，即使领导之间意见不一致，也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声音对外说话。现在出现了不仅认识不一致，而且对外表达也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反映出第二个问题，就不光是认识不一致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央领导核心的权威在丧失。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当然是说一不二。在江泽民时代，虽然江的绝对权威不如邓小平，但是，总体而言，在意识形态上，江是有发言权的。其他的包括李鹏、包括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基本上不去争取那个话语权，主动把这个话语权让给党的第一把手。现在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温家宝作为党的第三把手，不断地讲那些过去是由党的第一把手讲的话，这说明党的第一把手对他的同事已经有些失控。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使得他们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看法不一致，同时也使他们忙于解决这些矛盾，应对这些矛盾，没法花很大精力去加强对自己的同事的控制。当然还有一个历史的沿革。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权威的形成也不像过去那样是长期的形成的，种种原因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局面。

胡温政权的特点是什么？

法广：胡温政权当政已经快要两届，快十年了，如果您对这个政权做一个简短的评价和结论，您的结论是什么？如果您把胡锦涛政权同之前的江泽民，更远一点的邓小平做个比较，在您看来，胡温政权的特点是什么？

张炜：在中国，在邓小平时代，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社会矛盾积累，对这些积累的矛盾胡温他们是有所认识的。刚上台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一些口号和愿望。比如说要解决贫困的问题，提出新的三民主义，都表明他们看出了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并且想以此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操作能力不行。政纲只停留在口号上面。他们的口号比以往任何时候提得都多，但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操作起来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没有多少。他们看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问题积累在他们执政时期是越来越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在他们这个时期是越来越突出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这一届领导人不仅操作能力不行，也没有创新的愿望和精神，所以他们守成的比较多。他们在世界观，在意识形态上与邓小平相比，甚至与江泽民相比，更靠近于文化大革命中和文革以前的连共产党自己也要抛弃的所谓的左倾路线。他们跟那些方面的信念，做法接近得比较多。比如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那些空洞的口号，那些空洞的说教，以及党对政府和行政工作的全面驾驭和领导，这些问题本来在八十年代改革过程中都已经在逐步解决过程当中，在胡的手下，全面复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在观念上，更接近于毛；在思想上，更缺少创新，更加的保守；在操作上，能力又不行。所以，如果和邓、江比起来，应该说这一届政府是最差的。

中国社会崩裂的可能性在增大

法广：现任这届政权走入了末期，下一步如果不出差错的话，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人们现在似乎对未来的习李政权期待并不太高。但是，鉴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的形势，习李政权能像胡锦涛一样按部就班的走下去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做一些政治改革的尝试呢？

张炜：这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客观形势允许不允许他们走下去。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想不想按老路走？他们自己主观上有没有创新的愿望？有没有创新的胆量？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讲，中国的矛盾积累得越来越突出。国内矛盾，民族问题，以及和周边国家产生的矛盾都很突出。以及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等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跟美国产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多少年来积累的，是越来越突出了。这些客观的矛盾使得他们这一代领导人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的、一如既往的积累矛盾，而不去解决矛盾，他至少要应对这些矛盾，他被迫要迎战。否则失败的就会很惨。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上不允许他们继续按老路走下去了。

从主观上来讲，在这个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在思想上都多多少少有些保守和惰性。这个制度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有创见的领导人，可能会在这个制度下面脱颖而出。也许他们埋藏的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是逆向淘汰的结果。至于下一代领导人当中，有没有那种异数，隐蔽的很好，像过去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像中国的胡耀邦那样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当然大家也有疑问。现在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比如说习近平身上，我觉得这些人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去改变这些方法，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继续下去了；再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长期的准备进入领导层，都使得他们可能会有些想法。但是不要忘了，整个政党对他们制约非常大。现在跟八九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这个党完全变成和经济利益纠结的一个利益集团，已经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了。他要改变这个利益集团独霸社会资源的地位，这个利益集团不会容忍他。所以他们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外面临老百姓的挑战，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民心思变；同时，他们要变化的话，这个利益集团又不允许他们去接受这种变化。这就使得这些人推动变化的难度也更大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回到过去的难度很大，推动变化的难度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面，要推动一种循序渐进的变革，这个机会的可能性跟八十年代相比，是更小了。所以中国社会崩裂的可能性在增大。

