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中国与反对派的接触，表明自己不再置身利比亚冲突之外。特别是利比亚“变天”在即，中国更是如此。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3%来自利比亚，中国公司也参与了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承包的大型项目至少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约200亿美元。利比亚遭空袭以来，中国在当地的一些项目被战争所笼罩，中国商务部坦言，在利比亚的投资活动受到一些影响。

　　未来中国在利比亚的国家的利益，包括其经济利益取决于利比亚的政局。中国必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要跟未来的利比亚的领导人打交道。事实上，此前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曾会晤到访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吉卜里勒，并首次称利比亚反对派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对话伙伴”。而后，中国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晓东7月6日访问了利比亚作为反对派大本营的班加西，分别会见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和执行局外事办公室负责人。

　　据悉，中国前不久向班加西运送了高达5，000万人民币的救援物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表示，这并不是中国讨好利比亚反对派。相反，利比亚反对派想讨好中国，一直在重申“利比亚的重建离不开中国”。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副主席古贾Abdul Hafiz Ghoga日前称，尊重卡扎菲政府时期与中国企业所签下的所有合约，欢迎中国企业重回利比亚完成在建工程，希望中国在重建利比亚及两国的全面合作中发挥作用。此外，古贾也表示，希望中国能利用自身的国际地位，支持利比亚人民建设国家的努力，并帮助恢复利比亚被冻结的海外资产。

　　事实上，利比亚的重建也确实离不开中国。目前，利比亚的局势逐渐趋于明朗，“后卡扎菲”时代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利比亚能否稳定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支持。相信联合国安理会会很快开会研究利比亚局势，中国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8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时表示，由利人民自主决定利比亚的前途。利有关各方应尽早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实现民族和解和国家重建。联合国应在利比亚战后安排中发挥主导作用，中方鼓励联合国就此同非盟、阿盟等地区组织加强协调与合作。中方愿与联合国共同努力，推动利尽快实现稳定，早日走上和解与重建的道路。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利开展人道救援。

　　卡扎菲并非“中国老朋友”

　　由于卡扎菲长期抨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以被很自然的视为是“中国的老朋友”。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20世纪中期之前，利比亚曾受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外国统治，1951年才获得独立。因此，古代和近代史上利比亚与中国没有官方关系。1959年，利比亚亲西方的伊德里斯王朝政府与台湾当局“建交”。一直到1971年6月，利比亚才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又同时告诉台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到了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同中国建交。但卡扎菲不顾中国抗议，仍允许台湾驻利机构使用“中华民国商务办事处”头衔，这在台湾的“非邦交国”中独一无二，直到1997年该代表处才关闭。

　　1988年洛克比空难后，利比亚被指责为元凶，受到国际制裁。在多国制裁下，利比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示好。1996年1月，利比亚时任“外长”表示，利比亚一贯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比亚决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2000年重申利比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不与台湾当局发生官方关系的原则和立场。然而，卡扎菲随后又开始和台湾当局“眉来眼去”，并再未访华。

　　2006年1月18日，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会见了到访的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随后，在同年5月，陈水扁出访中南美期间进行所谓的“迷航之旅”，返程时专机突然降落利比亚，与卡扎菲会面，后来台湾又恢复在利比亚设立“代表处”。并且，据台湾外交部网站显示，2008年2月13日，“台湾驻的黎波里商务代表处”挂牌运作。台湾在“非邦交国”的机构名称中一般只能称为“台北”，而不称“台湾”，只有驻利比亚等4国的机构例外。

　　此外，多家媒体曾披露，卡扎菲在上台前，曾到台湾外交部设立的“远朋国建班”中接受“政战”训练。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远朋班”的任务，主要是专门代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等政治强人，都出自远朋班门下。

　　卡扎菲时期，虽然中利经贸关系曾稳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加强。然而，卡扎非对中国持戒备心理，重要石油合同大多交给西方公司。来源: 多维▲◆★●■☆

