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给我们的64个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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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感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冷静纠正错误

 

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别人的赏识，期待着社会的肯定，期待着自我价值的确认，这是一种积极的动力，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要就事而论，不能大而化之，不能空洞。

 

今 日 看 点 : 2011-02-22 ▲◆★●■☆

 

于幼军缘何复出：问题非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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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过时了  应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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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戴全球老二帽子　不当二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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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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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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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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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军缘何复出：问题非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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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2月22日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詹国枢
 
资料图：于幼军 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近些日子，有两条新闻，引起民众注意：一是，铁道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已被中纪委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一是，曾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于幼军，被任命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两位人物，都是国家正部级干部，一免职，一任命，引起民众议论，自在情理之中。

刘志军在铁道部是一铁腕人物，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办起事来，颇有些拼命三郞的味道。然而，再有成绩，再有功劳，违法乱纪的事是万万干不得的，只要犯了事，一样不客气，照样要倒霉。这是值得高级干部深刻汲取的一个教训。

于幼军也是一厉害角色。在广东当过常委、宣传部长，在深圳干过市长，在湖南当过副书记、副省长，在山西当过省长。其任职时，年纪尚轻，有思路，有想法，敢作为，也是仕途颇被看好的人物。记得老詹在经济日报做副总编时，曾到山西采访过这位年轻有为的新任省长，听他谈起如何在几个月内跑遍全省山山水水，摸清煤炭大省的脉络实情，打算如何治理散乱，准备怎样转换体制，山西今后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说的人眉飞色舞，侃侃而谈，听的人津津有味，乐闻其详，确实是一次有意思也有意义的采访。

后来，听说文化部拟调整班子，于幼军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如此安排，显然是要接文化部长的班了。

再后来，听说于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出事？版本很多，传闻不少。2008年初，外界一度传言于已被“双规”，未久有关部门辟谣，“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于幼军最后一次以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身份出席的公开活动，是2008年8月6日，当时，文化部党组召开中心组理想信念专题学习讨论会，于幼军主持了会议。

不过，细心的人发现，在文化部官方网站“现任部领导”一栏中，“副部长、党组书记”名单里，已经没有于幼军的名字。

一切得到证实，是其后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公开见到的报道说，于在担任深圳市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因而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此后，于便从公众视野中逐渐消失。文化部长一职，由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担任。

表面看来，此番于幼军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履任新职，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其实不然。去年下半年，于已开始出头露面，做些预热。据甘肃省庄浪县官方网站报道，2010年7月5日，“文化部副部级领导于幼军一行来庄浪调研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情况。”于的这次公开活动，被外界视为“低调复出”，职前热身，但已由正部级降为副部级。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中央全会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之后再次复出，担任省部级领导，这在我党历史上，并不多见。由此人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于幼军的问题，确实并非一般小问题，否则，当年不会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刚成立不久，便公开处理，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二是，于的问题，又并非个人品质恶劣、贪污腐化之类不可救药之问题，只要汲取教训，认真改正，组织上仍会给予将功补过的机会。

于幼军无疑是幸运的，但愿他珍惜这一难得机会，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展其所长，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WTO过时了  应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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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22：WTO与世界贸易现状脱节，舆论认为应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资料图片）

　　中评社香港2月22日电（记者　刘晓丹编译报道）经过近10年的漫长谈判，多哈回合至今仍未修成正果。来自153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本周将再聚日内瓦，试图挽救这场历时最久、进展最艰难的贸易谈判。美国《新闻周刊》显然对此次会议不甚乐观，认为已经过时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应被淘汰，裹足不前的多哈回合也要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文章指出，自由贸易的前景将是务实的区域协议，而非全球性的乌托邦。

　　十年来，世贸组织一直试图通过谈判降低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新闻周刊》的文章却指出，多哈回合谈判成功与否，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影响并不大。世贸组织若乾脆结束谈判，对各种区域贸易谈判来说或者是件好事。

　　多哈回合旨在通过消减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2001年，世贸组织的专家评估，把贸易壁垒减半，每年将为发展中国家增加2千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受益不会流向尼日尔或尼泊尔这些国家，而是中国和巴西等国。

　　纵使多哈回合谈判一直没多大进展，但是过去10年的其他各种贸易谈判却未因此陷入瘫痪。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签署双边或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议。这正是自由贸易的前景：追求务实的区域协议，而非全球性的乌托邦。
 
　 “一票否决制”既是世贸组织的优点，也是其缺陷。从理论上说，否决权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必被迫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然而在实践中，让153个成员都同意降低贸易壁垒，无异于教一群小狗学花样游泳。总有一些国家采取不配合的立场，例如加拿大一直坚持其独特的供应链管理系统需要体现在全球协议中，法国则不同意在穷国未做出重大让步前减少其巨额农业补贴。

　　唯一可行的道路，是从世贸组织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世贸组织，多数国家仍可继续与区域贸易伙伴进行谈判。最终，全球将形成若干个大型的区域性贸易集团，每个贸易集团中都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员，有富国也有穷国，他们互取所需、互惠互利，多数的贸易将发生在集团成员之间。久而久之，这些大集团也会在利益主导下，有动力展开集团之间的谈判。

　　这才是全球贸易谈判的真正前景。世贸组织将被淘汰，贸易壁垒也终将通过以上机制得以降低。▲◆★●■☆

中国不戴全球老二帽子　不当二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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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1年2月22日电／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国家宗教局前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的评论文章说，GDP排第二，当然来之不易，我们也为之高兴，但不必忘乎所以，更不会被人忽悠。今天的中国，不当头，也不会做附庸。