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崩溃

法广：作为一位经济专家，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在目前欧元区陷入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不太振作的情况下，中国还有没有带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能力？或者说中国经济也是危机四伏，自顾不暇呢？中国的经济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张炜：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和中国将来的政治走向是紧密相连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常理。比如说，通常一个国家比较好的时候，国家能够控制比较多的资源。因此国家解决问题的经济实力就会强一点。当经济形势出现恶化的时候，国家储备的资源相对就会减少。你可以想象，中国现在多少资源用来维稳，用于镇压，用于互联网上的屏蔽。当局不惜工本把大量资源化在这上面，同时又有大量资源用于这个党的各层官员的挥霍。那么，随着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这些资源都减少了以后，那些长期希望能够挥霍的官员就可能不能再那么挥霍了，那他就不能跟你同心同德了；如果他要继续那么挥霍，社会上可分的蛋糕，老百姓分的蛋糕就急剧减少，老百姓就更要起乱子了。同时，你维稳也好，镇压也好，你资源也都少了。所以，应该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密切的。

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不是到了马上要崩溃的地步？没有。因为，中国过去随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国家手中还积累了相应的经济实力。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基础很低，所以使得它有一个增长的余地。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中国的增长采取了一些损害未来一代利益的做法，比如环境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滥伐滥砍，对后代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这一种浪费性的开采还能够供他在短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从债务上来看，由于中国国家对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支付在全世界相对来说是最少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财政的余地。如果经济出现了问题，利用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些手段，还可以使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完全崩溃这个预言是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要改变这个结构，真正把结构改成一个适合中国增长，能够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这个难度非常之大，这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利益集团不会允许你轻易改变这个结构。所以，短期内，中国还是有余地，不至于像人们说的经济很快会崩溃。但是，结构的问题很难解决，经济持续的增长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五年到十年之间出问题，而不会在五年之内出问题。▲◆★●■☆

梁光烈这句话是说给泰国军方听的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429741.html

2011-10-30 : 今早的新闻 : 梁光烈称如果需要军方可支持处理湄公河事件(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我们是支持的，具体行动是由公安来负责的，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提供支持。”),梁光烈这句话是说给泰国军方听的,看了下面泰国国内局势的分析就明白了。

很多人看了泰国警察总监的话，没有理解里面的内涵，我这边详细描述一下。（相关的联合分析在昨天的周简报第一部分中有，但是很多人不理解里面的局势的内在，这个和不了解泰国的局势、湄公河流域的局势、泰国和柬埔寨的关系、泰国和美国的关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泰国政局的变化有关）

首先我们对比前面发生的菲律宾人质事件，那次事件的性质和这次的湄公河事件其实是一样的。可以说背后应该是得到美国首肯的事情（为什么是美国首肯的后面有分析），但是上次菲律宾人质事件我国的做法是息事宁人，而这次是强力出击，所以结果完全不同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何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首先，假如没有中国的强力介入，没有中国的特种部队和国家安全系统的介入，泰国会承认这个事情是他们的军队的人干的吗？（他们原来说是缅甸人干的）。很简单的道理吧，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背后的博弈已经有结果了，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结果体现在新闻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分析泰国的内部的博弈情况，泰国现任总理是他信的妹妹，是代表泰国农民利益的，泰国军方是站在泰国富人的立场上面的，而美国支持的是泰国富人的阶层，所以历次泰国富人阶层通过各种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推翻代表穷人的总理的时候美国从来不说话的（实质是暗地里面支持），为什么1997年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救助欧元中国为何迟迟不肯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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