美国是阿拉伯变局输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621

2011-8-26：阿拉伯世界风云激盪，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相继变天，在这场突发的阿拉伯大变局中，美国措手不及，加上国力衰退，已成为事实的输家，而阿拉伯世界的溷乱，将进一步打乱美国经济复甦步伐。

　　外界一开始以为阿拉伯变局是美国搞的阴谋，这其实是误解。今次欧美虽然将这场变局命名为“阿拉伯之春”，欢呼阿拉伯民主革命，但这场变局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民生困苦，统治阶层脱离民众，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一次总爆发。事实上，今次发生骚乱的大部分是亲美国家，埃及、突尼斯和巴林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打乱遏制伊朗部署

　　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大变局，使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受到巨大挑战，尤其是影响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掌控能力。今次阿拉伯变局的主力是当地的基层弱势民众，虽然他们在革命初期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但从根本上这些国家的民众都有根深柢固的仇美情绪。以利比亚为例，全国上百个部落，民众对部落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而部落领袖的信条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推翻卡达菲之后，利比亚势必转变成另一个伊拉克，军阀横行，战火不断，正常的石油生产大受打击，这势
必推高国际油价，增加美国经济复甦的成本。

　　其次，这场大变局将打乱美国遏制伊朗的战略部署。美国将萨达姆消灭后，在中东最大的对手就是伊朗，美国军方已制订多套攻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但如今阿拉伯世界烽烟四起，美国忙着灭火，根本难以遏制伊朗。而伊朗亦趁机不断输出伊斯兰革命，在阿拉伯世界拓展势力，拖住美国的手脚。

　　极端组织潜滋暗长

　　另外，阿拉伯这场大变局，导致以阿盖德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有更好的生存环境，不论是突尼斯、埃及、也门还是利比亚，都有大量的军火流失，而阿盖德组织在当地也是潜滋暗长，不断扩充势力，准备再袭美国。阿盖德的二号人物扎瓦希里早前便公开号召阿盖德成员为拉登报仇，将战场开闢到美国去。或许过不了多久，美国会重演“九——”惨剧。

　　奥巴马上台之后，虽然实行的是与伊斯兰世界和解之路，并逐步将美军撤出伊拉克，将战略重点置于亚洲，但阿拉伯世界形势的发展，超过了奥巴马的预计。形势比人强，由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美国即便想干涉这场阿拉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阿拉伯变局在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中东的溷乱局势也不可能很快平静下来，美国将有一段时间的煎熬。来源: 太阳报▲◆★●■☆

北京不能掉以轻心印度已并非当年
http://news.chinaiiss.com/html/20118/25/a3f01c.html

2011-8-25 参考消息据法新社8月24日援引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3日发布报告称，在今后20年年内，印度在提高竞争力方面的机会高于中国。

　　据报道，兰德公司的报告还称，“印度的政经体系为企业、创新和激励活动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但中国仍将继续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对印度保持优势。但在人口领域，中国处于劣势地位。

　　中印边境巡逻的印度士兵。

　　报告指出，随着中印国力的增加，两国都会有一定优势，但这两国均未对彼此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印度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在2028年超过中国，但中国仍在科技和防御能力方面享有优势。不过，印度更加开放、灵活的政治构架令其在调整国家政策方面更加灵活，这可能为印度提供了某些优势。

　　撰写这份报告的作者——美国着名智库兰德公司董事、国际经济部主任查尔斯·沃尔夫评论说：“因为它们（中印）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增长，印度和中国都是有待观察的国家。在中印不断成长的同时，两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将在世界其它地区产生极大的反响。”

　　印度批准向藏南地区增派两个师总兵力超两万

　　据印度阿萨姆论坛报22日报道，印度政府近日终于决定启动增强中印边境安全的措施，并向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增派两个师部队，兵力超过两万人。另外，印度政府还批准组建阿鲁纳恰尔邦侦察营。

