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先治吏　中国反腐败形势严峻

　　中评社北京2011年7月6日电（评论员　萧琴筝）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吏治问题。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消极腐败、脱离群众、能力不足、精神懈怠等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胡锦涛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全党必须警钟长鸣，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做好干部工作。要求全国的党员干部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干工作不搞形式主义、重在落实，要扎实工作不搞浮夸。要真正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上来，杜绝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的投机钻营者谋到好处。部分官员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严重损害中共和政府威信，亟待纠正。必须完善官员考核评价机制，问责和惩处那些因弄虚作假、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的官员。

　　中国绵长的历史长河与国家治理中，“治国先治吏”是一个重要经验，也是重要的社会稳定规则。晋朝制定“违制律”作为管理官吏的行政法规。唐代进一步完善吏治法规并趋于严厉，《唐律》中的“职制律”有59条之多，对惩治官吏的各类违法犯罪做出了明确和公正规定并严格落实执行。唐朝开元时期的宰相张九龄曾主理朝政并在地方任职，其吏治思想和实践丰富，对唐朝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天看来仍有现实启发意义。之后历代王朝多沿用唐代官吏管理制度并进行完善。

官吏掌握并行使权力，尤其是奉行对帝王负责、为民众服务的重要使命。因此各级官员往往被称为“父母官”。所谓“父母官”，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各级官吏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民众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称之为“父母官”；更大意义上看，各级官吏的衣食父母的民众和百姓，因此他们有义务为民众服务、为民众做事，并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遵规守法、勤政爱民并作为道德楷模。

　　建国之后，中国的官吏管理体制也经历了几多变革。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中国对官吏的管理和鞭策是严格的，绝大多数官吏的操守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深刻吸取李自成功败垂成等历史教训，把“治国先治吏”　的思想发展为“治国就是治吏”。建国后果断决定枪毙张子善、刘青山等贪污犯高官后，毛泽东指出，“要重读《资治通鉴》，治国先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无法治理他们，则天下一定大乱。杀张子善、刘青山，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在主席的严厉要求和带动下，当年涌现出大批焦裕禄式的干部，开创了时代清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各项事业也跃上新台阶。但不能不看到，伴随经济繁荣，许多负面因素也随之而来。在社会层面，道德滑坡现象比较严重，社会风气浮躁拜金，人情冷漠、相互防范现象突出，言行不一、溜须拍马、文过饰非已经见怪不怪，社会诚信大打折扣。在商界乃至饮食服务业等不少领域，各类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现象突出，特别是官场上贪污腐败、渎职犯罪、无所作为等行为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官场怪像迭出，引起国家上下的普遍担忧和强烈反映。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各个层面强烈呼吁进行社会道德重建、严格推行法治、清新社会风气、匡正社会公平正义、大力公正提升民生水平，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以及国家内外获得尊严和幸福感。社会各阶层普遍认识到，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严格吏治、追求政治清明。国家各级官吏必须率先垂范、做出楷模和表率，如果靠自觉难以做到，则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吏治举措。只有官吏守规矩、守秩序、守法律，遵法治、重道德、爱人民，国家才能真正富强并富有凝聚力，社会才能平安和谐，人民才能恬淡幸福。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一些官吏不仅欺压群众、肆意侵犯群众利益，更欺瞒上级，导致中央许多惠民政策和法规无法得到准确和彻底的贯彻落实，积累了大量矛盾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官员带头违法乱纪、官官相护的事情屡见不鲜、屡禁不绝，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断背离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平公正原则，导致群众与官吏之间距离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产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民众不信任政府官员的情绪严重。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力推进打黑唱红、匡扶正义，树立社会正气，同时大力改善民生、提升发展层次，已经取得巨大成效，许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先后赴重庆考察指导工作。发展中的重庆模式，其许多重要举措就是从吏治抓起，带动社会正气树立和扩展。几十年前，列宁也一再强调干部的作用，认为政策制定好了，干部决定一切，实质也是要加强干部的培养、管理和监督。

　　西方国家也高度重视吏治建设。比如，美国的官员治理相对成功但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美国也曾经历严重的贪腐时期。20世纪初，美国在国家统一后，经济迅速发展但贪污腐败盛行，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现象突出，严重普遍的官吏腐败导致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危及到社会稳定。此时此刻，美国新闻界带动全社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腐败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改良，避免了一场重大社会危机。