文章如下：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8万亿美元，
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而5年前中国还只有2.3万亿美元，只占日本的一半。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于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华尔街日报》惊呼，“此次新排名标志著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

　　于是，“世界老二”的帽子飞过来了。英国博彩公司下注，赌已是“世界老二”的中国将在202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是老二，就要负老二的责任，大气减排要承担责任，石油价格高涨要负责，人民币汇率要升值，金融领域要开放，对外援助要增加……随着老二帽子的飞来，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二氧化碳排放大国责任，各种“中国责任论”纷至沓来。

　　且慢！　

　　GDP排第二，中国仍不是老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100位左右。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即使按照中国人年收入1300元人民币的贫困标准线，也还有4000多万人没脱贫。

　　GDP排第二，中国仍当不了老二。对世界经济格局而言，GDP位次的变化具有标志意义；但对中国或世界来说，并不意味着一个经济强国的横空出世，更难指认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位居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层次殊异，且常年处于“世界工厂”的下游。“中国GDP超日本并没有改变什么：中国仍极度贫困，但增长迅速；日本虽然相对迟滞，但仍然富裕”，还是那家《华尔街日报》如是说。何况，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GDP这一重要指标以外，还有人均GDP，还有科技创新、社会管理水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国家形象、价值观输出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当年美国人沾沾自喜时就大声疾呼：“我们的 GDP确实惊人。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　

　　GDP排第二，中国也不当老二。从历史经验看，老大总是要不断地打压老二。比如曾经的世界第二——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美国分别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苏伊士运河事件、“星球大战”和经济掣肘，不遗余力地打压。结果，都没能当成老二。

　　GDP排第二，当然来之不易，我们也为之高兴，但不必忘乎所以，更不会被人忽悠。今天的中国，不当头，也不会做附庸。不惹谁，也不怕谁。不会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13亿人民根本利益的苦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然要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繁荣，尽力尽责，携手同行；但当然也要量力而行，承担自己应该且能够承担的国际义务；更要韬光养晦，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争取更为协调、平衡、可持续地发展。

　　老二帽子咱不戴，“二傻子”咱不当，“二杆子”咱不干。▲◆★●■☆

北京人口规模超过环境承载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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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综合2011-02-22讯）北京人口快速膨胀，2009年底达1972万人，突破了2020年的控制目标。这个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经济参考报》报道，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的数字，不只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

　　报告指出，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一是常住总人口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也已超过1000万；三是户籍人口快速增长；四是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如果不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势必达到2300万人，2020年势必突破2500万人。

　　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正挑战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

　　报告指出，北京的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活用水已占用水总量的44%，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此外，人口多也造成北京道路拥堵日益严重、公共交通不堪重负；生活垃圾处理困难。在义务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就业服务诸多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报道也指出，今年北京地方两会的人大代表议案最集中的就是交通和人口问题，分别有30件和12件，共占总数的18%。北京人大议案组负责人梁平表示，“其中这么多代表的议案都针对交通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上，历史上从未有过”。

　　“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2011年至2015年)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强人口调控管理”，“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报道说，从交通到人口，从属地问责到加强规划，一场为城市发展减负的大战役已经揭幕，北京开始向大城市病全面宣战。▲◆★●■☆

中国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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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22 ：资料图：去年9月，胡锦涛在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无限敬意和怀念。

　　中评社香港2011年2月22日电／英国《金融时报》2月22日载文《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摘要如下：

　　随着中国“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中国人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 ——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rdquo
;，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中国人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

　    ☆ 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 “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

　　☆ 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

　　☆ 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

　　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人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 ——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这一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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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2-22：资料图：去年10月欧盟外长会议结束，仍未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中评社香港2011年2月22日电／英国BBC网2月21日载文《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说说而已？》，摘要如下：

　　欧洲对中国武器禁运长达20多年，不时困扰双边关系。

　　从2003年初开始，就是否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欧盟展开争论，迄今8年，相当于中国抗日战争持续的时间。这当中，不断有欧洲政府首脑出面，提出这个话题。其中，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走得最远：这位德国总理2005年4月在德国联邦议会中，不惜和议会99%的多数翻脸，提出各种理由，要求欧盟取消开始于1989年的武器禁运。

施罗德功亏一篑，难道它国能做到？

　　现在，来自西班牙乃至法国的一些媒体和政治头面人物，再度把这个话题提上欧盟的议事日程，很引起中国一些人的热议。国人议论，莫衷一是；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施罗德当时功亏一篑，德国做不到的，西班牙和法国能做到吗？

　　欧盟20几个成员国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显然是最浅显的理由。

　　但认真考察施罗德在这个对华最大难点问题上未能如愿的背景，不难发现：阻碍欧盟做出有利于北京决策的，远不止欧洲意见纷争。真正的绊脚石，首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利益同盟。这其中，美国及其盟友英国地位极为重要。现在首先反对西班牙政要提出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又是英国。伦敦分量有多大，只要看看欧盟外长阿士顿在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反对解禁后不久就表态说，她提出这个话题无非是要继续有关讨论，就昭然若揭了。阿士顿言下之意：议而不决也无所谓。

欧盟内三类国家反对，柏林观望

　　来自美国