　　报道称，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国会议员乔伊对《阿萨姆论坛报》称，他和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多杰坎杜最近会见了印度总理和国防部长，并就当地局势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印度政府已经同意在阿鲁纳恰尔邦再部署两个陆军师，以加强对中印边境的监视。一个陆军师约包括1万至1.2万人，这就意味着，印度将向中国藏南地区增派超过两万兵力。

　　目前，阿鲁纳恰尔邦政府已为印度陆军新师划定基地所在地，而且所快就会将之移交军方。目前，印度陆军驻藤噶谷某师负责防守中印边境，其中驻汀江（dinja）部分部队便被部署至阿鲁纳恰尔邦。报道称，新增师的力量将是阿鲁纳恰尔邦境内中印边境地区陆军部队的两倍多。

　　乔伊说，阿鲁纳恰尔邦多年来一直要求成立侦察部队来提高边境侦察能力，而且印度政府最近也为其组建一个侦察营。他说，该侦察营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其中50%兵力由当地青年补充，其余部分将从其他地方征募。阿鲁纳恰尔邦政府已声明，东北部的青年在征兵中享有优先权。

　　报道称，阿鲁纳恰尔邦侦察人员与印度陆军将在国防部领导下协同合作。乔伊指出，当地青年熟悉地形而且适应当地环境，能够辅助陆军管理中印边境，而且多年来，拉达克侦察人员在保卫边界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称赞。他表示，印度政府还同意在第一个营完成征兵和训练后，立即批准第二个阿鲁纳恰尔邦侦察营，其中70%由当地人构成。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表示同意在前线建造飞机跑道，目前已有7条跑道在战略位置开建。

　　阿鲁纳恰尔邦政府还认为，印度政府应沿麦克马洪线修建道路，改善国际边界的部队守夜，方便其行动，但印度政府一直未作出回应。乔伊表示，印度政府已经批准2400亿卢比修建跨阿鲁那恰尔邦公路，但建设同样还未开始。

在提到近期关于阿鲁纳恰尔邦政府修建大量水电站工程的决定时，乔伊表示，在建设水电站时，应考虑抗震性、环境问题等问题。这些工程大部分横跨河流，而且不会修建大型水坝。他还说，阿萨姆人民不必担心这些工程，实际上这些工程对阿萨姆有利。

　　乔伊还表示，由于印度食品公司未能支付承包商的费用，所以阿鲁纳恰尔邦部分地区或将面临食物短缺，有时邦政府不得不空投一些必需品。他指出，在总理辛格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将在8月26日就此问题召开高层会议。▲◆★●■☆

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http://news.chinaiiss.com/html/20118/25/a3f02f.html

2011-8-25 南风窗《南风窗》2011年第18期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记者石勇。摘录如下：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坏”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直观感受——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变成这样？

　　王晓明：是挺严重。但为了更
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小学和中学10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

　　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3、4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

　　王晓明：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

　　王晓明：进入大学阶段后是分两段的，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问题又来了，因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

　　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他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每次都给他无力感。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劳动强度”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爱情类似于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一个人力量。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或者一个灰姑娘，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他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日渐稀少，更多人体验到的是沮丧，是精神结构的被破坏和畸形。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一个人正面的东西，比如做一个正派人的尊严，会慢慢被破坏掉。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体验不到非功利的、物质以外的美好价值。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上面所假定的这个小孩成为一个白领了，这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结果。但他可能会面对什么？劳动时间很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

　　在中国，很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企业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榨取员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强。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为了得到一个不坏的评价，它需要一个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

　　《南风窗》：你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的“心理强度”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心理上的劳动强度意味着你下班了，看起来你是在家里休息，但是，你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时也让你轻松的电影或话剧，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为这些都需要主动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松，只是恢复劳动力。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上，一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风窗》：可以这样说，你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可以说，这是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或普遍来说，社会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财富分配不合理抵销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南风窗》：中国社会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富裕，摆脱了贫困的压力，人心会变得松驰，比较软。像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当时贫穷，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人比较“硬”。但现在的小孩，对人的敌意没有那么强烈。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我”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环境不同，不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和自己有关。在前段时间的上海火灾中，为什么有20万人去抗议？是因为他感觉到，我坐在家里，火会从外面烧进来。他就会想，如果我坐在家里都不安全的话，那没退路了。