　　从亚洲国家看，新加坡的吏治也做的很不错。在中国立法和执法领域，如果官吏违法，则等同于执法犯法，应当更加严格要求。如果轻易废除死刑规定，弊大于利。▲◆★●■☆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705.shtml

［郑永年］(2011-07-0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永远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ldqu
o;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词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是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有了认识之后就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及其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有执行得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

　　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失去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泽东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到处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例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是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只有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的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
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具有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可以通过“城堡政治”“豁免”着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再如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作者：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联合早报》▲◆★●■☆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按惯例将晋升一批上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882

2011-7-5：江泽民健康欠佳，对中共高层的权斗造成甚么影响?很快就会有一个直观的测试：本月中下旬，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按惯例将晋升一批上将，其中，江泽民的亲信、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会否再次延期晋升?胡锦涛会否超越常规，晋升一些军头?这些都将直接反映江、胡在军中的权势与地位。

　　八一建军节前夕，解放军军头异动的消息骤增。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四总部的人事异动，包括南京军区参谋长蔡英挺升任副总参谋长，渖阳军区副政委王洪尧升任总装备部政委。而最诡异的是，接任南京军区参谋长的竟是解放军的情报头子、总参二部部长杨晖。蔡英挺的晋升、杨晖的下放，显示南京军区的地位依然强势，也显示台海局势暗潮汹涌。

　　解放军总部的人事异动，势必影响明年中央军委的调整，但变数仍多，不如新一批上将的晋升更能反映两任军委主席的人事脉络。按常规，晋升上将的资格主要有两项：出任大军区正职两年、晋升中将四年。现役将领中，具备此资格的有六位：副总长孙建国、侯树森，总政副主任贾廷安，海军政委刘晓江，渖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兰州军区政委李长才。

　　新人若晋升　江派势力减

　　不过，胡锦涛近年调升军官、晋升上将，一再打破常规，以化解江泽民在军中的人事佈局，今次晋升上将，估计也不会循常规。其实，贾廷安、刘晓江、李长才去年本已具备晋升上将资格，据称是因新设的军龄限制而落选。今年他们的军龄是否符合资格，尚不得而知，不过，相信会有其他现职正大军区的军头获破格晋升为上将。

　　如果贾廷安仍未能晋升上将，反有其他新人晋升，说明江泽民在军中的影响力有所消退，胡锦涛说不定真的能在卸任中共总书记后，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再紧握枪杆子两年，甚至由此赢得「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封号。只是，如此一来，被江派拥立的习近平，恐怕又要韬光养晦几年了。来源: 苹果日报

　胡锦涛在中共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表面看四平八稳，新意不多，各方都各取所需，有人看到了承认中共犯错，有人看到了伟大光荣正确，有人看到了毛泽东，有人看到了邓小平。但大家最有共识的一点是，谁都没有看到江泽民。

　　于是，一众专家学者出来解读说，江泽民的健康状况会对明年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有重大影响，甚至还影响到香港的特首人选。

　　一言九鼎已难再现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治传统，领袖的个人影响力往往在其卸任后仍在延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在1989年将所有军政大权交出之后，在1992年一趟南巡，仍然彻底扭转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经济路线，江泽民甚至差一点要成为第3位邓小平更换的中共总书记（前两位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最后还是为江泽民隔代指定了一位接班人，就是现任总书记胡锦涛。

　　不过，在邓小平身后，中国的强人时代已告终结，中共渐已走向集体领导的模式，总书记或卸任总书记（邓小平从未做过名义上的中共一哥，却实质领导中共十多年）一言九鼎的情形已难再现。特别在领导层人事问题上，十七大启用的内部民调（变相小圈子投票）制度，已经成为党内派系纵横捭阖的游戏新规则，儘管对下一届掌舵人习近平的上位原因有多种不同的揣测传闻，但拿得上面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在内部测评中得票居首，是各方都可接受的人选。

　　话又说回来，「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江泽民作为中共一支重要势力的代表人物，仍有其象徵作用，就如邓小平虽离世多年，并未影响胡锦涛最终接班，因此，谁又敢说江泽民一系就会人亡政息呢？只是，在现有游戏规则下，博弈的前提最终都还要符合起码的程序，这恐怕也是中共各方势力谁都不敢破坏的政治伦理。孙嘉业来源: 网讯▲◆★●■☆