　　中国社会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充满紧张的时候，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合理。这就抵消了经济发展对于改善人的伦理和精神状况的正面作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穷，我也焦虑，但焦虑不会严重。而现在经济压力很强大，社会贫富悬殊，它的结果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们收入的提高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因此，总体来说，他从经济发展当中受到的影响是焦虑的增强，是心理更加失衡。

　　权力腐败毒化社会道德意识

　　《南风窗》：受到的刺激还有官员的腐败。

　　王晓明：经济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就是以官场为核心的社会腐败。社会腐败是从官场里蔓延出来的。

　　虽然我们仍有很多很好的干部，但你要问今天老百姓什么群体是最坏的，他会选择回答说是官员。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场很坏，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上，政府做得并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前由于信息缺乏，愿意把腐败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也因为这样，才有勇气去抗争、去上访。但资讯的发达很难让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了，去抗争的努力很容易失败。

　　这就给社会的伦理状况造成了影响，就是当你意识到社会的恶很强大，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时候，我前面所讲的几个因素都会发生，觉得个人很渺小，觉得没有自主性，觉得社会不公正。那能有什么后果？或者参与狂欢，或者心理上很受伤害。普遍的状况就是对恶不会感觉到有道德上的责任。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文化状况呢？

　　王晓明：文化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过去，经济对文化行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现在是经济直接影响文化。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生产出的文化，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改变。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让人的身心很疲惫，培养一种依赖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农村年轻人也做不了农活。他已经丧失了和自然接触的能力。人很懒惰，这不是说他本身懒，而是受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他生活的训练。他的很多情感表达，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比如，对人表示“感情”要请吃饭或送礼物。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这种表达方式，一个人就不会表达。

　　王晓明：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一个人的被动性。他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出现的问题就是，脑袋可以想清楚，身体不配合，做不到。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而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你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事实上都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是。一个人从早上一睁开眼，就要体验被动性。在生活里不断地体验被动性，他主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而被动性越来越多。

　　而我们所说的道德选择，都是非常具体的选择。尤其是在道德状况不好的背景下，要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更必须是主动的选择。

《南风窗》：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但对被动性的体验让他做不到？

　　王晓明：对。脑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体的配合。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

　　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辩护

　　《南风窗》：在一个精神正常的社会里，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一个人的身体被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改造的现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晓明：是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资本逻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宰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重新组织起来。

　　当政治和经济强势力量联手改造社会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改造这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个现象是，在大学里，基础性学科下去了，而运用性学科则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可以运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上来，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下去。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

　　当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是没有道德空间的。所以，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的话，不符合权力—资本的游戏规则。

　　王晓明：现在是，只有已经放弃了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良知。还坚持对社会有所求，还想加入到这个结构里而不出卖良知，就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他有诸多顾虑，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但很难做不到。

　　这样问题出来了，他会有愧疚感。会有压力。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发明形形色色的说法，减轻这种压力。各类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的说法，其实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

　　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没多少正面体验

　　南风窗：当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以致形成每个人进行思考和作出选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基本上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需要一个“刺激”。

　　王晓明：是。今天的人其实都不笨，当他加入公共议题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弃，这种痛苦会影响他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往他不知不觉地偏到能减轻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药家鑫案，就是底线崩溃的表现。

　南风窗：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会当小三”。这种声音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要一个人反省“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可能不对，这需要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有一种正面的体验，他要相信，因为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社会能够得到改变。