各级政府干预经济加速腐败及两极分化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1年7月5日电／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第十六届全球大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4日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主要反映在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吴敬琏认为，各级政府对于资源分配控制力的加强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速了腐败及两极分化。

　　《北京青年报》报道，吴敬琏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是转变资源配置结构，不要将改革的建议变成口号，却忘记了其根本内涵。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是半统治半市场化的共同体，因此在政策制定上，要有中长期政策，而不是仅考虑短期政策。

　　吴敬琏认为，目前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尽管国有经济并非国民经济的主体，但是仍旧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依旧在石油、电信、铁路和金融等领域具有垄断地位。第二，各级政府仍拥有分配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法律，还没有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太多自行决定权并且可以通过直接审批投资、市场准入许可以及价格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吴敬琏指出，对于中国快速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控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完成重大事业。这不仅创造了中国30年来快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让经济在经济危机中未受损伤；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是，上个30年中国高速增长奇迹源于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吴敬琏认为，对中国经济的不同认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西点军校咋开设毛泽东思想课
http://club.mil.news.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shilin&threadid=1796510&pageid=1

2010-07-05：西点军校咋开设毛泽东思想课？今天，我在新华网上，读到一篇题为《华裔女生谈西点军校生活曾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报道。华裔女生曹佩毓是这样介绍她的西点生活的： “我们在西点学习了中国的军事，毛泽东的建军和建国思想，以及同中国军事合作的一些战略理论。我主修的是外交事务，毕业后将接受两个月的培训，之后到乔治亚州的陆军基地报到，从那里我将作为军事代表被派往中国与军方进行合作。为此，我在学习期间还被派到吉林大学学习了半年的中文。”

我就纳了闷了，美国的西点军校咋还开设毛泽东战略思想课程呢？咋还让学生学习中国的军事、毛泽东的建军和建国思想呢？毛泽东战略思想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

其实，只要思维是理性的，只要心灵是健康的，只要人格是健全的，对美国西点军校开设毛泽东战略思想课程，不会感到奇怪，不会说三道四，也不会横加指责，除非他是重度精神病患者！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划时代成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超越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反复地、充分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没有失去光芒，没有失去真理性，没有失去指导性。为什么呢？正如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临终感言，“毛主席比我们看远500年”。

正因为毛主席有超人的远见和睿智，才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却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不仅已经注入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灵魂，而且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

西点军校的将军有一句令中国精英至死也无法弄明白的话：美国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思想化。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从朝鲜战争中，

尝到了一个巨大的痛，毛泽东思想，是无法战胜的，是无法替代的，是无法超越的。不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不理解毛泽东战略思想，不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他们在中国人们面前，就永远抬不起头，就只能无奈地看着中国的崛起。因此，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了使美国更强大，自从朝鲜战争以后，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军事谋略研究机构，重点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将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于军事行动中，现已获得巨大利益。

说到朝鲜战争，不得不多说两句。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否定这场伟大战争的浊浪。某些精英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歪曲历史真相，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甚至妄谈“失败论”的谬论。事实上，这场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彻底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扫除了百余年来外国列强横加的屈辱，真正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真正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因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红利。这一点，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得不忍痛承认他们的失败，不得不诚心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

看看时下之中国，一些反毛精英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恨不得一下子从根本上全盘否定、彻底摒弃毛泽东思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从根本上看，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阻断他们改变国家颜色的铜墙铁壁，是遏止他们瓜分国家财富的红色密码。于是乎，以“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为急先锋，成了他们非毛否毛的代言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代言人居然被某些精英冠以“思想启蒙者”的称号。

美国人的“启蒙”，是在学校开设毛泽东战略思想课程；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是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普世”到西点军校；而中国精英的“启蒙”，是大肆地妖魔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把美国的私有化思想“启蒙”给网络；中国精英的“普世价值”，是把美国极右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 “普世”到中国。这就是中国非毛否毛精英和美国西点军校将军的最大差别。

他们不是言必称美国，做必和美国接轨吗？可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却为什么与美国之轨越接越远、越接越反呢？你们的言行，怎么让人们越看越象“叶公好龙”呢？

美国西点军校开设毛泽东战略思想课程，对我国那些顽固坚持非毛否毛立场的精英而言，不蒂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网)▲◆★●■☆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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