　　但那么多年来，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有多少成功？维权，代价往往惨重。

　　如果一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没有正面的体验，他就会觉得，他是他，社会是社会。而在心理上预设社会和他没关系的时候，反应就来了，它当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国社会，它在形式上是两套系统。在公司里它的残酷性远超欧洲，但在社会上，它有选举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觉没什么好反抗的，但在社会上，他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且一般会有效果。但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些人当然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有问题，但它给人的正面体验是难以否认的。

　　糟糕的道德状况会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天，以及未来？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强。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而且，被无力感攫住。

　　王晓明：我想，所有的变革，其实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它，就是现实经验。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
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它也像文革后，社会共识在形成，才有改革开放一样。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

央视公开报导解放军攻击海外异议网站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825-chinese-military-cyber-attack-128413078.html

2011年 8月 25日记者: 黄耀毅 | 华盛顿

当谷歌、Change.org 等一些中国境外网站遭受攻击时，中国政府一概否认与之有牵连，或者仅称是中国民间所为。但中央电视台日前在军事科技节目中讨论网络攻击问题时，公开展示了中国军方攻击境外异议网站的画面。

中央电视台在7月16号的《军事科技》节目中播出“网络风暴来了”，并请到军事专家杜文龙解说网络攻击在军事行动中的用途。

在节目讲到网络攻击手法的时候，电视画面上展示着“选择攻击目标”的字样，之后出现下拉选单，当中赫然可见“法轮大法在北美”、“阿拉巴马地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网站”、“明慧网站”“法轮功见证站点（一）”等网站的名字。画面上点选了“明慧网站”，出现了该网站的IP位址138.26.72.17，接着电脑鼠标移到“攻击”的按键上头，并且按下攻击指令。

在画面播出的同时，旁白念着：“网络攻击的方法很多，既有硬手段，也有软手段。所谓软攻击行动，或软打击行动，主要包括逻辑炸弹…”

节目中邀请的专家杜文龙分析说，由于中国对于互联网依赖越来越重，所以需要重视网络战略。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建立“网络边疆意识”，以及建立“全民防范意识”。不过因为中国网民其实皆被中国政府设立的“网络防火墙”阻隔在国际互联网之外，加上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地试图以“绿坝”、“金盾”等软件，窥探中国网民电脑当中的资讯，所以中国全民应该防范的对象究竟是谁，杜文龙并没有清楚说明。▲◆★●■☆

法国总统邀请中国参加利比亚重建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08/110825_france_china_libya.shtml

2011年8月25日,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访华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在北京停留了5个小时。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周四（25日）在对北京进行短暂访问期间，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利比亚重建国际会议。

萨尔科齐在前往法国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途中在北京停留了5个小时，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

萨尔科齐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邀请中方出席巴黎会议，会议将为建设一个自由的利比亚做准备。”

他说，胡锦涛表示将以欢迎的态度来考虑这个建议。

利比亚重建国际会议将于9月日在巴黎召开。萨尔科齐表示，他邀请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是“利比亚的朋友”。

萨尔科齐说，受邀请国家中除了参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国家之外，还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转变立场

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投资大都是中央企业与卡扎菲政府签署的工程承包合同，利比亚新政府上台后是否能为继成悬念。

今年2月，中国公司纷纷撤离利比亚。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在北京“两会”期间透露，中国有75家企业在利比亚投资，共涉及50多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总金额约188亿美元。

中国曾批评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决议授权部队保护平民安全和进行人道干预方面投了弃权票。

中国最初采取的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但是北京现在开始改变立场，并与利比亚反叛力量进行接触。当反叛力量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后，北京表示“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

中国不愿意让那些支持利比亚反叛力量的西方国家来主导这个北非国家的重建，而是积极敦促联合国来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中法两国立场基本一致。▲◆★●■☆

习近平缘何让美方如此紧张？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08/25/1453717.html

2011-08-25 ：五角大楼8月24日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报告总共94页，首次提及中共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报告称，美国承认且欢迎中国在支持和确保全球安全环境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稳步融入全球经济也带来了新的合作伙伴机制，尤其是海事领域。报告提到解放军在亚洲以外也展现出执行优先和平军队部署的能力，比如在亚丁湾多次开展打击海盗任务，加大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参与度等。

但报告认为，尽管中国军力扩张有利于合作实现共同目标，但也增加了误解和错估的风险。而加强美中纯军事关系是美国塑造中国选择战略的关键部分。为了支持这一战略，美国必须继续监控中国军力发展和战略，并同盟友和友国继续调整军队和军事姿态和行动理念，以确保稳定和安全的东亚环境。

报告称，一年多来，新型隐形战机、航母和发射次数创纪录的航天发射任务（2010年中国开展的民用和军事太空发射计划就多达15次）使得中国正迈向在2020年实现“现代区域化军事”的目标。

报告称，即使当前需要应对任务日益增多，中国军事重点仍保持在台湾，而且两岸军力平衡继续倒向有利于大陆的一边。截止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台湾已经在大陆部署了1,000至1,200枚短程弹道导弹。在未来10年至2020年，解放军就很有可能稳步扩大其针对台湾的军事选项，包括威慑（deter）、推迟(delay)和遏阻（deny）第三方介入（台海）。

五角大楼从2010年开始使用《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替代已使用9年的《致国会年度报告：中国军事力量》（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名发布对华军力评估报告。

和2010年报告不同的是，此次报告还侧重提到中共军事领导层结构和2012年军事领导层更替。首次提及中共中央军委（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CMC）副主席习近平，称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0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倒数第二步。

2002年五角大楼对华军力评估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胡锦涛。

五角大楼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迎来中国权力更迭，但不清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届时是否会交权，亦或效仿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继续掌权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以确保权力顺利交接。

报告还称，相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甚至是本世纪头10年中期，现在解放军在主要中共决策机构中的代表度有所下降。

随着中共革命领导人一代的相继离世，现在由军事背景出身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就更少。然而，解放军领袖也越来越倾
向于就国际事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2012年中共十八大预计也会迎来中央军委成员的一次重大转变，10位中央军委成员（8位军委委员、除习近平之外的2位军委副主席）当中将有7位因年龄限制退休。但有望在2012年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有3位，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62岁）、海军司令员吴胜利（66岁）和空军司令员许其亮（61岁）。

报告还首次提及J20隐形战机称，中国在前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年初访华期间试飞的J-20凸显出中国制造具有隐形属性、安装有先进电子设备和超巡航性能引擎战机的野心。不过，报告同时称，中国在研制隐形机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要想进入实际操作还需要数年时间。

美国国会要求五角大楼提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是中美关系每年必须经历的紧张点。而两国领导人自2010年对台军售以来也一直努力改善彼此紧张军事关系。

2010年8月14日，五角大楼公布该类报告时的背景是2010年对台军售影响、中日钓鱼岛冲突和南海领土争端。而今年五角大楼公布这一报告背景是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刚刚结束访华以及华府可能的对台军售。

针对该报告是否暗含对台出售额外新型F16战机这一敏感议题，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薛迈龙（R. Michael Schiffer）8月24日表示，海峡两岸安全环境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美国将和往年一样继续同台湾方面进行非常密切合作，确保对方具备所需的防卫能力。针对五角大楼是否谏言白宫实施新的对台军售，薛迈龙称，目前尚无任何对台军售决定。但他的五角大楼办公室每天都在同对台军售议题打交道。而依据TRA，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伟伦（William Overholt）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中国方面针对上次对台军售发出激烈反应之后，美国军方更加关注台湾局势。由于奥巴马政府已经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中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部分，台海两岸军力平衡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台海两岸关系变得更加友善，奥巴马政府也只向台湾出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武器。所以，美国曾期望中国会对这一形势感觉满意。出乎意外的是，中国竟然因对台军售作出如此巨大的民族主义反应。这对大多数美国军事专家来说就是发出某种不祥信息，以及表现出中国大陆对台的短期内企图心。美国政府强烈希望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反应却令人担忧。

针对2011年五角大楼这份中国军力报告，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问题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向多维新闻表示，今年五角大楼的军力报告设计台湾的分析与往年是一致的。就算两岸的政治关系有所改善，中国继续增加与台湾相关的军事能力。针对美国国务院即将公布的对台军售，卜睿哲表示，拜登副总裁访华期间，中方每次都会提出对于军售的关切，拜登也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

习近平缘何令美国“紧张”

五角大楼8月24日公布了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该报告已连续11年发布（其中2001年因中美撞机事件未发），但首次提及中国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更迭。2002年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位时，该报告中就未有所提及。加之，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才结束访华回到美国，而他此行的特殊使命即是，全方位考察这位中共“储君”。习近平缘何令美国如此“紧张”？

该军力报告称，习近平在2010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前的倒数第二步骤。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迎来中国权力更迭，但不清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届时是否会交军权，抑或效仿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继续掌军权数月、甚至数年时间，以确保权力顺利交接。

习与美军方的第一次“交手”

事实上，美国对于习近平的关注，从胡锦涛1月完成对美国事访问后就已开始。当时，《纽约时报》就曾称，白宫下次隆重接待的中国领导人，将可能是习近平。文章还指出，胡锦涛严肃冷峻似机器人，而习近平政治机敏很自信，习近平的崛起是因为政治机敏、家庭背景和意识形态上的灵活。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比胡锦涛可能在党内得到更多支持，这或许会使他有条件实践新的想法。与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上任时相比，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更深。

就在胡锦涛访美前，今年1月，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原本关注的焦点应在修复中美军事关系上，但却被歼-20的试飞盖过了风头。而在成都指挥和观察歼-20试飞的便是荣升军委副主席刚不久的习近平。这被视为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正式介入军方事务。

此番首秀，收获了十足的彩头。先是网络论坛上“泄密”，再到盖茨临到北京前几天，官媒突然集体拿照片大做文章，但官方仍不表态。一直等到胡锦涛会晤盖茨时，证实J20成功试飞后，官方和官媒才正式开始介入。先民间后官方，报道歼-20试飞有条不紊层层推进，可谓开创了一个中国式“透明化”的先例。

更有舆论认为，这场“戏”，胡锦涛唱的是红脸，习近平唱的是白脸；胡锦涛荣享了剪彩的光耀，而习近平则是精彩戏码的导演。歼-20成功试飞，报道分寸拿捏有度，一方面让美国人窝火发不出，一方面又大长中国人志气，习近平虽是低调介入，却得分甚高，这有利于培养他赢得在军中的威望。

而后，习近平以军委副主席第一次正式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并且举行会谈。当时，正值美韩、美日东北亚海域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中美关系敏感时期。习近平对盖茨的谈话，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对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和军队关系，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必须建设和维护一个稳定可靠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就是相互尊重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评论称，习近平从大的战略全局观，讲策略地评价了美韩、美日军演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结果，间接地给盖茨上了一堂课。

又一个毛泽东？

“紧张”习近平的不仅是美国。习近平2009年12月访问日本时，经由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协助而“插队”，打破申请程序，晋见日本天皇。

当时曾引发日本舆论一篇哗然。日本《读卖新闻》指出，习近平受到高调反日的江泽民提拔，接班后是否会对日本强硬还很难说，不过预料基本上会沿袭胡锦涛的现实路线。《朝日新闻》则认为，习近平有江泽民与军方的支持，有可能比胡锦涛对日更强硬。《产经新闻》社论则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军方影响力增加表示不安。社论说，若习近平是在军方支持下赢得大权，意味著军方将增强影响力，日美和欧洲国家应对中国军方动向保持警惕。

在西方媒体的评论中，常见到说“习近平外表斯文，但也有强悍的一面”。这一面来自于两个镜头。一次是访问新西兰时，新西兰绿党联合党魁、国会议员诺曼博士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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